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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龙:华南师院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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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暑假1965届校友聚会,(左)中山大学的李军、(中)华南师院杨生龙、(右)中山医学院黄槐光合影。


转贴者曰:这是作者回忆录与文革相关部分的摘录
乡巴佬的农村回忆(第二部连载中...)



155、大学的教学改革
  
  我们上大学的第一年,正是“文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大学教育向何处去,大家都在探索。所谓探索,就是探索如何按毛泽东的路子走。
  学院正在积极宣传毛泽东一九六四年春节的谈话和一九六五年的“七.三”指示,注意减轻学生的负担。提出:要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
  当时,在教学上做了几项改革。其一,就是“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这实际上是解放军练兵的方法,将其搬到教学上来。
  具体作法是:对课程内容,有些是老师讲,有些是布置学生讲,师生评课。记得当时是解析几何的陈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多。我也到讲台上讲过两次课,我在日记上是这样认为的:
  “下午第六、七节课,解析几何老师组织讨论问题。我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主动的到讲台上去讲我的观点。从而得到了锻炼。”政治课,当时讲的内容,老师也采用请学生上台讲课的方法,还是比较新鲜,同学们也感兴趣。
  教学改革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叫做“请进来,走出去”,组织学生到相关学科的有关单位去参观学习,请工人、技术员讲课;也请一些单位的技术员、工程师到校讲课。
  开卷考试。那时,有几个科目还实行开卷考试。这都是比较大胆的创举。
  教学改革的第三个措施,就是实行“三评”:评学评教评领导。在学期结束时,王燕士院长亲自动员,要全体师生参加“三评”活动。
  当时,特别强调“三评”是教学民主的表现,是教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评教,强调同学们要克服害怕心理,大胆进行批评。主要是评几个方面:
  其一,看看教材的知识性、思想性如何?是否少而精?
  其二,评教师教学有没有理论联系实际?有没有采取启发式教学方法?
  其三,评教师在教学中是否教书育人?有没有散布封资修的腐朽思想? (封资修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
  评学,主要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检查同学们的学习目的、学习纪律和学习方法是否正确,如何改进?
  应该说,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教学改革的开始,是在实践毛泽东的教学法。由于“文革”的原因,这种改革中断了一段时间。



 156、教改值得探索
  
  “文革”以后,实际上还是继续重复着这些改革。我们中国的教育如何搞,希望能有一批职业教育家出现,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
  不能用“领导的想法”当作教改的模式,这个领导上台,是一个模式;他下台后,另一个领导上台,又宣称“改革”一翻,又是另一个模式。
  中国的教改如何搞?我认为,长期存在的“领导就是教育家”的局面,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目前,中国的“教育改革”就像拼七巧板一样,拼来拼去还是那几块旧木板。变一个图样,说是一种改革;再变一个图样,又说是一种新的改革。其实,不外就是上午发三粒、下午发四粒,还是上午发四粒,下午发三粒栗子的耍猴把戏罢了。教改根据中国的国情,走中国式的教改道路,不要照搬洋人的东西。
  

157、黄流中学考上广州高校的同学
  
  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常常去找从乐东县黄流中学考上来的老同学。和我一起录取上华师的有三位同学,一位是物理系的朱国英,另一位是生物系的孟允达,还有一位外语系的郑万兴,他是读俄语专业的。由于我们住的宿舍相隔比较远,所以平时接触反而比较少。
  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也有四位同学录取上华师。他们是数学系的李朝义,他们住在第七宿舍楼,和我住的第十宿舍楼比较近,因此来往比较多。他也比较关心我。
  另一位是生物系的容关开,因为和我是同一个公社来的,因此平时接触也比较多,主要是我去他那里玩。再一位是地理系的李朝森。李朝森和容关开比较合得来,故我和他接触也比较多。他们那一届有两位女同学考上大学,一位考上中山医学院,名叫徐光霞。另一位就是我们华师中文系的蔡成淑。这两位女同学都像大姐一样关心我。
  李朝义他们倒是和蔡成淑比较少来往,而且有时还嘲笑她穿起裙子来了。蔡成淑现在三亚市政协工作。数学系还有一位比我高两届的同学,是黄流镇赤明村的符绳炎,他住的宿舍也和我比较近,来往比较多。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日晚,就是大年三十晚上,符绳炎带我去广州看花市。广州人有爱花的习惯,也有种花的习惯,因此,每到这个时候,都进行花卉展览,大家去观看各种花卉。举行花展的那几条街,人山人海,我和符绳炎手拉着手,被挤得浮了起来,差点走散了。
  在去看花市的路子,还有一个插曲。我们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因为我们上车比较近总站,有座位。到了半路,看到上来一位老人,我就主动站起来给他让座了。那时,不但我有这种精神,在广州市的公共汽车上,经常看到让位给老人小孩和妇女的情况。应该说,那时人们的思想境界是高的,文明程度是不错的。
  比我高三届的老校友,有一位是化学系的何鎏芬,后来在石碌铁矿中学当校长,再后来,调到海口秀英港子弟中学。另一位是外语系的陈作安,留在广州工作。
  我去找得比较多的是考上中山医学院的黄槐光,因为他那里正好是上广州的中间站,可以到他那里休息或混一餐饭吃。徐光霞也在那里,反正找不到这位,可以找到那位,一般都不会落空。



158、老同学情深
  
  中山医学院处在中大、华师、华工等学校的中间,校友集合,一般都选在中山医学院。有一次,黄流镇佛老村有位老同学来广州,是来找他的老婆的,比我们高了三届。他们原来在中学时谈恋爱,女的考上了大学,他没有考上,当了教师。据说,他的老婆要变心,他准备来闹一下。当时,就在中山医学院集中了一批黄流中学考上的校友。
  记得那是晚上,我也参加了。大家群情激昂,认为这位女同学不讲人情,考上大学后不认老公。不过,当时只是讲一讲,消消气,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后来,他们还是离婚了,这位女的嫁给了她在广州读大学的同学,据说原来在中学时他们也是比较要好的。他们两夫妇后来都是我的熟人。
  我到中山大学去过几次,找老同学吉家添、李军和王达洲。他们也来华师和我玩过,特别是吉家添和李军来的次数多一些。吉家添后来在冲坡中学当语文教师,再调永红中学当教师,一九七九年我到永红当校长时,我们又在一起。他现在三亚市第一中学教书。
  李军也分配当教师,后来是在乐东县职业中学当语文老师,他学那个法语专业没有发挥作用,只好改行。王达洲是读中大化学专业的,后来在某个糖厂当技术员,当厂长,现在在海南省糖业公司,不知道任什么职务。
  在广州石牌地区有几间大学,华师、华工、广州外国语学院和华农。广州外国语学院,只有我的一个同学,就是陈人哲。因为同在石牌,来往还是比较多。陈人哲因为家庭出身贫农,加上是学英语的,后来被抽调去广州白云机场当兵,林彪事件后,被放回海南的尖峰岭当驻军。退伍后才转为教师。一直在黄流中学当教师,最近调去乐东中学当教师。
  华南工学院离华师最近,广州22路公共汽车总站就在华工的门口。这路车经过华师后门,到广卫路总站。 因此,我们上广州市,主要就是坐这趟公共汽车,对这趟车沿途的大小站都比较熟悉。我有三位同学考上华工:一位是陈积栋,一位是陈文跃,再一位就是陈柏华。因为两个学校比较近,我们平时来往接触也比较多。可惜的是,提到的第三位同学,在一九六七年因车祸逝世。那时,我正好去外地串连不在校,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陈积栋同学留在华南工学院当教师,他几次带夫人回乡探家时,都来看我。 陈文跃开始分配在广州工作,后来调动回家乡乐东县工作,曾当县广播电视局局长。
  中山医学院的徐光霞,一九七0年分配工作时,她因为与前恋人的事闹得僵不想回海南,结果被分配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云南省丽江专区。据她后来说,到了昆明市,还要坐三天三夜的汽车才能到达。她离开广州去云南时,我去送了她,她想起遥远的旅程,哭了。后来,她和爱人一起调回三亚市人民医院,是一名正牌的主任医师。
  我们这些同喝过珠江水的老同学,大家都健在,多数人事业有成,现在都退休了,生活还马马虎虎过得去,这是值得可喜可贺的。



159、姑母逝世
  
  上大学后第一个春节,我没有回家过春节。这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没有和父母在家过春节。春节这一天,我接到朋友来信,得知我的姑母杨善鎏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逝世的消息。我父亲就她一个妹妹,想不到寿命那么短。
  姑夫早已过世,姑母的逝世,表哥和表弟成了孤儿。第二天,我将自己的几件衣服,寄回给表哥他们俩人,虽不能起什么作用,只是表表自己的心意而已。
  学院反复强调:大学生不准谈恋爱,更不准结婚。结了婚的要令其退学。我背这个包袱是相当重的,有时也可以说是提心吊胆的。说老实话,我这个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到大学以后,经过这段时间的生活和学习,大学生的生活确实值得羡慕的,心里是一百个不想被退学的。



160、已婚问题暴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我听说政治辅导员张伟健老师要到外地调查学生的情况,心里就十分紧张,以为是他到海南了解我的情况。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我在班主任曾雅斯老师的启发下,将已婚的事向她汇报。谈了以后,反而觉得心里好受一些了。政治辅导员张伟建老师找我去当面向他汇报情况,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当时没有提什么要求,当时的思想比较单纯,我一向都是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正如我在当天日记上说的:
  “有什么要求呢?组织怎么处理我,我就怎么接受。违反了规定,应当受到处分,这不能埋怨组织,也不能埋怨别人,只能埋怨自己。”
  “不过,失败不能打倒我。我要革命,要前进。不读书,回农村也同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在组织没有做出正式决定之前,照样做好工作,搞好学习。”
  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诺言,坚持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但是说思想上没有一点负担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有大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记录:“要乐观一些。国家是人民的,有了错误就应该改正。毛主席叫我们放下包袱,我就要放下包袱。”
  我心里有话,总是要找人说一说,才觉得好受一点。我首先将此事向苏倩仪同学谈了,她很同情我的遭遇,鼓励我要挺起腰杆,不要被思想包袱压倒。苏倩仪同学怕我思想负担太重,于四月二十六日,写一封信给我,鼓励我在那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前进。她还特别去找了一本《谭建华日记》送给我。这本书讲述作为大学生的谭建华,与贫农的女儿结婚,如何共同奋斗的故事。她借此书中主人公的事迹鼓励我,希望我像潭建华一样,“不要过多地考虑与爱人的事情,把心放在干革命上,放在学习毛著上。”
  可见,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同情,怜悯,而是讲硬话,讲坚强的话。班里许多同学知道我这件事后,也有开玩笑的,也有可惜的,但每个同学都是鼓励我努力奋斗。还有一些对我比较友好的同学,亲自找张伟建老师说情,请求对我从轻处理。
  张伟健老师要求我要作到几点:第一,处理好个人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服从组织的安排。第二,在组织没有做出处理之前,要照常工作和学习,放下包袱。第三,把事情告诉家里,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同时,他还要求我写一份个人的检查交代材料,特别要深挖思想根源,提高认识。我按照张老师的要求,给父母和妻子写信,告诉他们,我已将已婚情况汇报组织,以及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家里在回信时,没有说他们的反映,只是鼓励我,不要想不通,不读书就回家,同样可以有饭吃。我估计,父亲一定暴跳如雷,大骂我不争气。母亲只有叹气,妻子只有流眼泪和回娘家向岳母诉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向张老师递交检讨书,这份检讨书的底稿,如今还保留着。在中学的恋爱,很多人都没有当真,我却是十分重视与妻子的青梅竹马之情。我们家,上一辈不知道,从父亲起,爱情是十分专一的。我和妻子的恋爱及坚持结婚才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始终保持夫妻和睦,充分说明我对爱情的专一,及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爱。
  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政治辅导员张老师才找我去宣布,组织决定让我读下去,我才如获大赦一样,胸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161、文革山雨欲来
  
  一九六六年四月至五月间,已是“文化革命”山雨欲来的形势,一切活动都在密锣紧鼓的策划之中。
  学习毛著热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这是为“文革”做好思想准备的。一九六五年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一月,已经出齐了《毛泽东选集》四卷。由于掀起学毛选的高潮,毛选供不应求。一月二十五日一早,我就赶到广州市北京路新华书店去排队买毛选,连早饭也顾不上吃。结果还是没有买到毛选。当天,我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没有买到毛选,但心里还是感到很高兴。买毛选的人多了,说明要求革命的人多了,这是好事情。”
  为了买到毛选,我只好请苏倩仪同学帮忙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苏倩仪叫她的弟弟从香港替我买到一本毛选四卷合订本,我从苏倩仪手里接过合订本(64开本)时,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我十分珍惜这本书,经常带在身边学习,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通读毛选四卷后,对毛泽东的文章,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后面那些文章,毛泽东作为一个胜利者,其胸怀、其文采、其妙语,令人拍案叫绝。他那文中涌现的思想和意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的结晶。毛泽东的骨头最硬,他完全没有奴颜媚骨。毛泽东可以说是顶天立地,响当当的硬骨头,是中华民族的脊骨梁。



163、从文人开刀
  
  那时我们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中央叫整谁就整谁。邓拓、吴晗和廖沫沙这三位先生的文章,有些话听起来刺耳,笔法和口气均让当权者不好受。我想,毛泽东看了这些文章,肯定咽不下这口气的。
  毛泽东也是文人,他对文人那一套了如指掌,也很讨厌文人,多次指责他们。他在一次批示中就指出:“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 “文人”常常是社会上最不安分的分子,毛泽东希望他们“夹着尾巴做人”。毫无疑问,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拿文人开刀。
  为了抓好这场运动,学院成立了文化革命办公室,直接领导这场运动。为了提高战斗力,数学系成立了九人的战斗小组,专门组织批判文章,我是其中一员。那些时间,我废寝忘食地找资料,学理论,找观点,写了不少批判文章。



164、停课搞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初,《解放军报》先后发表了两篇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解放军报》的这两篇社论,实际上是向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发难的信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帮手和主力是林彪,而林彪是管军队的。《解放军报》怎么说,实际上就是毛主席怎么说了。
  不过,当时很多人看不清楚,实际上,“文革”的舆论已经造起来了,如何进攻,什么时候进攻,只是个时间和方法问题了。社论发表不久,中央就通知要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学习。
  在“文化大革命”大潮即将到来之际,人们的思想变得敏感而激进。就像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各种小动物变得烦闷不安一样。五月底,广东省体操队要来华师表演,体育教研室出了一张“海报”,画面上是一个女人做倒立表演的阴影轮廓。
  这张“海报”不知出自那位先生的手笔,粗看有点像裸体的女人相。就因为这张“海报”,在华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批判这张“资产阶级情调” 海报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责问:“居心何在?”和“搞什么阴谋诡计?”的大字报,将体育教研室的墙壁都贴满了。人们的思想中“左”的情绪被煽了起来。
  六月二日,毛泽东向“党内资产阶级”发动总攻的号令发出了。报刊和电台在同一天,公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向学校党委写的大字报。大字报指责北京大学党委压制文化革命,压制学生写大字报,掩护邓拓集团。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问题,说成是“学术问题”,企图让邓拓集团蒙混过关。
  全国的学生动起来了,广州的学生动起来了,华师的学生动起来了,再不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自己抄写,自己张贴,呼吁“停课大搞文化大革命!”干劲十足的,希望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成为“左派”。
   停课搞运动是大势所趋,数学系首先宣布停课两周搞运动。数学系党总支书记粱国熙亲自做动员,强调坚信党的领导,大胆揭发,不要怕乱,把学院大大小小的“邓拓”揪出来。数学系停课后,其他各系理所当然都停课了。
  我们这些中共的干部,解放以后经过大大小小的运动,是“运动健将”了,他们“精”得很,先强调个“党的领导”,“拉大旗作虎皮”保护自己。院党委书记王燕士,在下午的全院团员大会上亲自做动员报告。他按照以往的老皇历,祭起两个法宝:“扩大左派队伍”和“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全国所有的中共干部,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他们都套错了老皇历。毛泽东这次可是下决心整党内,因此,这些干部后来都被整得很惨,说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

165、大字报一条街
  
  停课后学生情绪很高,两天内贴出了几千份大字报,从各个方面揭发学校的问题。我本人也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揭露学院函授部处理旧教材是“贩毒赚钱”。另一张是揭露学院领导不敢放手发动学生开展文化大革命。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出台的第三天,即六月四日临晨四时,广播了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彭真被刷了下来,还有很多“苦难在等待着他”。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给沉浸在狂热之中的师生们,添加了新的兴奋剂,大家都自动从被窝里爬起来,环绕学院游行,欢呼“文革”第一回合的伟大胜利。
  华师学生开始揭发本院本系的问题。化学系主任曾近义的夫人,有点沉不住气,看到有人贴她丈夫的大字报,她大姐一气之下,将大字报撕掉。这下可惹祸了,化学系的学生将她揪到华师附小操场批斗。
  批斗后还游街示众。路过化学系副主任曾昭琼家时,这位老兄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赶快把灯关掉。结果又惹上了祸,也挨斗下跪和挂牌。外语系也揪斗金讲师,这位老兄脾气爆燥,撕大字报不说,还大骂贴大字报的学生,当然也没有好果子吃了。
   六月九日,这位不堪受辱的讲师,从教学大楼五楼往下跳,做了华师“文革”第一个牺牲品。据说现场很不雅观,我不敢去看。这位讲师死后还挨骂,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了。
  



166、矛头指向学院院长
  
  北京市整了书记,华师的书记,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六月六日中午起,师生们不再去抓那些小鱼小虾了,斗争的矛头直指院党委书记、院长王燕士。中文系和数学系的教工先抛出材料,说王是师院的大邓拓,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说他执行资产阶级的干部路线,做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列举了大量的材料加以佐证。
  关于王燕士的大字报,像一颗重磅炸弹投下来一样,同学们写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班不少同学集中议论王燕士的问题,对于如何定性的问题,大家认为材料不足。我和江昆嵛等几个同学认为按目前揭发的材料,可以定为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阴谋家、野心家,材料还不足。
  我们几个凑起来,认为他反正当不了书记了,副书记林铭勋还没有什么大字报,我们就表态,“任命”林为首了。写了一条大标语“坚决团结在革命领导者林铭勋同志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几个人签名后张贴出去了。现在想想,觉得好笑,我们还当了一次省委组织部长。
  从六月六日以后,大字报的锋芒基本上是指向王燕士。但也有人怀疑这些人是把矛头指向党,是右派行为。院部的几位工人同志贴出大字报“大海航行靠舵手”,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保卫院党委。
  六月七日上午,地理系和外语系的一部分学生从楼顶挂下大标语:“誓死保卫以王燕士为首的院党委的领导!”在政治教育系的办公楼那里,一条条对立的大标语在唱对台戏。在王燕士问题上,有三派:打倒派、保卫派和观望派,大家各执一端,已经出现一些小的摩擦。
  下来的几天内,主要是抛王燕士的材料,各系都揭发所知道的材料。很多学生亲自到工人、老教工中调查材料,并且成批地用大字报公布。当然,在主攻王燕士的同时,也涉及到其他领导和教授、讲师等。当时称他们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根据大字报的摘录,当时定王燕士的“罪状”有:
  其一、叛徒。王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坐过牢,据大字报说是写了“悔过书”才出狱的。其二、实行资产阶级干部路线,包庇重用牛鬼蛇神,专无产阶级的专政。其三、推行修正主义的办学路线,培养资产阶级的苗子。开除和迫害工农学生。其四、横行霸道,是师院的土皇帝。其五、压制华师的“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企图保自己过关。
  由于揭发的材料多了,对王燕士问题出现一边倒的态度,“誓死捍卫”的人越来越少了。



167、广东省委派出文革工作队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广东省委派出二十一人组成的“文革”工作组进驻华师,具体领导华师的“文革”运动。工作队长是何俊才。工作组进驻后,在教学大楼224课室召开教职工代表会议。会上工作组长何俊才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并宣布了两件事:
  其一、勒令王燕士停职反省。其二、林铭勋参加省工作组的领导。这两个决定,实际上是对华师党委进行了改组。很明显,工作组代替党委领导华师的“文革”运动。省工作组第二天就陆续分组到各个系,具体领导各系的运动,把握大方向,牢牢地控制运动的动态。
  按照工作组的布置,主攻方向是揭发和批判王燕士,在运动中壮大左派队伍,并在运动中发展左派进党。我在六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何俊才同志提到要建党。是否要争取当个党员呢?要。努力把工作做好,全心全意投入运动,争取当一个党员。”
  工作组进驻的第二天,总务处裘主任用剃刀自刎而死,做了华师“文革”第二个牺牲品。
  在工作组的统一部署下,各系的检举揭发涉及各系的领导、教授和所谓的白专分子。数学系主要是揭发系党总支书记粱国熙,系主任曾如阜,还有一批教授、讲师,如钟集、潘锦雄等,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楼主:杨老师2008Lv 11 时间:2009-03-21 16:26:00
  
  各地文革情况大同小异,权当是文革的一个缩影吧!在文中为了叙述方便,直呼老师和领导的姓名,没礼貌得很,请老师及其子孙原谅!



168、各系政治辅导员也挨整
  
  化学系特别揭露贫农儿子李巧伦(一九六二年进校)因补考不及格,被押送返家的过程,激发了全体同学对迫害者的仇恨,对被开除押送回家的李巧伦同学的同情。
  通过工作组同意,化学系通知李巧伦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还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大型的欢迎会。以后,历年被开除的学生,陆续被通知回校参加运动。
  经过十多天的揭发,全院揭出一批所谓“牛鬼蛇神”和“有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行为的人。各系的政治辅导员,因为他们最接近学生,均被牵涉到。我们的政治辅导员张伟健老师,也被贴了不少大字报,还被画了漫画。张老师喜欢开玩笑,曾经说过:“我们是靠嘴巴换饭吃的。”(指说话换饭吃)这句话,被我们班一位“画家”画成漫画,一个人张着很大的嘴巴,举着大拇指说:“我是靠嘴巴换饭吃的。”张老师一向是教育人、整人的,这次也挨了整,铁青着脸,一句话都不说。可见整人容易,挨整就不那么好受了。



169、有人打算文革运动要收场了
  
  这时党委垮台了。为了领导运动,工作组提出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各班选举学生代表,再由代表产生领导小组成员。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华师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工作组长何俊才在会上布置第三阶段的工作,号召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并提出有问题就继续揭发,揭得差不多的单位,可以边揭发边批判。
  实际上工作组是在作运动的收尾工作,只是等待省委的验收了。其实,何俊才对形势是估计错了。他在会上关于王燕士等人的定论,激起了部分师生的不满。他说:“王燕士的问题明显是投降主义。”部分师生开始怀疑工作组,说他们企图保林铭勋过关,对王燕士的问题则是避重就轻,斗争的矛头直指工作组长何俊才。
  大家不同意华师的运动已进入尾声的说法,认为华师阶级斗争的盖子远远没有揭开,特别是院党委和院部的问题还没有揭发出来。大家疾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有一部人写出大标语:“坚决拥护省工作组的正确领导!”也有人提出,要工作组滚蛋,态度可是不那么客气了。



171、院长王燕士作捡头
  
  在一九六六年整个七月份内,按照工作组的布置,全院运动的内容,主要是批判院党委书记、院长王燕士。七月五日,王燕士院长在全院科级以上的干部会上检讨和反省自己的错误。没有叫全院师生一起听,只是将录音发到各系去放给学生听。
  我们班第二组十二个同学,将长达2l张纸的大字报连夜写好贴出去,文章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批判王燕士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文章是我起草,我又写大字报稿,又抄大字报,干劲十足。
  王燕士的检查反省,分为五个大问题:其一,个人作风恶劣,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其二,没有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实行“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办学路线;其三,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上的投降主义,把一批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进党内,塞进党委领导班子。
  其四,文化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最后,王院长深挖自己犯错误的根源。他从自己参加革命开始讲起。他说:“我出身于商业资本家的家庭,参加民主革命没有很好地改造思想,民主革命的关没有过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变成脱化变质分子。” 王燕士的检查反省,长达五个多钟头,当然师生不会满意。当时不论那位领导检讨反省,评语大都是“假检讨,真反扑”,“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等等。
  随后,各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也检讨反省。数学系先后听了党总支书记梁国熙检讨和系主任曾如阜的反省,还批判讲师潘锦雄等。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工作组安排要王燕士第二次反省,这次是在草屋礼堂进行,全院师生员工参加。同样结论还是“避重就轻”。
  

172、刘主席要倒霉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工作组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何俊才在会上总结前段运动的情况,布置下一段的工作。其实就是做好运动的收尾工作。他没料到“文革”就像老鼠拖木掀,大的还在后头呢!
  老人家可不满意全国各地由工作组导演的运动了,他要与刘少奇摊牌了。七月底,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做了一个决定,即《十六条》,正式将“这次运动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入决定,强调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中央的那些巨头们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毛刘周朱陈林邓”,就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变化的结果是刘少奇降下去,林彪升上来,代替了刘少奇原来的位子。
  早在一九六五年国庆节,报纸上并排的印着毛和刘的标准相,都写着万岁。当时我们年轻,不大注意,后来想起来,那是刘倒台的惩兆。当时也传说,毛说:“三天不学习就被刘超过。”我们只是理解为刘的勤奋和毛的谦虚,谁知道其中还有奥妙。
  古话说:“天无两日”。中国有两个“万岁”,不就意味着天下要大乱了吗?刘是聪明人,看了报纸,应引起注意!



173、老人家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老人家抛出了他的大字报(传抄,后来发表过,手中无正文):
  
  炮打司令部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一九五六年中共召开“八大”时,毛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担任。公开的理由是,毛称他年纪大了,不想理俗务(毛当时六十三岁),只想专心研究一下“国际共运”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理由,不很清楚。从那以后,刘一直当国家主席。炮打司令部,当然不是打党部,而是打司令部,就是打刘无疑了。



174、文革以来广州第一次大型师生大会
  
  八月六日,广东省委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广州地区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大会”, 主要是听中央几位领导的讲话录音,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
  这些录音是他们在“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总的精神是,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革命师生学习。此后,他们还分期分批到北大、清华等首都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向革命少将学习。可以肯定,他们挨了克,叫他们下去向革命小将学习的。
  会上,林李明代表广东省委宣布,撤消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这是全国统一布置的。很明显,毛泽东认为从中央到地方,派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领导运动,实际上就是压制文化大革命。他提出,撤消工作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让革命师生起来,自己解放自己。
  学院里贴了一些工作组的大字报,主要说他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求稳怕乱,不敢让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也有一些大标语写道:“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我们无限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这些同学又不懂了,毛主席是不同意派工作组的。如果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就不会撤消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些大专院校的学生,象过狂欢节一样,精神振奋,群情激昂,天天游行庆祝。
  



177、毛主席是我们心中偶像
  
  八月十八日上午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林彪被定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他和周恩来一起,站在毛主席的身边,同样穿着绿军装。
  毛主席为什么穿上绿军装?当时没有解释。后来陆续从小道消息传来,说是毛主席对一些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被问者答道:“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岗山。”还有传说:刘少奇那边的势力很大,毛泽东成为少数派。因此他说过:“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穿军装,表示他是中央军委主席,党指挥枪。
  北京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带红袖章,表示要带领青年一代,进行新的长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由于制作红袖章和军装,绿色布和红色布脱销,因为白布可以染成绿布或红布,后来连白布都脱销了。
  听了广播后,同学们拿起语录牌,准备游行去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报喜。后来接到通知,说省委决定第二天召开“欢呼毛主席接见革命群众大会”,才作罢。
  为了明天的大会,我和沈奕富、李中枢三人负责制作一块大的木牌,贴上毛主席相片。在一无工具,二无木板的情况下,我们拼拼揍揍,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多钟,才算勉强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的大会设三个分会场,中心会场在越秀山体育场,另两个会场在中山纪念堂前草坪上和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五十多万人。
  我们学院距会场比较远,吃过早餐后,马上出发,三千多人步行到中山纪念堂分会场参加会议。会议由区梦觉主持,省市领导是陈郁、林李明讲话,还有各界代表讲话。会后,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我校学生沿着原路步行回校,这时已十点多钟了。
  这段时间,除在广州各校之间互相串连外,从北京到广州串连的学生也不少。我也经常通过信件,与在北京大学的邢峰同学联系,互相通报情况。我还与湛江医学院的陈运完姐联系,了解他们那里的情况。运完姐是和我一起考上大学的,她在中学时和我的关系比较好,不过她比我大,是我的大姐。我还保持与家里的朋友的联系,通报大学里文化革命的情况,跟妻子讲文化革命的意义,向父母报平安。



178、红卫兵坐车全国大串连开始
  
  八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有十三位同学到我们学院进行革命串连。我们召开大会,欢迎他们介绍北京的情况,以及介绍他们学院斗争的经验。两天后,我一个人去华南工学院参加一个大会,主要是听清华大学来串连的学生讲他们的斗争情况。
  当时,蒋南翔是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他们介绍如何与蒋南翔作斗争的情况,鼓励广州的战友,大胆起来,与院党委作斗争。他们把这种行动,叫做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北京第二十六中的小将们,也到我们学校串连,他们剃光头,带红袖章,到处串连,煽风点火,说什么要把旧的教育制度砸个稀巴烂。
  撤消工作组后一段时间,学院里主要是写工作组的大字报。过一段时间后,大家又不再去追工作组的事了。大量的大字报,都是转抄中央首长的讲话,北京来信、来电或是外省外地的有关情况,或是传小道消息。



 179、自己组织卫东红卫兵
  
  八月二十六日,我和江昆嵛、刘均尚、钟保华、蓝霜祥等几个人,正在研究要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我们已经起草好宣言书,准备誓词,准备宣誓成立红卫兵队。当时把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称为“红五类”。
  北京学生串连,首先带来的是“血统论”。他们认为只有“红五类”才是革命的。他们自称“自来红”,大喊“自来红们站起来”,“自来红万岁!”意思就是说,“红五类”生下来,就是革命的了。不经过世界观的改造,照样是革命的。
  而把出身地主、富农、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家庭的子女,称为“黑五类”, “狗崽子”,说什么他们从小受家庭影响,注定他们要反动,要反对共产党。当时流行最广泛的一副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仔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极力宣扬“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打地洞”的反动血统论。
  我们的红卫兵组织,班里不少同学不承认,说我们没有经过批准,组织不纯。我们几个人可不管他们,照样成立。下面是我们的宣言及誓词:
  “红卫兵”数一(5)班第二队成立宣言
  “红卫兵”数一(5)班第二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八时庄严宣告成立!
  我们的最高统帅:党中央、毛主席。
  我们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六条》决定,是我们的天职。
  我们的组织: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红卫兵”队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展队员要经全体队员同意,基本条件:出身“红五类”。
  我们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我们的作风:“三八”作风和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我们的号角:造反歌。
  我们的灵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队员签名: (略)



180、因反动血统论,卫东红卫兵被逼解散
  
  “红卫兵”入队誓词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向您宣誓:我们红卫兵永远忠于您!忠于党中央!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一定看得到,一个亦工亦农,能文能武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将出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关于成立红卫兵组织的事,班里同学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慎重,二是混入其他出身的同学怎么办?
  我们班先成立的红卫兵第一队,他们认为有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加入了,宣布解散。我们第二队几位队员,经过充分讨论,认为我们条件符合,庄严宣告成立。
  后来,我们将“红卫兵”第二队,更名为华师“卫东”红卫兵,自制红袖章,佩带起来,理直气壮地参加各项活动。我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上午,在学院礼堂召开会议,欢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并由他们回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们‘卫东’红卫兵参加了会场维持秩序工作。我们带上红袖章,威风得很。当年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赤卫队员,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卫东”红卫兵受到的压力很大。有些人说我们的队伍不纯,指出某某同学不是贫农,而是小土地出租者,连我也只能称中农,不是下中农。因为我转到师院的户口上,写明的是中农。连我这个队长也不是“红五类”了。
  在种种压力下,“卫东”红卫兵于八月三十一日宣布解散。我以个人名义申请参加红卫兵,他们说我不是红五类,不准我参加。
  我马上写信回家里,要求家里通过公社写证明信来,证明我的家庭出身是下中农。当时,我妻子一个远房叔父在佛罗公社当社长,通过他,后来是寄来了证明信,证明我家庭出身下中农,但已经是很迟的事了。我对不让我参加红卫兵一事,有一肚子的气,在那天的日记上,我牢骚满腹地说:
  “不管参不参加红卫兵组织,我本来就是红卫兵。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是我的天职。”



182、挂牌载高帽——红色恐怖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学院里的“红色恐怖”就开始了。当时我们正在宣誓成立红卫兵,外面传来在大操场“斗牛”的消息,我们马上奔到操场参加“斗牛”。原来,工作组撤消后,有些挨工作队整的老师不服气,也出来提工作组的意见,不想参加打扫校道的劳动改造。同学们就说他们进行反攻倒算。将一百多个讲师、教授集中起来,每个人用旧报纸做高帽,让他们戴起来,游在操场的跑道上。
  我们赶到的时候,已有几十人戴上尖顶的高帽在操场跑道上转,倒是比较壮观。有一位正在制作高帽的中年老师,被人指说他也是坏蛋,也要戴高帽。他就将手中的高帽戴在头上,乖乖地下去和大家一起游了。当时有一百零二位教师被戴了高帽,在操场上游了以后,还由各系师生带着游回各系去。
  对于“8.2 3”斗牛会,师生中看法有分歧。有些同学认为这是武斗,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也有人说:“好得很”。我是认为好得很的人之一,我还专门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书中讲了抓“土豪劣坤”去戴高帽游街“好得很”。我以为抓到了理论根据,深信不疑。
  开始,老师们怕戴高帽,敲锣游街。戴过了,散了以后,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有些老师还觉得好笑,在那里偷笑。
  这段时间,大家又不斗走资派了,只跟那些教授、讲师们过不去,天天去抓他们戴高帽,批判斗争。当然,免不了还要戴高帽,低头,叱责和游街。我们班有一位同学,喜欢按被斗者的头,后来不按头了,改为按脖子,让他们低头。我问他为什么要按脖子?原来,那些老师年纪大了,秃顶了,按头部,容易弄到一手油,故改为按脖子。



183、反动血统论毒害着青年学生
  
  自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手带红卫兵袖章,接见红卫兵以来,大家就盼望着有那么一天,上北京去见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月二十九日,学院“文革”筹备委员会决定:劳动人民出身的学生可以上北京串连。我们班里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我上北京串连。因为我是劳动人民出身。
  谁料到数学系筹委会却不批准我。他们说我是中农出身,要等下一批。那时对所谓“阶级路线”看得很重。八月的最后一天,全院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也参加。辩论的主题是“看阶级出身,还是重在表现?”后来,周恩来总理对这个问题是做了结论,就是既要看出身,重在现实表现。
  但在周总理没有做结论之前,辩论总是一边倒,就是看出身,看红五类,自来红。还是那套反动的血统论。我们中毒都很深。我原来和苏倩仪同学还是接触比较多的,因为她出身资本家,有些同学说我阶级观点模糊。弄得我与苏只好疏远了。
  八月中旬,苏约我谈话。我不敢谈,委托卢海莲同学跟她谈。几位女同学交换意见后,认为我谈比较合适,有利于争取她跟党走。我才答应找苏谈。在谈话中,她征求我对她的意见。我谈了几点,并鼓励她与家庭划清界线
  我也征求她对我的意见,她同样提了几点看法。最后,她交给我两封信,其一是她姐姐给她的信,其二是她父亲给她的信,让我带回去看后,有什么想法,再告诉她。
  我看了她的两封信,并认真的学习了毛主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关论述,找个时间和她谈了个人的看法,她接受了我的意见。对于班里好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我都是采取少接触的态度,怕其他同学说我“分不清阶级战线”。

