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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苍茫:追忆父亲李峻岳渐行渐远的身影》(1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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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四清运动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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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10月西南师范学院成为四川省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试点院校。11月7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林琳部长率领的80余人的工作组浩浩荡荡开进了学校。林部长作动员报告,指出阶级斗争在高等院校还是很尖锐的,宣布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即将在学校开展。然后学院张院长宣布:每周三、六、星期日之下午为全校教职工参加运动开会时间,党员再加星期日及星期二之晚上。这一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一开始在农村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又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场运动的宗旨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来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场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将横扫校园,人们在大风大浪中被推撞揉搓,胆颤心惊,人人过关,触及灵魂。


                            2


    四清运动中西南师范学院第一大案是周惠黎事件。周是一位按摩师,被图画科教师韦怀杰介绍到学校来,他在学校三年又两个月,以按摩为名,散布迷信,拉拢各级干部,使学校部分领导干部成为他的忠实信徒。周惠黎说,打坐到了家,体壳可以破壁而出,神魂游于千里之外,可以成为天通眼,能听能视于千里之外。气功可以使人“改恶从善”,“可水上行走”,“可以长生不老,返老还童”。如一位校党委委员成为其信徒,打坐入迷,口吐血沫,在地上打滚,口中念念有词,且到处表演。到北京出席高等学校教学会议,也表演献丑,有饭店女服务员,看他打坐,他竟说:“阴人远避。”甚至裸体一丝不挂,一手抓住生殖器,一手护住肚脐,大喊他要死了,赶快救命,让人把他赤条条地从屋里抱到院子里晒太阳,叫做吸收日月之精华,同时脚不能着地,着地则将一命呜呼。


    随后学院张院长代表校党委对周惠黎案件上当受骗,未能识别真假,明辨是非的错误做了检讨。中文系老教授吴宓对张的检讨在日记中作了评论:“求生‘保命’,人之常情,岂可谓错?然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彼不读书,不明理之人,以魔术求长生,求神通,则谬戾滋甚耳。”


    周惠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由公安机关拘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引荐周惠黎的韦怀杰自杀,自溺于音乐科旁之水塘,被定为畏罪自杀。政教系某党员助教,因运动中遭受斗争,在一空室中悬梁自缢,经多日尸朽烂,始被发现。物理系一右派助教也自缢身亡。全校召开对敌斗争大会,被斗争的对象有十余人(其中有两人是我同学的父亲,这些同学在第二年的高考中,只能遭受到落榜的命运),这些人多数是因为有历史问题,也有的是因为被认为有修正主义言论。后被斗的生物系教师汪某在家中自杀,颈子上砍了一刀,疼痛难忍,钻入床下叫唤,被人发现,用小车送入医院救治。还有一教师跳嘉陵江自杀,正值严冬,寒冷刺骨,嫌冷爬上岸,被定为破坏运动的现行犯。


    许多与周惠黎有交往或参加过按摩的教职工受到批判,清理,打击了一大片。如中文系一教授写了《赠周惠黎》一诗,内有两句:“君有青囊能济世,我添白发愧无功。”其中“能济世”与“愧无功”被批为与周惠黎共同致力之某种事业,质言之,即反革命活动,而非指医术高超。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有参加民盟的老师要求退出民主党派,说那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有一位教师将小组会上群众揭发总支书记的情况,向书记通风报信,以此巴结,没想到书记不领情,将此情况汇报工作组,该教师讨了个没趣,碰了一鼻子灰,反到受了一通批评。(“文革”后,1979年周惠黎事件得到纠正,宣布周是行医,不能定为反革命活动,因之与这一案件有牵连的同志都可以得到纠正。)


                             3


    外语系工作组正副组长是亓顺龙和孙登临,都是老革命。韦怀杰是山西人,和父亲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是同年级校友,因成绩不好,未毕业,转到正阳法学院毕业,和父亲属一般熟人关系,但父亲被韦怀杰拉下水,在周惠黎那儿按摩了十八次。因此父亲交待了和韦怀杰的关系及按摩次数,在小组会上受到批判,并被认为认识肤浅,要继续深刻检查。第二次检查,父亲上纲上线,说自己当时胃病基本上没有发,并不痛,而韦怀杰硬要拉去按摩,这是为反革命分子壮大声势,长反革命分子的锐气,做了反革命的俘虏。另外无病而去按摩,不是虚耗人民财产吗?党性又在何处?这样才基本过关。


    在学习会上父亲发言暴露思想,谈了自己的三个顾虑:1、对党总支书记谭敏有顾虑,将来可能还是她当书记,提了意见,怕将来她心里记一笔账;2、怕搞到自己头上,英语教研组教学存在问题不少,民盟小组的工作一塌糊涂,追究起来,自己都不能辞其咎,检讨起来,可以车载斗量;3、怕与老知识分子扯破脸皮。在会上有老师揭发父亲教导学生学习方法时,以商人追逐利润相比。父亲回忆是给学生讲读书方法,有四个字: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父亲引用了一段古语:“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詠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这是曾国藩的话,父亲很欣赏,但当时不敢说这是曾国藩所言,只说是古人语。另外还揭发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表现不好,编了什么顺口溜:“夕阳西下吃不饱,孩子叫老婆吵,活着不如死了好。”对于引用古人语,父亲只有检查自己缺乏阶级分析观点。对编顺口溜,父亲则向工作组反映,自己从不编顺口溜,在党内学习时经常大胆暴露思想,可能是有人连贯编纂起来,替父亲编的顺口溜。


    在党内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有党员同志作自我检查后,父亲发言给他提意见,工作组一位同志阻止父亲发言,说现在主要是检查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是否和平演变了,目前不对他人进行批判,因为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未铲除,不可能对别人进行正确的批判。会后父亲不禁胡乱嘀咕起来,有些不服气。有一党员教师对父亲讲:“早点交待自己的问题,积极参加运动,争取仍留在党内。”父亲说:“我虽有缺点,自忖不会那样严重。”回家后,父亲思绪萦怀,久久不能入睡。


    父亲整天考虑自己的问题,并写成书面材料交工作组:1.重新认识家庭出身;2.红专问题;3.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脉相通;4.三年自然灾害艰苦年代的表现及思想活动;5.工作作风问题;6.立场问题。解放初的“三反五反”运动,父亲曾是积极分子,这次运动感到使不上劲,心中苦闷,应当挖掘思想,进一步揭发系上存在的问题及自己个人的问题,力争不愧党员称号,争当四清运动积极分子。在运动中,父亲小心谨慎,一次一位关系不错的女教师送给母亲十斤糯米票,说是侨汇供应票证,不是实物,也不是礼物。在党小组会上谈及此事,大家都主张退回去,但父亲有点犹豫,考虑:退回,则那位女教师背包袱;不退,则自己背包袱。党小组长说:“宁让她背包袱,不要自己背包袱。”去工作组问亓组长,亓说:“还用问吗?给人家退回去就是了!”父亲才下了决心去退还,并检查了自己爱面子,怕得罪人,斗争性不强的缺点。这可能是当时老知识分子的通病。有一位老教师在辩论会上发言,不敢看人,怕人面部表情不满,见年轻同志记笔记,疑心是记自己的错误,心里便慌起来。谨小慎微,被人讥笑为“抱着卵子过河”。大学者吴宓在日记中记道:“近日甚惧运动座谈会,每星期日、三、六,辄忧心惴惴,到会时,宓心脏大跳动,若有大祸将临者。”


    父亲的努力得到工作组认可,他们说:“李峻岳那人不错,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一些小组会议也放手让父亲主持,开斗争会时父亲参加战斗小组并重点发言。工作组亓组长很欣赏父亲,一次他对父亲说:“老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读了不少的书。你的外文程度如何,我是外行不懂,从你的文笔上看很有点学问,我很欣赏你写的东西,有时竟击节赞赏。”


                             4


    外语系在四清运动中的重点人物是党总支书记谭敏,老教师刘元龙,年青教师向师元。


    谭敏检查了工作中的错误,要经群众通过,叫做“下楼洗澡。”先在党内检查,给她下楼前搭一段梯子,由于对运动的不理解,连续四次检讨均未过关。谭敏感到很伤脑筋,她对父亲讲:“老李,我真担不下这付担子来。认识提不高,我只有这样的水平,怎么办?”边说边哭,真是如泣如诉。父亲按照工作组开小会的精神,一边开导她,一边批评她,要她不要考虑头上的乌纱帽,目前只管实事求是地深入检查,不计其他。将来若组织上信任,让你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只要改正了错误,不坚持错误,同志们就会欢迎你,仍然会服从你的领导。临近运动即将结束前,为了尽快恢复总支正常工作,工作组先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会,为之疏通,然后先在党内下楼,勉强过关,再在全系群众中下楼,只用了一节课即走完过场,草草收场,谭敏仍任她的书记,其实她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向师元是年青教师,没有历史问题,主要是对中苏之间的分歧斗争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并且宣称有坚持自己立场的自由,因而作为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走上邪路的人,而受到批判。那时,修正主义分子可是一顶十分吓人的大帽子。四清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向师元以后的生活,由于思想压抑,他曾到精神病医院治疗。


    另一重点人物是副教授刘元龙,外语系的语法权威。刘元龙和恽代英是武昌华中大学的同班同学,刘元龙曾任过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官和第二集团军及军政部英文秘书,因而落下历史问题。另外刘元龙对中苏的分歧认为是吵架,希望兄弟之邦应互相忍让,不要走极端,以免决裂,两败俱伤。这些观点都被作为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刘元龙在会上发言称:“我不配当修正主义,我只能说是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是从马列主义者变化来的,修正主义是修正马列主义,我本非马列主义者,怎么能变成修正主义者呢?”


    因父亲负责民盟工作,与刘元龙在一个民盟小组,所以工作组安排父亲了解刘对运动的认识,并要求写出书面报告。父亲到刘元龙家,和其摆谈,刘反映苏联当局镇压学生反美游行,使他对修正主义的幻想破灭了。但他又产生新的问题:《人民日报》批判苏共《分裂会议公报》,说是开的“非法”的分裂会议,刘认为二十六个共产党有十九个参加会议,是多数,怎么能说是非法的呢?父亲解释,世界上有八十多个共产党,并非只有二十六个,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分裂为两派,很多参加会议的是修正主义党,而非真正的马列主义党。刘又问:工人党也是共产党吗?父亲解释说:有些国家的工人党或劳动党就是共产党。最后刘说:“你要像今天这样帮助我,我就不会犯那样大的错误了。”对刘元龙的问题,父亲有点耿耿于怀,作为民盟小组组长,平时对刘的言论没有批评,斗争,自己是有责任的,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要彻底批判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员。谈话后,父亲追记了一份谈话记录,向工作组汇报,按工作组要求,要记录原话。工作组亓组长看了《谈话记录》,给父亲提意见,在《谈话记录》中父亲写道“要痛改前非,做一个好党员。”亓组长说,在刘元龙面前检讨说“痛改前非”,这是丧失立场的表现。回到家后,父亲越想越不对,自己虽然觉悟不高,怎么会在刘元龙面前说这样没有原则,丧失立场的话呢?原来是写《谈话记录》时“笔下走火”,将在日记中自我检讨的话写了上去,想起来不仅哑然失笑。后来父亲又向工作组说明,两位组长也不觉失笑,说:“你既没有说这句话,那就算了。”


    在民盟组织生活会上,父亲帮助刘元龙提高认识,刘称他已经有所认识了,但和他绕两个圈,他又糊涂了。问他:究竟修正主义变不变?究竟苏联反帝不反帝?他还是主张修正主义的本质要变,而且认为帝国主义也要变,因为“外有人民的压力,内部也逐步产生有些自觉,那怎么会不变呢?”他又说:“不变就符合辩证法吗?唯物辩证法是主张变的,不变就不是辩证法了。”他还说:“不变,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都活不下去了,怎么会不变呢?”父亲驳斥他:“帝国主义活不下去,就要垮台了,这你考虑过没有呢?”他回答说:“我没有考虑过帝国主义会垮台。”在极左僵化的思潮下,刘元龙的不合规格的想法自然是异端邪说了。以后在教研组学习会上刘元龙又重复他的观点,遭到年青教师的痛斥,并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


    在全系批判大会上,父亲批判了刘元龙的修正主义思想。第二天刘来找父亲,说:“你昨天对我的批判都是事实,没有半点虚假,都是我讲过的话。尤其好的是你把说话的时间都说出来了,都是1963年以前,是开展反对修正主义运动的初期。”刘很聪明,知道自己的言论若出在反修的初期,能减轻他的错误。但他又说:“昨天你的发言,一切我都能接受,只是你说的: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这句话不能接受,照那样说,你是断定我不能改变了。你对我究竟有什么看法,我是否真不能改变?”父亲回答:“我的那句活是警告性的,是震聋启瞆。究竟你能否改变,我不能替你肯定,全靠你自己。”其实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一样,都同样有思想包袱,不说两句狠话,不上纲上线,批判者自己也是过不了关的。


    对刘元龙的斗争是采取小组形式,在教研组小房间,斗争小组共九人,正座三人,工作组组长及组员,支部书记谭敏,两旁各三人,父亲在其中,刘元龙坐在工作组组长的对面,是受审地位。先后斗争了三次,刘元龙最后作了检查,交待他的历史问题,以及其错误思想的根源,大家帮助分析批判。每次散会后,工作组孙组长均嘱父亲和刘元龙一道回家,途中可作点工作,安定其情绪,有时还到刘的家中坐一会儿,主要任务是给他吃“定心丸”,以防他承受不了出意外。这位清朝(1896年)出生的外语教授要去弄懂革命理论,又不会说顺应形势的假话,要在反复的批判斗争中接受洗脑,真是有点难为他了。


    “文革”后,对刘元龙的问题, 父亲曾有一个自我检讨。1983年1月23日日记中父亲写道:“整党,个人对照检查。上午我争取发言,准备不够,没有说到点子上。检查这些年来执行‘左’倾路线情况,自己既是执行者,又是受害者。所内咎者唯刘元龙之情况:我是民盟组长,刘是成员,他很老实,想不通的,不满的,就说出来,尤其是在民盟组织生活上。‘四清’以他为重点批判对像,那些材料都是民盟供给的,亦即从我的记录上抄去的。当然也有‘四清’时,在民主党派的‘神仙会’上向党交心的材料(那次是王长楷参加的,与我无关,那些材料可能更赤裸些)。文化革命中刘元龙遭劫很惨,也还是那些材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今天我在检查时,数次哽咽,说不下去。刘老已下世(刘于1975年因病在成都去世),否则我还要写信向他道歉的。但我当时是执行党的政策,并无个人私心想‘整’他,这一点是可以自谅的。刘老泉下有知,不知能谅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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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7月17日工作组撤离学校,四清运动历时八个半月结束。学院各级领导绝大多数“下楼洗澡”都顺利过关,这场运动对于他们改进工作作风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党员重新登记中绝大多数也顺利过关,只有少数“暂缓登记”,极少数被开除出党。在运动中“政治工作第一”,运动压倒一切,教学、科研都要为运动让路,严重干扰了学校正常工作的进行。运动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对阶级斗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因而伤害了不少人,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对于批判会,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深恨诸人语气神态之粗恶横暴,私叹旧中国与今之欧美皆无如此之审判方式。不幸哉,吾侪乃生于此时代之中国也!又不幸哉,宓不早死!倘在1964年八月以前,宓即死去,亦可免见类此之奇耻大辱。今陷此运动中,真有‘求生不易,求死亦不得’之苦况也。”


    四清运动中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作为革命主要对象的提出,直接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准备。用工作组凌驾于单位领导之上,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这些都是“文革”初期的手段,所以四清运动是“文革”的前奏曲。“山雨欲来风满楼”,透过四清运动的迷雾,已经可以依稀预感到更大规模政治运动的腥风血雨。不过四清运动还未达到“文革”那样的疯狂,大辩论,大批判都还是“文斗”,未发展成“武斗”。西南师范学院作为四川高校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两年后谁也没有想到在“文革”中会发展为重庆市武斗惨烈的战场,老师学生逃离家园,逃离学校,四处避难,不敢回校。四清的试点学校成为遭受暴力武斗的典范学校,四清埋下的“极左”种子,在“文革”中发芽长大,开出罪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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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8-11-15
第十二章  成了一只活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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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1961年写了一个历史剧本《海瑞罢官》,曾在全国各地上演,当时北京各家报刊曾发表多篇赞扬的文章。到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认为吴晗歪曲历史,指出这出戏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要痛加批判,肃清流毒。这样到1966年逐渐掀起了一股批判文艺界毒草的浪潮,田汉的戏剧《谢瑶环》被批为大毒草,批判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批判历史学家剪伯赞。当时我刚读大学一年级,班上团组织要求大家积极写批判稿,正努力靠拢团组织的我还写了一篇批《兵临城下》的稿件,送到学校广播站播出。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就要来临,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老百姓们还蒙在鼓里,知识分子们也天真地认为仅仅是一场文艺批判运动。到5月初,外语系教师党小组组长王长楷还把父亲和青年教师周开鑫叫来,三人负责搜集整理资料,准备开展文艺批判。

    5月9日《解放军报》以显著位置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为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指出邓拓、吴晗、廖沫沙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还发表长篇材料,题目是:《邓拓<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摘录《燕山夜话》内容,每条之后加了按语,供读者对照,比较,批判用。前几年《燕山夜话》曾分成五分册出版,父亲很欣赏其中的一些历史典故知识,所以出一册就买一册,还让姐姐在北京购买寄回。仔细阅读了高炬的文章,父亲感到不寒而栗,对于自己前几年阅读时居然没有看出问题,感到自己觉悟太低,阶级斗争观念太薄弱。

    一次我们的干妈涂有芸到家里玩,父亲和她谈起学院的阶级斗争情况,因而谈起在工作中要加强政治学习,突出政治,顺便谈到母亲家务搞得多,政治学习少。当着干妈的面,母亲感到很没有面子,马上哭泣起来,说父亲看不起她,家里孩子多,家务重,经济紧,又要给祖父寄钱等。到晚上睡在床上,母亲仍啜泣不止。父亲后来想到母亲当时刚洗了一大盆衣服,很劳累,正在这当儿,父亲指责她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她因而冒火,是可以理解的。事后思之,父亲亦颇后愧自己粗鲁造次,不能体谅母亲。

    第二天是星期日,母亲上午睹气去办公室读报纸文件,家务事全丢给父亲。中午母亲没有吃饭,午觉后又上街买肉及面条,晚上吃炸酱面。她可怜住校的六弟在学校伙食不好,星期日回家,不给他改善一下伙食,心里过意不去,真是一片慈母心!

                           2  

    5月7日,学院徐方庭院长对全校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宣布将在本院开展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说:有钱的人,是不赞成革命的;知识多的人,是不赞成文化革命的。6月7日起停课两周,专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想到这个课一停就停了几年,直到1969年建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之后,才断断续续上了几节课。我记得大学毕业时,毕业证书上赫然写着几行字:五年学习期满,经过四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该生政治,学业,身体合格,准予毕业。(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一九七0年八月)。对“文革”中毕业学生的怨恨之情跃然纸上。到改革开放时代评职称,定级别,这几行刻薄的评语所起的负作用就显现出来了。所以1978年我拼命考了一个川大“进修班”,重新“回炉”学习,前后在四川大学整整读了七年书,终于换了一个文凭,摘掉了“红卫兵学员”这顶帽子。

    6月17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要彻底改革高考制度,把1966年的高考工作推迟半年举行。结果直到1977年才恢复正规的高考,已是11年之后了。这直接影响到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对我家来说,则影响到四妹秉珏。当时父亲和母亲合写了一张大字报,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定。父亲还给四妹写信,教育她听党的话,党指向哪儿,就奔向哪儿。四妹成为我家六个子女中唯一未读大学的人,虽然是一种遗憾,但四妹以后上山下乡当知青,然后参加工作,在改革开放中下海自谋出路,夫妻二人经过一番奋斗,也获得成功,生活过得不错。

    市委派驻西南师范学院领导运动的工作组于6月中旬进校。6月18日学院党委书记张永青作动员报告,代表党委表示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号召师生给党员贴大字报,揪出学院的牛鬼蛇神。

    6月2日,政教系党总支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秦朝亨被揪出,三教学楼前贴了很多大字报,其主要罪行是讲课中用马列主义哲学排挤毛泽东思想,以及对突出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戏谑、讽刺等。这是学院里当天的头等大事,在教师中引起震动,不少老教师及曾经受过这样那样批判的教师都有些恐惧。6月6日,外语系教师刘元龙、赵维藩、刘炽亮、张先全被贴了大字报,一律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后大字报如雨后春笋,越岀越多,铺天盖地,似汪洋大海,被贴大字报的教师越来越多。父亲的老朋友潘仁斋也被揪出来,中文系教授杨欣安被揪出并开全系大会批判。一时人心惶惶,老教师们都如惊弓之鸟。仿照北京揪出“三家村”,西南师范学院也揪出“四家村”:王逐萍、高涯生、姚大非、秦朝亨。四川外语学院(此时已迁入西南师范学院校园内)的教师罗世清是个华侨,被学生戴上高帽子游校园示众,路遇担粪农民,听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农民二话不说,舀了一勺稀粪淋了罗世清一身。杨欣安,罗世清大字报极多,还画了漫画,杨、罗二人为人首而虎身或蛇身,无产阶级少年勇士以矛刺其喉,以剑断其头,以足踏其背,极愤怒勇猛之情态。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外语系马上组织学习,边读边议。有教师提出:事无巨细,不分大是大非或小是小非都可以贴大字报,愿说什么就说什么,譬如撒网,能网住小鱼,大鱼自然在其中矣。然后再分析分类,区别问题大小及矛盾性质。有人赞成这一说法,很多人不赞成,父亲也不赞成这一说法。随后系总支动员党团员干部带头写大字报,大小问题,党内党外都可以揭发,并且首先揭露党内问题,这样带动全系师生,特别是还在观望不动的中间群众,积极投入运动,写大字报揭发问题。工作组提出:为了发动群众,那怕是“道听途说”的事也可以写大字报。那个时代混乱正在取代法制,野蛮正在取代文明。

                            3

    7月11日英语教研组的青年教师给父亲贴了大字报,共计42大张,贴了好几面墙壁,标题是《李峻岳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父亲认为,群众揭发,虽然分析时上纲上线,拔得很高,但大部分都是事实。有一老教师幸灾乐祸地对母亲说:“喂,若是给你写大字报,还写不了四十几张。”母亲很生气,对父亲讲:“谁叫你爱到处乱说话,活该!”大字报中有一条说我家的孩子们都读过《燕山夜话》,说我不但把《燕山夜话》拿到西师附中去毒害同学,还把该书带到川大去。母亲对这一条很反感,因为全家孩子中只有我读过《燕山夜话》,因我住校,就带到附中去读,以后考上川大,并未带到川大去。“文革”一开始,批判《燕山夜话》,父亲就将《燕山夜话》交到党支部,许多年青教师和学生还像看稀奇一样拿去传阅。

    接着学生二十余人又贴了父亲的大字报,计32大张纸,是根据《李峻岳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的内容,提出来加以批判,其中事实曲直,他们并没有搞清楚,因而击不中要害。父亲看了暗笑,但觉得学生的精神可嘉,自己虽是党员,但是从旧社会来,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的思想意识还相当多,甚至很严重。

    教研组学习开会时,开始避开父亲,会前会后均不再给父亲打招呼,也不让父亲主持会议了,看来是把父亲作为党内有问题的人看待了。父亲知道自己主持教研组多年,问题可能很多,但自信对党忠诚,不可能会蓄意反党,相信最终会把许多问题搞清楚。

    在被贴大字报的同时,父亲也积极写大字报,写党总支书记的大字报,写老教师刘元龙,赵维藩,何其愷等人的大字报,这些老教师也给父亲贴大字报。互相揭发,甚至一家人之间互相揭发,“八亿人不斗行吗?”人们这么疯狂,忘我地互相斗争,原因有两个:一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崇高威信,绝对权威,一声号召,大家就会风起云涌地响应。《人民日报》一个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可以在全国掀起滔天巨浪。二是恐惧。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体验到专政铁拳的厉害,对权力和专政产生恐惧,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一种思潮,在滚滚洪流面前,顺之者生存下来,逆之者自寻灭亡。

    7月30日,又有几位青年教师贴了父亲的大字报,说父亲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政治野心家与阴谋家。特别严重的是抛出了一个钢鞭材料,说父亲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父亲回忆是50年代,外语系调来一位L教授,有一次L对父亲说:“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原是电影演员蓝苹。”L自称和兰苹很熟,兰苹从上海到延安去,L还给她饯行。L说:“谁知以后竟和毛主席结了婚。”父亲有一次和党支部书记在路上相遇,一起行走时,将L的话向书记汇报,书记说:“主席一切都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党中央为了照顾他的情绪而迁就了他。”当时父亲对这句话很吃惊,知道传出去后果严重。因此,这件事一直埋在心里,从未声张过,连母亲都未告诉过,现在这句话倒栽到父亲头上。大字报还说,当时有人反驳父亲,父亲还顽固地坚持说:“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生活上是不检点的。”父亲又把大字报仔细看了两遍,一位守大字报栏的女学生狠狠地盯了父亲一眼,表示出她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满腔仇恨。父亲一时很想不通,晚饭后忙拟了一个申诉草稿,也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一边。见党小组长王长楷,王劝说:“你这样搞会犯错误的,搞不好矛盾就会转化。你说没说,真象总会搞清楚,要相信党,不要胡思乱想,可以把经过情况写成小字报,供组织上调查。”是夜,狂风大作,电灯熄灭,父亲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朦胧中自言自语地说:“我没那样说过嘛!”“我怎么能算阴谋家,野心家呢?”一夜不宁。正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以后写父亲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李峻岳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二揭李峻岳》(30余大张纸),《看李峻岳的立场???》(写父亲包庇刘元龙等老教师,共15大张纸),《再揭李峻岳十四条》,《看李峻岳的“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峻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揭深揭透》(有31大张纸),《再揭李峻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等等。

    在全系学习大会上,年青教师认为,目前外语系的问题揭不深透的阻力在党总支书记谭敏和父亲身上。谭敏是这次运动要打的老虎,虽然在四清运动中已对其进行过批判,好像是一只死老虎,但没有完全打倒,余威尚在,有人对揭发她的问题仍有顾虑。至于父亲则仍是一只活老虎,还没有被打过,对揭发父亲有顾虑的人更多。有一年青教师说:“有人要给他贴大字报,事先向他打招呼说‘你要作好准备,明天我要贴你的大字报哟!’这充分说明很多人对揭发他的顾虑很大。”

    就这样,在“文革”初期父亲成了外语系揭发,批判的重点,成了一只活老虎。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父亲是积极分子,“打虎队”队长,想不到现在自己成了被打的老虎,成了革命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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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参加造反

                            1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民盟仍按时过组织生活,开会时有人说,《解放军报》的社论《千万不要放弃阶级斗争》,提得很尖锐,好像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目前局势有似反右前夕光景。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使老年知识分子们心有余悸,他们对政治斗争已相当敏感了。也有教授对运动有怨气,说:“现在的大字报是搞逐步升级。先是零碎的,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然后把零散的材料编纂起来使之系统化,就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这不是逐步升级吗?”

