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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泽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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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

黄泽文


序言

这是一篇回忆文章,回忆我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几个月的亲身经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时的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段往事,已随岁月的流逝变得遥远而冲淡,但每每想起,却仍然刻骨铭心。文章中所涉及的同学们,在那疯狂的年代中,无论是红五类、麻五类、还是黑五类的家庭出身,也无论是施暴者、旁观者、还是受暴者,如今均在定期举行的同学会上握手言欢,促膝谈心,品茶忆旧。如果偶尔回想起当年的中学时代,摆谈起来,则恍如隔世,不胜唏嘘。

但是,往事已矣,却并不如烟。历史需要真相,历史的错误不能再犯。因此,在我们已渐入老境的时候发表此文,无意于责怪当年折辱过我的同学,却有心致歉于往昔教过我的老师。作者撰写此文的唯一目的是回忆青春,记载历史,反思根源。让我们的后代了解当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些真实事情,从中得到启迪,并引起思考。这或许能为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作出贡献。

此文所写,均本于作者本人当年的日记和笔记,一些内容,也参考了网络上的一些资料。引用的许多照片均来自网络,难以逐张查证出其最初来源,在此先向原作者表示谢意。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上)

一九六六年的初夏,进入五月以来,成都中学的教学秩序就已经不那么正常了。我当时是成都五中高一的学生,虽然少不更事,而且身处西南一隅,但我的周围却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影响开始快速地进入到校园,北京来的通知、社论、重要文章搅动着中学生的大脑,也搅动着校园的气氛。校园里政治活动频繁,本该用于上课学习的时间被一系列的大会、小会、政治学习、游行、写大字报等活动所占据。校园里很难再有往常那种朗朗的清晨读书声和安静的晚自习灯光。革命到来了,偌大的校园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以下是我当年记的日记,摘其要者转述于此,括号中内容为现在添加的注解:

5月9日至21日到圣灯公社踏水大队劳动两周,帮助双抢(抢收麦,抢种稻),其间参加了当地四清工作组主持的对敌斗争大会,批斗阶级敌人,并访贫问苦。

5月27日,星期五下午,我班(高68级4班)召开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集团的大会。同学们发言十分踊跃,一致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6月3日,星期五,学校召开师生代表大会,这是我校有史以来第一次。学习并贯彻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声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动员师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6月4日,星期六,全校在工作组的安排下开始发动学生和老师写大字报,向教育黑线猛烈开炮,声讨三家村黑帮集团。大字报的矛头也对准当时四川省揪出的小三家村的成员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李伏伽等。

6月6日,星期一,我校师生上街游行,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声讨三家村黑帮。喊的口号包括“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 ……。

6月9日,星期四下午,天降暴雨,在雨中抢救刚贴出的大字报,效果不佳。

6月15日,星期三,全校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一共揪出近20个牛鬼蛇神老师和职工。(当时的成都五中有教职工一共100来人,牛鬼蛇神占全体教职工人数近五分之一。)

6月16日,星期四夜,刚睡下突然被来家的同学叫醒,紧急通知到学校去,听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指示作出的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听完后热烈欢呼,表决心,拥护这党和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并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6月17日,星期五,学校全面停课。

6月20日,星期一,在工作组的组织下继续写大字报,学生开始在老师批改的作业中寻找蛛丝马迹,用以揭批老师。我班的同学给班主任侯寿春老师写了批判他的大字报,我也在其上签名。(陈姓同学拒绝在上面签名,表现出独立思考,不随大流的定力。)

6月27日,星期一,组织观看被批判的电影《逆风千里》。

6月30日,组织学习北京师大一附中初三学生李长寿给班主任的一封信,以及中国青年报据此发表的社论。社论强调老师是分左、中、右的,要大胆揭发学校领导和老师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

7月5日,星期二,全校正式放假,但各班班委和共青团支委被工作组要求留校搞文化大革命。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文革在成都中学的启动最初是从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开始的。当时邓拓任北京市委书记,史学家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作家廖沫沙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个人在六十年代初写了些杂文,以“三家村札记”的名目发表于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而邓拓更是独撰杂文集《燕山夜话》,发表在北京晚报上。

三家村成员:邓拓,吴晗,廖沫沙(转引自网络)

为什么文革肇始之际,要拿他们三人祭旗,个中奥妙,岂是我辈这等外省中学生所能猜透的?我们只是在工作组的鼓动下,义愤填膺,口诛笔伐,亦步亦趋地学着当时党报上的手法,断章摘句,无限上纲,写出很多大字报悬挂于校园中,将三人的文章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泼向三人的脏水中,有我这样的中学生的一份,这是当时独有的一人挥手,全民作恶的现象。多年后知道,打倒这三个人符合当时打倒彭真,改组北京市委的需要。文革发动的导火线被公认为是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之后,进一步上牵下连,扩大到上述三人合作撰写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通过无限上纲的手法,制造出这一桩文字狱,从而达到打倒彭真,剑指刘少奇的目的。这是最高领袖在文革肇始时的一个战役布署。

文革以“文字狱”始。四川省的头头们也有样学样,当时抛出了一批平时有点独立思考,爱写点文章和小说的党内和党外干部进行点名批判,其中包括张黎群(时任绵阳市委任副书记)、马识途(时任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沙汀(时任省文联主席)、李伏伽(时任乐山地区文教局副局长)。其中,还把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称为四川的三家村 [1]。这些党内外的著名文人均在文革中锒铛入狱,受尽折磨。

此外,还需补充一点的是,我们用大字报口诛笔伐的李伏伽先生就曾在民国时期的成都五中(当时叫四川省立列五中学)任教,最近在查阅他的背景资料时发现,五中现在已将他列为杰出校友 [2]。历史还真有点幽默。

上面的日记也显示出,文革初期,中学生花了不少精力来声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黑线。这是鼓噪起来的中学生亦步亦趋紧跟伟大领袖的行动。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指示给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制度定了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而且明确指出了今后教育工作的方向:“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后来,这一思想在一九七一年更是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固化为“两个基本估计”,即:1)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2)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文革十年的“教育革命”,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虚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判断之上,把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的教育体系折腾得满目疮痍。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传达下来时,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们彻夜欢呼这一英明决定,认为这是:“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彻底消灭产生精神贵族温床的伟大胜利”,并在第二天全面停课,上演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次“壮举”。从此,上千万中学生在文革开始之际失去了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其中绝大多数人一生再也没有走进课堂,他(她)们的系统受教育的权利被永远剥夺。此一决定对个人成长的决定性影响,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毁灭性破坏,以及后来给我们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有目共睹。

日记中提到了工作组。文革初期,成都中学里面的工作组实际是当时正在中学里领导“四清”运动的四清工作组。由此可知,成都中学的文化大革命是四清运动未完成就开始的运动 [3]。四清运动是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而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在城乡中发展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我等中学生由于年幼,幸未直接恭逢其盛,但却常常要被组织起来听一些报告,听到过一些“背靠背”,“干部下楼”,“洗手洗澡”之类不甚了了的话语。甚至也在半夜被同学叫醒,迷迷瞪瞪、风风火火赶到学校去听关于颁布“四清二十三条”的报告。随着文革风暴的来临,四清工作组就开始介入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而当开始批判“十七年教育黑线”的时候,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学校当局,还有身上带有旧社会各种印记的老师们,首先成了众矢之的。

中学生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当时的学校领导和老师,其风源自上面。日记中提到的李长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青年报对北京师大一附中初三学生李长寿给班主任的一封信大加赞赏,刊发社论《学生可以帮助老师革命》。此社论特别强调:“教师中还有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对于牛鬼蛇神,不管他是校长也好,书记也好,教师也好,也不管他有多老的资格,多高的名望,多大的权威,统统都要揪出来,彻底揭露,坚决打到,而毫不留情。”

这是一种教唆,其实,这样的教唆,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自我进入中学以来,阶级斗争就成为了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国家大事,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中学生的课本中,在报纸、广播、电影、文学作品里,在不断的运动和政治学习中,我们这些初涉人世的少年,被耳提面命地教导着,告诫着,要热爱新中国,要热爱党和毛主席,要牢记旧社会的血泪仇,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想变天复辟。在这样的引导下,中学生形成了一种红黑分明的二元思维,心中积聚了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在工作组的组织下,当把斗争矛头对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之时,这种教育体制的执行者,学校领导和老师,就成了斗争的最直接的靶子,就成了发泄仇恨的对象。于是,文革初起之际,六到八月之间,“学生斗老师”在成都中学里狂飙骤起,陡然成风。这是在“学生斗学生”之前发生的一幕闹剧。这一闹剧在世界教育史中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我所在的高68(4)班也不例外,班上同学也写大字报批判我们的班主任侯寿春老师,以及其他任课老师。大字报由谁起稿?怎么写的?揭发批判的内容是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记得清楚的是,写完叫大家签名,我也签了,参与了作恶。但签名后,看见一个矮个子的陈姓男同学拒绝签名,他没有多余的话,只是冷冷地拒绝,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立思考的风范。值得庆幸的是,我班没有出现过打骂老师和斗争老师的行动。

在我的记载中,成都五中揪出了近20位教师职工,包括学校的教务主任,占全体教职工人数近五分之一。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被学生毒打,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曾昭蓉的青年女老师,她是政治课老师,又是当时初三(4)班的班主任,被学生剃了阴阳头,毒打得鲜血淋漓。据说曾昭蓉老师是在四清中被工作组重点清理的对象,其原因和她在上课时的某些越界言论有关,被学生揭发,反映了上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中,学生也被鼓动起来告密,致使为人师者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五中的校长叫漆瑶光,是一个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先生,高身,瘦削,待人温文儒雅,笑容可亲,即使在初一年级的学生面前也是如此。他是党外人士,并无什么职权,平时主要致力于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生的素质。一九六二年我刚进五中时,学前教育是学习漆校长编撰的《中学生文明行为细则三十三条》,其中的内容极为详细具体,除了规范教室纪律和尊敬师长的条款之外,还包括“两人同行不先步,两人同坐不并股,两人同食不先筷,…”等行为举止方面的内容。这正合君子所谓“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的规矩。这种君子条例,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逆革命造反精神而动,此时自然成了批判对象,被热血沸腾的学生们口诛笔伐。好在漆校长本人并未被触及皮肉,也未被关进牛棚被监管劳改。

君子受辱之际,自然是痞子横行之时。从此,“狗娘养的”、“砸烂狗头”、“王八羔子”、“混账王八蛋”、“滚他妈的蛋”、“老子要…”之类的恶言秽语充斥于校园之中,涂鸦于大字报之上,畅行于街头里巷之间。其流毒之深远,当时谁能预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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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8-11-14
(二) 山雨欲来风满楼(下)