184、大家都上北京串连啦
  
  九月一日,我班十多个正牌“红五类”的同学离开广州,前往北京。陈桂英原填贫农出身,后来又说不是,她和我只好第二批才能走。
  班里连续几次讨论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能否上北京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总是不能上北京。当时的想法很奇怪,本来是同班同学,是互相了解,那时好似不认识了,生怕他们到北京就要翻天。几次讨论,都不同意那几个同学上北京。
  在全校师生第二批上北京串连的那天早上,最后一次讨论几位同学能否去北京的问题。大家认为:既然全院师生都去了,还是让他们去吧!结论是“到了北京再说!”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多钟,我们从广州火车站坐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我给自己定的去北京的目的有四个:一是向北京红卫兵学习他们学毛著的经验;二是学习他们的造反精神;三是参观祖国的首都,特别是看看天安门。最重要的一条,请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接见我们。
  这“四个伟大”是林彪给毛主席加上的,林彪还有一个题词,内容是冠以“四个伟大”后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毛泽东与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对“四个伟大”的提法表示讨歉,说:“我愿意接受导师这个称号”。他解释说,导师在英语中也有教师的意思,他曾经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当过教师,所以愿意接受这个称号。
  我们坐的火车是硬座,人挤得满满的。要坐三十个钟头才能到达北京。开始,我用一块塑料布挤在座椅下面躺着睡。但还是睡得不安稳,你踩我挤,加上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火车上特有的味道,只好又爬起来。后来,又挤到卫生间门口的一块空地上躺下,同样被人踩上,而且卫生间传出的阵阵味道,更加难闻。只好又回到坐位上,和大家东倒西歪地挤在一起。



186、第一次上北京
  
  列车过长江,过黄河,我们与毛主席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列车过保定,于第三天的下午开进北京车站。我们华师数学系被安排在德胜门外的一间小学里住。那里是国务院安排的一个接待站,吃饭不要钱。我们都是自带行李来的。我带上那张红棉毯和蚊帐,还有几件衣服。九月的北京,已经透着凉意。接待站借给我们棉被,让我们能睡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九月十一日,班里决定自由活动一天。当时由陈桂英、李树伟和我三个人负责安排这批同学的活动。
  我和朱国英结伙,准备去北京大学找老同学邢峰,顺便了解北大的情况。由于到北京串连的人很多,到处都是人,挤公共汽车很困难,我们两人中午才找到邢峰同学。下午三时,北大的数理系组织批斗会,我们参加了。我们还参观了北京大学,观看了他们的大字报。
  晚上,自由活动回来的同学,大家集中交流了解的情况。大家提供的情况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学毛著活动比较好,北京师范大学的斗争方法较灵活,北京工业学院搞了一个“造反展览馆”,办得不错。
  大家决定,明天分成战斗小组行动,到各高等学校或中央机关单位了解情况,并做了分组。九月十二日,我和许爱迪同学两人一组,任务是去中央团委看大字报,了解情况。



187、首次见天安门
  
  我们按照指点,坐十四路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广场附近下车,然后走路到天安门广场。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我在当天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天安门,天安门,世界革命中心的中心,文化革命的策源地。我看到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心里就感到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来北京,看看天安门,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的精神力量。在将来的战斗中,我想起天安门,就感到有力量。”
  为了在天安门前照个相,我排了半天队,才轮到我照相。人多极了,谁不想在天安门前留个影呢?我这张相片,如今还保存好,是一张黑白的相。人是瘦了一点,但还是满有精神的。
  我和许爱迪同学到中央团委看大字报,那里贴了不少胡跃邦和胡克实的大字报。说他们是赫鲁晓夫的信徒,在团中央推行修正主义,企图使青年一代变修。赫鲁晓夫是当时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我们说他是修正主义的头子。后来,也把刘少奇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晚上,我们返回驻地时,又经过天安门。晚上,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美极了。我不禁爬上石墩,去摸天安门前左边那只高大的石狮子。我叫许爱迪同学先走,我坐在左边石柱下给远在海南岛家乡的妻子写一封信。这封信忠实地回到妻子的手中,现在还保存着。
  



188、在北京的活动
  
  听说,九月十三日要召开大会,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后来又通知改期。我和两位同学坐三十一路公共汽车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大字报揭发说,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建了一幢楼,和天安门对立,并说:“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我在这里检阅。”
  我们专门跑去看了这幢楼。并找一些清华大学的同学,向他们了解清华大学的情况。中午,我们从清大走路去北大,这两间学校中间只隔着一条马路,从大门进去,路就要走远一点。我们走累了,就找一块草地躺下睡觉。
  九月十四日那天,我跑了三间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而且都是步行去的。到北京串连的人太多,靠铁脚板走路比坐车还快。我们是走到那里,吃到那里,中午找个地方,随便躺下来就睡。确实有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每到一间大学,先是看大字报,看到认为重要的,就一笔一划地抄下来。我有两本大笔记本,尽是抄录当时北京的大字报,还保存至今。
  除了看大字报和抄大字报外,还找革命师生了解情况,并跟他们要一些资料或传单。跑完这三间学校后,我还去北师大找本班先上北京的那几位同学,只找到杨锦山和林国钦。其他同学都去看电影了。
  难耐的等待终于有好消息了,国务院通知,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原来还是打算不让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去,后来请示中央接待站,答复是:凡是要革命的人都可以去。我们大家都一起去开会。

189、导师接见
  
  我们的队伍集中在六部口这一带的马路上,没有到达天安门广场。据说,毛主席这次接见的红卫兵,人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天安门广场无法容纳得下。
  我们从上午十点钟,一直等待着开会的时刻的到来。因为没有吃饭,不少同学去买梨子来吃,北京的梨子又大又甜,每斤才八分钱。我们以为毛主席会从这里经过,前往天安门。每当听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时,大家就站起来,希望能多看毛主席一眼。
  下午五时,宣布开会。会议由康生主持,先由林彪讲话。他那拉着长腔有气无力的话,在北京上空回响:“同志们,红一卫一兵一战一友一们!你一们一好!”
  林彪的讲话,常常被“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和掌声所打断。他要求红卫兵要掌握好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周恩来总理讲话。他教导我们,要向工人农民学习,号召我们到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接下来是各中央局的代表讲话。
  有一位女学生,在讲话时由于太激动,讲了一句:“敬爱的毛主席……”就说不出话来了。毛主席走到她的身边,叫她慢慢说。各中央局的代表讲话后,会议就宣布结束。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逐渐散去,我们在东西长安街的师生,没有见到毛主席,心里感到十分失望。
  大家还是抱着极大的希望,慢慢地向天安门广场挤去。当我们走到天安门前时,主持会议的首长通知我们集队,说毛主席要见见大家。毛主席是多么理解我们的心情啊!
  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天安门城楼上升起一团美丽的灯火,毛主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走来走去,亲切地向我们挥手。我一下子挤到金水桥边,看着毛主席从城楼的这边,走到另一边,不断地向群众挥手。我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每天都思念着您。见到您,我们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见到您,任何艰难险阻都不怕,见到您,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见到您,我们就有改天换地的勇气和力量。”
  很晚了,我还一个人呆在天安门广场,看到由十几部清洁车到天安门广场清扫垃圾。很快,纸张果皮狼籍的地面,就被吸得干干净净了。这晚我第一次见到吸垃圾的车。



190、班里同学返校,我搬去北大住
  
  第二天,我和叶大蓊同学去故宫参观收租院的泥塑展览。接着,我们还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由于连日来的疲劳,加上对北京的天气、食品适应不了,我感到很不舒服。只好提前赶回驻地,请医生看,医生给了几片药丸子,我服下就休息。
  按接待站的安排,我们这批同学应该离京返回原单位了。我们有十二位同学先行返校。这些同学,在九月十七日上午离开驻地,前往北京站,准备坐火车返回南方。我和陈桂英、叶大蓊、涂泽桓同学,去天安门广场玩,四个人合照了两张相。一张背景是天安门,一张的背景是烈士纪念碑。
  说来真有意思,我拿到相片后,寄两张回家,本意是想让父母和妻子分享自己到北京的喜悦。谁料到,妻子看了很不高兴。以为我和陈桂英同学合照,有那么一个意思了。气得抱上孩子回娘家去住了一段时间。我想,她一定埋怨我没良心,但因为我在远方,她不会骂我。
  去北京站送返校的同学以后,我感到十分不舒服。只好去北京反帝医院看病。这个医院原名叫协和医院,是一座很有名的医院,破四旧那阵,改名为“反帝医院”。经过验血和照x光透视,均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医生给了一些西药,我就回驻地了。
  九月十八日上午,我们去参观历史博物馆和学大庆展览。当时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大庆就是大庆油田,它的代表是劳动模范王进喜,也叫王铁人。
  当时留在驻地的几个同学中,只有我和陈桂英同学是出身好的,我不打算那么快回学院,陈桂英不跟我去串连,只好我一个人去了。九月十九日,我从驻地搬到北京大学,和老同学邢峰住在一起。听说湛江医学院的学生也上京串连,住在北京矿业学院。下午,我就跑去矿业学院找陈运完姐。我们交换了各方面的情况,晚上九点多钟才分手。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从北大出来,刚好碰到叶大蓊和涂泽桓,几个人一起到颐和园玩了一个上午,颐和园已改名为人民公园。当然,这也是红卫兵“破四旧”的成果。
  下午,我一个人去王府井大街排队买毛主席像章,前几天我已排了一个下午的队,也没有买到。这次幸运,买到两枚手指甲那么大的黄色的像章,心里非常高兴。送我们班的同学离开北京后,就我一个人留在北京。邢峰有时要参加接待工作,主要是我一个人活动。多数时间,就在北大看大字报或抄大字报。
  国庆节临近了。北大的学生正在操练,准备参加十七周年国庆的游行。我要求参加北大物理系的操练,然后和他们一起参加国庆游行。邢峰同学因为身体不好,不参加国庆游行,他的那些同学有人不同意我参加,只好作罢。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真是后悔莫及。

191、南京串连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晚,我登上从北京开往南京的火车,带着一种留恋,带着一种遗憾,不能在京参加国庆游行的遗憾,离开了祖国的首都——北京。我在从北京到上海的617次列车上,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新闻。
  在南京下车后,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住在南京大学。第二天,我在南京大学看大字报,下午到南京城里转一圈。最后,我宁立在长江边,看着滚滚而去的长江水,浮想联翩。
  我一个人在外面跑,不了解学院情况,心里总没有个底。我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给在家的同志写信,会报了解到的各地的情况,将抄写的大字报寄回学院,以此作为我对运动的贡献。
  下午,我去南京雨花台。这里原是国民党屠杀革命志士的地方。我脱下帽子,站在烈士墓前,向烈士们默哀。我在当天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的:“我跑了雨花台的几个山头。雨花台呀,雨花台,你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都沾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安息吧,革命烈士,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继承你们的遗志,砸烂旧世界,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192、上海黄埔滩头
  
  黄浦滩头
  
  我在南京呆了三天。第四天上午,给家里和妻子寄了封平安信后,下午坐上611次列车,南下上海。当晚就睡在上海新亚酒店,第二天搬到上海机械学院去住了。我在上海呆了六天,跑了几间大学,看大字报和抄大字报,并将了解的情况寄回学院。七月七日下午,我去了虹口公园,主要是要看看鲁迅先生之墓,他就长眠在虹口公园里。我仔细地参观了鲁迅纪念馆,了解这位伟人的生平。鲁迅先生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应成为我的座右铭。
  我还去了上海的大世界,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记录片。大世界当时已改名为东方红剧院。大世界这个地方,解放前是达官贵人、黑社会人士出入的地方,想不到我这个“穷小子”也有进去的机会。
  十月八日,我花了六个多钟头时间,在上海南京路上和黄浦江边徘徊。我看看黄浦江的流水,瞧瞧海关的钟楼,真是感慨万千。我在黄埔滩头照个相,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我在当天的日记上是这样记的:
   “想当年,黄浦江上的洋船,南京路上横冲直撞的洋人,‘华人与狗不能进入’的牌子,那时,在咱中国的土地上,竟没有咱中国人立足之地!”,“曾几何时,这些不是回到我们的手中了吗?海关上空飘着五星红旗,霓虹灯闪着‘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黄埔滩头,南京路的变化,就是明证。”
  那时,在我杨生龙的心里,血液中,确是流着社会主义的鲜血,坚信社会主义终究会战胜资本主义。现在呢?我仍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说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十月十一日下午七时,我到上海站等车。由于串连的人比较多,火车常常晚点。当年中国火车的客运量,恐怕是世界之最了。但没有听说发生过车祸事件,可见当时十分注意交通安全。



193、杭州西湖(一)
  
  我费力的挤上火车,足足站了七个钟头,于第二天早上四点多钟到达杭州火车站。我在杭州市接待站办了手续,随便找个地方躺下就睡了。吃过晚饭,我才搬到浙江大学去住,安顿好了就去看大字报。他们在争论关于“血统论”的问题,有些大字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专门收集了一些资料,并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回广州给班里的同志。同时,也从杭州给妻子和父母寄了一封信。
  我在杭州呆了四、五天,以参观祖国大好河山为主要活动内容。自古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山水确实美,我连续两次游西湖。十月十三日上午九点多钟,我花三角钱和五位串连的学生一起,租一艘小船游西湖。游了两个景点,一个是三潭映月,这是西湖一个有名的景点,我在那里照了一个相。
  另一个景点是湖心亭。下午我改由陆路游孤山,看保和塔,到玉泉观鱼,到灵隐登飞来峰,钻山洞,但没有看到一线天。我还在灵隐寺照了一张相。
  第二次游西湖,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我在湖宾碰到一位暨南大学的海南藉同学和一位湛江水产专科学校的海南学生,他乡遇老乡,大家高兴,相约去游西湖。还是先到三潭映月,三个海南老乡在那里合影留念。再到湖心亭,最后从“平湖秋月”这个景点上岸,去游杭州的中山公园。我们在那里分手。
  下午,我从中山公园出发,路过岳坟,当时对岳飞的评价有分歧,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者,有人说他是皇帝的奴才,故岳坟封闭,不让游人参观。我经过断桥、白堤,一直走到吴山。据说,白堤是唐代诗人自居易在杭州当官时修的堤,后人为了纪念他,称为白堤。
  我从吴山乘车到达九溪,再走路前往水乐洞和烟霞洞,再到虎跑泉喝虎泡茶。那里一位老服务员还为我打了一壶虎跑泉水。那时,我们学习解放军,随身带水壶,自备开水。那时可没有矿泉水。
  喝完虎泡茶,我就赶到六和塔。可惜因为太晚了已经关门,没有登上六和塔。关于六和塔的传说不少,据说水浒英雄武松,征讨方腊断了一臂后,带着鲁智深的骨殖,就隐居在六和塔。





 194、杭州西湖(二)
  
  第二天,我从湖宾直接坐车到六和塔,终于有机会登上了这座名塔,从外面看有十三个檐,其实只有十二檐。据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从六和塔下来,我又爬上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潮也是杭州市的人文景观,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我只好在那里玩个游戏,用自由落体的方法测大桥离水面的高度。以这个方法,我测得高六十米。
  十月十六日中午,我好不容易挤上了从杭州开往株州方向的火车。因为我要去参观毛主席的故居韶山。火车上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里的鱼一样,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你从我的头上跨过,我从你的头上压过。我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了,干脆钻进火车的座椅底下睡了一个晚上,生活之艰苦自不必说了。我们当时实际上是自讨苦吃,目的是“为了干革命”。
  在株州车站,我结识了广东省五金交电学校的两位女同学。我单独串连久了,碰到一个广东人,都觉得十分亲热,就好像见到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我准备到大西南的重庆一带去串连,将随身带的红棉毯等行李托付给其中的邹新兰同学带回广州。那时,人的交往很真诚,原来互不相识,就可以财物相托。串连返广州以后,我才去找她要回行李。她当时仅是十六岁左右的小姑娘,现在她已是接近五十多岁的快当祖母的人了,可不知她现在何方。
  在株州停留期间,我就住在株州红星剧院。我到株州车站换了前往重庆的火车票,准备去那里串连,并参观抗战时期共产党的驻地——红岩,以及小说《红岩》里描写的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和“渣滓洞”。那里是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和屠杀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的阴森监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地方。



195、第一次到韶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我第一次参观毛主席旧居韶山,为了历史的逼真,我将当天的日记转抄如下:
  “早上三点多钟,我就爬起来一趟。你知道吗?今天我要去参观毛主席的故居韶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爬起来又躺下,四点多钟我再也躺不着了,干脆爬起来洗脸,买碗面条吃后,就去等前往韶山的汽车了。走出株州红星剧院,门口坐满了等着去韶山参观的人群,据了解,有不少人昨晚睡在这里等车。毛主席啊毛主席,有多少革命青少年向往你,崇拜你,一心想着你!
  到了上车的地方,哩!为了等坐车,排那么长的队伍。队伍里有多少人是彻夜未眠的等到现在啊!汽车爬进潭湘县境了,太慢了,我们嘹亮的歌声早已飞向毛主席的旧居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们终于到了,到了,到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了。
  ‘韶山纪念章,买韶山纪念章!’大家一致掏钱请司机代劳。’韶山纪念章挂胸前,毛主席思想记心间。’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主席旧居前照张相。这张相,我挎着水壶挎包,手捧红宝书在旧居前留影,表示要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第二件事,我要买毛主席旧居的照片。第三件事,排队等候进毛主席旧居参观。队伍很长,有学生,有外宾,还有其他革命群众,我排队等了四个钟头的时间,才轮到进旧居参观。
  这是毛主席开会用过的桌子,我用手摸了一下。
  这是主席用过的笔筒,我轻轻的提了一下。
  这是主席出生的床,我摸了又摸。
   ……
  让我慢点走吧!可是,后面还有千百颗火红的心,他们和我一样有共同的想法,想在旧居里多呆一会。
  让我多停一会儿吧!可是,后面还有千百颗向日葵,他们心向红太阳。
  时间到了,返回株州的汽车开走了。
  再见吧!孕育伟大领袖的山!
  再见吧!锻造伟大统帅的水!
  再见吧!诞生伟大导师的房子!
  再见吧!抚育伟大舵手的土地!”
  从以上通篇日记,可以感觉到我那时那颗忠于毛泽东的赤诚之心。



197、步行串连——我的长征
  
  坐车串连回到学院后,由于多数同学已经出去串连,本院的运动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省委安排赵紫阳代表省委,向全体革命师生作检查,有一部分同学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同意开这样的一个会,结果会场搞得比较混乱。
  十月底,十一月初,学院里争论三件大事:一件是要封掉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大家认为,这是工作组封给他们的,不民主,是一个傀垒。也有不同意封的。他们认为,现在没有机构管事,封了谁来管事。另两件事是关于串连的问题。
  学院出现了三个跨年级的战斗组织,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八一红卫兵和井岗山星火战斗队。我们班也研究要成立红卫兵队。这些跨年级跨系的组织,就是后来发展成为两派的基础。
  为了外出步行串连,我除了做好一些物质上的准备外,还做好思想准备。我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分别寄给父母、妹妹和妻子,告诉他们,我准备去步行串连——我的长征。

198、为了参加步行串连——父病不返家
  
  黄流中学的职工李朝杰到北京串连,回到广州后到学院来看我,在中学时他和我、林日雄比较交厚。低班的女同学吴月香上北京串连回到广州,我去看了她。
  李朝杰哥对我说:“乐东来的很多同学,都借着回海南串连,回家去了”。他劝我也借此机会回家。他还告诉我,我父亲有病去留医,但是已经好了,劝我回去看看。我那时的想法确实十分革命,坚持要去串连。朝杰哥说我不挂家念乡,心肠狠毒。我在日记上写道:
  “他可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家啊!革命嘛,不能老把家放在心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可没有教导我们关心家事啊!”由于我没有听朝杰哥的话,借串连之机回家,铸成大错。父亲因病逝世,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真是悔之晚矣!
  我们班的同学组织了一个“井岗山长征战斗队”,于十一月四日上午出发。我不想参加他们的队伍,我、许锡宪和钟保华三人,去参加数学系三年级大同学组织的长征队,准备跟他们一起去长征。





199、革命长征队
  
  革命长征队共有二十七人,设有先头部队和三个分队。有队长和分队长,有旗手,一面绣着金字“革命长征队”的大红旗,在前面领路,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发。
  当时,在华师课室大楼广场上建起一块大牌,上面画着一幅油画。画面是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手带“红卫兵”袖章向红卫兵挥手的画像。上午九时,我们站在毛主席巨幅西像前庄严宣誓:“长征的路,我们要亲自走一走!我们要走向延安,走向北京,走向毛主席!”
  我们每人背着三、四十斤重的背包,一律部队打扮。我为了抵御北方的寒冷,跟班主任曾雅斯老师借了一件棉衣,准备了雨布和军鞋,军容整齐地跨出校门。
  由于出发迟,第一天我们仅走十八公里,到达广州郊区罗岗公社的芳尾生产队就扎营了。按照部队的正常速度,每小时走五公里,我们不是训练有素的队伍,做不到。就算才走了十八公里,因为袜子破了,我的脚已经打了一串水泡,肩膀也红肿了。我们学习解放军,每到驻营地,用热水泡脚,用头发穿破水泡。效果很好,第二天就可以走路了。
  当晚,我们还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向社会作调查,请该队的队长给我们介绍情况。我还按惯例,写好当天日记,才休息。第二天,我们走远一点,上午走了十七公里,下午走八公里,共是二十五公里,到达增城县东风公社管塘大队才驻扎下来。下午走到最后,我累得几乎要趴下,但还是咬着牙坚持下去。
  毛泽东说过:“代表进步阶级的先进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如果当时不是有那么一种精神支撑着,我敢说:“谁也不愿意吃那个苦。”背着几十斤重的背包,冒着严寒酷热步行串连,又不是被迫的,你说“谁愿意干的呢?”
  到了驻地,贫下中农热情为我们烧热水,让我们洗澡和泡脚,有些老贫农说:“当年的东江纵队也经过我们这里,我们就是这样烧热水给他们泡脚的。”
  晚上,我们队、华师红心长征队和华农的红鹰长征队联合举行晚会,为贫下中农演出。虽然我们的演技并不高明,但贫下中农还是为我们热烈鼓掌。毛主席在总结长征的经验时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我们就是按毛主席的话去做,一路宣传毛泽东思想。第三天,我们一共走了二十九公里,走的路程一天比一天增加,大家的脚板一天天得到锻炼。



200、扭秧歌前进
  
  第四天,严重的考验摆在大家面前。不少同学脚板上打了泡,杨景武同学脚板上打了两个大泡,还是坚持走,大家走路一颠一颠的。特别是四位女同学,更是象扭秧歌舞一样。但是,大家情绪还是高涨,开玩笑说,我们是在练习跳舞。有些同学还一边走,一边唱起秧歌舞曲5iii765,5222321,5567i 。
  这一天,我们走得更远,达到三十四公里。在广东省博罗县湖正公社一个大队宿营。当时,我们还参加社员大会,听社员们介绍学毛著的经验。会后还为社员表演节目。第六天,我们宿营在国营高浦岗农场,刚吃过饭,听说发生山火。火光就是命令,队长下令长征队员全部跑步前进!我的肚子有点痛,脚也拐了,还是咬紧牙关拼命跑。跑了四公里,拦了一部汽车赶上去救火。我们有一些队员一路跑了九公里去参加救火。
  当时,我们的那种精神境界,不是共产主义的,起码也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经过河源县的仙塘、义合,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河源县的黄田镇。第二天,我们一鼓作气,走四十五公里,到达龙川县的老隆,再走就要离开广东了。
   我们在龙川县的老隆休整两天,主要是同学们用自己的两条腿,跑了六天,跑过二百八十三公里,虽然得到了锻炼,但也需要休整。其次,要统一思想。由于一路风尘,怕苦怕累的思想也有所抬头,要解决队伍向何处去的问题。同学们说,这是我们革命长征队的“三湾改编”。
  我们利用休整时间,安排两个下午到附近农村参加劳动。上午是学习毛著和有关文件,开展讨论。在讨论会上,同学们争论比较激烈。大家各抒己见,最后达到统一。经过休整,大家统一思想,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继续长征。统一了行军路线,从老隆进江西上井岗山,再到湖南韶山,从韶山去遵义,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路线,走完长征路。



202、瑞金沙洲坝吃辣面
  
  瑞金城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中心,是毛主席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了更好学习苏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我们在瑞金城活动了十二天。我们主要是参观瑞金城内外的革命纪念地,如参观瑞金革命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朱总司令的住所、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礼堂等。
  我们还亲自到瑞金县的沙洲坝,参观“甜水井”。那是毛主席在沙洲坝时,为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带领战士挖的一眼水井。群众在井边树碑“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为了进一步了解毛主席在瑞金的伟大革命实践,我们请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给我们介绍毛主席当年带领人民闹革命的故事。我们还到毛主席当年的屋主家,请革命老人讲毛主席的生活小事。知道毛主席当年与贺子珍生活的一些情况,知道他们的孩子大毛与邻居孩子的关系。
  我们还分头到附近农民家中吃“派饭”,就是派到各家去吃饭的意思。亲口尝一下南瓜汤、小米饭,吃一下竽头加辣椒面,体会一下当年毛主席带领大家艰苦奋斗的生活。在瑞金时,苏倩仪她参加的“红色接班人”长征队也到达瑞金。听一位同学说,苏倩仪病了,我去看了她。她体质差,仍自愿参加长征,精神是可嘉的。
  我们还下到毛主席住过的叶坪、沙洲坝等地,参加生产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还参加了当地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们离开瑞金城,前往高岗。我们在那里,参观了毛主席的住地—石山梅坑。经过江西省于都县,于二十三日到达兴国县。
  兴国县是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时,亲自做调查研究的地方。毛主席的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我们在兴国活动了两天,找到一位当年毛主席向他作调查的老同志,请他介绍毛主席当年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情景。
  从兴国县出发,我们经过于都县的均村到宝山中间,碰到下雪。我是南方人,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下雪,感到十分新鲜。第二天,我们步行到达江西省遂溪县的碧洲公社。这天是我们步行串连以来路程走得最长的一天,一共跑了五十二公里。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山路,山路两边挂着冰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自然界的冰块。
  我们在碧洲公社住了五天,主要是应碧洲革命群众的邀请而留下来的。他们说,公社党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要求我们帮助他们搞清楚公社党委的问题。从来没有救世主,革命靠自己。在碧洲公社的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毅然行动,步行50里到达遂川县城。第二天又跑70里到达遂川县的息罗公社,第三天下午四点多钟,到达井岗山。



203、挤上井岗山
  
  当时,井岗山上的次坪,一个小山头上集中了好几万人。而且还出现了脑膜炎大流行,已经造成一些红卫兵小将死亡。为了保证安全,江西省政府派出大量的人力,在各条登上井岗山的路口,劝阻长征队不要上山。但是,多数长征队认为,既然到了山下,不上井岗山非好汉,不听劝阻地登上来了。
  因为天气寒冷,路面都结了冰。红卫兵住在临时搭起来的窝棚里,吃不到饭,有病的又得不到医治。我去大便先是解不开纽扣,勉强解开,大便后又扣不回来。双手几乎失去知觉。我们长征队是背着铝锅,沿路煮饭的。我们用锅去接待站盛饭,发挥集体的作用,还是不饿。
  到达井岗山的当天,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中央派一架直升飞机飞抵次坪。主要是送药品和食品(大饼)。刚停下,上面的螺旋浆还没停稳,有一位同学太激动,马上走近飞机,结果被打掉了天灵盖。
  我们在井岗山上呆了四天。先后参观了毛主席在次坪的旧居,井岗山革命烈士塔、博物馆、大井、双马石哨石和八面山哨石等。
  讲解员对毛主席在次坪的旧居,介绍得可神奇了。毛主席的旧居在后来被国民党烧了,旧居后的两株树也一直半死不活。到了解放后,这两株树又青枝绿叶了。但是,一直没有开花结果。直至一九六五年,毛主席重上井岗山的时候,这两株树才开花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早上,我们向井岗山先烈纪念塔敬礼后,告别井岗山。离开时,井岗山笼罩在大雾之中,冰雪封山,路面很滑。我口占一顺口溜:
   雾中告别井岗山, 继续革命不怕难; 前途光明有曲折, 红旗指处险途坦。
  当天走路,路陡冰滑,还碰到下雪,眉毛、帽檐都挂着雪花。又是大雾天,可见度很差,稍不注意,就会滑到山涯下去。走的人多了,路又变得泥泞难走。可以说,离开井岗山的那天的路程,弄得大家疲劳不堪。不过,经过黄洋界时,大家还是精神振奋了起来。
  大家重温毛主席的伟大诗篇:“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导敌军消遁。”回想黄洋界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和毛主席当年的喜悦心情,大家如身临其境。
  当天,我们在宁岗县的茅坪宿营,并在茅坪参观了各个革命纪念地。第二天,我们到达宁岗县城龙市。我们在龙市休息一天,同时进行讨论:是继续长征,还是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两种意见争论得比较利害,最后,队长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到了韶山再说。
  一月十一日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革命造反派发贺电,祝贺他们发动“一月革命”成功。上海夺了走资派的权,开始是成立上海公社。后来毛主席说:“还是革命委员会好。”就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毛主席又发出新的战斗号令了。我们连夜学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经过讨论,大家意见分歧更大。主张回校搞运动的人越来越多,革命长征队面临分裂的危险。为了统一思想,我们在江西的莲花县城呆了三天,进行学习和讨论。最后,还是决定统一行动,到韶山再说。



204、安源下井挖煤
  
  一月十七日,我们到达安源。我们参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安源是刘少奇在那里搞工人运动。刘少奇出事后,又说刘少奇破坏工运。有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当时很有名。毛主席当时是湖南省委书记,先后七次去安源,指导工人运动,这并没有错。但刘少奇一直在那里做具体工作,应该说是有功劳的,不能把有功说成有罪。
  我们还跟工人下到矿井里劳动,体会到煤矿工人劳动确实十分艰苦。我们只是劳动几个钟头,上到地面来,脸黑脖子乌的。
  从安源出发,于一月十九日到达萍乡市。我们在那里参观和休整了几天,于一月二十九日到达湖南省的株洲市。这是我第二次到株洲市了。

205、冒雪进长沙
  
  在株洲市休息一天后,我们向长沙市进发,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到达长沙。我们是冒雪前进的,大雪,好大的雪。我在路上即景吟诗如下:
  长沙路上冒雪走, 泥泞沾湿行人脚; 漫天白雪无胜寒, 污雪化水太阳照。
  到了长沙,我们被安排住在长沙市一中。由于下雪,天气很冷,我们自己的行李湿了,只好与接待站借铺盖过夜。
  当天下午,我们就到清水塘去参观。清水塘当年只是长沙郊区一个菜园子,现在已是市中心了。当年中共湖南省委就秘密设在清水塘,毛主席就在那里领导湖南省的革命运动。上图是1995年同学集会时,我、钟葆华和许锡宪在母校的合影。
  第二天,我们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参观。毛主席是湖南一师的学生,从读书时代起,就是一个造反派。湖南一师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毛主席在一师毕业后,曾经在一师附小当教师,当校长,他老人家一向以当一名人民教师为光荣。
  参观第一师范学校后,我和许锡宪、钟保华走到湘江边,站在橘子洲头,领略毛主席词《沁园春•橘子洲头》的意境: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红碧透,百舸争流。……”
  跨过湘江,我们爬上岳麓山,参观爱晚亭。毛主席当年在一师读书的时候,经常爬岳麓山,锻炼筋骨;经常在爱晚亭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我和许锡宪、钟保华在爱晚亭合影留念。这些历史照片,常常唤起我的回忆,也唤起我的豪情满怀。
  我们在长沙呆了几天,当时长沙有几派,矛盾很大,其中较大的两派,一派是湘江风雷,另一派是高校司令部,他们互相攻击。二月五日临晨,宣传车的高音广播宣传吵醒了我们,说什么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其头头已被军区抓起来了。
  第二天,长沙街头大字报多极了,都为湘江风雷被打成反动组织而欢呼。威震长沙的湘江风雷,一夜之间被搞垮了。
  在长沙,我们革命长征队分裂成几个分队,我和许锡宪等五人,组成北上支队,准备去韶山后再北上延安。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步行串连的同学回本单位搞好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北上计划落空了。





206、风雪韶山夜
  
  我们途经湘潭县的碑头公社,于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二月九日)那天,冒着漫天白雪,到达毛主席的旧居——韶山。我们就在那里渡过大年初一。
  韶山的山山水水复盖着一层白雪,这是银色的世界啊!和我于十月份第一次到韶山时的景色完全不同,那时是绿色的世界,现在是银色的世界。年初一那天,我们领到一份比较高档的年饭,大家蹲在雪地里,吃着可口的年饭,心中十分感谢毛主席。大年初二,就不那么美妙了,由于人太多,我们几个没有办法吃上午饭,只好作罢。
  我在那里,连续两次排队进毛主席的旧居去参观,并详细记录了毛主席的旧居陈列馆里的有关事迹。我还照了一张雪地韶山的相,相片和那些记录,我如今还保存着。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我们离开韶山,步行32公里,到达湘潭县的姜畲公社。就在姜畲火车站等车。姜畲就是我们步行串连的终点。第二天,我们从姜畲火车站坐车到株洲车站,一直等到十三日,才登上南下广州的火车,于十四日回到阔别三个月的学院。
  我们的长征,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发,历时三个月,行程一千二百二十公里。跨过广东、江西、湖南三省,锻炼了自己,增长了知识,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207、返校参加运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我们离开韶山,步行32公里,到达湘潭县的姜畲公社。就在姜畲火车站等车。姜畲就是我们步行串连的终点。第二天,我们从姜畲火车站坐车到株洲车站,一直等到十三日,才登上南下广州的火车,于十四日回到阔别三个月的学院。
  我们的长征,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发,历时三个月,行程一千二百二十公里。跨过广东、江西、湖南三省,锻炼了自己,增长了知识,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208、学院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我们结束步行串连返回学院。学院里议论得比较多的是一月二十三日的夺权问题。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影响下,学院在家的一些群众组织,也一举夺了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
  “1.23”华师夺权过程如何,我手中有一份当时的大字报,现摘录做为参考。夺权行动是由华师“一.二七”红旗总部的头头发起的。1月23日中午研究此事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行动太仓促,应该先造舆论,做好宣传工作。
  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在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行动问题。向走资派夺权是大势所趋,再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如果我们不行动,被老“保”(指他们认为的保皇派)夺去,就麻烦了。
  后来是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决定夺权。当时他们讨论决定,只准五个组织参加夺权。即“一.二七”红旗、“反追害”造反兵团、全国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总部、红色工人造反兵团、教职工革命造反大队。当时由“一•二七”红旗召集这五个组织的头头开会,如果大家同意干就一起干,否则是“一.二七”红旗自己干。
  当天下午六时左右,五个单位头头集中在教育系办公楼二楼开会,通过三个文件:一是夺权声明;二是华师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三是告全院师生员工书。当时还有几个群众组织,如红旗红卫兵和八一大队等,夺权者认为他们是“老保”,不让他们知道。
  行动是在晚上八、九点钟左右进行,当时五个组织的人都拉到院部门口,有的手挽着手,阻止不让任何人进入院部。门口停着宣传车。学院广播站向全院广播夺权声明。
  行动时,有一些其他组织的人在场,有人想冲进院部,夺权派对他们说:“你们支持夺权,就不要冲,可以和我们一起行动。”有一个夺权派成员,当场骂了起来:“你们是老保,冲进去就是想捞一把。”因为对方人少,没有引起冲突。
  宣布夺权后,院党委成员林铭勋、钟声飞、赵杰、鲁平等出到院部门口分别讲话,表示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一.二七”红旗的头头向在场的人宣布夺权胜利。当晚,五个组织的头头继续开会,各组织推举一人,组成五人的造反委员会,接管全院的权力,并具体研究如何掌权的问题。
  按照这份大字报披露的过程,如果大部分是真实的话,那么,夺权太过于简单了。外出串连回来的学生纷纷评论此事,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声明不承认其夺权的合法性。在大家的围攻下,造反委员会那几位先生也觉得众怒难犯,宣布解散,还政于原“当权者”。



