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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义:永远的天津十九中高三(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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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高三(二)

吴伯义





有些记忆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大脑里,挥之不去。对于我和我的高中同班,高三(二)便是这样一个符号。


班级番号不是军队的番号,它是随着年度而改换的,高一(二)次年便是高二(二),再过一年便是高三(二)。而对于我们,尤其是我个人,则在高三(二)这个番号上停了下来。尽管我有无忧的小学,辉煌的初中,而后还有大学和研究生班,但在我的意识中,我永远是高三(二)的,或者说,高三(二)永远属于我。


1965年暑假后,我们由高二升入高三,距高考仅有一年,我们怀着大学的梦,决心奋斗这一年,因此,高三(二)让我们兴奋过。


过了一个学期,在高三年级学习成绩总评中,我们班蝉联榜首,这是第三年了,因此,高三(二)让我们骄傲过。


1966年6月初,“文革”初起,由北京四中发起的推迟高考,投入“运动”的倡议,天津十六中高三和我们班首先附议,这在全市6000余高三学生,130多个高三班级中是先觉者,因此,高三(二)让我们癫狂过。


后来,“文革”运动登峰造极,没有中止的讯号,我们先是大串连、而后又复课闹革命,继之以派性斗争,上山下乡,因此,高三(二)让我们迷惘过。


上山下乡,中断了我们的大学梦,高山、平原、村庄让我们面对了严酷的生存现实,春种秋收周而复始,我们便驻足在高三(二)这个阶段,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高中毕业十年后才恢复高考,我们的本人成分栏填的是“学生”,我们学历栏的最末一行便是高三(二)。


啊,永远的高三(二)……
















一九六三年





这一年雨水很大,入夏以来的汛情严重。我是天津二十一中初中毕业班,虽然已近毕业,我们还被抽调到海河边的台儿庄路搬运沙袋,加固堤防。


我的家在旧日租界多伦道69号,是三层楼的门脸房,底层父亲开了一间西服店,1956年公私合营后,一楼店面被西服厂存放布料。1939年天津发过一次大水,多伦道地势低,在我家一二层之间的外墙上镶着一片民国二十八年水准线。父亲说,那时水淹到一层,家人是从二楼窗户出入乘船在街上行动。水退后,一楼的墙皮都是酥酥的,水渍经久不掉。


为防止再次发水被淹,我们全家连日将一楼的物品往二楼搬,住在哈尔滨道上的父亲师傅家的物品也往我家搬,几天来家中闹得沸反盈天。


恰在这时,学校通知中考将在报考学校参加考试。我报的是天津十九中,因此要按通知到十九中参加语、数、外三门课的入学考试。





1


天津十九中坐落在河北路上,其四面是河北路、万全道、蒙古路、鞍山道,由两栋大楼和两个操场组成。这里距我所住的多伦道仅一个路口,走路五分钟就到了。


十九中是由旅津广东中学延续下来的,在全市位居前列,是和平区的名校之一。其实,这里与我所就学的二十一中不分伯仲,我报考她的原因是为与小学的同学姚建华、张恩荣重聚,因为姚初中就在十九中,而且我们三人都住在多伦道,所以决定一起报考十九中。


十九中的校园我是很熟的。我小时候这里曾是天津党校,三叔在这里上过一年学,每次衣服、袜子都是奶奶给洗好、补好让我给送去。传达室接下后便转交了,我从未进过这森严的大院。小学时我来往从这所校园走过,看到院里的高高的白杨和开着红花的芙蓉树。


接到中考通知单,首次走进这所心仪已久的校园。进入了校门是一所三层楼,前厅里放着一面高大的整容镜。穿过前厅是一个小操场,小操场的那面便是一所三层的大楼,这是日本占领时留下的,据说曾是日本人的芙蓉小学堂,后又改为日军兵营,楼层高,钢砖结构,窗子也宽大。我们的考场设在这栋楼内。


报考十九中高中的考生很多,三十人一个考场,排了十多个。我与姚、张没有分在一个考场。记得教室很宽敞,考了一个上午。


发榜后我与姚榜上有名,张恩荣落选了,后来他被被分到南开区的三十一中。





2


开学后,我被编在高一(二)班,这是我在十九中的第一个番号。


班主任刘之骏老师坐在教室里接待我们的报到。他当时四十多岁,魁梧,微胖,已经有些谢顶了。他叼着一个烟斗,眯着眼看着我:“吴伯义!”他首先叫出了我的名字,令我十分吃惊。“你的语文成绩很好,初中学的是俄语。”他说的是天津话,一字一顿十分清楚,我诺诺连声。“你初中时任班长,到这个班暂时当班委。”我连连点头。几句话谈过,我对刘老师的印象是:威严中透着慈祥,冷峻中不乏热情。我想:他很像我的父亲,父亲对我们四个儿子就是这样。我想:他一定是一个合格的班主任,面对我们五十余名男孩子。后来才知道,她是旅津广东中学时代的老师,解放初还被抽调参加过西南地区的土改运动。