作者黄泽文


一九六六年夏天中的七,八两个月,中学生是很忙碌的,班上的干部甚至没有按照往常的惯例放暑假。我们被组织起来,鼓动起来,留校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是文革的坚定拥护者,心中想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留校期间,我们这些班上的干部成为了工作组领导文革的直接依靠,一方面要尽力完成工作组分配的各种任务,一方面起着工作组与同学之间的纽带作用。

以下是我的日记对放暑假后留校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记载,摘其要者转述于此,括号中内容为现在添加的注解:

7月8日,星期五,学习中国青年报上整版发表的许昌一中慕振奎同学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斗争的事迹,学习他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班主任的一切言行。

7月13日,星期三,上午参加学校举行的声援越南人民的大会。

7月16日,星期六,成都十六中发生反工作组的老师和学生被殴打和审讯的事件。

7月20日,星期三,开展向因抢救六个小孩子而牺牲的英雄战士刘英俊的学习活动。

7月24日,星期日,参加援越抗美的大集会、大游行。临晨三点过即以民兵身份,全副武装,急行军到达市中心的人民广场。

7月28日,星期四,学校举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在工作组的安排下,讲用会上同学们开始联系各班班主任的言行进行揭发批判。

7月29日,高中一、二年级联合举行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8月5日,开会听成都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又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的讲话。随后,学校成立联络组和校文革委员会,领导全校开展文化大革命。(校文革成员全是根正苗红的青年老师和学生。)

8月8日,星期一,党中央决定在全国普遍发行毛主席著作。

8月11日,星期四,中午饭也未吃,赶到红星中路的成都晚报社大门口,听昨日毛主席到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革命群众的广播,毛主席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2日,星期五,按照校文革的分配,对揭发出来的老师的问题进行整理,为下一步核实、查证作准备。

8月14日,星期日,今晚又举行了游行,欢呼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喊的口号包括“坚决拥护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决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满怀激情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月15日,星期一,在校文革的部署下,针对所揭发出来的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材料,正式开始核实、查证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分配了任务,从校内到校外,挨门挨户找同学核实、查证。

8月17日,我们今天正式开始批判斗争,第一个批判的对象是学校校医孔泽明,孔曾经当过国军中校医官。

8月20日,星期六,到人民南路广场参加三十万人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欢呼毛主席在八月十八日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会上,李省长(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廖书记(廖志高,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以及革命同学讲话。

8月24日,星期三,成都市出现大规模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许多街道、商店、电影院、饭馆改名,丢掉陈腐的旧名,换上革命化的崭新名字。下午,我班学生组织的革命造反队也走上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教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直到晚上八点过才回校(未参与任何打砸、毁损、破坏的活动)。

在我的日记中,提到了中国青年报上整版发表的慕振奎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斗争的事迹。慕振奎当时是河南许昌一中高三(1)班的团支部书记,他写文章说:与“班主任的修正主义观点作斗争的经过是一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4] 。早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这位学生就对该校教师中存在的“读书第一,升学第一”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斗争。他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与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准备高考,把将来的人生道路铺好”的班主任作面对面斗争。他领导班上的团员干部,狠批班主任,认为他所谓的“把知识学到手, 就能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在引诱革命下一代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死路, 煽动脱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青年。

慕振奎的思想和行动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长期教育下,在阶级斗争的思想熏陶下,一代青年人的典型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遇事就以阶级斗争来衡量,以复辟阴谋来警惕,以反帝反修反资来激励,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兄弟为己任,摆出一副马列少年的模样,以革命战士自居,定要与所有的帝修反敌人作斗争。同时,视读书、求知识、升学之类的业务活动为危途,老师如果强调一下,则无限上纲,视为鼓吹、争夺、阴谋,要与之彻底决裂。



文革初期中学生被鼓动起来批十七年来的教育制度(转引自网络)

若干年后,待这些当时的懵懂少年远离误导,真正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后,待很多人知识贫乏,身无长技,过早被淘汰之时,认识则会大不一样。想想慕振奎批判的那位班主任吧,那该是一位宅心仁厚的长者,此班主任过去抓的班是红旗班,想来有不俗的高考升学率。在他接手慕振奎这个班级时,对此高中班的同学苦口婆心地说:“自己的路要自己来铺,现在把路铺好,将来自己方便,不然,会后悔的。”这真是一语成谶。我相信,当时天天胸怀天下、时时不忘革命、处处强调阶级斗争的中学生们,现在后悔极了。那时的年青人,耳濡目染于当时报纸上的那些思维逻辑和常用语句,自以为胸怀大志,放眼世界,认定了我们正在从事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群情激昂,头脑发昏,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呢?我们在十六、七岁的时候真正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读书,!需要学习知识!需要获取今后安身立命的本事!需要获得建设国家,发展社会的能力!正如这位班主任要求的:“你们读书,尽管读,只要政治上不反动,把知识学到手,就能为人民服务。”这是至理名言。可惜,中国当时有太多的慕振奎,却容不下一个给高中学生介绍了一大套读书经验的好老师。可惜,当时的中国有太多的革命热情,却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人物丰福生(转引自中国收藏热线)


从上面的日记摘要可以看到,尽管文革狂飙突起,斗争激烈,活动频繁,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仍然是很高的。成都五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和校文革,花了不少精力,组织学生和老师讲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其实,这并不奇怪。自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起,在我进入成都五中读初中后,学习毛主席著作就一直是极力提倡的活动。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评选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召开活学活用毛著的讲用会,背诵老三篇,唱毛主席语录歌,伴随了我们的成长。那时候,引领时代潮流的是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刘英俊、焦裕禄等英雄人物。

      耳熟能详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人物是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这里面,除了焦裕禄,全是解放军。因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时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其中的作用,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和流行就发轫于他的努力。我至今能清楚记得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教唱毛主席语录歌(翁乃强摄影)


客观地看,毛泽东的著作写于他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岁月中,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了解中国革命和早期建设的历史,从中学习处理问题的智慧和方法,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的确是很有必要的。但在文革中,学毛著却走向了浮夸,庸俗与实用主义方向。还是这个林彪同志,他就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还有一个著名的三十字实用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在文革中,学毛著不仅被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而且被夸大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被赋予无所不能的力量。中国大地上,到处是毛主席语录的标语。一些毛主席语录被谱成歌曲,虽然音韵不强,乐感贫乏,但也唱遍了大江南北。任何报纸,如果不在第一版显眼处登载一段毛主席语录,那就不是报纸;任何文章,如果不在文章开头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那就不是文章。当时,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那一段狂热的红色历史,亲身经历者如我辈,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盛况(转引自网络)


从上面的日记摘要还可以看到,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七、八月份,学生中的干部被工作组和校文革留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充当纽带,一旦有大型活动,如市上组织的游行、集会,我等就得跑步通知班上的其他同学。其二是帮助他们开展对“牛鬼蛇神”老师们的查证落实工作。

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成为了文革初期的众矢之的,其中也包括四清运动清理出来的老师。我校揪出来的20余位老师,被集中起来,关进了牛棚,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学校的牛棚设在校园中紧靠食堂的一个角落,此处有几畦菜地,菜地傍边,有几间平房。被清理出来的教职工就关在里面,由工作组和校文革派他们信任的根正苗红的学生看管。这些教职工在牛棚里面是怎么被管理的,晚上是否回家,由于我未参与,不知其详。但记得的是,他们经常排着队,低着头,在学生的押解下参加劳动,参加学校组织的批斗会。学生押解老师,呵斥、羞辱、殴打老师,而这些老师面容颓丧,低头认罪,任由孩子们折磨。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初期中学里面特有的景象,现在的学生们也许根本无法想象和理解。


文革初期的学生批斗老师(转引自“图片中国”)

在工作组和校文革的组织下,教职工平时的言行,在课堂上教学时说的话,在批改作业时留下的语句,都被揭发出来,整理成一条条“罪状”。然后,我们这些留校的学生,被组织起来,负责对自己班的班主任和班上的任课老师进行内查外调。正如日记中所记载的,我们每人被分配若干条内容,分别找当事的同学进行核查,以确认这些揭发的内容是否属实。至于当时核查的是什么“罪状”,由于日记中没有记载,且时隔半个多世纪,已经记不清楚了。依稀有印象的是:某某老师讲课时“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某某老师“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某某老师“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等等无限上纲的东西。还有某某老师拍女生肩膀之类捕风捉影的指责。当时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成天屁颠屁颠跑来跑去搞的所谓核查,其实是在参与作恶,在参与对老师的迫害。当时的我反而认为,这是党组织交给我的捍卫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必须不折不扣,认真完成。

文革初期,借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黑线,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是学生们的无知,其行可恶,其状可悲。而把教师分为左、中、右,打击一小撮,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套路。至于这是否是当时另外一个司令部(当时我们压根不知道)的干扰手段,则不得而知。八月底,当接踵而来的学生斗学生在成都五中校园开始后,厄运中的老师们才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初,文革工作组被撤销,这的确反应了中央高层的斗争。但地处成都的我们,哪能知道个中的奥妙?正如日记所载,我们只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去游行,欢呼,庆祝,表决心,发誓言。时过五十来年后,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邓小平就被贬黜了。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把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并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转引自网络)

而毛泽东的法宝之一就是把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鼓动起来,造党内另外一个司令部的反。因此,他在八月十日到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革命群众,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他在八月十八日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他当时最著名的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他想鼓动起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突破已有的政治格局,来帮助他打倒党内的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殊不知,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再一次被干扰了。被鼓动起来的红卫兵开始在校园里面大搞血统论。这一次,他们斗的不再是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而是同在一个教室里面朝夕相处的同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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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8-11-14

(三)校园中的学生斗学生(上)


作者黄泽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套(转引自网络)
随着毛泽东在八月一日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并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成都街头开始出现第一批红卫兵。他们都是中学生,血统纯正,大都具有革干(革命干部)和革军(革命军人)的家庭出身背景。首批红卫兵有典型的装束和作派,用现代的眼光看,这基本属于某种红色行为艺术。身穿从爹妈箱底找出来的旧军装,腰系军皮带,臂戴红卫兵袖套,骑着自行车,用脚的中后部蹬着自行车的脚踏板,在大街上结队而行,呼啸而过,前呼后应,气势凌人。
随着第一批红卫兵的出现,“血统论”开始在成都中学的校园里流行。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沈汉武画)
八月下旬,新的学期开始了,同学们都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当时不到十七岁,高中刚刚念了一年。我一直是学校里品学皆优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都因为学习成绩优秀,遵守纪律,积极上进而受到老师的信任和同学的尊敬,一直是少先队和班上的干部。长期的这种地位滋养了我强烈的上进心和自尊心,不甘人后,好学上进,忠实听话,做事认真。但我的母亲是带帽地主分子,是街道上的管制分子,属于“管、关、杀”系列。她其实本是成都光华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知书识礼,性格温和,是典型的知识女性,后来因养育三个儿子而成为了家庭主妇。由于中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划分阶级成分的若干条款的规定,黄家这顶沉重的帽子就给了她 [5]。我父亲1943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土木系,毕生从事四川省的公路建设,解放后是省交通厅的一名级别不低的工程师,还是四川省政协委员。他常年在外修造公路,解放初期四川边远地区的几条干线公路,包括成阿(成都到阿坝)公路、宜西(宜宾到西昌)公路、东巴(东俄洛到巴塘)公路的许多路段,都是他负责施工修建的。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一直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磕磕碰碰。那时候,标准的学生政治发展道路是九岁入队,十五岁入团,十八岁入党。我是十岁半入队,十七岁尚未入团,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家庭出身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魔咒。




