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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井岗山: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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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江西井岗山  


同志们,朋友们,各位旅友,各位网友:  


我是乌有之乡的忠实读者,我是张宏良老师的铁杆粉丝,我是江西一个普通的造反派和网友。  


乌有之乡在建党90周年、建军84周年组织红色旅游,各地来宾集聚英雄城南昌,我仅代表江西部分网友表示热烈欢迎!  


现在由我向各位来宾汇报,江西井岗山儿女在文化大革命中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所遭受的各种迫害和屈辱。  


由于时间的久远,个人水平的限制,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汇报过程中,难免没有偏差,希望大家谅解。  


   


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段文字是惊心动魄的文字!  


文革后30年是惊心动魄的30年!  


两相对照让左派的心灵震撼,让右派灵魂颤抖。  


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给文革定性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如果说这种定性是准确的话,那么3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大地上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怎么解释?无须解释,这证明五一六通知的无比正确。证明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也证明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文革的定性是不准确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的:  


   


一、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江西省委也是抓大方向的。各个单位到处涂红油漆和毛主席语录,商店里的红油漆告罄。百姓戏称为红海洋运动。电台里广播着毛主席语录歌,转播着新华社新闻稿,以示紧跟和革命。紧接着是破四旧、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揪斗牛鬼蛇神,抄家、剪辫子、剃阴阳头、带高帽、砸菩萨、拆庙……等等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挨整的对像是已经定性的地、富、反、坏、右及没有定性的有某些历史问题的旧职员和资本家等。尤其是有一些不识时务者,冒然给党政领导帖大字报的人,遭到大字报的围攻和批判,被整了黑材料,成了运动中重点打击的对像,被划为另类。  
省报点名批判的有石凌鹤、辜吉光、李定坤、石少培等文化人。这就是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江西省委抓的斗争大方向。  
这段时间是66年5月到9月,江西和北京比总要滞后些,高潮是8、9两个月。应该指出,在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与造反派无关,因为那时根本就不存在造反派。这是党组织统一部署。谁有不同异议谁就是反党,谁就是反革命,本人就是这年8月被打成反革命的。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看五一六通知,运动的重点显然不是这些,曾经的地主、资本家和历史反革命,早已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威胁和搞垮共产党政权的不是他们,而是钻进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敌人就在共产党内。这是五一六通知的精髓。苏东演变和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共产党的垮台,是共产党内的阶级 敌人给搞垮的。  
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57年反右斗争。有人企图将运动拉入57年反右斗争的轨道上来,斗争的矛头对准群众、对准曾经的敌人,从而放过党内走资派,拒绝毛主席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改造。这叫什么,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叫转移斗争在方向。这是和文化大革命对着干。  
右派30年来喋喋不休的对文革的控诉,就是这3、4个月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右派在文革中遭受的所谓迫害也是这段时间。然而,他们将走将派干的坏事,全部加在毛泽东和造反派的头上。右派心知肚明这是栽脏陷害,但是右派和走资派沆瀣一气是政治上需要,右派从来就不讲良心的。  
   


