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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仁德:13岁那年, 我人生的第一次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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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那年,
我人生的第一次政审
(按:这是从我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摘录下来的,因为最近又说起政审,便想起那些留下伤痛的往事。文中记述的仅仅是人生第一次政审,后来还经历过很多次,直到改革开放后我才终于走出了政审的阴影。)

我经常感叹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为什么能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那时中国还处在所谓奴隶主义向封建主义转化的时代,这位老夫子就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真是让人敬佩。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据称中国进入了最美好的最优越的社会主义时代,可是许多人反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赶出学校的大门。人们被无端的划为“红五类”“黑五类”甚至“灰五类”“麻五类”,除了“红五类”家庭的子女,其余几类读书通通比登天还难。“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被反复批判,直到没有一个人敢再提起。
我不幸出身于一个读书世家,这一点决定了我还在娘肚子里就已经被剥夺了受较高教育的权利。在过完13岁生日不久,当我还是一个天真少年的时候,失学的危险就已经降临,那时我刚念完小学。
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七月里,我通过升学考试,很顺利地拿到了忠县一中(今忠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就在八月底我准备报名入学时,却被告之我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无效,其理由是学校的大门要向贫下中农敞开,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不能入学。我当时还不懂得悲伤,只是痴痴的愣着,但是父母却十分伤心,儿子才13岁就失学了,今后怎么办?而且,我们家也并不是什么地富反坏右,只不过是世代读书人家,在所谓的旧社会做过一些小小的事业而已。
父亲那时在县人委(政府)财政科(后来改为财政局)作会计,与文教科(后来改为文教局)在同一座楼房办公,所有工作人员朝夕相处彼此都很熟悉,父亲便去文教科找一个叫李邦珍的女干部,希望能解决我入学的问题。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时那位干部正坐在圆圆的藤椅上看一份文件,她一边继续看文件一边漫不经心地听我父亲的陈述,当她明白我父亲的用意后缓缓地抬起头来,眼光在我父亲脸上足足停留了三分钟,好象从来就不认识似的。她并不回答我父亲的问题,而是出人意外地反问我父亲:    
“听说你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是吗?”
  我父亲不知这话的用意,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呀。”在父亲心目中,读书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所以只要说到自己的祖宗他就有几分骄傲,即使在那个年代也在心中暗暗保留了一丝得意之情。
姓李的干部接着又很认真地问:“那么,你算一下,你们家到现在一共有多少代读书人了?”
父亲听到问自己家里有多少代读书人,心里那点可怜的自豪感就又一次冒了出来,于是他屈指计算了一下回答说:“据我所知,从晚清以来共有四代读书人了。”
父亲以为那位姓赵李的干部接下来要谈我入学的问题了,谁知她忽然将手里的文件往办公桌上一扔,长长地冷笑了一声,眯着眼睛很鄙夷的说了一句谁也想不到的话:“既然你们已经有四代读书人了,还想读什么书?该让别人去读书了!”
我父亲当时的狼狈可想而知,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那间屋子走出来的,他只是感觉到,当他转过身来后,有一道可怕的目光像利剑一样从后心穿过来。
这一段精彩的对话堪称那个时代的经典,它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简短的话语里所包含的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教育思想,完全可以写入中国当代教育史。应该指出的是,那位姓李的干部本身并没有什么对和错,她只是时代的代言人而已,她本人不会也不可能创建出这种不同凡响的教育理论。所以我对她从来没有一点怨恨。
失学的阴影笼罩着我,我毕竟只有13岁呀。
父母无计可施,最后只好转而设法让我去上一所民办中学。民办中学条件很差,在社会上备受歧视,一般都是“黑五类”子女或者“红五类”子女中成绩太差的人,实在走投无路了才会去上民办中学,有人把民办中学比喻成“社会渣滓收容所”,其地位可知。
在民办中学,我度过了一生中可怜的一年中学时光。第二年,中国爆发了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惨淡无光的民办中学一下被彻底砸烂,校长被拉出去“假枪毙”,又被打成重伤不能下床,学校全部瘫痪,学生四出串联,我终于失学了。
在之后二十余年的漫漫岁月里,我没有一天走进过教室,我被命运抛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下乡当过农民,进厂当过工人,到山区当过营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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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8-11-12
陈仁德:失学绝望的日子