我的母亲和父亲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社会大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自一九六二年我读初中以来,中学里已经开始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我入团的要求因此多次遭到拒绝,直到文革开始前,在高一的第一学期末,我才填写了入团志愿书,但文革开始后就变得杳无音讯了。
此时的我,由于早就领略了党的“阶级路线”对我这类少年学生的歧视,自然对血统论极为敏感。首先,我感觉到社会上和校园里气氛开始变得异常。“黑五类”,“红五类”的字眼一次次映入眼帘,钻进耳朵。在学校里,校文革,这个全由出身好的学生和老师组成的文革领导班子,经常召集一些出身好的同学开会,面容严肃,态度神秘,行动诡异。班上几个出身好的骨干分子,包括过去曾经和我很要好的同学也有意和我疏远了关系,其中还有因为学习成绩差,和我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同学,过去在我面前热情而友好,现在却在我面前突然变得冷淡而高傲。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是班上唯一的一个不是共青团员的班干部,其身份颇为尴尬,有点少年民主人士的感觉。班上的活动我都积极参与,现在却明显感觉到被边缘化了。前几天,选举临时班文革小组,我被有预谋地排斥在外,甚至一个“职员”出身的同学,尽管得票多也被刷了下来。我因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感到苦闷,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但我并无思辩能力去进一步思考这是什么原因?这种变化的背后预示着什么?对于这种突然被边缘化的情况,我无法抗拒,亦不明究里,只得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



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转引自中国收藏在线)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怀着麻木的心情跨进学校的大门,迎面而来的是物理实验室面对校门的墙上贴着的几张大红纸,红纸前围满了观看的同学。这是成都五中红卫兵大队的成立宣言。北京红八月的风终于吹到了地处西南的成都。我的眼睛久久地盯在那几项参加红卫兵的条件上,红纸黑字清楚写着:只有“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即红五类)的子女才有条件参加红卫兵。我晃了几眼上面充满了使我难受字眼的成立宣言后,急忙地走开了,可心却没有走开。我不解,不解的是:为什么捍卫毛主席和生于什么家庭有关?我委屈,委屈的是:家庭出身不好就连当红卫兵的资格也被取消了?我漫无目的地在学校操场上走着,机械地迈动着脚步。最后,我是这样来安慰自己的:组织上我加入不了,我思想上一定要加入,要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表明,我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家庭出身不能妨碍我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这种精神安慰法使得我似乎又恢复了一点往日的朝气,精神又有了一些寄托。
八月二十九日,串连到成都的北京红卫兵在成都的东方红大礼堂(文革更名前的锦江大礼堂)组织成都的红卫兵们召开了一个“红五类翻身大会”[6]。在这次血统纯正的天之骄子的大会上,他们控诉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排挤和压迫工农革干子女。为了翻身,他们把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作为判定我、友、敌的纲领在大会上提了出来。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调立刻成了中学红卫兵心中的圭臬。按照此论,把学生按照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 革命接班人,麻五类—革命团结对象,黑五类—专政对象。北京工业大学的谭力夫更与刘京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练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 [7]。这里需要附加点说明,以帮助现在的年青人了解文革中的专用名称。红五类前面已经提及。所谓麻五类者,其说法版本当时就很多,比较公认的是指家庭成分为职员、店员、中农、医生、教师等职业的人。而黑五类,则是指成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人。


该对联和其主要鼓吹者谭力夫(转引自网络)

血统论在文革初期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结出的一个恶果。历年来,阶级斗争在新中国社会中标定了具有原罪的黑五类,在宣布这些人是阶级敌人并进行专政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女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歧视政策。相反,革命政权对革命家庭的孩子则给予相当的照顾,特别是城里革干和革军家庭的孩子,导致他们滋生优越感,俨然是天生的革命者。文革狂飙突起,最初的这些根正苗红的红卫兵,在革命、造反、打倒、批判、捍卫的狂热中,把仇恨对准阶级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很自然地把仇恨对准了阶级敌人的子女。带有阶级出身歧视的“血统论”正好迎合了他们的狭隘的正统接班人思想和偏激的革命情绪,成为当时有代表性的一种思想意识。


当年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蛮横“通令”(转引自网络)

开完这个所谓的“翻身大会”后,红五类们纷纷返回各自的学校,情绪亢奋,摩拳擦掌,连夜策划,于第二天一早,在成都的中学校园里广泛掀起了学生斗学生,侮辱和打骂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的恶潮。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三十日,成都五中彻底乱了。
这天一早,我来到了学校。一进校门,使我眼睛呆住的是一副醒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本来就沉重的心一下子就更加沉重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了班上,教室的门上也贴着同样的对联。我看见班上一些同学的脸上都不对劲,内心的阴影就更浓了。我不声不响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刚刚在低头回味,同学们的议论声就使得我把头抬了起来。我看见几个同学正在议论这突然钻出来的对联。大家似乎都不认同这蛮横决绝的论断,有的同学甚至不满地抨击起来。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走了过去,共同的看法使我感到他们特别亲切,终于按捺不住共鸣的心情说:“用家庭出身决定革命和反革命,这不符合事实。”
上课的铃声响了,我们停止了议论,回到座位上坐好。忽然我惊奇地发现,团支书带来了两位校文革的成员,他们的脸都死死地板着,如临大敌。我心想,有事吗?果然有事,而且是震惊教室的事。
一位校文革副主任杀气冲冲地站到讲台上,用激奋的腔调宣布:“现在你们班上有人要杀红五类,要取红五类的脑袋,我们要把这个凶手揪出来”。他口沫四射,极尽平生之力大呼:“杀红五类的狗崽子给老子站出来!”班上的红五类学生,似乎事先已经通了消息,这时候就高声附和着:“站出来!揪出来!”声浪形成了一股心理压力,我紧张而莫名其妙,心跳不止。接着,一些红五类同学纷纷站起来发言控诉,一场预先计划好的阴谋在开始实施。
突然,就要爆炸的空气中传来段姓同学的声音:“我没有这样说过,我当时不是这个意思”。就在段刚刚辩解的时候,同来的另一位校文革成员开始揭发:“段的家庭是工商业兼地主”。文革是处处公开地以家庭出身论英雄的特殊时期,揭某某人家庭的底细是文革期间最常用的手段。当两人争辩时,在相持不下之际,如果一方突然抛出这个杀手锏,每每能收到奇效。家庭出身不好的那位瞬间无语,顿时矮了三分,而旁观者也会立刻站到出身好的那边,形成压倒优势。不等段同学张口否认,团支书就带头叫喊“狗崽子要翻天!”班上的同学大都给搞蒙了,大多数同学一腔不开,少数人也有故作一脸愤怒状的。当有红五类同学叫喊:“黑五类给老子站出来”的时候,我脸也红了,心也狂跳不止,全身的肌肉都在收缩。一直到段姓同学毅然站出来时,我才清醒一些,松了一口很久没有呼出来的气。
后来我听说,这本是当年五月底发生的事情,段因为有人在背后说他与某某女同学关系亲密而找到团支书谈话(段本人是团员),最后段说到气愤处,就说:“谁要是再造谣,我就要他(她)的脑袋”。大概,造谣中伤的人是个红五类,因此,到了文革中的红八月,在红五类扬眉吐气翻身之际,这句话被重新提起,并构成了“要杀红五类”的阶级报复的大事。于是就爆发了今天的一幕。这种强横的推理和结论,幼稚且可笑,今天的中学生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当年的确就是这样发生了,发生在那特殊的红八月,给一个同学定下了“要杀红五类”的罪名。
紧接着,我班就在这种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中开始了班文革小组的改选。前几天临时班文革选举出现的那种选票分散的现象再不会出现了,票数相当集中,五个红五类当选,而且是今天跳得最起劲的当选了。段姓同学被剥夺了选举权,一人坐在教室角落的一个特殊位子上沉默着。这位个性倔强的人很不驯服,但似乎也有点弄不清楚这突然而来的打击。
接下来,由校文革支持,班文革导演的一场学生斗学生的闹剧在高68.级4班展开。在红五类的带领下,同学们围着站在墙壁角落处的段姓同学,嘲笑,讽刺,挖苦,恶言横语,冷嘲热讽,七嘴八舌地向此同学扑去。只是没有动手,还算是高中学生的一点自我克制。而段则寡不敌众,被逼于墙角,百口莫辨,穷于应付。我当时也裹挟于内,但自始自终未发一言。我看见了段当时那种惶惑、困扰、痛苦的神色。当一个人被群体孤立起来,千夫所指,进行批判时,其内心的感受,表现于脸上,就是这样的神色。从一个班级的这种现象,似可窥知人性。在革命的凌厉气势下,人皆欲自保,而自保的最好办法则是表现自己,或表白自己,划清界限。虽然我等当时仅仅只有十七岁左右,初涉人世,稚气未脱,但已经颇为世故。
这轰动全校的八月三十日,就这样惊心动魄地过去了。我没有料到,同样的命运就在第二天等待着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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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园中的学生斗学生(中)






作者黄泽文




八月三十一日早晨七点多,我心事重重地来到学校,昨天发生的事情还在我的脑海里面回旋。只见学校里面气氛异常,到处都乱纷纷的,各个班级都开始了清理黑五类子女的活动,还出现了打人。


来到班上,气氛使得我更加紧张,段姓同学板着瘦削的脸,一人坐在教室的角落处。同学们都不言不语,昨天选出的班文革成员在交头接耳。今天是月底,我照例把下月的伙食费交与班上的生活委员,可是一会儿,钱却被意外地退了回来。记得是一个红五类同学丢给我的,我的心猛然刺痛了一下,我立刻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已经被正式作为黑五类子女来对待了。因为最近几天,学校的红卫兵大队颁布的“规定”中有一条是:“不准黑五类子女在学校食堂搭伙”。当我用手抓住钱时,我听到同桌与我要好的一个刘姓同学的不满的声音。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感到委屈,羞耻,我低着头,极力忍住不让眼泪掉出来,牙齿咬得紧紧的,好一阵才把感情抑制住。我抬起头来,却看见刘的同情的目光,那目光我永远记得。于是,我又把头埋了下去。


文革初期的奇文《“自来红”们站起来了》(转引自网络)