    随着运动的进行,老教师们已有很多人被贴了大字报。在民盟过组织生活时,大家互相展开批评,给被揭发的人提了很多意见,打破了以往总是一团和气的作法,大家都感到这样的组织生活过得很好,有收获。以后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各系民盟小组重点揭露批判全校揭发出的重点人物,如中文系教授杨欣安,然后各系小组长开会,汇报,将情况汇集起来上报学院领导和工作组。

    父亲在1966年7月14日日记中记录了一次全校民盟负责人会,出席者有:耿振华、徐炳旸、杨宗干、张宗禹、刘克兰、黎邦正及父亲。大家把各系民盟成员思想汇报了一通。民盟成员,特别是年岁较大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般说来,不够积极,犹豫徘徊,顾虑重重。有的盟员担任系主任等职务,知道很多内幕,可就是不揭发,噤若寒蝉。有一盟员系主任很少开腔,他说:“给领导上提意见,怕人说是争领导权;不讲话,最多不过说不积极。两者相权,宁可被称为不积极,也不要被人说是争领导权。”他的这种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徐炳旸(外语系教师,民盟秘书)汇报了外语系老教师情况。他说自7月11日李峻岳被青年教师贴大字报后,在老教师中引起震动。老教师吕烈卿说:“李峻岳的材料是凑起来的,没有什么内容。”老教师何其愷说:“做政治工作,真是危险!”老教师闵震东、邹绛等人也很紧张,他们说:“李峻岳比我们强得多,还遭了那么多大字报,我们也不会幸免。”闵震东还说:“看样子,大鱼小鱼都不会漏网。”

    父亲认为民盟成员复杂,实在不易搞好,搞民主党派工作,真是“如履薄冰”。新调来外语系主持工作的总支副书记王有德多次对父亲强调:“你在民盟是给党做工作的,念念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在搞阶级斗争,特别是目前运动中,要掌握盟员教师的情况,不要提供给人家情况。你脑子里旧东西很多,对党的方针政策不要妄加解释,因为有时你解释得不对,一定要按原则办事。”这位新来书记的口头禅是:“党是相信你的。”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父亲认为领导这样经常提醒,经常敲打着,是有好处的。自己头脑中旧东西多,旧框框多,那些肮脏的“破铜烂铁”,确实有危害,愿意下决心改造。父亲被贴大字报后仍去做老教师工作,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一次父亲访L教授,L谈自己对运动的认识后,还“反将一军”,问父亲对自己错误的看法。给父亲的大字报渐渐多起来,看情况将在父亲身上集中一个阶段。这使父亲在民盟的工作更加困难,但父亲仍不放弃,如果需要,他还要去做工作。

    学生给父亲贴的大字报说:直到目前还和牛鬼蛇神赵维藩、吕烈卿之流笑脸相迎。他们不了解情况,父亲是做民主党派工作的,天天必须和这些人打交道,这也是父亲感到最伤脑筋的事。对于教研组年青教师上纲上线地揭发批判自己,笔下“毫不留情”,有些像是对待阶级敌人,只差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使父亲反省,是否在长期的教研组主任位置上有压抑新生力量之处。否则,他们何以怨气冲天,连1958年向党交心的东西,甚至解放初期的东西,都一古脑儿地端出来了。

    到9月5日,学院的民盟组织生活暂停了,成员们都感到有些遗憾,特别是随着运动深入开展,斗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都感到需要互相交流一下思想,互通信息,希望能有多参加会议的机会。父亲主动邀赵维藩、闵震东、张东晓三位比自己年长的老教师坐在一起漫谈,三位老教师都很欢迎这种漫谈方式,赵维藩认为这是一种“创造”,他提议每周举行一次。在民主党派活动已步履维艰时,父亲仍坚守阵地,尽职尽责。

                            2

    1966年8月份,运动转入一个新阶段:批判阶段。9月5日在大操场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斗争两个副院长:王逐萍和方敬。两人分别站在主席台的两端,戴高帽子,弯着腰,两人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系都把运动中揪出的“牛鬼蛇神”带到台上台前,一排一排地弯腰站着,作为陪斗。有人数了数有105人,有人说是119人,外语系有谭敏、赵维藩、何其愷等17人,其它系还有吴宓、盛叙功等人。

    看着台上被重点批判的方敬,父亲颇有感想。解放前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即和方敬同事,成立西南师范学院后,方任外语系第一任系主任。自己的出身、经历、交游、所受教育,有颇多与方敬相似之处。平时也好夸夸其谈,信口开河,解放后尽处顺境,1956年入党以来,在一群由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中属于左派,自觉“鹤立鸡群”,傲视同辈,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感。在外语系教师队伍里,多年以来,也还有些威望,……这些条件都助长了自己的自满情绪,沾沾自喜,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放松思想改造,这是极端危险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对自己的拯救,自己应把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旧习惯,旧意识统统扫除掉。



烟雨苍茫 <wbr> <wbr>第十三章 <wbr> <wbr>参加造反

   (打倒“四人帮”之后,父亲与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方敬、外语系党总支书记谭敏于1977年4月游览阳朔,泛舟漓江,在游艇船头留影。)

    8月29日,外语系青年教师贴出一张大字报,要焚毁圣经,凡有圣经者,限8月30日午夜12点前缴出,准备焚毁。父亲有一本《新約》也交了出来。8月31日,外语系红卫兵给资产阶级“老爷们”下了最后通牒,命令他们把封资修的黑货交出来。接通牒者有:谭敏、张先全、李德才、刘炽亮、蒋良玉、刘元龙、赵维藩、何葭水等人,没有接到通牒者也要清查图书送交红卫兵。父亲清查到午夜二时,共找出50余本书,第二天上交,其中有祖父写的一本《家谱》及回忆录《穷乡琐记》,那是我们家族历史文化资料的一次大损失,我至今感到痛心。(二十多年后,留学归来的七弟李毅在大学课堂讲授《圣经》,受到学生欢迎,听者甚众。《圣经》终于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进行学习和研究了。社会在进步,虽然跌跌撞撞,仍向前迈了一大步。)

    报上发表某工人的讲话:“在旧社会,文化被剥削阶级占有,我们劳动人民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那些喝人血,吃人肉的‘读书人’,他们书越读得多,越是想尽办法压迫剥削我们,还说他们是‘高尚的人’。我们劳动人民是世界的创造者,反而被他们说成是‘下贱人’,骂我们‘土里土气’,‘笨’,连说句话都被他们讥笑。……”脑力劳动者被排斥在劳动人民之外,知识分子成了剥削阶级,被称为“臭老九”,[注1]甚至被批为是狗屎,比狗屎还要臭,狗屎尚可肥田。正在小学读书的七弟李毅,甚至被几个工人子弟用衣服蒙住头,打了一顿。西南师范学院附中也不接收臭知识分子的子女了,我家前4个子女都就近读的附中,以后六弟读的十三中学,七弟读了朝阳民办中学。把人群分为三六九等,人为的制造矛盾、歧视和仇恨。

   [注1]元朝时蒙古民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对读书人极蔑视,将读书人排行为第九等级。其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排在娼妓之后,地位仅高于叫化子。“文革”中知识分子属改造对象,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加上社会公认知识分子爱摆“臭架子”,所以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在“老九”前面加一个“臭”字,那是一个社会最卑贱的阶层。

    10日6日系主任赵维藩被抄家,夫人王桂兰颈上挂一“地主”牌子,在院子里罚站。10月8日上午,有两个红卫兵(大概是西师附中的学生)到外语系将赵维藩押走,到他家的院子里罚站。原因是他的夫人王桂兰把一只金镯(重一两二钱)藏在楼板下面,虽自动坦白交出,夫妇二人仍被罚站。晚9时许,父亲去赵家,屋内无灯,几次敲门,大声高呼赵维藩、王桂兰,不应。父亲心里有些疑猜,怕出事,仍去党总支向王有德书记汇报,又和另一党员同志唐乾义一起去赵家,这次叫开了门。赵维藩这位时年61岁的系主任面如土色,情绪低沉,室内被抄,狼藉不堪,乱七八糟。赵讲述当天的情况后,唐乾义向赵说明政策,赵的情绪神态大有好转。父亲归来又向王有德汇报,已11点半。近两天在家门前罚站的还有陈立经教授全家(其母,其妻和陈本人),熊正伦教授夫妇等。

    父亲在日记中开始记每日的“反省”,以检查自己每日的言行。10月8日[反省]:“在赵家谈话时,说了半句不十分准确的话。头脑里浮现出一个不甚正确的念头,是属于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但是只一闪念,立即克服了。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的毛病之一是:想得少,说得多;不肯周密思考,一味夸夸其谈。人家是吞吞吐吐,话到唇边留半句;我则是淋漓尽致,如长江大河一泄无余,有时甚至引经据典,不伦不类,本来只有一分,却说成三分、五分。对人如此,对已亦然。差强人意的,聊以自慰的,是不回避自己的错误缺点,一旦发觉,立即改正。但是缺点错误有如秋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

                           3

    运动开始后,学院里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和全国各地学校一样,也分成两派,一派称为保守派(保皇派),一派称为造反派。前者为“红旗战斗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队”几个组织,后者为“八.三一”纵队。8月份工作组撤离后,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运动初期,父亲鉴于1957年的深刻教训,处事谨小慎微,总想以自己的经验和阅历来保护子女,让其走正路,不要犯错误。他最不放心的是刚进大学,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我,不断写信给我,反复讲述在1957年,西南师范学院若干年青学生因给组织提意见被划为右派的往事,要我不要参加造反派。我的一位中学女同学给我寄了一本《新阿尔巴尼亚》画报,内附问答题若干,答对可获奖,头等奖可免费去阿尔巴尼亚旅游。该同学认为我爱看书,所以寄给我,让我试一试能否回答书中的问题。父亲知道后马上写信给我,认为哪有这么好的事,一定是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让我将画报交给组织,不要去回答问题。知道我的观点是反工作组,反筹委会的,父亲很着急,给我写信,要我不要跟着别人去造反、乱吼、乱闯。后来知道我参加了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父亲很失望,在日记中写道:“此子头脑太热,方向走斜了,这样会犯大错误的。”

    对于读高三的四妹,父亲也管得很紧。父亲在10月1日日记中记录:“四宝夜深归来,她在学校参加了所谓‘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随大家进城游行,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住了一夜。这一行动是错误的,我闻之甚为生气。夜深给她进行教育,讲阶级斗争,讲目前形势,细声细气地,不动肝火地讲道理,好像她还能够听得进去。夜深,全家都入梦乡,她昨夜在沙坪坝没有睡好,我也疲倦了,午夜时就寝,明天再说吧。”第二天,父亲整天给四妹进行思想教育,反反复复;四妹一忽儿想通了,一忽儿又想不通。父亲颇心烦:这个“八.一五”真是害人不浅。第三天,父亲去找四妹的一位同年级同学,想了解一下四妹在学校参加运动的情况。谁知该同学属“中学红卫兵”组织,支持重大“八.一五”,比四妹还走得远,完全谈不拢,遂罢。



                烟雨苍茫 <wbr> <wbr>第十三章 <wbr> <wbr>参加造反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四妹秉珏)

    10月份我在北京串联,从北京给五弟寄了一本《欧阳海之歌》,内附一信,说父亲给我写的三封信都是错误的,是谭立夫式的,[注2]见不得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应该批判。父亲在翻书时见到了该信,在日记中写道:“这真是要造老子的反了。”

   [注2]:谭立夫,原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查长谭政文之子。1966年,谭立夫在北京工业大学上学期间,因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而名噪一时,在“文革”初期的社会影响极大。后改名为谭斌,曾任故宫博物馆党委书记。

                               4

    1966年9月中旬,四川省各高等院校学生按国务院的安排,陆续赴北京串联,参加了国庆游行,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在这期间,党中央提出两条路线斗争,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各高校筹委会受到批判。10月份,学生由北京返校后,造反派逐渐占据了优势。10月19日晚,“八.三一”纵队包围办公大楼,打烂大门玻璃,破门而入,列队跑步而来,边喊“捉徐方庭(院筹委会主任)”,蜂涌冲入大楼。父亲正在办公大楼看大字报,见此很着急,心想共产党员岂能袖手旁观,党的机密文件都在三楼,一定要保护。乃夺路而走,欲打电话,通知外语系党总支,见保卫科老向同志正在打电话,知他正在设法,心才安定下来。办公大楼被“八.三一”纵队整整包围了两天,最后达成协议,筹委会将整理的“八.三一”纵队材料,包括录音磁带和胶卷交给“八.三一”纵队,“八.三一”于22日晨6时退出办公大楼,大楼解围。10月25日11点多,“八.三一”纵队捣毁院筹委会,冲进办公室,抢走筹委会公章,抬走装有整理大字报材料的箱子,占领印刷所以及第一教学楼,夺了学院的领导权。父亲认为这种行动是越轨的,不知造反派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干。父亲虽然对造反派的过火作法有看法,但在全国一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中,立场逐渐站到了造反派一边,也认识到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运动。

    11月2日,外语系办公室主任池仲文贴出一张大字报,揭露学院筹委会曾召集各系办公室主任和政治辅导员会议,布置瓦解“八.三一”的工作。给参加“八.三一”学生的家长写信,宣传“八.三一”是个坏组织,动员家长拉子女后腿。这是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工人斗学生,动员家长逼自己子女退出“八.一五”、“八.三一”等组织。重庆地区的家长非常害怕自己的子女有“八.一五”的观点,视“八.一五”为洪水猛兽,想方设法阻止子女接近“八.一五”。父亲意识到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这篇大字报轰动了整个学院,马上得到很多大字报的支持,并转抄,多处张貼。

    11月3日,外语系以池仲文为首的25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认为筹委会的产生是非法的,并宣布从即日起不参加筹委会组织的一切活动。父亲和母亲都签了名。父亲终于“造反”了,他感到现在才算完全清醒过来了,也不畏惧了。父亲的政治学习小组长是由系筹委会任命,当然也就“挂冠”而去。

    外语系“八.三一”纵队的学生包围了系筹委会,把王有德等人围在里边,学生要求交出运动中整学生的黑材料。后据揭发,黑材料装在一箱子里,交食堂管理员,要他在灶中焚毁。还有教师揭发,系筹委会也整了部分教师的黑材料,报过三批:第一批有任宝祥教授等人;第二批有李德才教授、吕烈卿副教授等人;第三批中有父亲。闻之不寒而栗,父亲想到系总支要求自己做老教师工作,自己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地去完成,还经常向组织汇报,没想到暗中上报自己的黑材料,不禁感到寒心,有被利用,被愚弄的感觉,更增加了对前一段从上到下执行的错误路线的愤慨。父亲在写给我的信中诚恳地检讨了以前不让我参加造反,拉我后腿的错误作法:“现在我都明白了,我一向不是文过饰非的人,一旦明白真理,就立即向真理低头,改正自己的错误。你和姐姐对我的批评,一点也不过火,我完全接受。希望你今后以革命者视我,以同志看我,不要再以‘保皇派’看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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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不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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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1月16日,外语系参加造筹委会反的教师以“南昌革命造反队”的名义写出大字报《致赤卫队105分队的一封公开信》,计23大张纸,要求参加赤卫队的教师认清形势,反戈一击。随后“南昌革命造反队”开会,讨论目前形势,决定划分小组,积极开展工作。

    12月12日,外语系二十余位教师决定在“南昌革命造反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群众组织,取名为“星火战斗队”。大家讨论同意凡加入的成员,应有一定的条件,绝不能“来者不拒”搞“全民化”,但又不要限得太严。有人提出只要本人和家庭没有重大历史问题就行,另外还要看平时和这次运动中的表现。然后大家自报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有的教师提出父亲的问题来讨论,因为在这次运动中,父亲被贴大字报最多,被揭露的问题也最多。父亲作了一番解释,说明大字报揭发的问题有真有假,自己自信在政治上是无重大严重问题的,参加会议的教师都同意父亲加入组织。

    12日15日,“星火战斗队”正式成立,选出负责人(叫“勤务员”)三人:池仲文、唐乾义、杨润田。勤务员对父亲讲,有同志反映:“李峻岳如也参加组织,则说明运动中所贴的大字报一律作废了。”所以从战斗有利出发,让父亲暂不参加,但还是照旧参加各种会议,一道战斗和工作。母亲则顺利加入了该战斗队。父亲感到有些委曲,大家一起“跳出来”造反,现在他们都参加了组织,而自己独自向隅,不能参加,很有孤独之感。

    全院教师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发了宣言,表示支持“八.三一”纵队的革命行动,有九个群众组织参加,包括“星火战斗队”,中文系、化学系的部分革命教师还没有成立组织,暂以个人名义参加。

   “星火战斗队”的教师写批判系领导执行错误路线的大字报,开始不敢贴,起了草稿交“八.三一”的学生去抄写,去张贴,自己不敢出头露面。后来大家考虑到既未做亏心事,写大字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是毛主席允许的,是正大光明的事,又怕什么呢?父亲提着浆糊桶和青年教师们一起贴大字报。事物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事过景迁,事后觉得胆小得可笑,但在当时确实有点害怕。父亲仍积极参加“星火战斗队”组织的会议、活动,帮助战斗队刻蜡纸,深夜随战斗队的教师们一起上街参加辩论等。学院的老教师被认为有辫子可抓,一般都不敢公开站出来,像父亲这样公开参加造反派的活动的老教师是很少的,在外语系是第一人。

    1967年1月16日,“星火战斗队”开会,讨论吸收新成员,征求被吸收对象的意见,其中也有父亲。吸收对象未参加会议,是背靠背。讨论父亲时,一位党员教师H提出曾给父亲写过一张小字报,说父亲在1962年曾说过江青是蓝苹,并对江青与毛主席结婚发表评论,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H反驳父亲,父亲还说郭沫若和鲁迅在个人生活上都不检点,乌七八槽。去年青年教师给父亲贴大字报,父亲一直纳闷是谁提供的这些情况,引起这场风波。开始还怀疑是总支书记谭敏,因自己写了书记的大字报,是否是书记进行报复,现在才真象大白。1956年父亲和总支书记谈起蓝苹的事,书记议论了两句,父亲自知关系重大,再没有给其他人谈起过,怎么到1962年又去给H讲,还拉出郭沫若和鲁迅来说事。父亲决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也不符合父亲的处事风格。父亲对郭沫若的学识非常佩服,对他的为人是有些非议;但对鲁迅从来就没有说过半个“不”字。父亲还在北京读中学时就听过鲁迅的演讲,对鲁迅很崇敬,一直认为鲁迅的治学和生活都很严谨,怎么会说鲁迅“乌七八槽”。(我记得“文革”后期的1969年,我和几位同学在家里议论江青,说了一些江青的坏话,因为当时大家对“文革”都已感到厌烦。父亲很小心,招呼我们小声点,不要乱说,还不无担心地说:“这一屋子里的人都成反革命了。”)

    这一次父亲又未能加入“星火战斗队”。战斗队成立时,有教师就提出过这一问题,要父亲解释。父亲将自己头脑中知道的情况,事情的经过倾箱倒筐地、无保留地讲出,大家讨论后都没有意见。会后,H表示不赞成,几位勤务员交换了意见,否决了父亲的申请。但又不和父亲明说,转弯抹角地说是怕保守派抓辫子,又说群众有意见,又说等部分外出串联的同志们回来再商量,采取了“两面三刀”的作法。这一次趁父亲不在场,由H作“权威”性发言,一口咬定父亲说过那些话,陷父亲于“被告”地位,等于剥夺了自我辩解的发言权,这种作法十分恶劣。

    第二天,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对昨日之事,耿耿于怀,迄不能释。越想越远,越想越窄:这不是对我搞突然袭击吗?党内同志为什么不事先直接了当和我谈,而偏在大会上宣扬?如果在大会上宣布,又为什么不让我出席?一则让我听听群众的反映,受点教育;二则也允许我自己发言,说明一下我所认为的真象。”对教师H,父亲自认二人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也没有别的矛盾,为什么反复揪住这个道听途说的问题不放,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心烦意乱,又无处可诉说。憋不住,分别找了两位党员同志谈了一番,他们也只能安慰劝勉一番。

    因连日来思想负担重,精神恍惚,一天起床后,父亲竟把眼镜框搞断,上街在一修理小摊上花三角五分钱粘焊住。父亲反思,自己是不是心胸太狭窄了,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就觉得受了委曲,受了冤枉,那么放心不下,那么耿耿于怀?未免气量太小了吧!这说明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自己还没有学好,思想也没做到革命化。

                            2

    学校不上课,父亲感到白拿工资不工作,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过惯了紧张工作的日子,对过无所事事的逍遥生活很不适应,所以父亲积极参加系上及群众组织的活动,而不计较别人是否欢迎自己。外语系组织教师参加劳动,父亲也去田间松土,细雨蒙蒙,衣服都淋湿了,觉得颇有陆游“又乘微雨去锄瓜”的味道。一次晚上十点半有紧急任务,“星火战斗队”成员随“八.三一”同学到20里外的歇马场镇支援“红岩机器厂”造反派,父亲和母亲也积极参加,在学院大校门被学生劝阻回来,因年纪大,不宜“夜行军”,父亲就让四妹跟学生们一起去了。

    造反派掌握学院大权后,对原参加保守派的成员进行了清算和斗争。外语系原筹委会负责人王有德、王长楷被斗争,在新饭厅门前的坝子上,二王站在桌子上戴着高帽子,还有参加“红旗战斗团”的十余位学生也站在台下陪斗。王有德作了检查,强调自己解放前是受苦人,曾在山沟里两次差点丢掉性命,头和腿上都有伤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王有德,因此他对党和毛主席是无限热爱的。他认为在运动初期所犯打压革命群众的错误,是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是好心办了坏事,这是生平第一次犯错误,对有些问题还想不通。他现在的思想是:愿下不愿上,愿去乡村,不愿留在城市,愿意回故乡当小学教师。他的检查当然过不了关,二王再次被批判,并被捆起来跪在地上斗争。一位参加“赤卫队”的年青教师M,从外地串联归来,一进校门就被“八.三一”学生抓住,戴高帽子在校内游行。逼着他喊“王有德、王长楷是我干爸爸”,“我是王有德、王长楷的干儿子”,“我是铁杆保皇派”,“我是保皇的哈叭狗”……M只有毫不含糊地喊不绝声。父亲感到这简直是恶作剧,有些低级趣味,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这样搞实在有些过分,固然泄一时之愤,但是不符合党的政策。学生们则不以为然,他们朗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时戴高帽子游校成风。一次老教师马涤尘因参加“赤卫队”被斗争,并被罚跪。马涤尘偌大年纪,年近半百,且平时是个老好人,和父亲私交不错,虽然在运动中和父亲观点不同,但这样斗他,确实有些过分,父亲听说之后,心里很不愉快。