二、炮打司令部之争  


江西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也就是说江西造反派不是谁组织起来的,而是被文革反对派打压出来的。如前文所说,“一些不识时务者,冒然给党政领导帖大字报的人,遭到大字报的围攻和批判,被整了黑材料,成了运动中重点打击的对像,被划为另类。”这些另类,后来都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的组织者、骨干和积极分子,文革后,大部分都判了刑,尤其是“十年一贯制”的,“死不悔改”的都判了重刑,绝不辜息,绝不心慈手软。  
66年8月27日我被打成反革命,当晚一举揪出20“反革命”,被关了九天。  
我咽不下这口气,出来就向省、市委告状,后来称之为“上访”,这以前南昌市不存在这一行当,上访事业也许是从我开始的。后来知道,我被关九天中,市委书记光临南昌无线电厂两次,我到市委去告状,告谁呀?我在省市委到处碰钉子也就不难理解了。  
告状不进,就在街上瞎逛,工人赤卫队总指挥赵志坚的《坚决和坏蛋斗争》的传单我看过,《张永红的大字报》我看过,不以为这和自己成了反革命有什么关系。正在我垂头丧气、心灰意冷的时候,碰到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到省委兴师问罪,出于好奇。也跟随其后,来到了我曾经上访过的省委,正在主持省委工作的黄知真书记,很客气地接待了这伙人,很有分寸地回答红卫兵提出的几个问题。红卫兵提出的几个问题归纳起来:  
1、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是不革命口号?  
2、省委承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3、赵志坚的工人赤卫队是不是省委组织的保皇派?赵志坚说红卫兵是坏蛋,将斗争矛头指向红卫兵是不是大方向?  
4、省市委中有没有修正主义分子?秋出的几个反动文人,是不是“丢卒保车”,转移斗争大方向?  
黄书记回答得非常有水平,滴水不漏,断然否认了红卫兵的所有指控,最后还就如何保证运动深入开展,提出了几项措施。对炮打司令部问题避而不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否认江西有“对学生和工人的镇压”的事实,这时我才认识到,省委是不会为我这样在运动中受害者说话的。从此我们和红卫兵挂上了钩,向他们倾诉了我们的不幸遭遇。  


这是一伙南下的红卫兵,他们衣着褴褛,表情严肃,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经历了血和火的考验的拼命三郎。我从他们哪知道了蒯大富、王光美、谭力夫、联动、鬼见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等……。他们告诉我,个人告状,没用,要大家联合起来批XX反动路线。自己解放自己。  


在这之后我上访的不是省市委,而是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司令部。我从而认识了江医的车文枢、团校的周升炬、江农的舒鑫泉、江工的蔡方根、钟顺生和五中“一小撮”倪根菊等,还有来昌串联的红卫兵。  


红卫兵们决心要为我们平反,一再申明不光是为你们几个受害者平反,而是借此冲开江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缺口。经过一翻筹备,成立了南昌无线电厂八二七平反团。从11月上旬开始行动,南昌无线电厂的“反革命”到没去几个,到是引来几千红卫兵上访,从南昌市机械局到省委,从省委礼堂到江西宾舘,闹腾了一个星期,先后请出了白栋材、刘瑞森、郭光洲、黄知真等书记,在红卫兵逼迫下,为受害者彻底平反,并罢了两个直接责任人的官。  


应该说,经过几个月磨练的红卫兵是有水平的,斗争的策略、方式、方法都很到位。南昌市各单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决不止无线电厂一家,其他单位的受害者都闻风而动,到处要求平反、销毁黑材料,要求惩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司令部,成了这些受害者的家。这些受害者就是江西造反派的雏形。与其说是造反派,还不如叫“平反派”,江西造反派自66年到如今45年,基本上处于维权平反状态中,能够扬眉吐气的时间连半年都不到。  


平反,仅是关于“炮打司令部”斗争的一个内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的,当时并未见报,从同年十月份南昌街头上出现了大辩论,主辩方: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倡导的,不须加任何修饰。反方则认为不能笼统地炮打司令部,应该炮打司令部中的一小撮,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看看人家还很讲阶级性的,比我们现在的左派早45年。人家反方没有错呀!  


但是,当今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会不清楚吧?我相信当年“炮打一小撮”的同志们,一定会把肠子都悔青了!  