中午,我破例回家吃午饭,我再也没有勇气走进学校食堂的大门,尽管今天还是属于八月份。作为一个被正式认定的“黑五类狗崽子”,我已经没有资格在学校食堂进餐。我家住在梓橦街,省交通厅的一个家属大院,离地处马镇街的成都五中并不远。吃饭的时候,妈妈几次看着我欲言又止。我一言不发,只是埋头吃饭,我不敢面对她那关注的目光。饭后,我来到学校,一进教室,我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埋头睡在课桌上。但其实我根本睡不着,脑子里乱极了,今天上午的打击太大,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一贯在班上学习名列前茅,以积极上进面目出现的我,被革命正式标定为可耻的“黑五类狗崽子”。从此,我被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


上课铃响了,班文革的一位姓曹的男同学,一个新近变得趾高气扬的“红五类”,意外地走到我面前,板着脸对我说:“同学们都要求‘黑五类’子女隔离出来,坐到一边去,革命同学要与你们划清界限”。我一听这话,望了望正在腾空的靠窗的一列座位,脑子轰的一下炸了。要我像坏人一样坐到那特殊的位子上去,被大家孤立起来,被同学用嘲弄、耻笑的眼光看着,这是极大的侮辱,但我压根儿没有抵抗的勇气。这些天来,在校外、校内形成的“贯彻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大气势中,我根本没有说“不”的意识和勇气。我只是红着脸,用压抑的声音说,“好”。


这位班文革的成员回到了讲台,看见靠窗那一列特殊的位子已经腾空了,就威风十足地宣布:“是黑五类的站出来!”班上一些其他红五类的同学,包括一些麻五类的同学,也七嘴八舌地附和着:“要革命的站出来,不要稳起!”我心乱如麻,望了望那特殊的位子,听见催命似的吆喝声,一心希望得到他们谅解的我第一个站了起来,我颠三倒四地表白了一番:“我家庭出身不好,愿意坐过去,但我是要革命的。”说完,我哆嗦着抓起自己的书包,在五十多人的眼光下,低着头向窗边走去,坐在靠窗最前面的位子上。于是先先后后,一些其他的出身不好的同学都被迫坐了过来,一共是七个人,包括早已坐在靠窗最后的段姓同学。


事后想起此事,颇觉蹊跷。怎么靠窗一列是七个座位,刚好就是七个同学被清理出来?我由于长期积极争取入团,班上的团员们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但其他同学的家庭情况他们是怎么知道的?看来,他们是预先查了学生档案的,是谁给他们提供的?这答案只能是学校管理档案的核心人员。校文革中有这样的人。


待我等七人坐到特殊的座位上后,专政的待遇接踵而来。首先,班文革宣读了他们上台后的“第一号通令”,其内容包括:“撤销班委会,一切权力归班文革,红五类说的每句话都必须照办。”显然,这是革命的一贯作法,一个小小的班级就那么一丁点儿所谓的权力,但六十年代的中学生很懂得夺权的含义,他们是在模仿红色电影中的那些镜头。接着,他们宣读了校文革对黑五类子女实行专政的“七条勒令”,以及高68级4班的班文革自己制定的“四项纪律”。规定黑五类狗崽子必须全文抄下,贴在课桌的左上方,要背诵,要记牢,以备他们随时检查。如有漏错,严加惩处。


这“七条勒令”的全文是:


1.  不准黑五类子女佩戴毛主席像章


2.  不准黑五类子女佩戴校徽


3.  不准黑五类子女唱革命造反歌


4.  不准黑五类子女参加革命造反队


5.  不准黑五类子女在学校食堂搭伙


6.  不准黑五类子女出去串联


7.  不准黑五类子女伙同在一起聚众闹事




这“四项纪律”的全文是:


1.  黑五类子女不准迟到,迟到三次记大过一次,记大过交群众处理


2.  黑五类子女不准无故缺席,无故缺席交群众处理


3.  黑五类子女进教室必须喊报告,红五类准许后方可进入


4.  教室里不允许两个黑五类单独聚集在一起,否则按聚众闹事处理




迷失在阶级斗争和血统论中的红五类们,显然是在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手段来对待我们。这几年来的阶级斗争仇恨教育,教会了他们一整套办法,来侮辱我们的尊严,打击我们的精神,限制我们的自由,剥夺我们的权利。我至今不知道,向来学习稀松,腹笥中空的这些红五类们,当年是如何在那短暂的一两天内炮制出这一整套内容颇为齐全的“七条勒令”和“四项纪律”的?也许,他们在这方面得天独厚;也许,其中不少条款来自首都红卫兵的样本。文革后来,这样强横的所谓勒令,通令,不知有多少!整个中国当时都陷于内乱,不是我勒令你,就是你通令我。我们当时被强迫遵守的,还只是中学里的少男少女们最初的演习。


有了所谓的专政“法律”,班上的红五类同学的行动就变得更加放肆了。他们没收了我的革命造反队的臂章,没收了我的校徽,学生证,还要检查我的毛主席著作和日记。他们要看一看黑五类子女是否暗藏祸心,图谋不轨。


文革初期的针对黑五类子女的通令、禁令比比皆是(转引自网络)



我这时冷静多了,机械地执行着他们吆三喝四的命令。此时,在教室外面窗子上挤满了外班看热闹的同学。我把自己的毛主席著作和日记本交给了他们,也不顾外班熟人同学的眼光,低头回到自己的狗崽子位子上。讲台上围了一群非常认真的“掌权者”,讲台上堆了一尺来高我们这七个狗崽子同学交上来的东西。检查在寂静中进行。只见他们翻着,看着,每一页都不放过,充分发挥着那年月训练出来的革命警惕性。可是,他们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黑五类子女们的反动证据。在翻找的半个多小时里,我安稳地坐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有一个红五类叫出声来,他找到了我的一个“证据”。原来,我在毛选乙种本的扉页上抄录了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初我以为只有前面三句,就把第四句划掉了。面对红五类同学的呵斥和责问,我被命令站到讲台上,坦白我的罪行。我极力解释着,但他们根本不听,在闹哄哄的一片呵斥声中,给我加上了“侮辱毛主席著作”的罪名。强词夺理之下,寡不敌众之时,我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记得,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赖姓同学的身上。他的一本毛著单行本因借与一个同学(这人正是审问我们的一个红五类),把墨水打翻了,书也污了一块,这也成了赖姓同学的罪证。


署名为齐向东的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转引自新浪博客)


紧接着,由刚才那位曹姓班文革同学宣读一篇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这篇被红五类奉若神明的文革初期的文章,用蛮横的文字宣扬“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混淆视听,煽动仇恨,试图把仇恨引导到出身不好的同学身上。这位班文革同学,大概觉得文章里面的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了,越读越兴奋,也越读越伤心,似乎在帮他申述冤屈,而我们就是给他冤屈的罪人。突然他声泪俱下,咧开大嘴巴抽泣起来,脸扭曲成一种难看的模样,眼泪一滴一滴落在讲台上,嘴巴里面还不时发出一种难听的声音。全班五十三个同学,这时候都看着这位同学的即兴抽泣,静寂无声,却各有各的想法。我当时心情其实是很沉重的,他读的每一句都引起我的不安。既有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产生的自卑,又有这两天遭受歧视侮辱而引起的愤懑,也有看着他的滑稽面相而感到的可笑,但我更多的还是在心中说,我要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用行动证明我是比你们还优秀的革命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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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园中的学生斗学生(下)






作者黄泽文






我被班文革指定为“黑五类”小组的组长,也不知是他们是有意与我为难,还是因为我过去的班干部身份,要我负责我们七个黑五类同学的行动,组织讨论,组织扫地,出了事就拿我是问。


自被隔离出来后,打扫教室就成为了我们七个黑五类子女的职责。本来,按照过去的规定,教室打扫由班上各个小组轮流进行,每一个同学都应该参与。现在,据红五类同学说,这是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用劳动进行惩罚,这历来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用惯了的手法,而红色后代们学得极快。


从这天以后,我每天很早就赶到学校,当走到在教室门口时,就屈辱地站着,连声喊报告,获得准许后,方才走进教室。学生对老师喊报告,下级对上级喊报告进入办公室,极为正常;但学生对学生喊报告进入自己的教室,强迫我们履行这套仪式,却是我班当时的奇观,是掌权的红五类同学对黑五类同学的刻意折辱。我的这些红色同学们,现在是无师自通,拿对付犯人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窗,以此显示他们的权威。但在狂飙突起,飞扬跋扈之时,谁能逆抗?待被允许进入教室,我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脸色也不想看,低头径直走向我的座位,我的眼睛常常盯着贴在桌面上的“七条勒令”发呆,有时候又把眼光转向外面的篮球场,看着同学们生龙活虎的身影而羡慕不已。我是一个篮球爱好者,要是以往,早就跑到篮球场上去了。现在,我们被明文规定不准打篮球。后之览者看见此文,一定会觉得奇怪,文革初期,红色后代们“以革命的名义”收拾异类,居然连打篮球的权利也给剥夺掉?但当时就是如此,这是我班“七条勒令”和“四项纪律”之外的额外规定。




文革初期第一问(沈汉武画)



我常常就这样呆坐一两个小时,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红五类同学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脑袋里只有一个麻木的想法:“这辈子我完了”。当时的我既胆小又单纯,全然没有独立思考,分析和判断事情的能力,也没有用当时已经发表并广为宣传的文革《十六条》为自己辩护的能力。对班上这些红五类们的所作所为,只有逆来顺受,听其所为。


我这个组长有一个最难受的职责,每当红五类训话完毕,我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定,领头说:“黑五类的狗崽子们听见没有?”而其他六个黑五类同学则必须齐声回答:“听见了!”往往这时候,全班就哄堂大笑,如看滑稽表演。有几次我说得含糊了,或者六个人回答得小声了,或者不整齐,还得重来一次。在恶作剧的笑声中,红五类的同学们一脸得意,似乎从羞辱我们的表演中获得了某种快感,体会到了他们的权威。我后来经常会寻思,前几天还是友好相处的同学,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了对立的两极?他们怎么对我等就有如此大的仇恨?是谁,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变成这样的恶劣?