    对造反派夺权以来,校园内的一片斗争声,对一些不符合政策的过火作法,父亲独戚然不怡,心有隐忧,这样下去今后如何收场。父亲在1967年2月16日日记中写出自己的心情:“日来观察到有些年青同志盛气凌人,满脸怒容,特别是对待参加赤卫队那一群人,更是颐指气使。对待犯错误的人,进行说理斗争之后,只要不是死不悔改,还可以挽救的,就要善言对待,采取帮助的态度,不要像对待俘虏那样(即使是俘虏,也要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若天天给人家脸色看,是不利于他们的改造的。)我卧床养病三周,昨天才去系上学习,年青同志很少有半句寒喧,甚至毫不理睬,未邀他们的青睐一顾,我心里是很凄凉的。因之思绪万端,在脑际回荡不已。”父亲在写给我的信中特别告诫:“从前压迫你们的多数派,你们恨他们。现在你们翻身了(不知是真正、完全、彻底翻身没有),不要采取他们曾对你们的态度。如这样,那不是‘以暴易暴’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对付敌人的,不能拿来对待同学。他们是受蒙蔽的,他们无罪,罪在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一点必须搞清楚。”

   “文革”结束后,父亲由“文革十年动乱”的经历总结出一句教训:“逞一时之快意,遗后患于无穷。”并认为“这句话可选作格言,可传之永久,可与前贤并列。我之子孙其勉哉。”

                            3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造反派掌权后的肆意妄为很快就受到了报应。1967年2月成都造反派围攻成都军区,在军区大门前静坐示威。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由成都军区公布后,拉开了四川省镇压反革命,打压造反派的大幕,这一段历史后来被称为“二月逆流”。

    在“二月逆流”中,“八.三一”纵队被打成反动组织,其头头被重庆警备司令部宣布为是一小撮右派,北碚区公安局拘留了“八.三一”负责人:刘同记、黄自琼、羊衍海、周荣、周德英、史焕发、李盛隆共七人,都带上手铐,用车子押送走。其中刘同记是西南师范学院组织部副部长,被认为是“八.三一”的后台,其夫人谭敏为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在镇压反革命的密锣紧鼓声中,中文系成立了一个“春雷”战斗组,公开向“八.三一”挑战,指出“八.三一”的大方向错了。3月8日“春雷”在重大“八.一五”,北碚区公安局,四川外语学院及西南农学院部分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夺了西南师范学院的大权。“春雷”3月6日贴出大字报宣告成立,3月7日上午据说只有五十人,下午即达一百余人。“春雷”在员工食堂和新饭厅设有登记处,为申请加入“春雷”者大开方便之门,大力扩张势力,如雨后春笋,很快就膨胀成了“春雷”兵团。3月9日,“八.三一”总部宣布解散“八.三一”。这一切使参加“八.三一”的教师们大为恐慌,纷纷退出“八.三一”加入“春雷”。3月19日在北碚解放广场召开全区群众大会,批判“八.三一”头头及其后台刘同记等七人。

    父亲和母亲都未加入“春雷”,他们对突然降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还不能理解,也没有“反戈一击”去揭发“八.三一”的问题。大姐夫在市政府机关工作,曾乘小轿车来,专门看望父亲,劝父亲放弃“八.三一”的观点,父亲没有听从。父亲认为把造反派一棍子打死也是不恰当的。父亲在某日[反省]中记道:“今天没有乱说话,有人问我对某人的看法,我很含蓄地说了两句,他莞尔微笑。我自觉尚得体,既未恶语伤人,又未明确地表示意见,只寥寥两句话,但也表露出了我的态度。”

    父亲最担心的是处在成都川大这一斗争漩涡中心的我,怕我对一些问题想不通,走入歧途。所以3月18日给我拍了一封电报:“父胃出血病危速归”,连同地址共18字,共耗六角三分(电文每字三分,译费九分)。这封电报我居然未收到,可能被有关单位拦截了,也可能邮局不负责任弄丢了。父亲企盼我回家,拍电报后第三天在日记中记道:“三宝今天可以到家,但竟没有来。”第四天又记道:“三宝竟未来。”可见父亲当时急迫的心情。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给革命小将撑腰壮胆。父亲认为,如此文早发表一月,则“八.三一”不会解散。4月3日,“八.三一”新生,从新打起了旗帜。4月8日,在母亲的督促下,父亲给“八.三一”写了一份申请书,坚决要求走革命的道路。但这次又未能通过,还是因为H揭发的那个问题。父亲找“八.三一”外语系负责人谈自己的问题,满肚子委屈,情绪十分激动,竟哭起来,真是“如泣如诉”了。回到家,父亲连夜赶写了一篇《我的申辩》约三千字,下半夜三点才就寝。

    一直到12月25日,经历了若干次斗争的考验,特别是几次大规模武斗的洗礼,在“八.三一”处于风雨飘摇的逆境中,父亲终于成为“八.三一”成员。父亲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1966年11月16日宣布“造反”,脱离筹委会,以后其他一起造反的教师都成了“八.三一”成员,唯独自己靠边站了一年,至今终于被吸收。父亲感到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而不再是一个不被人接受的,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回忆这一年来的斗争历程,父亲问心无愧,感到触及了灵魂,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大有好处。父亲自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因之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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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8-11-15
第十五章  逃离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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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中,重庆地区的武斗规模之大,武器之先进,战斗之惨烈,武斗持续的时间之长,都是全国罕见的。这与当地驻军在“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工作中,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没有“一碗水端平”有很大关系。直到1968年之后,驻军逐渐转变态度,变“支左”为促进各派联合,消除派性,才扭转了混乱的局面。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后,当晚在西南师范学院网球场举行辩论会,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都上台发言,支持“八.三一”,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很多原“八.三一”参加了“春雷”的人员都纷纷声明退出“春雷”,其势如火山爆发,不可阻挡,“八.三一”有重新崛起之势。深夜一时,人们已就寝,广播站发出紧急通知:“全院革命师生支持‘春雷’者去网球场,听解放军表态。”父亲也起床披衣前往观动静。网球场上黑压压一片人,皆是“春雷”及其支持者。各单位表态,秩序很乱。解放军代表表态,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坚决支持‘春雷’。”“八.三一”的成员们都在场外,听到解放军表态很失望,纷纷散去,说:“睡觉去了。”

    第二天,原“八.三一”数百人在大校门毛主席塑象前宣誓,宣布重新成立,又把胸章戴起,并贴喜报吸收成员,外单位很多来校园贴大字报,支持“八.三一”。“春雷”则上街游行,显示自己的力量,并号召革命师生参加,父母都未去。父亲认为:“春雷”已是风雨飘摇,政权不稳,如无驻军支持,昨夜就垮台了。

    4月4日上午,北碚区公安局来学校释放“镇反”中被抓的“八.三一”勤务员:周荣、羊衍海、李盛隆、史焕帆等人。秩序极乱,很多大学及中学的群众组织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八.三一”新生,公安局不能维持秩序,乃宣布散会。但群众不散,发言者照旧,至下午二时始散。

    4月5日,在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农学院两个“八.二六”的大力协助下,“八.三一”冲上红旗大楼(即现行政办公楼),从“春雷”手中夺回广播站,宣布从4月5日22点10分开始,“八.三一”接管西南师范学院党、政、财、文大权(实际上财权未能接管,一直掌握在“春雷”手中)。午夜12点重庆警备司令部张营长来和“八.三一”负责人谈话,表示欢迎“八.三一”新生,承认“八.三一”是革命左派组织,并要求在夺权斗争中不能搞武斗,不能打人,不能损坏公物。由于警备司令部仍支持“春雷”,所以“春雷”没有崩溃,它的残余部队集合起来,唱着歌,满腔悲愤地上街游行。

                             2

    重庆形成两派斗争,一派称为“革联会”派,或“保”派,即保“革联会”派(以重大“八.一五”为首,故也称“八.一五”派);一派称为“反到底”派,又称“砸”派,主张砸烂“革联会”,“八.三一”是反到底派的主要成员。两派都自认是革命的左派,都认为对方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从一开始两派斗争就很激烈,甚至你死我活。从今天看,这一场斗争毫无意义,但当时大家脑壳都进了水,或者被驴踢了,就是要争个输赢,就是要斗下去。

    4月21日,重大“八.一五”派来25辆车子,满载人员到西南师范学院校园示威。4月28日,“八.一五”再次来示威游行,与数学系一“八.三一”派学生浦某发生冲突,浦被抓,投入公安局“压不倒”战斗队宣传车中。

    4月26日,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发生激烈武斗,附中的“无产者”(属“保”派)居楼上,以高房建瓴之势,用石块、房瓦、铁器、灭火器、汽枪向楼下的“布尔什维克”(属“砸”派)袭击,伤人甚多,伤皆中头部,一中学生被击裂头颅,送医院病危。

    第二天,《红旗》杂志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发表。晚上父亲随“八.三一”上街游行欢呼,“春雷”派也上街游行,两军相遇,立即擦出火花,恶战一场。双方都声嘶力竭地狂吼,一方吼:“革联会好得很!”另一方吼:“坚决砸烂伪革联!”街上有三个广播站,还有几辆宣传车,高音喇叭互相对骂,呼口号,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嘈杂不堪。想到已50岁的父亲,又还不是“八.三一”正式成员,晚上在街上和年青人一起乱吼乱叫,以表示对革命的忠心,就能体会到当时的派性斗争深入人心,使人疯狂,也会感到被愚弄的老百姓是多么可怜。更可悲的是,没过几天四川外语学院四年级学生黄胜航爬到房项写大标语:“砸派必败,革联委必胜!”时狂风大作,暴雨继至,下边的人急呼要他下来,他还坚持写完,但最后一个“胜”字还未写完,即被风从楼顶吹跌下来,急送医院救治,无效身亡。夜晚开追悼会,外语系“八.三一”师生也应邀参加,由于派性,去的人很少。“文革”中像黄同学这种单纯积极的学生为派性斗争献出生命的还有很多,今天他们中的部分人还静静地躺在沙坪坝“红卫兵陵园”中。这些年青的生命都曾自认是为神圣的信仰,为伟大领袖,为红色政权而献身,但他们既没有成为英雄,也没有成为烈士,而是在极左思潮下作了无谓的牺牲。这些逝去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也会发出不平的呼喊。

    由于“春雷”掌握着财权,“八.三一”有断炊之虞,群情激愤,矛盾加深。一次两派发生冲突,一学生用小刀伤另一学生鬓角,感到脱不了手,又用刀割自己左腕,反倒打一耙,两派都说对方打伤了人,都上街游行示威。

    教育系副系主任张清津夫妇被“春雷”派学生殴打,入医院住院,学生还轮番到医院骂阵,什么“黑五类狗崽子”,“牛鬼蛇神”等,并捣毁张之住宅,家中什物被搞得一塌胡涂,一架收音机也不翼而飞。张被打第二天,父亲与外语系教师何其恺去教育系调查张清津被殴打经过,归来起草一份调查报告,写成五份大字报张贴,后又刻写蜡纸,印成传单,到校外散发。

    5月6日,成都传来消息,132厂(一军工厂)的“产业军”组织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打死造反派百余人,伤二千余人(其实大大的夸大了,据以后统计死50余人,“八.二六”派有名有姓的有15人,包括北京地质学院李全华同学,其余死者为“红卫兵成都部队”等组织的人)。这开了四川地区在武斗中开枪的先例,就如潘多拉打开了魔盒释放出人世间所有的邪恶。重庆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到处出现武斗,又听说有的组织在偷运枪支,一时人心惶惶,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

                           3

    大规模武斗从西师附中开始。6月2日父亲去附中观看武斗战场:“无产者”与“布尔什维克”对垒。(光听名字就可笑,这不是革命领导阶级与这个阶级的政党打仗吗?)“无产者”揭掉屋瓦,使成一洞陷,一学生头戴藤帽,从洞中钻出,上半身露出瓦外,作瞭望状,屋脊上有人行走,健步如飞,如履平地。楼上栏杆处,放了很多棕床,人躲在后面,当作防御,楼上堆满石头,沙沙作响。楼梯已封闭,上下皆手握棕索缘壁攀登,似“人猿泰山”,身手矫健。“布尔什维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武斗持续数日,驻军及公安局根本不管。四川外语学院一学生周某去警备司令部找首长反映情况,要求他们去附中制止武斗。首长不接见,值班员竟说:“我们这里没有首长,只有脚长。”说附中武斗他们不了解情况,然后气冲冲地问该学生姓名,周某坦率地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反问解放军同志姓名,值班员拒不答复,最后被迫不得已,蛮不讲理地说:“我叫值班员。”有个别解放军同志陷入派性,竟至破坏军民关系,想方设法给群众设圈套,挑动群众对解放军不满,然后加以罪名:把斗争矛头对准解放军。

    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武斗开打。下午三点父母一起上班,在路上看见人们纷纷向“乌龟壳”(“春雷”占据新图书馆大楼,大修工事,那是学校中心地带的一个制高点,群众称之为“乌龟壳”)走去,行色仓惶,异乎寻常。在第一教学楼附近,见“八.三一”学生手持棍棒,列队纷纷进入所占据的“井冈山”大楼书库后楼。一场武斗,即将开始。“春雷”设在“乌龟壳”里的广播声嘶力竭地狂叫,外单位也有来支援“春雷”的。中心区一带气氛紧张,武斗一触即发。父母还蒙在鼓里,不知要发生什么,心里很着急。不久,听说“八.三一”攻占了“乌龟壳”一楼和二楼,“春雷”广播狂吼乱叫,“告急”之声不绝。受伤者很多,父亲看见抬出两个伤员,均伤在头部,流血不止,遍身都是血。听说外语系学生高某冲头阵,被楼上投下的大石头砸死。这是传闻,不知是否属实。

    晚上警备司令部的宣传车开进学校,宣传停止武斗。群众包围了宣传车,要求他们采取具体措施,不能光口头上宣传不要武斗,隔岸观火,实际上却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

    教育系的几位教师李林静、汪盼霞、蒋明澄等人在教育系楼前摆了一个茶水摊,除供开水外,还管包扎轻伤员。父母也一起在那儿帮忙,午夜两点才回家就寝。

    6月6日早晨五时,天麻麻亮,母亲即去昨夜的供水站帮忙。到七时许,校外厂矿企业的“八.一”兵团来支援“春雷”,其势汹汹,茶水站已不能维持。“八.一”兵团占领了新图书馆附近的道路,大路已不能通行,母亲从第一教学楼后的小路返家,看见六弟秉铨在山坡上休息,令其回家,不听。

    到傍晚,“八.一”兵团撤退,校园内乃畅通无阻。谣传今夜“保”派要再次杀回来血洗西南师范学院及四川外语学院。外语学院学生纷纷外出,教师也有携箱笼衣物外逃者,人心惶惶。未出走的教师相邀互相提高警惕,有情况即互相招呼,守望相助。

    6月7日一早,父母一起去中心区,遇外语系教师刘炽亮夫妇及何其恺,一同去李园图书馆(“八.三一”的医疗站)。刘氏夫妇即留医疗站参加救护工作。到晚上下起断断续续的雨来,父母与外语系教师赖琼蕙从家里躲出来,去李园医疗站,后半夜转移至“八.三一”占据的红旗大楼。

    6月8日凌晨五时许,“八.一”兵团杀回来,包围“井冈山”后楼,拼命攻打主楼二、三楼,随后“保”派队伍源源而入,“八.三一”节节败退,伤亡惨重。这时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七条指示发表,红旗大楼“八.三一”广播站播出,校园内警备司令部的宣传车也在宣传,但宣传无效,武斗继续。

    校园中心地带被“八.一”兵团堵住,不能通行,看样子是切断新图书馆与外界联系,准备进攻,一时空气十分紧张。教育系楼右侧山坡上“八.三一”同学正在修筑工事。父母和一些教师进入红旗大楼,楼内堆集砖头石块,准备固守。教师们老弱残军,无能为力,而且红旗大楼并无什么防卫工事,除了几堆烂砖头之外,别无它物,绝对守不住,若不自动撤退,便成瓮中之鳖。所以教师们都从楼里撤出,父母心中还惦记着三个孩子(六弟在新图书馆,四妹、七弟昨夜宿一教师家中),若不回家,孩子们身上无钥匙,家门都进不去。走出红旗大楼,向理化大楼方向撤退,沿途有伤员退下来,伤大都在头部,有的鲜血淋漓,背负伤员的人的脊背衣服都滴满鲜血,状况极惨,令人义愤填膺。准备从广柑林果园穿过回家,也有伤员退下来,说行不得也,乃把提包及雨具存放在附近一教师家中,遂随伤员一道从理化大楼下面围墙凿开的缺口撤出。该缺口靠近解放军302部队(是一步兵学校,和西南师范学院隔壁),是302部队帮忙凿开的,便于撤退伤员。过小河,登山坡,沿逶迤小路至农村。途中“八.三一”的伤员及战斗中被俘的对方人员也都纷纷纷而至,络绎不绝。听说新图书馆失守,红旗大楼也撤退了,心情很沉重。

    父母与刘炽亮、刘美仪、赖琼蕙、李元亨共六人,住红光公社胜利生产队社员郑全安家。

    6月9日,在农民家吃早饭后,去水库附近找大队伍,遇外语系教师余应椿、闫立言、郑诗鼎、施朝国及一些学生,劫后余生,互相慰问:“你没死呀!”听说“八.一”兵团和“春雷”都已撤离学校,校内已成一座空城,大家决定回校。下午一点左右教师们随“八.三一”学生列队返校,雄赳赳气昂昂,沿途唱歌呼口号。回家后见到四、六、七三儿,六弟秉铨昨夜在新图书馆二楼被三楼掷下的砖头击中头部,伤口约两寸,缝了七针,最后被俘,因系中学生,一般都被释放。可恨的是生物系教师G认识六弟,说他是钢杆“八.三一”,专门拍照,记录在案才释放。午饭吃了点面条,听说“八.一”兵团又要打回来,已在天府煤矿附近过河,遂仓皇从围墙缺口处出走,过小河沟又回到农村,仍宿郑全安家,这次把受伤的六弟也带到农民家。

    父亲临出发时,给不在身边的姐姐、我和五弟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二、三、五儿:

    西师惨案惨烈,爸妈随众撤至乡间。四、七留家;六头部受伤,缝数针,无甚危险。今天下午爸妈回家,全家团集,都平安。可能还有反复,我们准备转移。勿念,不及详谈。俟稳定后,再详告。

    二、三不必来信;五不必回来。

   (杜、高家都好,告诉长川、晓荣。)

                                      爸爸 1967.6.9

                           4

    父母在农民家住了两夜,听说“春雷”已随“八.一”兵团撤到天府煤矿一带,再次返家。回去后参观了空荡荡的新图书馆,整个大楼被打得破烂不堪,国家财产受到任意遭踏破坏,令人发指(这是两派共同制造的破坏)。楼上“春雷”所建的工事之坚固,设备之周密,非一般人能想像。学校中心地带大字报棚架遭到摧毁的恶运,来往行人稀少,与往日人群拥挤,争相观看铺天盖地大字报的情景两相对照,更使人感到冷落萧条。

    父亲在北碚街上见到人们在人民会堂前开控诉会。“新北大”赴渝代表送了一个横幅,上书:“八.三一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父亲睹此一阵心酸,不禁落下泪来。有一妈妈约四十余岁,在人中寻找她的儿子,忽然发现了,把儿子拉出来就拼命地拖,大概是要儿子回家,边走边哭。同行的教师刘美仪听说十三中“九.八”(属“砸”派)牺牲惨烈,因惦记在十三中读书的女儿,哭了好几场。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吧。

    父亲仍在帮“八.三一”工作,将“十个俘虏的口供”写成大字报,又刻成蜡纸。

    晚饭后,学校宿舍各家都关门闭户,各家都没有灯光,一片凄凉景象。好多人都不敢在家里住,每到夜晚,各家都纷纷溜走,路遇熟人,多不打招呼,心照不宣而已。早晨便又纷纷回来。《西厢记》中张生藏在西厢是“朝隐而出,暮隐而入”,现在却恰恰相反,是“暮隐而出,朝隐而入”,父亲想到这里不觉好笑。

    6月份工资未发,我家没有什么存款,属“月光族”,只有从潘仁斋伯伯处借70元,给姐姐汇25元,我20元,给祖父汇20元。后又找闵震东伯伯借了20元。一直到月底才发工资,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工资,工资,近来如大旱之望云霓,今发下,如同甘露,人人喜笑颜开。”

    这期间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东方红”宣传队及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宣传队都到学校为“八.三一”作慰问演出。

    但好景不常。不久“八.一”兵团和“春雷”又占据了街上44中学及博物馆一带,并在人民会堂开控诉会。重纺五厂又发生武斗,伤数十人。西南师范学院几成孤岛,街上到处抓人,汽车不通,一片恐怖。父亲在家吟鲁迅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为自己壮胆。把心一横,大着胆子和母亲一起上街买米,恰遇五弟从白市驿农校回来,还带来一同学,帮助将米背回。

    家附近的文星湾一带双方发生冲突,“保”派用土炮装沙石,开了十几炮。一天深夜一点多,闻炮声五响,声音很响,以为又是“保”派在进攻,父亲久久不能入睡,数次倚窗听外面动静,三时之后才浑浑睡去。天亮后,始知是“八.三一”试炮成功,昨夜之炮声是向“保”派示威。夜间还看见空中升起信号弹,不知是哪里发出的。

    外语系学生都撤离学校,教师失其依托,更加惶恐不安。在家的教师(包括“八.三一”的勤务员在内)互不联系,一些负责人过门也不打招呼,路遇时问一下情况,也吞吞吐吐,神秘莫测,有点“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味道。父亲感到,当这些人需要你时,便来往很勤,说长道短,似乎很亲密;当他不需要你时,便视为路人。父亲感慨道:“我欲无言,只记在心里划一道印痕而已。”

    从6月中旬到7月初,父母因属“八,三一”派,晚上经常外宿,住老朋友潘仁斋或高振业家,因这两家人躲避武斗都外出到北京亲戚家暂住去了。

    7月7日父母偕六弟,随同外语系陈道淹夫妇,赖琼蕙夫妇及杨老师,共四家十二口人去红光公社。赖琼惠一家及杨老师五口住郑全安家,父母和陈道淹两家住石匠冉某家,冉五十余岁,极热忱慷慨,但他老伴去世多年,由次女小芳当家,她曾在西师附中读高中,是“保”派观点,看情况不太欢迎。看来今天是投奔错了,父亲本以为红光公社家家可以“望门投止”,岂知竟是如此。陈道淹有些负气,意欲立刻归去,但天色已晚,无计可施,只有暂时住下,明天再作道理。离家时父母作了安排:五弟携七弟去白市驿,四妹在家看门,夜住高振业伯伯家,由高家楼上杜子荣伯伯照顾一下。

    凌晨起来去农民郑全安家,据住郑家的赖琼蕙说,上次住此,郑家全家都很热情,这次却很冷淡。老爷爷(郑之父)说:“你们逃难最好去住旅馆,在此住不是常法。”窥其原因:一是怕受连累,二是北碚粮店被抢,米买不到,在农家吃住,他们也感到为难。可见郑家也不能呆。住既不能,归又不行,只有“走”路一条了,立即决定走青木关,去重庆主城区再作计较。“携妇将雏”一行十二人,浩浩荡荡直奔歇马镇而去。十点半到达歇马,恰该镇两派武斗刚结束,因此至青木关沿途畅行无阻。下午二时至青木关,约行60余里,已精疲力尽,搭班车去小龙坎,再转电车去市区,即住幺孃刁世琪家。

    关于这段经历,父亲曾在给我的信中提及:

铎儿:

    七月一日重纺五厂(即大明厂)发生惨案,双方都有死伤,“保”派把“砸”派赶了出来。晚上“春雷”即被护送过江,进驻大明厂,占据了博物馆及44中学,控制了北碚街上,乱抓人,天天绑架,拉进大明厂关起来,毒刑拷打。从一日到五日即关了百余人(其中有些被放回来)。

    西师基本上处于被包围之中,天天在打,都在墙外打,尚未攻入校内(七日之前如此,此刻不祥),看样子要有一场大战的。我和妈妈及六弟七日下午离院,当夜住在农民家,八日晨又徒步走到青木关,搭车来重庆城里,住在么孃家(刁世琪)。五弟和毛弟去白市驿了,昨天给他们写信,叫老五把毛弟送进城来。

    我们在此不会住得太久,一俟北碚平静,只要停了仗,不乱打人,乱抓人,我们就要回去。看样子,是要有一场大仗的。

                                         爸爸 196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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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难民生活