 209、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
  
  随着到各地串连而返的同学的增多,各种群众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纷纷破土而出。名目之繁多,头衔之吓人,可以说又是中国之一最。三人一个兵团,两人一个总部,五人一个司令部,真是乱世英雄起四方。班里有人提出组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不同意。我要调查研究后再说。我的意思,还是到外面参加其他造反组织,在别人的帮助下去革命。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觉得“井岗山星火战斗兵团”比较合我的胃口,那里有一批敢说敢干的人。于是,我于二月二十日向他们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他们的组织。三天后,他们批准我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从此以后,我就在这个组织里参加战斗。



210、父丧噩信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接到朋友黄泽雄的来信,他告诉我一个悲痛的消息:我父亲于去年农历十二月逝世。看到信时,我脑里一片空白,我和周围的世界,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我父亲于辛亥革命那年出生(一九一一年),五十六岁,谁料到一病不起,竟成永诀。信中说,父亲临咽气前,还念叨着没有见到我这唯一的儿子一面,但还是嘱咐不要将消息告诉我。
  因为我每次回信,均要问及父亲安好。每当看到我的回信,母亲又要痛哭一场。后来,他们只好将真实情况告诉我。接信的第二天,我的中学的班主任严昌学老师来学院看我,我和他在学院合影留念(他也是华师数学系毕业生)。这张照片如今还在,还保留着我那时的愁容。
  在二月下旬的这段日子里,学院的“文革”出现两个倾向,一个是小组织实行联合,变成大一点的组织。先是“一月革命”总部宣布成立,我们井岗山星火兵团,也酝酿着与卷巨澜兵团联合。
  再一个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班里也贴了一些资反线的表现的大字报,因为父亲的逝世,给我的打击太大,我一直提不起兴趣:我想回家。

121、父逝借钱回家
  
  由于串连花去了我所有的积蓄,我已身无分文。为了筹足回家的路费,我跟李朝森等四位同学借了共七十元。我要回家,虽然不能见到父亲,但回去看看他的坟,安慰悲痛的母亲也好。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下午六时,我坐水陆连运返海南,长征战友许锡宪和钟保华为我送行。我从大沙头码头登上“曙光302号”船,沿珠江行驶,于第二天临晨到达江门。再由江门坐车,又过渡,又坐车,于晚上六时到达湛江市。
  为了节省那八角钱一晚的旅店费,我跑去湛江医学院找老同学,先是找到邢福珊,后又找到同班同学林永奋,陈运完姐不在校,没有看到她。
  我和林永奋呆了一个晚上,顺便了解一下湛江医学院的“文革”情况。十二日早上我坐上到海安的汽车,过渡到海口。这时已是下午三时多了。我接着买回佛罗公社的车票,是一张站票。虽说是站票,价钱不减。
  我把行李安顿在海南旅店后,去海南卫校找方丽风同学,她是佛罗村人,我考上大学时,她就考上海南卫校。我向她了解一下海口地区“文革”的情况。
  二月十三日早上五时五十分,我从海口出发,经过九个钟头的颠簸,于下午三点多钟到达佛罗镇。
  越近家门,我的眼泪就越抑制不住,我泪眼模糊地从佛罗一步一步地往家走。每走一步,就忆起父亲的一件往事,心里就一阵一阵地痛。
  离家还隔着几间屋,很远就听到母亲的悲哀的痛哭声。我大声的哭着跨进了家门。我连行李和人哭倒在八仙桌前,人事不省。
  闻讯赶来的邻居和兄弟把我救醒。墙上还挂着父亲的遗容,但人已作古。父亲这张遗容,是在三十岁时日本人做“良民证”的照片。当时仅存一张相片,是我请我的同班同学陈运强用炭粉画的,画得还是比较好。父亲对这张画相也比较满意,他后来没有再照过相。



122、父亲病情
  
  父亲一向体弱多病,活得很辛苦,很累。一九五九年闹饥荒的时候,他是第一批患水肿病的,能熬过那可怕的一年,应是十分幸运的。谁料还是寿命不长。
  据说,父亲去年八月份,因病情加重,曾经到金鸡岭职工医院住院。十二月份,病情又发作,他的好朋友林日洞哥、姐夫邢诒辉劝他去住院,开始他怕花钱,不肯去。
  病情加重后,大家还是抬他去金鸡岭医院。医生检查后,问了一些情况,说是长期病,不必留医。我的好朋友黄泽雄、林日雄和曾传义尽力同医生讲,医生不同意,只好回家。
  当时,我那三位朋友,就住在我家,代我尽孝子之责,照顾父亲,因此,父亲与他们的感情相当深。
  对于父亲的病,我估计是老年支气管炎,这种病,每到冬天,就发作,严重起来引起支气管哮喘。我在家时,每到冬天,父亲都有一段时间是伏在枕头上哮喘。也有人说是肺结核,我看,不像是肺结核的症状。虽然他也咳嗽,有黄色的啖,但肺结核没有哮喘的症状。
  按照朋友提供的情况,应该是医院认为父亲病危,不让留医,推出医院门的。难道当时的医术,还能检查得出绝症,不能医好吗?
  据说,父亲从医院回家的第三天,叫母亲煮饭给他吃。他当时精神很好,吃了两碗稀饭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他告诫母亲,我在远方,不要告诉我,免得让我伤心。
  父亲一生对我要求严格,不少责骂和打骂,但是,我的成人,能有今天,完全是父亲的严格管教。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寄托了对父亲的深深哀思。
  那时破四旧,不安灵堂,也不设香炉。本来是不准在灵桌上摆饭的。在父亲头七日时,母亲还是摆了饭。



以上编号应为221、222
  
  223、家境艰难
  
  晚上,很多亲友来坐,询问我去广州一年的情况,也了解广州市“文革”的情况,我尽我所知,简单地介绍一些情况。我也顺便了解家乡生产情况。大家说,去年风调雨顺,生产队有稻谷分,有甘蔗卖,生活还好过。讲到这里,母亲又哭起来了,她边哭边说:“你爸命真贱,有口饭吃时又没命来吃。”
  我的女儿,还是第一次见到爸爸,她躲在房里,过一阵又伸出头来看稀罕,妹妹抱她来找我,她又哭起来。亲友散去以后,她已经睡着了。我和妻子谈一些别后的情况,妻子也难受得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一早,母亲又哭起来了,她边哭边诉说父亲的身世,做人的苦楚,及逝世前后的情况。应该说,父亲的死,跟家庭困难有关,如果经济好转,是不至于这么早逝的。那时的医疗条件也比较差,医药并不多。如果象现在的医疗条件,也不至于早逝。
  当时,二妹天姬在佛罗中学初中读书,三妹关奉自愿不读书,家里主要是两个劳动力,三妹和爱人。当时的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田地、耕牛、农具都是生产队的。劳动力也归生产队所有。早上,家里劳动力由母亲安排工种,一般是三妹打社里工,我爱人多数情况下打队里工,有时要去自留地干活。母亲在家带小孩和煮饭。
  我爱人除了出生产队工以外,还要负责捡柴草回来煮饭。老公在农村的,由老公负责砍柴回来烧,老公是书生的,由老婆捡柴草来烧。俗话说:“嫁百姓烧木块,嫁书生烧柴杈”。我爱人嫁我这个书生,只好烧柴杈,而且要自己捡柴杈才有得烧。
  那时生产队对劳动力管得很严,每天都要出工,晚上还要开会和记工分,按工分分粮食和现金。在生产队,常常是男人掌耕牛,牛工的工分比较高,父亲逝世不久,他管的那头牛也死了。家里就剩下女工,工分少,分到的粮食和现金少,家里的生活就更加困难。真难为我爱人,刚从学校回来,就要担负起生活重担。她除了出生产队工,在自留地里干活外,有时还要抽空去戽鱼,即将井水戽干抓鱼来下饭,有时,她要很晚才回家。

224、父亲坟地
  
  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到父亲的坟地去看。按照原来的旧风俗,父亲过世出葬时,要由儿子捧香炉。“文革”时不准捧香炉,改成抬花圈。花圈由两个妹妹抬。我到坟地时,还看到那个花圈放在坟前。父亲的坟莹是一个低矮的砖墓,用去一千块砖。这些砖是用来将右边的耳房隔开的,我以前就和我几个朋友住在这个耳房里。
  将这一千块砖用来作父坟后,改用木条扎,用稻草踩泥糊上去,也同样是隔开了,我的那些朋友照样住在那里,他们成了家以后,才一个个回家去住。
  据母亲和大姐说,父亲的这块坟地是他自己选的,叫做“喉汪园头”。他不懂风水,但认为这块地地势比较高爽,死后住得舒服一些。这块地,在土改前是属于我们家的,是我母亲从岳家带来的。父亲一向就劳作在这块地里,死后也就希望归宿在这块地上。



225、学做木工
  
  在家的生活当然比较单调,白天帮母亲煮饭,想办法和爱女亲近。她已经一岁了,非常精灵,两片薄嘴皮很会说话,就是不肯让我抱她。
  回家后的第四天,我去黄流中学找老同学邢基福,他留在学校当职工。也找到工友朝杰哥和我的班主任严昌学老师,了解一下本地“文革”的情况。我自觉无聊,一个战士,脱离火线,确实感到无聊。
  从黄流回家时,顺路到新民村看我的姑母。她嫁到新民村,生活比我们好一点。考虑到我要回广州,缺乏路费,请她帮助借一点路费。那时,三表妹玉焕才是六岁多。
  三月十八日,我学习木工活。我向同姓兄弟切利哥借了锯子、凿子、斧头,就乒乒乓乓地干起来,我要给女儿做一架木头车子。那时在农村小孩的玩具基本没有,更不用说坐的木车了。我凭自己的想象,做了木车,还锯几块圆木头,作为车轮,还满象个样子。
  女儿坐进小车,由我来推着玩,笑嘻嘻的,倒是和我亲近了许多。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226、种香蕉
  
  我做的第二件工作,就是扩种香蕉。我家的老房子,是三间瓦房,我和几个朋友,以前就住在向东的耳房。耳房的外面有一块地,用木条篙笆围起来。我没上大学前,就在这块地上种上香蕉、菠罗,也种了夜来香等一批花草。
  这次计划种二十棵香蕉,今天就种了五棵,移植原香蕉苗。这些香蕉苗,还是两年前,我从金鸡岭盐场一位同学那里移植来的。后来,大半个村子都用这种香蕉苗。这种香蕉长得比较高,香蕉短而粒大,有一个姑娘的手臂那么大,熟了皮是黄色的。我称它为“卵香蕉”。
   原来,我们这个果园里是没有洗澡房和小便处的,有时洗澡很不方便。这次,我和几个朋友商量,去拉回一些泥土来,用水泡软后,用稻草放进去踩,当然是用自己的脚去踩,让稻草和泥土充分混和。我们用木条围成两个方格,用泥稻草糊上去,抹平,就成了洗澡房和‘小便处’。这算是我到广州后,回家来做的一些文明建设吧!



227、去利国糖厂看儿时伙伴
  
  三月二十八日,我和妻子的朋友引妻去利国糖厂,主要是去看那几个儿时的朋友,有我的,也有妻子的朋友,他们去利国糖厂当临时工。这些朋友听说我回家,没有空来看我,听说我来看他们,很高兴。下班后,带我到处走,大家回忆以前在一起玩的情景,感到很高兴。他们(她们)看到我上了大学以后,仍没有忘记他们,没有架子,都非常感动。
  回家后的几天内,茂清三哥、张平哥、切利哥及传义家等轮流煮饭招待我,这是我们这里的习惯,有亲友外出回来,总是要招待一下。当时,乡村里生活水平低没有什么好菜,一般都是杀个鸡,宰只鸭,不外是表表心意罢了。



228、补办结婚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我和妻子前往佛罗公社领结婚证。因为前年我离家时比较匆忙,尚未办理登记结婚,现在要补办。
  妻子是相信我的,但她有自己的苦衷。我是一位大学生,她只是一个农民,到了我家成为我的妻子,但没有办手续,万一我要变卦,她就没有办法了。我完全理解妻子的心情,这次回家,我以十分的温情、体贴关心妻子。她劳作很辛苦,我就关心她,安慰她,与她展望未来的好日子。办结婚证那天,我们请黄泽雄、引妻两人去做证婚人。公社的民政助理简单问了几句,就给我们办了登记手续了。当时没有发给结婚证,说以后再补办,以后我们也没有去补办。



 229、去昌后村海边作客
  
  四月五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自古就有当天去扫墓的习惯,因为“文革”要求破“四旧”,大家都不敢声张,只是去除除草,也不再贴“纸钱”。
  在家这段时问,我白天就是抱女儿玩。她现在已正式承认我这个父亲了,不再躲着我了。经常围着我问这问那,叫这位,又叫那位,嘴巴甜,真惹人爱。
  我也利用在家的时间,去探亲访友。我和曾传义去我们村上面的永德村,找几位远亲。我的祖母是从那个村子嫁来的,那里还有舅母及舅舅的儿子。我父亲在世时,这门亲戚还是来往得比较勤的。
  我还去了英海公社的新村大队,去找在盐场做工的林永亨。永亨哥的父亲和我父亲是好朋友,他肯认我们这门亲戚。比较有意思的,还是我、林日雄、黄泽雄和曾传义几个朋友,一起到佛罗公社的昌后大队,找李朝杰哥玩。
  昌后大队在海边,他们那里农闲的时候,就在海边拉“大网”捕鱼。这种网,拉网的人站在海边,用小船将网载下海去撒,将一部分海面围起。网撒好后,站在海边的几十条大汉就拉网绳,一步一步地紧缩。
  如果撒网围到大鱼群,那就大丰收了。据说,有时要抓到一、二千斤鱼。今天,可没有那么幸运,“网袋”里只有一些鱼,估计最多不超过二、三十斤。据渔民说,拉“大网”要看海流,如果海流好,才能网到大鱼群。当天,我们吃到一餐十分新鲜的鱼,这些鱼刚从海里网上来,还是欢崩乱跳的。



230、去黄流照相
  
  四月二十四日,我和几个朋友商定,要带女儿去黄流照个相。不过,去黄流之前,先到金鸡蛉医院,小红有点小毛病,要让医生看一看。到医院里,小红就怕得哭起来,不肯进去。我抱着她,让她母亲去小便。她母亲去不久,她就大哭大嚷要母亲,怎么也不能让她安静下来。她哭出满身大汗,原来她想大便,我不知道她的意思,结果她将大便拉在我的衣袖上。被周围的人笑了一顿,弄得我很狼狈。
  那天,我们是用三部单车载人去黄流。我们先到黄流中学休息一下,然后才去照相。一共照了两张相片,一张是我们夫妻和小红的合照。另一张是小红的单人照。她在陌生地方,不肯自己坐着照相。后来,让她拿着两条香蕉,就不哭了,留下一张手拿香蕉的相片。这两张相片都保存至今。





 发一些本人串连时的图片
  




1966年9月上北京串连在天安门照相留念



1966年10月在上海黄埔滩头留念





1966年10月在杭州西湖留念



1966年10月在杭州西湖留念


231、该返广州,母亲却不同意
  
  不知不觉中,离开学院已经有四十多天了。中间,陈桂英同学代表班里,写信来问候我。看来,我该回校了。
  我在家的时间,差不多母亲每天早上都哭,并且经常边哭边说,叫我不要回广州了。她认为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形势很乱,她主要是靠我,我若有什么不测,她就没法活了。
  再就是我不在家,人家会欺侮她,家中没有男人,会受人欺侮。我只好好言安慰她。我母亲是一个好强的人,也是一个标准的东方妇女,她始终遵循“小时靠父亲,大了靠丈夫,老了靠儿子”观念,在那里默默地生活着。
  我当然不能不回广州,当时,我可是一个革命派,思想上“左”得很。再就是,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不去,不就自动放弃了这个机会吗?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我趁着母亲情绪有点缓和的时机,详细地跟她分析回广州的好处,不去的坏处。并且答应到广州后,不参与人家打闹,注意安全。
  经过我和几位朋友的劝说,母亲才同意我返广州。我这几位朋友说,有他们在,不怕别人欺侮。有什么困难,他们尽力帮助解决。这样,母亲的思想基本想通了。



 232、从家返回广州
  
  四月二十五日,是我离家的前一天。四十多天来,我的妻子很少白天在家。今天因为小红有点小毛病,加上她的脚扭到,用草药热敷后起水泡,不能下地做工,休息在家。那时候,家里十分困难,一角几分钱的药都不舍得买。女儿肚子痛,一般都是服用保和丸。妻子肚子痛,只是用点草药,或者忍着,连一粒保和丸都舍不得用。
  听了妻子诉说,我心痛得流下眼泪。她有病,只是自己找些草药来用,扭到脚,连买点松节油来擦,买一块伤湿止痛膏来贴的钱,也舍不得花。那时候,我本人是消费者,还要靠妻子、妹妹来养活,对辛勤的妻子,只有安慰的办法可以用。我就劝她,有病还是要看,有病就不要出工了。
  当天晚餐,为了给我饯行,家里加了点菜,我和几位朋友聚餐。那时,我们几位也能喝一点酒,只是林日雄差一点。那时的酒主要是利国糖厂生产的桔水酒,也不容易买到。
  下午还摘下几个椰子,准备带到广州去给同学们吃。椰子是自家种的,共有四株,一株是一九五九年种的,另三株是一九六0年种,均是父亲种的。
  晚上,和妻子话别。我和她,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有永远说不完的话。还在刚懂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朋友,好几个年头,多少个夜晚,我们谈过的话,就象一条长长的河,永远奔流不息。
  第二天,二妹煮好饭,我和几位朋友先吃。后来,叫她们吃,她们因为我要走,吃不下,让我说了一顿,她们才吃一点。
  女儿刚起床,眼睛还没有睁开。我本来想抱她一起去车站,她哭得利害,只好作罢。我告别母亲,前往佛罗坐车。上午八时,我坐上直达海口的客车,告别泪眼模糊的妻子,两位妹妹、岳母以及大舅和几位朋友。和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妇女张祥銮。我受朋友之托,带她到广州看病。
  由于船票紧张,我们买到四月二十九日的船票。那天我们坐上“红卫五号”客轮,前往广州。三十日下午,船停靠广州港。广州,阔别了五十天,我回来了。



233、广州两派组织闹对立
  
  回家五十天,全国形势、广东形势以及华师的形势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全国看,毛主席已下决心与刘少奇决裂,把他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号召全国进行批判。从理论到实践,彻底搞臭他。
  全国各地因为派性作怪,局面很乱。广州的群众两派组织,一派是“红旗”派,一派是“总派”。中央为了稳定局势,命令解放军支工支农和支左,对一些单位进行军管或派出军代表,简称“三支两军”。
  广东省和广州市,由解放军对南方报、羊城报和广州报实行军管,对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实行军管,相对平稳了一段时间。因为解放军在人们的心目中,威望还是很高的。但群众中分为两派,谁都自封为“左派”,部队这个支“左’就非常不好办了。
  三月底,军管的《广州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什么内容不记得了。而广州的两派,对此文看法完全对立。“总派”说“好得很”,红旗派认为是大毒草,应该批判。华工红旗等红旗派组织,要求《广州日报》批判“颠倒”一文,没有得到理睬后,于四月十日采取行动,进行绝食斗争。红旗派认为,广州的军区也有一小撮坏人,要揪“军内一小撮”。
  五月三日,中大红旗为了替公安干部项明平反,向军管的省公安厅进行绝食斗争,时间已经三天了。为了看热闹,五一晚上我和杨锦山两人步行出广州,准备到省公安厅看一看。走到烈士陵园门前,人多极了,大路上都挤满了人。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了过去,直奔公安厅。
  其实,中大红旗并不是在省公安厅那里绝食,而是在烈士陵园门口。我们在省公安厅那里,听到公安厅的意见。他们认为,项明是有罪的,只能刑满释放,不能平反。
  我们又回到烈士陵园门口,看到中大红旗绝食的同学,在那里闭目静坐。他们有一些人已绝食三天,不少人已昏倒,救护车马上将他们送去中山医学院抢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州发生的第二次较大规摸的绝食斗争。
  五月六日上午,解放军的宣传车到各校广播中央文革的来电,主要内容是说“不必要绝食,吃饱饭,睡好觉,养好精神闹革命。”还说:“关于项明的问题,让组织去调查解决。”由于中央文革出面,中大红旗的绝食行动,也于昨天结束。后来,省公安厅还是为项明平了反。
  广州红司要求封《广州日报》,将《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合并,并要求报纸要为造反派大喊大叫。这事闹到中央文革,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来电,作了三点指示:(一)军管的部门不能夺权;(《广州日报》是军管单位)(二)封《广州日报》的作法不对;(三)有什么不同意见要协商解决。
  那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顾问是康生,权势大得很,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它说谁错了,谁就是错的了。
  234、华师两派也频频闹摩擦
  
  我回到学院的前几天,华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一月革命”总部有一名成员被刺伤,大字报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要求惩办凶手;另一件是抢占院广播站事件。红旗派接管了广播站,并发表声明,不准另一派使用广播站。
  我回到的第二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校内争论激烈,“一月革命”总部组织游行,华师红旗和“一.二七”红旗等又集合队伍,怕“一总”抢占广播站。弄得大家都不能睡好觉。
  刚回到学院,我不了解运动情况,加上心情不好,不参加活动,当“逍遥派”。看到家里困难处境,我向同学们收集到四十七斤粮票,寄回家里买粮食。那时候,买粮食要粮票,买糖要糖票,还有布票、油票、猪肉票,各种名目繁多的票证。
  每天饭后,我就去“宇丹花园”散步。所谓“宇丹花园”,是我们宿舍楼右边的一块荒园子,我给它起个名叫“宇丹花园”。“宇丹”是我文革后改的名字,“宇丹花园”在那只有我知道。
  “宇丹花园”里,还有一批景点是由我命名的。那里有一块高地,上面有风向标等气象设备,我就称它为“气象高原”,还有“蛙呜塘”、“竹林”、 “梨园”、 “桔子园”、 “蝉呜林”、“北湖”、“岳麓山”、“万寿山”等。
  我一个人在“宇丹花园”里散步,说不尽的落拓,说不尽的伤感。母亲的哀声,女儿的笑声,妻子的叮咛声,交替着出现。我真后悔这么早返校。在我大脑中反复重叠着三个图:一个是父亲的墓地,我还沉浸在对父亲深深的缅怀之中;另一个图,就是我的故居,我还眷恋着家;再就是岳母家的那间草房,我和妻子在那里,不知道立过多少的山盟海誓,那是凝聚着我们的爱情的香巢啊!
  五月八日,我正式回到井岗山星火兵团工作。该兵团已加入华师红旗,而华师红旗已加入广州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华师“一.二七”红旗则是加入广州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而华师红旗派的对立面,“一月革命”总部和东方红总部则加入广州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简称红一司)。
  五月八日上午,华师东方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批判省委书记赵紫阳的大会,并要求赵紫阳为本院干部林国栋平反,还提出让院党委书记王燕士亮相。红旗派就派人去占会场,要求辩论关于王燕士的问题。
  东方红总部被逼撤走队伍,进行游行示威,说红旗派破坏他们批斗赵紫阳。红旗派也组织游行到暨南大学和华师附中,揭露所谓“东总”的阴谋,说“东总”提出要解放王燕士的口号,是形“左”而实右的,是否定华师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这就是华师有名的“五.八”事件。以后两派经常争论,东总这一派说“五.八大会”大方向是正确的,红旗派则说他们是一个大阴谋,双方又增加了一个互相攻击的话题。
  第二天,又发生了宣传车事件。下午五点多钟,“一.二七”红旗的宣传车经过“东总”的下属“红一月”总部门前,受到围攻。并将轮胎的气放光,使汽车不能开走。“红旗”知道后,马上集中人马赶到现场,准备辩论,看到红旗派人多势众“红一月”赶快撤走。
  晚上,“东总”又集合人马围攻广播站,要将广播站夺到手。院内两派随时都在闹摩擦,吃饭时闹摩擦,开会时闹摩擦,看电影也闹摩攘。大家互相使用疲劳战术,企图搞垮对方。学院里气氛十分紧张,随时都有武斗发生的危险。
  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讨价还价,华师的红旗派,包括华师红旗、一.二七红旗、教工红旗等,实行大联合,成立华师红旗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半,在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广州市各大专院校相同观点的组织,均派代表到会祝贺。会后,还举行盛大的文娱表演。
  那时的文娱节目,短小精焊,形式多样。不过,动作粗旷,多是冲拳跺脚,一副造反派脾气。不过,当时大家看这样的节目,觉得过瘾,够气派,也觉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
  虽然成立了红旗革委会,因为华师红旗属广州红司,一.二七红旗属三司。红司认为目前主要矛头应指向政法系统;三司则认为应从广东省委搞起,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家是按上司的布置,各行其实。套用现在的话,其实只是“一委两制”。



235、被派去广州市办联络站
  
  华师红旗总部,要求安排人杀上广州,扩大影响。五月十九日上午,我按华师红旗总部的安排,做为杀向社会的先头部队,和郑敢反一起去协助广州红旗工人海珠区联络站工作。郑敢反是海南人,原名叫什么,不知道,现名是破四旧那阵改的。他在今年四月份写了一张大字报《看狐狸精的嘴脸》,内容是说一部分人原是保皇派,摇身一变,成为革命派,这种人应引起注意。这张大字报在华师引起巨大的反响,有人拥护,也有人批判,他也出了名。
  广州海珠区联络站工作人员,由华师红旗、华工红旗和华农四野三个组织派出l 0个人组成。每个组织各派一名负责人,我是负责人之一。
   我们的主要责任是协助红旗工人办一个指导工运的小报《红旗工人》,每周一期,并协助宣传广播、写大标语和抄大字报,收集资料,编辑出版小报等。


http://bbs.tianya.cn/post-202-536244-3.s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1-08

236、思想彷徨
  
  这段时间,我虽然又卷入运动,但精神还是不能集中,有时还想着回家,挂念年迈的母亲。正如日记所写:“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这么低沉,我的精神从来没有这样颓废,我简直要疯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红旗工人海珠区联络站,宣传组并无一人,也找不到一位相识的人,不好开展工作。我只好从那里前往中山大学。去中山大学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了解一下中大运动的情况,一个是想找几位老同学借点钱。我正在闹钱荒,原来借同学的钱尚未还清,最近要在社会上活动,又需要一些钱。
  找到李军同学,我将自己的情况简单谈了一下,没有借到钱,只好离开中大,上街取送去修理的理发剪和买点水彩。家里理发剪坏了,我从家里带来,前段时间送去高第街修理。
  五月二十一日,华师红旗总部组织参观中国进出口商品陈列馆。当时,外国封锁我们,不和我们做生意。我国每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五日,在广州海珠广场的中国进出口商品陈列馆,展出我们的工农业产品,让外国商人来选购。这个陈列馆,一直办到一九八0年改革开放后,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为中外、内地和港澳的贸易作出了重大贡献。
  晚上,广州市革命造反派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大会,庆祝电影《毛主席第五、第六次检阕文化革命大军》隆重上演。我去得特别早,还没有开会。会前我再一次参观了中山纪念堂和孙中山先生的铜塑像。
  我的思想还是在剧烈地斗争着,又想回家,又想积极投入运动。最后,还是后一种思想占了上风。第二天一早,我就把铺盖搬到红旗工人海珠区联络站,准备开展工作。



237、躺在海珠广场草地想家
  
  海珠区联系站和海珠广场比较近,晚上,我布置好睡的地方后,就跑到海珠广场。我找一块草地,一个人仰天躺在草地上,看着海珠广场上的万家灯火,又陷入暇想之中。
  到联络站的第二天,宣传组开了个小会,研究出小报的事情。开始,叫我去东校场采访一个造反派大会,我觉得还是下去了解情况好,决定去前进路找红旗工人的一个分部了解情况。
  我在“前进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分部,我只好先回学校了解情况再说。晚上,我回到联络站,没有看到其他人回来,也没有稿件,看来今天是编不成了。我只好又去海珠广场,从海珠桥开始,沿着珠江走,一直走到人民桥。后来,又回到海珠广场的一张石椅上躺下,觉得很舒服,不知不觉中,又想起家,想起母亲、妻子和女儿。
  我那时只是一个人行动,如果出什么事故,如果被人杀了,肯定很久以后才会有人知道,但那时倒没有这种想法。
  回到联络站里,冷冷清清,我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搞头。一是红旗工人没有人来联络和解决问题,靠我们几个外单位的人来搞,不好处理各方面问题。二是我不懂广州话,不能接触工人,对促进工运和加强自卫的锻炼,均没有好处。因此,一早我就向宣传组其他同志交了稿件,向郑敢反说一声,就搬回学院了。

238、撤回学院
  
  到联络站的第二天,宣传组开了个小会,研究出小报的事情。开始,叫我去东校场采访一个造反派大会,我觉得还是下去了解情况好,决定去前进路找红旗工人的一个分部了解情况。
  我在“前进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分部,我只好先回学校了解情况再说。晚上,我回到联络站,没有看到其他人回来,也没有稿件,看来今天是编不成了。我只好又去海珠广场,从海珠桥开始,沿着珠江走,一直走到人民桥。后来,又回到海珠广场的一张石椅上躺下,觉得很舒服,不知不觉中,又想起家,想起母亲、妻子和女儿。
  我那时只是一个人行动,如果出什么事故,如果被人杀了,肯定很久以后才会有人知道,但那时倒没有这种想法。
  回到联络站里,冷冷清清,我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搞头。一是红旗工人没有人来联络和解决问题,靠我们几个外单位的人来搞,不好处理各方面问题。二是我不懂广州话,不能接触工人,对促进工运和加强自卫的锻炼,均没有好处。因此,一早我就向宣传组其他同志交了稿件,向郑敢反说一声,就搬回学院了。

239、思想消沉混乱
  
  学院里的运动,基本卷入派性的旋涡。大字报栏里贴的,是“东总”和“红旗”派互相攻击的文章。也有零星是批判“二月提纲”和“修养”的文章。
  昨天晚上,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东方红公社”(旗派)来学院专程为红旗派放批判电影《逆风千里》,据说这部电影是陶铸指示要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的。因此,大字报栏里也有零星批判《逆风千里》的大字报,不过理论上提得不高,论据也显得不足。
  那段时候,我常常用“琼海浪”战斗队为名,写一些有建议性的大字报。五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就以“琼海浪”战斗队为名,发表两点声明:一是不要打内战,二是不准利用手中的权力压挤革命派。下午,我写出批判“二月提纲”的文章,题目是《林铭勋是二月提纲的积极执行者》,从另一个角度,揭发和批判院党委副书记林铭勋的错误。
  五月二十七日晚上,红司的司令武传斌来我院为红旗战士做报告。他是中大红旗的头头,成立红色造反司令部,他当了头头,可神气得很。经常要带保镖,主要是怕其他派绑架。
  武传赋的报告,第一点是强调要加强学习,这一点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第二点,强调红司目前主要目标是搞政法系统,揪军内一小撮。他认为,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有问题,中央一再强调不要乱军,红司喜欢提一些左的口号,标榜自己最革命。再就是号召红旗战士发动起来,掀起批陶(铸)批赵(紫阳)的高潮。
  陶铸后来调上中央当宣传部长,不久又倒了,变成全国第三号人物,称为刘邓陶,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
  按照武传斌的部署,五月三十日上午,红旗革委会在院礼堂公开批判王燕士执行“二月提纲”的罪行,由于材料组织比较好,会场气氛还是比较热烈。
  接下来华红旗开会,研究斗争大方向。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有时还开展激烈的辩论。那时的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肯说话。当时内部就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以往大方向正确,另一种是对大方向表示怀疑。对以后如何开展运动,大家也说不清楚。
  我是参加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搞不清楚这些乱糟糟的事情。一九六七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现在,华师红旗总部大喊‘反右倾’,我很不理解。右倾以什么做标准昵?是以对敌人的态度来衡量?还是以对老保的态度作标准呢?难道“老保’就是敌人吗? ”
  我敢打赌,在当时,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亦不少,不过,人云亦云而已。当时,总是辩论两句话“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其实,什么时候都是“运动群众”,过去,现在和将来均是如此。



240、开始逍遥
  
  这段时间,我的身体不好。主要是步行串连回来,没有得到休息,又回家一段时间,经常头昏眼花,睡眠不好,感到十分疲劳。只好每天注射肝精和维生素,增强身体抵抗力。
  经济危机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回家,我借了同学们的钱,大家都困难,我又暂时没钱还给他们。有时想来想去,觉得很难摆平这些问题。家事、国事都不好摆平。
  由于拖得很久的派性活动,加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家里来信,不知道会不会有事,我经常因家事睡不着觉,弄得身体很疲倦。只好去看病。五月二十七日上午,我去院医室开了一张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转帐单,赶去中山医请徐光霞姐帮我挂号,第二天才去看病。大家都没有事干,我们边等看病,边谈一些天南地北的事情。
  我当时的活动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给黑白相片上颜色,那时没有彩色相片,要加彩色就是在黑白相片上涂颜色;另一种就是和同学下象祺。我的象棋水平在班里是中等水平,对手是陆俊杰、杨锦山。
  如果没有太多围观者,则多数情况下是我胜或者和,赢多输少。如果围观的人多,大家七手八脚的,你推一子,他抓一子,多数和棋,或是我输。
  第三种,就是晚饭后去“宇丹花园”散步。“宇丹花园”实际上是一个荒园子,似是学院的一个花圃,后来没人管了。它是我的“百草园”,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它给了我许多的休闲和乐趣。现在这地方已变成一片楼房。
  晚饭后,我常常带报纸、书或红旗杂志去那里坐着看,那刺耳的蝉呜,在我的耳里成为十分动听的交响乐。我正在构思我的诗篇,虽然没有构思出来,但我自称为“宇丹花园诗人”。不为什么?就是因为无聊。



241、红旗派想揪军内一小撮
  
  那时,人们是以派别分类的。我和朱国英是老同学,他是东方红“一总”的,我是红旗总部的,观点不同,碰到一起,就争论谁是保皇派谁是革命派,几乎反目成仇。陈运完姐远在湛江,她是属于“地总”、“红总”派的,和“红旗”派观点不同。结果,我和她在信里也常常争论,弄到后来书信来往也少了。
  六月初,广州红司决定炮轰黄永胜,黄永胜当时是广州军区司令。先由中大“八.三一”造反兵团发难,他们在广州散发了一个“炮轰黄永胜”的传单。
  六月七日下午,华师红旗总部在风雨操场讨论“炮轰黄永胜”的问题。当天,我在日记中记下了讨论的情况:
  “会上有两种观点:(1)不能轰,这是少数人的观点。理由是,周总理说过,毛主席信任黄永胜。周总理还说过,各大军区司令员都是毛主席亲自审查过的,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这些人的理由还有,广州面临港澳,当前帝修反很猖狂,不能乱军。黄永胜有错误,可以在毛主席的教育下,慢慢改正。
  (2)要轰,但要考虑方法。理由是,黄永胜在今年三月黑风中镇压造反派,现在仍然耍两面三刀,不支左而支保。五月底又发了一个类似‘二月提纲’的‘五.三0’通告,镇压革命派。毛主席相信他黄永胜,就是希望他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他不执行,只有炮轰。
  在讨论中,两派相持不下,但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慎重,不利于革命的事坚决不做,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当时,红旗派对黄永胜是十分恼火的,主要是说他不承认红旗派是革命派,没有明确表态支持红旗派。因此,说他执行的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242、华南师院树毛主席塑相风波
  