学校成了恐惧的象征,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在我的心中。每当我拐过石马巷,走到马镇街上,看见迎面就是五中的大门时,心一下就压上了一块石头,刚刚从家里得到的一丝儿轻松就跑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今天又是什么事情在等待着我?我不想进去,但又不得不进去。校门口经常是一大群手执皮鞭的红卫兵在守候着。


九月初的一天,我硬着头皮来到校门口,想埋头快速走进去。突然,一个我不认识的红卫兵指着我说:“他是黑五类!”于是我被呵斥着站住,我惶恐地站住了。一大群低年级的男女红卫兵恶狠狠地围了上来,没有动手,却围着我骂了起来。他(她)们强迫我立正,我立正了,又叫我稍息,我只得稍息,然后又叫我立正,周围立刻响起一遍嘻笑声,如看耍猴。我规矩地立正着,眼睛里包着泪水,望着周围各种嘲笑的、同情的、旁观的目光,羞怕难当,无地自容。


他们突然放我走了,命令我跑步到教室,有个人还故意喊了一声:“预备---跑”,我没有动,屁股上早挨了一皮鞭,火辣辣的痛。毒打的威胁使得我冲了出去,我疯跑着,跑到大操场,我再也控制不住的眼泪夺眶而出,一人在篮球场中伤心地抽泣起来。我呆立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望着阴沉的天空,天空中偶尔传来一两声刺耳的乌鸦叫。我想,要是我能有飞鸟那样自在就好了,就不再受这人世之罪了。我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停在某个地方,思索着这样的日子我怎么熬过。突然,我想到了死,一死就啥也不用怕了,也不会受到羞辱。我想到了府河涨水的激流。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想到自杀,发生在离我满17岁还有一天的时候。但我又想到,我有什么罪?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仅仅是出身不好,我有一个清清白白的人生,为什么要走绝路呢?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刺耳的铃声猛然把我惊醒,“别迟到”,我一下想到迟到的严重后果,又急忙向教室跑去。


过了几天,校文革组织全校师生到附近的和平电影院去看电影,电影名字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这是一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根据山东阶级教育展览编撰的阶级教育片。那个年代,为了配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此类电影、展览、文学作品如汗牛充栋。其实,我们在1965年冬天就看过这部记录片。现在,到了文革初期,校园血统论盛行之际,又组织我们再看。反复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引发对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热爱,以便于一心一意紧跟上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政治教育的重点。这本来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我班新掌权的红五类们要用皮鞭押解我们七个隔离出来的黑五类子女,去看这场电影。其他的同学则可以自己去。



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电影“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转引自网络)



我们没有反抗,听任红五类同学的侮辱性安排。曾经一班受教,均为同学少年,生于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在人为煽动的阶级斗争的仇恨中,因各自的家庭被贴上当时规定的“红”与“黑”的标签,俯仰之间,成了仇敌。对敌人,自然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雷锋名句)。在天天耳濡目染的阶级斗争教育中,这些少不更事的红卫兵们,在他们心中,迫害和折磨我们这些同学是一种类似对待敌人一样的革命行动,甚至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正义之举。而身为家庭出身被标上“黑五类”的我们,心中也惶惶然地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羞愧,害怕被置于革命的对立面上,变成反对革命的阶级异己分子,从而成为革命的对象。因此,当时的我们,逆来顺受,规规矩矩,极少反抗。


这天,初秋的烈日高照,太阳下我们七人在校园中排好队伍,成一路纵队出发。我作为黑组长,走在第一。班上的两名红卫兵,手执皮鞭,走在我们的两边。这队形,像押解劳改犯。我们从马镇街校园出来,一路向西直行,沿小关庙,东通顺街,正通顺街,北东街,左弯到草市街上的和平电影院。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低着头疾步前行,两位红卫兵不时摇动着鞭子,恶声呵斥着,一会儿要我们跑,一会儿又要我们走。街上的婆婆大爷,男女老少都吃惊地看着我们,看着这群在押解的皮鞭下作长街游行的“小犯人”,也有人指着我们说,这些人是黑五类子女。目光中有愕然不解,也有嘲弄嬉笑。文革初期,革命狂飙之中,这种人侮辱人的街头演出其实并不鲜见,步行游街只是其中之一。但在中学,把同学押解起来作“游街”之行的,还极为少见。


熟悉的街道在我的身边迅速地后退着,本来不远的路,今天却觉得特别远。我希望早点到,希望早点淹没在黑色的电影院里,路人的目光我受不了。和平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我极为熟悉。从小起,我在这里看过无数的电影,包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令千人排长龙购票的《刘三姐》、《五朵金花》等,还包括宣扬阶级斗争的《夺印》、《箭杆河边》、《年青的一代》等。但今天看这电影却大不一样,全无愉悦,只有沉重,还带屈辱感。


终于,我们到了和平电影院,但是,我们到早了。两个押解的红卫兵命令我们站在电影院街对面的空地上,烈日当头,立正罚站,听其训话。在罚站训话时,路人纷纷围观,用各种眼光看着这奇怪的场景。训话的要点是:狗崽子们要认真看,看你们这些人家当年是如何欺压穷人的。看完电影后,每个人必须写心得体会,第二天早晨交给他们审查。其语言逻辑,大有父债子还的意思。言者凿凿,听者藐藐,我心中极为抵牾,但心得体会还是得写的。训话完毕,方才把电影票发给我们。我们随着最后一响的电影院铃声,如释重负走了进去。




位于成都市草市街的和平电影院(转引自四川在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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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园中的九·七辩论会




作者黄泽文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七日,在成都五中校园里举行了一次全校性的辩论会。五中老三届的中学生们均称其为“九·七辩论会”。这一天,我校受迫害的部分同学以及他们的同情者们同迫害同学的校文革以及红五类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斗争。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校文革要组织全校同学上街游行,声援重庆八·二八江北惨案的受害者。此事件是重庆早期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一次冲突,围绕着重大八·一五的大字报《集中火力,炮轰市委》而出现的群众互斗事件 [8]。消息传到成都,校文革决定要声援捍卫重庆市委的那一派。校内一些看不惯校文革和红五类的高中同学提出了反对上街声援的意见。于是,校文革决定通过公开辩论来决定是否声援。辩论会前,红五类们开了齐心会,并规定会上发言者首先要报家庭成分,黑五类没有发言权。


辩论会在下午两点左右开始,一千多学生和老师把学校的操场坐得满满的。在红五类的皮鞭押解下,我班被揪出来的七个黑五类学生默然进入会场,坐成一排,有几个红卫兵在监视着我们。


重庆八•二八事件是当时辩论的一个热点(转引自7788.com)



辩论会一开始,反对出去声援的同学就占了上风,高三同学徐、曾、罗诸人反对出去的理由是:不明事件真相,传单漏洞很多,而且与当前的文革大趋势不合拍。其中,以徐姓同学说得最为有理有据,上去和他辩论的红五类同学差不多都被他辩论得张口结舌。会上会下,优势一直在“反对声援”派这一边。从多数同学发出的为徐喝彩的掌声中,可以感知到大家对校文革和红五类的反感情绪。辩论从出去还是不出去自然转移到该不该造反等重大时局问题,交锋激烈,观点对峙。我班坐的位置靠近辩论的主席台,我坐在前面,听得真切。徐姓同学发言使我感到心灵相通,精彩处,我也忘记了红五类预先的警告,而悄悄地拍了巴巴掌。我第一次这样心情舒畅地坐在已近黄昏的操场上,心中的沉重被暂时忘记。


这个失控的局面大大出乎校文革的预料,反抗的火山原来有这样大的力量!于是,他们马上宣布休会。阴谋在休会期间酝酿。他们仍然试图用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套路来搞这次文革,信誓旦旦,信心满满。但有点吊诡的是,今年此时,上面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有了不同的顶层设计:“鼓励造反”。这是我校的掌权者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在我探望了当时正在成都二医院因阑尾炎转成腹膜炎而住院的弟弟后,回到辩论会会场,已是傍晚。我发现,会场气氛和下午大不一样。红卫兵的纠察队手执皮鞭站在会场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偌大一个操场包围了起来,主席台上全是校文革和红卫兵的头头们。操场中,各班的红五类们也聚集在一起嘀咕着,我耳朵里听见他们断断续续的话语:“…跳嘛”,“…算账”,“一个也跑不脱…”,语带恶气,面露凶像。


辩论会于是继续进行。就在主辩的徐姓同学正要说话时,一个他班上的女生跳了上去,指着徐的鼻子说:“你有什么资格辩论,你的父亲是反动军医,黑五类给老子滚下去!”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文革期间的“辩论杀手锏”。那时候的中国青少年,并不去理论是非曲直,也不去辨别事情真伪,更不善于独立思考,他们首先要理论的是:你的家庭是什么颜色,你说的话是那个大人物说过的。这是当年教育培养出来的结果。徐姓同学刚要辩解,一群预先准备好的红卫兵纠察队员就涌上台来,七手八脚把他推了下去,并立即看押起来。接着,这位女生就以知情人的身份揭发徐姓同学的家庭根底,以及他如何如何参加西南局门口的静坐示威,…。就这样,根子一刨,帽子一扣,罪行即定,这个下午冒出来的眼中钉就给拔掉了。


当时,我等黑五类们看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但心中并不服气。心想,辩论占不到上风,就乞灵于血统标签,以此封住反对者的嘴巴,未免太怯懦和无能了吧。


这时候,会场大乱。下午上台辩论的“反对声援”派的同学们被纷纷抓了起来,被强迫站在主席台前的桌子上,黑五类家庭出身的老师们也被押解出来,也站在主席台前。几十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排排站着,被勒令弯腰低头,身后是手执皮鞭的红卫兵纠察队员在耀武扬威,开始出现推搡和打人。各个班级也行动起来,把一些曾经明确表露了反对出去声援的人抓了起来,还威胁说:“鼓了掌的要自觉坦白,否则抓住严惩”。在黑暗中我不动声色,并不理会这些家伙的瞎咋呼。比起前几天来,我成熟多了,因为我感觉到,我们有力量。


辩论会成了斗争会。恐怖气氛随着打人的皮鞭声和被打者的惨叫声在蔓延。昏暗摇曵的灯光下,黑魅魅的人影在晃动着,呵斥声、谩骂声、皮鞭声、惨叫声、哄闹声响成一遍。我看见我以前的初中班主任周寄凡老师也在主席台的前面,她是一个温和文雅的老师,年纪已过五十,怎么也被抓了上去?周老师,还有不少的老师,和抓上去的学生一样,都挨了皮鞭,鲜血从一些老师的脸上流了下来,我痛苦地移开了眼睛。


文革时期群情激昂的批斗会(转引自网络)



此时,红五类同学,也包括一些极力向他们靠拢的麻五类同学,纷纷上台控诉,表决心。有人声泪俱下,有人义愤填膺,有人奴颜婢膝,有人傲慢自豪。而大多数同学此时都不敢再说话,沉默地看着这夜色下的各色人等的表演。大胆一点的,则就开始天南海北地“冲天壳子”,不再理会主席台。


散会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了,回到班上,教室里面灯火通明。班文革的成员们开始了新一轮的训话,重复强调昨晚的辩论会是阶级斗争在成都五中的最新表现。一些同学被迫站起来,承认自己为徐同学鼓了掌。我心中极为不安,但我横下了一条心,不管威胁和催逼,就是不说话。还好,他们似乎没有把我列入报复的目标。我们被准许回家,但其他同学是休息一天,而我们七人必须在下午赶回来。


我回家后,已是后半夜,一夜担心的母亲似乎没有安睡,起来为我开了门,问我为啥这么晚才回家?我简单告诉她学校在彻夜搞运动,搪塞了过去。我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