教室在小楼副楼的二层,一排四个教室,恰好是高一年级四个班。廊道宽敞干净,后来我们在这里布置了各班的壁报,以便互相展示。


四个班为高一(一)、(二)、(三)、(四),(一)、(二)两个男生班,(三)、(四)两个女生班。(一)、(三)班是十九中初中升入高中的老班底,学英语,(二)、(四)班均为外校考入的新生,学俄语,四个班的班主任分别为房荫甫、刘之骏、云希春、张洵美。房是生物教师,刘是数学教师,云、张为语文老师。





3


十九中的卫生工作搞得非常好。每个周末均有大扫除,全班总动员,桌、椅、黑板过水,地板擦得露出木纹,窗玻璃擦得锃亮。廊道里的壁报每两周一换,高一(二)的宣传由我负责,四个班带有比赛性质。


十九中的业余文体生活也很丰富。周末大扫除后,窗明几净,大家回到教室唱歌。音乐老师马跃中曾带着校合唱团在天津电台教每周一歌,享誉津门,由他负责教歌的同学也很负责。我们班是吴法伦、游铁麟,高一时唱的歌有《延安颂》、《我为祖国献石油》。


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战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下。


四个班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全校歌声如潮,响遏行云。


篮球是十九中的校球,班级有球队,年级有联队,学校有校队。校队在天津校际比赛中屡次夺冠,曾代表天津参加华北地区中学篮球联赛,教练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习云同。马跃中,习云同两位青年教师曾是十九中的骄傲。


后来,学校成立军乐团,购置了整套军乐,招募了一批团员。我们班杨志勇被录吹萨克斯,每天带到班里练习,我们戏称为大号水烟袋。


学校集合参加游行或赴郊区劳动,校旗在前,军乐队随其后,各班歌声接龙,队头已到滨江道,队尾才出校门,蔚为壮观。


小操场有一排20多块标准黑板的板报栏,我在校学生会分管板报和广播站。周六下午换板报,20多人一齐上阵,报头我负责,题名《东方红》,指导老师是陈兆贵。广播站每早播音15分钟,均为校园新闻,由我编后交播音同学,与我合作的是低一年级的女生陈晶。





4


学校坐落在旧日租界,属和平区。和平区学校的教学质量较高,十六中自不必说,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中均旗鼓相当,三十四、五十八、六十一、六十四中等也都不错,还有女四、女六、南开女中等几个女中。


学校在河北路上,距百货大楼仅三个路口,当年这里十分安静。向北是市立第四医院,在多伦道上,周围有末代皇帝住过的张园、静园。张园划给了天津日报社。


由于解放前形成的租界——南市——华界的界限,租界里住的大多是中产以上人家,有资本家、工商业者,职员等,解放后随着新政权成立,一批领导干部搬入和平区,这里便又有了革干、革军等阶层。


地域界限造成阶层分野。在原来特一区墙子河两岸,北有耀华中学,南有志达中学。耀华中学学生多为中产阶级以上,志达中学面向下瓦房一带,多为中产阶级以下。父亲曾入学志达,据他说,耀华同学在墙子河对面唱道:“一把胰子一把碱,志达学生不要脸。”志达同学在对岸回击:“不用胰子用香皂,耀华学生不害臊。”这就形成穷志达、富耀华的分野。


到了我们上中学,仍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我小时曾唱过这样的童谣:


拾毛烂的背大筐,


一背背到谦德庄。


谦德庄,万德里,


扎小辫的不讲理。


这首童谣反映出谦德庄、万德庄一带城市贫民集中,拾毛烂就是捡废品,扎小辫的是女孩子,意思是说这一带的女孩子也比较粗野。因此,天津人的通婚是要看所住地域的。


和平区学生的特点是:家境殷实、学业扎实、风气正派,还有一个特点是大部分说普通话。





5


在学校往东不远处有一个八一礼堂。这里在我小时是日本花园,后来天津警备区将其接收改建成一个剧场。


八一礼堂每天中午放映学生专场,十二点十分到一点四十,正是我们午休时间。这个学生专场方便了我们。


记得每张票价五分钱。我们下课匆匆吃完从家里带的饭,不到五分钟便跑到了八一礼堂。有的同学干脆将饭带到剧场,边看电影边吃。


学生场多为复映片,《五朵金花》、《达吉和她的父亲》、《流浪者》、《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中外名片荟萃。我们虽然是中学生,依旧很单纯,记得静场后,每当八一厂的军徽厂标,长影厂的工农兵厂标,北影厂的天安门厂标一映出,便是一片掌声。