  一九六七年六月初,华师发生树毛主席塑相的风波。七日下午,红旗革委会在大礼堂召开本派战士大会,研究在学院建毛主席塑像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五月份已经提出。五月十四日,“北戴河”红旗提出倡议,五月十六日华师红旗长江兵团也提出倡议。五月二十日,红旗革委会、教工212红旗和红旗工人三个组织的头头,成立了建毛主席塑相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提供的方案是: 1、地点:在课室大楼前;2、塑像规格:基高3米,身高5米,宽6米;3、用钢筋泥凝土捣制。
  晚上,广州美术学院的红旗派送来了一个毛主席塑相的模型。旗派战士马上在课室大楼前集会,举行毛主席塑像奠基典礼。会上还表演了文艺节目。
  很晚了,另一派的广播响了,吵得全校只好洗耳恭听他们的声明。自从红旗派攻占院广播站后,他们也自办广播站,两个广播站对垒。那些高音喇叭看起来怪吓人的,一个个长达五米以上,喇叭口径一米左右,声音震天响,吵得大家无法安宁。
  “东总”的严正声明;㈠抗议旗派占了他们的毛主席塑相基地;抗议旗派单方面建塑相,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接着,还播送了热烈祝贺他们这一派的塑相奠基典礼。地点还是在课室大楼前同一地方。
  “东总”的广播站响了以后,旗派的广播站也不甘寂寞,同样提出抗议,两个广播站都用高三十六度的播音对骂,吵得大家只好不睡觉。我只能用棉花把耳朵塞上,给相片上彩色。
  第二天,华师红旗总部安排我井岗山星火兵团派一部分战士去挖毛主席塑相地基,我也参加了。当天我的日记记录如下:
  “我们到了课室大楼前,东总们已在那里挖地基,还设立了毛主席塑相地基建设指挥部。我们这一派没有领导到场,我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争,加上昨晚睡不好,跑回宿舍睡觉。”
  “据说,后来旗派调了很多战士去围攻,闹得很凶,还发生过动手事件,一直闹到下午一时多。后来,双方头头达成协议,双方撤退,不要扩大事态,也不要宣传出去。”
   其实,不可能不宣传出去,双方在广播里对骂,互相说对方单方面撕毁协议,扩大事态。在文革中,这类互相纠缠不清的问题,不知有多少。
  在建毛主席塑相的问题,双方各搞各的。“总派”在课室大楼的二楼,用泥搞了塑相模型。派入进行把守,防止红旗派进行破坏。
  红旗派,则在风雨操场同样用泥巴搞塑相模型。具体操作过程,用泥搞一个泥塑,然后用石膏倒一个模,再以石膏模用白水泥捣制塑像。
  两派的塑相模型我都去看了,都是请美术学院同派的教师或学生来搞泥塑,都塑得不错。华师因为两派势均力敌,没有统一,结果没有搞成塑相。
  中山医学院、华南工学院等许多单位都在校园里树起塑像,但后来都被拆除了。那时,在全国到处都有毛主席塑相,在他生前或死后,逐步被拆除了。一九九七年我到丹东市,还看到一座毛的塑相存在,算是一个例外。



243、我同样卷入派性摩擦
  
  在一九六七年的整个六月内,除了经常和“东总”闹矛盾闹摩擦外,中间还穿插着批判刘少奇,批判赵紫阳,再就是支援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迫害斗争。
   六月中旬,广州红司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批判刘小奇的誓师大会。刘少奇最近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对这个检讨的评价当然是“假检讨,真反扑”。中央要求通过“大批判”打击他的反动气焰。
  我的主要任务,是受命写文章。两方面的文章都写,一方面是反击“总派”的攻击,另一方面是批判刘邓陶的文章,批判赵紫阳的文章,叫做两面作战。
  六月二十六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我抛出《论‛奇派’和‘破旗’》的大字报,主要是反驳总派对红旗战士的攻击和污蔑。署名是‘北冰洋评论员’。我在写大字报时,还用到‘仁至义尽评论员’和‛琼海浪战斗队’。”
  那时,各群众组织为了搞派性,可以说是挖空心思的。各个组织,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设有干部组、资料组、大批判组和保密组、保卫组等等。我一向是属于批判组的。
  另一派搞得更有意思,在五月份泡制了一个“华师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份作战部署(绝密)”的文件,大造舆论,说这个司令部要血洗华师等等。
  更巧的还在于华师没有“华师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这个组织,只有“华师红旗革命委员会”或是“华师红旗造反总部”,这是用模棱两可的手法,引起人们对华师红旗的厌恶。接着,在六月中旬,又泡制一个“六月份的作战部署”,引起公安部门、院武装部对华师红旗的注意,其手法是够水平的。



244、中央号召实现大联合
  
  为了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联合发表社论,号召大家学习,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逐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样闹摩擦下去总不是办法,在六月中旬的日记上写道:“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央考虑的是大联合问题和人的思想革命化问题。”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华师红旗革委会从六月二十日起开始整顿,提出通过整顿,打烂山头,实现真正的联合。当时,华师红旗革委会,实际上只能算是红旗派的一个联络站。
  红旗革委会中的两大总部是华师红旗和华师一.二七红旗,而华师红旗是加入广州的红司,一.二七红旗却加入广州三司。这些部门的下面,还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山头,和解放前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一样,自立山头。
  在讨论华师红旗革委会打烂山头实现真正的大联合问题时,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维持原山头不变,加强红旗革委会的权威,有统一指挥权;二是按红司派和三司派大山头不变,铲平大山头中的小山头。
  第三种意见比较彻底,宣布退出广州红司和三司,解散大大小小山头,以系为单位成立红旗革委会分部。
  由于广州红司和广州三司,在对广州的运动如何搞下去,主攻方向是什么,各有不同看法,有各不同的部署,造成华师红旗和一•二七红旗之间也并不协调,常有猜疑。
  就是所谓对付“总派”目标一致,“总派”不跳,内部猜疑。说到打烂山头,华师红旗怀疑一.二七红旗要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一•二七红旗又怀疑华师红旗没有诚意,意见无法统一,只好暂时休会。
  为了解决打烂山头的问题,又不让“总派”掌握我们的内部情况,第二天,红旗工人华师分部、华师红旗革委会、教工212红旗等几个组织将队伍拉到广州市的东郊公园开会。会上,还是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退出广州红司和三司,打烂山头,以系为单位成立分部;另一种,认为这种作法快了一点,大家没有思想准备。
  下午还是在原地分组讨论。开始,按红旗革委会常委们的意图,要以系为单位组织讨论,后来认为条件不成熟,改为以各兵团为单位座谈,统一思想,实现真正的联合。
  我属于华师红旗总部,参加了讨论。会上,有人怀疑这次要打烂山头,是一.二七红旗企图吞并华师红旗,不同意打烂山头的人越来越多。



245、砸烂山头不容易
  
  中国人是十分重视山头的。要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们打烂山头,简直是等于缴了他的械,夺了他的权。那是非死而后己不可。因此,撤山头的决议,只能不了了之。
  最后,华师红旗的头头宣布,由广州红司、三司、新一司和中医学院3 0 1兵团,在中山医学院召开会议,达成协议,成立广州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广州一司是学生组织中与红旗派对立的“总派”代表。后来,从广州一司里分化出一部分组织,另外成立广州新一司。算是从“老保”营垒里杀出来的造反组织。
  这次广州红旗派采取的大联合姿势,做出响应中央号召,实行大联合,就可以宣称自己走在其他派的前面,代表运动的大方向。
  东郊公园会议后,第二天下午,我们井岗山星火兵团专门开会研究打烂山头问题。我们这个兵团,在华师红旗中一向是左的,而且是历史最悠久的山头。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撤山头,而是主张保持现状,加强红旗革委会的权威。
  我们的理由也是很堂皇的:一是大联合是党中央的号召,一定要搞,而且要抓紧和加速搞,但是要与广州地区和我院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不能一窝蜂而上,搞一刀切。
  二是退出司令部是不适当的,这会造成上下失调,造成学院里红旗派更大的分裂。造成红旗革委会没有统一指挥权的原因,不在于群众不服从和组织形式不统一,而在于领导层的思想不是集中和统一。
  由于红旗革委会各山头暂时不同意打散,只好维持现状,红旗派与“东总”打派仗,红旗派内部照是互相猜忌。
  最近学院内又发生红旗派和“总派”抢夺电影放映场事件,两派的广播室都发表了严正声明,强烈抗议对方侵占放映场,剥夺对方看电影的权力。
  为了防止“总派”攻占和破坏广播站,红旗革委会的头头决定派人进驻广播站,加强保卫工作。我也被抽调进驻广播站,住在广播站,日夜轮流值班,保卫广播站。
  在广州市,由于提出大联合,派性活动反而又空前激烈起来。因为红旗派率先搞了一个红代会筹委会,另一派的广州市红一司也搞了一个红代会,与其分庭抗礼。
   广州红一司派的广州郊区贫下中农联合会(简称郊贫联),也与红一司统一行动,在广州市造成一时的严重对立。
  广州红司极力主张为广州“八一”兵团平反,这个兵团是军管会于三月一日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取缔的。因此,红司与军管会的矛盾比较大。
  华南师院内部,派性矛盾也有激化的倾向。红旗派占了课室大楼做为据点,而“东总”一派则占领课室大楼左方的图书馆大楼做为据点,双方都加强了防卫。



246、南岗农运站
  
  为了打破“总派”与郊贫联独占郊区农村,打破他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广州红司决定派红旗战士下乡组织队伍,击溃“总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阴谋。
  六月二十八日,华师红旗总部给我交代任务,叫我带几位战友前往华工红旗总部联系,以红司的名义,到广州郊区的罗冈公社南冈大队设立农民运动联络站。就是在羊城新八景的“罗岗香雪”的那个地方。
  我按红司农运站的意图,带领十位战友到罗岗公社搞农运,建立联络站。这十人中,我校四位,均是男的,中大一位和华工一位,还有广州卫校的四位女同学。
  联络站分两个点,一个在南岗中学,由我校四位同学驻点。另六位战友到罗岗设联络站,我在南岗联络站住了十二天,主要是向贫下中农做宣传,让他们了解红旗派就是革命造反派。我在七月一日那天的日记上写道:
  “看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广州的‘地总’‘红总’等保守派,在贫下中农中散布我们的坏话,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使贫下中农把我们视为敌人。”
  “他们在群众中散布说我们拉一派打一派,挑动武斗,大搞打砸抢,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强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还威胁我们说:‘如果你们来挑动武斗,就叫你们有来无回。’”
  “我想,我们应该严防阶级敌人趁机破坏我们和贫下中农的关系,但也要对情况有一个正确的估计。我们应该多下去和贫下中农接触,逐步增进感情和了解,消除他们接受过的反面宣传,否则我们就没有达到争取贫下中农的目的。”
  “在农民讨厌派性的情况下,我们不宜过多地宣传两派矛盾,而应抓住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逐步取得农民的信任。”
  在十多天内,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指导联络站的工作,逐步地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拉起了队伍。
  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组织红旗战士下乡参加劳动。开始,许多大队和生产队听说我们是旗派,不让我们去参加劳动。我们就主动上门,只讲劳动,讲斗争大方向。通过广大旗派战士的艰辛劳动,在劳动中与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
  第二步,组织下乡宣传表演。广州医学院红旗有一个文艺宣传队配合我们工作。为了不引起农民的反感,广医红旗宣传队主要演出批刘邓陶的节目,演出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节目,逐步取得广大群众的好评。
  第三步,组织批判刘少奇和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漫画和传单,发动贫下中农起来,一起批判刘批陶。郊区贫下中农文化水平比较低一些,漫画宣传是比较好的形式,我们就多印漫画,到处张贴,效果比较好。
  第四步,就是组织队伍。在极短的时问内,我们利用当地的几间学校,就是广州溶剂厂工读学校、广州海运学校和南岗中学等学校的红旗派为基础,逐步发展队伍。
  我们联络站,还充分利用这支队伍,深入贫下中农中做好宣传工作,让贫下中农了解红旗小将。我还亲自写了一张传单《不要把矛头指向红旗小将》,亲自刻印发到群众中去。
   这份传单,以亲切的感情,叙述了红旗小将造党内走资派的反的伟大战斗历程,深深打动了贫下中农的心。
  联络站还充分利用工厂的工人,协助做好扩大宣传的工作。罗岗附近有一个“永为民”化工厂,红旗工人的比例比较大。我们就利用他们与农民的各种联系,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到七月六日,我们联络站的工作已大见成效。我召集附近的中学,包括广州溶剂厂工读学校、广州海运学校、黄埔船厂、南岗中学等红旗战士研究,扩大联络点,并成立一支宣传队,直属于联络站的领导之下。
  七月十一日,因有新的战斗任务,我从南岗联络站撤回学校。南岗联络站在其他同志的主持,继续开展活动。

247、驻广州办小报
  
  我从南岗撤回的那天晚上,由工联、红旗工人、三司、新一司、中医学院3 0 1等组织,发起成立“广州批陶联合委员会”,统一部署广州造反派的批陶活动。
   陶铸在广州工作多年。中央指示:要在广州掀起批陶的高潮,通过批陶实现大联合。据说这是江青请示毛主席批准后,发出的指示。中央这个指示是通过戚本禹向广州军区传达的,要求他们传达到各个群众组织。当时,红旗派内部的消息说,军区只告诉总派,没向红旗派传达。
  听到消息后,他们马上部署,于七月六日着手筹备成立广州批陶联,有l 2 0多个单位,近四十万人参加,声势比较大,并且已有形成大联合的格局。
  另一派也于七月十三日晚在广州召开一个斗陶大会,以示紧跟中央的部署。斗陶大会后,还宣布成立批陶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早上,我们几个人根据华师红旗总部的安排杀向广州,研究广州运动的动向,以指导本单位的运动。我们就住在广州市教育路的广州市轻工业局办公楼内。
  华师红旗原来已有一个“战广州”和“劲草”战斗队,在广州活动。广州红司还有一个“呐喊”兵团,在广州市研究运动动态。我们初到广州市,掌握情况不多,先和他们了解一些情况,听听他们对形势的看法。
  许多群众组织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都办了小报。我们办的华师红旗小报的创刊号于七月十六日正式出版,我们手中的很快就卖完了。
  我们搬到轻工业局的第三天临晨四时许,女人的呼救声叫醒了我们。那时,我们警惕性很高,马上冲出去。原来是一名加夜班的女工下班路过教育路,被一名流氓调戏,我们冲出时,那流氓已逃走了。
  这两天,我先是到华工了解情况,再就是到中山大学参加红司的一个形势辩论会。
  中大的形势辩论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大联合的时机尚未成熟,要在造反派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防止上广老潭的当。
  另一种意见,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陶,逐步实现大联合,对军内的问题要谨慎小心。关于广老潭问题,最好还是提陶铸、赵紫阳的死党比较策略一些。
  一种是激进派,一种是策略派。我的观点还是倾向于策略派,认为对于造反派组织中出现的消遥派倾向,是小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表现,应该教育。
  下午,我回学院一趟,收到妻子的来信,知道家里的情况,略略放心。还知道好朋友吉承勋和五姨结婚了,我祝他们幸福。
  刚好碰到南岗联络站两战友回来找我,他们说昨天受到“总派”的围攻,工作不好正常开展。他们很希望我回去和他们一起战斗。
  晚上,我返回轻工业局住地,没有看到其他同志,我以为他们去了鲁迅博物馆,赶到那里也没有看到他们。我只好一个人跑到海珠广场,坐在那柔软的草地上,在凉风吹拂下,感到十分舒服。
  七月十九日,我写了一篇题为《论陶铸路线》的批判文章,自我感觉不那么理想,主要是在理论上提得不高,论据也欠充足。
  到广州市几天,了解了一些情况,但对于“广州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心里好象没有什么底,觉得是个难题。一是吃不透上头的精神,摸不清中央的意图。二是不懂如何将运动引向深入。
  毛主席说过:“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说是这么说,老是乱哄哄的,国家也不好收拾。看来,中央对广州的运动,只是希望运动能正常、平稳的发展下去,不要出现大的混乱。
  现在,不少单位在提出“复课闹革命”了,中医学院已经开始复课了。中山医学院也已在酝酿复课了。



248、武斗迫在眉睫
  
  广州武斗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七月十九日晚,在我们在广州的住地——轻工业局办公楼就发生了一起凶杀事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大约是晚上十点左右,我们正在写大字报,有一群中学生模样的人追一人走进我们的住地,说是偷单车的贼,又打又踢。
  后来这个被追的人冲出去,走到楼上,被刺了三刀,流了很多血。我们怀疑是武斗事件,冲上去,凶手已经撤走。我们将伤者送去中山医抢救。
  原来,那些凶手是广州四十六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些“主义兵”,都是一些毛头小孩,他们喜欢冲冲打打,几乎成为武斗的别动队。
  全国许多大城市发动武斗的消息,也通过各种传媒,传进广州,更增加了武斗的恐怖感。武汉的武斗,更是规模大,影响坏。当时,武汉的“百万雄师”声势浩大,也比较嚣张。
  中央为了解决武汉两派的问题,派谢富治和王力前往武汉,“百万雄师”不但没有诚意解决问题,反而扣押了这两个人,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也受到了牵连。
  中央下令解散“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并撤掉陈再道的军区司令职务。用了几天时间,才平息了武汉的问题。
  为了声援武汉的造反派,广州的红旗派集中在越秀山体育场,控诉陈再道和“百匪” (百万雄师)的滔天罪行,会后还游行。



 249、武斗开始
  
   广州的武斗迫在眉睫。七月二十一日晚,华侨糖厂发生了两派武斗,其中一派受到另一派的围困,广州警备司令部和军管会马上派人前往制止。 ’
  当时,中央有一条规定,解放军前往支左,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并且不准带枪。因此,解放军是空着手去制止武斗,在双方对打时,解放军列队从中间隔开,使两派脱离接触。造成解放军受伤的人比较多。
  这是广州市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武斗,死了几个人。七月二十三日中午,在中山纪念堂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武斗,这是广州市的第二场大规模的武斗。“7.2l”、“7.23”武斗,实际上是两个连环的武斗事件。
  红旗工人为了追悼“7.21”被打死的战友,原定在中山纪念堂开追悼会。“主义兵”说他们要成立总部,要使用中山纪念堂。红旗工人只好改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追悼会。结果发生矛盾,引起武斗。
  这两次武斗,我均没在场,就算在场,也说不清楚。后来,解放军赶来制止武斗,双方各有伤亡。对这次武斗,双方都把罪行推给对方,至于真实情况如何,可能是千古之谜了,谁也没有去追查的必要了。
  七月二十五日,红旗派又在广东人民体育场开追悼会,追悼“7.2 1”、“7.2 3”他们的死者。这个会我参加了,当时从汽车上抬下五具用白布绑好的尸体,唱着哀乐,气氛具有挑斗性。
  连续发生武斗,弄得广州人心惶惶。一是抢购米、面、油等食品和大量的副食品、日用品等,造成市场供应很紧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是各条街道实行联防,各街各巷的路口均用砖头筑起了,安上门。各家备有铜锣或破面盆,一有风吹草动就敲起来,真是森严壁垒。

250、学院两派备战
  
  因为形势十分紧张,我们驻广州联络站也撤回学院。学院里也很紧张,两派都各往自己的据点搬石头、铁块、石灰等。我们还是睡在原来的宿舍里,但也关紧大门,并且备了一些可以反击的砖块。
  不过,我们白天还是在广州活动。我根据广州出现的新情况,写了一份大字报《关于广州形势的问答》,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写的。贴在广州中山五路,看的人甚众。主要是抓住了人们的心理,是我写得最好的一份大字报之一。
  我的这份大字报,贴了三天,看的人还是陆续不断,估计看的人有近万人。这份稿子后来登在“华师红旗”第三期上,不过被修改得走了样,我很不满。底稿没有保存下来。后来,我还写了《关于广州目前形势的问答(续)》,效果也不错。
  由于回学院住,白天去广州跑,对工作很不方便。两天后,我们还是决定住在广州市轻工业局。
  那段时间,我的经济状况十分枯竭,在广州跑来跑去,车票都是靠自己出钱,可以说是“掏钱闹革命”。我的债台高筑,欠了同学不少钱。我挖空心思,筹措无门。家里困难,不好开口,又没有别的生财之道。我只好厚着脸皮向高中的班主任借钱。他向我伸出援助的手,从邮局给我汇来二十元,替我解困。我将大部分钱还给同学后,留下五元供我做“革命”用。
  由于武斗风声利害,在广州的大学生不少人都想回家避乱。我也想回家,不过又觉得参加这样的战斗更有意思。因此,我不把武斗的情况告诉家里,以免他们为我担心。
  一九六七年的建军节就要来临了,我正在赶着写一篇文章《论军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准备登在“华师红旗”小报上,作为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文章。正在写的时候,南岗联络站的战友欧阳粟芬、宁秀连两位女将来找我,交换最近情况。她们说,南岗联络站的工作有所开展,红旗贫下中农的队伍在壮大。不过,由于武斗形势比较紧张,郊区发现有别派人兴集结的情况,她们已搬到“永为民”化工厂住,那里比较安全一点。
  这段时间,我在文字方面得到锻炼,差不多每天都在写大字报,是驻广州联络站的主要笔杆子。同时还抄大字报,练毛笔字,我的毛笔字不很好看,但抄得快,也可以过得去。同时,还学刻钢板,不但刻字,还刻画,刻漫画。有时,又刻又印,可以说,我是得到充分的锻炼。
   在红旗派中,红司派和三司派也常常发生摩擦,红司是以中大红旗和中大八.三一为核心,头头是武传斌;三司是以华工红旗为核心,头头是高翔。同样,在“总派”(地总、红总、主义兵)中,也有分化化解的现象,华工“八.一八”原来是总派观点,现在则倒向旗派。
  华师内部,也出现这些现象,华师红旗和一、二七红旗之间,也常常闹摩擦。但是,考虑到两派的斗争,多数情况下,还是统一行动。八月二日,一.二七红旗攻占了化学楼,将总派挤出去,等于多占了一个据点,华师红旗则占了教学大楼。



251、广州街头恐怖(一)
  
   8月初这段时间,特别是从5日起,广州出现了抢枪的现象,也抢汽车,形势相当严峻。武斗的风声,在平息一段时间之后,又紧张起来。8月9日上午,我去广州科学馆参加全国形势讨论会,听取各地情况汇报,信息都不那么乐观,武斗频繁。
   下午,我们联络站几位同志去卖“华师红旗”小报,小报还没有卖完,听说发生武斗,交通中断。原来有一部汽车经过广州郊区的棠下大队时,被人包围企图抢车,被开枪打伤了几个人。由于到处抢枪,不少人手中掌握枪枝。如果再发生武斗,将是枪对枪,那是相当危险的。
   学院里情况也比较紧张,“东总”他们全面撤走了,一部分同学害怕武斗,回家去了。整个校园显得冷冷清清的。看来,白色恐怖还要维持一段时间,我怎么办呢?
  我想回家,也想留下来,“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里相当矛盾,就怕那个“万一”,母亲怎么办?老婆和孩子怎么办?
  8月9日,我们本来准备返回学院,研究一些应急的问题,由于汽车司机怕抢车,下午四点多钟就不敢往郊区开车,我们没有办法回校,只好住在联络站里。
   1967年8月10日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广州城。街道上行人匆匆而过,他们个个神色紧张,打听着昨晚武斗和死人的消息。”日记还写道:“我们决定上午返回学院,但是车很紧张,好不容易才挤上车。因为到处出现抢车的现象,司机的生命没有得到保障,晚一点就不敢开车。”
  回到学院,我和许锅宪同学商量,将我的一些书和行李转移到他家去。他是广州人,家在高第街。
  1967年8月10日、11日,在广州街头打死了很多人。在中山五路、北京路等主要街道,这里吊一个死人,那里吊一个死人。甚至在警察的岗亭上,也吊着死人。走在街上,就好象走进一个绞刑的刑场一样,十分恐怖。据传说,从监狱里跑出一批劳改犯,被打死的都是劳改犯。又说从外地有一批小偷转入广州,到处偷东西,被联防队打死。真实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上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是吊着,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是可怕。那两天,我照样在广州街头溜达,坚持在广州活动,并不感到十分害怕。



252、广州街头恐怖(二)
  
  我8月11日的日记全文如下:
  “广州的白色恐怖太可怕了。天空阴沉沉的,有时还撒着小雨,因为公共汽车基本停开了,路上行人匆匆而过,生怕遇到什么大祸。街头这里,那里吊着死尸,到处是一片阴森可怕的景象。由于武斗,居民的生命财产没有得到保证,各街道、大街小巷纷纷将街口筑起来,实行联防。晚上街道居民防盗讯号的锣声,此起彼伏,更增加了不少阴森气氛。他们抓到小偷,或者误入街道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死里打,打死后就将尸体挂在街上。夜空,突然会传来一些冷枪声,时局空前紧张。现在活着的人,说不定一下子就变成死尸。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驻广州联络站从广州轻工业局搬到广州中医院。(沙面附近)”
  第二天,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早上,我先去一号码头,准备买回家的船票。但是,买船票回海南的人很多,我不排队了。后来去中山医找徐光霞姐,她劝说我还是回去好。我又跑回一号码头,这时,码头已停止卖票了。我的心情很复杂,看到街道上吊着的那一个又一个面目狰狞的死尸,心里直打怵。不回去吗?说不定那一天,我也象他们中那一位老兄一样,被打死后吊在街上。回去吗?就变成‘文革’的逃兵。”
  从8月12日至17日,整整几天,我总是在彷徨不安中渡过。17日上午我回到学院,大部分同学都走了,在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感到冷冷清清,毫无生气。看到这种情景,我感到十分寂寞,决定还是到广州市去。谁知道下午两点多钟,公共汽车就不开了,我只好在宿舍里渡过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我马上爬起来等车去广州。同样,要等很久,22路公共汽车才开过来。
  原来,一派占领着广州总工会大楼,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几个十字路口,另一派准备拔掉这个据点。八月十九日晚上十二点多开始进攻。我们当时住在广州中医院,听到清脆的枪声和炸药包、手榴弹的爆炸声。在攻到三楼时,解放军到现场传达周总理的来电,下令撤出才撤出。
  武斗平熄一段时间之后,冷战又多起来。8月19日,中大红旗和郊贫联打起来了,中大红旗死了一些人。第二天在广州东校场开追悼会,抬尸游行,气氛又紧张起来。
  8月21日,我回到学院,走的人更多了,留在学院里的同学廖廖无几,晚上,我一个人睡在宿舍里,黑灯瞎火的,一阵又一阵恐怖袭来,使我产生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下决心,走了,走了。
  我买到一张船票,但是船期不定。我天天到码头去打听船期,同时还积极的参加写大字报,号召大家起来文攻武卫。在难耐的等待中,终于在八月二十四日有了开船的消息。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一号码头去坐船。刚好在船上碰到我们村的林日湖哥,他是来广州参观,因形势紧张,只好提前回去。
  我那亲爱的妻子,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托林日湖带十元钱来给我。林没有去找我,凑巧在船上碰到他,他将钱交给我。我们登上开往海口“红卫一号”轮船,船离开了码头。看着远去的广州,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253、怕武斗躲回家
  
  轮船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早上停靠海口秀英码头。这几天,海上风浪很大,船摇得很利害,加上心情很乱,我昏昏然地躺在船铺上,不敢起来走动。这一次是我坐船以来,昏船最利害的一次。
  本来,船应在昨天晚上靠岸,让旅客上岸的,因为海口地区也比较混乱,为了旅客的安全,只好在船上过夜。
  到达海口,我们马上赶到汽车总站买回家的车票,侥幸买到后天的车票,算是吃了个定心丸。我让林日湖哥先找个地方住下看行李,我到海南医专去找同学了解一下海口的情况。
  海口市的两大派叫做海联司和东方红,东方红和广州的红旗派同观点,海联司(海南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和广州的地总、红总和红一司同观点。两大派于八月八日打过一场架,虽然不是很激烈,但是破坏性很大。汽车总站对面的海南旅社和建国旅社,是当时海口比较现代化的建筑物,都被炸塌了,全部报废。伤人情况如何,不很清楚。



254、终于回到家
  
  八月二十九日早上,我们坐上回佛罗的汽车,那时主要是走西线,经过儋县的拿大,东方八所。一路上要停车检查,主要是检查枪枝弹药,人员检查证明,学生检查学生证。
  好不容易到达佛罗站,我和林日湖哥都背着沉重的行李,向家乡走去。我主要是背一大捆各群众组织的小报,这是我在广州街头跟他们要的或是买来的。
  “文革”中这些群众组织的小报,后来世界各国图书馆或是个人,均要收藏,有些一张售价高达一万元以上。可惜的是,我带回的这一百多份小报,因为母亲和乡亲们怕惹事,叫我把它烧了,如今半张未存,感到十分后悔。
  走进家里,又瘦又黑的母亲拉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我的妻子正在野外做工,有人到田里把她叫回来。她回到家里,看我一眼,也躲进房里低声的哭泣。女儿小红,则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两个妹妹从田里回来,也和母亲一起哭,全家哭成一团。在乡亲们的劝说下,哭声才慢慢停下来。原来,广州的”7.21”和“7.23”武斗,两派的宣传都很利害,他们将那些武斗而死的人的相片拍下来,印成传单,发到全广东省。你控诉我的罪行,我控诉你的罪行,把武斗宣染得十分可怕。
  嫁在黄流镇新民村的堂姑,听人说,看到传单上有一个叫什么隆的人,被打死,很惨。马上带着她的小女儿赵玉焕赶回新坡村,将这件事告诉母亲。
  农村人不了解情况,以为广州市就和我们一个村庄那么大,传单上说什么隆,肯定是我被打死了。吓得母亲六神无主。连声叫我的好朋友黄泽雄、曾传义去看传单。
  他们看过张贴的武斗传单,上面确实有一名死者,叫什么隆,但不是我的名字。尸体血肉模糊,看不清楚。回家告诉母亲后,她又马上推他们去打电报给我,邮电局的人说,因为武斗,电报也不容易打通,电话也不通,弄得母亲、妹妹和妻子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妻子告诉我,很多人都替她惋惜,说“关引嫁个大学生以为命好,谁知当寡妇这么青年。”
  母亲和妻子,看到我平安回来,比天下掉下几万个大元宝还高兴,母亲严格交代,只准我在家里,时势动乱,那里都不准去。回到家的这几天内,本村和外村的亲戚,一批又一批来看望我,大家都说我是“死里逃生”。他们也关心广州的武斗,我将了解的情况告诉他们。

255、在家清静
  
  在广州我虽然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总是在风浪里闯,在死尸中跨过。回到家里,生活平静得很,思想可乱得很。每天,妻子和三妹去田里干活,二妹去佛罗中学读书,来回五公里走路回家吃饭。母亲在家带小孩。我呢?除了和可爱的女儿小红玩以外,就是煮饭。小红很快就和我熟了,她有一岁多了,会说很多很多的话,有时围在我身边,问这问那。她叫“爸爸”可叫得甜了。
  我们农村的习惯,在家当农民的,孩子管父亲叫“爹”,出外领国家工资的(做国家工作的),孩子管父亲叫“爸爸”,用普通话的音。小红管我叫“爸爸”,是她祖父给教的。她祖父快过世时,她已近一岁,会叫“爸爸”、“妈妈”了,就是不会叫“阿公”,所以我父亲感到十分遗憾。
  可以想象得到,父亲教孙女叫我为“爸爸”的时候,心里一定感到十分自豪,实际上是向乡邻们宣告:“我也有儿子当干部了。”
  女儿有个怪脾气,一哭起来就很难收场,怎样哄都不停止。有一天,弄得我没有办法,干脆把她关在房子里,让她骂个够。我关上门的时候,她就大声叫:“阿爸,我不哭了”。开了门抱她出来,她还是照样哭,只好又把她关进去。结果,被母亲骂了一顿,母亲说:“人家养你那么大,容易吗?回来才几天,带小孩就不耐烦。”



256、陪朋友逛号被集中办班
  
  中午,我带理发剪到本村的第四队去帮助乡亲们理发。我没上大学前,经常去那里帮社员理发。从大学里回来,同样为群众理发,大家说:“生龙出远门,乡音不变,人也没变。”
  我们的朋友杨木东,找的对象是我们村东边的水内村姑娘,我和曾传义几个,有时晚上要陪他去,他去找他的朋友谈恋爱,我们在周围等他。
  那时,生产队要组织学习毛著,村干部不允许外村青年来找姑娘谈恋爱,影响学习毛著和生产队开会。有一天晚上,我们刚进村,就遭到袭击,小石块和尘土向我们攻来,我们知道情况不妙,赶快逃跑。谁知道没有跑多远,就被水内村的民兵包围了。
  民兵们说:“大队书记请你们到大队办学习班。”那位书记在办学习班时,说:“新坡村的青年,大中小学生进攻水内村。干扰我们学习毛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定要我们做检讨。
  大学生是指我,中小学生是指我的那些朋友。我们做了检讨之后,他才宣布“从宽处理”,放我们回去。这件事情,我们整整开玩笑了几年,碰在一起就说:“新坡村大中小学生进攻水内村”,大家哄堂大笑。



257、学作木工
  
  在家为了打发那些无聊的日子,我无事找事干。我先是学做木工,我家里有一块存了很久的木料,这种树本地名叫“割浪木”,这种格木以前是用来雕刻神像的。
  我找来一把锯子,叫曾传义作帮手,把木头锯开,利用这块木头,这里找一条木,那里找一块料,用钉子硬是钉成一张桌子,做为妻子的梳妆台。
  我还利用“山勾刀”、斧头和铁钉,制成一张木床,虽然不那么雅观,还是可以对付。我们这里有一名蹩脚的木工师傅,和我同姓同名,大家一叫他“生龙师傅”。 我那几位朋友,常常开玩笑说我用“山勾刀” (大砍刀)可以造木床。戏称我为“生龙师傅”。

258、和年轻人作公道
  
  回家已经一个多月了,陈桂英同学还记得我,给我来信。后来,她还多次给我来信,告诉学院和运动的一些情况。陈瑞先同学也多次给我来信,劝我返回学校。我在那天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的:“陈桂英同学给我来信,唤起一个战士沉痛的回忆。离开了火线的战士,唯一值得纪念的是对过去的回忆。”
  由于无聊,我有时也和朋友们做“公道”,喝点酒。所谓做“公道”,就是乡村青年凑份子会餐。最近,我查了自己当年的日记本,发现有买一只病的小猪来做“公道”的记录。当时辛家的小猪病了,看来治不好了,几块钱卖给我们做“公道”。
  看到这里,个别读者特别是女读者可能会感到恶心:“病猪也拿来吃,太可怕了。”那时生活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十分困难,吃到肉类不容易,只要有得吃就行了,可不管什么卫生不卫生了。个别医生也照吃病猪肉,他们说:“煮久一点,什么细菌都死了。”
  这只小猪约有二十斤,那晚我们十个人做“公道”,可丰盛了。我们自己动手杀猪,切碎后放进锅里炒,还加上一种叫做“山娄”的野菜,味道很香,大家吃得很开心。闻到香味的人也来凑热闹,根本不用筷子,用手抓起来就吃。大家都有了点酒意,还赋诗纪念呢?