第二天下午一到学校,班上的红五类同学就开始了报复。他们把昨晚辩论会激起的愤怒发泄在我们身上,开始对我们进行无休止的折磨。我们七人被强迫罚站,是那种立正,低头,垂手的标准式。这种罚站方式,也许学样于某个电影里面针对劳改犯的镜头。我们一直就这样站立着,听他们训话,听他们再次宣读“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前面提到过的署名为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血统论文章)。他们读一段,骂一次;骂一次,又再读一段,每次骂过,则强迫我领头说:“黑五类狗崽子听见了!”这一天下午,我的这些红色同学们似乎对我们有着无尽的仇恨。


当年在教室里低头站立受批判的标准姿势(转引自网络)

更气人的是,一位张姓红五类女同学,把她的弟弟带到班上,此娃娃也就七八岁的年龄。当红五类们在讲台上训话和宣读时,他拿着一支玩具喷水手枪,在我们身边巡视着,看谁的脚没有站直,手没有放伸,头没有低够,就用水枪向你喷水,并用脚踢,还恶声辱骂,俨然一个犯人面前的管教人员,而且是不懂规矩章法的那种。这小家伙弄得我们狼狈不堪,却又毫无办法,只得忍耐着这个孩子的放肆。在这乳臭未干的孩子眼中,我等就是阶级敌人,他那童稚之心充满了对我们的仇恨。这是一种因大搞阶级斗争教育而煽动起来的仇恨,这种阶级仇恨倾泻于当时的黑五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家属。仇恨所及,遍布于中国的机关学校、工厂矿山、街道里巷、乡村山寨。


这天下午,红五类们把我们七人摆布到吃晚饭的时间方才罢休。临放行前,还规定,每人要写一份思想检查,检查昨天在辩论会上的内心活动。我迈动着久站而疲乏的双腿,摇晃着久弯而沉重的脑袋,缓缓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在我走到成平街口的时候,班上的一个人突然追上了我,说要我立即回去。我只得又回去,但当我走进教室时,红五类们却又说没有事了。我木然转身,再次踏上回家的路,身后是一阵开玩笑般得意的笑声。从这笑声中,我感受到人性中的“恶”。


九月七日的辩论会后,校文革控制了学校的局势。但社会上造反的潮流却波涛汹涌,势如破竹。西南局大门口的静坐示威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在两三条街之外,不能不对就在附近的五中校园产生冲击。于是,校文革决定,组织全体学生到青白江区的农村去劳动,以避风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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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青白江区的劳动



作者黄泽文




是年九月十日,我们坐闷罐火车来到成都北面几十里处的青白江区,参加劳动。高中一年级到的是该区大同公社光荣大队。青白江区是隶属于成都的一个郊区,得名于流经该区的河流青白江。此处地势平坦,田畴纵横,河沟密布,绿竹环绕,乃是富庶的成都平原的腹心之地。


成都北郊青白江的农村景色(转引自“剪雪成诗”的摄影作品“田野.情怀”)


听说要出去劳动,我内心其实高兴。劳动可以调节心绪,消除烦恼。农村云天广阔,或可减少对我们的监管折磨。但不知是校文革居心叵测,还是高一年级四个班的班文革有意作怪,把我们高中一年级的黑五类子女全部集中起来,编成了一个小队,一共二十个人,配备若干男女红卫兵监管。理由是便于管理,于是就有人称呼我们为黑队。


我们既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低着头,觍着脸,在红卫兵同学的押解下,成一路纵队来到指定的生产队——光荣大队第三生产队。路旁来迎接我们的农民看着这不一般的阵势,脸露疑惑。同为学生娃儿,为啥一些学生趾高气昂,一些学生垂头丧气?为啥学生要押解着学生?押解者还手执皮鞭?走在这些农民的视线下,当时的我,其实心中也忐忑不安,我不知这里的贫下中农会怎样对待我们?


我们分组到贫下中农家中吃饭。我和高68(1)班的三位黑五类同学(三同学分别姓凌、贺、白)分在一组。当我们四人走进一家周姓大伯的农舍时,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受到了周大伯全家的热情接待。全家老少均笑容可掬,端茶送水,盛饭送菜,和我们拉家常,气氛和睦,如待久未来访的亲戚朋友。





文革初成都的中学生到农村去(转引自“爱历史”的博客“成都文革老照片”)




劳动,本身就是解忧之药,既可舒展筋骨,亦能焕发神气。在被管制十来天后,我们进入广阔天地,单纯的体力劳动使得我们暂时抛开了这些天来的精神压抑,出汗和快速呼吸使得我面色红润,一扫脸上的晦气。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大队修一条乡村公路,我们干得欢实,满身是汗。但押解我们的红卫兵们却手执皮鞭,或东游西荡,或坐在一旁监视。这样的鲜明对比使得在一旁劳动的农民们看得清楚,觉得奇怪,似乎还想不明白。


这些红卫兵们白天当监工,晚上也不松懈。把我们二十人集中在一个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男女混杂,睡课桌。外出上厕所则必须报告请假,得到允许,方可出行。监管的红卫兵们,也是有男有女,睡在外侧,意在监控。这种情形,颇为滑稽。


另一滑稽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学校的宣传队来到修公路的工地上,进行现场先进人物的宣传表演。这些文艺同学偏偏到了我们这个黑五类子女的小队,又偏偏专门来表扬这几个红卫兵。这来自于当时的思维逻辑:根正苗红,必定忠于,当然先进。表演的节目指名道姓地表扬了这几个监督我们的红卫兵,如何不怕脏累,积极劳动,吃苦肯干。我们在旁边听着,埋着通红的脸,一言不发,湿透的单衣紧贴背脊,阵阵发凉。和我们一起干活的贫下中农们却说话了:“他们值得什么表扬?懒得要命!还是这些同学(指着我们)肯干,为啥不表扬他们?”我们相视而笑,并不多言。




文革初成都中学生的农村宣传队(转引自“爱历史”的博客“成都文革老照片”)



即使这样,监管我们的红卫兵们仍然不肯罢休,他们煽动一些同学在我们回生产队的路上拦截我们,辱骂,抓人,甚至打人。人性中潜伏的恶此时暴露无遗,但农村中却还有纯良的善存在。周围的贫下中农看见这些现象,终于忍不住了。他们问我们:“怎么那些人对你们这样凶恶?你们干了啥子坏事?”我据实回答:“我们没有干坏事,只因为我们家庭出身不好,是黑五类”。他们啊了一声,说:“你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娃娃,都是新中国的人,只要跟毛主席走就对嘛”。在周大伯家吃饭时,周大伯继续说:“他们不对,我们看不惯,都还是同学嘛”。显然,城里闹腾的血统论在川西平原的贫下中农的脑子里并无太大的市场。这是我这么多天来第一次听见如此公允的话,倍觉亲切,顿时感动,压抑了很久的话此时如决堤之水冲了出来,就在周大伯家中,我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一一讲出。周大伯听了,顿时生气说:“怎么这样忍心啊?今后他们再这样,我们贫下中农要说话,要讲政策嘛。”


事情继续在发展。时至九月十五日,我们来此地劳动的第六天,当我们正从工地上回来时,又有一些人在路上拦截打人,并骂我们是黑队。这一次,惹恼了早就不满的贫下中农。他们质问打人的人:“为啥说我们是黑队?我们队全是贫下中农,黑从何来?”那些拦截打人的家伙顿时都哑口无言,但忽然有人冒出了一句:“你们没有站稳阶级立场”。这一下,彻底把光荣三队的贫下中农惹恼了,于是发生了当晚面对面的冲突事件。


当晚,就在我们睡觉房子的院坝上,一些贫下中农青年来找监管我们的红卫兵辩论。质问他们,为啥要骂黑队?质问他们,为啥要虐待同学?质问他们,党的政策是什么?一系列的质问弄得这几个红卫兵张口结舌。但他(她)们并不承认错误,反而和贫下中农对闹起来。可惜,当时我由于白天劳累,早已睡熟,对外面院坝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所知的细节,均是当时醒着的牛棚难友在事后的转述。据说,当晚院坝里面人声鼎沸,对抗激烈,贫下中农青年们的声音十分有劲。辩论到后来,贫下中农们扬言,不给这几个人饭吃,要把一个姓梁的红卫兵的打人皮带扔进粪坑,还要赶走他们。后来如何,所述不详,细节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校文革听闻此事,看见这里风头不对,怕酿成大事,随即采取了撤离的紧急措施。我们于九月十七日回到了学校。离别时,我真舍不得大同公社光荣三队那些淳朴亲切的农民。临走时,他们还对我们讲:“如果他们回去还整你们,就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来支持你们”。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川西农民大都是心地善良的淳朴之人,他们心中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并不为当时社会上高叫的阶级斗争所左右,对地主富农并无宣传中所形容的那种深仇大恨。他们和我们素昧平生,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但偶然交接,相处仅仅几天时间,仅凭眼见为实的劳动态度,就能分辨是非;路见不平,则会仗义执言。这是何等纯正的人心!这是何等善良的人性!


我永远怀念青白江区大同公社光荣三队的农民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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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报复

作者 黄泽文



回到成都,休息了两天。

九月二十日,我心情比较轻松地来到学校。走进教室时,甚至连以往规定的报告也忘记了喊,班上的红五类同学都板着脸。我坐到我的特殊座位上,贴在上面的“七条勒令”沾了不少灰尘。我打开我的桌子,猛然看见桌盖背面用粉笔写了几个警告性的字:“必须老老实实”,我惊住了,预感到报复就要来了。

果然,一群红五类同学和紧跟红五类的麻五类同学围了上来,把我包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指责我挑拨他们和贫下中农的关系。我开始申辩,但无济于事。我只听见他们的指责声,辱骂声,讽刺声,在我的耳边呜呜嗡嗡地喳闹着。有人说我两面三刀,有人说我阳奉阴违,还有人说我过去是假积极,真表演,唾沫四射,直喷我的面颊。我越听越冒火,内心倔强的脾气突然发作,我用豁出来的口气第一次蛮横地说:“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是没有挑拨,是你们自己不争气。”这是我这些天来第一次这样来硬顶“掌权者”者们。他(她)们惊了一下,又马上镇定下来,酸声酸气地说:“啊,你也要发脾气了,等会儿再和你算账。”

上课铃声一响,我们七个人就被一个接一个地弄上讲台去“辩论”。所谓辩论,文革兴起后的时髦用语而已,但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当时的实际是要我们七个人一一上台受审,交待“挑拨贫下中农”的问题,以消解他们在青白江所受的窝囊气。他们一直就没有搞醒豁,为什么贫下中农们就不站在他们红五类这一边?按理,按照当时阶级斗争的道理,亲不亲,阶级分,咋个青白江那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们就弄不懂这个最基本的革命道理,反而帮着黑五类子女说话?