对“有教无类”的颠覆


我经常感叹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为什么能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那时中国还处在所谓奴隶主义向封建主义转化的时代,这位老夫子就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真是让人敬佩。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据称中国进入了最美好的最优越的社会主义时代,可是许多人反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赶出学校的大门。人们被无端的划为“红五类”“黑五类”甚至“灰五类”“麻五类”,除了“红五类”家庭的子女,其余几类读书通通比登天还难。“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被反复批判,直到没有一个人敢再提起。


我不幸出身于一个读书世家,这一点决定了我还在娘肚子里就已经被剥夺了受较高教育的权利。在过完13岁生日不久,当我还是一个天真少年的时候,失学的危险就已经降临,那时我刚念完小学。


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七月里,我通过升学考试,很顺利地拿到了忠县一中(今忠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就在八月底我准备报名入学时,却被告知:我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无效,其理由是学校的大门要向贫下中农敞开,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不能入学。我当时还不懂得悲伤,只是痴痴地愣着,但是父母却十分伤心,儿子才13岁就失学了,今后怎么办?而且,我们家也并不是什么地富反坏右,只不过是世代读书人家,在所谓的旧社会做过一些小小的事业而已。


历史性的经典对话


父亲那时在县人委(政府)财政科(后来改为财政局)作会计,与文教科(后来改为文教局)在同一座楼房办公,所有工作人员朝夕相处,彼此都很熟悉,父亲便去文教科找一个叫李邦珍的女干部,希望能解决我入学的问题。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时那位干部正坐在圆圆的藤椅上看一份文件,她一边继续看文件一边漫不经心地听我父亲的陈述,当她明白我父亲的用意后缓缓地抬起头来,眼光在我父亲脸上足足停留了三分钟,好像从来就不认识似的。她并不回答我父亲的问题,而是出人意外地反问我父亲:


“听说你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是吗?”


我父亲不知这话的用意,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呀。”在父亲心目中,读书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所以只要说到自己的祖宗他就有几分骄傲,即使在那个年代也在心中暗暗保留了一丝得意之情。


姓李的干部接着又很认真地问:“那么,你算一下,你们家到现在一共有多少代读书人了?”


父亲听到问自己家里有多少代读书人,心里那点可怜的自豪感就又一次冒了出来,于是他屈指计算了一下回答说:“据我所知,从晚清以来共有四代读书人了。”


父亲以为那位姓李的干部接下来要谈我入学的问题了,谁知她忽然将手里的文件往办公桌上一扔,长长地冷笑了一声,眯着眼睛很鄙夷地说了一句谁也想不到的话:“既然你们已经有四代读书人了,还想读什么书?该让别人去读书了!”


我父亲当时的狼狈可想而知,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那间屋子走出来的,他只是感觉到,当他转过身来后,有一道可怕的目光像利剑一样从后心穿过来。


这一段精彩的对话堪称那个时代的经典,它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简短的话语里所包含的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教育思想,完全可以写入中国当代教育史。应该指出的是,那位姓李的干部本身并没有什么对和错,她只是时代的代言人而已,她本人不会也不可能创建出这种不同凡响的教育理论。所以我对她从来没有一点怨恨。


失学的阴影笼罩着我,我毕竟只有13岁呀。


父母无计可施,最后只好转而设法让我去上一所民办中学。民办中学条件很差,在社会上备受歧视,一般都是“黑五类”子女或者“红五类”子女中成绩太差的人 ,实在走投无路了才会去上民办中学,有人把民办中学比喻成“社会渣滓收容所”,其地位可知。


在民办中学,我度过了一生中可怜的一年中学时光。第二年,中国爆发了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惨淡无光的民办中学一下被彻底砸烂,校长被拉出去“假枪毙”,又被打成重伤不能下床,学校全部瘫痪,学生四出串联,我终于失学了。


在之后二十余年的漫漫岁月里,我没有一天走进过教室,我被命运抛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下乡当过农民,进厂当过工人,到山区当过营业员……


我亲手焚烧祖宗的藏书


文革使中国进入了文化毁灭的时代,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化被统称为“封资修”,经典的文学作品都被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全是“大毒草”,读书人都成了罪人――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书店里除了毛泽东著作之外什么也没有,对于一个渴望读书的少年来说,那是一个多么绝望的时代。