                                                    1

      1967年7月8日,父母携六弟逃难到市中区,幺孃刁世琪将自己在铁板街5号的住宅让出来给父母住,自己一家人则另找了一处住宿处暂住。铁板街是离解放碑不远的一条小街巷,上一段曲曲折折的石板阶梯,走上大街就可以看见耸立的解放碑。那时解放碑还很高大,因周围的楼房都不是很高。在铁板街父母住了两个多月,直到9月底才回家。

       当时市中区基本上由“八.一五”派控制;江北区直至两路口、南岸及杨家坪则是“反到底”派控制的;从沙坪坝到北碚的歇马镇都是“八.一五”派控制的。

       住进铁板街第二天父亲就几次去解放碑看大字报,从表面上看,“八.一五”派大字报多,力量似乎大一些,但从群众的表情和窃窃私语中窥测,“反到底”派力量也不小,因人们更愿意同情被压制的一方,为被压者打抱不平。在街上遇到不少外语系教师,有吕进、齐光先、孙法理、李万遂、姜可立等。从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逃出之前,外语系教师叶锐明曾由隆昌给父亲写信,问可否回校。父亲回信说可以回校,没想到形势突变,听说叶锐明夫妇接到信后,即从隆昌匆匆返渝,恰遇北碚武斗又起,不敢回校,又回隆昌,返回时口袋里只剩一元钱。父亲知道后,内心很不安,徒以自己一封信故,累他们夫妇空跑一趟。

       解放碑一带也时常发生武斗。7月13日下午,解放碑附近发生武斗,商店顿时关门,一片混乱。新华书店与冠生园两处楼顶互相投掷砖石攻击,一过路小孩被误伤,满脸血迹。一次父亲正在解放碑附近看大字报,突然一中年人狂奔,且奔且吼:“八.一五打人!”后面有一持匕首追赶者,顿时街上秩序大乱,某楼上的广播也在大吼大叫。“打、砸、抢、抓”之风始终平息不下来。又一次,父亲正在看大字报,许多人也正在围观,突然来了一彪形大汉,不问青红皂白,唰,唰,唰即将大字报逐张撕去,读大字报者皆敢怒而不敢言,撕大字报的大汉扬长而去。光天化日之下竟有这样的事,令人感到不可思议。7月22日,“反到底”派集会游行,经小什字时,有人从楼上投掷砖石,击伤数人。7月26日,驻军部队在解放碑举行武装游行,还有炮车,总共约百余辆车,浩浩荡荡,整齐威武,盛况空前。军队之后跟着“八.一五”派,也乘汽车,约数十辆。9月10日,两派分别游行,响应警备司令部(简称警司)关于收缴武器,停止武斗的通告。“八.一五”派游行队伍行经两路口宽银幕电影院时,“反到底”派从制高点处投掷乱石,打伤数人。队伍行至第一工人医院门前,又杀出一彪人马,手持棍棒大刀,向游行者乱砍乱打,伤三人,然后鸣枪三响逃走。使刚缓和的形势又紧张起来。

       8月份武斗迅速升级,钢钎、匕首都落伍了,发展到开枪开炮,坦克也上了街。虽然8月初两派达成停火协议,但武斗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停息不下来。解放碑附近双方的广播对骂,吵闹不休,气氛仍然十分紧张。

       8月7日武斗好像缓和了一点。晚饭后,全家在政协礼堂前江岸乘凉,见江边有数十人,貌似农民,荷枪疾跑,旋即没入房屋巷道中,乘凉之群众正在指手划脚议论,背后马路上一车疾驰而来,满载荷枪武斗人员,车前架有机枪一挺,车上人突然向空中放枪,噼啪之声连绵不绝,乘凉者突闻枪声,惊而四散,狼奔豕突。父亲忙就地卧倒,适卧于一堆石灰之中,全身皆白,事后母亲和六弟、七弟视而大笑。

       8月8日下午有坦克一辆,装甲车一辆,在中华路一带爬行,把路面都压翻了。6时许江中打起来,炮声大作,据说是朝天门一带,岸上坦克与江中之登陆艇发生炮战,距铁板街很近,炮声清晰可闻,看来将掀起更大规模武斗。四川外语学院教师卢某之子是空压厂的工人,系“八.一”兵团成员,在武斗中驾驶坦克作战,在坦克车中中弹殒难,全家悲痛。

       8月10日晚饭后,父母在江边乘凉,突然响起两声炮响,接着满江的船只一齐鸣笛,乘凉的人刹时惊恐万状。事后才知道是长航局追悼前天下午在江中作战殉难的战友,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真是何苦来哉!

       8月12日晚上12点,炮声隆隆,约百余发,旋即有人喊失火,父亲站在窗前,听窗外有人轻声闲谈,说重医附属二院附近失火,是江北的炮击引起的。楼上的人都跑下来站在街边,远处广播在狂吼,但听不清楚吼的什么内容。

       8月13日才知道,昨天是交电公司失火,浓烟滚滚,竟日不息。交电公司楼上设有“反到底”派有名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居然无人去救火,使人感到有些蹊跷。父亲前往观看,交电公司及化工公司的高楼建筑烧成只剩一个光架子,状极凄惨。有一人的脑袋被打穿,脑浆外溢,年约四十余岁,光头,像是厨师。外语系教师齐光先来访,他有点惊慌,他的住处靠近长航大楼,这两夜都是外出觅宿,怕有危险。

       8月14日晚12时许,江上照明弹很多,“呯”的一声炮响,立即半天通红,空中出现一个大红球,散开粉碎成无数的红色小球,红色又变成通明,煞是好看。父母与六弟倚窗观望,有黄仲则“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之感。

       8月20日夜,全面开花,到处枪炮轰隆有声,历数小时不断。约12时,楼上邻居从楼上下来,来父母房间躲避,约半小时,邻居刚离去,枪炮声大作,更加狂暴,楼上的人都跑下来,父母也从床上下来,卧在地板上不敢动。第二天有邻居在自家门上发现弹孔,正是“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隔壁的一群众组织“玻搪陶”兵团,竟日在用砖砌窗户,堵死;重庆宾馆也在用砖砌围墙的洞隙。一派紧张气氛。

       8月24日,晚饭后父亲与六、七弟去街口乘凉,忽然两颗照明弹在解放碑方向升起,庚即枪声大作,好像所有的高楼上都在放枪,一时乱枪齐鸣,街上行人骇而狂奔,本来街上乘凉及散步的人很多,顿时人影稀少,寂静无哗。

      1967年炎热的夏天里,重庆地区的武斗不断升级,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2

      重庆地区已经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了,而是一场战乱,在一片枪炮声中,人们仍想方设法艰难的生活。

      物资供应困难,买米、买面、买煤球都要排队。8月5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上午买烧饼,附近没有。全家沿街觅食,至八一路街口,才找到烙烧饼的。”一次父亲去石灰市买面条,轮子排得很长,遂望望而回。听说七星岗一带容易买蔬菜,遂带六弟一早赶去试一下,人还是多,轮子也排得很长,以0.13元一斤买了农民卖的藤藤菜,还买了面条、馒头,感到心满意足。后来又到重庆宾馆附近买米20斤,距离虽远,但那儿排轮子短。父亲还带六弟一起在五一路抢购烟煤70斤,没有无烟煤,出于无奈,只有买烟煤,且烟煤都要排长队争先恐后购买。还有一次在五一路买煤球,早8时父亲偕六弟去,候轮子4个小时,至12点才挑回50斤湿煤球。

       父母还徒步到江北买菜油。凌晨6时从临江门下一号桥,经人民会堂至上清寺过嘉陵江大桥,穿过大街小巷,沿江边行,曲曲折折,逶迤来到上横街。卖菜油的摊点很多,但打油的人也多,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买油后循原路返回,在上清寺上电车太挤,挤不上去,于是又步行至观音岩,再乘电车返回解放碑,到铁板街家中已下午三点半了。这一趟往返数十里,汗流浹背,但终于买到了菜油,沿途还增长了不少见识。江北一带很平静,看不见一点工事,没有战争气氛,与解放碑一带大相径庭。

       8月11日,大溪沟自来水厂的高压线被打断,因而停水。做饭无水,父亲与六弟去千厮门江边堤水,幸好铁板街距江边很近,若市中区距江边较远的地方,则苦矣哉!好在下午修好,恢复了供水。有一段时间,由于运煤车被武斗所阻,煤运不来,煤店停业。

       到8月14日止,解放碑及红卫路的邮局已经几天没有开门了。红卫路邮局贴一启事:“本局业务改在打铜街办理。”父母一起去打铜街,那儿邮局门上竟贴了“暂停营业”的闭门羹,只有自叹晦气。到8月15日,解放碑邮局仍未开门,仅从一个小窗口取汇款,不收信件,说是旧的信件积压很多还没有送出去,因之不收新信件。父亲向他们提意见说:“邮局关门,闻所未闻,国际战争时代邮局都没有关过门。”邮局人员言:“我们也没有听说过,这都怪搞武斗的,交通都断绝了。”父亲说:“铁路照常通,为什么由铁路运送的邮件也不收?”他回答说:“谁敢送信件到火车站?途中打死怎么办?”父亲想:人家乘火车的人都不怕危险,你们职责所在,因怕发生危险而不敢往火车站送信,这叫什么为人民服务?真是混帐逻辑。过了几天,打铜街的邮局终于开了门,父亲把前几天写好的五封信一齐付邮了,一块心病也放下了。当时从北碚、沙坪坝寄来的信都要20多天才能收到。

      父亲在8月27日日记中写道:

    “日来‘秋老虎’肆虐,小楼上热如火烧,夜晚赤膊睡觉而汗出如渖。上午开门的商店逐渐多起来,文具店开门了,以一元钱为六、七两个孩子买朴克牌一副,棋三种:动物棋、跳棋、足球棋。两个孩子终日玩棋玩牌,一天没有吵嘴打架。

       局势依然沉闷,最闷人、最气人,同时也最令人不能理解的是邮电一概不通,外地书信报纸都不能来,重庆目前已完全和外界隔绝。”

      生活中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钱、粮、衣服,即吃穿用。父亲受好几个教师委托,要帮忙把重庆粮票或搭伙卷换成四川省粮票或全国粮票,寄给这些远走外地的教师。幺孃帮了很多忙,因她老公在食品公司工作,但数量太多也很为难,父亲只有到处找关系兑换。干妈涂有芸的儿子潘渝生是重庆建工学院学生,参加了“八.一五”派,虽然观点不同,但亲情大于派性。一次渝生回西师,知道父母需粮票,他把自己家和高振业伯伯家粮证上剩下的210斤粮全部换成粮票带进城。使父亲感慨道:后生可畏,还是小将能干,老傢伙们简直比不上了。

      7月底,教师吴绍萱回西师去,干妈涂有芸有100元定期存款,父亲托吴带回去交留守家中的四妹,取出后我家用80元,借给吴20元。吴来去都由千厮门上下船,但未取到钱,说学院里银行的人都跑光了,款取不出来。为解一时的“钱荒”,父亲向老朋友、三中教师郭垒借了20元救急。过了好几天,四妹终于在街上银行将钱取出。

      9月底,天气有点凉了,五弟回西师去取御寒的衣服,因出校门带大包小包的东西要被检查,出门时由楼上的汪孃孃及其女儿,还有我的中学同学王国清分别穿在身上,出了校门再把衣服脱下来。五弟把衣服包起来乘车到沙坪坝,再转车到牛角沱,还带来60元钱,50斤粮票,还帮齐光先带来油票及100斤粮票。这一趟“偷运”,收获大大的,解了燃眉之急。

                                                      3

       重庆地区大规模的武斗引起中央重视,几次派中央大员到重庆视察,解决有关问题。

       7月14日,谢富治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四川省革筹主任张国华、成员刘结挺,贵州省革委主任李再含,解放军空军政委余立金来重庆视察,要求三方面都作检讨。警司首先检讨,然后“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检讨。当天晚上张国华、刘结挺、白斌(重庆市革筹副主任、驻军副军长)乘车街头视察,在小什字遇两派正在武斗,一派向另一派发起进攻。张、白等当即制止,张国华登楼讲话,戴藤帽持钢钎者纷纷丢帽投钎,拍手欢迎,群众并不喜欢武斗。

       张国华代表四川省革筹和成都军区宣布关于制止武斗的命令,主要内容为:限15日24时前将一切武器交警司;双方全部释放被抓人员(包括伤员),于15日16时前送往警司;各单位把非本单位的车辆于15日24时前交警司;从14日18时起,一律不准拦路、拦车、抓人。父亲晚上上街,见有群众组织乘车持械到警司交武器,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双方广播仍在对骂。

       7月17日,张国华、李再含、韦统泰(警司司令员、驻军军长)等人去西师,接见“八.三一”全体留校师生及外单位进驻西师人员。韦统泰对警司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李再含告诉“八.三一”负责人张闯说:“你们的武器不及人家的多,不及人家的好,真的打起来,你们打不过人家。如果听话,带头上缴了武器,在政治上就可以占优势,争取了主动。”因此张闯下令上缴了武器,据说“八.三一”中有的负责人有不同意见,外单位进驻西师人员也反对,皆含泪离开西师,进驻西南农学院去了。

       但武斗并未停下来,7月24日,“春雷”攻进西师,“八.三一”全部撤离学院,据说有三人受伤,十余人被抓。“八.三一”缴掉武器,竟有此结果,今后究竟如何收场,实堪忧虑。

       8月15日,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命令重庆两派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如再搞武斗,“即将走向反面”。白斌召集两派代表协商,决定15日24时无条件停火。初听很兴奋,但16日下午朝天门一带又炮火连天,大失所望。

       8月20日,到处仍是枪炮声。半夜时听远处广播谓中央调查团来渝,市革筹和警司联合发出通知,为了保证中央调查团的安全及工作顺利进行,特作了四项规定:1.从21日晨6时起,双方停止射击;2.双方不得阻拦交通;3.从21日起派人检查电线线路;4.粮、煤、电力及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应照常上班。这之后仍然终日枪声不絕,但是运粮运煤汽车不时来往街头,市面稍稍活跃一些了。邮局半天开门,但只办理取款,不收挂号信件,电报电话一律打不出去,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据说,中央调查团召集两派代表谈话,一方出20名代表,由警司派车接送并保证代表的人身安全。后来大字报上公布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特急电”,是通知重庆警司的,共三条,大致是:根据中央调查团的报告,重庆武斗严重,要求两大派作到:1.“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圈;2.对驻军防地不准进攻,不准扣押拦截军车;3.要求两大派达成协议,全面停止武斗。

       9月1日,两派谈判达成协议,从9月2日18时开始,无条件停火,武器暂时封存,9月4日之前封存完毕,两派各规定十一个地点封存,9月5日之后再协商处理办法。双方停火协议达成的大字报深受欢迎,在街上看大字报的群众皆欣然有喜色。但纸上的东西,要付诸现实,恐怕还有一番曲折反复,未可轻易乐观。

                                                      4

       父母带六弟住进铁板街5号后,七弟也由白市驿来汇合。听说离开西师后,情况依旧,夜晚双方互相开枪开炮,“春雷”也未冲进校园,两派还在相持之中,如果不从西师逃跑出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父亲动了回西师的念头。

       父亲在街上遇音乐系系主任许可经,他住旅馆,每天住宿费8角,连呼受不了。又到越剧团,见到几位外语系的教师及一些学生。听说7月20日警司将派车送部分师生回西师,父亲很想回校,吕进劝父亲暂不回去,等两天看看是否稳妥再说。到7月22日,听说第二天又有警司的车子送师生回校,父亲欣喜万分,决定回校。遇陈道淹来访,他才从西师回来,他说学院内还是不能待:一则终日惊恐不安;二则近处买不到粮食,须去歇马场或青木关购买。他劝父母暂时不动,父亲一片兴奋之情,顿时降至冰点。到7月24日,“春雷”攻进校园,“八.三一”全部撤离学院,父亲也暂时打消了回西师的念头。

       父亲到和平公寓访教育系教授张增杰及外语系教师何其恺。张的儿子才从西师来,他说“春雷”进校后,他在校内转了两圈,见多系外单位的人,头戴藤帽,手持钢钎,行人遭到盘问,未闻抢抄之事。何其恺的女儿在途经青木关时被农民抓走,下落不明(第二天得知何的女儿被放出,也进城来了)。父亲又遇外语系教师邹绛,他带来一些消息:24日晨,“春雷”进校后,当天上午曾把外语系教师张崇鼎,姜可立、吴世儒、刘家荣抓住,往乌龟壳里拉,被驻校的解放军救出,并把他们送到车站,他们也都进城来了。又说“八.三一”成员被挨家搜查,中文系一教师闻敲门声,不敢出声。次晨即越墙而逃。在解放碑父亲遇一教师,他也是25日翻墙逃出来的。父亲听后,心绪很乱,憧憬归去,但又浮想联翩,担心遇到危险,心如小鹿,突突不能自已。

      8月3日父亲收到四妹从西师来信,说8月1日发7月份工资。学院里晚上探照灯通亮,枪声不断,在学院内居住的眷属,夜间避出,拂晓归来,仍然笼罩一片恐怖气氛。到8月10日,四妹被四川外语学院一个战斗队赶走,她徒步走到沙坪坝,在沙坪公寓住了一夜,次日上午进城找到父母。四妹约了两个同学准备到成都串连,下午就出发,父亲送她到重庆宾馆分手,反复叮咛路上多加小心。因忆起抗战那年在济南,祖父送父亲上火车随学校南下安庆,父子分别情景历历在目,两相对比,不禁酸鼻,动了感情。四妹到成都后受到优待,凡重庆逃往成都人员乘车若无钱,可以不买票,学生搭伙吃饭不收钱粮,干部没有钱粮可向有关机构暂借。成都成了逃难者的收容所。

       9月初,五弟将六弟、七弟带到白市驿,那里没有发生武斗,比较安全。五弟就读的农业学校里住满了逃避武斗的群众,两派都有,“八.一五”派占多数。9月下旬父亲也到白市驿去看一下几个儿子。晩上住农校学生宿舍,没有被子,睡在硬木板上,用旧蚊帐破旗帜盖在身上,很冷,一夜没有睡好,有些咳嗽。那天是旧历8月16日,月明如昼,因睡不着,数次坐起来欣赏月华。

       四妹到成都后,五弟回北碚守家,办理领粮票、工资等事项。我家离学院围墙不远,窗外都埋了地雷,因此不准开窗子,夜晚不能在院子里乘凉,在校园内白天走动也要受到盘查,精神压抑很大。留校的教职工上半天集中学习,讨论时皆噤若寒蝉。潘渝生一次回西师,将我家存放在他家的红皮箱搬出来,和杜子荣伯伯一起抬到杜家楼上存放。不想被人告密,几个学生追到杜家,说箱子里有黑材料,因锁打不开,欲戳破箱子,经潘渝生力争,才改为把铜鼻子扭掉,打开了箱子,结果除了衣服,什么也没有,才灰溜溜地走掉了。9月22日五弟带了一些衣服离开西师,两天后保卫科就派人去找五弟,大概是弄去“审问”,幸好五弟已经离开。

      外语系教师李玉禄从西师回来,摆谈了他的恐怖经历。李和另一教师郭定泰一起回校,一进学院大门,就遭到“理麻”。有两个中学生拿着手枪,说郭“点过水”,要枪毙他;李也被拿枪的审问,还被踢了一脚。第二天他俩趁天还不亮,“春雷”学生紧急集合之时逃出校门,一口气走到白庙子,然后在三溪口挤上客车来到城里。所以目前还不能立即回去。

      中央发出要求串连及外出人员回原单位的通知。重庆两派达成协议,要求出走人员在9月25日前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春雷”规定9月份工资不能代领,必须本人去领,所以这次非回去不可了。回家有日,父亲很兴奋,有老杜“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感。

      9月24日,五弟、七弟先回西师打头站。9月25日,我和四妹由成都回到重庆,28日全家回西师。黎明4时全家皆醒,盖皆归心似箭。6时半由铁板街出发,冒霏霏细雨,徒步去上清寺,在牛角沱上去沙坪坝的车,再转车到北碚。在北碚车站,解放军检查返回人员是否携带武器,人人过关,非常严格。29日父母一起到学院财务科领到了9月份工资,第一次逃难生活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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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李峻岳站住!”

                                                       1

       回到西师家中,又领到9月份工资,到国庆节,母亲上街买来母鸡一只,猪肉一斤,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正好潘渝生从沙坪坝来,因留下吃饭,济济一堂,好不热闹。饭后,四妹又来了两位女同学,屋子里挤满了年青人,人来人往,使父亲深恐引入注目,“招风”太多,心中时常悬悬,不知这种两派争斗的日子何时才能安定下来。

       教师们纷纷从外地归来,隔壁音乐科冯老师归自上海,馈赠蛋黄粉一包,木耳一包。可能是我家没有离人,有四妹、五弟在家看门,冯家未丢东西,以此表示感谢。父亲感到受之有愧,但却之又不恭。我家有一小间储藏室,堆满了学生临走时放置的衣物被盖,乱七八糟,堆积如山。天气好时,母亲将学生的衣服被盖拿出来晒太阳,学生们回校后见存放的东西完好,大为感激。外语系“八.三一”教师组织的负责人池仲文、胡世樑夫妇的家被抄,家中被搞得一塌糊涂,床上倒了尿罐,一堆屎尿,臭不可闻。胡世樑带女儿从内江回来,家中无法住,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内江去了。

       没有煤球用了,我和四妹、五弟借了一辆板板车,上街买了一车煤球,我在前面拉,四、五在后面推。经文星湾小校门,遇五、六位手持钢钎的外语学院学生,不准进门,说煤里藏有武器,以钢钎在装煤的箩筐里搅动,弄碎很多煤球。一位满脸青春痘的学生突然发现正值青春年华的四妹,眼里闪现出邪恶的绿光,嘻皮笑脸地说:“现在砸派常把武器藏在女人身上。”接着说了一些流里流气的言语。五弟还想硬闯进去,我感到蛮干不利,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事情闹大了,不仅四妹有危险,还会给父母带来危险。正如父亲总结的格言:“逞一时之快意,遗后患于无穷。”所以我掉转车辕,招呼四妹、五弟绕道从水南桠校门进入学院,虽绕了一个大圈,多走了一大段冤枉路,憋了一肚子气,但对于丧失理智的人,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只能不理睬他。我想“人之初,性本善”,那几位守门的学生原本也是单纯善良的学子,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身上恶的一面被激发出来,普通人的感情和欲望被疯狂的政治斗争所扭曲。在乱世之中,社会环境给予了人们做坏事的机会,能保持善良之心,坚持做人的底线,不做坏事,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回到家中,父亲很庆幸未出大事,但仍深恐因此结怨,日后还会有衅可寻而生事端。

       住我家对面的化学系教师黄志桂(“文革”后曾任化学系系主任)见学生打贴大字报的花木组工人,多管“闲事”,喊了声“不要打人”,也遭到毒打,反诬他是右派分子,又说他家庭出身不好。事后一附中行政干部zh又上门辱骂黄,欺人太甚,我们实在看不过,出去干涉,zh竟如疯狗一般,见人就咬,说我家是武斗干将,还被俘虏过,他要来收拾我们。邻居都觉得可笑,李家几个儿子都在家,zh是一40岁的中年人,怎么收拾几个小伙子?结果zh知难而退,究竟没有敢打上门来,不过他放言,只要我们出了西师校门,他就找附中学生来收拾我们。



                                                 2

       10月8日早晨7点半钟,教育系两学生来叫蒋明澄和张学辛两位老师到系上参加政治学习,并责骂蒋:“你把孩子带出去搞武斗,现在回来,光知道领工资而不出来学习,出身又不好,表现又混蛋。”蒋明澄不与学生争吵,说:“学习就学习。”拿了《毛主席语录》就走了。张学辛和李素清夫妇态度强硬,拒不到系上学习,说:“我们是‘八.三一’的人,不参加‘春雷’组织的学习。”双方发生争执,两学生把张、李二人打翻在地,李素清爬起来进行反抗,破口大骂,一学生狠狠地打她耳光,顿时面颊青肿。结果张学辛被学生强行带走了。