我的这些红色同学们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那就是,贫下中农以劳动为生,春种秋收,夏栽冬藏,开路修渠,养猪牧羊,全靠足踏实地,任劳任怨,汗水辛劳。他们最尊重爱劳动的人,最讨厌游手好闲之徒。此外,劳动者与大自然为伍,沐天地之正气,使得他们大都心地纯朴,心性善良,看不惯以强凌弱,更看不惯弄虚作假。而当时那些在报纸文件、影视戏剧、文学作品中人为鼓吹的阶级斗争,对地处乡村的他们的浸染尚不足以掩其心性。因此,前几天的事件,是青白江当地贫下中农的本性反应,和我等说的那几句实情真话没有太大的关系。





成都平原上的朴实农民(转引自网络)



轮到我走上讲台交待的时候,我被呵斥站直,低头,一如前些天的专政待遇,但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被完全降服。我抬起头,比较镇定地向五十来位同学说:“我们到青白江,专心劳动,不怕苦累,并没有挑拨什么关系。贫下中农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岂是我们能挑拨得了的?”下面就有人说我不老实,是“假革命”,还有一个红五类同学站起来,装模作样地问大家:“他是不是?”大家就回答:“是”。我非常反感他们这样用“假革命”的标签来形容我,但我气愤之中并未失态,我说:“革命真假,你们岂能判定。我生于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我至少是要革命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革命气氛弥漫张扬的国度。新中国就是通过被压迫者诉诸革命性的暴力反抗而建立的,因此,“革命”两字极为神圣。对革命的态度是判断敌、我、友界限的最基本的准绳,拥护革命,是那个时代青年人最自然的选择。因此,指责我是假革命,当时的我认为,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我因此和他们极力抗争,不容他们信口雌黄。由于抗争,他们看见我态度和劳动前大不一样,于是草草收场,我也悻悻然地回到我的座位上。我这次算是被折磨得较轻的,我们七人中,有的同学不仅被罚站,还被强迫把手举起来,作投降状。

就在这样折腾时,教室对面高68(3)班的一个绰号叫“小激动”的宁姓男生走了进来,要我们过去和他们班上的黑五类同学对质。我一进门就挨了一皮鞭,是该班一个张姓男红卫兵打的。此人系军队子弟,下手狠重,皮鞭抽在背上,火辣辣地痛,恨气直冲我的胸口,但我咬牙忍住了。全年级四个班的二十个黑五类同学全被押到此班的讲台上,同学们把我们团团围住。





文革初期校园里的学生斗学生(转引自网络)



首先,叫我们背诵“七条勒令”。一些黑五类同学似乎在有意反抗,在呵斥的命令中沉默以对,皮鞭就响亮地抽在他们身上。还有的黑五类同学被强迫下跪。轮到我时,我顺从地背了出来,幸免一打。我班的一个梁姓女同学,拿着党中央颁发的文革《十六条》,质问这些打人的同学们遵守不遵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却被那个“小激动”的男生打得更凶。但她没有屈服,仍然一口一个:“要文斗,不要武斗”,其敢于直面抗争之精神,至今回忆,令人感佩,远胜过我这样的须眉男儿。

值得提示的是,此号称为“小激动”的宁姓家伙,其实还并非红五类同学,按照当时的政治分野,他算是个麻五类。在大潮涌动之时,江河横流,泥沙俱下,最能看清人的本性,此人就属心性恶劣,手段残忍,好动手打人之辈。此人如果还活着,现在也应该是接近七十岁的年龄,不知其在偶尔回想起五十年前的这段经历,内心是否会有愧疚之感?

至于到底对质了些什么,往事漫漶,已经记不清楚,应当是一些谁背着红五类们说了什么,谁背着红五类们做了什么的豌儿麻子之类的事情。对质完了,没有我班这七个人的事情,就又把我们押解回到班上的教室。出门,我又挨了一皮鞭。这次,是我班一个红卫兵打的,此人曾经还是一个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不知是手下留情,还是施力不当,皮鞭抽在背上,挨了一下就飞开了。

回到教室,班文革的红五类们命令我们写揭发材料,要求背靠背揭发在劳动期间的行动和言论。揭发这一招,本是新中国政治运动中反复搞弄的套路,旨在要受批判的人,通过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告密”,以同伴的“加重处理”来换取自己的“从轻发落”。

我拿起笔时,当时的心里其实很矛盾。我心中忐忑不安的是,要不要据实写出我和高68(1)班的凌、贺、白三位同学在周大伯家吃饭时我说的那些话?以及他们说的话?写,则是我在告密,既害自己,也害他人;不写,而他们三人中若有人写,则是他们在害自己,也害我。但我此时心中更认为,我们所说的话并无错误,全是这些天来发生的事实。红五类以及他们的核心——红卫兵们,以血统论为纲领,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学,欺压,折磨,羞辱自己的同学,这明显是错误的。想到这里,我心中就有了底气,决定不写,既不能告密害同学,也不能再给自己添罪名,于是,我避实就虚,写了几条无关痛痒的内容,交给班文革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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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黑五类狗崽子”的抗争


作者 黄泽文


国庆节一过,班上的红五类同学开始出去串联。地处成都的中学生们,文革的步伐总是比北京的中学生晚了许多。


开始之时,按照校文革的规定,是各班选五名代表。这自然是班上红五类们的特权,班文革的成员和红卫兵们优先当选,兴高采烈地出发到北京去了。我等黑五类狗崽子只有羡慕的份,哪敢奢望有这样的待遇。接着,串联的口子越开越大,红五类们一批批地走了,出身为麻五类的同学也开始被批准出去。据说,有一名表现特别好的黑五类子女也被校文革批准去北京了,算是一种恩典。文革初期的大串联就这样在成都的中学里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


我们没有资格出去串联,仍然被监管着。随着红五类同学的纷纷出走,管理我们的人换成了班上紧跟红五类的麻五类同学。他们受命监管,虽拿着鸡毛当令箭,但监管却松弛了许多。这个时候,给我们的规定是自己组织学习,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文件社论,还有毛著。我们七个同学开始有比较多的时间坐下来,安静而专注地学习文革开始以来的一些纲领性文件。






到北京去、看天安门、见毛主席,是当时中学生的最大幸福(转引自网络)





首先我们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我们发现,党中央指出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校文革搞的文革,却把斗争矛头对准老师和学生,至于我班搞的文革,更是完全对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与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驰。中央还指出:“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并明确规定:“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我们还学习了刚刚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国庆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此社论专门提到各地均有“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的极少数人。他们“压制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在混淆斗争的大方向。






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转引自“翠湖竹林岛”微信)





从学习毛著中,我们也获得了不少的启迪。“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9]。“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0]。


大批同学都出去串联了。此时的校园,不再有往日的喧嚣,此时的我们,不再有训斥,体罚,批斗和各种干扰。终于,我们能够从容地围桌而坐,开始认真阅读和思考。我们边读,边小声地议论,结合我们的亲身体会,结合这些文件和文章的语句,体会着自八月底以来,校文革,班文革,红五类,红卫兵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发现,他们完全错了,因为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同学。中央一再强调要坚决制止“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因为在毛泽东的心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派 (转引自中国新闻网)





这样的学习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文革来了,敌人的阵营改变了,但并不包括我等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学生。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来收拾,是人为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恨所致,这混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是在干扰党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样的学习改变了我们心中一直笼罩着的自卑、软弱、麻木的心态,给了我们底气,擦亮了眼睛。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没有罪,我们不是专政对象,我们还有出路,我们还有前途。


学习带来了认识,认识带来了觉醒,但尚未带来深层次的独立思考。若干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血统论会在文革初期的校园里盛行?为什么对待黑五类子女如同对待阶级敌人?为什么我们当时如此软弱可欺?在新中国“家庭出身歧视”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血统论与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社会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尚未开始思考。当时,我们的思考仅仅限于对自身利益的述求。


正当我们学习得劲头十足之时,我班几个在校的红五类,从一个管理我们的麻五类同学那里得知了我们变得轻松的精神状态,颇为震惊,决定要来收拾我们一下。


一天, 当我们正在教室里认真学习的时候,来了一个小孩子,此娃儿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在九·七辩论会后用水枪喷射来折磨我们的我班张姓女生的弟弟。他人小鬼大,有恃无恐,走到我们面前二话不说,就用一根手杖套住一个人的脖子,直往外拉,拉了一阵才说,是“七中队”的红卫兵有话要问。取名为“七中队”的红卫兵是我校红卫兵的一个别动队,队部设在初中教学楼的二楼上,成员多为革干和革军子弟,清一色的行头包括:黄军装、军皮带、黄军帽、毛主席像章、红卫兵袖套。该组织成员在校园里面趾高气扬,风风火火,以抄家积极,打人凶狠而恶名远播。


被拉住的同学只好跟他走。我们被一个又一个叫出去了,可一个也不见回来,我正在疑惑的时候,轮到我了。我心神不定地登上了初中楼的二楼,突然听见教员休息室里传来我们七个人中的一个,一个张姓男同学的凄厉的呼号声和刺耳的皮鞭声。我一下明白了,新的报复开始了。


审问我的是我班一个梁姓男同学,是在走廊上开始的。他吊着双眼,手提黑色皮鞭子,眼露凶光地喝问我:“你们这几天干的好事!简直越来越没有规矩了。”他还说:“猫走了,耗子就闹翻了天,狗崽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老子立即取缔!”我一言不发,沉默以对。他稍后又用和缓一些的语气说:“你是组长,要拿你来负责,你如果说了他们在干什么,就没有你的事情了。”我并未理会他的这些话,眼睛向着一边瞪着发神。我心中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天来快活轻松的情景,那如饥似渴的学习,激动而小心的讨论,以及中央文件中的明确语句,党的政策。想到这些,心中就有了底气,我回答他说:“我们在一起没有干什么不该干的事,我们在学习十六条,红旗社论,毛主席著作,这些都是遵照你们的规定做的。”这个姓梁的,见我与他虚与委蛇,不肯吐露实情,突然恼羞成怒,一拳打在我的胸口上,我毫无准备,身体踉跄了一下,还没有站稳,脚上又挨了一下。我又气又恨,但想到这些天来母亲的反复叮嘱,为了不给风雨飘摇中的家庭惹事,我还是忍住了。我说:“你打人,你无理,违背十六条的精神。”他正要再动手时,班上另外一个红卫兵走过来,把他劝住了。


由于问不出什么,又没有发现我的什么漏洞,于是就把我放了。当我走下楼梯时,听见那个张姓同学还在挨打。那天,我们小组里,好几个同学都挨了七中队红卫兵的鞭子,除了张姓同学外,前面提及的那位段姓同学的手被打肿,肿得像馒头。


此时,外面形势大变,这些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也开始面露凄惶,无暇再在我们面前抖露威风。我等当时并不明白个中原因,事后揣想,估计是文革的烈火把他们的父母也烧了进去,或者是外面的局势在快速变化。


