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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金根:由一张"革命师生串连临时乘车证"勾起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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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两张同样被岁月的风雨冲刷得
由一张"革命师生串连临时乘车证"勾起的回忆
发黄了的照片,


    我的眼前浮现出了四十五年前,我在南昌火车站广埸前排队领取这张乘车证时的一幕。我的思绪又一次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如火如荼的年代。大串连的那些往事犹如一幕一幕的电影镜头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仿佛重新回到了遥远又近在咫尺的过去。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随即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无产阶级革命小将,走上街头,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巨流席卷全国,震惊世界。
    记得那天,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召开大会,宣佈“五.一六通知”,並同时宣佈退迟高考的消息时,全场一片沸腾。特别是正在备战高考的高三毕业生更是欢呼雀跃,欣喜若狂,互相拥抱。许多学生把手中正在啃读的课本抛得老高,激动的埸面无法用语言形容。连日来挑灯夜读,熬夜复习功课带给他们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就象一个囚禁多日,沒有自由的犯人,突然听到大赦的消息一样,大家一下子就轻松了许多。那个时候谁也不可能想到,这个决定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给自己带来厄运,是许多人恶梦的开始。          


    从那时开始,学校停课了,大家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埸考验人的灵魂的政治运动中去了,开始了炮打火烧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因为不上课,也就无所谓放不放假了,积极一点的天天来学校参加运动,为了方便,很多同学干脆住在学校里。还有一些同学,索性不来学校,做起了逍遥派,不来学校也沒有人管你。反正革命靠自觉。        


    同年八月,传来了长沙告急的消息,我们学校红卫兵作出决定,立即组织部分学生前去长沙,声援长沙红卫兵的革命运动。学校领导百般阻挠,说声援长沙的革命,不一定非要人亲自去,可以写信支援,我们把本地的运动搞好了,就是对长沙革命的最大支持。大家不听他们的劝阻,几百人举着标语旗帜,浩浩荡荡的向火车站开去。学校领导劝说无效,赶快向市里领导汇报。等到我们到了火车站时,市里的领导也追到火车站来了,劝说我们回去,大家就是不听,並警告他们不要破坏我们的革命行动,打击我们的革命积极性。大家在火车站静坐,不让我们坐火车去长沙就不回去。后来市里领导没有办法,指示火车站,让我们坐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这是我笫一次外出串连。其实那时执意要去长沙,也不完全是出自革命的公心,也参杂了一些私心,沒去过外面,想到外面去看看。记得那天是傍晚到的长沙,我和郑国强同学还抽空去了我在长沙的表叔家里一趟。晚上大家睡在湖南大学的操埸上,虽然已是夏天,晚上还是有些凉意,又沒有东西盖在身上,许多人都感冒了,不少人拉肚子。第二天上午,确实感觉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加上同去的领导还在一个劲的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回去闹革命。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回来了。后来每当和的同学在一起回忆起这件事时,都会开玩笑说那次赶到长沙去,就是为了想拉肚子跑到人家的操埸上睡一晚,第二天就赶回来这样-些话。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        


    同年九月初,学校传达了省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黄知真的指示,学校每个班按百分之十的比例,(好象不包括初一的学生)派学生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国庆十七周年的庆典活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这之前,学校还有一次派代表去西安参加的活动,我班派了两位同学去西安参加活动:一位是校文革委员,班长万海水,一位是学校团总支委员,班文革小组付组长胡晓南,她父亲是省军区付司令员,也就是我们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胡定千。有四位同学去了北京参加活动,其中有班团支部书记,班文革小组付组长黄秋英,还有焦桂林和邓伯金,还有一位就是我,是班团支部付书记,班文革小组组长。我们这些人,都属红五类,当时掌握班上的生杀大权。我们这次去北京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毛主席共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我的第二次外出串连。


    九月十五日那天,我们这支队伍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达了北京。





由一张"革命师生串连临时乘车证"勾起的回忆



     国庆节后,我们在北京又呆了3-4天的时间,然后回到了南昌。(详情见《我参加了国庆十七周年的庆典活动》一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南昌市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红卫兵大串连运动。开始时仍然是有组织,经过批准的外出串连。记得当时班上同学出去串连,要经过我们班文革小组的批准,每个班不是所有人都可出去串连的,因此有些出身不好,表现平平不是很积极的同学未能批准出去串连。她(他)们找到我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出去串连?我说你出身不好,她说某某同学出身不好,为什么他们可以去?我说他们表现好。当时上面规定了出去串连的名额,我们也没有办法。为此我们也得罪了一些同学。特别是破四旧时,我们做出了一些过极的行为,抄了一些同学的家,更是加深了矛盾。至今少数同学仍耿耿于怀,和我们老死不相往來。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借此机会向他(她)们表示道歉。批准出去串连的同学,我们按3到4人遍成一个小组,每个小组指定一个人负责,由学校开好一张外出串连的介绍信,每个人的学生证上要填写成份,加盖校文革的公章。我当时也带领了一个三个人组成的小组出去串连,一位叫黄普贤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一位叫杨茂林是班委会宣传委员。凭介绍信可以免费住宿,並借伙食费。当时每个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拿着介绍信去学校的接待站,由我们自己决定要住几天,並借这几天的伙食费,写下借条。有少数同学投机取巧,比如借了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他住个二三天或三四天就走,于是就留下了几天的伙食费揣在口袋里,又跑到其他学校或是其他城市的学校再去借钱,又如此泡制一番。这些人空着手出去串连,在外面篼了一大圈,回来时,口袋里还鼓鼓的。后来大串连结朿后,学校里不断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借条,要学校敦促这些同学还钱。据我所知很少有还钱的,谁还会理他们,反正是国家的钱。我记得回到学校后,我也负责过学校接待站的工作,也有很多外地来昌串连的同学,凭着介绍信向我们接待站借钱,也基本上没有还钱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带着学校开出的串连介绍信去火车站领取火车票。事先我们三人商量好了,我们领一张去哈尔滨的火车票,这样就可以去很多地方串连。当时我们对着地图研究商量串连的路线,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直接北上,首先坐火车到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南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串连下来,最后回到南昌。他们二人持这种意见,因为他们未到过北京,急于想先到北京。另一个方案是从南向北,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走过去,第一站是杭州,第二站是上海,直到哈尔滨。回来时还可以走别的线路回来,可以多到一些地方串连。因为我不久前到过北京,所以不急于想去北京。这是我的意见。由于我是负责的,介绍信写的是我的名字,揣在我的身上,他们沒有办法只有听我的。来到火车站,看见领火车票的红卫兵排起了一条长龙,足有好几百人。等了许久我们领到了一张从南昌至杭州,再从杭州至哈尔滨的票。因为那时沒有直接去哈尔滨的火车,要从杭州换车。