       第二天,外语系有两位老教师来劝父亲参加系上的政治学习。父亲把昨天学生打人之事讲了,他们讲,只要改变观点,承认错误,个人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父亲表示,对一些朴朔迷离的现象还搞不清楚,思想上没解决问题,焉能贸然承认错误,改变观点?群众絕大多数都是要革命的,要服从真理的,是非曲直弄清楚,真象大白之后,观点自然就会改变,否则即使用武力也是压不服的。后来他们答应不强迫改变观点和承认错误,要求父亲冷静客观地看双方材料,积极参加大批判。父亲遂参加了“春雷”组织的学习,还有不少“八.三一”派的教师都参加了学习。学习会上读中央首长讲话,然后座谈,很多人噤若寒蝉,静听“春雷”战士对“八.三一”的揭发和批判,几乎是被围攻的形势。10月16日“八.三一”某位负责人承受不了压力,反戈一击,揭露“八.三一”内幕,向山城人民请罪,轰动一时(过了一个月,该负责人又在小报《山城红旗》上发表长篇文章,控诉“春雷”对他的残酷迫害)。这一时期“八.三一”处于低潮,父亲的思想上也如石击湖水,引起一系列的浪花与涟漪。父亲认为毛主席最近有指示,号召两派多作自我批评,有坏头头,不要专政机关去揪,不要其他组织去揪,要由自己的组织去揪。因此判断西师发生的事件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0月18日,随着“八.三一”的人员陆续回校,并在李园组织政治学习,父亲虽尚未加入“八.三一”,但仍和母亲一起到李园参加“八.三一”组织的学习。到12月份,在“八.三一”最低潮时父亲正式加入了“八.三一”,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父亲才能不受到嫌弃和排斥。虽然现在看来,两派都做了许多错事,都未把握住真理,但父亲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随波逐流,不风吹两边倒,不为了自己的安危说违心的话,说明父亲在“文革”中是真诚地投身自认为神圣的“革命”运动,而不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之人。

                                              3

       学院内仍不太平,两派时有摩擦发生。10月27日发生一不幸事件,教师唐某的儿子为附中学生,佩带有手枪,被其弟拿去玩耍,不慎走火,击中中文系教师李运益之幼子,当即中弹身亡。大力收缴武器,枪支仍流失在群众组织中,也无人追究和过问。

       一天晚饭后父亲到老友杜子荣处闲谈,遇化学系曹克复夫妇及高振业,彼此谈了一些小道消息。8时半离杜家归来,天已昏黑,过了幼儿园不远,遇到一群青年,可能是中学生,有背枪者,也有徒手者,向父亲冲来,问:“你是干什么的?”父亲答:“我是西师教师,家就在下边住。”问:“你是哪一派的?”答:“我已年近六旬,垂垂老矣,哪一派都没参加。”问:“你干什么去来着?”答:“去卫生科看病。”这群青年说:“好,去,去,去!”父亲急急回家,嘱家里人收拾就寝,话犹未已,忽闻枪声大作,急熄灯上床,只听外面高音喇叭吼叫,说有人挑起武斗。

       党中央号召各级学校“复课闹革命”,西师的两派虽还未实现大联合,仍酝酿复课之事。11月6日开始上课,事先父亲与三年级同学座谈了一番,决定以《毛主席语录》英译本为教材上课。11月8日11点40分左右,给学生上课后,父亲与教师孙法理一同回家,行至学校浴室门前,遇见“春雷”派的学生王某荷锄归来,怒目而视,大声呵斥:“你俩为什么不劳动!”孙与之论理,父亲感到该生太没有道理,对老师太没有礼貌,遂不理睬王某,继续向前走,没有停步。王某恼怒,大吼:“李峻岳站住!”这一声断吼,显示出“文革”中“臭知识分子”人见人欺的卑贱地位,遵师重教的传统已丧失殆尽,即使战乱时期的师生关系,也没有像“文革”时期那样恶劣,野蛮无知取代了文明知识。父亲一直走到在马路上拐了弯,才停住脚步,回头看一下究竟。只见王某骂孙法理“混蛋”,孙反驳说:“什么叫混蛋?你为什么骂人?”后来王某无趣溜走,孙也去食堂吃饭去了。

       这一段时间,学院处于无政府状态,两派组织的政治学习都是自来自去,不去也不必请假,自由散漫使人意志消沉。父亲在李园图书馆参加“八.三一”组织的学习,学生有80余人,教师40余人,济济一堂,很是热闹。李园图书馆里书报狼藉满地,有人取来当坐垫,有人把图书带出馆外,父亲好言劝阻,不听,只有作罢。但父亲感到十分心痛,这是公物,竟然这样作践,社会主义觉悟,哪里去了!

     “打、砸、抢、抄、抓”这类事件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层出不穷,实在令人发指,但又敢怒不敢言,受了委屈,挨了打,竟无处可诉。有时父亲面对着墙上的毛主席象凝视发呆,思绪萦怀,欲言万千,但又纷乱如丝,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只有默默无言。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罗兰夫人,作为吉伦特派的领导人之一,她曾是革命的,但在更“革命”的雅各宾派执政后,就突然变成了反革命。她被送上了断头台,临刑时,她在自由神像前留下震撼人心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声声泪,字字血。对“文革”中的种种暴行,我们可以仿罗兰体说:“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当革命因对暴力的迷信而冲出应有的边界,使人们丧失起码的尊严时,革命不仅毁坏了过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来的方向。

  

烟雨苍茫 <wbr> <wbr>第十七章 <wbr> <wbr>“李峻岳站住!”

       1967年10月7日由重庆市区返回北碚全家合影,后排右一为潘渝生,姐姐在北京未回,未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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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第二次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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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底姐姐由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安附近的一国防科研单位工作。原来每个月父母要往三处寄钱:祖父、姐姐和我。现在就只需寄两处了,负担开始减轻,我家的经济状况也开始走上坡路了。姐姐工作后不久,为减轻父母负担,就给我寄了40元钱作生活费,这几乎相当于她一个月的工资了。恰成都武斗,四川省高教局的工作人员逃难跑了,工资款未拨出,推迟发工资。家里用钱紧张,我手中有父母汇来的20元及姐姐给的40元,够用3个月了,独自富裕,有些不合理。父亲与杜子荣伯伯商量,让我在川大给杜晓荣(杜伯伯的儿子,川大学生)20元,等西师工资发放后,由杜伯伯还给父亲20元。



烟雨苍茫 <wbr> <wbr>第十八章 <wbr> <wbr>第二次出走

       (1967年12月14日,姐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全家合影。我在成都未回,未参加。)

       西师的两派仍未联合起来,各自搞大批判,批判对象主要是原党委书记张永青,有时候副院长方敬也被陪斗。一次“八.三一”派斗张永青,图画科的教师苏葆桢、葛纯睦被拉出来陪斗,因这两位教师曾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他们持“春雷”观点,帮“春雷”画了很多宣传画、漫画,因而成为打击对象,这也是当时一种派性的表现。批斗会中揭发“四清”及“文革”中整人的办法:先确定对象,然后再整材料,只要和上面挂钩,在下面发动群众,没有整不出来的。这也是历次政治运动整人的方法。有一院党委委员对西师的领导班子总结了三句话:“家长统治已经形成;党的民主遭到破坏;随声附和已成风气。”父亲感到简明扼要,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父亲参加“八.三一”后,积极为组织出力做事,其它事不能做就帮助刻写钢板,刻写中央首长讲话及各种宣传资料。由于年老体衰动作慢,有时候一天只能刻两张蜡纸。整天在家刻写钢板,手指胼胝,有些微痛,且很吃力。但父亲内心愉快,因为这是“苦差事”,费力不讨好,但这是最平凡,甚至最“低下”的工作,正可借此锻炼自己,改造思想,做一个平凡普通的劳动者。母亲不能体会父亲的思想心境,总嫌父亲揽事太多,自找苦吃,往往背后咕哝,发怨言,父亲只有婉言解释。

      1968年4月14日上午,“反到底”派在街上解放台召开批斗大会,斗争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等人。参加与否,引起父亲思想斗争:参加则冒一番风险,不参加则内心有愧,即要革命,又怕风险,怕挨打,怕死,这算什么革命派呢?正举棋不定时,老教师闵震东来,说他们夫妇都不去,怕打起来跑不动。他说:“只是通知你,去否由你自己决定,既不劝也不阻。”母亲坚持要去,父亲决定不去。父亲又照闵震东的说法,通知老教师何其恺,因为自己不去,不通知常有联系的老教师不好,当然去否由他自己斟酌。母亲走后,父亲思想斗争很激烈:参加大批判是当前革命的大方向,自己怕有危险而不去,这不是当逃兵吗?坐卧不安,内心自咎。最后走出去参加,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连“反到底”派的职工如曾大娘这样的老太婆都勇敢地去了。父亲感觉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还是不够坚决,比工农大众还差得很远。

       一日父亲梦到逃难,住在一个狭巷中,屋小人多,十分拥挤。有人正在试验原子弹,有如馒头大小,盖子揭开冒白烟,似要爆炸。当时父亲心想如果爆炸,必死人很多,急忙拿起这枚原子弹飞跑,掷诸旷野,惊醒过来是黄梁梦一场。父亲心中颇喜,能做这种梦,说明自己的思想改造还是有成绩的。古人梦见偷摘果蔬,醒后懊恼说:“我心中必不纯洁,不然怎会做梦偷人果蔬呢?”自己所做梦与此相反,使父亲内心颇自慰藉。

       在新的形势下,要求消除派性,两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父亲也积极响应,尝试和参加“春雷”派的干部和教师打交道。一次路遇某科长,父亲主动招呼,问:“你好!”某科长勉强微笑,极不自然。父亲有点后愧与之为礼,但继而一想,自己做得对。因同系党内同志,平时很熟,虽各自的观点不同,主动与之打招呼是对的,即使他不理睬,自己也俯仰无愧。又一次父亲与王长楷(后为西南大学党委书记)一起参加劳动,王挖坑,父亲点胡豆。王是父亲学生,留校后受到重点培养,父亲一直对王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今后能挑起领导教研组工作的重任。由于两人各参加一派,从1967年6月西师大规模武斗后,两派对立情绪极为严重,两人已一年多未讲过话,偶尔相遇,也彼此偏过头去,互不理睬。这一天在共同劳动中两人又开始讲话了。现在想来有点好笑,不可思议,可见派性害人不浅。



                                                2

       1967年8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四川大学,到10月份开始搞军训,将散落各地的师生召回学校,逐渐结束无政府状态。我也回到成都,过着有组织的生活和天天枯燥无聊的政治学习,自由散漫了几年,又要“屁股和板凳相结合”了,非常不适应。这时期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走向稳定,但重庆的两派斗争仍然激烈,还看不到两派联合的影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西师“八.三一”不掌握枪杆子,处于劣势,被动挨打,“八.三一”的师生先后七次被迫逃离学校,这在“文革”中的高校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例。

       1967年11月19日,一群“八.一五”派中学生冲入政教系“八.三一”学生宿舍,大打出手,打伤数十人,多为头部受伤。20日夜,一群中学生冲入四川外语学院学生宿舍二楼,用匕首刺伤十来人,其中一人中八刀,颈子上一刀,流血甚多。“八.三一”学生纷纷出走,总部决定女同学先撤到壁山县,第二天“八.三一”总部也撤至壁山,学生一走,失去依靠的教师也跟着出走。父母也欲出走,但冷静分析形势,觉得还没有迹象说明要发生大规模武斗,有点小摩擦就大批出走,这样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另外家中毫无积蓄,不领工资便不能生活,所以感到无处可走,茫茫大地难有容身之地。父母决定不走,待下来,静观变化,再作道理。过了几天,局势缓和,去壁山的学生又全部返校。但学生们处境困难,不少人东西都丢光了,无棉衣穿,没有被盖,夜里两个人盖一床破棉絮,甚至四个人盖一床棉絮。冬天到了,越来越冷,实在不好过,且随时有挨打的危险。所以学生们人在学校,心不安定,纪律涣散成为一致命伤。

      1968年3月20日,“八.三一”负责人在学校会议厅传达解决四川问题的北京学习班情况及中央首长接见参加学习班人员讲话。“八.一五”派一群中学生乘卡车一辆在会场外回旋捣乱。大家不理睬他们,卡车再次来,中学生们跳下车来冲入会场,登主席台在墙壁上刷大标语:“毛主席是舵手,8.15跟着走。”大家极力克制,只是唱歌,仍不理睬他们。一中学生在一个人的脸上涂墨,被涂者逆来顺受走开了之。中学生们挖空心思要挑起武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将浆糊盆掷向人群,仍挑动不起来;又举凳向一女同学头上砸去,群众遂大呼:“不准打人!”中学生们把墨汁瓶掷向人群,又从窗外扔石块,一时秩序大乱,众人夺门而出。父母及四妹均在场,皆被泼了一身墨,满身满脸皆是,真是淋漓尽致。很多年青人忍无可忍,跃跃欲反击,皆被年长者劝阻,决不能上当。对方想方设法欲挑起武斗,大家只能极力克制,不然,就会“逞一时之快意,遗后患于无穷。”

       母亲在会议厅被挤出来,从高坡上跌下来,把脚跌伤,青硬一块,初不介意,只觉得有些微痛。后来忽红肿一片,剧痛,行走困难。去卫生科医治,打青霉素。在卫生科母亲见一女孩跌断胳膊。原来是三个十几岁女孩(均是西师职工子女)在李园一空寝室中玩耍,忽有某中学的三个小流氓持枪闯入,以枪抵女孩要强奸,两女孩跳窗逃出,因跌伤;有一女孩未敢跳窗,遂惨遭毒手。闻之无不扼腕,痛恨不已。母亲还遇中文系老教师耿振华,也是那天在会议厅混乱时跳窗逃出,伤足,每日拄拐杖去卫生科看病,活像李铁拐。

      1968年4月碚渝交通断绝,旬日未见报纸,使人郁闷。4月10日,当时的《新重庆报》登了启事,因缺纸张,从11日起暂时停刊。重庆这么一个大都市,岂能因缺纸张而报纸停刊?真是亘古未有之奇谈。从4月份起,煤供应定量,我家户口上只有三个人,每月仅120斤煤供应,当然不够烧。因而改变生活习惯:晩上下火,次日10点再升火,早餐只吃馒头喝稀饭,在食堂解决,不用升火。这样可省不少煤,可以将就混下去。

      1968年5月20日,毛主席接见四川学习班在京学习人员,“八.一五”派半夜上街游行庆祝,“反到底”派于21日上午上街游行庆祝。一群“八.一五”派的中学生出来捣乱,用车子冲击游行队伍,又在制高点事先囤积砖头石块,袭击游行队伍,因而发生冲突,西师“八.三一”及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受伤学生很多。冲突中这群中学生的宣传车被“反到底”派砸烂。中学生们被激怒,蓄意报复,寻衅闹事,来四川外语学院捣毁学生宿舍。一“八.二六”女生逃出宿舍,跌倒,鼻孔流血,无路可走,跑进我家,后有三名中学生追来,持刺刀、扁担,把鼻子流血的女生揪走,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父亲心中抑郁终日:这是什么世道?究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青天白日之下,可以随便打人抓人,无人能过问。究竟症结在何处?父亲感到大惑不解。  

        紧接着5月22日晚上10点10分,四川外语学院广播站突然响起,大骂“八.二六”放火烧房子 ,要挑起武斗,呼吁全区“八.一五”派前来救火。父亲赶快熄灯上床,外面吵闹不堪。父亲浮想联翩,怕这是对方设的圈套,这边纵火,调虎离山,让驻李园的解放军过来,那边空虚,趁虚攻打李园;呼吁全区“八.一五”派来救火,可能是信号,把武斗队伍放进来,像去年“6.5至6.8”事件那样把西师包围,瓮中捉鳖……但无论什么情况,只能“卧以待毙”,絕不能出去,跑出去必会遇到危险。但广播突然停止,播音员一句话没有说完,就戛然而止,悄悄地安静下来,不知何故(事后才知道,是解放军来了)。

        第二天父亲外出,见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派男生宿舍的房顶被烧了三分之一强,突出一个光架架。解放军设了很多岗哨保护现场,参观的人很多,都是远远的看。上午父母一起到会议厅参加学习,见“八.二六”的学生正在会议厅吃饭,原来昨晚他们被堵在三楼,遭围攻,房子被烧,下不来,以后解放军派三连人去把他们救出来,安全无恙。后来“八.二六”的学生只有搬到李园,和西师“八.三一”的学生住在一起。吃饭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由“八.三一”的工人职工家属们自动煮饭供应。这令父亲很受感动,越是穷人,越是慷慨,越是仗义疏财,越肯急人之急。

       谣言纷纭,说军工井冈山要派武装人员来北碚帮助“八.三一”夺权。很多人估计将有一场大战,又纷纷出走。我家客人川流不息,从早晨至晚上9点钟没有断人,都是来商议出走之事。父亲也弄得昏头胀脑,举棋不定。第二天仍然終日人来人往,走的人越来越多,只剩几家人未走了。对于外面流传的各种消息,父亲认为纯属造谣,絕不相信。但走的人多了,父亲也拿不定主意,心如悬磬,如游丝,不知如何是好,顾虑重重。孩子们这样多,又无去处,究竟怎么办呢?内心很纠结。第三天終日下雨,下这么大的雨,携家带眷出逃,也太艰难了,遂决定不走了。至此,外语系“八.三一”派教师只有我家未动了。学院内已经人迹稀少,有些阴森森的,有邻居劝父母要暂躲一下。夜晚,父母躲出,宿老友杜子荣家。以后几天,局势平静,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武斗。



                                                 3

       1968年4月底,一支解放军铁道部队正式接管了北碚区支左办公室,原来的支左部队调离了北碚。两派都到支左办公室“拥军”。5月2日上午,由“八.三一”外语系、政教系两个大队去支左办公室拥军,整队打着“八.三一”的旗帜,边走边唱,队伍整齐。解放军宣传队敲锣打鼓欢迎,走时又欢送,军民关系极为融洽,这是以往没有的现象。解放军进驻西师,当数辆运行李卡车开进学校时,学生、教职工连同家属都去帮忙搬运行李。父亲也老当益壮去背行李,但只抢到一卷行李,只背了一趟,聊表心意而已。5月4日解放军与“八.三一”在会议厅进行军民联欢,解放军战士受到“八.三一”师生职工及家属儿童的夹道欢迎,大家热情极高。从1967年春季军队开始“支左”以来,军民关系紧张,虽然有时勉强去“拥军”,也是貌合神离,像这次这样鱼水和谐,还是第一次。父亲高呯口号时不禁热泪盈眶,经过这一年多的斗争历程,深深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5月7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两周年,《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下达一周年纪念。“八.一五”派在人民会堂前,“反到底”派在解放台分别举行庆祝会,会后分别游行。听说江对岸的“反到底”派某组织过江时曾被撕烂旗帜,但没有发生大的摩擦。解放军在街上设了很多岗哨,使两派未发生大的冲突,北碚的形势日益好转。按照重庆警司主持的两派协议,7日下午6时截止,枪支一律上交,这已不知是第几次协议了,但夜晚仍闻枪声,足以说明枪支并未交完。

       5月26日,四川省革筹送逃到成都的“反到底”派返渝,“八.三一”占三个车厢,我也混在其中,回到重庆。

       5月30日,北碚区支左办公室召集两派成立庆祝省、市革委会成立筹备小组,组长是解放军周副政委,副组长两派各一名,组员两派各若干名,其中有“春雷”一名。“反到底”仍坚持老观点,认为“春雷”是一保守组织演变来的,不愿和“春雷”坐在一起,故要单独举行庆祝活动。解放军表示,若“反到底”派单独举行庆祝,他们将不支持。后来经多方努力,支左办公室作了让步:“八.一五”派在解放台,“反到底”派在西师操场,驻军和已实现大联合单位在人民会堂分头庆祝,游行时间也先后错开,这样又回避了一次矛盾。

       6月2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八.三一”派负责人先作了工作,将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划入“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矛盾是与叛徒、特务、顽固走资派的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两派终于一起参加庆祝,这是第一次,两派各站一边,中间由解放军隔开。

       6月11日,在西师大操场由解放军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八.三一”与“春雷”坐在一起开会。双方各有一千余人参加,“八.三一”队伍整齐,秩序井然,出人意料之外。首先由解放军两位首长讲话,然后解放军宣传队演出,节目很多,结果很圆满。大家都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情况会逐渐好起来。

       6月12日,“反到底”派的武斗专业队伍“猛虎团”突然从重庆城里杀回北碚,占领了街上的新华书店大楼,旋被“八.一五”派包围,被打死6人,陈尸街头,活捉10余人,都被痛打。这一错误行动,使“反到底”派陷入被动地位。眼看两派逐渐走上大联合之路,坐到一起了,群众皆喜形于色,那知又“风云突变”,使人忧心如焚,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枉自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住李园的“八.三一”学生紧急撤退到附近的红光公社。13日中午有一伙持枪的人来捉“八.三一”的一位教师,该教师早已逃走,没有捉到,便对其母横加辱骂,并在院子里鸣枪示威。又去抓另一教师,也未抓到,把家属打了一顿。暮色苍茫时,有一姓王的教师被抓走,并抄家,王家两个小女孩鬼哭神号:“我的妈妈呀!我的爸爸呀!”声音极为悲惨,闻者为之断肠,这一情景酷似电影上所演解放前白色恐怖下抓人镜头。父亲一时浮想联翩,仰天长叹,低吟苏东坡诗句:“不知今夕是何年?”为之愤愤不已。母亲这时正在一教师家中聊天,王某被抓后,即宣布戒严,母亲只有夜宿别人家,未归家。当时气氛还是挺紧张的,就像一部惊险的电影,若已知结局,自然不紧张;若你身在其中,且不知结局如何?自然心就随时是悬起的,神经也是绷紧的。      

       形势紧迫,父母决定出走暂避。6月14日我和父母由围墙缺口出校,因汽车不通,只有乘船。我去江边排队,轮子很长,没有买到票,只有悻悻而归。15日我和父母、刘炽亮夫妇、闵震东、黄志桂一家一起去江边,闵震东买到了票,另外几家只买到一张船票,决定让我先走,可能因为我是川大“八.二六”的,是“八.一五”的对头,目标大。黄志桂将只有几岁的小女儿托我先带进城,一路上抱一小孩也可以作一下掩护。哈哈!有点像解放前作地下工作。刘炽亮夫妇因不能去重庆,买船票溯流而上去合川了。16日母亲托一教师家保姆帮忙排轮子,这位老太太特地夜宿在街上,早上5点钟去抢到一号的轮子,盛情可感。父母终于上了船,船上西师的人很多,“八.三一”和“春雷”的教师都有。这是父母的第二次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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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武斗毒焰终被扑灭

                                                

                                                    1

       1968年6月17日父母住进大坪中学,是一位姓胡的老师让出的一间房,环境很好,吃饭可以在学校食堂解决。这所学校两派教师没有强烈的对立情绪,两派还能和平相处,学生中只有“八.一五”派住校,也不搞武斗,真是“文革”中之“世外桃源”。父母住此,生活方便,又有安全感,十分满意,唯一抱歉的是影响了让出住房的胡老师一家的正常生活。

       一天半夜,下起倾盆大雨,大约12点半时,附近居民敲盆声甚急,人声鼎沸。第二天才听说是出了一个偷盗团伙叫“财扒集团”,十分猖狂,昨夜即是居民敲盆“捉财扒”。

       父亲在大坪看见几个小孩赤脚割草,悠然自得十分欢乐,引起无限羡慕。父亲联想自己一个知识分子,一身都是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家累是个包袱,知识是个包袱,社会地位也是个包袱,现在还被逼得有家不能归。

       到7月份,大坪地区的气氛也紧张起来,听说重庆医学院“反到底”派、航锋、242红总等组织皆撤退。从杨家坪逃难来的人很多,背着行李,牵着小孩,络绎不绝;但往杨家坪方向去的人则寥寥无几。父亲在大坪街头看见“反到底”派的“军工建设兵团”队伍进城开会,约2000人,队伍整齐威武,父亲佇立街头,目送久之,心里感到非常激动。

       我到重庆医学院、大渡口等地拜访了几位老同学,回到大坪,五弟也来到大坪中学,我们和父亲同住一间房。由于形势趋于紧张,大坪中学“八.一五”派学生也发了枪,中学生喜欢玩枪,结果“走火”打死了一个学生,木工房连夜赶做棺材。晩上10点过父亲与我和五弟在木工房外自来水龙头下洗脸,学生背枪警戒,虽然知道我们是“反到底”派的人,但也了解我们是来逃难的,非武斗人员,所以对我们未理睬,我们也若无其事,彼此心照不宣而已。一天半夜,突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只听外面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什么“大庆公社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你们要向石油大楼靠拢,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正在这时,只听天花板“轰”的一声巨响,然后听到父亲喊叫:“老三、老五快来!”我和五弟忙下床一看,原来天花板被震垮了一大块,将父亲床上蚊帐压垮,并将父亲埋了起来。我们刨开石灰块、泥块,将父亲救出,幸好有蚊帐缓冲了一下,父亲虽受了惊吓,但尚未受伤。第二天才知道是石油学校的石油兵团和一个叫大庆公社的组织火併,两者均属“八.一五”派。据说先是大庆公社的人打死一个石油战士,石油兵团向大庆公社问罪,要求交出凶手,大庆不理,激怒石油,遂有昨夜一场恶战。听说大庆死4人,石油死1人,两个组织接连打了两夜,彻夜枪炮声不绝。

       我于7月6日晚乘火车回成都,走时仍炮火连天,从化龙桥方向断断续续传来枪炮声,约数百次响声。同时南岸方向红了半边天,像是有失火之处。

                                                      

                                                   2



       大坪至两路口的公交车经常不通,城里的公交车也很稀少,父母进城走访外语系的同事们,只有徒步前往,走到两路口用时40分钟,一路上行人皆神色仓惶。来到春森路10号,这里是“八.三一”设的一个指挥部,满坑满谷都是西师的教职工,皆是去打听发放工资的消息。老教师闵震东身上只有10元钱,不慎丢失,现全家只有1角钱,可谓一贫如洗了。父亲借给他5元钱,另一教师也借出5元钱,解了闵震东的燃眉之急。大家要求在城里发工资(许多人都是暂住城里,等着发工资后就可以远走高飞,离开重庆),但北碚区支左办公室坚决不同意,坚持要回本单位才能发工资。“八.三一”总部号召有余钱的教师把暂时不用的钱拿出来,由总部统一安排,解决困难职工的生活。两派的代表正在谈判,先各自“斗私批修”三天,然后谈判,谈判中“八.一五”派提出以解散“猛虎团”为先决条件,“反到底”派不同意,这样未达成任何协议,中间休会,谈判就此流产。但西师校内比较平静,形势有所缓和。

       7月1日父母一起回西师去领工资。早晨5点半起床往化龙桥方向走,没有公交车,只有靠两条腿走路。天气阴霾,时雨时歇,母亲怨声载道,一路嘀咕。走到土湾,在一屋檐下避雨,有一青年人问父亲:“你是西师的?”父亲摇头表示否认,青年人说:“我是美术系学生,是八.三一的。”父亲才开腔和他讲话。他告诉说沙坪坝到北碚的汽车已停开,父亲半信半疑,但既已至此,只能前行,不能打退堂鼓。8点到达沙坪坝,遥见鹄立候车人群,一字长蛇阵,心甚欢喜。9点半车才来,到北碚车站已12点了,四妹到车站迎接,顺利返家,第二天领到了工资。本想领了工资就回大坪去,不想连晚大雨倾盆,彻夜不停,江水暴涨船停航,未能成行。与刘炽亮夫妇终日闷坐家中,幸有杜子荣伯伯一天两度来聊天,略破沉寂,正是“最难风雨故人来”!