从八一礼堂向东的和平路上,有一个大的新华书店,这里也是我中午经常光顾的地方。隔些时进来看看书,有时也买些书。当时我买了不少电影、戏剧的单行剧本,如《战斗里成长》、《槐树庄》、《战洪图》等,每本大约在一角到两角钱之间,这在当时也够奢侈了。


积攒了两、三角钱,周末可以到距家不远的人民剧场看一场话剧。两、三角是后排座。人民剧场解放前叫上天仙,也是剧场,后来人艺将其列为演出剧场,做了装修。在这里看过《虎符》、《一仆二主》、《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钗头凤》等。认识了人艺的马超、颜美怡这一代明星。





6


1964年,自然灾害的三年刚结束,国家逐渐恢复了元气。文艺也复兴了,比如天津歌舞剧院便演出了《货郎与小姐》,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重新排演了《日出》和《雷雨》。


许多中央艺术院团也到天津演出,像中国芭蕾舞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剧院、中国京剧院等。


高雅艺术重现津门,女高音罗天婵、刘淑芳的《鸽子》、《宝贝》以及苏联抒情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风靡校园。


我们自习时有些同学哼出了《宝贝》的旋律,得到了一些人的应和。一次,班主任刘之骏老师进教室听到了,脸上现出一丝不悦。但他并没有说话。哼唱的同学显出了不安,全班比上课还静。


过几天,刘老师考了一次三角,抓住了一批学生。上课了,刘老师手里抓着试卷,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用手将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然后扫视着全班。


同学们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班上安静得如同死了一样,每个人都能感到自己喘气也不匀了。


终于,刘老师用他那带着磁性的天津话开口了:“这次三角考试成绩很不理想,有一大批同学不——及——格!”最后三个字他换了长音。


我们等待着宣判,刘老师一个一个点着不及格同学的名字,像是无意又像是有意地拖长声说道:“好像还有×××!”


每点一人,便站了起来,一会儿站起了半个班。站起的同学中有团支部干部,班委会干部,也有一般同学。


当全班清点完毕后,刘老师让所有的人坐下,然后拖着长音说:“班上有人谈女人。”这句话在当时不啻一颗炸弹,立刻炸响。这对于我们这个相对封闭、保守,又极富自恋情节的男生班是当量极大的炸药,完全可以摧毁十分脆弱的心理防线。“谈女人”,这等于流氓,无赖,不可救药。


刘老师接着说:“有些同学经常要来点刘淑芳,来点罗天婵!”终于与几天前自习课上的歌声挂了钩。我们明白了,刘老师在报复,就为了几天前自习课上《宝贝》的歌声。


我们慑服了,从此就更加封闭了自己,大部分同学甚至不敢与女生班接触。





7


三角课事件后,全班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尤其是班主任的课程,谁也不敢怠慢。


刘老师带班的指导思想是:重点抓学习,其他都无所谓。我们不争卫生先进、不争文艺演出优秀,但我们各科学习成绩在全年级四个班中总是第一,这一成绩保持了三年,成为了全班的骄傲。


元旦各班联欢,我们这个书呆子班碰到了难题,除了几首歌,什么也推不出来。


元旦那天,各班节目轮番到班上来巡演,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只推出两个教歌的同学到各班应景。当班上节目演完了,各班还在鼓乐喧天的时候,刘老师为了让我们尽兴,主动地说:“我给大家唱一段日本大鼓。”我们欢呼起来。


日本大鼓谁也听不懂,刘老师唱得很动情,我们只是报以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8


考来十九中一则离家近,二则为与小学同学姚建华、张恩荣重聚。结果,两个事情都不遂意。


1965年初,因拖欠房租过多,入不敷出,父亲被迫将多伦道69号住房交给了服装六厂,在其旁储汇邨5号租了一间房与母亲住,我们随爷爷奶奶搬到西站由服装六厂给的单位产房。这样,多伦道所欠房租一笔抹消。从此,我便开始了由西站到和平区的长途跋涉。其时,刚好有公交2路连通两地。阴天、下雨,我便在储汇邨与父母挤住。储汇邨在我们原来楼房的一个胡同,大部分是邮政职工,都是绿色门窗。其中有几个红门窗的住户,便是外来户,5号院是外来户,楼上下住了六户。我感觉,储汇邨就是天津的石库门,房基是石材,木质大门,院内有天井,每院可住六户人家,打开窗子,各家各户可以坐在房间中搭话。院中有公用水龙头、公用厕所和灶披间。房间是木质地板。