259、多做家务
  
  当时我写的诗有记录,诗曰:“辛门病死一小猪,购来会餐祭饿肚;薄酒下肚显醉意,吹牛拍马到鸡啼。”看起来并不合什么平仄,但也是记载当时之盛,可惜其他人的诗作没有记下来。
  日子过得很快,我在家里已有两个月了,很多同学来信催我回校,批评我留恋小家庭。小家庭当然有值得留恋的地方,也有很多需要我分担的困难。
  妻子从当学生直接进我家,有了小孩,不怕辛劳的劳动,人显得憔悴,我又不能分担她的辛劳,想到此觉得心痛。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凡是我能学会的工,我都尽量学着干,在干中学。比如用细木条来扎牛栏,这也是技术活。一般要老农才会扎。我叫妻子把细木条砍回来,我们自己来干。在这方面,曾传义、林日雄、黄泽雄这几位朋友就是我的帮手。
  不就是用一些大的木棍,隔半公尺树一支,围成一个圆圈,然后用细木条一层层地扎上去,还是让我们几个干好了。我将家里的篱笆围好,在井边的那块地上种上香蕉和菠罗,家里的一些锁碎的工作尽量把它做完。因为我打算在近期内要返回广州了。



 260、返广州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我告别了母亲,和妻子到佛罗车站等车,准备前往海口。妻子是那样含情脉脉,说过千百遍的嘱咐,又重复了几遍。海口车是过路车,没有在佛罗站停留。我们俩人只好返回。小女没有和我们一起来,我们俩人一路走,一路开玩笑,仿佛又回到那青梅竹马的时代,一路上,连风也是甜的。
  十一月三日下午,为了能坐上去海口的车,我辞别了母亲和妻子,和几位朋友到黄流过夜,准备从黄流车站坐早班车。黄流车站是总站,容易买到车票。那晚我们几个好朋友又象以往一样,大家挤在一起睡觉。第二天,我终于坐上开往海口的汽车,和朋友告别,和家乡告别。
  到海口后,就买到船票,心里很高兴。我在海口理了一个光头,并在海口照了一个光头的相。那张相很象我父亲,如今还保存着。由于碰上台风,不能开船,我在海口呆了一个星期,我后悔来得不是时候,早知如此,不如在家里多呆几天,免得白花那么多旅店费。
  十一月九日我终于登上“红卫一号”轮船,第二天开船,经过两天的颠簸,于十一日到达广州。阔别两个多月的广州城,我回来了。



261、当逍遥派
  
  “逍遥派”是文化革命中的常用语,大家把不参加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和不参与派性活动的学生称为“逍遥派”。
  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号召后,我们班的陈挂英同学写信通知我返校。十一月十二日我回到学院,和同学们复课,学习数学专业知识。因为停课在社会上造反、冲冲杀杀了一年多,加上文化革命中批判白专道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家思想很混乱,坐不下来学习。大学老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也不敢抓,怕再遭批判,缩手缩脚。由于这样上课并不是很正常,大多数同学都当“逍遥派”。

262、大联合谈何容易
  
  要复课,让分成各派互相争吵了一年多的同学,坐到一起上课,必须实现大联合。当时广州红卫兵组织中,红旗派有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广州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东风派有广州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后来又从一司里分出一个“新一司”,倒向红旗派。
  在华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中也分成相应的派,红旗派有几个:“华师红旗”,属“红司”;“1.27”红旗,还有教工红旗。“东风派”名叫“华师东方红总部”(简称“东总”)。这两派互相攻击,一个被骂“破旗”,另一个被骂“冬肿”。虽然没有大型武斗致人伤亡,但小打大吵闹是有的,后来也闹到势不两立。
  当时中央号召:“要克服派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提出解放老干部,各省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有老干部、革命群众参加的“三结合”领导班子,逐步结束无政府状态。
  我们这些红卫兵像拉磨的驴子,全被转蒙了。虽然我们也喊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但却不知道党中央号召大联合,成立行政机构革命委员,就是要结束“文革”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江青等人不想结束,希望“乱中夺权”,这是后话。
  说要实现大联合,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一年多的冲冲杀杀,各派组织多如牛毛,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领袖,有核心,有机密室,有文攻组,有武卫组。大家抱着“宁为小国之君,不为大国之臣”的想法,抱着自己的小山头不放。
  经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的酝酿,在大联合的大势所趋下,华南师范学院的大联合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两派组织仍在三个问题上纠缠不清:
  第一是实现大联合后的名称问题。红旗派提出要称为“华南师院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东方红派提出应称“华南师院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委”。
  第二是大联合后班子成员名额的分配问题。红旗派的组织成员比较多,提出要按人数比例分配名额;东方红派提出按对等原则分配名额。
  第三是原学院领导干部该“解放谁”,当作革命干部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问题。因为当时院级领导干部中,两派中这派认为这个是革命干部,另一派则认为另一个是革命干部,互相争论不休。
  当时是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讨价还价。边谈判边复课,我们数学系一年级主要是开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由于学习目的不明确,大家学习积极性不高,不少人出现无所作为的思想,逍遥、散漫、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发作。
  我本人因为当年为了提前毕业,提前学习了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课程,虽然学得不深不透,但再学也觉得乏味,学习积极性不高。高兴就去上课,不高兴就看小说和玩扑克牌,过着逍遥派的生活。



263、拼命看小说
  
  我一两天就看完一本长篇小说。也不光是看小说,还有历史、政论文章等。从我当时日记的记录来看,从一九七八年二月七日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看了《六十年代的变迁》一、二卷、蒙古古典著作《一层楼》、苏联名著《毁灭》、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哥萨克》、《联共(布)党史》、《金色的群山》、《汤姆.沙耶出国记》、《大学春秋》、《沱江的早晨》、《白鲸》、新编《苏共党史》等十三本书,其中《白鲸》是相当长的小说。还有《我的前半生》、《彝族之鹰》、《大江南北》、《资本论》、《山乡巨变》、《松毛岭下》、《世界通史》(1-6卷)等。
  我不但看,看完以后还在当天的日记上记下大概内容,并按当时的观点加以评论。我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的日记上写道:“晚上,我学习苏联新编的《苏共党史》,看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同志的诬蔑,忍不可忍,在书上批上了很多眉批。按照我们党二评苏共公开信,肯定斯大林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赫鲁晓夫之流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就是企图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小丑终于下台了,新的小丑勃列日涅夫之流也决没有什么好下场。我们永远怀念斯大林!”
  当时我拼命看小说的动机,就是为了当作家,写小说。我与班里不少同学说过这个想法,得到不少同学的支持,也有一些同学善意的和我开玩笑。但可以说,我当时的想法是真诚的,并且为此做了练笔。我在整个大学阶段,每天都认真地写日记,而且在日记上对一些事件做详细的记戴,目的就是为写作积累素材。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广东省革委会成立那天的情况,我就做了详细记录。那天的日记写道:
  “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划破静寂的夜空,参加省革委成立的通知,给还在甜梦中的师生再送喜讯,给为参加大会做各种准备(横幅、旗帜、早点)通宵没睡而有点困的人们鼓劲……同学们在欢快的乐声中走进食堂,吃早点,带干粮,这是厨房工人为参加省革委成立大会的师生特意准备的。”
  我还在日记上特别注明是按实际情况写下来的。当天日记约三千字,详细记录在越秀山体育场成立大会的实况,现在看起来往事似历历在目。
  因为图书馆开门,我可以借到不少小说,也跟同学们借小说。那段时间,我除了看小说外,就是打扑克。主要玩法是“斗地主”,由四人玩,抓到“大鬼或黑桃A”的是“地主”,另两人或三人是穷人。对打输者的惩罚只是在耳朵上挂纸条,因为互相取笑,大家还是玩上了瘾。



264、到宇丹花园游荡
  
  宇丹花园是我给学生第十宿舍东边一个学校废花园起的名字。文革中兴起改名热,我的名字由“杨生龙”改为“宇丹”。这块地方只有我一个人去玩,看看那些没人管的半死不活的树木和花草。那里也种着四株海南的椰子,但长得矮小,毫无生气。除了晚饭后,有时我将好朋友钟葆华拉去那里散步外,再没其他人去。
  有时,我也去华师所在的石牌地区市场上去看鱼、肉、菜的供应,到广州时也去看一些其他市场的鱼、肉、菜供应。至今我仍保留这个习惯,喜欢了解市场供应情况。当时市场供应紧张,肉类凭票供应,广州市主要供应淡水鱼,也不多,要排好长的队才能买到(有时广州市也卖咸海鱼),不过蔬菜供应还是正常。



265、焊接收音机
  
  当时半导体收音机很贵,作为我们这些穷学生是没法买得起,但买零件来自己按图焊接,倒是比较便宜。但我的焊接技术比较差,有时得请其他同学帮忙。



266、学刻印章
  
  广州市有刻刀卖,也不贵,六把装的一盒就是几角钱。我买回刻刀,自己削了一些木头学起刻印章来。我在那时刻了不少印章,但不太精致。大学毕业分配时,我还带一些刻刀回来,后来不知放到那里了。



267、学照洗相片枝术
  
  我的很多早期相片得以保存至今,与我学习照相、洗相片和放大相片的枝术有关。不过那时只是黑白相片罢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学自一九六六年以后都没有招生,我们班仍称为数学系一年级(5)班。班里虽然只有36人,同样分处两派五、六个不同组织。不过我们之间没有发生武斗或过分激烈争吵,上面提出大联合后,大家很快就可以坐在一起了。
  文革前,班里的领导是陈桂英、李树伟,实现大联合后领导是吴强、叶大翁。按照上面的要求,他们经常组织同学们学习反对派性的社论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开展讨论,多数同学虽然不乐意,但还是参加。用老班长沈奕富的话来说:“我们班没有太坏的人。”我的看法也是如此。班里只有我一个海南来的学生,生活比较困难,但在同学们的关心下还是走过来了。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上面施加压力,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华南师院的两派达成协议,同意实行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是军代表刘奇,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是戴询、林治棠、钟声飞、刘文、鲁平。两派组织各推选代表参加。
  我当天的日记,对成立大会做了详细记戴,其中说到:
  “‘雄关漫道直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在新的基础上的开始。”
  果然不久,文革运动又出现反复。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广州市派性又发作,酿成武斗。这是后话。



268、体弱多病和经济短路
  
  体弱多病和经济短路,是我在大学的五年间始终存在的两大问题,特别是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显得特别突出,是几个同乡来的同学、班里同学的缓手,我才度过难关。
  那时我身体素质差,经常感冒发烧、神经衰弱、头昏眼花,常常生病。幸好当时大学生享受公费医疗,学校校医室的设备也相当不错。一般的感冒病我就在校医室看,如果是其他病,可以到校医室要转账单,想看西医就到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不过到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看病的人比较多,要等很久才能看。
  看中医则可到广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因为神经衰弱、头昏眼花属于慢性病,需要中医治疗,因此我看中医的时间比较多。捡回中药就在宿舍里用电炉煮,有一次我一连煮了一个月的中药,身体不见有什么好转。有一次我则把药煮干药罐破裂了。
  当时我们读大学不但不交学杂费,伙食费由国家付。广州大学生的伙食费每月15.5元,不开饭时可以退钱,并且家庭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助学金,我每月可另领到3元助学金。
  由于家里经济困难,加上要看病跑广州市,为了节省车费,我们的作法一是上街前要先看广州市地图,找出一条最省钱的线路。再就是跟家在广州市的同学借公共汽车的“月卡”。“月卡”上是有相片的,不过车上人多,你拿出“月卡”显示一下,证明你有“月卡”,乘务员不会发现的。
  我喜欢读书,有时也买书。广州市北京路有一个旧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主要是挑一些有用的旧书,价格比较便宜。现在我的藏书库中还保存有一些当年在旧书店买的书。
  由于我买书,多上街,花的钱多,常常入不敷出,显得十分困难。我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上写道:“下午接到妻子陈关引的来信。她说已经给我寄来20元,暂时解决了我的困难。来信快一点会更好,上午因为手头太紧,我给中山医学院的徐光霞去信,请她借给我10元。”
  六天后我又在日记上写道:“上午我去领回家里寄来的20元。家里很困难,妻子在信中说,卖了一只猪得了48元。我从家里来广州时已从食品站预支了20元,这次又给我寄来20元,家里养一头猪只剩8元了,可见家里是全力支持我的。”
  同学们也热情支持我,我缺钱用跟他们借,他们总是支援我,有时我将钱还给他们,他们说我困难,留给我用。一次我欠吴强同学5元钱,家里寄钱来后,我将5元钱还给他。他不收,说留给我用。我十分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关爱。



269、不如回家
  
  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后,中央又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撤了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说他企图搞兵变。各地出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派性有所抬头,广州市的乱象也已出现。
  有时也去上课,但我感觉越来越无聊。我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日记上写道:“我的思想很空虚,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回家的好。”不少同学劝我不要回去,但我想念家乡和亲人,还是做好回家的准备。
  第一件是换粮票。当时是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粮食生产不足,家里人处在半饥饿状态。我们大学生和城市居民一样,由国家供应粮食,发粮票。我们在广州市主要供应广州粮票,而广州粮票回到海南不能买米,必须换成广东省通用粮票。
  我跟班里有广州粮票的江汝根、陆俊杰、许锡宪等同学筹集了一些广州粮票,然后交给陈桂英同学去帮我换成广东粮票。
  第二件是请李树伟同学帮我装半导体收音机,准备带回家,听新闻或音乐,也让家里人开开眼界。这个小半导体收音机我至今仍收藏着。
  我写了一本怀念妻子的民歌,这次也赶紧写好,准备带回家送给她。她看了这本民歌很高兴,经常拿出来唱,平时怕小孩弄坏,就放在她那个嫁妆柜的下面。有一年发大水,民歌被弄坏了,她感到很可惜。
  买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广州到海口的船票,为了方便坐船,二十八日先到码头附近的红湖旅店住下来。我的行李比较多,有一个背包、两捆书,是中学老同学符绳炎帮我送到码头。这两捆书主要是广州市各派组织的小报,有很大的收藏价值,后来怕被追查而烧掉了,感到十分可惜。



270、终于安全到家
  
  那时,从海口到广州市,主要交通是坐船和水陆联运,就是坐船到海安,然后坐长途客车到广州市。
  旅客上岸时要经过严格检查,并检查证明,主要是害怕有人带枪进岛。我背着沉重的行李到检查的地方,被翻来复去检查,又查看我的学生证后才放行。
  回家的车票也得凭证明才能买到,我没有开证明书,只好去找海口汽车站的军代表。第一次找不到,第二次找到后,说明是回家。有一位军代表才帮我买了一张到三亚的车票。住旅店也得凭证明,我想起有位同学在海南医学专科学校,干脆到她那里打搅一下,还可以免旅店费。
  到达三亚后,我到内子沟儋州村住了两天,我母亲外家的一个姨子就嫁在那里,还有一位姑娘原来去过我们村,大家认识,是她帮我挑行李。坐火车到黄流火车站后,幸好碰到本村的温强,在他的帮助下顺利将行李挑回家。这是在路上呆得最久的一次,前后花了七天。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下午我回到家里,这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三次回家。因为我刚离家半年又回来,担心母亲有意见。见到她没有责怪的意思,我才放下心来。知道我回来,邻居和亲人都来看我,我的三位朋友曾传义、黄泽雄、林日雄听说后也匆匆赶来。我上大学后,他就住在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我家东边的房子,还有一些附近的青年也来这里玩,很热闹。
  晚上来看我的人散去以后,我才有机会与久别的妻子陈氏说话,我将带回来的半导体收音机打开,收听音乐,妻子很高兴。后来我又拿出我写给她的民歌,让她唱,她本来对民歌有爱好,唱起来非常好听。因为久别,我们像当年谈恋爱时一样,一直谈到鸡叫才休息。
  第二天起,我就做家务,打扫卫生、带小孩和煮饭。开始女儿对我还是觉得陌生,慢慢才敢和我亲近。晚上,我把收音机装在院子里,那时收音机是稀罕物,邻居特别是小孩子感到很新鲜,都围来看。由于电台少,收音机质量差,开始还可以听到新闻,后来只能听到越南台的歌声了。我买回洗相水,有时我就教黄泽雄冲冼相片。那时我们这里没有电灯,开始我们用手电筒曝光,光不均匀。后来改用大煤油灯才成功了。
  因为妻子和母亲都到生产队地里干活,我觉得很无聊,尽量找事干。我提出要下地干活,妈妈不同意。她说:“我养你就是要你手不沾土,脚不踩泥。”
  作为农家粪箕是不能缺的。一是用于捡粪,二是妇女去抓鱼不可缺少的工具,三是晒稻谷时用于收谷子,做饭冼菜盛番薯,用途大得很。看到家里没有粪箕使用,我自己动手编。
  我家种有竹子,原来的是我爸爸种的,后来是我和妻子种的。虽然我没有编过竹器,但我相信可以学会。我砍回竹子学习劈竹篾,由于不掌握要领,双手被竹篾割了一道道口子,开始手肿得连刀也握不紧。经过有经验的老农指点,慢慢掌握要领,不但学会了劈竹篾,也学会编粪箕。进一步,还学起编箩筐,编小菜筐。乡亲们看到我这位书生能文能武,大加称赞。我编织的小菜筐,至今还有两只保存下来。



271、帮乡亲修建水井
  
  我回家的这段时间,是家乡最干旱的时候,人畜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我家大门口有一眼水井,供应半个村的群众饮用水,由于干旱井底朝天。妇女为了弄到一担水,要三更半夜守在井边,用小桶打水,一次打上来的水还没有一口杯。群众打水的吵闹声令我难以入睡,我想带头挖井,为村民做件好事。
  我先在几个朋友曾传义、黄泽雄、林日雄中议论。我的这几位朋友都热心为群众服务,他们认为原来水井太浅,必须重新挖井才能保证大众有水喝。最后,我还是说要与两个生产队长商量后再说。
  用村东这眼水井的是第一和第二队,第一队队长是一位姓陈的,第二队长是我的姐夫,他们对挖井的事态度淡漠。林日雄倒是心急,他认为一不做,二不休,先把水井拆掉,群众逼他们,生产队长就会动起来。
  过了几天,群众用水的情况更加严峻。我们这十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学生,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一鼓作气,将旧井挖掉了。当晚,我去找大队革委会主任邢诒奇,请求支援。一是要砍大队一株树,作为打水扛杆用;二是帮助解决建井用的水泥。这两件事都得到解决。
  第二天,还是我们那十几个学生一鼓作气挖到井底,把垫在井底的牛车木轮也挖了出来。据说这眼水井是立村时就挖的,起码有一百年以上,但这块海棠木做的牛车轮子完好不损。
  为了保证水源,我们决定继续往下挖。因为下面是沙土,流沙利害,无法往下挖。从原井中发现的“看藤”(一种野生藤类植物)的残渣,我们得到启发:说明一百多年前,前人挖井时也遇到流沙,只要将“看藤”阻住流沙就可以往下挖。
  我们利用“看藤”一层一层往下压,阻住流沙,费了不少周折,终于将井建好了。没料到,这些“看藤”在水下腐烂发臭,有水不能喝。农民是最重视眼前利益的,水臭暂时不能喝,一些人冷言冷语说讽刺话,这些话传到我母亲耳朵里,她直埋怨我多管闹事,吃力不讨好。但我相信“看藤”在水下腐烂发臭的情况不久会过去的,群众喝上清水的日子一定会来到。果然,过了半个月,经过我组织人力多次打水,臭味慢慢减少,终于可以饮用了。

272、朋友上山砍柴赚钱
  
  那时,我们这个地方嫌钱不容易,群众主要靠上山砍柴出售,但困难也比较大。一是生产队对劳动力控制得严,不准任何人随便上山砍柴;另一个是国家要保护森林,委托黎族同胞管理,未经批准上山砍柴要没收。但也有空子可钻,如果黎族同胞自己开荒而放火烧山的黑木柴可以不没收。
  我那几位好朋友为了弄几个钱花,决定上山替黎族同胞开荒砍山林,弄些木柴下来出售。开头计划进行得顺利,但用牛车运木柴下山时遇到麻烦,四牛车柴火被另一个村子的黎族同胞卡着,说每牛车要收一元钱才放行。他们身上没有带钱,用带去准备给黎族同胞理发的工具抵押,才把几牛车柴火运回来。我没有参加上山砍柴,出事以后他们请我和他们上山做工作,希望能把抵押的理发工具要回来。
  黎族同胞的村子就在我们村的上面,叫做眉报村。当时我正感冒、发烧,还是和几位朋友走一趟。因为黎族同胞坚持原则,不肯退还理发工具(价值近10元),交了四元钱后,才把理发工具要回来。我这次到眉报村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也了解这个村子的状况,一句话就是穷,住茅草房,缺吃少穿,生产差,收成有限。现在生活可是大大改善了。
  后来几位朋友卖了柴火,得了64元,他们也分给我10元,留下一些会餐。我返校时做了送行酒,这次一起喝送行酒的人比较多,很热闹。
  这次回家正碰上妻子的大哥陈运海烧砖,准备以后盖房子。那时在生产队,生产条件差,收入低,我们村的群众普遍吃不饱,连一天两餐番薯加稀饭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说盖房子。要盖房子的话,得自己准备烧砖的柴火。然后自己用牛车运回粘土,多数都是生产队放工后才用牛车偷偷的去运。足够打砖瓦用后,才向大队申请,经过批准方能打砖烧砖。
  要做到自己筹备柴火和运回粘土,得自己管着生产队的耕牛才行。妻子的大哥正是有一头健壮的耕牛,才有机会烧砖瓦。烧砖期间,我和妻子两人帮助打杂工,我是搬砖坯进砖窑,砖烧好后将砖搬出窑。后来他利用这些砖盖起了一房一厅的瓦房。



273、四龙和五虎
  
  我和黄泽雄等四个朋友,从一九六零年以来一直住在我家东边的书房里。我姑母家与我家一路之隔。姑父早逝,一九六五年姑母逝世后,留下表哥表弟成了孤儿。我表哥和吉黄、福皇、李发、孔忠、永良等五人成了好朋友,他们就住在表哥家。
  他们称我们为“四龙”,自称“五虎”,他们五人的友谊和我们一样,保持到现在。我没事时,也到“五虎”那边跟他们聊天,给他们讲故事,他们称我为老大。
  “五虎”读书不多,但会抓小动物加菜喝酒。下雨的当天晚上去抓青蛙,平时去抓“山马”(一种小爬行动物)。我家有椰子,他们抓到小动物后,就叫我摘椰子和他们一起会餐,用椰子丝炒了喝酒,倒也觉得愉快。
  这次返家,最不舒服的是家里闹纠纷。我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的日记上写道:
  “上午,母亲对我哭诉妻子的坏处,我只好冷静的听着。家庭闹得很紧张,我是两面说服,希望家庭团结。一个家庭都不能团结,全国如何团结呢!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双方互让一点就可以了。”
  我觉得无聊,打算回广州,这件事我先和妻子商量。母亲说我瞒着她,又和我闹起来,弄得我心里十分不舒服,只好以酒浇愁,结果喝醉了,吐得利害。她们担心我有什么不测,也不再闹了。



274、学校通知返校
  
  进入一九六八年八月以来,不断传来消息说广州发生武斗。七月十日接到我的好朋友钟保华的来信,他知道我家里粮食困难,给我寄来30斤广东粮票。信中告诉我,广州市形势不妙,许多同学又回家去了。根据他提供的情况,我打消返校的想法。
  那场“吐酒风波”以后,母亲和妻子虽然还有心理隔阂,但不敢再闹了,我心里平静了许多。我一直呆在家里。八月十三日刮台风,下了几场雨,我和妻子在面前山种了十几株竹子和一些木麻黄、小叶桉树。
  直到八月二十三日,接到李朝义同学的信,才知道省革委发出通知,要求大专院校的学生于九月九日前返校,否则以自动退学论处,我才筹备返校。
  根据通知,返校坐车要有县以上的证明。我所在的乐东县,县城设在抱由,离我们这里有80公里,交通又不便,我正担心无法到县城开证明。凑巧得很,县里有汽车到公社接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到县城开会。开了大队证明后,我马上赶到公社开证明上县城。谁料公社资料员又说大队证明开错了,我只好匆匆忙忙走路赶回大队重开证明。幸好还是赶上县来的车,后来还算顺利,于八月二十三日当天开到证明赶回来。
  返校之前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种树,种了几十株木麻黄树,一九七四年我砍来烧砖,这是后话。另一件是八月二十五日用单车载女儿和妻子去黄流镇照相,女儿穿海军服的半身相,以及我俩蹲着和女儿合影的相片就是那天照的。
  那天我几个朋友也去了黄流,他们是为了买菜回来设宴席为我送行。当晚参加宴会的人比较多,场面热闹非凡。



275、回到学院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我还是坐火车到三亚市,从中线到海口。女儿听人说我要返广州,她坚决反对,我走的时候不让她知道。那时家里连一个时钟也没有,更没有手表,不掌握时间。只好半夜三更走路去黄流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到三亚市。
  妻子陈关引这段时间多病,体质差,我劝她不必送我到车站,她坚持要去。我的几位朋友曾传义、黄泽雄、林日雄他们也一路送行。那天是农历初四,我们出发时已没有月亮,只有满天星星。当我们走过金鸡岭,跨过通往八所的铁路不远,还是曾传义眼睛利害,看到前面似有一条蛇,忙用手电一照,果然是一条毒蛇。大家忙用石块将蛇打死。
  到了三亚,还是到荔枝沟的儋州村吃饭。第二天我从三亚坐车去海口,八月的最后一天登上红卫五号轮船,离开海口前往广州市。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我回到离别三个月的学校,看到同学们感到十分亲切,情不自禁地与大家一一握手。看到我回来,不少同学都说我回来得及时。原来省革委会做出决定,九月九日前不回来,就是自动退学。



276、工宣队进驻学校
  
  我向中学的老同学了解情况。原来,中央为了结束这种无政府主义及多中心的状况,发了毛主席亲自圈阅同意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当时需要清理斗争的有这几种人,不过中央要求注意加以区别。1、走资派;2、地方主义分子;3、黑手,指叛徒、特务、走资派混入群众组织,在幕后操纵干坏事的;4、坏头头,指叛徒、特务、走资派混入群众组织当了头头的;5、国民党残渣遗孽;6、反革命集团,指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集团。
  那时社会很混乱,中央下决心整治,乱世用重刑,确实杀了不少人。并且用布告的形式到处贴,以起警示作用。
  为了加强对知识分的教育,毛主席决定派出工人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各大中专学校,组织和领导学校清理阶级队伍,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第一批进驻学校时,我不在学校。据在校的同学说,工宣队以为学生中有很多坏人,对学生采取过激行动,一些学生宿舍遭到搜查,个别学生挨了打。
  当时毛主席是十分看重工宣队的,不知那个国家元首送了芒果给他,他转送给北京的工宣队。后来,北京工宣队又将一个芒果送给广东工宣队,我们还去“迎接”。
  从此,“金芒果”成了工人阶级的荣跃,毛主席和林彪还多次接见工宣队代表,十月一日邀请工宣队的代表上天安门参加观礼。那时,把工宣队进学校称为“让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
  随着工宣队进驻学校,一是掀起新一轮的回忆对比、忆苦思甜高潮,因为工人对知识分子说的话,除了自己熟悉的工种外,剩下的就是回忆过去的苦难。我们还吃了忆苦餐,用米和野菜煮粥吃,说这是旧社会工人贫下中农的食物。
  现在看来当作笑话的忆苦思甜,在当时来说,还是很像那么一回事,“忆苦歌”播放起来,忆苦人在台上声泪俱下,全场一片伤心流泪,对人的思想转变,激发穷孩子对党的感恩,起到不小作用。



278、三揭发三捡查
  
  工宣队进驻的这段时间,主要是揭发阶级敌人,特别是揭露混入群众组织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稍后就是批判斗争。口号是:揭批阶级敌人,捍卫“三红”(红色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红色长城——解放军)。凡是有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把矛头指向革委会、解放军的,都要揭发出来,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广州红旗派那几个组织,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的口号是要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把矛头指向军内,他们自然成了揭批的对象,红旗派组织中被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比较多,有些地方把这些人称为“黑手”,用黑油漆将他的手涂黑。
  华南师院通过揭发,主要抓几个老干部出来批判,也有个别老师和学生。受批判的老干部,除原院长王燕士外,还有参加革委会的原党委常委、中文系主任戴洵及被三结合进入革委会的老干部鲁平等。
  这次揭发上面说没有“框框”,就是说碰到谁都可以揭。因为华南师院是培养教师的,长期受到师德的熏陶,学生的修养相对比较好,出头露面成为“学生领袖”的不多,在社会上参与“打、砸、抢”的很少,因此揭出的能上纲上线的人很少。
  后来主要是转入个人的“三查”,即查思想、查言论、查行动,特别要查对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各派组织都解散了,学生回到各年级各班学习,检举揭发问题。各派组织的头头,很多都属于审查的对象,特别是红旗派,他们的观点是要揪军内有一小撮走资派的。这就明显反“三红”(红色司令部、红色政权、红色长城),因此,工宣队要求大家要查自己的言行,好好提高认识,承认错误。



279、神经衰弱
  
  我们班这次回校组织活动的领导是吴强、叶大蓊,因为我回来慢,不知道是选举的,还是工宣队任命的。
  我是红旗派成员,参加红旗派组织的活动,也接受军内有一小撮走资派的观点,但一九六八年初以来,我基本上是逍遥派,又回家几个月,参加活动少,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既没有言论,更没有行动。在“三查”中,只是检查自己不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的错误。
  由于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造成广州黄浦港的货运不能及时卸下来,影响了生产和人民生活,省革委会决定抽调学生到黄浦港参加劳动。我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参加。
  从家回校以后,我一直处在病态中,神经衰弱、四肢无力、经常感冒,我在八、九间,连续一个多月到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广州中医学院看病,中西医结合,但总不见明显好转。
  同学们到黄浦港参加劳动后,一幢三层楼住一千多人的学生宿舍,只有我们十几个学生住。谁知我们数学系有一位姓高的老兄,于十月十七日吊死在二楼洗澡房里。当时有不少人去看他的尸体,我害怕不敢去看。当天中午我一个人住在房间里,听到风刮窗扇的响声,我很害怕。他死后,我不敢一个人在房间里睡,只好搬去和别的同学住。对比之下,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广州街头见到那么多死人我都不害怕,说明我的神经衰弱到了何种程度。



280、开除刘少奇
  
  原来这位老兄因文化革命多次回家,与高中一位女同学同居,致使女友怀孕并生下一名男婴。女方催他结婚,他不答应,女方声言要告他。
  那段时间正是贯彻毛主席亲自圈阅同意的“七.三”、“七.二四”布告,清理阶级队伍,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法院判处死刑的人比较多,法院判刑的公告贴得到处都是。他越看这些公告越害怕,精神崩溃,自尽而死。从此可见,那段时间的大学生们,心灵是那么空虚,精神是那脆弱。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以后,毛主席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每有最新指示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大家就主动集中到大礼堂开庆祝会,然后游行庆祝。近则在石牌地区几间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工学院、农学院、外国语学院间游行,远则到广州市、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去报喜。常常搞到通宵达旦。
  特别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宣布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华南师院和各地一样,欢声雷动,欢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这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央还提出整党整风,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并着手处理1967、1968届大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采取了不少使社会安定的措施。
  毛主席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说过,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打倒刘,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召开,将刘永远开除党,应该是毛主席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标志。只是因为林彪、江青的目标尚未达到,还想天下大乱,乱中夺权,所以文化革命的残局尚无法收拾。



281、下乡秋收
  
  经过几个月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三查”,学生们已经厌倦。加上时至今日已近一九六八年年底,一九六七届的学生的毕业分配问题虽然做了安排,但一九六八届学生也已超过预定毕业期,分配问题仍没有着落。事关切身利益,大家都坐不稳了。学院领导也知道大家的心情,还是让大家换个环境,下乡去再说。
  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随着秋天的到来,广州附近各县水稻逐步成熟,下乡参加秋收,学生还是容易接受的。我们数学系一年级200多人,被安排到清远县江口公社,而我们班则到禾仑大队参加秋收。从1968年11月8日至12月3日,前后差不多一个月。
  那段时间大讲对毛主席尽忠,我们下乡之前,以系为单位召开“表忠大会”。在会上,领导鼓励学生怀着对毛主席的一颗忠心,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学生代表在会上向毛主席表忠心,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下乡之前,我们抓紧时间制作“忠字牌”,准备带到乡下送给贫下中农。



283、下乡觉得新鲜
  
  自从一九五六年召开党的八大以来,十多年没有召开九大。中央近期准备召开九大,内部传达新党章草案,这个草案突出毛泽东思想,把林彪当接班人写入党章。我们和生产队干部一道组织学习新党章,批判刘。
  这里群众批刘的形式可以说别开生面。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一次“批刘大会”的实况:在忆苦思甜、吃忆苦餐后,主持人喊:“把刘揪上历史审判台!”一位民兵把画着刘漫画相的稻草人拉上主席台。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把刘当作纸老虎,二是批判后将其烧掉,寄寓“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意思。可见当时的群众,完全按中央的意图办事,党叫干啥就干啥。
  下乡参加劳动总比坐在学院里扯皮愉快一些,我和同学们一样,通过下乡了解了不少东西,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



285、王燕士院长自尽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我们完成了下乡秋收的任务,胜利返校。接下来是学习解放军,每完成一件工作就总结评比,评四好单位五好个人。这么多年,我也没有被评上五好个人。每当这时,我就在日记上“斗私批修”,坚持见荣誉就让。
  我们从乡下回来的第三天,12月5日发生了一件大事,原华南师院院长、党委书记王燕士在操场上吊自杀。文化革命开始,他被当作党内走资派揪斗,后来靠边站。这次下乡秋收,学校专案组将他们这批被当作“牛鬼蛇神”的领导也带到乡下,组织群众批斗。
  王燕士可能是在乡下受辱太大才轻生。当时他企图自杀是有迹象的,他从乡下回来时头发很长,胡子也有几寸长。昨天他特别理了发,这个迹象没有引起看管人员注意,结果出了事。他爱人是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副院长,有两个女儿,一个好家庭就这样破灭了。
  当时我们是把他当作党内走资派看待,我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王燕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文化革命结束后反思起来,王燕士院长确实一个办大学的干才,他原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早期投身革命,解放后任广州军区宣传部长。一九五八年从部队调到华南师院当院长,几年间将华师办得出色,死了可惜。当然,文革损失多少能人,难以计算。