曾记否?当年“炮打一小撮”的游行队伍号称20万,浩浩荡荡,头已经进了省委大院,尾还在八一广场,是何等的威武呀!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示威吗?不是!而是向红卫兵和为数不多的造反派示威,更准确的说,是向党中央毛主席示威。  


这个游行队伍是由工人赤卫队、八一兵团、东方红组成,是在省市委的领导下组建的,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总指挥是全国劳模赵长生同志(破四旧时改为志坚),政委南昌市总工会主席李金水同志,总部设在南昌市工人文化宫。从赵志坚同志的“坚决同坏蛋斗争”的纲领性宣言来看,斗争的对象就是红卫兵,所为“炮打一小撮”就是炮打红卫兵和造反派。与五一六通知中的宗旨背道而驰。在文革中居有这样特质的群众组织,就是保守组织,百姓把它叫保皇派,简称老保,本来很臭,改革开放后成了灸手可热的头衔,以老保为荣,造反派成了罪人、坏人的代名词。  


曾几何时这个“老保”头衔贬值了,甚至一文不值。当走资派让工人阶级下岗的时候,当股市将你荷包的钞票吸走的时候,当物价以几何级数飞涨的时候,它才不管你谁是造反派谁是“老保”,通吃不误。所以制造保守派,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是走资派的一大阴谋,目的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敲门砖也就扔掉了。  


据南昌市广泛流传的说法,工人赤卫队的成立是有中央背景的:中央某大员的大小姐,66年8、9月份也到江西来搞大串联,串到省委某书记的家里,是专门来昌传授他省经验、策划成立工人赤卫队事宜的,随大小姐的到来,江西的工人赤卫队迎运而生。  


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66年冬天,矛头对准造反派红卫兵,除了街头围攻辩论之外,他们攻打医学院、打抄外地红卫兵的住处、制造“余长根事件”、抄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家,围攻批斗省委书记刘瑞森,甚至制造停电、停水、停交通事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党中央政策的感召下,参加工人赤卫队的工人,纷纷退出工人赤卫队,将袖章扔到街上,挂到树上,大批人员加入造反派组织,几个保守派组织顿时土崩瓦解,赤卫队总部被一伙临时工给揣掉了,变成了临时工总部。总指挥因制造三停事件被公安机关“保护性拘留”。上海一月风暴后,江西省委集体向造反派红卫兵交权。江西文革至此告一段落,老百姓把它叫炮打司令部时期。  


   


说到炮打司令部,就不能不说说江西的几位书记,特别是刘瑞森书记。  


纵观江西当时的干部队伍,就省委领导层来说,可以断言,没有一个够格称得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者,但也没有一个够格称得上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后来,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淫威下,阵线才分明起来,才形成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趋之若鹜的局势。但,江西的几个第一书记不肯就范,如江渭清、杨尚奎、方志纯等书记。但他们不同程度上都反文革,他们反对文革的真正原因是文革打破了他们当官做老爷的梦,对反修,防修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认识。对毛主席“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警告一点没放在心上,还以为那是戏言。等他们发现真的跨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快车上,为时已晚。这几位第一书记都被边缘化了。一个也未被重用。  
当然,江西文革初期“打着红旗反红旗,转移斗争大方向。”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执行XX司令部反动路线使然。  
刘瑞森书记,在我们平反过程中,刘瑞森书记应受害者要求,令市机械局政治部主任胡××到场交待问题。为此事刘瑞森书记第一次遭到工人赤卫队的围攻和批斗,说刘出卖了革命领导干部,是革命的叛徒。在另一个场合,又说了“炮打司令部”是革命口号,这和省委的口径不一至,出卖了省委,是“省委的叛徒”。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罪名竟伴随了刘书记后半生。省委组织部的干部还不失时机地抛出了刘瑞森在安徽合县监狱“叛变革命”的材料。说明刘叛变革命是一贯的。始作蛹者未想到,刘的同案犯竟是王鹤寿。是同案、同关、同放的三同难友。七十年代末,王当上了中央纪委书记,此“叛徒”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他支持了炮打司令部,成了XX司令部的叛徒,一直伴随到刘书记到九十年代病逝。  


   


三、江西的三月翻案风    


在与工人赤卫队斗争的四个多月里,南昌跨行业的造反派组织大一点的有四个:1保卫毛泽东思想战士。2工人造反队。3联合野战军。4临时工司令部。号称四大部。对摧毁工人赤卫队起过重要作用。人员也比较杂,包括了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包括被当局划为另的工人、干部和家庭成分不大好的人,以及,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垮台后加入进来的一些同志。这是革命最彻底、最坚决的一群。当时的省委领导,就将全省这个烂滩子丢给了四大部了。实质不是交权,而是躺倒不干了,给党中央毛主席施加压力。  