我与姚、张这三剑客,小学极要好,初中各奔东西,高中又想聚在一处共同高考。但是中考张恩荣落榜,上了三十一中,首先造成了三缺一。1965年初,伴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姚建华动了心,一心想去新疆屯垦戍边。姚找到了张,张也同意。他们一起来做我的工作,我是一心上大学的,所以婉绝了。那是多少个躁动的傍晚,在学校篮球场旁,我们三人聊呀聊。他们憧憬着塞外江南的美景,甚至低声吟唱着:


人人都说江南好


我说边疆赛江南


朝霞染湖水


雪山映蓝天


唉呀唻……


我居然也沉浸其中,但因为上大学的愿望未改,终未为所动。春末夏初,我送他们离开了天津,告别了家乡。后来,姚建华分到乌鲁木齐新疆农大,张恩荣分到焉耆县农业银行。再后来,“文革”中姚被迫害精神分裂,张则下落不明。(据说已离开人世。)


我一个人,融入了新集体,也更加坚定了报考大学的决心。
































一九六四年





我们的番号从高一(二)变为高二(二),随之从小楼搬到大楼,在大楼的二楼。大楼共三层,每层四个教室,三楼是初三年级,二楼是高二年级,一楼是高三年级。大楼是日本旧兵营,楼层高,建筑坚固。每层一个通道四个教室。进入教室先是一个储藏间,可以存放卫生用具。房间内地面是瓷砖,窗玻璃是铁框。大楼外面是小操场,容得两个篮球场,楼窗外是一圈20多块黑板报,楼对面是学校食堂。





1


升入高二,同学们暗自加了劲,同时密切注视着一楼高三班的一举一动。


十九中书记和校长王伯程是十三级干部,和平区中学校长中十三级只有三位,另外两位一个在十六中,一个在二十一中。


中教二级以上的老师在十九中有好几位,一位语文老师被打成右派,是二级教师,在木工组劳动,物理袁昌镕老师,数学李博伟老师都是二级,都给我们任课。其他老师也都师出名门。所以,我们的教学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在小操场的一侧有一排房子,用作库房和教工临时宿舍。一间小屋中住着一个作家,都说他是教导主任李玉琴的弟弟,名叫李冠军。我在新华书店看过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题目忘记了,内容大多是写校园生活。从作品看,他做过老师。李冠军只在每天中午出来在操场上转一圈,面色惨白,不知是什么病,已经到了晚期。他的妻子在初中部教语文,姓罗。同学们传着他的身世,我也密切地注视着他。


后来,他住进了医院;再后来,他病故了。


记得我的初中历史老师李正中曾在初二年级第二学期某天上课时说,过些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他的一篇文章将在天津日报刊发。“三八”那天早上,我从独山路墙子河边邮亭买了一张日报,副刊上果然刊登着李老师写的关于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历史小品文,我把报纸给全班同学传看,又到历史组找李老师。从此,我对李正中老师肃然起敬,对历史课很感兴趣,甚至朦胧地感觉,上大学我要学历史,将来像李老师一样。


而今,又一个李老师成了我的楷模,使我对文学又兴趣倍增,暗下决心,上大学我要学文学。


就在这一年,我与初中同学韩光明(他仍在二十一中)合写的影评在《天津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像当年李正中老师的文章和李冠军老师的小册子一样,我将印有我名字的铅字拿给同学们、老师们,也拿给我的父母。





2


这一年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


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了。


我从初中便申请入团,到这时还没有结果。我小学是大队主席,初中是班长,到了高中只在学生会打杂,就好像党外人士为党工作,只是在外围。


我的思想汇报要汇集起来怕已能装订成一册了,从初一到高二,蕴涵着我对每个时期政治形势的认识、对家庭的认识。我曾极严肃地找父亲谈过话,让他给我讲他的历史,而后我又原原本本地写成材料,交给团组织。


大操场上杨树又高又粗,绿荫遍地。杨树下设置着单、双杠和吊环。我和团支部书记郝玉柱、郭君益曾多次在这里谈心,交换思想。下午四点多,是操场最热闹的时刻。放学后运动队要集训,同学们要活动,整个操场生龙活虎。谈话往往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操场上没有了人声,这时大约是晚上六点多了。