286、何时毕业分配
  
  从乡下回来,我们的生活又回复到原状,学习、讨论、听报告。有位同学说:“下乡靠双手,靠肩膀;回校靠嘴巴,靠屁股。”除了替同学们理发外(这是我几年为同学服务的主要手段),我又增加了几件工作。
  那就是学写美术字和画毛主席相,当然主要是画版画相。方法是买回毛主席版画头相册,在头相上打方格,用方格放大的方法进行描绘,后来还是画得像模像样的。我还自制相册,反正有的是时间,我在大学里自制的几本相册还保留至今。
  1968届的同学已超过毕业期限,还没有分配方案,只好临时作安排,发给工资,全部到军悬农场接受教育。1968年12月18日开始离校,因为大学没有再招生,就剩下我们69届的学生,学校冷清多了。
  12月18日军代表在学校大礼堂讲的一番话,倒是引起大家的兴趣。他说省革委会初步设想,广东省办28间大专院校,广州7间、韶关5间、湛江4间、海南3间、梅县2间、惠阳2间,汕头、肇庆、佛山各一间。还就华南师院下属机构的设置及招生做了设想,但据我所知,似未兑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出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
  听了广播后,在校师生自觉集中到大礼堂,召开庆祝会,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并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庆祝大会上,院革委会主任宣布,号召“复学生”返回原单位工作。这些“复学生”是历年学校开除或退学的学生,文化革命初期这些人以走资派迫害工农学生为名,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成立“反迫害”战斗队。他们希望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情他们,给他们安排工作,谁料会是这个结果,只好含恨回家。
  1968年即将过去,随之而来的是年终总结、评比讲用。学校还传达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政策的指示,特别讲到毛主席对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提法,称他们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强调要对揭发出来的人和事抓紧结案。根据上面的指示,学校在批判赵杰、鲁平等人的基础上,迅速落实了对一些积案的处理。
  按计划我们69届应于6月份毕业分配,由于上面没说,加上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先叫我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说。

287、到广东清远县接受再教育
  
  1969年1月22日进行动员,以系为单位召开“表忠大会”。我替班里起草“表忠书”,决心与贫下中农做到“七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办学习班、同斗私批修、同宣传毛泽东思想、同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
  学生下乡后,工宣队再没有人给他们管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已完成。在下乡之前,我们欢送工宣队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班被安排到清远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1月30日,我们坐船前往清远县。 1969年1月31日,我和陈桂英、苏倩仪、林国钦、李中枢等五位同学到清远县石角公社民安大队龙田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左图是当年的合影。后左杨生龙、李中枢、林国钦,前左陈桂英、右苏倩仪。这是一个自然村,房子被田地所包围,有33户人家。那时讲阶级斗争,对家庭成分分得很清楚。其中有一户地主、一户地主子女、六户富裕中农、其余的是贫下中农。
   我们这个下乡小组由陈桂英当组长。我们下队后,受到热烈的欢迎,队里已给我们安排好住地和三同户。我们三位男生集中住在生产队屋,他们称为“食堂”,是一九五八年办公共食堂的地方。当年食堂养的一只母狗还在,已有十一岁了。两位女生则分开住在三同户家。
   陈桂英的三同户是副队长凌焕波家,他有两位姑娘月群和月带,正好与她为伴。苏倩仪的三同户是苏连,她寡居,只有一个女儿。我的三同户是李通,他有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大男孩李树辉已18岁,参军体检合格,等待政审。林国钦的三同户是何肖华,他的大男孩也已有18岁,跟我很要好。李中枢的三同户姓何。右图为1995年同学集会时我们五个的合影。
   这个村子还是比较富裕,口粮充足,生产队有现金分配。群众一天吃三餐干饭,菜色也不错。大队食品站有猪肉供应,隔天有猪肉吃,炒菜主要用花生油。队里种花生,除了完成上缴任务外,剩的就榨花生油分给大家。还有自留地种的花生也榨油,像我三同户这七、八口之家,一年有近百斤花生油。
   家里所吃的青菜,多都是自留地出产。那里人一般不炒菜,煮菜就是先用水煮熟,然后拌上油盐酱醋吃。据说这样吃法,不容易发“热气”。他们还有一种习惯,家家户户都备有干米粉,不想吃干饭时就蒸米粉或炒河粉吃。
   对比起我家乡的生活,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家是口粮不足,每天仅吃两餐稀饭,加上番薯还不足果腹。没有花生油煮菜,就是虾酱煮菜。我们下乡碰上好地方,起码吃的不用发愁。据说我们学院外语系的同学去了阳山县,饿得够呛。
   这片地方的群众,每家每户都有单车,个别家庭有两部。有一位叫灶群的姑娘家,她父母及本人都不懂骑单车,但也买一部新单车放在家里。我问她为什么?她说留给她妹妹用。单车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和载重工具,如果要上公社,几十人骑着单车排成长龙前往,倒也气势非凡。
  我们下乡时已临近春节,天气很冷,气温有时达到二至四度,还下小雨。主要农活是到荒地上挖草皮,等草皮干了以后用火烧过,挑下田里当基肥,群众称为“草皮肥”。再就是给黄烟苗淋水,黄烟是用来制香烟的,这项经济作物收入可观。



289、真心对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龙田村下乡期间,心情是愉快的,是真革命的,是拼命干的。刚下队的那几天,气温下降。大队布置要保护“五保户”,防止意外事故发生。爱护耕牛,保证耕牛安全过冬。
  龙田村有两位“五保户”,一位是何记娇阿婆,一位是何树容老大爷。我在整个下乡期间,经常关心他们,为他们挑水。刚下乡那几天,气温过低,何记娇阿婆没有棉被,我和别人挤,把自己的棉被让给她。
  送棉被这件事,开始引起生产队干部的误会。他们认为让外人送棉被是丢了村干部的面子,再就是认为这位老人不参加劳动,平时罗嗦跟大家闹不团结。经过我们的解释才消除了误会。
  这两位老人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小孩看待,有什么好吃的都叫我,我身体不舒服,他们就守着我,使我心里热乎乎的。离开龙田村时,我和苏倩仪与他们分别照相留念,这两张相片还在。估计他们早已不在人世,祝愿他们下辈子儿孙满堂,不当“五保户”。
  对于村里的老百姓,我经常深入他们的家庭,了解情况,帮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几户体弱多病的群众,我更是经常家访,关心他们的疾苦。谢树堂老伴患鼻咽癌,我和陈桂英同学多次登门,安排他带老伴去广州看病。老人逝世后,我们上门吊祭,我还亲自参加抬棺材,村里群众都十分感动。
  老贫农凌城大伯突然死亡,那时我在大队办展馆,回来听说后,马上去吊祭。我们几个人还制作了花圈,我亲自写挽联:“苦难过去记党赐,翻身解放不忘恩。”始终参加老人的葬礼,为老人送行。
  这里的耕牛是集中管理的,有专门的人管理,社员称他为“牛佬”。我在最冷的那几天差不多每天都到队里的牛棚去一下,和“牛佬”聊天,看看耕牛防寒情况。我们不能做什么决定,但可以将情况向队长汇报。
  虽然我的体质不好,但我争取一切机会,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并在劳动中学到不少东西。我们海南岛是拔秧的,秧地也整得比较粗糙。而这里的社员对秧地的整治却十分精致,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的。他们这样做就是保证秧根不太长,以利于用铁铲铲秧。对黄烟、芋头等农作物的管理,我也学到不少知识。
  那时,我完全是按毛主席说的去做的,虽然辛苦,有时体力也难以支持,但咬牙顶住就过去了。这就是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
  到清远县石角公社民安大队龙田村接受再教育,我赢得了友谊,锻炼了意志。我们几位同学,在共同下乡中,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4月5日,学院因为要搞教学改革,将陈桂英抽调去参加教改小组,我们几个人都很难过,她的三同户和乡亲们也很难过。
  在那天的日记上我写道:“听说她要离开我们,我的情绪马上变了。叫我怎么讲呢?这几个月一起下乡,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有句心里话也跟她讲。几年来,在我困难的时候,是她比较多地帮助我度过难关。”
  另一位同学苏倩仪,从进华南师院成为同班同学,我们就是同一个小组的,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下乡以来,接触更是比较多。她身体不好,体弱多病,我经常去她的房间看她,但我们只是停留在“革命队伍的人,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之上。
  一九九五年暑假,我们班同学返校集会,庆祝考上华南师院四十周年,我们五位当年下龙田村接受再教育的同学,合影留念。因为年纪大了,大家无所顾忌了,有位女同学说:“杨生龙暗恋×××同学。”其实我对她只是有一种挚友的感情。
  当时我已经有爱人,并且是青梅竹马之交,我们情深意厚。我这个人是爱情专一型的人物,虽然我爱人是农民,她们是大学生,并且有较长时间在一起,但我们坚守道德准则,从不因为感情冲动而越雷池一步。
  下乡几个月中,村里几位女青年与我接触也比较多,一位五保户老人对我说,其中一位女青年想和我交朋友,有些同学也担心我会犯男女关系的错误。这些终究没有发生。说实在话,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凭着我的个人修养,凭着我对妻子爱情的专一,我抑制感情的冲动,使我与他们的感情停留在朋友的基础上。
  有人说我有贼心无贼胆,那时对男女关系问题处理较严,如果不注意把握自己,感情冲动起来,人是会不计后果的。
  我和村里一班男青年建立了友谊,那时我是二十三岁,而他们多是十几、二十岁,但我们亲如兄弟,经常在一起玩耍。放假日,他们要去石角镇玩,一定要邀我和他们一起去。我不会踩单车,他们就用单车载我去。
  我从中学到大学都没学抽烟,是他们这班“烂头海”引诱我和他们一起抽烟。但我不怪他们,谁叫我们是朋友呢!清远县这一带种黄烟,烟叶达到收成时就摘下来,用竹夹夹好放进烤炉里烤。这次下乡我刚好参加从烟苗的管理到收烟叶、烤烟的全过程。当烟叶烤得快干时,一股特殊的清香吹遍全村。
  三同户的大儿子李树辉他们,从烤干出炉的烟叶中挑出几片金黄的特级烟叶,伸到鼻子下让我闻,透出一股清香。那时全国最好的香烟是“中华”和“大前门”,他们说:“这类烟叶是制‘中华’和’大前门’烟的烟叶。”
  他们将烟叶切成烟丝,卷成大喇叭型的烟卷,让我抽。就这样,我从一九六九年学起抽烟来,抽烟的习惯保持了二十五年,直至一九九四年因为医生的误诊,才把烟戒了。有些人问我是怎么把烟戒了的?我说:“碰到差郎中误诊,烟自然会戒。”
  因为我真心对人,村里从干部到社员对我都很关心。4月16日晚我因为连日劳累,外感风寒,头痛难眠。第二天感到全身酸软,四肢无力。我自己用水在鼻梁上和脖子下刮沙斑,三同户阿嫂看到后,说我的沙斑太重,帮我刮。不想到惊动了陈好大娘,她告诉丈夫凌焕波。结果,几个队干部,不少老大爷、老大娘及那班青年仔,都来看我。两位五保户老人,更是一天来几次,使我心里十分感动。
  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真的不舍得离开他们。4月26日至5月6日,我们下乡学生集中到北江边搞水利。中间放假一天,我都和苏倩仪赶回村里看大家,第二天才赶回工地参加劳动。
  我们离队时,我和大家照了不少相片,村里的男女青年到广州看我们,我们带他们到广州玩,也留下不少合影。这些相片我至今仍保留着,这是保留了当年的一份情,我要找个时间,带着这些相片去看看他们,共同回忆当年的情景。





290、了解风土人情
  
  在几个月的下乡过程中,我也了解了一些那块地方的风土人情,扩大了知识面。我参加过两个社员的葬礼,他们的葬礼过程和我们本地有所不同。我在日记中详细记了在凌诚大伯葬礼的情况:
  死者洗身的水要用钱买,洗过身后才入棺。出殡时有两人在前面持点着的稻草捆,称为“出火”。抬棺材是将两条横木捆在棺材下,由四个人抬在肩膀上,但换肩时不能把头低过棺材,说不能让死人压活人,必须由另一个人来接替。
  凡是到丧家的人,每人都给一个红包,里面有一角或几分钱。抬起棺材和放下棺材(把棺材放进穴里)时,小孩都不能看。下棺时,将一只公鸡从棺材上传过,由死者媳妇用“胸褡”包好带回家。“传鸡”以后,就将“龙米”(米和一些硬币混合而成)撒向送葬的人群,大家都用手来接。亲属绕棺材一圈,向棺材上抛下一把土,开始掩埋时,女人要全部离开。
  送葬的人返回时,不能沿着原来的路,必须绕道走。每人必须返回死者家中,那里烧着一堆火,人们要从火上跨过,吃完饭才走。
  我们下乡那段时间,没有人结婚,但正碰上春节,年初二新娘返娘家,要有女友送,称为“送妹子”。听说结婚时,如果女婿是独子的话,女方除送彩礼外,还得送一窝带小鸡的鸡婆和一只小猪苗。
  “结鬼婚”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三同户李通已逝世的妹妹,与另一家人的大伯“结鬼亲”,把他们移葬在一起,以后双方当亲家互相来往。那里女人哭是有固定的格式和内容的,必须经过培训。我都专门记录了一部分“哭歌”,分为“哭死人”和“新娘哭”两种。
  “哭死人”又因哭者身份不同而内容不同,如妻子哭死去的丈夫,与哭死了的亲娘又大不相同。新娘因父或母亲或双亲早逝,出嫁的前天晚上要哭,称为“新娘哭”,内容有“十二怨”,每月怨的内容都不同。
  还有一些过年访亲探友等各方面的习俗,我在接触群众中,了解了不少。可以说,到清远县石角公社龙田村下乡,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几十年过去了,当时一些人的音容笑貌,当时的一些事仍记忆犹新。



291、牢骚满腹回广州
  
  1969年6月29日我们结束下乡工作,撤回学校,又回复到学习、讨论等习惯而无聊的生活。我们这一届学生是1965年9月入学,学制四年,虽然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按计划应该毕业分配工作了。
  下乡大家分散参加劳动,对此倒不怎么想。回校大家集中在一起,各种想法就多起来了。文化革命初期,我们是造反派、红卫兵,敢说敢干。运动后期,我们已变成接受工宣队、贫下中农教育的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被排在地主、富农、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叛徒、内奸、工贼的后面,被骂成“臭老九”。
  因此,对于毕业分配的事,上面不说,我们连问也不敢问,只是发牢骚,要好的几个朋友在一起讲怪话。有人用比较概括的话描述我们当时的处境:
  一是穷,没分配工作,没有工资领;二是白,文化革命中冲冲杀杀,没有学到专业知识;三是臭,由红卫兵变成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四是孤单,年纪大了,想恋爱找对象。
  那时无政府主义思潮,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比较严重。虽然大家不敢像文化革命初期那样造反,但是可以消极应付,学生中得过且过的思想相当严重。数学系6班有位学生,强奸一位九岁的女孩。还有一位学生到广州妇幼商店,用生殖器从后面撞女人屁股,被警察抓起来,要学校派人去领回来。各种不良行为相继发生。
  据说全国有些地方还发生武斗,中央发了毛主席圈阅的今年“七.二三”布告,提出要打击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中央号召反对无政府主义,批判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可见无政府主义思潮,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是全国性的。
  我还是用老办法,逍遥应付。看小说、玩扑克牌、下象棋、学冲洗相片和放大相片。幸好在学校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们下乡的龙田村一些青年和社员到学校来看我们,接待客人,带他们到广州玩,倒是帮助我们打发了一些无聊的日子。
  到广州来看我的有男女青年,也有老人和小孩。最有意思的是五保户何树容老大伯,带着一只未下蛋的小母鸡来看我,说我身体不好,给我补身体。看到老人对我这么关心,我心里十分感动。
  客人的接待工作,经济方面由苏倩仪和李中枢负责,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比我好一些,我要等学校发每月15.5元的菜金,或者3元的助学金才有钱,否则袋中总是空空如也。我得到班里不少同学的接济,将别是苏倩仪、陈桂英等同学的接济。
  怪有意思的是陈桂英三同户、队长凌焕波的小儿子祖群,他仅有6、7岁,也跟那班青年来看我们,晚上就和我睡在一起,现在该有40多岁了。
  9月28日,我和陈桂英回龙田看大家,受到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我们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并给五保户挑水。我和三同户的儿子李树辉、陈桂英和三同户的女儿凌月等四人骑单车去石角镇玩,我的骑单车水平提高了,可以跑长途了。
  返龙田的三天时间,五个同学的三同户以及队干部、五保户老人都争着请我们吃饭,我除了在三同户李通家吃一餐饭外,分别到其他家吃过十几餐饭,有时一餐吃几个地。我们特别到五保户何树容家吃了一餐,他杀鸡招待我们。灶群跟我说,不论如何也得到她家吃饭,我只好去了。
  我们返校时,带了一大堆东西。有生产队送的花生,三同户送的炸米果以及其他人送的熟番薯干等。

292、曲江下工厂
  
  看来在学校呆下去也不是办法,学校决定全体同学下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通过学工,接触实际,编写教材。
  1969年10月24日,我们班到韶关附近的曲江县农械厂学工,曲江县的县城在马坝镇,有一条曲江流经这里,不远处的马鞍岭风景秀丽。这个厂原来生产电机,最近试制手扶拖拉机,并且投入批量生产,宣传上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成果。
  那时毛主席也十分强调农业机械化,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农业机械无法大量生产出来,就算能生产,当时农村购买力低也买不起。手扶拖拉机的引进,容易生产,价格也相对低一些,当时认为是农业机械化的突破,上面要求编农业机械化教材,其中有一章就是手扶拖拉机,我们就是奔着这个手扶拖拉机来的。
  我们分成几个学工小组,分别下几个车间参加生产劳动,定期轮换,熟悉整个生产流程。我第一次是下铸造车间,学习机械零件木模的制作。机器的一些笨重部件都是用生铁铸的,要铸造得先制木模,用特制的沙子捣出模型,再用溶化的生铁水倒进模型里。这些工序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制木模,木模组有车床、刨床、旋床,主要是机械操作。
  我一向学习动作比较笨,木模组的小赖师傅,年龄比我还小,人家看着图纸就可以制出模型来。小赖师傅给我一个半成品的木模,让我按图纸加工,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合格。那时我的思想中,完全接受毛主席的说法,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经过几天学习制作木模,我们又转去学铸造,再转去金工车间。虽然时间不长,我还是接触到工业生产,认识工业生产的流程和生产机械,如车床、刨床、旋床等。
  那段时间我们老是闹饿肚子。原来在学校时已受到饿肚子的威胁,学校已将每月的粮食定量供应由30斤增加到37斤。下工厂劳动,还是顶不了,可能是油水少的缘故,有些同学怀疑是吃了马坝地区的水使人肚子容易饿。幸好工厂的食堂晚上为加班工人供应包子,不需粮票,虽然并不好吃,但我们都去排队买。有些人买到,有些人买不到,买不到的人就说工人捏包子时不洗手,不卫生,这些包子不能吃,买不到也罢。
  困难时期,不讲几句笑话,调节一下就甚难坚持。如今我喜欢说笑话,就是经过太多困难养成的。当时工厂有一位领导,口头弹是:“好,那就好!”沈奕富编了一个笑话:某人在外工作,他母亲在家。一天,他母亲因病逝世,家人打电话叫他回家。他接到电话,说:“死了,那好,死了好!”听了这则笑话,大家哄堂大笑,这则笑话使我记忆到如今。
  我们边学工,边找资料着手编写手扶拖拉机教材,大家分章节起草,我负责的是发动机部分。我除了编写教材外,还负责刻腊纸。那时没有打字机,靠人工用铁笔、钢板将字刻到腊纸上,用油印出来。这份手扶拖拉机教材的油印稿,我原来还保存着,因为多次搬家,不知弄到那里去了。
  在那时的政治气候下,免不了天天读毛主席的书,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学习、讨论、讲用、总结、评先进,连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也不能免,星期天还要组织做好事,生活节奏是单调而紧张。我们还是抽空调节一下,抽空去逛韶关市一、两次,也到附近的南华寺去玩了一下。
  南华寺原是南方有名的丛林,解放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除了那些老的和尚、尼姑外,年轻的都从俗了,和尚娶尼姑,结婚生小孩了,南华寺变成了一个生产队。我们碰到一位老人,他头上还有香疤,估计是位老和尚。他推销南华茶,比较健谈。我们问他:“你们现在吃不吃猪肉?”他笑着说:“抢着吃!”
  虽然我们到曲江县农械厂只有50天的时间,我是生长在农村,一直在读书,接触工厂比较少,这次下厂确实使我开了眼界,学了不少东西。当了老师后,大家惊叹我的知识面广,这跟文化大革命的走南闯北是分不开的。



294、下韶关柴油机厂学工编教材
  
  从韶关六中撤出后,我们就下韶关柴油机厂,一边下车间劳动,向工人学习,一边编写教材。因为韶关柴油机厂没有地方住,我们就住在韶关市五中。
  韶关市是广东省的山区,那时毛主席考虑到要打仗,必须搞三线建设,有个可靠的后方,全国的后方在四川、云南省,各省也要有自己的小三线。
  广东省的小三线就是韶关市,广东很多工厂搬去了韶关,造成了韶关市的繁荣,韶关柴油机厂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工厂是广东省规模比较大的柴油机厂之一。
   我们班的同学分成三个教材编写组,在下厂的过程中分别担负一个部分的教材编写工作。我被分配在机械化编写组,我们这个组有钟国梁、陆俊杰、卢海莲、刘维等同学。在1970年1月的最后几天内,我们就一边学工,一边忙着编写纲目。
   后来,我们在编写好教材纲目的基础上,又进行更细的分工,我负责力学部分的材料力学这部分的起草。我上班时间,要下到柴油机厂的磨床车间做工,向车间的赖师傅学习开万能工具磨床。下班时间抓紧参阅有关资料,按当时的说法,叫做“分析批判旧教材,从中吸取有用的部分”。
   由于日夜操劳,睡眠不足,我累得病倒了,但我还是带病坚持干。那时思想境界比较高,我在日记上写道:“由于过度操劳休息不好,我病倒了。不过不要紧,为教育革命添砖加瓦,再苦再累也心甘。”
   现在想起来,那时吃不好,住不好,穿不好,但还是拼命干,主要是心中有个理想信念,有一个追求:听毛主席的话,把教育革命搞好。一个人有了一个理想信念和追求,在物质条件差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奋发图强。
   那时候我们的工作是相当过细的,为了进一步搞清手扶拖拉机发动机曲轴的材料力学问题,我多次骑单车前往韶关市粤北农械厂,深入车间向工人师傅讨教。结果1970年2月10日出了事故,我差点丧命。
   当我骑单车经过韶关五中转过韶关柴油机厂工人宿舍区时,那里有个大坑,我刹车不及时,人先掉下坑里,单车才往下砸,虽然我戴着棉帽,头还是被砸破了。幸好黄礼元同学路过,用单车将我送去韶关西区医院包扎,医生给伤口缝了几针,如今头上仍留下一个疤痕。
   黄礼元同学还帮助我把湿了的棉衣棉裤洗干净,给我送饭,使我十分感动。虽然受了伤,我还是坚持修改我所负责编写的教材。各组都编好后,大家集中讨论,觉得还是跟原来的教材差不多,还要继续大力修改。
   为了修改好我们编写的教材初稿,大家找参考资料,我抓紧时间学习理论力学的基础知识。经过进一步研究初稿后,大家认为有必要派人往广州、新会等地,与负责工业基础和无线组的同学联系,向人家学习。
   本来是我和李树伟、蓝霜祥、刘维等几个人去,后来刘维因故不能去,我们三人先回学院休息一天,然后到沙河镇找无线电组交流情况。正好工业基础组有三个同学返校,我们抓紧时间跟他们座谈,得到启发,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初稿的存在问题,主要是在深度和广度上不能适应师范学院数学系的需要,必须大改。
   为了方便在广州活动,2月25日我们搬到学院设在广州市文德路的接待站住下来。然后到广东省农机服务站、省柴油机厂等单位去了解农业机械化情况。
   28日我们乘车去江门,车过珠江三角洲,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里比较富,令我这个从落后地区来的学生赞叹不已。到江门找到工业基础组的其他同学,看了他们的初稿,听了他们的介绍。他们编写的教材比我们的好,我们还抄了他们的部分初稿,准备带回去参考。
   3月1日上午我们到新会县拖拉机修理厂,找一些技术员和工人座谈,征求他们对我们所编教材初稿的意见。中午我和李树伟参观新会县城,并游“小鸟天堂”。
   “小鸟天堂”实际上是一个小岛,那里有一片从水中长起来的榕树,几千只小鸟栖息在榕树上,蔚为壮观。据说那片榕树是由一株榕树长起来的,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从新会返江门后,我们抓紧时间整理这几天来调查的情况,并抽空逛了江门市。江门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古老而富足的小城,街道多而弯曲,显得很拥挤。沿河有二十多个码头,水路交通很方便。由于物质丰富,物价很便宜,蔬菜只有两、三分钱一斤。街上港澳同胞和归国华侨比较多,他们是返乡过春节的。
   李树伟与苏倩仪(两人均是我同班同学)正在热恋之中,他这次争取返广州主要是想会小苏。看他热恋的情形,我想起自己亲爱的妻子,我们又有近一年未见面了。
   我们登上返回韶关的火车。回到韶关后,上面布置要贯彻中央三个文件,掀起揭发阶级敌人的高潮,除了揭发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外,也把矛头指向学生内部。因为要以运动为主,编教材和运动的时间各占一半。



295、批判反动学生
  
  1970年2月13日,上面传达了中央三个文件,当时中央发的文件,都是毛主席批示同意的。这三个文件是:1、关于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指示;2、关于反对贪污偷窃投机倒把的指示;3、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大家意识到又要有事情发生了。
  1970年3月11日,广州市公审了75名罪犯,判处41名犯人死刑,当天抢毙了25名,并且到处张贴布告,掀起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潮。韶关市也抢毙了10多个,一时间全省抢毙罪犯的公告贴满大街小巷。省革委会有关领导说:“就是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我们围绕有人听反动电台和看黄色书刊问题,展开专题批判。由于学生思想混乱,听听外国电台如美国之音和传看色情书刊是有的,我这个一向最革命的人在曲江县农械厂学工时,也借同学的收音机听过美国之音的广播。
  3月19日,韶关市又在市足球场召开宣判大会,判处66名犯人死刑。死刑犯中有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集团主犯。宣判后汽车载着犯人绕场一周,然后开赴刑场执行抢毙。
  当时我的看法当然认为好得很,“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但事后想起来,当时杀人确实太多,有错杀的,有可杀可不杀的。发起运动,进行大规模杀人,常常会错杀。我国解放后发生过几次发起运动,进行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分子或刑事犯罪分子,虽然收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但杀人过多,形象不好,切忌不要用突击杀人来维护局面。
  3月20日,我们开始揭发班里的问题,我主要是根据人的活思想,写小评论推动运动,当吹鼓手。在外部镇压声势和内部发动下,班里火药味很浓。有一位同学无意涂抹形成两句反动口号,另一位同学在一对鞋垫上分别写上:“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运动开始感到不妙,赶紧撕毁扔进厕所里。本来此事无人知道,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这两位同学感到压力很大。
  经过一段时间揭发,有一位同学问题比较严重。他与几位老乡在一起时,说了毛主席和林彪的不少坏话,当时认为性质比较严重。这位同学是智商高的人,参加高考总分全广东省前几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在日记上也流露不满,政审不合格。本来不能上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的院长王燕士说当教师没关系,才录取了他,这也成了王燕士的一大罪状。
  我们当时说苏联变修了,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他们根据苏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说法,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变得富强,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从而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最终要实现资本主义。这明显是公开对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遭到大家的猛烈批判。他们说的这些话也是他们自己互相揭发或坦白交代出来的。
  1970年4月7日起,我在许爱迪、黄礼元等同学的带动下,开始学习中草药和针炙。我的想法是懂得多一些知识还是有用的,我和黄礼元按图上山采草药,跟许爱迪学习认知人体穴位,并买银针来学扎针。一次,我在自己扎自己的足三里穴位时,引起昏针,差点昏倒。
  通过揭发批判本班那位同学的反党言论以后,一些自认为自己有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同学也做了检查,每个同学都检查自己的问题,斗私批修。上面一再强调要注意政策,不搞人人过关,但这么大的运动,大家都希望自己清白的好。
  我们的组织部门是给每个人建一个档案的,这个档案是随你一辈子的。而且这个档案不是公开的,不是社会公用的,只有上级领导及组织部门的人才知道,档案上有了污点,随时会挨整,终生不得重用。因此大家听说要存入个人档案,就谈虎色变。



296、迟来的毕业分配
  
  1970年6月30日,我们从连江口中学撤出,数学系的200名学生,集中在曲江县五七干校(即南华寺),继续开展揭批运动。我们班还是继续批判班里那位有反对毛主席和林彪言论的学生,帮助有错误的同学认识错误。
  虽然在运动中,大家都得进行“三查”,批判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但大家还是盼望能得到毕业分配的消息。我们这届学生按计划应在去年毕业分配工作,现在已超期一年,小道消息满天飞,但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不少人暗叹自己命运不济,碰不上好时光,“做了旧教育的牺牲品,新教育的试验品,社会的处理品。”思想十分消沉。
  1970年7月10日听到毕业分配的好消息,学院派人到南华寺传达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4号文件,这个文件是转发北大清华关于毕业生分配的报告的。
  报告的主要精神有四点:1、充分肯定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2、对犯错误的学生要帮助他们总结教训,化教训为前进的动力;3、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即出身不好的子女),要帮助他们“一要划清界线二要站队”(与家庭划清界线,站到人民一边来),正确贯彻党的阶级路线;4、对敌我性质的学生,经过一、二年察看,表现好,可以和大家一起分配工作。
  为了做好毕业分配工作,1970年7月15日,我们撤离南华寺返校。我们步行到马坝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在马坝火车站发生车祸,进站的火车把一名行人展成两段,上半段还可以动。我们班有一位同学见状马上昏倒,我也不敢去看。
  处理事故后,开往广州的火车才开出。火车开到连江口车站,我们在连江中学的那些学生在车站等着送我们,付二妹同学还上车送我们到广州,使我非常感动。只要是真情付出,一定会有真情回报。
  到广州后,我们将行李交由汽车运回,全体同学步行返校。晚上,学院革委会的领导到宿舍看望我们,鼓励我们把下一步的学习搞好,顺利完成毕业分配工作。
  经过一天整理内务,大家抓紧时间总结一年来下乡下厂工作,继续进行“三查”,把问题搞清楚,让大家放下包袱,愉快走上工作岗位。这次“三查”,特别强调要揭发批判“5.16”反革命分子,彻底批判他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7月23日学生进行毕业体检,我身体正常。怀着即将毕业分配工作的喜悦,我马上给亲爱的妻子写信,告诉她即将团圆的喜讯。29日开始由学生个人做毕业鉴定,班级鉴定,然后做组织鉴定。
  随着毕业分配临近,大家清理公私财物,将所借公物归还。1965年9月入学时,我跟学院借了棉被、蚊帐、秋衣各一件,于1970年8月6日归还了学院财务处。
  8月7日学院革委会主任李静阳给大家作报告,号召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天,全体毕业生召开大会表决心,大家决心响应党的号召,一生交给党安排。
  具体分配方案公布之前,多数同学还是按照自己的诺言,服从组织的安排。但是毕业分配关系到自己一生的命运。那时不容易调动工作,夫妻分居的情况很严重。一些同学向组织提出这样那样要求,一、二天内有许多对男女同学宣布恋爱成熟,要求分配在一起。
  组织上知道我已结婚,爱人在家务农。负责分配工作的领导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表示坚决服从安排。
  在毕业分配工作中,我是配合组织做好宣传工作,但我从不参加毕业分配方案的讨论。我们班个别同学因分配不到合意的地方,就以为是我搞的鬼。2005年6月我去广州找老班长沈奕富问到这件事,他说:“扯蛋,连我沈奕富都不知道,你杨生龙算老几,人家让你知道。都是系领导他们一手搞的。”
  1970年8月9日同学们开始离校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分配到海南岛的,因为正刮台风,走得慢一些,11日下午我送走到广州看我的几个连江中学学生,晚上我在珠江边留恋忘返。
  8月15日我和七位分配到海南自治州乐东县工作的校友,登上由广州开往海口的红卫二号轮船。随着轮船嘹亮的汽笛声,宣告了我的大学岁月的结束。



297、县委大院
  
  《县委大院》是我人生旅途的第四站。一九七O年八月我们最后一批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推迟一年之后,终于迎来了毕业分配工作。
  华南师范学院有八名同学分配到海南乐东县工作,我和四位同学是回家乡工作,他们是中文系的吴清桂,乐罗人;中文系的吉承球,千家人;物理系的朱国英,黄流人;生物系的孟允达,九所人;我是数学系的,佛罗公社人。其他三位同学,我的同班同学黄建中,政治系的雷灿羡是广州人,外语系的女同学冯茨芬是江门市人。
  和我们一起被分配到乐东县工作的大学生有近百人,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学校当教师,也有十几个人以借用的形式被分配进县委机关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吸收部分大学生进县委机关工作,是上面的意图,还是当时革委会领导人的想法,我们无从知道。后来想起来,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当时县机关的工作人员,学历较高的是中师或中专生,人数也不多,高中生也少,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山区会计中转干而来的,山区会计是指外地知识青年,到少数民族地区当生产队会计的那批人。
  应该说,这些“老山区”的同志,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从家乡到山区,支援山区的建设,他们的工资也很低,干了十几年,很多人每个月才领三十六元工资。那时,海南工资算第十一类地区,最低一级是二十五级,领三十六元,升一级是二十四级,四十二元,我们大学生分配就是二十二级,五十六元。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为山区建设做出了贡献,功不可灭。
  虽然他们有工作经验,有实干苦干精神,但是,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大。吸收这部分大学生进去,提高机关干部的文化素质,降低平均年龄,活跃了机关工作。

298、住进县委大院
  
  那时分配工作单位,是由组织部门的人看过本人档案后才决定的。据当时在组织办公室的陈望儒后来对我说,他看了我的档案,觉得我个人文字通顺,表达比较好,组织鉴定比较好,有写文章的特长。因此,决定将我借用在宣传办公室革命大批判写作组。这样,我就住进了县委大院。
  大家以为,县委大院是本县的“中南海”,住宿及各方面条件一定很好。其实不然,县委机关干部的住宿条件相当差,分配方案公布后,我去宣传办公室找主办人员,当时办公室没有主任,副主任是符策超。他跟我谈话后,交代具体管办公室的李学甫帮我弄个地方住下来再说。
  老李带我去找管后勤的同志,他们说在院子里的拐角上那间大房子,房里有两张床,只是一个人住,就安排我和他住在那里。老李问过那人名叫陈木生,也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在政工组办公室工作。老李到办公室把他叫回来,介绍我跟他认识,说明我和他住一间房。我看那张床,床脚注了虫,有点摇来晃去,而且只有两块床板。老李和我转了半天,东拼西揍,才揍够一付床板。又花半天时间才弄到几竿竹子当蚊帐架,家才算安了下来。
  第二天,我正式上班。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组长是龙田矩,他是瘦高个子,声音洪亮。他安排我学习有关文章,准备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被定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永远开除出党,对他的思想要“批倒批臭”。当时,对写革命大批判文章,有个顺口溜:“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是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写作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控制的写作班子。在龙田矩组长的指导下,我逐步识得其中诀窍,慢慢也会写一些应付性的大批判文章了。
  恢复高考后,龙田矩和李学甫到教育局当副局长,我到乐东中学当代校长,我们三人共事时间最久。可惜李学甫副局长早两年逝世了,龙田矩副局长退休后跟儿子住在海口,安度晚年。
  就这样,我在乐东县委大院一呆就是九年。县委大院的住宿条件一直没有变好,有家属的住一间房子,三代同堂。没有家属的,老同志住一间九平方米的房子,年轻的两人住一间能放下两张床的房子。我和陈木生两人住了两年多,好在这位兄弟是穷人出身,什么都能忍受。他平时沉默寡言,但我们两人睡觉时,还是很谈得来。他是大陆人,后来调回家乡工作。
  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我的原配夫人陈关引要带大儿子杨武来看我,顺便看病。我才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提出,希望分一间小房子,才不再两人住一间房。一九七七年后,县委在下面建一个大院,有几套独院是县委领导住的,部、委、办、局的领导也有两间房子,我也住在这个新院子里,有一间大房子。住宿条件有所改善。
  一九七八年,我将家属迁来县委大院,岳母、四个小孩和夫妻共七人,无法住下。宣传部一班兄弟们在李学甫的带领下,将一间防地震的草房(唐山大地震后,为了防止大的余震,各地不敢睡在瓦房里,建草房住)拆迁到我的宿舍后面,作为厨房和岳母与大女儿的睡房。
  那时住得不宽裕,好在领导和群众住的差不多,没有什么特权,大家关系很好,虽然艰苦一些,但没有什么怨言。