    第二天我们三人登上了火车,开始了革命的大串连,这是我第三次外出串连。我记得当时火车上挤满了学生,不仅座位上挤满了人,连座椅的底下,所有的地面上都挤满了人,行李架上也坐满了人。人要走动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想上厕所都很困难。只能从座椅的靠背上走过去。我还记得串连时,我还坐过闷罐车,就是有棚顶的货车。因为沒有厕所,中途又不停车,即使停下车,也不会打开门让你下车,因此每节车箱都放了一个粪桶在车箱的一头。遇到火车转换铁轨时,火车震动得很厉害,桶内的小便会溅得很高很远。因此大概有二米多的地方坐不了人,坐在最边上的人都是身穿雨衣,背向着尿捅。男的小便时面对尿桶,背朝大家。女的小便时,则是要几个人集体行动,还要用东西围起来遮当一下。到达杭州后,我们在杭州呆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继续乘火车去上海,在上海我们呆了半个月的时间,到处参观游玩。我在上海买了一根笛子和一付哑铃,离开上海时,我们在有轨电车站上等候有轨电车。当时我一手拿一个行李袋,笛子就放在右手提的那个行旅袋的上面,两只哑铃用绳子绑着掛在脖子上。等车时,这些东西全部放在地上。后来电车来了,我们赶快拿起东西准备上车,我一只手拿一个哑铃,又同时去拿行李袋,匆忙之中哑铃失手未拿住,掉在放笛子的那个袋子上,结果把笛子压裂了。当时很扫兴。他们都笑我,责备我说,叫你不要到上海买哑铃,这么重的东西多难拿,难道南昌就没有哑铃卖。事后每次提到这件事,他们都要取笑我。正当我们在上海呆得差不多,准备离开上海坐火车继续北上时,突然从广播里传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暂时停止串连的紧急通知,还说明年四月再继续开展大串连。当时我们完全相信了这个决定,以为明年四月真的还会开始大串连。实际上这是中央的一个缓兵之计。这个通知播出后,学生只能坐返回自己家乡方向的火车。很多学生大串连的余兴未了,胆大的不愿回去,从窗户里爬上火车继续串连,有的学生在停止串连后还在外面呆了半年多才回来。象我们胆小的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乖乖的回来了。当然主要还是完全相信了中央的决定,准备回家后明年四月再来。但是回去以后我们南昌再也没有大串联了。如果知道会是这样,我想我们也会不顾一切,继续北上直接去哈尔滨的。后来提倡步行串连,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大串连一直没有停止,虽然中央三番五次的发出了停止大串连的通知,但已经动乱了的形势,很难刹得住,直到六七年五月份以后才算完全结束了大串连的局面。我的两位同学因为没去成北京,每次谈到此事,黄普贤都要责备我说:这只“老棺材”手上卡着一张介绍信,赖在上海不走,一住就是半个月,搞得我们连北京都没去。又说如果我们直接去哈尔滨,不仅可以到北京,还可以一路玩回来。我只有争辩说,哪个知道会停止串连,哪个知道四月份再串连是骗人的。(因我从初中开始就有几根白头发,大家就送了"老棺材"和"老不死"这两个外号给我)          


    一九六七年春季,我们班上的七位男同学,步行串连来到了庐山。这是我第四次外出串连。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巍峨挺拔的青峰秀峦,喷雪鸣雷的银泉飞瀑,瞬息万变的云海奇观,俊奇巧秀的园林建筑,一展庐山的无穷魅力。领略了庐山的美丽风光,我们无不赞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叹祖国山河的无比神奇。由一张"革命师生串连临时乘车证"勾起的回忆


从左至右:前樊哲群、万海水、廖春苟、甘天宝;后胡官贞、焦桂林、万金根。


我们还在庐山仙人洞,洞外形如蟾蜍的悬崖峭壁上的石松旁,拍了一张照片留念。毛主席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词,让我们顿生万丈的革命豪情,升起冲霄的壮志凌云!
    虽然历史已跨越了近半个世纪,我们也从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变成了年逾花甲的老人,但青春的岁月,永远是我们不能忘怀的记忆,永远伴随我们走向未来!


   (此文写于2011年4月25日,当时在凤凰网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二团二连知青点,我的博客中发表。这次重新发表时,作了一些修改,并配了一些图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55795e0101476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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