从此以后,我们学习得越来越有劲了,还能放开声音大笑。甚至,我还敢把一些批判反动血统论的传单拿到班上来给大家看。这是我的哥哥从他学校拿回家的。哥哥当时在四川省财政学校读书,文革开始以来,其命运和我有云泥之别,不仅没有被打成黑五类,还戴上了“红友兵”的袖套,而且还首批到北京去了。可见,我前一两年上赶着积极表现,争取入团,把自己家庭背景暴露无余,后果是满严重的。而所谓“红友兵”者,红卫兵之战友也,当属麻五类子女的一种“革命友军”的身份标志。在那个红色年代,手臂上能弄一个红色的布套套戴着,是满自豪的一件事情,哪怕只是红色队伍的外围战友。


外面形势变得如火如荼,我们却仍然继续着安静的学习。我们开始把椅子挪到操场的一个角落,在秋日的树下,沐浴着送爽的金风,度过金秋十月的那些思绪起伏的日子。班上一些红五类同学串联回来了,再也不来打搅我们,大概他们领略了首都和外地的风气,知道用以前的那种手段折磨我们是错误的,违背了文革大方向。但这个时候,我们却不会放过他们,该我们找他们了。因为,我们要外出串联。


一天,一个班文革的王姓同学走进了教室,我们立刻叫住他,要他把没收了的学生证,校章,日记本等还给我们,我们也要到北京去。他有点吃惊且态度傲慢地说:“你们也要出去串联?”我们说:“当然要出去,还要去北京呢!”我们继续说:“过去你们整我们,把我们当作专政对象,剥夺政治权利,剥夺人身自由,不让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资本主义反动路线,是方向错误。”我们把积蓄了很久的话都发泄了出来。这个矮个子同学自知理亏,有点张口结舌,口气软了下来,却又推脱说:“我刚回来,不知道那些东西放在哪儿了?”我们却步步紧逼,要他去找,不能拖延。我们说:“我们非要不可!”最后,他低着头,沉默着借故溜走了。


其他的班文革成员,红卫兵,以及红五类们,也都不敢再和我们面对面地说话,看见我们都绕道离开。不可一世的掌权者们,这些被阶级斗争和血统论煽动起来的红色同学们,这些干了将近两个月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同学们,此时显露出一种灰溜溜的神态,而我们,却把头颅高高地抬了起来,恢复到正常人的精神状态。


(未完待续)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1803/169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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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2018-11-14

(十) 我终于自由了


作者 黄泽文


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班文革解散了我们这个“黑五类狗崽子”小组。终于,我们自由了。从八月三十一日起,到十月二十八日止,我们七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共过了五十八天被自己的同班同学无理专政,肆意折辱的日子。


在我们被专政期间,他们还组织红卫兵和红五类们去我们中一些人的家中抄家,翻箱倒柜,打砸毁损,破坏名声。名为搜寻所谓罪证,却顺手牵羊拿走钱财,私下挥霍,行为可恶且可笑。但奇怪的是,他们居然没有到我家中去抄家。是对我手下留情?还是另有别的原因?这是我至今弄不明白的一件事情。


仇恨起于俯仰之间,变脸就在教室之内,风源却来自首善之区。往昔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一天之内就成血仇之敌;知书识礼的纯良少年,突然变为手握皮鞭的恶徒打手。这个中的缘由,这内含的深意,值得每一个当事人深思,也值得我们的后代寻觅,更值得始作俑者检讨。


我们终于可以自由行动了。十月二十八日这天,全市的学生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集开大会,要西南局和省委的主要领导回答问题。我闻讯去参加了。我一人独坐在体育场的阶梯座位上,懒懒地晒着秋日的太阳,并不太注意大喇叭里在说些什么。我望着会场上迎风招展的红旗和数不清的人头,看着蓝天下自由飞翔的鸽子,看着身旁一个跳上跳下的稚气未脱的孩子,我体会到了我的自由,于是我笑了。


我笑了,我一身轻松了,在当了五十八天的“管制分子”后,我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从此,没有人敢再用鞭子抽我了,没有人再指着脸骂我是黑五类狗崽子了,我可以把头昂起来走路了,我不再需要进教室喊报告,我不再需要背诵“七条勒令”,我可以佩戴毛主席像章,也可以佩戴我的校徽,我可以在学校的食堂吃饭,也可以在操场上打篮球,还可以公开和任何家庭背景的同学说话,而不怕被认为是聚众闹事,我还可以出去串联。


可惜,就在我重新获得自由之时,就在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后的当晚,我突然发作了急性阑尾炎。右腹部剧烈的间歇性疼痛把我从睡眠中惊醒,由于有前不久弟弟得此病的经验教训,我给自己下了一个准确的诊断,并决定要迅速去医院开刀治疗。好不容易捱到天明,一大早起来,向母亲要了些钱,我独自一人边走边蹲,挨到了位于庆云南街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尔后被安排在桂王桥北街的地段医院做手术,当天就把阑尾这个人体非必需零件给切除了。









文革期间经常举行这样的群众大会(转引自网络)





手术后,医生叮嘱我要尽早下床走动,以防肠粘连。第二天早晨,我就下床了,除了医嘱,还有西南局那边的吸引。桂王桥北街紧邻西南局所处的新玉沙街(现在是玉沙路的一段)。这里汇聚了首都南下的红卫兵,成都、四川、以至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这里是成都当时最热闹和最激奋的地方,万众聚集,群情激昂,热火朝天。


我用手按住伤口,缓慢地挪动着步伐,还没有走拢,就听见喇叭声,人声交织成了一遍,看见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在高墙上,牵挂在法国梧桐树间。西南局大门口贴着一副巨幅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我当时看了,觉得此对联似乎并不怎么贴切。西南局乃是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是管理着云、贵、川三省广阔地域的最高机构,庙不小,池也不浅。


西南局里面的大院,外面的两侧人行道上,均挤满了人。有示威的,声援的,辩论的,演说的,喊口号的,还有我这样看热闹的。我慢慢地看着各色人等写的大字报,其中许多是首都红卫兵的大字报,也有各地的最新消息。很多大字报的落款都是一些大得吓人的组织名称,什么总司令部、野战军、兵团、前线指挥部…之类的,比较谦虚的则落名为某某公社,某某联络站。还有一些组织则以毛主席诗词中的词语为称呼,诸如:“丛中笑”、“万山红遍”、“云水怒”、“征腐恶”之类。我比较喜欢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对血统论的文章,这自然是切身利益所致。这是我被隔绝近两个月来第一次系统地看文革大字报。其中有许多质问、揭露、批判、打倒以至于火烧、砸烂的大字报,矛头直指中央和各地的首要负责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当时最时髦的标语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中国的革命再一次来到了,平时规规矩矩的普罗大众进入到一种革命的狂欢之中。









文革中成都造反示威的群众(成都影像艺术中心)









文革时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转引自天极网)





伤口愈合得很快。几天后,当我正在医院病床上看小说《红岩》时,我班一个姓龙的同学来医院探望我,他是和我一起受难的七个黑五类子女中的一个。他和我聊起了出去串联的愿望,这正合我的心意。这几天在西南局看大字报、看热闹的经历已经打开了我的眼界,咱们黑五类子女也有权利出去串联。两天后,伤口拆线,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我们一起去找了另外几个一起受难的同学,加上我上初一的弟弟,一共集合了七个人。我们找校文革的人开了串联证明,没有受到什么阻拦。我们也顺利拿到了火车票。


在十一月十三日,在我出院后的第五天,我告别了父母,带着弟弟,和几个同为“黑五类狗崽子”的同学一起,取道重庆,再转北京,出去串联了。


随着光阴的流逝,一九六六年夏秋之季也渐行渐远。如今,已经远离到半个世纪之外,但在我心中留下了的那些刻骨铭心的感觉却并未远去。





后记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季,我的那段经历,终生难忘。作为一个少年,我从一个最初的文革拥护者,一个跟着最高指示和权威社论呼喊口号,上街搞游行,回校斗老师的中学生,变为后来的黑五类狗崽子,遭受了将近两个月的羞辱和折磨。人生的这段遭遇,出现得很早,又极为强烈,促使我开始思考问题,开始真正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问题。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狂热的群众运动,把当时的中国人几乎都卷了进去。但是,有谁能为文革所带来的那些个体不幸承担责任呢?我能把我的个人灾难简单地归罪于我的那些红五类同学吗?是什么样的教育扭曲了这些少男少女们的思想和行为?导致这种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导致文革中的人们人性泯灭,彼此仇恨,互相伤害,滥用暴力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文革是一个亿众疯狂、全面内战、无法无天的年代,是横扫一切、裂匾毁庙、焚琴煮鹤的年代,是黑五类、狗崽子、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内奸、保皇派、黑干将、小爬虫帽子满天飞的年代,也是打倒、炮轰、火烧、砸烂、声讨、血洗、斗倒斗臭、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的年代。文革是全民跳舞(忠字舞)、全民唱歌(语录歌)、全民学红宝书、全民早请示、晚汇报、全民颂圣喊万岁的年代,是红海洋、大喇叭、大集会、大游行、大字报、大辩论的年代,是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工人不生产、研究人员不进实验室的年代,还是烧书、批书、禁书、读书无用、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从某个方面看,文革还是数字化的年代:三忠于、四无限、五七干校、七二一工人大学、八一八红卫兵、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一打三反、五一六分子、九一三事件、五七一工程纪要、四五天安门运动,文革甚至还是历史穿越的年代:批周公、批孔老二、批宋江,海瑞罢官、克己复礼、评法批儒。这些景象,当时狂热,那般轰动,直让今天追星、迷恋网络游戏、爱看穿越剧的青少年们目瞪口呆,不可思议。


现在,文革离开我们已经渐行渐远,当年参与文革的人也已经渐渐老去。我们的后代们对这一段历史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无知,更有人开始了“借尸还魂”。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曾经写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因此,尽管往事伤心,不堪回首,事属荒唐,难以理喻,但我仍然依据当时的记载写出,以直面面对。我深信,这将有助于厘清其发生的来龙去脉,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增加后来者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寻找出永远防止的办法。





参考文献


林子1103,文革记事(一)http://blog.sina.com.cn/s/blog_ee3a64e30102x3kz.html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_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7%9D%E7%9C%81%E6%88%90%E9%83%BD%E5%88%97%E4%BA%94%E4%B8%AD%E5%AD%A6/495324?fr=aladdin
成都十五中语文教师李仲夔回忆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925/09/47734230_689858352.shtml
慕振奎,《我们学校里也有修正主义者》  − 其他 − 文革十年文献..._宣讲家http://www.71.cn/2012/0420/615295.shtml
黄泽文,《我的母亲孙清芸》 http://m.kdnet.net/share12360488.html?sfrom=clubclick
老吴的博客,文革往事18, 1966年8月成都中学红卫兵“红五类翻身大会”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0cce4c0102x6ym.html
刘京、谭力夫,《从对联谈起》 http://www.71.cn/2012/0410/614901.shtml
完整的重庆文革江北八二八事件http://bbs.tianya.cn/post-248-31379-1.shtml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全文完)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1803/25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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