实际上,我们已经感觉了此刻政治气候的严峻。


天津为培养中学政治工作人员,特意成立了天津政治师范学校,从高二学生中选拔入学,学习两年毕业。我们班刘宝成便是被选拔的学生之一。刘宝成,家住西站,一阶段与我同行。我去过他家,一间小屋子,挤了一群孩子,他有三个妹妹,因此他的脾气也有点像女孩。刘宝成是团支部委员,学习成绩一般,不知是从何校考入十九中。被选入政师后他便离开了班级,政师在下瓦房。





3


班主任换了,由袁瑞泉接替了刘之骏。袁老师是广东客家人,中共党员,教语文,他的上任是与狠抓思想政治工作相一致的。


其实,袁老师也是蛮重业务的,记得在当时天津的晚报上有一栏语文杂谈,曾登过他的《说“既”与“即”》,我看过挺激动,曾剪下报来留存许久。


袁老师讲课口音很重,但备课相当认真。他讲的议论文、记叙文、诗歌、古文都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他讲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分析透辟,“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袁老师很认真地一字一句讲解,只不过把“本”字念成“秉”,于是乎全班同学背后就叫他“秉性”“秉子”。


袁老师找各层次学生谈话。找我谈话是在一个下午,让我介绍了家庭情况及个人对家庭的认识。


袁老师有个小本本,是记录学生思想动态的。很多内容全是他听团和班干部的汇报,有人无意中看过他的小本本,上面记满了我们说过的话,有些是无意说的。


于是,人人可危,谁也不敢随便说话了。


班上经常组织座谈会,就当前重大政治事件谈思想、谈体会。座谈记录由班主任收走,我曾为班主任做过记录员。袁老师本人也在记,不时地做些发言引导。





4


天津从五十年代便有红五月和红十月推荐歌曲活动,由市文化局和群艺馆推荐,印成折叠的歌片,每份五分钱。每次推荐歌曲十首左右,记得“大跃进”时期有一首歌:


五月红,五月好,


五月的红旗处处飘。


五月吹来跃进风,


再向十年大庆送喜报。


也有很美的歌曲,如:


节日的夜晚灯火辉煌,


狂欢的人群汇成海洋。


青年的朋友翩翩起舞,


快乐的舞步起伏荡漾。


1964年,五一推荐歌曲突出了政治性,尤其是学习雷锋的歌曲:


雷锋,我们的战友,


我们亲爱的弟兄。


雷锋,我们的榜样,


我们青年的标兵。


学习雷锋,永远跟着党,


学习雷锋,忠于毛泽东,


前进,前进!


我们的班歌依然是《延安颂》。既有政治意义,又有抒情色彩: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的胸中奔腾。


我们的男声高亢,极富抒情味道,这就是我们的审美。


周末的学歌活动也有飚歌的意味。我们把青春的热情与压抑都表现在了歌唱中,抒情的如《延安颂》、《我为祖国献石油》,高亢的如《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是一个兵》。我们的合唱《我是一个兵》分四个声部,非常整齐、有力。





5


十九中的课外活动小组也很活跃。记得化学老师戴明湘领导的火箭组最为激动人心。下午放学后,小组成员齐聚在打操场上,在戴老师指导下,点燃一枚火箭,本应按设计轨道绕草坪飞翔的火箭忽然窜向高空,穿越院墙,向马路对面飞去,直抵校对面的电信局前才着落。


师生愕然,跑出校门追寻。幸好当时街上没有人,火箭只在电信局台阶上熏了一圈黑烟。戴老师推了推眼镜,喉结里发出“呃,呃“的声音。


戴老师化学课教得好,虽然是南方人,语言相当精彩,每当讲课前,喉结一动,发出“呃,呃“的声音,下面应该是十分精彩的内容。他是幽默的人,讲出的笑料自己绝不笑,只是眯着眼睛看着大家,当同学们爆笑开来时,他的眼睛现出一丝狡黠的笑。


大家在火箭脱轨出事现场面面相觑,等待老师“呃,呃”后发表意见。戴老师环视四周无居民,低头迅速捡起火箭残骸,“呃,呃”后小声说了一句:“快走!”师生狼狈地返回校园。


火箭小组又投入了新一轮研制,计算火药重量,弹体形制、飞行速度、滑翔轨迹。终于决定又一次试运行。这次火药点燃后,大家相当紧张,火箭起飞了,没有向河北路方向腾窜,却反方向飞越院墙,窜到蒙古路上。蒙古路是居民区,如果闯入居民院落或家中,事情就要闹大。这次,同学们搭起人墙,由一个小个子同学爬上院墙侦查。报告说,没有伤及无辜,只是火箭弹体被居民捡走了,而且对这件天外之物颇感新奇。