299、第一次下乡
  
  刚分到单位,因为一年多没有回家了,我想请假回家看看老婆孩子。李学甫大爹,宣传部的同事,从部长到干事都叫他“学甫大爹”,他说:“在县委工作就是出差多,等到出发到家乡附近时,才顺便回家一趟吧!何必请假。”
  过半个月,上面有个记者要拍摄黄流村丰收在望的相片,“学甫大爹”叫我陪他出差。记者拍了几张相片后,就从西线公路坐车返回海口,我就借这个机会返家,见到母亲、老婆和孩子。我原在黄流中学读书,这次还是和读中学时一样,走路回家。
  还没有发八月份工资,学院预发了七月份工资,到单位报销,扣除从广州回来的路费,还剩十几元,我从黄流买了点糖果饼干回去。听说我回家,邻居大人小孩都很高兴,我爱人拿出糖果饼干分给小孩,我拿出香烟招待男人。我已在清远县下乡时养成抽烟的习惯,烟龄两年。当时没有好烟,市场上连低档的“庆丰”烟也不容易买到。我父亲在我读大学的第一年后就已逝世,看到我分配工作,有了工资领,母亲说:“他命短,没福气等到儿子有工资领。”
  一九七O年十月我被抽调到九所公社参加秋收分配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小组的组长,由农业办公室的周人付担任。他是一位老同志,对农村工作比较熟悉。我们十几个队员到九所大队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县铺开。
  当时是人民公社时期,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生产和实行分配。在此之前,实行分配的办法是,粮食在交公粮、购粮和“三超粮”(超公粮、超购粮、超口粮外的贡献粮),留下种子、队里储备粮后,剩下部分称为社员口粮。社员口粮按全队人口平均分配,生产队收入按劳动工分分配。这样的分配方法虽然人人有饭吃,但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家庭合算;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吃亏,严重地影响生产积极性。
  生产队出工,各户仅派代表工,出工要等人齐了才开工,磨洋工的现象十分严重,生产效率相当低。早造插秧要插到清明节后,晚造插秧要插到农历七月十四鬼节,秧苗尚未插完,前面插的已成熟,误了季节,收成非常低。



300、生产队分配方案改革试点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面决定对社员口粮部分的分配实行改革,改为“基本口粮加工分粮”,就是社员口粮部分的百分之七十,还是按人口分配,百分之三十按劳动工分分配。我们的任务是先到九所大队提前进行秋收分配,搞出个分配方案,以便推广到全县。
  我被安排到第十生产队,队长是孙养积,看来这人有点经营头脑,除了种水稻外,还种西瓜,养肉鸭出售,经济收入不错。我到阿兰母家作“三同”,女儿阿兰出嫁后,就她一个人,生活还算过得去。我平时喜欢喝两口,她虽然是女流,平时也喜欢喝两口,晚餐加点虾酱煮小鱼,做点菜汤,两人喝上两口,在当时生活条件下,还算过得去。我们到“三同户”家吃饭是要交钱的,每天交八角钱。回去报销时,县里每天补助三角钱。
  九所大队当时的书记是韦承达,这个人肯做工作,上级布置什么工作都积极响应。喜欢喝酒,喝醉后就躺在大队会议室的长条椅上呼呼睡大觉。对秋收分配试点工作,他热心支持,一切活动由周人付组长安排。因为还没有割水稻,要搞分配方案必需拿到产量和各项经济收入。因此,第一步对水稻进行估产。
  我虽然出身农村,老婆也在生产队劳动,但我对农村工作,却完全是外行。参加对水稻进行估产,使我大长了知识。分配试点工作队、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到齐后,大家先到大队的几片水稻长得好的大田参观、评估,然后回大队部分折,今年水稻是增产了,还是减产了。大队书记说今年比去年增产,有些队长说保产,有些说减产。参加会议的公社副社长传达公社书记的指示,今年全社普遍增产。最后,以各队平均增产百分之十为定音。
  各队长也知道,对水稻产量是估得高了,还是估低,这是纸上的东西,还不算数,还得秋后算账。按惯例开队长会,由大队安排生活,中餐是否吃得好,这才是现实的。周组长强调各队长要配合工作队员,把粮食和经济收入估产好。并安排会计,将分配方案做到各家各户。
  孙队长是个畅快人,他把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召来,传达会议精神,一个晚上就把粮食和经济收入估产好,交代会计第二天把分配方案做出来。孙队长对我说:“小杨,你是书生,没有搞过这些东西。我们一年搞两次,公社说增产多少就是多少,都是假数字。具体分配的时候,我们还得做方案,从来都是两本账。”
  由于孙队长的配合,九所大队十几个生产队中,我的队完成分配方案最快。经过半个月的工作,征求意见,找出缺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九所大队秋收分配试点工作胜利结束,由周人付组长负责写总结上报,其他工作队员“各神归各庙”。这次参加九所大队秋收分配试点工作,是我参加农村工作的第一次尝试,为我以后到农村工作,了解农民情况打下坚实基础。



300、生产队分配方案改革试点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面决定对社员口粮部分的分配实行改革,改为“基本口粮加工分粮”,就是社员口粮部分的百分之七十,还是按人口分配,百分之三十按劳动工分分配。我们的任务是先到九所大队提前进行秋收分配,搞出个分配方案,以便推广到全县。
  我被安排到第十生产队,队长是孙养积,看来这人有点经营头脑,除了种水稻外,还种西瓜,养肉鸭出售,经济收入不错。我到阿兰母家作“三同”,女儿阿兰出嫁后,就她一个人,生活还算过得去。我平时喜欢喝两口,她虽然是女流,平时也喜欢喝两口,晚餐加点虾酱煮小鱼,做点菜汤,两人喝上两口,在当时生活条件下,还算过得去。我们到“三同户”家吃饭是要交钱的,每天交八角钱。回去报销时,县里每天补助三角钱。
  九所大队当时的书记是韦承达,这个人肯做工作,上级布置什么工作都积极响应。喜欢喝酒,喝醉后就躺在大队会议室的长条椅上呼呼睡大觉。对秋收分配试点工作,他热心支持,一切活动由周人付组长安排。因为还没有割水稻,要搞分配方案必需拿到产量和各项经济收入。因此,第一步对水稻进行估产。
  我虽然出身农村,老婆也在生产队劳动,但我对农村工作,却完全是外行。参加对水稻进行估产,使我大长了知识。分配试点工作队、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到齐后,大家先到大队的几片水稻长得好的大田参观、评估,然后回大队部分折,今年水稻是增产了,还是减产了。大队书记说今年比去年增产,有些队长说保产,有些说减产。参加会议的公社副社长传达公社书记的指示,今年全社普遍增产。最后,以各队平均增产百分之十为定音。
  各队长也知道,对水稻产量是估得高了,还是估低,这是纸上的东西,还不算数,还得秋后算账。按惯例开队长会,由大队安排生活,中餐是否吃得好,这才是现实的。周组长强调各队长要配合工作队员,把粮食和经济收入估产好。并安排会计,将分配方案做到各家各户。
  孙队长是个畅快人,他把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召来,传达会议精神,一个晚上就把粮食和经济收入估产好,交代会计第二天把分配方案做出来。孙队长对我说:“小杨,你是书生,没有搞过这些东西。我们一年搞两次,公社说增产多少就是多少,都是假数字。具体分配的时候,我们还得做方案,从来都是两本账。”
  由于孙队长的配合,九所大队十几个生产队中,我的队完成分配方案最快。经过半个月的工作,征求意见,找出缺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九所大队秋收分配试点工作胜利结束,由周人付组长负责写总结上报,其他工作队员“各神归各庙”。这次参加九所大队秋收分配试点工作,是我参加农村工作的第一次尝试,为我以后到农村工作,了解农民情况打下坚实基础。



302、福报搞运动
  
  一九七一年七月,大学毕业分配进县委宣传部满一周年,我参加县“斗、批、改”工作队,进驻福报公社。这个公社是全县生产比较落后的山区公社,是黎族同胞聚居的地区。所谓“斗、批、改”,就是斗争阶级敌人,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通过“斗、批、改”运动,调整农村领导班子,教育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生产,壮大集体经济。
  我被安排在公社机关工作组。这个公社是解放后才开始设立行政管理机构的穷地方,有一条高低不平的黄土公路通至千家公社,与九所公社至县城的公路相接。因为有国营福报农场,农场场部就在公社所在地不远的地方,还是有点生气。全社仅有几千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公社机关有粮所、供销、银行、税务、工商、公社农场等机构。
  工作队进驻后,经过动员群众,发动机关干部、职工检举揭发本单位的阶级异己分子,贪污偷窃分子和坏分子,揭发本单位的坏人坏事,揭开本单位阶级斗争的盖子。读者必须明白,那时是按毛主席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和现在的提法不同。我本人的工作是机关工作组的资料员,负责收集各单位情况和运动进度,向工作队领导汇报。
  公社机关最先揭出的是一个犯有错误的干事,他是某县人,历史上那里有溺死女婴的恶习,这位干事的老婆把自己第二个女婴溺死。组织上发现后,这位干事也受到处分。因为这个历史问题,他最先被揭了出来,准备以此为突破口,揭开公社机关阶级斗争的盖子。我及时向工作队办公室汇报了此事。
  进驻供销社的工作队员,根据群众的揭发,通过查账,发现供销社会计有账目不清的问题,还揭出销售门市部的严重短款问题。听了我的情况会报后,工作队队长表扬了机关工作组:运动进展快。
  其实,公社机关就那么几个单位,人员也少,单位穷,确实没有多少材料可以汇报,我显得比较清闲。那时我才二十四岁,闲不住,干脆到各个村去走一走。一是找那些下乡工作队员聊天,二是下乡替群众理发。那些黎族村庄离公社比较远,无法出来理发,村里也没有人理发。男人的头发和女人一样长,和现在的男歌星差不多。我带了一把新的理发剪去,几分钟就可以理好一个发。
  福报公社有一个大队麻疯病患者较多,本来县设有麻疯医院,收治麻疯患者,但个别人不愿到医院治疗。我到这个大队为群众理发,理了某个人后,驻队工作队员小王把我拉到一边,说我刚才给他理发的那人,其老婆是麻疯病患者,叫我快点用酒精消毒,把我吓得够呛。
  当时,福报公社书记是邝其安,他老婆是我们的老乡,他有时请我到家里坐,跟他比较熟悉,我到县中当校长后,他将小孩送去读书,后来考上一间好的大学。有一位公社干部,姓陈,是个大龄未婚青年,和我很合得来。他在公社工作已有几年,对这里情况比较熟悉,经常带我去玩。福报公社的旁边就有一个水库,我们经常下水库洗澡。老陈跟水库管理人员很熟,那时物质缺乏,他叫水库管理人员晚上抓上一些鱼,大家喝酒。他还带我去公社农场,叫他们加菜喝酒,算是在当时条件下的多吃多占。
  工作队进驻那年,福报公社尚未办起食店。我们机关工作组跟供销社提出,办起福报公社“消费社”(即食店),作为运动成果的体现。我们几个队员,亲自动手盖草房,辅导食店人员发面粉,制包子,终于把福报公社“消费社”(食店)办了起来。
  当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在蒙古出事后,全国人民又转入批判林彪这位副统帅和接班人的罪行。我是宣传部大批判写作组成员,提前离开队回部里写批判文章,在那里仅呆了两个多月。



303、宣传部同事
  
  我刚到宣传部门时,那时叫做宣传办公室,由符策超当副主任,尚未配主任。除了李学甫负责管办公室听电话,上传下达外,人员分成三个组: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报导组,由陈作堂当组长,还有邢福和、韦关作,后来梁振伟从外地调来,是文昌人,他喜欢唱“梁山伯祝英台”的琼剧,我们都叫他“梁兄”,还有黄泽森。陈清洁原在县广播站,后来也到宣传部。另一个组是革命大批判写作组,龙田矩当组长,我是组员。陈文基是替县领导写大文章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黄锋是东方县人,当县委常委理论辅导员,还有陈贤,也是理论组的。不过,几个组的人也不是分得那么清,根据工作需要进行调剂。
  1972年由宣传办公室改为宣传部后,陈济民从组织部调过宣传部当部长,杨应和当副部长。符策超去了文化局。后来,又从九所中学把邢福祯调来当副部长。
  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我们宣传部的这些同事们非常可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这帮人中,除了少数几个人外,都喜欢喝两口酒。有一位女同胞叫李学兰,是中南民族学院毕业的,长得很高大,估计有一米七十以上,她也能喝两口。
  我们这帮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是汉族人,黎族人,大家相处得很好。有一位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李庆全,从海口调回来,也和我们在一起。那时大家都困难,并没有什么公款喝酒,每人到县委食堂加两角钱的猪排骨,就那么几块,也不是排骨,而是脊椎骨。拿回房后,连食堂分的菜倒进一个大汤碗里,冲上开水,就变成排骨青菜汤,大家集中喝酒。
  地点一般在梁兄的房里。他有一个大玻璃缸,可以装二十斤白酒。那时流行一个泡酒的药方,有二十二味中药,说泡酒喝了人可长寿。那时什么都缺,这二十二味中药也不容易弄到。县医院有一位梁兄的本家当中医生,如果他高兴,可以给你开这些中药,而且可以当公费医疗记账。酒也不容易弄到,并且都是用甘蔗榨糖后的桔水酿的酒,称为甘蔗酒。我们经常出发,发现那里有酒,就买回来,倒进玻璃缸中,常备不懈。反正家属不在身边,喝醉了容易入睡。
  县委机关干部除了下乡或赶写材料外,晚上一般都没事,加上也难得一聚,边喝边大声说话,那位女同胞李学兰,只要在家也毫不例外地和大家挤在一起喝酒。乘着酒兴,吵得县委大院不少人都听到。那时杨洪当县委书记,他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有一次,九所公社四所大队的社员,把鸭子赶进山区喂养,我们跟他们从队长到社员都很熟,他们送两只鸭子给我们加菜。因为是黑鸭子,拔了半天都没法把毛拔干净。最后只好连皮一起剥掉,那晚吃得很晚,吵得比较大声。杨书记在一次会上批评说:“宣传部是酒部。”从此,“宣传部是酒部”出了名。
  县委主要是两部一室,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室。我们宣传部的同志与组织部的人来往也比较多。当年在县委组织部的陈望儒、黎汝良、邢福件等,都是比较熟悉的。但两个部的人作风有所不同,组织部是管人事的,口风比较紧,不随意说话。宣传部是搞宣传的,知道的事情就要让人知道。
  本来,应该让群众知道的事就可以让大家知道,不该让大家知道就不应让他们知道。但是有些小道消息,领导逸闻有时也传播,引起讨嫌。在那种环境下,我也养成“多嘴”的习惯,容易犯自由主义的毛病。有了问题,喜欢发表议论,提出见解,表示态度。我的这些同事,虽然能说会道,考虑问题全面周到,笔杆子了得,后来也提拔当领导,但并没有得到重用,主要是“嘴巴不牢”。
  部长陈济民,是最早支援山区建设的老同志,原当组织部长,后又调来宣传部。当不上副县长或县委副书记,安排当个人大副主任。我到海南二中当校长后,有一次回来看他。他的宿舍正好和现任组织部长在一起,冷暖反差很大。他太太与我很熟,她说:“生龙呀!老陈为人‘无益事’(文昌话,不中用的意思),两个小孩也没有工作,几十年在山区是白干了。”
  陈部长还是老样子,看到我就问:“生龙,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就是“哈哈”的笑。他是老实人,虽然能干,不会讨好领导,当上人大副主任,已是十分开恩的了。有权给他,他也不会用,只能过期作废。做官是否得利,也要看时机,早期的得利少,到有利可图时,年纪又大了。陈部长在人大副主任上干到退休。杨应和副部长后来调去海南自治州文化馆,海南建省自治州撤消后,分流去三亚市文化馆干到退休。邢福祯副部长在乐东干到退休。
  同事中还算过得去的是陈文基,他后来调回海口,在海南省人事劳动厅工作。海口、三亚市工资原比乐东高两倍,能调去那里就比在乐东县好多了。黄锋运气不错,去昌江县当县委书记后,调海南省档案局当局长。梁兄梁振伟,人家给了他一个“好缺”,当县劳动局局长,不会用权。现已退休,还是住在县委大院里。陈贤后来调去自治州当州委书记赵光炬的秘书,后分流去三亚市,当一个局的局长。陈清洁后来到三亚市当对台办主任。黄泽森调去南油公司,开始据说不错,后来不知道有什么事,因为很少联系,不很清楚。
  李学甫大爹运气差一些,调到教育局当副局长不久,就被免职,挂个闲职到退休,早两年病逝了。十天前,他儿子结婚,我去参加婚礼,他儿子盖了楼房,几个小孩都过得不错,这足可告慰故人在天之灵。
  邢福和买海南体育彩票,中过头奖,但仕途不顺,刚当个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就挨打,后来就当副主任科员了。陈作堂当了一届九所镇委书记,后任党史办主任。班子调整时,还是第一批公布任此职,同事们说他第一批录取,但专业不好。他一气之下,辞去党史办主任职务,替老板看农场。退休后闲居在家,喝茶、研究海南体育彩票的中奖号码,倒也潇洒,不过有时要被老嫂子数落几句。那位女同胞李学兰结婚后调回海口九中当教师直至退休。李庆全也在乐东县干到退休。韦关作后来在县供销社主任位子上干得不错。
  同事中,我的命运还算不错,当了几间中学校长,也是因为“嘴巴不牢”和不会拍马屁的原因,当个校长“三起三落”,反反复复,当了一段时间,上司又不让当了。因为我几个小孩争气,读书成才,显得比同事们好一些。龙田矩也是因为孩子读书成才,当教育局副局长退休后,跟小孩在海口一起生活。
  大家都老矣,现在不求什么了,只求身体好,长命百岁,看看以后社会的状况。什么时候找个机会,把当时宣传部的同事召回来叙谈叙谈,一定很有意思。



304、入 党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因与毛主席不和,坐三叉戟飞机猖狂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除随行人员外,林彪、叶群及儿子林立果均抛骨草原。据说,林彪和叶群的头盖骨至今保存在俄国。林彪事件,无疑是对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沉重打击。事件开始搞得很机密,文件发至县团级,后来扩大到全体党员干部。
  乐东县将党员干部轮流集中到乐东飞机场进行传达、讨论和提高认识。我当时还不是党员,无法先听为快。我意识到,在机关工作,不是党员,真的不好办。因此我进一步加强了入党申请的力度。
  林彪事件是一件大事件,不可能保密太久的,很快就传达到全体群众。群众听了林彪事件后,振动很大。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间,林彪也被神化了,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接班人,党的副统帅,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时,还要广大人民脸朝东方,高呼他健康,永远健康!
  不过,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神,毛主席说他坏,他就坏。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感情,如海深。这可以从传达林彪事件中的一个小故事看出来。乐东县山区一个大队书记,到公社听传达文件,因为语言的原因,回去向群众传达时,说:“林彪派三千架(三叉戟)飞机来炸毛主席‘到了’(山区话谐音,死了)!”在场的群众听了这话,全场大哭,大家抱着哭成一团。后来公社派人下去解释,才平息了这件事。
  从福报公社“斗批改”工作队抽调回来后,我主要是批判林彪或发动群众批判林彪。这一年时间(至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主要就做这个工作。因为江青等人的插手,原来只是说批判林彪,后来又加了一个批孔,批判孔子,说是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的“先念论”。我还因此专门到广东省党校宣传干部班学习了一个多月,专门学习马、恩、列、斯的辩证唯物论。
  上面要求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要求各级党委要亲自抓点,树立典型,全面铺开,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就落在县宣传部的身上。部长陈济民亲自出面抓点,点名要我参加。因为有一年时间相对集中住在县委大院,我将原配夫人陈氏和大儿子接来住了几个月。从结婚起,我们夫妻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住在一起过。接到下乡任务后,我只好把妻子和儿子送返乡下,和陈部长前往九所公社四所大队抓点。
  陈部长原是九所公社书记,那时兴讲阶级斗争,当书记的人多是板着脸孔,离任后单任的人除了表面上的应酬外,没有人会理睬你的。可陈部长不同,他对人一团和气,对犯错误的干部,满腔热情给予挽救。接任的公社书记冯才魁,就是他教育挽救过来,并推荐他当书记的。因此,陈部长每到一个大队,干部、群众、大人小孩都围拢来和他打招呼。他喜欢张着嘴“哈哈”笑,见人就笑,给人一种可亲近的形象。
  四所大队是个千人左右的大队,有八个生产队。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培养批林批孔的骨干,农村称为政治辅导员,建设文化室,落实学习制度,把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推向深入,把林彪批倒批臭。这个大队基础比较好,人比较齐心,每个队都有文化室,大队书记洪海星是一个得力的干部。还有两位副书记陈国清、蔡家仁,也是很得力的左右手,因此可以做到令行禁止。加上老书记陈部长亲自挂帅,工作开展得很快。我在四所大队住了半年多,交了不少朋友,如今仍互相往来。
  本来,除陈部长和我以外,宣传部还有个别同事也参加,但因为县委的中心工作多,人员来来往往,只是我和陈部长呆在一起时间多,我们住在大队部的小楼阁上,我们到黄家护家吃饭,后来改在丑挂銮家吃饭,因为她家离大队部比较近。
  一九七二年八月底的一天,我和部长在一起闲聊,他突然问起我的入党问题。我如实告诉他,还没有入党。他听后“哈哈”两声后,说:“到机关三年了,还没有入党?回去后,我才跟党支部提出来,解决你的入党问题。”陈部长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关心身边工作的同志,这一点给我以后的工作启发很大。
  个别人以邻为忌,以邻为仇,工作怎么能开展下去呢?我到机关工作三年,组织安排干啥就干啥,从不打折扣。并不是我表现不好,部长卖“假人情”。而是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让更多好的同志进到党中来,对工作更有利。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经县委宣传部党支部讨论通过,报县机关党委,机关党委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三日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文化革命前及现在,党员是有一年预备期的。但在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党员是没有预备期的,党委批准后就可以成为正式党员。后来说这是“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没有预备期的作法是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如果物色到某人当党支部书记,一个晚上就让他成为正式党员,当上书记。有一个笑话,我们学校的一位同事,原在大队当了三年党支部书记,至今还不是党员。主要是原大队书记从中设卡,有意不送上公社党委批准,也没说破,让这位白丁当党的书记三年。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从小学时入少先队,到中学入共青团,参加工作后入党,都有一些值得我记忆的事情。我在家乡读小学,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吧!学校组织了少先队,我还当了个中队委员,有两条“红杠”挂在左臂上。我扎着红领巾高高兴兴地回家,站在家门口显得很威风。
  邻居的“大龙妈”,因为她是个聋子,人家叫她“聋子妈”,来我家与我妈妈聊天。她看见我脖子挂着红领巾,手上挂着“红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她喜欢和我开玩笑,她说:“拿条红布来挂在脖子上干什么?不怕热吗?”我告诉她,那是红领巾,是少先队的标志。她说的我听得到,我说的她听不到,她用手来解我的红领巾,说:“拿给我回去补衣服!”弄得我哭了起来,妈妈给我解围。从此以后,我不敢载红领巾回家,怕碰到“聋子妈”。
  一九六三年我在黄流中学读高二(当时叫乐东县中学),是班里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之一。我还当班里学习委员,学生会的宣传委员,学雷锋活动也干得不错。班团支部同意吸收我为团员,学校团委也已经批准下来。班长突然变卦,说我骄傲自满,看不起班干部,不同意宣布我为团员。一直沉搁到一九六四年九月,升上高三年级时,才由校团委宣布我为共青团员。
  考上大学后,我就开始向学生党支部申请入党,我的同班同学陈奕富和我同时申请,半年后就进党,并当了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这位同学确实有组织能力,比我强,我完全服气。申请入党的事,从那时算起,用了八年时间我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子过得很快,想不到如今我已是党龄三十多年的老党员了,对入党的事,我有时也开几句不伤大雅的玩笑,但心里还是希望我们的党威信越来越高,说话有人信,有人听,有人愿意照着干。





 304、几任县委书记
  
  我在县委大院呆了近九年(1970年8月至1979年3月),接触过好几任革委会主任或县委书记,刘元连和李泽丰是军代表,在县革命委员会当主任。因为我刚到县委机关,接触他们不多,印象不深。只记得刘元连主任这位部队的政委,普通话讲得好,报告很动听。一九六六年六月爆发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以后,县委一直处在瘫痪状态。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召开乐东县第三次党代会,恢复县委建制,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李泽丰任这届的书记。
  对以下三届的县委书记,我就比较熟悉了。一个是杨洪,任县委书记时间比较久,从一九七三年三月至一九七九年八月,后来调任海南自治州党委副书记、书记,一个是周芝美,一九七九年八月至一九八0年十月任县委书记,但他任县委副书记的时间比较长,时间是从一九七三年七月到一九七九年七月。一九八0年十月调到海南自治州党委当农业部长。一个是符桂森,任县委书记时间是一九八0年十月至一九八四年四月,他任县委副书记的时间也比较长,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八0年九月,后调任海南自治州党委宣传部长。
  这三届书记和我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事业心很强。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作为具有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典型来宣传,在中央电视台的栏目中加以表彰。不是他们给了我什么好处,我要这样吹捧他们,他们是我亲自接触到的,最具体的典型。下面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太大的好处,或者说,给别人的好处比我更大。我只是凭内心的感觉来赞扬他们。
  杨洪书记是广东省五华县人,个子瘦小,在乐东县工作十多年,也有人背后骂他“吃了人家多少奉禄,但也不见他长胖。”他作报告时,喜欢大声咳嗽并且吐痰,因此在报告席的旁边放着一个痰盂。但他作报告声音洪亮,分析问题透彻,说的事情也比较实在。
  他和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有空就和我们这些兵们聊天,头发长了,不想上街理发,就找我或者盛运英给他理发。理发后,他一定要留我跟他吃一餐饭,也没有什么好菜,一人一个小酒杯,只能喝两杯,他太太也喝,但她在旁边监督,不准多喝。
  他太太是家乡的妇女,婚姻法公布后,很多人借口将这些黄脸婆离婚了,他还是带了出来。在工作上,太太不去管他的事,可在生活上他得听太太的。太太的第一条禁令,就是不准喝太多的酒。有一次,他和来县内育种的一个老乡喝酒,他乡遇旧知,喝多了一点,回家后太太看到他酒意太浓,也不说什么,说她明天要回家乡,不管他的事了,他只好承认错误。
  一九七六年那阵,我陪他到冲坡公社冲坡大队蹲点,我知道他喜欢喝两口,邀他到“三同户”那里加点菜喝酒,他说他这里备有菜,叫我跟他喝,酒是农村人酿的米酒,菜是煮熟了晒干的花生。两个人坐在他住的房间里剥花生喝酒。
  在发挥乐东灌区的作用,扩大基本农田,增加粮食生产方面,他是做了贡献的。在他任上,乐东被定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县财政收入仅次于海口,名列全海南岛第二名。现在,乐东县财政收入名列全海南岛第几名呢?可不敢说了。当然也不能把功劳全归于他,但功劳是有的。
  我认为他干得最漂亮的是,将一九七0年分配进县委机关的一大批大学毕业生,提拔到领导岗位来。其中有后来提拔到海南自治州党委副书记的王亚保,副州长的康省民,昌江县委书记黄锋、关义荣,海口市教育局局长的吴清桂等等。奇怪的是,我就在他的鼻子底下,直到他调离乐东县时,也没有提拔我。我还与他同姓呢!杨洪书记后来调回广东当省监察厅厅长,退休后住在沙河机场的公寓里,前几年我还与他通过电话,据说他曾来三亚旅游,我没有见到他,不知是否还在人世。
  周芝美书记是湖南人,南下干部。他是乐东县老一辈群众赞不绝口的“赤脚书记”,在乐东人民的心目中树起了“艰苦奋斗”的丰碑。他的湖南话很难听,而且他作报告时说的话开始是大声,后来是越讲越小声,大家都怕听他的报告,不容易掌握会议精神,更怕作记录。几个书记的报告,我都做过记录,他看了我的记录,操着不太标准的湖南普通话说:“小杨的记录还是马马虎虎。”



305、几任县委书记2
  
  后来我住的宿舍就在他家旁边,我岳母帮我带小孩,她原是生产队干部,对周书记的吃苦耐劳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空时,他也到我宿舍门前,跟岳母讲话,岳母像“鸭子听雷鸣一样”,只好说:“不识你讲啥!”(不知道你讲啥)他爱人吉英妹,是民族女干部,县妇联副主任,也和我们一样种菜,她的菜地就和我家的菜地在一起,她经常和我爱人交流种菜经验。
  那时,我的二儿子杨志才一岁多,她经常来抱他玩,有什么好吃的,也拿一点儿给他。她家养了几只火鸡,二儿子杨志虽然走路还不够端正,但觉得那几只火鸡好玩,想和它们玩,结果被那只公火鸡打倒了,还骑上去用脚踩,她发现后马上冲上来说:“这只死鸡,把小孩打伤了。”其实没有伤,他爬起来觉得好玩,还哈哈大笑。
  周书记是够艰苦朴素了,是一个真正廉洁的书记。在他任上,发生了一件被全县称为“周书记厨房风波”的事件,有一位小偷不知怎么弄开了他的厨房门,偷了一些东西。很多人传得神乎其神,说被偷了不少贵重的东西。后来,我爱人私下问其夫人吉主任,她说:“被偷了一条红鱼干。”贵重的东西,不可能放在厨房嘛!冒险撬了县委书记的厨房,才偷到一条红鱼干,这位小偷也真是不合算。
  他在书记任上,号召全县干部将不是用木材指标购制的木料或家具归公。他自己先将一段木料交回林业局,这段木料据吉主任说,是她出面去买的,准备用它做个柜子,他叫交公只好交了。
  周书记廉政爱民,艰苦奋斗的故事很多,如果我有精力,一定要走遍他活动过的各个角落,将这些故事收集起来。他用人的标准与杨洪书记又不同,他提拔的干部,就是要能吃苦耐劳,和他一样可以“日干三刻(早、中、晚上)和夜加一班”,带头劳动的干部。他早上吃过早餐后,可以一直扒在田里除草,吃过中饭后又接着干,如果你过得了这一关,可以提拔你了。当然,也有个别作假混过关的。我就是因为过不了这一关,他说我是文官,不是武官,没有提拔我。
  周书记的结局不太圆满,他爱人吉英妹因病过早离了他而去。三个小孩虽然也有了工作,但父子感情不很融洽,他现在乐东县城重组家庭,住在乐东县委大院里。前年已逝世。
  符桂森书记是海南东方县人,是琼崖纵队办的琼崖公学学生,现已离休。他是我的亲家,他的小女儿是我的大儿媳。他一向对我很好,尝识我的聪明才智,但也并不重用我。他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提拔我,一次是我和他在佛罗公社搞运动,运动结束后,他如果提出提拔我,一定可以办到,他没有这样做。去年,我在一次跟他聊天时,说:“如果你当时提我当公社副书记,那我后来就可能当县委书记了。”他“哈哈”两声后,说:“现在也说不清楚了。”
  他给乐东人民的印象是“随和、忠厚、老实、不贪不占”。他跟什么人说话都是先“哈哈”笑两声,然后才开口说话。处理工作和各方面的关系相当稳妥,没有什么大的偏差。他使用干部也比较慎重,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严肃认真,乐东县的干部很爱戴他。后来他到海南省当监察厅副厅长,离休后还有很多干部经常去看他。
  有一次,大约是一九九七年的事情吧,那时东方市戚火贵的问题还没有被揭露出来,我去看他。我告诉他:“现在当一任县委书记,光见面礼就是二百万元。”他“哈哈”两声后说:“哪有什么钱,有人送个苹果给你已不错了。”戚火贵的事被揭露后,我又去看他时,他说:“想不到这个家伙拿了两千多万元,他拿那么多钱干什么?”
  和这些书记们在县委大院九年,我觉得有特权的事,是到英海公社水产公司拉了一些“毛虾”回来,每个干部分十斤,自己掏钱。这是由县委办公室出面去办的,我也要了十斤,用盐腌起来,带回家里给老婆孩子吃。还有每年旱季,全县最大的水库——长茅水库快干时,那里长的鳙鱼又大又胖,太多卖不出去。县委办公室用汽车拉回县委大院出售。我们这些“单身汉”的机关干部,也买了用盐煮了喝酒。那几天,在县委大院走到那里都闻到一股很浓的鱼腥味。
  还有感觉到有特权的是,一九七九年二月我准备调到永红中学去教书时,当时任县委常委的冯桂庄,这位女常委跟开介绍信的人说:“县委大院出去的,给他当个副校长吧!”就因为她的这句话,我到县永红中学当副校长,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回想这些书记们的往事,我只是想,党内出现大的腐败,时间并不太长。据我所知,比较严重的是从上世纪九十年开始,至今不外是十来年,尚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除腐败,扫除坚冰,还大有可为。



306、祖屋突然倒半边
  
  我家祖传的老房子,是四排立柱的瓦房。一九七二年的某天,房子右边的中梁突然折断引起房顶坍塌,因为这些房梁是和立柱拉在一起的,右边的坍塌使整幢房子向左歪斜。据说,当时风平浪静,毫无迹象,那边是我母亲住的,她前脚刚出门,房顶就塌了下来。听到消息后,我赶回家一看,心里仍有余悸。
  在那种情况下,筹备盖房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时盖房,谈何容易!我每月工资五十六元,一年到头都出发,常常分文不剩,当了十年八年干部,连个几十元的上海牌手表也买不起。老婆带两个小孩在生产队劳动,没有什么收入,还得拿钱回生产队买粮食。
  因为钱的问题,老婆与母亲闹翻了,母亲自己单另过日子。她认为,我的工资都交给老婆了,“钱树”(她把领工资的我称为“钱树”)是她种的,媳妇却管了她的“钱树”,甚至说拿钱去布施外家。说老实话,外家不但没有得到我的接济,反而很多情况下要靠外家。我被夹在她们之间,只好让他们吵。
  当然,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母亲自有她的想法,我每月领几十元工资,“每个月卖一头猪”,她手中得不到一些,当然于心不甘。现在的年轻人打工后领的工资高了,刚毕业的小孩就可以领到几千元,每月拿回二、三百元给老人,就够他们高兴的了。当时还是得怨我,为什么我当时不想到,发了工资后,将三、五元送到她的手里,她老人家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火气了。
  去九所公社四所大队蹲点回来后,从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七五年这段时间,我被抽调到县路线教育办公室工作,虽然也出发,但只是到下面调查了解情况,两、三天就回来。当时主要是江青他们作怪,提出要进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县派出工作队下乡,对农民进行路线教育。我负责收集资料编写简报。后来,县委常委理论辅导员黄锋到英海公社当书记后,我还兼任县委常委理论辅导员。为此,我又到广东省党校去学习了一个多月。
  307、盖起瓦房
  