这样的群组织掌管江西党政军大事,显然不具备条件,四大部接权后,中央和中央文革一直未有表态支持。直到江西军区介入支左后的4月份,周总理才来到江西。刘瑞森求见周总理,总理未有接待,这表明中央是将江西的军政大权委托给江西军区了。  


江西省军区3月份介入地方支左。3月14日江西省军区参谋长周子韬在南昌体育舘作了个报告。红卫兵造反派噩运又开始了。报告中对红卫兵造反派进行恶毒的攻击和咒骂,要坚决整顿和打击,要将混进造反派中的坏人揪出来。红卫兵造反派将这个黑报告和此后的镇压叫三月翻案风。  


这个报告之后南昌军分区、6797部队到处抓人,有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被抓,被关,南昌市又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回避打击,炮打司令部时期跨行业,跨地区成立的造反派组织(如四大部等)纷纷解散和收摊子,真是“万花纷谢一时稀”。  


江西军区是怎么样和四大部进行权利交结的,不得而知。四大部至此完成历史使命,退出政治舞台,这是革命者自己倒旗的教训,历史给革命者的机会转舜即失,而且,没有重复。  


稀,并不等于没有,洪都械厂的造反者就不听那一套,正在南昌军分区大肆抓人的时候,洪都械厂的造反者就将请愿的队伍开到江西省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收回周子韬的报告。并且,江西军区并不敢抓他们。对击退江西的三月翻案风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还有设在江西省团校的大中红卫兵司令部,最后只剩下两三个人,也没有散。师范学院红卫兵内部在对待江西军区的问题上出现两派,一派叫井岗山“反军”,一派叫东方红“拥军”。井岗山红卫兵腹背受敌,承受着巨大压力,也没有散。这三股力量,是三面旗帜,旗帜不倒就给革命者带来希望,为后来反迫害,反镇压聚集了力量,做了准备。江西省大联筹就是在这三个组织的基础上组建的,这是江西造反派的核心,是在血和火的斗争中形成的,谁也撼动不了。  


江西军区对造反派的抓捕,并没有将江西的造反派吓倒,反而引起了造反派、红卫兵的强烈反弹。江西军区是有官无兵的单位,派到各单位人员有限,说是支左,实则是授命收编已经被打散了的保守派残余力量,由于遭受到造反派、红卫兵强烈的反对和围攻,军威遭到挑战。连军区司令员都被造反派、红卫兵押送到北京,交给了周总理(同时押送的还有福州军区刘培善副司令)。支保人员在各单位混不下去了,纷纷撤走。江西省大联筹完全控制了南昌局势。江西军区收编的各单位的保守组织,在单位上也混不下去了,在军区的庇护下,跑到乡下去,策划“农村包围城市”事业。江西军区庇护下的保守组织名叫“拥军爱民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  


江西军区介入地方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党中央和周总理多次来电进行批评,而江西军区某些头头阳奉阴违,变着法和周总理对抗,搞“农村包围城市”就是他们策划的一个妙招。大家知道文革初,中央明令收缴社会上所有武器。军事单位除外。民兵是准军事组织,江西军区某些头头钻这个空子,将大量枪支发给农村民兵,由保守派的头头指挥这些民兵攻打城市,民兵每出勤一次给记工分十分,民兵的斗争性非常强。从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逼中央表态,所以毛主席周总理给这种行为定性为军事叛乱。将叛乱的抚州军分区司令员李胜叫李败。  


保守派拿到枪,扬言要血洗南昌城。天真的造反派和红卫兵还以为这是说说玩玩的,他们哪里真的会动杀心。然而他们错了,第一次屠杀造反派和红卫兵,是66年6月29号,在南昌、赣州、萍乡同时进行,赣州遇难者232人,南昌遇难者29人,萍乡不详。南钢,也遭到冲击,未死人,抓走了几个头头。  