我家世代藏书数万册在文革中全部付之一炬。说来现在可能没有人相信了,我家的书并没有人来强行焚烧,竟然都是我们自己乖乖地背到长江边去燃起熊熊大火烧掉的。经过十多年政治运动反复折腾后,我父母天天如同惊弓之鸟,好像随时都会有大祸临头似的,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想到的就是如何躲过灾难,所以文革掀起“破四旧”的高潮后,父母当机立断,决定自己革命,不要等别人来抄家。在1966年炎夏的一天,我们家族的兄弟们用大背篓把祖上留下的那些珍贵典籍,包括列祖列宗亲笔撰写的多种著述,家传的大量名家字画……全部背到长江边上点火焚烧。大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江边厚厚的石梯都被烧炸裂了,才终于将堆成山一样的书籍化为灰烬,江水卷起的浪潮将灰烬慢慢冲走,江中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黑色灰烬带,直到很远很远……


这时要想读书,已经是痴心妄想,我三十岁生日组诗里有一首便是回忆这一时代的:


群魔次第舞,是我少年时。十载嗟多劫,一生恨少知。
血光污汉史,毒火焚唐诗。欲学如何学,神州尽鼓鼙。


但是我依然做着读书的梦。


焚书高潮过去后,局势稍微平静了一些,这时父亲无意中听说某前辈手里还藏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在我的请求下,父亲鼓起勇气去借来了这本珍贵无比的书。那位前辈胆战心惊,一再叮嘱万万不可为外人道,并且必须在一周内完璧归赵。这是一本喻守真注释的《唐诗三百首详析》,我捧在手中如获至宝,为了按时归还,我连夜连晚将全书抄了下来,从此便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读本。我终身嗜诗如命并在诗词界小有虚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书打下的基础。


公安员出动收缴《西厢记》


20岁前后,我通过对残留在民间的断简残编的搜求,陆续读到了一些星星点点、支离破碎的东西。1976年,我在重庆工作的叔叔把他保存的一本爷爷读过的《西厢记》送给了我,爷爷在上面用毛笔写着许多批注,通过这本书,我也进一步认识了在我10岁时就已经去世的爷爷。这是建国后我叔叔买的一本《西厢记》,爷爷发现这个版本不是以前的版本,就凭记忆用蝇头小楷将全书还原成了以前的版本,这足以证明爷爷的饱学和惊人的记忆力,而这不过是爷爷一生熟读过的无数书籍中的一本而已。不仅如此,爷爷的毛笔小楷之漂亮也令人称奇。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西厢记》前面的内容大段大段地背了下来,正当我进一步通读的时候,这本书却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那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友,她在一所山区小学当教师,她偶然见到了我的《西厢记》,要求借回去看看,我当然不能拒绝,在一再交代这本书对于我的重要性和可能带来的危险性之后,我把书给了她。


女友回校后不到一周,有一天,她发现学校里气氛十分紧张,校长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她感觉好像要出事了,但猜不出会是什么。一会儿,公社的公安员带着几个民兵神情严峻地出现了,他们直接走到她的寝室里来,问她最近看了些什么书。她心里咯噔一声,假装镇静的样子,随便说了几本革命书籍。公安员便提示她,有没有看过立排版的书。她依然假装不知道。她想,会有谁知道《西厢记》的事并且连立排版这样的细节都掌握了呢?


公安员在寝室里很不耐烦地走来走去,忽然走到床前猛地掀开枕头,从下面抓出了一本书――正是那本《西厢记》,然后回过头冷冷地问:“这是什么?”


女友霎时紧张万分,就像做了坏事一样抬不起头。


事后得知,是一位和女友关系密切的年轻的女老师出卖了她。


这事很快通知到了我的工作单位,公社革命委员会一位姓刘的副主任对我说:“好反动啊,全是立排版的!”我当时不揣冒昧,回敬他:“立排版的不一定是反动的,毛主席著作也有立排的。”主任狠狠瞪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


我叔叔在重庆听说后气坏了,因为爷爷的手迹从此再也没有了。


公安员随后将《西厢记》交给了区文教助理万世之,万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就此进行了严肃批评,让我女友很狼狈。


当年九月,毛泽东去世,随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次年一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偶然看到《西厢记》的名字――居然被称为优秀民族文化作品。我一下激动起来,马上给那个文教助理去信,要求归还《西厢记》,但是没有回音。我又连续给县委宣传部去了三封信,要求督促归还《西厢记》,其理论依据都是《人民日报》的文章――这在中国是所向无敌的。最后,我终于拿回了那本受尽侮辱的《西厢记》。


又过了大约一年,《西厢记》再版发行了,我买来一本给那个万助理寄了去,我在扉页上写着“送给万世之阁下,《西厢记》的艺术魅力是永存的!”听说万收到后恼羞成怒,说:“怎么能叫我阁下,阁下是资产阶级的称呼!”