  因为下乡相对减少,我利用这段时间,抓紧筹备盖房的事。先抓砖块,那时靠自己烧砖。我征得大队的同意,批准我请人上山砍了二十牛车柴火。同时,用两百多元与第四生产队买了一万五千块砖坯。又用钱雇人从野外运回来,在屋基地上挖土窑烧砖。估计二十牛车柴火还不够用,我又雇人将我和妻子陈氏种在自留地和父亲坟地上的木麻黄树砍下来一起烧砖。
  那时,我是个无权无势的机关干部,很少在家,村里不少人以为我帮不了他什么忙,请他们帮助做点事,相当难请,当时又没有工人雇,现在回想起来,心中还有气。烧砖接近尾声时,还差两牛车柴火就可以大功告成了,正好这时柴火没了,我到处跟人家暂借,人家不愿意借。我一气之下封火,结果有相当一部分砖头烧不熟。
  拆房子时,因为我回家迟了,房子已拆完,并开始挖地基。地基的界线被弄乱,那些同姓兄弟们吵吵嚷嚷,说这块是他们的,那块是他们的,占去了一大片屋基地。当然,让他三尺又何妨,现在这幢房子我也不住了,但当时我的心里十分窝火。
  那时没有木工雇,为了制作几个门框和窗户,全村跑遍也请不到木工。有一个懂得木工的人,我一早去请他帮忙,他说身体不好。过一会,我到别处请人时,发现他替一位赤脚医生干木工活。作为一个机关干部,在当时面子还不如一位赤脚医生。
  后来,我去中学当校长,那些同姓兄弟们、那些当时请不动的人,为了我帮他儿女读书,在我宿舍里赖着不走,说什么“不帮兄弟还帮谁呢!”我照样请他们吃饭,帮他解决子女读书问题。只不过心里觉得好笑,当年我为了盖房,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时,你们为什么又不说“不帮兄弟还帮谁呢!”人情淡凉本来如此,不足为奇!
  房子是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开始动工兴建的。我们村的房子原来是坐西朝东的,面向卧龙岭,邻村的房子是坐东朝西,面向大海。面向卧龙岭的房子,称为正屋,坐北朝南的房子称为横屋。这次建房,我将房向改为坐北朝南。因为没有钱投入,我除了增加一万多块砖头外,木料都是利用老房子的旧木料。老房子的木材质量好,用了七、八十年还是如新的一样。
  建房的工程队是由大队农场的建筑队承包,主力是杨姓兄弟杨茂思,还有邢孔弟等,现已八十五岁高龄的阿昭公也是工程队一员。盖一间瓦顶的小楼和两间瓦房,面积都不大,一间约十五平方米左右,走廊只有一米二十左右。除了一日四餐供应工程队吃饭外,工程款二百八十元。因为他们建筑速度慢,拖了一个多月才基本完成。
  这时,我已被拖得山穷水尽,还有一些砖头和木料,我干脆把我那帮朋友曾传义、黄泽雄、林日雄及我的同父异母兄弟郭泽田召来,由我规划,他们施工,自己建起厨房和餐厅。现在想起来,只要一个人的潜能发挥出来,能量是可怕的。
  我作为一介书生,很少干重活。在孩子小,无同胞兄弟的情况下,一个人要做几个人的工作。到野外挖粘土并将粘土拉回来,冲水将粘土用脚踏成泥浆,同时搭脚手架,拌石灰,有时累得鼻孔有进的气,几乎没了出的气。妻子看到这情形,可怜得直哭。
  房子终于一九七六年一月盖好了。那时根本没有钢筋,楼板是用一些剩下的板子胡乱铺上去。走廊和餐厅的上面,用木条子钉上去,再铺上砖头。刚好我们生产队里有四包水泥不用,当时是孩子他姨丈当仓库管理员,我跟他要来铺在砖头上。开始勉强不漏雨,后来全面漏雨了。
  新建起来时,房子还是够排场的,我给它照了相,改天我找出来给你看就知道了。盖房后几年,我才把所欠的钱还清。这间房子建好后,我的状况出现很大的转机,老婆隔了六年未生育小孩,建房后,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男孩。后来,这些小孩都读书成才,不必求人,找到如意的工作。大家赞不绝口,说是这幢房子的风水好:“房向朝南,大门朝东,生活舒松。”
  原来,几个小孩都喜欢住在楼搁上,晚上就睡在走廓和餐厅顶上,不光是他们,还有他们的那帮朋友。现在,孩子都大了,三十年过去了,因为走廓和餐厅顶上漏雨,木料腐烂,已坍塌。我们已另盖新楼,但孩子们还是恋着它,每回探家总要去看看它。二女儿携女婿从美国归来,也不忘去看它。次子今年从北京归来过年,问:“阿爸,那幢老房子如何处理?”我说:“看你大哥的意见吧!爸爸老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308、驻冲坡工作组
  
  一九七六年九月,我被抽调参加乐东县第五批路线教育工作队,到冲坡公社进行路线教育。这支工作队抽调了不少局级以上的领导参加,也有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和知识青年。工作队成立了临时党委,我是党委成员之一。其他成员都是副局长以上的领导,只有我是一个普通干部,可见组织上比较重视我,准备在这次运动中对我加以培养。
  同时,还任命我为冲坡大队工作组组长,这个大队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是县委书记杨洪亲自抓的点,可见地位非常重要。我们这个组的队伍也比较大,有十二个成员,副组长是畜牧局的老吴,还有小学教师邢孔壮,利国糖厂工人陈求光,知识青年有乐罗的陈术良、黄流的阿香和佛罗的吉家銮。
  冲坡大队由好几个自然村组成,一个是“老吉落”,是国民党军中将吉章炯的家乡,一个是“老陈落”、一个是“老邢落”、“新村子”和“竹头村”。因为杨洪书记驻点在“老陈落”,所以我的点也在老陈落,跟我一起在“老陈落”的还有邢孔壮、陈求良等几个知识青年,我也管“老吉落”这一片,吴副组长和陈求光他们在“竹头村”,兼管“老邢落”一片。



309、毛主席逝世
  
  我们进驻冲坡公社不久,毛泽东主席逝世。从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波及到北京,那一年,中央巨星陨落了一大批。先是周总理,接着是朱德、董必武,连蒋介石也在那一年死了,最后是毛泽东。
  以往,中国历史书籍记戴,每说到伟人逝世,都记有一些天灾,如地震、天旱或是慧星出现等。那次唐山大地震后,伟人逝世不知是巧合,还是有一定的必然联系,没有人专门研究,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结论。
  我们回县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那时规定参加追悼会要穿中山装,刚好我有一条蓝色的中山装。追悼会是全国统一的,乐东的分会场设在县委广场。那天,大家都哭了,会场一片哀声,有不少人昏倒。可见,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毛主席逝世后不久,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又粉碎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当时华国锋当了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可以说权倾一身,而且任职到一九八0年以后,民间传说他是“千日花中王”,就是说,他当了“一千日皇帝”,但后来在党史上又说他没有名,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了。华国锋的路线是“抓纲治国”,实际上就是要将毛主席的路线推行到底。
  那段时间,中央的政治活动比较多,因此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比较多,公社召开的“万人大会”也比较多,每次都是工作队和大队干部一道组织群众到公社参加“万人大会”,参加游行。
  因为全国大地震,担心余震伤人,上级要求大家盖草屋,晚上睡在草房里,大家把这些草房称为“防震屋”,杨洪书记就住在一间防震屋里。陈清洁当书记的秘书,大家都叫他“陈秘书”,他和杨书记住在一起。但他不会喝酒,有时杨书记叫我跟他喝酒,用煮熟后晒干的花生下酒。
  工作队下乡,什么时候都是那种程序:制定工作队方案,进驻后召开动员大会,说明来意,发动群众揭、批、查,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查劳动力的去向,大批促大干,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310、我们的工作队员
  
  我们冲坡大队工作组这支队伍够有意见的了,副组长老吴喜欢开玩笑,我们每半个月集中一次,会报情况,交流经验,也顺便会餐。他们驻在“竹头村”,相对离大队部较远,又要过一条河,据说这条河以前还淹死过三名妇女,怕鬼的人不敢一个人趟过。
  集中的时候,大家除了交流情况外,会后就开玩笑,讲笑话。小陈是个大龄青年,人长得老相一点,邢孔壮是黄流人,一向有“称人不怕高”的习惯,赶着称他为“求光哥”,叫了第一次,他不答应,叫了第二次,他板起脸孔说:“我比你老还是怎么样,老叫我哥!哥!哥!”吓得邢孔壮以后不敢叫了。吴副组长鼓励他追阿香,阿香是黄流人,大家为他出了不少主意,叫他春节去拜年,弄得大家很开心。



311、征收粮食指标过大
  
  工作队进驻不久,就进入秋收了。冲坡大队上半年,已将北方各省来南繁育种的粮食指标全部交给国家,一造完成了全年的上缴任务,贡献超过一百万斤。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近似掠夺农民的征粮作法,我就不寒而颤。本人就因为不肯掠夺可怜的农民,被打成“思想右倾”,做群众的尾巴,不能提拔当领导。
   冲坡大队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是本县主要交粮大户之一,上半年给国家交粮一百多万斤,每人交粮一千多斤,在全国都是少有的。晚造收割开始,公社给冲坡大队的征购任务是要上交一百万斤谷子。这个任务的制定,是从粮食估产中来的。
   估产工作我参加了,几千亩的水田,找几块好的稻田看一下,由每个生产队长自报自己队的产量。队长报的一般都偏低,经过调高,保证粮食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几。最后,大家查了去年全大队粮食产量的数字(实际也是扩大了的数字),乘以百分之几,比如说百分之十五,就是增产数字,加上去年的产量,就是今年粮食估产数。扣除种子、生产队自留粮,社员口粮,剩下的就是应交给国家的粮食。
   我是农民的儿子,工作一向是比较务实。我向许多老农了解,他们认为,按当年的生产情况,实际是打不出这么多粮食的。但是,当时国家工业落后,财政主要收入靠农业,而农业生产又是“以粮为纲”,因此,征收粮食是保证人民生活,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
   抓秋粮入仓,成了工作队的首要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重中之重。为了保证粮食入库,上级严格规定,各队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之前,不准私分社员口粮,否则就要进行批判。
   当地农民有一句谚语说:“稻熟雨下,饭熟火大”。记得当时是连阴天气,水稻脱粒和晒谷都十分困难。当时,稻谷的脱粒方法比较落后,将收回的水稻围成一圈,用大队的拖拉机开进去碾压脱粒,或者赶牛进去踩脱粒。
   大队只有一部拖拉机,十几个生产队轮流,脱粒进度很慢,谷子晒不干。公社天天公布秋粮入仓进度,如果那个大队落后,就要通报批评,严重的要整风。冲坡大队是全国名队,不能落后,为了保证进度,我们只好通过关系,将一部分半干的谷子入仓,以保证优先的进度。这都是逼出来的。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将半干的稻谷放进仓库,不是容易发霉腐烂吗?我当时也觉得这种方法不妥,专门向粮食部门的同志了解,他们说如果不都是太湿的谷子,不久要进入冬天,天气干燥,谷子自己会风干。加上这些谷子是放进预备仓的,不久就开仓加工大米,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后来了解,果然没有出什么问题。
   当粮食入仓达到五十万斤以后,冲坡大队征购进度再增加,就相当困难了。群众中产生了对抗情绪,一是不肯脱粒,二是脱粒后也不晒谷子,三是不肯打包,打包了也没有人给你装车,很多生产队的队长都辞职不干了,没有队长派工,社员都不干活。
   因为群众知道,剩下来的谷子不多了,再上缴的话,他们就没有多少粮食当口粮了。有一个队的驻队工作队员来请示我,稻谷已打包,放在谷场里,就是没有人来装车,怎么办?我只好调集所有的工作队员去装车,将粮食运去粮所收购,和抢劫差不多。



312、杨组长思想右倾
  
  根据各生产队的情况,我向公社书记汇报,要求适当减少冲坡大队粮食征购任务。我说:“根据我的调查,我们最多只能完成七十万斤的征购任务。”公社书记说:“群众的习惯,就是会叫苦。抓粮食上缴要和挤牙膏一样,你不挤它就不出。”又说:“他们每家每户都有存粮,口粮分少一点也不会挨饿的。”我说:“按党的政策,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冲坡社员贡献大,口粮分得太少不符合党的政策”。后来,冲坡大队还是按照我的估计,完成了七十五万斤的粮食征购任务。
   公社书记私下跟人家说:“杨组长思想右倾,做群众的尾巴。”由于这个结论,我没有被提拔当公社副书记或副社长,转到佛罗公社继续驻队搞运动。
   当时国家向农民征收的粮食,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公粮,就是农业税,种田该交的粮,不付钱的。第二部分叫做余粮,实际上是购粮,规定任务进行收购,按平价付钱给生产队。第三部分叫做“三超粮”,就是超出公粮、超出购粮,超出口粮的部分,国家再征一部分粮食,以保证国家粮食库存(当时叫战备粮),以及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工业用粮。“三超粮”的价格比购粮的略高。
   由于粮食估产的普遍浮夸、渗水,上级部门给下面大队和生产队下达的征购任务太重,群众不堪负担。为了完成任务,不少地方提出“主粮不足,杂粮补。”连番薯干也当稻谷上交,然后将番薯干配给城镇人口当粮食供应。
   当时粮食是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国家干部和市民吃供应粮,每月二十六斤大米。收购番薯干后,我们这些国家干部和吃商品粮的城市居民,每人每年要吃一个月的番薯干。个别浮夸风利害的公社,无法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甚至提出“翻箱倒柜,也要完成征购任务。”从各大队抽调一部分回乡知识青年,组成公社“土工作队”,派到各大队去协助征收粮食,这些正在争取进步的“土工作队”员,真的到社员家里翻箱倒柜,力争完成粮食收购任务。
   我在“老陈落”,具体驻在第八生产队,当时的队长是黄阿辉,副队长是黄宗标的父亲。我的三同户是黄孔双,他家有三兄弟,老大黄孔运,黄孔双是老二,老三是黄孔高。黄孔双是大队拖拉机手,已成家,妻子阿转已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他和母亲及妹妹阿姣、孔高一起生活。
  因为黄孔双是大队拖拉机手,经常出外,顺便买点菜,生活条件比较好。我就睡在黄宗标家的书房里,那里比较清静。不过我有时也到大队部去睡。大队书记陈罗安是我的老同学,他是全县比较出名的大队书记。
  我和副书记吉训林、资料员吉家德他们关系比较好。我到大队部睡,那里有招待所,不用带被褥。冲坡村有一个水塘,称为“龙塘”,野生鱼比较多,吉家德、吉训林他们点起汽灯,去“龙塘”抓鱼。抓回来以后煮熟,叫我和他们一起喝酒,倒是觉得愉快。有一晚,我从大队部回去,发现第八队社员在分谷子,我又倒回大队部睡觉,不管他们。
  冲坡这个地区,读书人比较多,也有我的不少同学,陈罗安书记就叫那些同学轮流作庄,招待我这个老同学,因此我那段时间生活还过得去。



313、打猪保稻苗
  
  我们下冲坡的期间,正跨着春节,春节的收购生猪和“三鸟”(鸡、鸭、鹅)是最难搞的。社员养猪有困难,不容易养起来,有了大猪后,大家都希望春节才出卖,以便拿回“自留肉”过年。那时,实行“一把刀杀猪”,对社员上缴的生猪,猪肉实行“购六留四”政策,百分之四十的猪肉可以归个人处理,也可卖高价。
  如果那个村不完成生猪收购任务,那个队过年不准杀猪,社员就没猪肉过年。收购“三鸟”,说是上缴给解放军,群众不相信,都不愿交。他们说叫解放军来要,我们马上给,给你们干部吃,我们不干!我们只好组织“工作队”从五类分子下手,挨家挨户去收购,也收到一些。
  我下冲坡大队当农村工作队时,为了保护庄稼,组织青年民兵赶猪、打猪。北方农户喂猪是圈养的,我们这里的农户喂猪是散养的。他们认为,关在猪圈里喂的猪,不容易长大,肉也不好吃。结果猪在村里、村外到处跑,既破坏生产,又到处拉大小便。在村道上走,如果不小心,就会踩到又脏又臭的猪屎。现在农村里出了一批捡粪专业户,就是负责捡散养的猪和牛拉在村道上的粪便。据说,出售猪粪的收入可够一位老人的生活费用。
   冲坡大队几个村子周围就是农田。从下秧开始,就广泛宣传、到处张贴告示:各家各户要关猪,否則后果自负。并且号召,党团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把自己家散养的生猪关起来。告示发出十天后,已经开始插秧,除部分党员、干部外,基本没有人把生猪圈起来。村干部告诉我,群众不听号召,光说没人听,如果组织人把猪打死,只要行动一次,保证当天晚上百分之百的农户实行圈猪。
   村干部的话,使我想起那天看到社员张金爹犁田的情景。他一边赶牛,一边对牛骂着不堪入耳的粗话。我正好和一帮村干部检查生产路过这里,我们中有男有女,我觉得难入耳,对他说:“张金爹,你这样骂它能听懂吗?”他说:“懂咧,不然的话我何必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来骂它的娘。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停下不骂,让你看看!”当他停下不骂粗野话后,那牛真的站着不走了。看到这光景,在场的干部都笑了起来。
   对于通过组织民兵把猪打死,迫使村民圈猪的方法,我觉得不妥当,不打算采纳。人必究与牛不同,不能像张金爹对待牛那样对待人民群众。我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挨家挨户作动员,希望群众自觉圈猪。几天过去了,圈猪的农户依然是寥寥无几。各生产队长叫苦连天,天天上门告状,说他们队刚插下去的秧苗,被猪哄得一塌糊涂,再不采取强硬措施就要减产。
   我巡看了周围几个队的地,确实破坏很大。迫不得已只好组织民兵,每人拿着一段大木棒,凡是散养在外的猪,一律赶着打,小猪打伤,大猪打死。大猪打死,可以杀来分了吃,食品站不干涉。第一次行动,杀鸡儆猴,把李家的一头两百斤重的猪打死,大家改善生活。第二天,猪就全部圈起来了。至水稻收割完的几个月内,还组织若干次统一行动,打圈起来又再放出来的猪,才保证了当年粮食的丰收。





314、强制计划生育
  
  抓计划生育也是一个难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计划生育主要是抓两项指标:上环和人工流产。咱们中国人,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还有咱们的社会保险不健全,世世代代形成了“积谷防饿,养儿防老”的观念,希望通过生小孩“脱贫”。
  加上当时生活消费水平低下,养小孩成本不大,孩子多不会感到十分吃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大不了就是小孩从小自己养活自己。据人种学家研究表明,咱们中国人特别能生小孩。由于以上原因,早年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和推行计划生育,遇到的阻力相当大。
  有些所谓研究专家,把中国人喜欢生小孩,归罪于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语录。这段语录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还有一句语录说,中国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看了这些话,闻不到反对计划生育的味道。这些所谓研究专家可能搞乱了吧!
  还得承认,中国人口多,但大家还是喜欢生小孩。因此,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初,还是带点强制性,有点强迫命令。笔者本人也曾参加下乡工作队,亲自发动妇女上环或做人工流产。在没有完成上级规定指标的情况下,有时也动粗,出了不少趣闻。
  我在冲坡村当工作队负责人,该村的人工流产和上环数未达标,上级点名批评了我们。我只好学习各队经验,组织土工作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把该放环的妇女集中起来,由公社卫生院派出的医生给她们强制上环。
  一家有两兄弟,老大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老二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符合上环的条件。老二还想再生一个男孩,对老婆上环还想不通。她们两妯娌被土工作队集中了起来,在他家就地放环。
  大嫂在脱下裤子消毒,准备放环时。他以为人家在给他老婆放环,一脚踢开门冲了进去。大嫂正在张开两脚,准备让医生放环。看到小叔冲进来,赶紧把两脚收回来,随手拉裤子来盖住私处,结果把医疗器械全部打翻在地。
  大队干部马上把老二抓起来,说他破环计划生育,要把他送公社进行处理。吓得两妯娌跪下求情,愿意放环,请求原谅老二的鲁莽。因为有了这个插曲,那晚上环的人数有较大的突破,得到上级的表扬。
  有一位叫“阿十母”的妇女,生了十个孩子。后来生的那几个孩子,老爸也懒得起名字,只是“阿七、阿八、阿九、阿十”的叫。那时“阿十母”才四十二岁,还属育龄,村妇女主任只好动员她上环。
  她已有六个男孩四个女孩,也不想再生了。听村妇女主任说,放环不痛也不痒,放进去就不会生小孩了。她就跟村妇女主任到大队卫生所,让医生给她上环。医生看她因生小孩太多,子宫腔大,给她放了一个中号花环。手术完后,她爬起来准备系裤子,放进去的环就沿着裤脚掉了下来。医生只好再给她上一个特大号花环,这个倒没有掉出来。
  回家不久,她又用一支小木棍挑着那个花环送回来。原来,她刚回到家,碰到不顺心的事,和邻居吵了起来。这里的妇女吵嘴,又拍手掌,又跺脚,结果环被跺得掉了出来,医生只好同意她不放环。事后,她对人说:“医生说她下面的口太大,难堵得上了。”过了一年多,她又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孩,成为全村生孩子之冠。原来,村里有一名妇女生了十一个小孩,自以为已夺得第一,这时只好甘拜下风。
  有些人被强制放环后,还想把环取出来,再生小孩。个别妇科医生,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也不法替人私下取环,收取红包。经过打击以后,医生们不敢私下替人取环。但一些地下诊所,倒是暗中替人取环,获取金钱。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阉鸡师傅那里受到启发,也用阉鸡的工具替人取环。
  阉鸡手术是在鸡翅膀开一个口子,用一个竹制的弹弓作为扩口器,将创口扩大,用一个小的铁钩子,将小公鸡的“睾丸”取出来。这位老太婆用竹制的弹弓作为阴道扩口器,然后将阉鸡用的小铁钩子,伸进子宫中去取环。有些人的环被她取了出来,个别人因子宫出血,只好半途而废。
  医生说,这种取环的方法很危险,弄得不好引起子宫大出血,会造成死亡。这位老太婆后来被抓了起来,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运动过程中,是要大批促干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要召开批斗会,抓出一些五类分子来斗争。不过,我这个人一向对这方面重视不够,虽然是五类分子,在没有什么罪恶的情况下,我都以礼相待。我驻队的“老陈落”第八队,有一个姓黄的,原是国家干部,不知道什么问题,被划为坏分子,放回农村。我觉得这个人有一定文化,还是以礼相待,后来他儿子对我很好,主要是说我这个人讲人性,懂得尊重人。
  一九七七年五月,冲坡公社工作队收队,集中在公社总结整顿几天。当时公社书记就是谢有熙,按常规,应宣布留一些人在公社当领导,这次却没有,我们工作组的邢孔壮在总结过程中被发展进党。



315、工作队进驻白井大队
  
  一九七七年六月,我继续参加乐东县第六批路线教育工作队,到我的家乡佛罗公社开展路线教育。县委副书记符桂森也到这个公社驻点,它的点在丹村大队。我到白井大队当工作组长,白井大队就在我的家乡新坡村北面五公里的地方。我的同事李学甫也参加这期路线教育工作队,他是新安大队工作组长。
  到公社集训时,公社书记陈太卿向我们介绍全社阶级斗争的情况,他特别对我说:“白井大队一向阶级斗争复杂,老一辈的人历史上都有污点。今年早造连一粒粮食都不上缴,工作队进驻后,要发动各队完成三万斤公购粮任务。”佛罗公社一向是干旱地区,为了完成征购粮任务,曾经提出“翻箱倒柜也要完成征购粮任务”的口号,连番薯干也当谷子上缴,群众叫苦连天。
  我们工作组有五个人,另外四人是:副组长陈作川,他是赤塘大队副主任,还有邢孔壮、陈求良和县城知青陈阿海,他是一个黎族小青年。我带的队伍从来都是愉快的,陈作川是一个农村干部,说话幽默,引人发笑。我们在一起喝酒时,都是用大碗喝米酒,他的酒量很大,刚倒下酒很快就喝干了,他说:“我是沙土田,水容易被吸干。”我们都叫他“沙土田”,大家在一起,条件怎么艰苦,也觉得愉快。
  白井大队的社员是讲儋州话的,大部分人懂得讲本地的海南话,但他们之间讲儋州话。他们自称是从海南的儋州市迁来的,在解放前由于生活所迫,不少人当过“山贼”(即土匪)。土改时评家庭成份,虽然被评为贫农,但个人成份却是坏分子。白井村离公社最远,群众讲儋州话,干部下去听不懂,认为他们“不好领导”,没有多少干部愿意到那里驻队。平时的驻队干部是黄宗发,他是公社民政助理,老婆是白井村人,他会说儋州话。



 316、为群众谋利益
  
  我到白井村后的体会是,语言不通并不是群众好不好管理的障碍,根本的问题在于你是向他们索取还是为他们谋利益。我在那里当工作组长,帮他们度过难关,几十年后他们老一辈的村民,仍念念不忘“杨组长是好人”。
  那年上半年因为天大旱,白井大队地处水库灌区的下游,没水灌溉,除了个别有小水塘的田地外,普遍失收。毛泽东说过:“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公社书记是党,说群众有粮,群众说他们没有粮。我们该信谁呢?
  我布置每个工作队员先到生产队仓库去了解种子和存粮,再到本队每家每户社员家中调查摸底,在群众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亲手摸他们的米缸子。我是下第五队的,队长叫阿坚伯,我叫他把会计、保管员一起召来,要他们说清楚队里存有多少种子,多少储备粮。他们说了,我又叫他们打开仓库,亲自查看,数字基本相符。我还多问一句:“还有没有放在别处的?”
  后来,在队干部的带领下,一户一户查看社员家存粮。我开玩笑说:“可不可以到家里看看,可不要说我偷你家的东西?”群众很干脆,带我进家里翻箱倒柜,让我看个透彻。
  我把一户一户的存粮做了登记。几天调查摸底后,工作组进行会报统计,白井大队上半年粮食确实失收,无能力上缴粮食。社员家存粮仅够吃一个月左右,因为天旱晚造尚未下种,如果要维持到晚稻收割,缺三个月口粮,需从粮所返销粮食五万斤,缺种子一万五千多斤。
  我将调查摸底的情况,连同全村社员缺粮情况直接向公社陈书记报告,他当面没说什么。后来,符挂森副书记把我召去丹村他的“三同户”家中,批评我思想右倾,做群众的尾巴,如果不改正,就把我从白井大队撤出来。我跟他比较熟悉,我说:“如果把我从白井大队撤出来,那就谢天谢地了。但是叫谁去,都得给一万五千斤谷种和五万斤返销粮。
  工作队下村一个星期后,天降大雨,足足下了两天的大雨,为晚造插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白井村的民众说“工作队带来了及时雨”。因前段干旱,下的秧苗比较少,现在再育秧已迟了。根据群众的意见,只能“干播谷种”,这时我已是老“农村工作队”了,也认为只能在整好地的基础上“干播谷种”了。
  经过与公社多次交涉,终于同意拨给谷种。我号召凡是能播种的地统统都播下种子,那段时间因为加班加点,粮食不足,不少人累倒了。队长阿坚伯犁田一会后,就上来躺倒在地,唉叹:“有命种,无命吃!”
  那些插秧的妇女也喊头昏眼花,我鼓励她们说:“咬咬牙把秧插下去,死人不吃活人吃!”群众当时确实困难,不少人吃仙人掌,我在最困难的一九五九年看见过有人吃仙人掌,后来再没有看到有人吃过。有些读者可能认为,油炒仙人掌怪好吃的嘛!如果你拿来当饭吃,那就不会认为怪好吃的了,吃多了会水肿的。
  村里个别社员已出现水肿,有些群众到县内的产粮区投亲靠友,不少人去邻县东方县买番薯干,劳动力已无法集中投入晚造生产。面对这种情况,我害怕出人命事故,直接将白井村的情况向县民政局汇报。
  当时,全国不少地方发生群众因饥饿而出人命事故的严重局面,中央专门发下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关心群众生活,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县民政局接到我的报告后,马上派出一个强大的调查组到白井大队调查,认为问题比较严重,同意拨出救济款和救济粮,帮助白井大队困难户度过“秋荒”。
  我在白井大队是住在大队部,大队部原是一个姓族的祠堂,解放后做过小学校,小学搬走后,就当大队部。“三同户”是黎焕良,他夫妻带一个孩子,生活还过得去。因为离我家比较近,抄小路一个半钟头就可以到家。
  我从家里带了两只小鸡到我们的住地——白井大队部喂养,平时大队部里没有人,这一只白一只黑的两只小鸡就站在大队书记的办公桌上。我的那几个部下,戏称它们是“白主任”和“欧主任”。
  后来,为了让群众吃饱饭,特别是为了解决上青梅沟水利工地的水利粮问题,我专程和佛罗公社粮所所长讲情,他同意拨给白井大队一万斤返销粮,晚造收割后返还。在上级的关心和支持下,白井村群众战胜了饥饿,迎来了晚造丰收。在筹备早造生产工作时,我又专程到公社为他们拉外省南繁育种队到本村制种。因为外省南繁队到本村育种,既节约自己的种子、化肥,又有技术指导,育种队给的粮食指标又高。早造有外省南繁队育种,白井大队的粮食供应大大好转。



317、参加青梅沟水库建设
  
  晚造收割后,公社掀起冬修水利高潮,决定兴建青梅沟水库。青梅沟就在卧龙岭的北边,传说卧龙岭东边的“岭落”原来是一个美丽的湖,七仙女经常到这洗澡,后来中了山魈的蛊毒,幸得躲进山洞中,免得失身于妖。王母娘娘担心她们再到“岭落湖”游泳惹祸,将湖水排干,变为现在的“岭落”。(事见《七仙女和一粒饭的故事》)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兴建青梅沟水库,再现了“岭落”湖的妖娆,有诗为证:“众志断流出新湖,万亩绿装复妖娆。鱼翔云间鸟鸣翠,水映卧龙山缥纱。水流欢歌一路去,瓜香菜鲜输港澳。当年萧条今何在,清泉滋润春来到。”
  本人有幸参加了青梅沟水库的建设,见证了青梅沟的兴衰。在我还是孩童时期,就在此地放牧。在旱季,青梅沟水仅是一道清清的细流,我们吃饱了烧熟的番薯或野果后,就将嘴巴伸到细流中,吸足清水后,还不忘喊声“哎哟”。
  人喝过水后,就将喂养的黄牛拉过来喝水,并唱道:“牛饮水,请低头!”喊惯了,牛就似懂得人的话一样,饮够了水才把头抬起来,“哞,哞”叫两声。我们才骑着牛回家。
  雨季到来时,我们可不敢走进青梅沟。原来那支细流,变成汹涌彭湃的洪流,泥沙俱下,一泻千里。我们牧牛时,在其下休息的那株“酸梅树”,被水浸到半腰,但雨后不久水又流光。
  佛罗公社党委决定兴建青梅沟水库,他们请县水电局的技术人员来测量,说集雨面比较大,只要在卧龙岭的旁边建一道高五十米,长三百米的堤坝,就可以建起一个蓄水一千多万方的小型水库,灌溉面积可达一万亩。
  那时的人绝对服从领导,公社党委将水坝按土方工程分成十个地段,通知各大队支部书记和工作组长到现场看了,“拈龟”决定地段。工程于一九七七年冬开工,要求在三个月内基本完成土方工程,雨季到来进行蓄水。
  各大队马上到工地搭起窝棚,成立指挥部,开始施工。当时,由各生产队出钱、出粮、出工具,无偿投劳建水坝,社员回生产队记工分,不花国家一分钱,自费参加水利工地建设。
  改革开放以后,本县也建一些小型水库,全部由国家投资,按土方付款。一个仅有几百万方储水的小水库,工程费用就要五百多万元的投资。
  当时我是工程指挥部成员之一,青梅沟水库属国家投资的仅是水坝的涵洞和栅门及溢洪道,公家出钱买水泥兴建,其余全部由生产队投劳,国家投资不足二十万元。
  水利工地可热闹了,上工地高峰期,工地上多达三千多人,大家用锄头、铁铲挖土,女人负责挑土,男人用牛车运土,牛沿着坝身把土拉到坝顶。
  那时民工给我单独搭了一个窝棚,主要是防太阳光和露水,最多只能防小雨。我吃、住在工地,白天指挥施工,有时也挖土,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早上叫大家起床吃饭开工,下午收工后跟大家在一起喝酒,觉得非常愉快。
  我具体驻在白井大队第八生产队,跟这个队的民工一起吃饭,但各个生产队食堂加了菜,他们也给我送来一份。主要是生产队私杀生猪,拿到工地食堂加菜。
  当时生产队比较穷,没有钱买猪杀了加菜。本队社员家的猪,队长跟他说定,杀干净后才称重量,每斤多少钱,秋后由生产队给他稻谷或钱。这样就有猪肉送上工地了。工地上的工作量大,比较辛苦,上工地的生活安排要好一些,不然就没有人上工地。
  在工地上,吃饭是不要钱的,还回家记较高的工分,条件是优惠的。因此,村里的男劳动力和青壮年妇女都上水利工地,家庭妇女是在水坝突击合龙的那半个月内才上工地,她们白天上工地,晚饭后回家管小孩。
  水坝工程开工两个月以后,坝高已达三十多米以上,用牛拉土,赶牛车的人要用力压着牛车的车头,人在后面帮助推车,才能将满牛车的泥土拉上坝顶。由于工作量大,牛吃的草料不足,各大队几乎每天都有耕牛倒毙。有些就倒毙在坝上。因此施工后期差不多是两、三天就有牛肉吃。
  村里的男青年们,有时偷偷给我送来一大口杯(十公分口径的口杯)狗肉,在水利工地就狗肉下酒,酒是本地人酿的番薯酒,味道特别好。我问他们:“不见你们买狗,哪来的狗肉?”他们只是笑笑。
  那时我也仅是三十岁左右,这班青年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狗肉吃的时候,他们也端着酒杯或饭碗,来和我一起夹狗肉吃,有说有笑,大家不分你我。我私下跟他们了解,他们才告诉我,狗是他们偷来的。
  他们说:“哪个大队都有人偷狗,附近村子养的狗都差不多被偷光了。”他们不是到人家家里去偷,而是那些狗跑到工地来偷东西吃,被他们用绳子套着杀了,有时也套到猫。
  那班青年仔还给我详细介绍套狗的方法,他们说了,我就留意各队的食堂,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他们在食堂附近挖一个小洞,将一些猪骨头放在洞里,用一条麻绳做成活套,用硬竹片做成弹弓。
  狗来吃骨头,碰到机关,绳套就会被弹起,套着狗的脖子。这些洞,白天是用东西掩盖着,晚上才装上机关,套着狗脖子后,狗只叫一声以后就不再叫了,很快就成了狗肉。
  水利工地,生活用水比较困难,多数食堂就自己挖井,挖不到水的,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洗澡则要跑到田边的水塘里,水虽然很脏,但男人还是脱光衣服,跳进水里,洗净满身的大汗,又沾了满身泥水。
  女的则去提一些水来,到窝棚里用毛巾擦一下就算了。工地生活很艰苦,人也不怕痒,躺倒就睡了,也不会因不舒服而失眠。
  建水坝的地点,就在我们村北四公里的地方,那时候,我的二厄子刚出生,我回家看了一下,又上水利工地。当时大女儿十一岁,大儿子八岁,二女儿才三岁,大姐背着妹妹,他们走路到工地来看爸爸,看到我时的高兴劲就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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