在血的面前,一些中学红卫兵发疯了,到处去夺枪。省军区,市军分区的枪,机械修理所的枪和已经上缴封存了的枪全部被夺。中学红卫兵,才是十几岁的孩子,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冒险夺枪,根本就不懂得危险是什么,有的人铸成终生大错,有的人搭上了性命。可是在那个时候誰又能制止得了呢?但是,也幸亏南昌市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手中有这批枪,南昌市才没有被血洗。党中央和周总理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夺枪行为,67年夏接见江西代表时,戏称江西造反派和红卫兵创造了全国两个第一:绑架大区副司令全国第一。抢夺枪支全国第一。不管怎么说,勇敢的英雄城儿女用生命和鲜血保住了英雄城,免遭了四一二大屠杀在英雄城重演。  


由于江西军区发枪在先,红卫兵夺枪在后,中央对两者都未追究个人责任。江西军区干部战士还算是听毛主席话的,在夺枪时,没下令开枪,造成血案,就算万幸了。  


第二次屠杀是震惊全国的江西抚州八二四事件。这次事件背景是,周恩来总理第九次接见江西代表时宣读了中央解决江西问题的六条指示,即:派程世清率部队进驻江西支左,宣布江西军区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宣布联络总站为偏保组织。任命程世清为江西军区第一政委,江西革筹小组组长。至此,江西联络总站宣告失败。但,他们并不甘心,武汉七二0事件大大地鼓舞了他们。在武汉中央领导遭到了围攻,毛主席遭到逼宫,他们企图重演七二0事件,逼迫中央就范。在支左部队未占稳脚跟之际,发动叛乱,将支左部队赶出江西。  


选的突破口是温家圳,温家圳有梁家渡大桥,是南昌的东大门,通往上海、福建前线的必经之路,大联筹派江拖工人把守。824夜联络总站偷袭梁家渡大桥,摸掉岗哨,度过大桥,包围了温家圳和江拖的营地,江拖的民兵和南昌来慰问演出的红卫兵,正在开联欢会,看演出。机枪对准他们就扫射,当场就有十几人遭到枪杀,江拖一个民兵身上就挨了十几枪,仅江拖就有七人遭到杀害。这时南昌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和629时大不一样了,手上也有枪。南昌的造反派和红卫兵闻讯前往支援,联络总站被迫撤回抚州,南昌支援队伍25日浩浩荡荡向抚州开进,决心和联络总站决一死战,直到26日6011部队才开到抚州,劝说造反派和红卫兵撤回南昌,阵地交给他们。这才避免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  


支左部队很快包围了抚州,向联络总站喊话时,联络总站向解放军战士开枪,江西军区出动直升飞机散发中央六条,散发江西军区劝其缴械投降的命令。并炮击了两个还在射击的火力点,联络总站才缴械投降。在平叛的过程中,6011部队有四名战士牺牲在联络总站的枪口下。至此,江西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支持下,又胜利了一把。  


这里要说说陈昌奉司令员:  


陈昌奉是井岗山时期毛主席的警卫员,文革初任6797部队师长。前文说江西军区是有官无兵单位,6797部队是地方警察部队,是守卫监狱、仓库等要害部门的。当支左力量不够时,江西军区就将这个部队给拉了上来。如314后抓捕造反派就由6797实施。一开始还是服从了命令。后来发现江西军区有违中央精神,陈昌奉同志不干了,拒绝执行镇压群众的命令。这为保护南昌造反派立了大功。从此陈司令员和南昌造反派、红卫兵建立了鱼水相依的关系。  


74年造反派分裂,陈司令员临危授命,主持省委工作,长达七八个月。也未能使两派达成团结。75年调到武汉任副司令员。文革后隔离审查,八十年代蒙难武汉。  


在陈司令员主持省委工作期间,我是一派的派头头之一,为陈司令员的工作带来不少的麻烦,他主持的成立民兵指挥部大会被我们给冲垮了,在混乱中两个中央委员被打伤。后来两派都坐了大牢,判了重刑。陈司令员也和我们一起羅难,我们的命运是和陈司令员联系到一起的,我们永远怀念他。  