戴老师“呃,呃”两声,果断地决定,“不要说话,撤!”大家强忍住笑声。





6


我们的老师是极具个性的。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刘之骏给了全班极大的影响,我们的男子汉精神、自强心、自信心,乃至学习的定力,都来自刘老师的言传身教。其实,刘老师在当时就是我们的偶像,是后来高三(二)精神形成的最早的动力源。


换上了袁老师,大家起初有些不适应,因为这个班一是出身大部分非工农,二是偏好理科的人居多。袁老师适应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指导方针与语文教师身份与班级多数人不太适应。不过,这个时代是需要像袁老师这种忠于党的政策的人去搞政治工作的。


数学换上了一位李老师,四川人,个子偏低,但学术上很可以。此前,越南归桥黄老师曾在刘老师指导下代过一段数学课,因为语言不太过关,加之刚教书有点紧张,所以黄老师讲课脸涨的通红,汗流浃背,写在黑板上的公式经常出错,来不及用板擦涂掉,有使用手涂抹,弄得满手粉笔灰,又碰到脸上。此刻,黄老师便得了一个绰号:“一划三改”(国民经济政策有“一化三改”,此谐音)。由李老师换上了黄老师令大家十分满意,只是要适应四川口音。


物理老师娄若石,当时很年轻,但拿着架子,讲课时凹进去的嘴部习惯向两边撇,大家以为他不够谦虚。后来的一位张老师,经常吓唬同学,复习时这也是重点,那也是重点,并习惯举起大拇指说:“这是国家规定!”不知他为何方人士,讲“国”字念作“果”的音。因此,同学们马上送其雅号为“果家规定”。说起来,这二位其实都是不错的物理老师,之所以与我们不和,乃是因为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权威,二级物理老师袁昌镕,那是我们的偶像,他将在高三亲自教我们。


俄语由于入学水平不一,分为快、慢两个班。初中学过三年俄语入快班,初中没学过俄语的入慢班。上课时与四班分开的两部分组合上课,因此,俄语课使男女合班了。我在快班,任课老师王健,还是我们副班主任。王老师细高个子,一直未婚,当然有个性,不过与我们关系很融洽,有时像朋友一样倾听我们的意见。王老师个人卫生很讲究,领着我们下乡劳动时,包里带着一个酒精棉擦手消毒,然后才吃饭。这对于我们这群男孩子影响很大。记得一年在双林农场劳动,我们全班住在一个大的饲养棚内,50多人以马料槽为床铺开被褥,王老师自己打扫了半天,又穿上睡衣睡裤,被子、单子一层一层放匀,方才躺下。我睡在王老师旁边,认真观察这一切,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肯定有一个十分爱整洁的妻子,后来证明我的判断失误了。慢班俄语老师是个女性,名叫关金华,据说关老师讲课颇有激情。讲到俄语介词“从里面”、“从上面”的区别时,讲台上放了一只水桶,自己将脚踩进桶内,表现“从里面”,又从桶上跳跃而过,说明这是“从上面”。她讲课声音极大,我们坐在隔壁教室,往往听到她高亢的声音与朗声大笑。


我们热爱这些老师,他们的敬业精神使我们终身难忘。





7


虽然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但为了迎接建国十五周年,文艺界还是很活跃的,长篇小说自《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后,又推出了“三红”:即《红日》、《红岩》、《红旗谱》,知识分子题材和城市题材也出了一批好书,如《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这些书,在当时经济条件下,父母还是支持让我买来读,这也是我的第一批藏书。


艺术性电影在这几年也出了不少,《昆仑山上一棵草》、《冰山上的来客》、《51号兵站》、《大浪淘沙》等影片令我们十分痴迷。我从上了高中,便开始订阅《电影艺术》、《电影文学》,对电影的分外偏爱使我立志要报考影剧文学专业,而且致力于对电影文学剧本的研究。《达吉和她的父亲》、《刘三姐》这样的少数民族影片,《舞台姐妹》、《永不消逝的电波》、《柳堡的故事》这样的艺术片,我都认真研读过,写下了无数的观影札记和影评。


同班陈绵康同学喜爱数学,认真攻克难题,不断与老师切磋,用一个十分精致的本子做了无数道难题解。本子的纸又细又白,陈绵康的演算清晰明白,几何图形画得非常美。他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我,请我为之写“序”。我感谢同学对我的信任,但表达了我的无奈:一是作序一般要名人,二是序文必须对“作品”精通并能提出褒贬,这两条我都不够。不过,我也没有拂了同学的好意,另用一页稿纸为他写了一篇赞序,作为感言。