       回到大坪后,父亲将我送上火车回成都后,于7月9日结束了逃难生活,回到了西师。

                                                                                3

      父亲有时到潘仁斋伯伯家闲聊,还给潘伯伯的一位在科研单位工作的侄女补习英语。潘伯伯是西师副教务长,“文革”一开始就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还被红卫兵抄了家,所以潘伯伯常生闷气。一次父亲去潘家,潘伯伯吃醉了酒,又生闷气,父亲劝他戒酒或小饮不要吃醉。他说:“你是造反派,比我强。”父亲说:“你已醉,改日再谈吧。”

       父亲回忆1933年在北平读高中,春季吐血,就医中央医院,住院七个月,到秋末才出院。夏天祖父给父亲买了一把纸扇,扇面双钩了方孝孺的诗《扇子铭》:“流金烁石,天地为炉,尔于是时兮,伊周大儒。北风其凉,雨雪载途,尔于是时兮,夷齐饿夫。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吾与尔有是哉!”“文革”初期,父亲被贴大字报,“靠边站”,这首诗对父亲很有启发。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靠边站”也是有益处的,不但可以检查自己的错误,分析靠边站的根源以及来龙去脉,认识一些“同志”们的原形,当然自己也现原形;同时还可以利用余闲时间,多读一些书报,增长知识,提高政治觉悟,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又有什么不好。父亲觉得不能总是耿耿于怀,郁郁寡欢,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干妈在西师图书馆工作,受家庭变故的影响,心情郁闷,不久生病住院,消瘦憔悴,精神恍惚,乱说胡话。父母去看她,一见面她就说:“江青和周总理来了,你们知道吗?我向首长作了汇报,他们对我很了解,说我吃过苦,身体吃了亏,嘱咐我多注意营养。首长讲老潘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被人殴打,要送医院住院。”干妈由于精神受刺激而产生了幻觉。1968年11月2日,干妈再次住院,病情恶化,已昏迷不醒,医院送出“病危通知”,病情十分严重,危在旦夕。11月3日父母一同去医院,途中心里七上八下,唯恐昨夜出了危险。进病房门时,心中忐忑不安,探头进去,见渝生坐在床边,这才放了心。干妈竟大有好转,眼睛能睁开,口能开合,与之讲话,她张开眼睛像是能够会意,四肢也略能扭动,看来危险期已过。没想到这只是回光返照,干妈于11月4日上午8时殁于第九人民医院。

       干妈是一个温和、善良、与世无争的人。读中学时,每到假期我都会去西师图书馆,找干妈帮我借书,大包小包地背回家阅读,那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文革”武斗中,父母逃难离开家园,几个月未发工资,干妈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我家,帮助我家度过了那个困难的时期。干妈没有盼到“文革”的结束;她没有等到潘伯伯重获“解放”,又走上领导岗位;她也没有看到自己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渝生在其母去世一个多月后分配到贵阳市工作)。她把遗憾永留人间。



烟雨苍茫 <wbr> <wbr>第十九章 <wbr> <wbr>武斗毒焰终被扑灭

        干妈全家。前排:潘伯伯、干妈。后排左起:潘渝生、宗培岭(渝生的表哥)。



                                                  4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毛泽东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的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毛泽东严厉地训斥:在武斗问题上,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国民党,就要消灭。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中央报刊接连发表文章,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知识分子必须恭恭敬敬、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批评的矛头指向红卫兵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红卫兵组织已经成为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障碍,红卫兵这个由毛泽东亲自呼唤出来“大闹天宫”的“孙大圣”,不久就将被毛泽东之手压在五行山下。

       8月30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西师,上午l0点两派组织的人均在大校门外的马路两旁列队等候,鹄立雨中,竟达3个小时,至下午1点工宣队才整队而来。两派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晚上在新饭厅开欢迎会,也是两派共同参加,两派代表都讲了话,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9月4日工宣队进入各系科,各系科两派联合举行欢迎会,然后在校园内游行一圈,此年余未有之盛况。下午各系分成三个部分:66级毕业生、“八.三一”、“春雷”,各部分分别座谈,每部分都有工宣队成员参加。接着各系两派联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坐在一起学习、讨论。10月初,外语系实现大联合,成立大联委,组长由工宣队人员担任,委员两派各两人,“八.三一”是吴世儒和杨润田,“春雷”是王长楷与李德芳。

       11月1日,有十三中及附中的“反到底”派学生数十人闯进西师,与“春雷”的人发生冲突,武打起来,掏出匕首手枪,险些没有开枪,即遭工人宣传队和解放军包围,校门关闭,不准出入。当场抓了一些人,乱子立即平息下来。这件事工宣队和解放军处理既正确又及时,因此风浪立即平息,博得群众一致好评。大家说,如能像今天这样雷厉风行地制止武斗,也不致酿成一年多来的武斗和混乱场面。虽然工宣队在以后的工作中仍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但在制止武斗,稳定局势上确实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9月6日,新疆、西藏革委会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到12月份,北碚区各单位都已实现两派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只剩西师成了老大难的“钉子户”。在解放军和工宣队反复做工作后,“八.三一”终于放弃以往成见和极左观念,承认“春雷”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样两派联合有了基础。12月底西师革委会获上级批准,并于1969年1月3日正式成立。这样北碚区四百余单位全部成立了革委会,实现了全区一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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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清理阶级队伍

                                                    1                                                

          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即对师生进行军训,每天军训1个钟头,老少壮弱一齐出场,只做些简单的动作,如立正,稍息、齐步走、跑步走之类。这样训练一下很有必要,因“文革”中无政府思想泛滥,人心涣散,纪律松弛,有必要重塑严明的纪律。但后来发展到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婆以及病号也参加跑步,中途多退下来,感到吃不消。父亲认为年过五十的人和病号可以另编一组,作些轻微体操,不一定非参加军训不可。毫不照顾,不区别对待,是不妥当的。

       西师有一大片果园,结满广柑,一个个黄澄澄的果实挂在绿树上,引人喜爱。父亲参加学校组织的摘广柑劳动,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做这种工作,感到很惬意。美中不足的是参加劳动的学生中有人无组织无纪律,不但且摘且吃,而且偷窃运往寝室,或竟中途拦截运送的水果,搞得乌烟瘴气。因此,下午没再让学生参加。据估计,当天广柑损失数百斤,全天摘获一万余斤,平均每人可购买4斤。(记得这一时期在川大,和同学们也一起去偷过学校实验地里的包谷,拿回寝室用自制的电热器“水乌龟”煮来吃,还有人到池塘钓鱼来吃,甚至还有女生参加。“文革”引发的野性一时收不了缰。)

       随着珍宝岛事件的爆发,苏联屯兵中苏边境,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按照“深挖洞,广积粮”的最高指示,全国各地开始大挖防空洞。西师全校实行军事编制,外语系教师编为一个排,排长是解放军,排下编为六个班。晚上挖防空洞,从8点挖到12点,大家劳动得很愉快,感到这是为反对苏修出力,不感觉到劳累。晚上挖防空洞至深夜,白天照常开会学习,大家也无怨言。

       学生要调换宿舍,大概是学生不愿意搬迁,全校教职工都去帮学生搬家,以此发挥一些促进作用。但有的学生很不自觉,消极怠工,毫不客气地把重担子推给教师,而自己挑轻的,有的竟指手划脚,自己连轻的也不拿,视教师为奴役。天又下雨,可怜父亲已年逾55岁,体弱多病,在泥泞中蹒跚而行,往返4次,全身都淋湿,感觉这一工作比昨夜之挖防空洞还要“恼火”。

       学校组织教职工到农村帮助挖红苕,母亲随大队伍下乡一个星期,吃住都在农村。父亲被安排到学校建在团山堡的化工厂劳动。在化工厂的工作是包装产品,将生产的黑油膏装入袋中,用线缝合,然后扛至仓库,25公斤一袋,父亲除包装之外,一天还扛了十几袋。这个活又累又脏又臭,硫磺臭气薰天,车间里到处都摆放着黑油膏。第二天化工厂又派父亲随师傅到铁工合作社帮助电焊水箱,并检验水箱不能漏水,父亲只需在旁边当助手,对一个文弱书生来说也很不容易,出了不少洋相。两手弄得乌黑,洗都洗不掉,两只鞋子也弄得透湿,而且车间里噪杂不堪,机器声,铁砧声,锤声叮当,震耳欲聋。父亲感到大家都愿当工人,不愿当农民,其实无论哪一行,各有苦乐,当一个工人也挺不容易的。一天劳动下来,父亲感到腰酸背痛,但由于劳累,晚上睡眠很好。一个星期后,母亲到农村挖红苕将返家,父亲想到母亲也很劳累,将自己和七弟换下的脏衣服抓紧时间洗了,让母亲回来后能轻松一点,劳动促进了父亲的进步。

       1970年春节前,外语系决定与前进公社(去年冬教师们曾到那儿支农挖红苕)的农民联欢,要送10挑粪肥给农民。早上7点半在新饭厅集合,欢送挑粪下乡的15位教职工,但人没有到齐,稀稀拉拉,由教师江家骏领呼口号,挑粪的人已走远,这边还在热火朝天地高呼革命口号,让人觉得有些好笑。

       工宣队进校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省、市革委会的安排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先是批“二月逆流”,然后抓“5.16”分子,批判刘、张(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均为四川省革委副主任),然后揪“三老会”,紧接着是“批林批孔”,“城头变幻大王旗”,批判对象走马灯式的变化。批“二月逆流”的刘、张,不久自己就成了批判对象。而批判刘、张的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不久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运动中又成为被批判者。但真正关系到教师切身利害关系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很快就到来了,接着是整党建党,父亲又一次陷入灭顶深渊,几乎不能自拔。



                                                   2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全国各单位外调人员满天飞,父亲也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外调人员。一次外调人员来了解当年中央大学父亲班上同学情况(父亲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语系),看样子重点在三个女同学,政治夹杂着爱情,要求父亲源源本本把班上成员情况,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一一写出来,这种要求,父亲还是第一次遇到。父亲不但照办,而且很仔细地将知道的情况一一写出来,自己感到很满意。

       一次有人来调查一位叫耿连瑞的人情况。父亲回忆起与此人相识是一奇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方各大学纷纷南迁,父亲随山东大学去安徽,途经南京,因无交通工具,暂住南京第一中学等候车船。耿连瑞是石家庄附近的人,是一师范学校学生,当时激于爱国热情参了军(或是当时的什么救亡组织)而去了南京。敌军进逼,国民政府溯江西上迁重庆,南京成了一座空城,耿因病被集体甩掉,不知怎的倒卧在第一中学的一间空教室内,适与山东大学学生住处比邻。由于好奇,山大学生围住耿连瑞问长问短,知道他是河北人,引起了父亲的同情心。及山大学生乘车去芜湖,耿苦苦哀求,把他带走,父亲毅然慨允,把他带到芜湖,并安顿在江边一条窄街的旅馆里,父亲即随学校去了安庆。以后父亲辗转由武汉而宜昌、万县,最后到了重庆,由山东大学转入中央大学。记得在中央大学时曾接到耿的一封信,说他由芜湖脱险的经过:在芜湖沦陷前夕,他从小旅馆被一个和尚带上船到了武汉,其中情节异常离奇,因此父亲尚存模糊记忆。耿连瑞于1941年进入中央大学外语系,竟与父亲同系,实在出人意外。耿毕业后和父亲很少联系,只记得他在西安美国新闻处。调查材料的人说耿曾加入过“恒星学社”(一个河北籍知识分子在沙坪坝的同乡会),父亲则毫无印象,如果是事实,那一定是父亲介绍他参加的。但他从未参加过“恒星学社”的活动,这是可以肯定的。

       祖父给父亲来信,说有一在青岛居住的熟人对由河北老家来调查祖父历史的人说:“李翔九不是国民党,而是一贯道。”祖父闻之极为生气。祖父曾信佛教,但絕非一贯道,且平时最看不起一贯道,时常刻薄挖苦信奉一贯道的人。解放后还曾给公安局写材料检举一贯道人员,得到公安局的口头表扬。父亲和祖父的通信居然被当地无法无天的公社领导扣留检查,还寄给西师工宣队告状。工宣队派一位解放军老谭同志找父亲谈话,问父亲的成分及与祖父通信的内容。父亲说都是家常话,信上不谈政治。老谭说:“你父亲对社会主义不满,是不是?”父亲摸不着头脑,坚决地说:“我父亲是拥护党,忠于毛主席,热爱新社会的。”老谭说你给你父亲写的信,当地公社已寄回,老谭将信的内容读了一段,大意是说:祖父所住村里某人死了,祖父来信说,他死了好,脱离了苦海。父亲回信说:“不能这样说,怎能说是苦海,这是旧词,若让人抓住辫子,加以上纲,那还了得。”老谭说,你对你父亲不批评,只说是旧词,不用上纲,这话就在纲上。父亲解释说:自己的父亲年已77岁,因病退职,终年卧床,当然思想跟不上时代,他原来信佛教,以生老病死为苦,认为死即是脱离苦海,因此在信上说这是个旧词。至于说怕被人抓住辫子,那是指公社领导正在审查他的政治历史,因此被密切注视,书信常被扣压检查。不能说这个“苦海”是指新社会,具体的人,具体的情况,要作具体分析。老谭最后说:你父亲不是贫下中农出身,所以说出这些话,你要对他进行帮助。老谭对父亲的解释也未置可否。祖父只活了78岁(父亲当时还不知道,性格刚烈的祖父是绝食而亡)。对一个对社会不可能有什么危害的老人,仅仅因为经历复杂一点,不是贫下中农出身,就受到反复调查,一言一行均受到监控,幸好那时还没有摄像头,不然上厕所都要小心一点。那个时代人们是没有隐私权的,那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人敢提隐私权(实际上很多人从未听说过这个词语)。

       父亲接待的外调人员中有好几批都是追查当年“恒星学社”的情况,有无政治背景。一次外调人员说当年“恒星学社”的章程已找到,并称章程中有一条说:“信仰三民主义。”这难道不是反动组织的证据吗?父亲引用毛主席著作进行反驳,早在1937年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宣言上就说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主席又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也提到过。在1940年发表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第十条就是要求“实行三民主义。”“恒星学社”在1943年的章程中说“信仰三民主义”,怎么就成了反动的呢?父亲觉得,这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一种倾向,就是无限上纲,只要有问题,就尽量怀疑,尽量往坏处想,往反动一面想,如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

       工宣队师傅找父亲谈话,要父亲交待自己的学历,经历及政历,并说出证明人,还令人不解地暗示有人揭发父亲在解放前几年曾参加过反动活动,劝父亲回忆,争取主动交待。父亲回家之后,思之再三,甚至整夜沉思不能入睡,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曾参加过什么反动活动。父亲的心情是平静的,想到有可能是传闻有误,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栽诬,目前“内查外调”极为深入,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过了几天有署名“革命群众”的人给父亲贴了两份大字报,主要有几条:1、解放前加入国民党,究竟谁是介绍人,是一般党员吗?2、解放前加入过什么反动组织,参加过什么反动活动?3、解放后在西师加入民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帮西师的走资派干了很多坏事。4、与走资派方敬、潘仁斋的关系。5、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赵维藩、高振业的关系,等等,共10来条。最后说:“如不老实交待,我们就揪住你不放。”(后来才知道,这些大字报是工宣队师傅发动群众写的。)大字报使父亲震惊,父亲认为核心问题是1、2两条。晩上父亲找工宣队师傅汇报思想,师傅说父亲有重大历史问题没有交待,一再启发父亲主动交待,最后甚至说:“你还有几个孩子,要为他们的前途着想。”这使父亲很受感动,几至泪下。但想来想去,实在想不起来,自己敢对毛主席发誓,自己的历史问题交待得一清二楚,丝毫没有隐瞒,对党和毛主席是忠诚的



       不久,父亲终于弄清楚了工宣队师傅所说的两个历史问题:一是1938年加入国民党,是特字号党证;另一个是1947年下半年《中央日报》曾登有一篇《戡乱建国宣言》,内容是反共的,上有父亲的签名为李峻嶽(当时祖父母到重庆,一时无工作,为生活所迫,父亲在两所学校兼职上课拿工资,分别用名为李峻岳和李峻嶽)。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事,解放后父亲就作了交待,那是1943年春,父亲在重庆女子职业学校教书时,曾集体参加国民党,领有一张党证。解放后将这张党证交给重庆磁器口派出所。除了这张党证外,和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出席过任何会议;没有交过党费;解放前自己没有承认过是国民党员,介绍人是谁也不知道。1938年曾有同学劝父亲参加国民党,由中央委员两人(陈立夫、罗家伦)介绍,可领到特字号党证,但由于父亲不大过问政治,所以拒绝了。关于《戡乱建国宣言》签名问题,父亲反复思索,只记得1947年下半年在重庆大学搞过一次三校教授联谊会,会后在重庆大学照相,时间与《戡乱建国宣言》签名的时间吻合,莫非那次联欢即是搞签名活动。如果是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交待出来了,若如此将三呼:“毛主席万岁!”



                                                    3

       父亲受磨难的期间,我在成都恰参加了清查敌伪档案的工作。因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查大量解放前的档案材料,所以抽调一部分学生参加成都军区敌伪档案办公室工作。从父亲信中知道他的两个历史问题后,我决定找机会查一查1947年的《中央日报》,为解决父亲的问题助一臂之力。四川大学图书馆有专门收藏解放前旧报刊的藏书楼,我大胆走上楼,见有两位管理人员,说明我是查敌伪档案的工作人员,要查一查1947年的《中央日报》,顺利地拿到了报纸,飞快地翻阅,眼看胜利在望,不觉欣喜万分。正在这时,一位工宣队领导进了藏书楼,见我在翻报纸,忙去问两位工作人员:“怎么有学生在这里?”我只听见他们在里间办公室里嘀嘀咕咕,听不清说些什么,我忽然警觉起来,正如小说中常写的那样:“说时迟,那时快”,我丢下报纸,飞身下楼,一瞬间就消失在树丛中,心想:好险!差一点被抓现形,就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我想把查报纸失败的事告诉父亲,一定会使父亲更加沮丧。所以我认真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提出我的看法,以我对查档案工作的了解,既然工宣队坚持认定父亲签了名,手中一定有证明材料,所以很可能《戡乱建国宣言》上确有父亲的签名,但本人一点印象也没有,说明签名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弄上去的,那么当时教育界的许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这不是什么大不得了的事,总能弄清楚。我在信中抄录了两段有关的毛主席最新语录:

     “清队要有经验的人去搞,群众里面的头头没有经验,容易扩大化。一般老工人参加国民党不要看得那么严重,那时候就是那个社会嘛。”

     “要注意政策,要团结对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大学教授那么多,能不要吗?对于人的历史不要那么追,人就是有历史,有的人在白区工作,有的人参加国民党,这是明摆着的,这是过去的事情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他不造反,不做坏事就好了嘛,坦白就好。”

       父亲看了信,感到如服一剂清凉剂,对我的意见表示赞赏。

       工宣队对父亲进行“三堂会审”,有工人师傅和教师共五人参加。主要是“政策攻心”,进行思想教育,解除被审查者的思想顾虑,启发其觉悟,让他自行交待。审查者的支配思想是怀疑被审查者隐瞒,因之他们的发言,所引用的主席语录,总是有关这方面的;被审查者处于被审地位,有责任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但心里一清如水,自信毫无隐瞒,心里有些不服气,态度有点傲慢。双方思想背道而驰,当然谈不拢,而且时常顶牛。最后工人师傅正言厉色地教训:“你说了一上午,不接触实际,简直等于放屁!你说你究竟签名了没有?”父亲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我没有签!”师傅勃然变色,训斥父亲:“你要干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谁叫你站起来的?”父亲只有说:“我站起来是回答你的问题。”结果不欢而散,又让父亲回家写交待材料,第二天交。

        父亲写了一份交待材料,分五个部分:一、当时的历史背景;二、当时自己的思想状况;三、签名的几种可能;四、自己决不是有意隐瞒而欺骗组织;五、自己的态度。约有4500字,虽然交待不出问题,也算是旁证,自觉情节都很真实,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报纸上有自己的签名,自己就要负政治责任,交待不出来,只有请组织上给予应得的处分。

       第二天,父亲将写的材料交上去,工宣队师傅很不满意。将父亲安排在一间空房间里独自学习《毛主席语录》。后来又指定重点学习三段语录:    

     “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

       这最后一段,父亲认为是针对反革命分子说的,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反革命分子,因此是不适合的。但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又有什么办法呢?

       学习语录后,又由一位工人师傅和一位女教师审了一上午。结果还是背道而驰,各说各的。最后父亲没有办法,只得说:“那么就从严处理吧。”这下又遭到批评,审问者说隐瞒政治历史,从小处说是对党不忠,从大处上纲来说,就是替国民党殉葬,给蒋介石尽忠。父亲感到解放后自己一心跟共产党走,岂有给国民党殉葬的道理,真是寃枉,有口难辩,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以帕掩鼻,悲痛不能自抑。到11点半父亲被允许离开,出门后,父亲听到师傅和那位女教师发出两声冷笑,心里感慨万端,不可明状,“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4

       父亲的“签名”问题一直拖了两年多的时间未能解决。这期间在国防科研单位工作的姐姐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也受到牵连,在整党中被挂了起来,引起她哭了好几场,党小组长要她对家庭问题加强认识。父亲读了姐姐的来信,北望山东半岛,颇涉遐想,心中抑郁,不觉泪落。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亲爱的儍丫头,爸爸的问题竟连累了你,爸爸心里十分难过,感觉对不起你。但你是无辜的,爸爸也是无辜的。爸爸一生忠诚老实,没有说过半句谎言,自信对党对毛主席是忠诚的,对自己的政历没有半句隐瞒。今竟有这样的遭遇,实在感到惶惑不解。”在农村当知青的四妹调出来当教师,因政审不合格落选。用人单位派人到西师了解家长的政治情况,说秉珏家长是西师的讲师,现正在帮人搬家。(因西师准备搬迁到忠县和梁平县,未定案人员被组织成搬运队,经常替人搬家。)四妹意识到“帮人搬家”是牛鬼蛇神的代名词,以后很难从农村调出来了,因而大哭一场,而且越哭越伤心。

       到1971年底外语系开始整党工作,1972年初整党工作进入第三阶段(党员斗私批修,群众评议,恢复组织生活),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父亲早就希望这一天的到来,但由于历史问题说不清楚,心中又有一些顾虑。整党领导小组要求党员向群众征求意见,党员要有三心:诚心、虚心、决心。换群众的三心:热心、耐心、信心。父亲在党员斗私批修会上发言约1个小时,最后别开生面,以四段诗结尾:

                                         少不如人老何为?