   


四、江西造反派的噩梦——三查  


只所以说‘又胜利了一把’,是因为江西造反派和红卫兵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噩运还在后头。  


程世清来到江西平息了抚州叛乱,江西大联筹帮助程世清稳定了江西局势。程世清和江西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的蜜月也就是半年多时间。68年1月5号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随之程世清就变脸了,多次发表讲话恶毒地攻击造反派、红卫兵。  


程世清把惩治造反派运动叫“三查”,名义上查走资派、查阶级敌人,实质是清算造反派和红卫兵。各个单位保守组织心领神会,知道时代又变了,以抓阶级斗争为由,从造反派和红卫兵中抓阶级敌人,比运动初期打击、迫害造反派,手段更为残忍,持续的时间更长,达一年之久。  


打击的罪名是:反三红、小爬虫、大黑手、两面派、小万里浪、现行反革命、反党乱军、阶级异己份子、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多中心、极左派、打砸抢……。  


打击的手段五花八门:揪斗、抄家、挂黑牌子,坐喷气式、游行示众,私设公堂进行毒打,关牛棚、遣送农村……。  


一个小小的400多人的工厂,牛棚中就关了40多人,一半以上关的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有十几学徒工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74年搞平反才回到原单位。遣送农村是学程世清处理洪都的办法,这种夺工人饭碗的处置,对工人来说是最损的了。  


到68年底,程世清已经将江西的造反派、红卫兵彻底摧毁,留下的一些头头,都成了光杆司令。到73年秋省革委常委蔡松林和五个委员到京上访时,南昌市只有一个兵,没有人响应我们。江西造反派是68年垮的,74年后参与运动者寥寥无几,一呼百应的群众运动已成昔日的黄花。文革后对造反派的迫害,是重复打击。只不过比程世清更狠更重而已。  


   


五、造反派、红卫兵的反抗和斗争  


4月7日南昌七中红卫兵,省革委会委员东澄宇给程世清写了一张大字报,史称四七意见,对程到处大放撅词,攻击造反派和红卫兵,支持保守派反攻倒算进行了批评。这时程世清根本就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程将东澄宇当作钻进造反派里的阶级敌人给揪了出来,召开各类批判大会,对东澄宇进行批斗,挂牌子、作喷气式,住牛棚之后,将东押送到农村监督改造五年之久。  


与东澄宇同时揪出来的还有原南昌市长张云樵,《江西战报》上说他是“脑门上长皱纹的大黑手”,东澄宇的总后台。若干年后就这件事问东,东说他从未见到过张市长。  


   


在处理东澄宇问题上,大联筹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为东说句公道话,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大联筹的头头对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不幸遭遇,还是心急如焚的。万里浪、蔡松林等同志亲自向程反映基层“老保翻天”的情况,被程臭骂了一顿,说他们被派性迷了眼睛,对工人阶级没有感情,缺乏阶级斗争观念。  


同年八、九月份有“教与诛”传单刊登在洪都井冈山报上,署名孙大圣。“教与诛”就是批判对造反派不教而诛的“三查”政策。程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窜到洪都召开干部会议,要洪都的头头表态,遭到参加会议的造反的质疑和顶撞。  


洪都的革委会主任张羽正在北京开会,程在北京找到了张羽。指名道姓说李长生、孙定福是“反革命份子”,因为李长生顶撞过他,说他早就忘记了工人阶级。孙定福即孙大圣。张羽未有表态,也没有按程政委的意愿将李长生、孙定福当反革命揪出来。当时就是这样,你不揪别人,你就要被揪。程世清马上召开第五次全委扩大会,对洪都的万、张、吴进行批判,逼迫这三同志在会上作检讨。与此同时将6011部队调入洪都进行演习,实际是向洪都造反派示威。  