我们这时是在阶级斗争的夹缝中,以个人爱好,自我发展去拼得前途。记得初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21中工字形大楼那个短横的三楼,每晚坚持晚自习,几个要好的同学坐在走廊上,面对着巍峨的西开法国大教堂,头上是一轮明月,我们分角色诵读俄语《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背诵了不少普希金诗的原作,又学唱了苏联歌曲。肚子虽然很饿,但觉得内心十分充实。





8


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支农劳动,大约是一周时间。


我们学校劳动定点在西青区,当时叫西郊区,离市区较近的李七庄公社、张家窝公社,我们几乎每年必到,还去过一次位于西郊的双林农场。


我们去劳动自己带行李,带粮票和饭费。每次都是很早集合,步行出发。校旗在前,各班都有红旗,一路浩荡沿着鞍山道前进。班与班之间还互相拉歌,此起彼伏,十分振奋。


大约两三个小时行程,各班按人数分到不同的村,我们还到过傅村、辛院、邓店、张窝、老君堂等沿公路线各村。


我有几次被抽调担任支农劳动宣传工作,陈兆贵老师带领我与低一级的孟宪君、杨丽君三名同学,从采访、编辑到刻板、印刷、发行都由我们负责。


我们选在居中的邓店作为编辑部,由大队支援我们一间小房。陈兆贵每次都是口述新闻稿,由杨丽君记录,包括标点符号,一气呵成,我和孟宪君负责编辑各班来稿,然后由我排版刻蜡纸,我们三人一起印刷、分发。工作之余,陈老师给我们讲故事,他学的是历史,教的是政治,文字功底也很强。


编报纸比起一线干农活来,劳动强度低,自由支配度大,没事时我们与陈老师在村里转一转,看看田园风光。陈老师领我们走在田野上,尽量避开劳动的同学们,以免显得特殊化。


我们参加的劳动分高低年级和男女生班,高中男生班经常是平地、挖土方,很累,一天下来,累的话也不想说。我们集体起伙,按量吃饭,男生基本不够吃。那时,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乡们有时支援我们一些稻米、肉类,我们一概不要。早上熬粥,乡亲们将洗好的大红枣倒进粥锅里,我们才吃到了大枣白米粥。


有一次劳动,我们分组与社员们拉着小车到市内抢垃圾、积肥。市内垃圾是由环卫队分片收走再分到各垃圾场。我们跟随社员们到和平区的大街小巷,抢运垃圾,来回步行,十分辛苦。一般是两个男生跟着一个女社员,拉着一辆小排车。临走时,一人拉车,两人坐车,轮流拉。回来时,一人驾辕,两人拉套。每日一趟,早出午后归,虽然走得乏,比挖土方还是好一些。


在农村劳动是分别住在老乡家。一般都是人家的空房,储藏间,有的又黑又潮又脏。一次,我们三人分到一家空房,屋中放着一口老人的寿材。我们一般将棺材与死人联系到一起,见到棺材后十分恐惧。其实,农村中富裕人家都是很早便为老人备好棺材,年年油一次,是很讲究的。


我们班赵振宇平时女里女气,外号“赵大姐”,见了棺材浑身哆嗦,弄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得找袁老师给他换房间。谁也不愿与“赵大姐”睡一个房间,所以袁老师很难办,只得将我们三人整个换了一户人家。





9


赵振宇的父母好像是大公报香港的报人,他与祖母住在天津。他是男女两性人,说话声音尖细,做派也像女孩子。他走路摇摇摆摆,手里拿个小手帕,轻飘飘穿越操场。


此刻,有些男生班的调皮学生便在窗口大喊一声:“赵大姐!”迅即将头缩回。


“赵大姐”靠父母从香港带来的性激素维持,十分痛苦。据说,祖母让他业余学唱青衣,但他长得又黑又瘦,牙齿也是黑的,恐怕也难成一个京剧旦角。


一次,全班去双林农场劳动,每个班一辆客车。我们是男生班,正副班主任也是男教师。司机当然看到上了一车男人,当车开动后,大家就开始唱《歌唱祖国》。我们班已习惯于让赵振宇在前面领唱: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当尖细的女声响起时,司机非常奇怪,一边开车一边向后寻找这个“女生”,此刻领唱部完毕,我们便齐声合唱: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成长的地方……


司机终于没弄明白,惊愕地开着车。我们的这首歌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的默契配合在学校也是著名的。