现在想起来,别的都不可惜,只是可惜误了我的学习,如果当时不受影响,可能我快要把全书背完了,后来完璧归赵,我已经没有了热情,只是随便看了看。如今快30年了,我仍能背诵出前面的许多内容:“九曲风涛何处显,正是此地偏(双人旁)。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归舟紧不紧,如何见,似弩箭乍离弦”……


三年后,我重过那所山区小学,想起当年之事,写了一首小诗:


世事纷纭亦舞场,驱车重到此山乡。野原新雨初落叶,古道寒云正夕阳。
潦倒都缘人险恶,沉沦倍觉夜漫长。西厢竟若雷霆怒,令我于今笑断肠。


诗写得不好,所以我从未收入集子,今天走笔至此忽然想起,不妨附在这里以作佐证。


忽然想放声痛哭


改革开放后,古老中国的文化开始复苏,书店里又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我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地读书了,我开始有计划地自学。由于基础差,无人辅导,缺钱购买必要的书籍,我又长期奔走乡下,每月有20天以上不在家,自学的困难有多大,要付出多少心血,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这里亦不必讲述――讲也讲不完。可以告慰祖宗的是,在失学21年后,我以初中一年级的文化基础考入了四川大学,我的分数高出了录取线100多分――那年我已经35岁了。
其实还在考入四川大学之前,我已经发表了许多作品,引起文化界的关注。我搜集整理并注释了白居易的全部忠州诗,撰写了忠县白公祠修复开放的所有文字包括大门对联,编写了《忠县志》的《人物志》《金融志》等篇章,整理撰写了许多地方文史资料等等。


在大学里,我的专业是国民经济管理,但是毕业后我并没有机会用上我的专业,后来我用得更多的还是文学方面那些通过自学获得的知识。


我在地域文化方面很多年来一直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我在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意外找到了忠县前清著名诗人李芋仙的资料,进而对其进行研究,发表了十多篇文章,使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全国第一流的诗人重放光彩;针对一些地方争夺名人的不良做法,我对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巴蔓子、甘宁等人的原籍进行考证,证明了他们确实为忠县人;我对历史上流寓忠县的名人白居易、陆贽等的行踪政绩作了系统阐述,基本理清了轮廓;我对吴恩宏、罗广文、沈芷人、谢锡九等一系列人物的史料千方百计搜集,写作了大量传记;我对三峡文化进行探索,推出了关于三峡民歌、三峡风俗、三峡考古、三峡人物等方面的许多文章,同时,我还创作了1000余首诗词,荣获过首届中华诗词大奖,成为巴蜀诗词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撰写了大量新闻稿件,荣获过全国和全省新闻一等奖。


2002年秋天,家乡忠县长江大桥竣工后,桥头树起了一个高高的纪念碑,十分荣幸的是,碑体上用60平方米的青铜铭刻着的《忠州赋》是由我撰写,并由著名作家、县人马识途书写的,这已成为长江边上的一道壮丽风景,气势雄健而磅礴。当我徘徊在桥头,仰望高高的纪念碑时,心里会升起种种复杂的情感,那一天,我猛然想起了当年文教科那个姓李的干部和我父亲的经典对话,不禁感慨万分。当年谁也没想到,30多年后,会是由我来撰写《忠州赋》。


“临江故郡,巴国旧疆。西接平都,东望瞿唐。背巍峨之巴山,峰峦葱郁;面高峡之平湖,烟波浩茫……”吟诵着《忠州赋》的句子,我忽然想放声痛哭,真的……


选自《巴山夜雨》第13期


http://hx.cnd.org/2012/02/25/%E9%99%88%E4%BB%81%E5%BE%B7%EF%BC%9A%E5%A4%B1%E5%AD%A6%E7%BB%9D%E6%9C%9B%E7%9A%84%E6%97%A5%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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