                                         革命意志渐衰颓。

                                         认真看书重抖擞,

                                         主席教导誓不违。



                                          路线斗争是个纲,

                                          不懂就会迷方向。

                                          错误根源要总结,

                                          吸取教训添力量。



                                          错误批判一扫光,

                                          心情舒畅斗志昂。

                                          斗私批修换新我,

                                          继续革命岁月长。



                                          阶级斗争萦怀念,

                                          老骥伏枥志更坚。

                                          为党工作不惜力,

                                          驰骋战场冲云天。

(父亲以往很少写诗,“文革”中办大宣传专栏,如庆祝党的生日,颂扬毛泽东思想等,被赶鸭子上架,开始写一些顺口溜及诗。)

       外语系有一中年党员女教师胡世樑,年轻气盛,在斗私批修会上情绪激动,派性斗争中的怨气还未完全消除。父亲因戏嘲一诗:

                                           怨、泄、不服气未消,

                                           多次枉自哭号啕。

                                           冬风不与“四娘”便,[注]

                                           依旧会上泪双凋。

[注]父亲将胡世樑同志戏呼为胡四娘。

       群众对父亲的斗私批修发言进行了评议,从群众的批评意见中,父亲觉得有新的收获,因之心里十分高兴。

       旧时有付对联:“无事少开口,有闲多读书。”父亲改为:

                                            无聊少开口,

                                            有闲多看书。

       所谓“无聊少开口”,是说要少说无聊的话;“有闲多看书”,用“看书”而不用“读书”,是根据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的教导,有功夫多读一些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

       经过“斗私批修”阶段,外语系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有15人,父亲和原党总支书记谭敏被挂了起来。在党员会上,父亲表示能够正确对待,但提出一个顾虑和一个要求。一个顾虑是:自己的历史问题已调查了两年多了,还是没有搞清楚,怕长期挂起来,解决不了。一个要求是:先恢复组织生活,然后再解决那个政治历史问题,也就是“挂事不挂人”。领导小组人员回答:这是根据北京“六厂二校”的整党经验,即政治历史问题一时搞不清楚的,暂时挂起来。

       眼看1972年春节将至,在外地的子女们将纷纷返家团聚,面对子女们自己将如何交待,父亲不禁有些着急起来。新的党支部成立了,支部领导多次找父亲谈话,做工作,肯定父亲愿意解决问题的积极性,批评父亲顶牛,不服气的态度,并希望最近能解决父亲的问题。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父亲终于投降,写下《我的检查与交待》,承认曾在《戡乱建国宣言》上签名。为此还编造了一段情节:即1947年在女子师范学院教书时,一次校长让工友拿一文件来,让签名,于是稀里糊涂地签了名,所以几十年过去后已完全没有印象了。支部领导见攻克了这一顽抗了数年的“堡垒”,不禁大喜,他们要的就是本人的交待和承认。但他们觉得交待的材料还太简单,要求补充两点:一是检讨自己的错误态度;二是批判反动的《戡乱建国宣言》。父亲按要求又写了一份《再一次检讨我的错误》交上去。父亲感到处境被动,思想起伏不宁静,因诌成四句顺口溜表示自己的心态:

                                             一片赤诚可誓天,

                                             觉悟太低亦堪怜。

                                             政治被动全盘输,

                                             愧悔天地难开颜。

       春节时子女们都回来了,大家都不赞成父亲这样委屈求全,但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半年后父亲终于恢复了组织生活,对于帮助过自己的领导和同志们,父亲很感激,有的虽然采取了恐吓逼迫的手段,但父亲认为他们都是一番好意,有的同志甚至主动接近父亲,希望拉父亲一把。但父亲思想上并不舒畅,心中留有一伤痕,将永不能磨灭,但咎由自取,又能怪谁呢?检查批判,非以其罪,怎么能够心平气和哩!耿耿于怀,将终身难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少年时看《三国演义》,有一段情节印象深刻,是讲曹操打败了强大的袁绍,书中写道:“操获全胜,将所得金宝、缎匹,给赏军士。于图书中捡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焚之,更不再问。”古人曹操尚且能够不追究属下的历史过错,焚毁证据,让属下安心追随自己去干“革命”。而如今号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当权者们,为什么连这种胸怀也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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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我家出了三个知青

                                                    

                                                      1

       1968年底,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重庆市开始动员中学生上山下乡,这关系到我家的四妹和六弟需下乡当农民,他们的思想产生混乱,很有怨言,甚至和来动员下乡的老师顶牛,搞得很僵。父亲在外语系的学习会上发言表态,一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子女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主席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父亲对毛主席的话深信不疑,坚决拥护。回到家中反复给子女们做思想工作,要他们相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消灭三大差别的第一步,有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景将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

       在外语系政治学习会上一位原领导干部W发言极不得体,大骂教授、部分讲师、还有个别老助教,说这些人是臭知识分子,臭气薰天,发霉发臭,他们的子女应该下乡锻炼。更令人奇怪的是,他把自己在“文革”初期犯下的打击迫害群众的错误,也归罪于外语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的影响。他在发言中处处突出自己出身贫下中农,母亲67岁了,还在乡间劳动,从而大骂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思想上“血统论”影响很深。会后,群众对W的发言议论纷纷,颇有意见。大家认为W是领导干部,应当站得高,看得远,应当讲政策,信口开河,发泄私愤,这是不妥当的。

       四妹就读的重庆二十四中学的学生是到苍溪县插队落户。学校召开家长会,请苍溪县贫下中农代表杨某介绍苍溪情况。杨某的讲话生动,政治性强,有一定水平,但讲话中时时流露出优越感。比如说:“我们农民脚上有牛屎,但我们思想上是干净的,不像你们知识分子思想是臭的。”像这类的话还有一些,很不利于团结。坐在会场后面的学生听了,不时起哄,搞得很尴尬。

       城里人和乡下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的人也各有各的看法,有下乡知青的家庭则承受着极大的压力。1969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全国是500万人,四川全省40万人,重庆市16万人。据统计,全国历年上山下乡知青总共是1700万人。

                                                        2

       姐夫赵玉坤的老家是江苏赣榆县马站公社仲湖大队,那里是老解放区,社员政治觉悟高,他家是贫农,父亲是革命烈士,母亲是大队贫协主任,江苏省贫下中农代表,人大代表。因此赵玉坤建议四妹、六弟不如到赣榆下乡,六弟身体不好,赵大娘可以就近照顾,这样也放心一些,对四妹、六弟的成长也会更有利一些。全家商议,认为“投靠乡下亲戚”也符合知青下乡的政策,对于前途未卜的上山下乡,与其到四川陌生的农村,还不如投奔可靠的亲戚。所以一致赞同四妹、六弟到赣榆落户。

       接着开始联系,先要四妹、六弟所属学校的介绍信,然后需赣榆马站公社的接收证明,因马站公社领导班子正在改组,开证明遇到一点麻烦,加上邮路不通畅,来来往往的信件都很慢,一直未得到接收证明。眼看北碚的知青们开始大规模地、轰轰烈烈地奔赴农村了。一家人都有点急了,特别是父亲,感觉下乡晚了就落后于别人了。马站公社的证明终于收到,父亲执证明到北碚区安置办公室办手续,原来办此事的是位解放军同志,不巧出差去了。不得不又找一位女干部,又从新把赣榆的情况及与赵家的关系重新介绍一番,费尽唇舌,才答应办理,但必须等到第二天才办理,因为还要向领导汇报。第二天终于开到落户介绍信,凭此可到学校办理下户口的手续,这才算一块石头落地了。父亲回家还未进门,遥看几个子女正站在门前等候,激动地掏出《毛主席语录》挥舞起来,好像是一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个时代,人们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文革”已过去近50年了,父亲挥舞语录本的情景还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烟雨苍茫 <wbr> <wbr>第二十一章 <wbr> <wbr>我家出了三个知青

         (1969年3月全家合影,送四妹、六弟赴江苏赣榆落户。)



       四妹、六弟于1969年3月底到达赣榆马站公社仲湖大队赵大娘家,受到热情欢迎,赵大娘和女儿赵玉英(赵玉坤的妹妹)及四妹、六弟4人住一家,生产队的队长、书记都去看望他们。生产队很照顾他们,不让他们干重活,生怕他们冻着累着,天冷了就不让他们干活。他们感到困难的是住房有点挤,床也是从小学借的,如果解决了知青安家费,就可以买床、建房,不然长期住下去还是有一定困难。

       到5月初,四妹、六弟突然发一电报说:“县不收,愿回。”从电文中可以看出两件事:一是赣榆不接收外地知青,即不会出安置费;二是四妹、六弟的思想动摇,愿意回来。父亲觉得公社已同意接收,没有安置费自己出钱就是了。但随后四妹、六弟来信说他们到县里交涉,县里劝他们回重庆。他们认为:1、县里不收,即失掉组织关系,如留下不走,有点不明不白,他们也不安心;2、县里不给安置费,公社更没有钱,赵家又住不下,如自己出钱修房子,置备床、家具等,这笔钱太多,自己出不起,这比往返路费多得多;3、赵家太挤,不宜久住,长期住下去怕与赵大娘搞不好关系,思想负担重。父亲认为他们的考虑也还是有道理,不能过分勉强,所以马上汇寄路费让四妹、六弟回重庆。



烟雨苍茫 <wbr> <wbr>第二十一章 <wbr> <wbr>我家出了三个知青
    

(四妹、六弟从江苏回重庆前,到山东文登县军垦农场看望姐姐,三人合影。)

       四妹、六弟回重庆后,户口就不能上了,因为身份已经是农村户口,只能上到四川的农村。所以他们联系了苍溪县三川区三川公社常胜二队,六弟的同学杨汉白愿和他们一起下乡落户,好互相有个照应,三人下乡后住一家。以后他们才体会到,要把农村户口重新换成城市户口,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五弟就读一农业职业中专,原分配方案是到重庆各区农推站,蚕桑局等单位。但原校领导重新出来工作后,因以前被学生批斗、殴打过,所以刻意报复,把男生关起来,人人作检查,说男学生中没有哪一个没有做过坏事,并斗争了两个学生,是搞“打、砸、抢”的原派性头头。斗争有民愤的派性头头不错,但让全体男生人人过关作检查,打击面就太大了。学校领导又以响应毛主席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为名,向市革委要求取消原分配方案,农村来的学生回老家,城里来的学生作知青处理,在重庆周围农村插队落户。学生们多次到成都向省革委反应情况、告状,都没有效果。父亲对五弟讲:“农村虽然辛苦一些,但只要不当知识分子就好。”最后五弟决定下到苍溪,一家人在一起,并于1970年3月到了三川公社常胜二队。这样我家就出了三个知青,那个年代,许多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一家有三个知青的情况还不少。后来七弟于1974年高中毕业,也属下乡范围,但因他小时候从几米高的堡坎上跌下来,当场昏迷,腰椎压缩性骨折,不能干重体力劳动,办理了病残证明,才免于下乡,不然我家就有4个知青了。

       下乡后不久,四妹就被评为先进个人,并从农村第一次给父母寄回一小饭盒猪油(重770克),是用肥肉熬的,几个孩子舍不得吃,积存起来寄回家孝敬父母,使父母深感欣慰。五弟下乡后,因身体好,成了主要劳力,四妹则是管家,精打细算,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五弟还来信说他们吃了一条蛇,有锄把那么粗,味道极鲜美,比鸡肉还嫩,住在同一大院的农民老老少少都来看热闹,每人都尝了一口,众口齐声道美。这使父母大为吃惊。

       不久,四位知青搬进了新建的“知青房”,三间住房(每间长3.77米,宽3米,面积11.31平方米),一间厨房(长5米,宽3.77米,面积18.85平方米),房间高4.1米,屋前有1米宽的走廊。屋前屋后有空地,他们种了桃、李、杏、枇杷等果树,几年之后就是桃李满园,他们对新房还比较满意。父亲也很有兴致地将自己的住房量了一下,以和知青们的新房比较:住房两间(每间长3.53米,宽3米,面积10.59平方米),厨房(长2.03米,宽1.83米,面积3.72平方米),房间高2.77米,看来农村的住房要大一些,厨房则大得多。

                                                        

                                                         3

       1970年12月,我家三个知青已下乡一年有余了,父亲久欲去苍溪看望三个子女,终于经工宣队批准,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前往川北苍溪县。12月20日从北碚乘车出发,经合川、南充、西充、南部、阆中,21日下午到达苍溪县,在县城父亲遇见不少当知青的西师教工子弟。

       22日早7点半父亲乘送知青宣传队的专车前往三川公社。出了县城,山越来越大,汽车沿盘山公路越爬越高,到了一个叫百合的地方,似乎到了最高峰。昂首望天,感觉天很低,有“离天三尺三”的感觉,如李白的诗:“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俯瞰群豁,百丈悬崖吊在半空,公路依山盘旋,路狭弯度大,使人心悸。过了百合,路渐平稳,9点到达三川公社。在常胜二队见到了三个子女及杨汉白。晩上附近马家大院的住户几乎都来看父亲。

       生产队长娶媳妇,其子今年才二十岁,嫁女娶妇在农村是件大事,摆了宴席15桌,父亲和四个知青也“阖第光临”。常胜二队共20户人家,去年粮食分配时人口不满百,今年则增为118人,据说1961年时全队人口只有70余人。这个生产队今年粮食增产34%,算是很难得的了,人平均口粮470斤,口粮标准的增长幅度与粮食的增长率不相适应,这是农村早婚早育造成的结果。父亲觉得农村的婚宴还是有点铺张浪费。

       时值年底,马家大院各家杀猪,此地风俗,杀猪后宴请屠宰人,邻居皆来做陪,父亲与四个知青也被邀参加。菜肴丰盛,且别有一番上菜程序:第一道菜是一碗挂面,然后才上菜吃饭。连续两天吃宴席,父亲只吃这碗挂面,即可吃饱。父亲知道欧洲宴席第一道上的是一碟汤,与苍溪之第一道是挂面极相似,实在是饶有风趣。一位60多岁的农民马大爷,与儿子分家,老夫妇单独生活。马大爷杀猪后送来2斤猪肉及1块猪肝,说他们不会做菜,不便请吃饭,故特送生肉一块,山区农民实在淳朴。山区农民儿童见远方来客,也能寒暄几句:“你从哪里来?多住几天吧!”不像城里儿童那么腼腆,见客讷讷无语,更不会道寒暄。晚上父亲走访生产队贫协代表马某,围炉烤火竟端出三碟菜一壶酒,说是专为父亲准备的酒,父亲不能饮酒,只陪着吃菜而已。山区民情纯朴,十分好客,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很会应酬,且善辞令。父亲感到自己这个知识分子,都有点望尘莫及。六弟到三川区赶场,加工面条20余斤,因未干,借来3个大簸箩晾在院子里,父亲搬一小凳坐在廊下吆鸡,防之来啄面条,农村生活亦十分有趣。

       父亲还随五弟、六弟一道巡山护林,山路崎岖难行走,荆棘挂衣服,父亲迈空一步,险些跌下山来,幸儿子们扶住,始免于难。晩上听中央广播电台播送的《人民日报》1971年元旦社论,山村到处有广播,能及时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真是幸福,使人感到在偏僻山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

       三川公社 黄主任、大队李主任、生产队伍队长遇见父亲,对四位知青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生活上勤俭节约 ,都夸奖不已,赞不绝口,使父亲感到十分高兴。

       翻过元旦,到了1971年,父亲偕五弟、杨汉白回重庆过春节。1月4日到达苍溪,只买到6日到南充的车票,只有在县城旅馆住了两夜。苍溪地方虽小,但给父亲的印象很好:人很纯朴热情,商店饭馆服务人员态度和藹;供应也很好,水果糖、古巴糖、点心饼干都是敞开供应,没有限制;饭馆很多,早上6点半至晩9时都营业,有汤圆、包子、馒头、牛肉面、炒荤菜  ……这一切在沿途中算是最好的。

       6日下午到达南充,新年之后实行预售三天的车票,去合川的车票已预售到9日,不得已乃买了三张8日早上7点20分去合川附近的溪口镇的车票。住旅馆亦紧张,住一“鸡鸣早看天”的小旅馆,父亲住房间,五弟与杨汉白在过道两人共一个床。同房间住客为西充县供销社采购员何某,他介绍说可到货运站找调度员想办法搭去重庆的货车。7日父亲带五弟与杨汉白一同去货运站找调度员,央他帮忙找去重庆的货车,竞大碰钉子,知难而退。回到旅馆,邻室一客人姓边,重庆大学土木系1947年毕业,为安岳县养路段工程师,昨夜偷听了父亲与采购员何某的谈话,知道得清清楚楚。今日边某问父亲找货车结果如何,父亲告之“碰了一鼻子灰”。边某说碰钉子乃意料中之事,他说:“你在大学教书,实一书生,没有进过社会,这个社会大学比你那个西师大学大得多。你连烟都不会抽,还找这种窍门……”他这一番讥笑和教训,使父亲哑然失笑,父亲和边某谈得很入港。边某告诫父亲说:“思想革命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旧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短期间扳不过来,你若不懂这一套便寸步难行。……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上下级的关系要处好;二是做一个平常的劳动者,不要个人突出。如能把握住这两点,庶几可以不犯大的错误。”这一席话对父亲很有启发。

       8日下午3点到溪口,溪口至北碚黄桷镇的班车为下午2点半,时间已过,正准备歇旅馆,结果黄桷镇返回溪口的班车误点,下午4点才到达,遂买票上车,喜出望外。7点半到黄桷,9点回到家中。这一趟,由苍溪归程,不算太顺利,计时5天,共花费60元,行程400公里,与工农接触,在途中与各色人物接触,体验了生活,接触了社会,父亲认为此行收获颇多。



                                                         4

       三个子女都在农村,他们的前途常使父母担心,母亲有时整夜失眠,头上的白发也更多了。三个知青第一个调出工作当教师的是四妹。苍溪县有知青5000人,有2000人是高中生,全部留下来当教师都不够,所以高中生要想招工回重庆很困难。四妹不愿留下来当教师,但若不留下来当教师,则两个弟弟就很难得到招工的机会,所以只有自己作牺牲了。第一次政审时,因父亲的问题四妹曾落选,但三川区和三川公社的领导极力再次推荐,才于1971年5月调出到三川小学(有带帽初中)当教师。

       四妹当上教师后,工作负担很重,除教初中一年级的数学、史地,还教初中理化。另外还要管学校伙食团,每次赶场买菜、买柴、买米、买肉、打油都要记帐,还要计算每顿有多少人吃饭,每月结一次账,还要向大家公布谁吃了多少顿,应交多少钱粮,应退多少钱粮。特别是各办学点民办教师来开会,有40多人吃饭,伙食还要开得丰盛才行。由于工作繁重,四妹曾生病数日,系疲劳过度所致。四妹数年来省吃俭用存下的粮票,放在箱子里,没有锁,屋里经常住客人(点上的教师来开会者),结果所存粮票不翼而飞。

       五弟于1972年1月招工到渡口市攀枝花钢铁公司当了一名炼钢工人。母亲在给五弟的信中说:“虽然离家远一些,但是是产业工人。”母亲认为家里终于有了工人阶级老大哥,不像父亲那样当了一辈子知识分子,窝囊得很,到如今需要时被领导安排用一下,不需要时就晾在一边,可以说“呼之为牛则为牛;呼之为马则为马。”

       六弟于1972年3月招工回到重庆北碚区文教局。父母为六弟的工作安排到文教局打听消息,托人帮忙,遇外语系赵维藩教授也在为子女读高中而奔走,都是为子女操心。还有一位教授曾帮忙介绍六弟到一所中学任教,未成。后来该教授要到苍溪活动女儿的调动,听说父亲有以前的学生在苍溪教育部门任领导,要求父亲写信去帮一下忙,并说我都帮你介绍过,“礼尚往来”,你也应该给我介绍一下,这样互相帮忙还要讨价还价,使父亲感慨不已。古人有所谓“向平之愿”[注],今日天下父母心较汉朝的向子平,犹为沉重万分。父亲因謅四句,聊以述怀:

                                      古曰关节今“后门”,

                                      腐朽流毒处处闻。

                                      可怜天下父母心,

                                      犹比向平重万分。

     [注]向平是东汉时人,字子平。向平隐居不仕,把子女养育成人,男婚女嫁之后,他就云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后来就用“向平之愿”指子女的婚事,并把子女都已婚嫁称为“向平之愿”。

       六弟后来分到一个农村生产大队小学校,条件很差。父亲抓住六弟每周回家的机会,教六弟英语,父亲认为一个初一学历的人要当好教师,必须要下功夫培训一下。六弟顺利地当上了英语教师,虽是现炒现卖,在家里学一点就拿到课堂上去应用,好在那时极缺英语教师,还可以充数混下去。除教六弟外,父亲还为一些西师教师子女补习英语,完全是在办私塾,有时整天补课,颇费气力。后来六弟被学校送到重庆第三师范学校学英语,终于成长为合格的英语教师,并调到二十四中学任教。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父亲甚至帮助备课并拟一“开场白”,内分三点:1、为什么学习外语?2、为什么学习英语?3、外语不难学。第二天,父亲5点半起床给六弟烧牛奶蒸馒头。父母对子女的周到,可以说无微不至。

       西师仍处于半瘫痪状态,父亲的生活和心境似乎也处于瘫痪,想要做的许多事都没有做,对一些社会现象看不惯,但又无能为力,内心抑郁,不知怎么办。想起年轻时祖父曾为自己讲述《后汉书.范滂列传》中范滂训子的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我想让你做坏事,但坏事是不可以做的;想让你做好事,但我没做什么坏事,却落得如此下场,怎能忍心让你将来也这样呢?)范滂是东汉有名的敢说话的直臣,在引颈受戳前对儿子说了以上的话,字字悲愤。当时父亲对此数句并不懂,现年事垂垂老矣,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子女们也逐渐走上社会,对这几句话,似乎渐有所理解,呼之欲出,但还是觉得懂不透彻。我觉得范滂的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虽然自己没做坏事,而因做好事被杀,但仍欲使儿子做好事,那自己就不是在做坏事了。父亲一辈子忠诚老实,没做什么坏事,但运动一来还是要被整得痛哭流涕,死去活来,但仍希望子女们做老实人,不做见风使舵的人,做好事,不要做坏事。

       四妹虽然当了教师,但留在了当地,工作辛苦,两个弟弟招工出来后,她就更加孤单。后来结了婚,有了小孩,一家人分三处,老公在湖北,小孩放在重庆由父母帮助带。年年要求调动,苍溪县始终不放人,成了我家的老大难问题。一次四妹回重庆过春节,然后返回苍溪,父亲正在参加开会,回来时四妹已走。父亲忽然想起曾通过一位杨老师的介绍见过苍溪中学乔校长,乔也答应过在四妹的调动问题上帮一下忙。此番四妹回去,应与杨老师一起去看望一下乔校长,不然有失礼貌。正值中午,父亲不及吃饭,拿一馒头,边走边吃,追到汽车站,幸好车还未开,隔着车窗,父亲“面授机宜”。只有父母对子女才能如此关心备至。父亲还帮三川小学马校长搞优良麦种供小学农场用,马校长尝到甜头,第二年要求供给更多良种。父亲不得不到西南农学院找熟人,并和母亲一起背着背兜到农学院取麦种。

       我家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七弟的待业问题。七弟办了病残证明,未下乡当农民,但找工作很困难,没有单位愿意招收病残知青,这使七弟看不到前途,心情苦闷。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子女多,包袱重,不知何日才搞得清楚。四妹能从苍溪调到湖北,老七能安排工作,则包袱解除,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

       1976年,平地一声惊雷,打倒了“四人帮”,我家的老大难问题也迎刃而解。首先工作人员退休顶替政策下达,母亲退休,七弟顶替,被安排到西师外语系资料室工作。接着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本来七弟上了北京大学的录取线,但被有关系的考生挤下,后被查出,该生被取消了北京大学的录取资格,但七弟的档案已被四川大学取走,只有作罢。一个病残知青能有此结果,使父亲喜出望外,惊喜万分。

       接着1978年五弟从渡口考取西师中文系,他从中专毕业当农民,再当工人,最后上了大学,还是当了知识分子,应该说是一个奇迹,是一段传奇经历。我从贵州印江县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四妹也调到湖北,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四妹从1969年下乡到1978年调出,在苍溪县坚守了整整九年。那个年代要调动工作,没有过硬的关系,真比登天还难。我后来也深有体会,1980年全国几所大学发函调我去仼教,县委书记不放,并留下一句名言:“撒在我田里的秧苗,怎能拔起来给别人?”最后我这个“造反派”是“三不要”(不要户口,不要粮食关系,不要工资关系)招聘到了贵阳。四妹能调动,一是打倒“四人帮”后知识分子地位提高,受到重视;二是妹夫单位的主要领导亲自出马到苍溪县去做工作,诚挚之心,感人肺腑;三是父亲通过在苍溪工作的学生、熟人做了不少工作。多方努力,终于把撒在苍溪的秧苗拔起来,并移栽到了湖北。

       我家所有子女都有了自己的工作,都得到了学习的机会,这是托打倒“四人帮”的福,托改革开放的福,我们特别应该感谢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艰辛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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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18-11-15
第二十二章    父亲给母亲的一封信



世钦:

       来此之前曾写一信,谅已收见。谭(外语系党总支书记谭敏)来带的话已告诉了我。会议伙食吃得很好,一日三歺都有馒头,天天有肉、肝、猪杂、豆腐之类,早晨有时吃油条豆浆,有时吃包子,有肉馅和糖馅,吃得饱而且舒服。有点像住疗养院,晩上的讨论改成自学,实际上是散步、吹牛、聊天。看来,来此开会还是对的。对不来的同志,到会的人反应很大,核心组曾发一电报,又各发一信。接到信后,也有来的,但为数不多。

       我是一个文人,少年时喜欢舞文弄墨,虽非诗人,但却自觉有一颗诗人的心。少年时喜欢登山临水,每缓步行吟,默诵古人诗句,望天空白云,颇涉遐想,感到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怡然自得,感到其乐无穷。我虽然身体不够健康,但是带病延年,能活到现在,看来还要活十五年至二十年,我觉得是和我这种恬淡旷达的性格分不开的。人总要有几分阿Q精神,自我欣赏,自我淘醉。希腊神话上的Narcissus[注1]自我欣赏,顾影自怜,终至骨化形销,变为一束鲜花,这是很美丽的神话,这种自我欣赏的精神要有一点才好。七间桥下的河水,流速很大,潺湲水声,不舍昼夜,有时清沏异常,晶莹可爱;有时造纸厂放废水,则满河都是滚滚黄流,但为时短暂,大部分时间河水都是清沏的。昨天在河边洗衣服,默诵古人的话:“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兮;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兮。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注2]这里边含着哲理。当然,这是封建时代地主资产阶级的东西,哲理也是他们的哲理。但是否我们也可以借用一下呢?我看有时是可以的。英国十八世纪有所谓哲理派诗人,有一首诗,通篇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两句的大意是说:夫妇有如圆规的两只脚,一只脚固定在圆心上,另一只脚便可以围绕着圆心沿圆周随意转动。就我们两人而论,你看像不像?你这只脚固定在圆心上,我便可以随意转动。不是吗?……算了吧,要写的还多,乱想乱写一气,你看了不知作何感想!