洪都机械厂是国防重点企业,一万多职工,对江西的局势的影响举足轻重,自文革以来,保守势力在洪都就没有市场,原省委无法控制,程世清也无法控制。在和程世清的斗争中,95%以上职工站在万里浪、张羽、吴景伯一边。坚决抵制程世清的蛮横无理的恶霸作风。程世清利用省革委将万、张、吴撤职,另派军人去接管,全体职工都不卖程世清的账。程世清一招不行,居然下令冻结洪都银行账户,只要持洪都职工工作证,就可到南昌任何银行领取工资。让人称奇的是,居然没有几个人去领。  


程世清是个暴徒魔鬼,什么事都干出来。他在南昌市组织十万人,在6011部队帮助下攻打洪都,洪都机械厂的造反派简直就是被他们一个一个从厂里拉出来的,没有谁投降。程世清在南昌搞了四五个集中营关押洪都造反派。  


程世清从66年8月份开始到同年12月,苦干了四个月,才将洪都造反派拿下。程政委够辛苦了!  


经过程世清的筛选,最后选定3000多名死硬份子,分散关押到全省各县,一关就是五年,到74年春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是洪都造反派和全省造反派共同斗争的结果。随着洪都问题的解决,全省被程世清关押的造反派均获释,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大小小的万里浪也得到了平反。  


程世清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地打击江西的造反派呢?说他对江西的保守派工人阶级有多深感情,是扯淡。程世清没有那么高尚和纯洁。程世清在政界、军界地位卑微,一步爬上江西省军政一把手,内心底气不足,大区的军头,可能看都不愿意看他一眼。某大区插手江西文革,两次折戟沉沙,连大区副司令都被江西造反派押送至北京,大区和江西造反派的不解之怨,猴精的程世清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打击江西造反派,无疑是一份摇尾献媚的见面礼。然而,他的献媚并没得到对方欣赏。最后仍然栽到人家手里,这是踏着别人尸体向上爬的应有报应。  


   


六、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黄知真书记,他代表江西省委参加了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且在支持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但是,他回到江西后,且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这说明XX司令部的组织体系已经根深蒂固,这个组织体系在战争年代是必要的,在和平年代是反动的,它毁了共产党。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谁也没办法。希望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写写文章。  


2、学生下放劳动,进行再教育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缩小城乡差别都是英明正确的。而程世清将这当作铲除异己的机会,将大批学生下放到农村,成了打击红卫兵的手段。这种现象不止江西,几乎全国都是如此,我认为文革的失败和三十年来右派势力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  


红卫兵的安置途径应该是多种的,如:参军、参政、招工、支农等,支农也应该选政治思想好的,做为革命接班人培养。现在的中央领导有好几个都是当年下放的知青。比现在的村官选拔要先进得多。  


我的发言就要结束了,我发言的题目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是毛主席在长征路上所作的词,是革命低潮时恶劣斗争形势的写照。  


1966年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新长征的开始,江西造反派踏上了新长征的征途,在西风烈的恶劣斗争形势下苦苦争扎奋斗了45年,惊回首,我们仍在娄关山下。往前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可是我们已经到了到了暮年。应该交旗了。交给在座的各位年轻人。  


乌有之乡和张宏良同志在建党90周年之际,在建军84周年之际组织长征红色旅游,是象征新的长征,是从娄关山开始而今迈步从头越。踏上了新的征程,沿着毛泽东走过的路继续前进!  


她给造反派和左派带来希望,给中国劳动人民带来希望。她使社会主义革命有了目标和方向。  


我在这里,祝愿新的长征队伍,顺利地穿越雪山草地,翻过六盘山,到达长城的终点。  


由于时间的关系,文革后江西造反派所遭受的迫害就不讲了,关心江西文革的网友,请看卫东同志的“迟到的雨露,艰苦的历程”,曾发表在今春乌有之乡上。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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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07/2432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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