       我在此,对家里有三种挂念:一是怕你一人太劳累,带着海鹰(按:我姐姐的小孩),唱独脚戏是不容易的;二是惦记着老七的学习,怕受影响;三是怕海鹰生病,说真的很想海鹰,看见人家带孩子来的,像海鹰那样的年龄,就想起海鹰来。

       老七,不要泄气。在顺利的条件下,往往疏忽大意,反而没有成绩或成绩很小;在困难的条件下,加倍努力,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成绩。“温故知新”,这是学习的规律,如你不便进行新课,就温习旧课。旧的巩固,就为新的学习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也是很必要的。赵伯伯、余叔叔,只要你肯向他们求教,他们是愿意教的,你要善于利用时机。学习有时如医病,换个医生,也许对病是有利的。老七应该主动和介绍人谈话,汇报自己的思想,争取早日加入组织。估计“10.1”可能发展一批团员。书桌下的柜内有一个大纸袋,其中有你们兄弟几个的入团申请书,可以参考。爷爷奶奶已去世,可以不填写。

       前天赶场,买了三十个鸭蛋,四十七个鸡蛋,不易买。还是在路上零碎收购的,西师买蛋的都是在路上截。买东西心里有些七上八下。鸭蛋九分一个,找不到鸭棚子,鸡蛋七分、八分都有。一百个核桃,一角钱七个,菜油一元六一斤。李婆婆很好,不要报酬,我想托她买鸭蛋和鸡,临走送她点东西。屏錦镇闹鸡瘟,有老师买的六个鸡都死光,到临走时再买吧。买了一口铁锅(一尺二寸),怎么带走这么些东西,真愁人。

       好,不多写了。

                                                                         岳   1972.9.19

      [注1]Narcissus是个美男子,他在水边看到自己的影子,越看越觉得漂亮,不忍离去,终至化为一束水仙花(英语的水仙花的名字即由此得来)。

      [注2]这是孔老二的话:水清则洗帽缨,水浊则洗脚,这是“自取之也”。

                                                    

                                                     附记

                                                        1

       1970年底,因与原苏联的边界冲突,全国加强战备。哈尔滨工业大学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部分系科,准备搬迁到大后方重庆,选中了西师这块环境优美、景色怡人的风水宝地。由四川省革委会下文件,西师搬迁到梁平县(梁平县中学及屏锦区中学),忠县(忠县师范及忠县中学)安身。这使西师的教职工议论纷,引起思想上动荡不安。有一中文系教师在离开西师时发泄怒气,在墙上题字:“今日整装去,此生不再来。”父亲在1970年8月6日日记中写道:“阴。劳动一天:搬家具。从李园图书馆及三教学楼搬至体育系的风雨操场,集中起来以便搬运。”但由于哈工大的机器、家具堵塞图书馆走廊,使搬运工作暂停。“家具运不出来,但文科图书馆的门却被撬开,搬东西的一些群众既不能搬家具,目标转移到藏书室,如饿虎扑食,大肆抢掠,听说竟有人用箩筐装盛,其次则十本八本,三本五本不等。”目睹如此“盛况”,很多教师无比愤慨。

       外语系是搬迁到梁平县屏锦区中学,留下两人作留守人员,负责帮教职工办理转寄信件杂志,取送粮票等后勤工作。不少群众向领导要求让母亲留下,因为他们觉得母亲办事他们放心。连领导小组组长都说:“刁世钦的威信还很高啊!”平时多做工作,多卖气力,看起来好像挺吃亏,但群众心中有杆秤,关键时刻能得到群众的信任。

       父亲于1971年5月离开西师前往梁平县屏锦中学,住一间像“碉堡”的房间里,空气不流通,黑暗潮湿,窗户很高,又小又少,教师们住上下铺,父亲住下铺。但比原来想像的条件稍好一些,因为还有职工暂住工棚。(1973年9月哈工大迁回哈尔滨,哈军工二系迁长沙,西师迁返北碚,又是一次穷折腾。)

                                                        2

       1972年2月,多数教职工回西师过春节、休整。到9月份要求党员先回屏锦开党员大会,学习中央文件,批判林彪的反党罪行,需一个月左右。许多党员都不愿去,结果只有父亲等少数几个党员报名去了,父亲给母亲的信即是由屏锦中学写给母亲的。

       这次学习,因父亲的组织生活已解决,所以一天只是学习文件,开讨论会,心情比较轻松。星期日休息则去赶场买农产品。有时还去看年轻人钓鱼,晩上回来煎鱼吃,改善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饭后,与谢、牟等人沿河散步,循堤行数里,一片平原,竹林疏树,小桥流水人家,别有一番天地。忆1937年冬,初次入川,舟次宜昌,喜附近风景,曾作絕句数首,全都忘却,只记得两句:‘疏林几树倪迂画,彩霞半天仲则诗。’今睹此风光,这两句又浮现脑际。回首前尘,已三十五年,当时才二十三岁,今则将近花甲,自壮及老,几经变幻,不胜感慨系之矣。”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是清朝诗人黄仲则的诗,父亲高中时被黄仲则的诗迷住,成为黄的粉丝,时常浅吟低唱这一联诗句。父亲年轻时纯粹是一介书生,一次母亲让他上街买两斤薄皮猪肉,结果他在街上转了一圈,空手而回,说市场上猪肉都是几指厚的皮,原来他把猪皮下的膘都看成是皮子了,故无法找到薄皮猪肉。这次到屏锦赶场买鸡鸭蛋、核桃、鸡等均未出什么差错。但买熬汤的沙罐时却又出了洋相,别人告诉他前面有一家卖沙罐的小店,店主叫赵沙罐,父亲信以为真,到小店喊:“赵沙罐,赵沙罐,买一个沙罐!”店主生气道:“我姓赵,但不是赵沙罐!”父亲才知上当,忙赔礼道歉,不过沙罐还是买成了。

       空余时间,父亲常和老朋友一起散步、摆谈。一次与老友潘仁斋同床而眠,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我俩话旧谈心,絮絮不休,直至午夜一时。彼此互提意见,他诫我原则性不强,今后应加强原则性,加强阶级观点。我给他提两点意见:1、政治上有优越感,不以平等待人,这是群众关系不好的主要因素。‘解放’之后,安排了工作,似乎有点翘尾巴,这是应该注意,值得警惕的。2、在经济上大手大脚,满不在乎,有铺张浪费现象,也影响子女,今后也应注意。老友谈心,都很直爽,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最后彼此都感觉获益匪浅。朋友相处,正应如此,但是能够彼此规劝,互相勉励的朋友又有几人?古人说:平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这是古话,或不适用于今日,但目前仍是一般泛泛之交多,能推心置腹的朋友少。”

       在1972年10月2日的日记中,父亲写道:

     “夜雨,风大,早饭后雨止,云隙露晴空,因与老牟拆洗被子,晾在竹竿上,风吹飘浮,午饭即干。下午谢美立为缝好,很轻松地洗了一床被子。

       午饭后,没睡午觉。与刘兆吉(西师教育系主任,著名心理学家)散步去水库,攀登堤上,望碧绿湖水,天风荡衣袂,别有一番天地。又循马路去天星桥,风景十分优美。且行且谈,十分舒畅,若干年无此乐趣。与兆吉相识三十年,从未如此开怀畅谈过。”

        父亲请老朋友高振业、杜子荣吃饭,“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进余杯。”父亲感到与杜甫的诗意吻合,不亦乐乎!

                                                        

                                                         3

        父亲年青时喜爱古诗词,他在日记中回忆:“往年在沙坪坝读书时,薄暮踽踽独行,徘徊于嘉陵江畔,默吟古人诗句,或英国浪费诗人的名句,怡然自得,真如陶渊明得意之时自谓是羲皇上人。记得有时仰望满天星斗,因默吟黄仲则的‘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由此句又联想到苏曼殊的‘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缽无人识,踏遍樱花第几桥?’黄仲则的‘一星如月看多时’,竟有人为之考证: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夜晚有慧星出现天空,仲则所指盖即此星。实在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这样穿凿附会。诗人的想像和具体事物不甚相干,有考据癖的人,望文生义,穿凿附会,不惜浪费时间,穷搜佐证牵强比附,最是无聊。”但旧体诗难作,父亲也很少作诗。没想到“文革”中却写起诗来。

       1971年庆祝“七.一”出壁报,父亲大胆写了一首歌颂党的诗《光辉灿烂五十年》。请懂诗的教师修改,并广泛征求意见,无异是“老处女作”。到年底,外语系与生物系合办新年专栏,支部领导约父亲写一诗。父亲本不能诗,因“七.一”时写了一篇“老处女作”,其中“伟大时代我有愧”一句引起大家的起哄,以后屡被发动写诗。此番正在整党学习,不便推辞,只好应名献丑。因得两句自嘲:“少不能诗老何为,一句成名碉堡知。”

       下面是父亲这一时期写的两首生活诗:

                                                    一

                       老妻嫌我开卷读,      开卷一读百事误;

                       门外喧嚣听不见,      牛奶烧泼饭煮糊。

                                                    二

                       凌晨五时即起床,    《北京周报》字字香;

                       随抄随摘随忘记,      读书原来是空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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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重上讲台

                                                

                                                 1

      “文革”十年,工农业生产停滞、倒退,物质供应也奇缺。“天府之国”的四川也发生饥荒。父亲在1976年3月20日日记中写道:“听说广安、达县一带逃荒者,越来越多,且有弃儿女于途,或欲卖孩子而无人买,饭馆里候人吃毕舔碗者,大有人在,一片灾荒景象,令人忧心如焚。”讨饭的人很快找上门来,一日有三人,自称是广安逃荒的,在学校家属院中沿门乞讨。其中一中年男子,大家批评他:“你正当壮年,沿门乞讨,象什么话。”他自觉羞惭,低头不语。有一七、八岁的儿童,很乖又很腼腆,怪惹人爱怜,悄声对父亲说:“伯伯,给我点粮吧。”父亲没有粮票,从口袋中摸出几角钱给他。望着他离开的背影,心中有无限的感慨。

       火车经常误点,五弟回渡口钢铁厂,火车误点4个小时,原因是从广安沿途有难民强行爬车,因此耽误了时间。四妹夫一次从重庆回湖北,下午到达县后,因铁路检修,已停车六天,积压了很多旅客,车站附近的旅馆已人满为患,在车站坐到天亮,第二天登记旅馆,站轮子4个小时才安排房间。第三天火车由达县开出,如蜗牛爬行,费时24小时才到湖北的十堰。火车上无水、无饭、无厕,简直无人管,第五天才回到湖北荆门市的工作单位,真是“探亲之路难行,难于上青天。”

       城市供应很差,且社会风气也不好。一次父母一起上街排轮子买西瓜,服务员给他们称了一个大一点的西瓜,被后面一个插轮子的女青年抢走,父母抢不赢,终被她夺走。服务员调解说:“算了吧,就让给她,谁叫你们老年人抢不赢别人哩!我给你们另称一个算了。”结果父母只买到一个小西瓜。1975年由于雨水过多,蔬菜供应紧张,只有采取措施,规定凭票供应,十天每人三斤蔬菜,凭当时城镇居民发的供应票中的“61”号票购买。父亲在1975年1月9日日记中记录:“近来蔬菜奇缺,蔬菜公司凭票供应,因蔬菜收购不上来,也供应不上。今天只有牛皮菜,而自由市场农民的菜甚昂贵。今天的藕每斤2角,菠菜1角,白萝卜1角,瓢儿白7分,鸡蛋1元4角。”

       其它物品供应也很紧张。西师卫生科来了一批新药,两小时之内就被分发光,父亲想去开一点药,早已没有了。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令父亲十分气愤,发出“不知这是什么制度”的疑问。我回忆起那时尚在贵州印江县工作,女儿李淼有两岁了,一次患肺炎,发高烧,急需青霉素,但县医院没有,当时很着急,厚着脸皮去找一位副县长(老红军),这位老红军家里喂有猪,贮存有青霉素,准备猪生病时急用,结果分了两支给我,解救了女儿的急病。对老红军的恩德,没齿不忘。

       连买书也要分配,1975年又出版了《红楼梦》,内部分配,不公开出售,外语系分到九套,经拈阄,母亲居然得了一套。

       工业生产不景气,五弟从渡口钢铁厂来信,说1976年全国钢产量2050万吨,倒退到1970年去了。我们自己产的钢材严重不足,不得不进口,找到东欧的小国捷克,这家伙一下子就提高价格三分之一,求人就要受欺负。



                                                         2

       有了“文革”的经历,父亲对读历史产生兴趣,系统地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并有了新的体会。他在1973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范文澜的《通史》说349年,后赵石虎死,次年石虎的养子汉人冉闵灭后赵,自己称帝,改国号为魏。冉闵惨杀非汉族人,一天就杀死数万人,前后共杀二十余万人。有些人仅仅因为鼻子高些胡须多些,也被当作羯人杀死。唐末朱全忠诛宦官,极为惨酷,致有无胡须而被误杀者。冉闵杀胡,因有须而被误杀者。两相对照,同是一胡须,因有无而致死,盖大风浪中,群氓乱动,一发而不能制止,乃有此惨祸,自古而然,可慨也夫。”父亲已认识到“文革”武斗中的乱打乱杀,也是大风浪中的一场“群氓乱动”,一发而不能制止,伤害了很多无辜之人。

       1975年11月一次政治学习会上,父亲看到一位教师收到的一封“北京来信”,信中抄录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摘要,有胡耀邦代表科学院向中央的汇报,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读后精神振奋,感到目前知识界的现状及精神面貌,确实不能令人满意,不改变这种现状,实在难以攀登科学高峰。当时知识分子中对江青已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关于江青的小道消息时常流传。一次工宣队审查一中年教师,因他传播关于江青的坏话。问他的消息是从哪里听来的,该教师灵机一动,说是在上厕所时,听隔壁女厕所里有人谈论。结果无法追查,不了了之。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对周总理不保留骨灰一事,父亲非常敬佩,他在日记中写道:

      “据说早在十几年前,周总理就和邓颖超同志约定,身后都不保留骨灰。他们认为,从土葬到火葬是一个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个革命。周总理在逝世前留下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土地上。他对待骨灰处理问题的革命主张,充分表现了他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精神。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令人由衷地敬佩。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很多想法:我的祖父是一个自耕农,有十八亩地一头牛,是过继给他的伯父继承来的。据说精于农活,种庄稼是一能手。晩年发展为富农,剥削一个劳动力。家境逐渐富裕,但他仍然十分勤俭,他拒绝过生日,说:‘我生时,父母穷困没有饭吃,思念及此,衷矜之不暇,过什么生日?’因此,终其一生,他的寿辰时,家庭没有庆祝过。他在晩年,家人要给他照相,以留死后留念。他也拒绝,认为那是耍把戏。他说:‘照了相,放大,保存起来,又能保存好久?子孙一、二代之后,谁还认识我,还不是扔弃完事。再说,子孙富裕有饭吃,过年过节把相片摆出来,供奉一番;若穷困起来,谋生之不惶,哪还有闲情逸致供奉我的相片!’因此,终其一生,也没有照过相。一个老农,还有这点唯物主义精神。

       我现在即将满六十二岁,估计最多不出十年生命即将结束了。火化之后,骨灰不必保存,即由火葬场处理算了。装在骨灰盒里,寄存在火葬场,每年要交三元的保管费,给活人增添不少麻烦。给死人穿好衣服,送去火化,我一向就反对这样做。人已死了,还穿什么好衣服?不是浪费,暴殄天物吗?这几句话,将作为遗嘱,嘱子女照办。”

       社会上流传“总理遗言”,内容是力挺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的,接着开始追查。父亲在1976年5月8日日记中写道:“下午全院党员开会,由武装部长周振亚同志主持,由李哲愚同志宣传中央公安部追查谣言的通知,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制造者。院里成立了追查谣言办公室,下周在全院开展这一追查活动。”(“总理遗言”由杭州汽轮机厂的23岁工人李君旭泡制,1976年5月被捕,判死刑,1977年11月释放,后平反。)



                                                   3

       1973年西师外语系招收首届工农兵学员,英语专业60人,俄语专业10人,学制三年;1974年招英语101人,俄语15人;1975年招英语81人;1976年招英语88人,共招收四届。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外语系招生也越来越重英语而轻俄语了。

       1973年10月11日,全院新学员入学典礼,纪律良好,队伍整齐,是近几年来破题儿第一回。外语系有一女生代表发言,自称是代表工人及工人家庭出身的学员。听众相视以目,或窃窃私语,会后也颇有人谈论,为什么只代表“工人家庭出身的学员”?1975年9月26日父亲在系上值班,在迎新站欢迎新生,外语系的新生,女生占多数,占压倒优势,并且多系“回乡”知青,这种情况,颇耐寻味。听说和去年一样,地方干部拼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故旧推荐出来,排斥“下乡”知青。重庆大学主持招生的干部在某县招生,与当地文教局长发生冲突,互相吵闹,简直不可想象。

       父亲给学生上语法课,讲义尚未印出,父亲先讲一导论,讲一讲什么是语法?怎样学习语法?怎样教语法?怎样编写语法?使学生认清这几个问题,有了方向,以便更好地学习。学习一门学问是终生大事,老师只是引进门,深入钻研,获得成绩,还要靠个人的努力。父亲在1975年3月3日日记中写道:“十年不上课了,今天第一次登台,重操旧业,有点生疏也有点胆怯。讲了两点钟,并不满意。”对于能重上讲台,父亲很兴奋。

       父亲终日赶写语法教材,虽已年满60岁,但认为自己的健康还可以,能够做一些工作。心想组织人力编写一本像样的英语语法,三至五人,老中青结合,要干练一点的,责任心强一点的人。以《综合英语语法》为蓝本,参考各家著作,编一本像张道真的语法那样规模的语法书,用汉语写,一年为期完成,就自己的精力来说,还是可能的。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如不能,则自行铅印,先印发一万册,销路是不成问题的。可以当课本用,也可以作参考书。一方面对西师外语系的教学作点贡献;另方面,就个人来说,了一夙愿,小有成就,不虚此生,不白教一辈子英语。但年龄不饶人,随后父亲产生严重的耳鸣头昏,走路有些不稳,这一病症折磨了父亲好几年,使他的“宏伟规划”又化为泡影。不过父亲还是和另两位教师一起编了一本《英语语法手册》,供本系和省内外部分院校采用,那也算“文革”中外语系难得的一项科研成果。

       在这期间,令父亲十分高兴的一件事,是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父亲在1973年1月15日日记中谈到住房的拥挤:“一天到晩,杂事猬集,一点书也不能读,老妻健康不佳,肝火很旺,时常发脾气。《庄子》上说‘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豀。’我住两间小房,二子及我俩老夫妇,器物又多,深感拥挤不堪,简直没有回旋之余地。照庄老头所说:‘妇姑勃豀’的原因就是‘室无空虚’,难怪陶渊明能怡然自得,因为陶舍是‘虚室有余闲’的。老妻勃豀,大概与我的‘室无空虚’也不无原因吧。”直到1974年,家里有了三间住房,父亲终于有了一间书房,父亲很满意,他在1974年6月12日日记中写道:“多了一间房,世钦、七娃为我收拾了一间书房:三架图书,一张书案,两把躺椅,一个茶几,一张床,窗明几净,为之心旷神怡。昔年二曾祖芳春公有句云:‘天地缺陷我方圆’,当年地主阶级怡然自得之状,跃然纸上。我多年梦想一间书房,闭门躲进去‘自成一统’,不期今天竟实现了。环顾左邻右舍仍然拥挤不堪,对我之多一间房,不胜‘嫉羡’,听说也颇多闲话,这句陈腐的诗句,不禁涌上心头,聊以自嘲。”



                                                       4

       随着对学习英语的重视,中学、大学都极缺英语师资。1974年四川省教育厅决定在涪陵专区举办一期中学英语师资短训班,学员由万县、达县、宜宾、涪陵四个专区选派137名中学教师来学习三个月,短期强化陪训,提高教师英语水平,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西师外语系派八位教师前往辅导。外语系召开全系大会商讨,有些教师以家庭有困难等各种理由不愿去,结果会议不欢而散,毫无结果。又开第二次会才定下来九位教师,父亲为领队,另有八位教师。

        短训班选址涪陵师范学校,经城区过乌江后前行,坡路陡峭,石级嶙峋,道路蜿蜒曲折,行走艰难。该校为解放后新建,环境幽静,有点像一个世外桃园。学校目前只有四个班学生上课,教室、宿舍都有余闲,因此有条件办短训班。父亲参加先期选校址,制订教学计划及后勤工作的安排等事项,还成立临时党支部,由涪陵师范学校校长余兆楠仼书记,父亲为副书记。

       4月30日正式开学,学员分成四个班,其中不乏40岁、50岁的大龄学员。父亲见使用的课本注释太简陋,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决定自己动手编一套注释,对语法、词汇及翻译等问题,只要有疑难就注释,并包括习题解答,以便中学教师参考。但工作量很大,非一人能胜任,决定发动大家的力量来办。到5月底,父亲胃出血复发,大便漆黑,父亲只告诉了同室的刘炽亮老师,要他“保密”,并一边服云南白药,打止血针,一边坚持工作。后来其它教师也知道了,八位西师教师背着父亲给外语系总支书记潭敏写信,要求派人来替换,另外准备送父亲到医院。伙食团冯同志搞来奶粉、白糖,专门給父亲做稀饭、面条,十分照顾父亲。地区文教局领导也专程看望,送慰问品。父亲坚持不住院,认为还没有那么严重。大家不让父亲外出,便溺都在屋内。自病以来,

打水,端饭,倾倒痰盂中之粪便,皆同室的刘炽亮老师担负,盛情可感。几天后病情稳定,且有好转。

       6月初外语系派人来接替父亲。父亲本来是去搞工作的,结果病倒,反劳各级领导慰问、照顾,心中实在不是个滋味。回重庆后,父亲的老朋友们及外语系的教师们都来看望。父亲解放前在重庆一中教书时的进步学生黄冶(时仼重庆化工局局长,后曾任重庆市副市长),专程看望父亲。解放后黄冶曾几次来看望父亲,他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老师,这种领导干部是尊师重教的楷模、是知识分子的朋友。

        回重庆后,父亲组织教研组的几位老教师编写了一套《中学英语辅导材料》(共八册课本的注释),并給涪陵短训班寄去,以供他们急用。当时四川省还找不到这种辅导材料,因此这套辅导材料很受中学教师欢迎,很多教师来信索取,这套辅导材料对当时的中学英语教学起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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