文革后,赵振宇没有留城,但也没有批准下乡,一个人留在家中,与班级脱离了关系。后来,听说他因服用激素量过大而中毒死亡。


我们班还有一位男高音柴宝河,平时喜唱歌。下乡时经常给乡亲们唱,颇受欢迎。他在上山下乡后患上重病,不幸病死在内蒙。


我们班在青春年华逝去的两位同学,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10


这一年,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了。中共中央对苏联的政策表现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几篇评价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论文中。这“九评”,气势磅礴,文采飞扬,是非常美的驳论文章。


海河边的带状公园是和平区市民休闲的好地方,公园依河而建,从北安桥到解放桥,迤逦行进。公园内种植着树木花草,有供游人休憩的长条椅。垂柳的枝条披拂着,像女孩子刚刚洗过的长发,十分飘逸;垂榆则树冠紧密,圆蓬蓬的像男孩子刚修剪过的头发。白杨树挺拔向上,白蜡树枝叶茂密。不时有三五戏迷在公园内操琴清唱,也有年轻人倚着栏杆面向海河练习发声。这里当然也是恋人们谈情说爱的去处,在城市日渐逼仄的居住条件下,恋人们往往在河边相约,倚着栏杆面向河水来海誓山盟。


假日里,我喜欢约上初中好友韩光明到海河边寻一长椅,交流学习心得,互通十九中、二十一中的学习信息。我们在一起诵读“九评”,为其中征引的古诗词找根据。在一起讨论近期观看的电影,在争讨中形成一篇又一篇影评的初稿。


我买到一部新小说《激流勇进》,作者汉水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小说就是以江城为背景,写一个大学毕业生生活的。我们在海河边轮流朗读原著,憧憬着美好的大学生活。


在这里,在母亲河的臂弯中,两个文学青年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梦境中,他们的心像海河水一样平静,没有发现任何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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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高三(二)之二
一九六五年



这一年暑假后,我们班便是高三(二),由二楼降到一楼,教室的格局还是一个样子。这一年,留级了一些人,班级总数减少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已成为全国工农生产的模式,王进喜、陈永贵是工人、农民的楷模。雷锋依然是榜样,又出来一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是一个需要英雄也在产生英雄的年代。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这些和平年代的军人英雄以其舍己为人、舍身为公的事迹鼓舞着我们。从小便受到英雄故事的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便凝结了不散的英雄情结。想到姚建华他们去屯垦戍边,不也正是这种英雄情结所使然吗?



1

我们所崇敬的数学李博伟老师、物理袁昌镕老师都如愿地为我们班上课了。他们渊博的学识、潇洒的教风简直迷倒了我们。

袁昌镕讲课不紧不忙,推导公式采用的是抽丝剥笋式,一层一层讲透,又有一条线贯穿,使你没法不明白。他从一上课的导入,到下课时的合上教案,中间没有一句是题外的话,但却始终掌控着课堂的节奏。

李博伟有些山东口音,他的板书又满又整齐,整套算式演下来,刚好一黑板。他轻轻地拍掉手上的粉笔灰,下课铃声一响便叼起了烟斗。同学们围上去问些问题,他一边答疑,一边喷出烟雾,是一种用香料熏过的烟丝,充溢着教室。

高三的教师确实都是过的硬的,这些高级教师自不必说,其实认真听每个老师的课都能获益。政治课曾老师以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教材,将党史、近代史合而为一。她特别强调抓“点”,每每在课上提醒,我们背后便叫她“抓点”。其实,这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抓点带面,提纲挈领。我后来上大学,学的是中文,但哲学课成绩一直不错。哲学老师每每喜欢叫我回答问题,他做概括。我的学习方法便得益于“抓点”。



2

同学们攒足劲准备迎接高考,

听课是相当认真,下课后老师周围挤满了人,答疑时间将每个课间占满了。下午自习课上,三五好友互相切磋,也允许同学们到教师办公室提问。

我们班在四个班的学习成绩总评仍居榜首,这似乎也是不容置疑的现状。班内总评前几位你上我下,岳国权、胡公明、贾文星、樊祥华、郭君益等等,既是班级前列,也是年级魁首。这些都是将来的理工科学生。

我还是偏于文科,但当时并没有分班,因此,历史、地理这些高考科目必须自己暗暗加劲。我开始有计划地复习世界史、中国史、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为高考做着准备。

尽管后来形势逆转,高考无限期延长了。不过,十年后的高考,由于我的这些功夫,地理单科成绩93,位于呼和浩特考区第一,历史未经复习便参加考试,我的高考复习偏重于数学和外语两门。这都归功于1965年,那备考的日日月月。

下午放学后同学们都不回家,教室里挤满了人。其实作业很快便可以写完,此时,我们已学会了读书,如数学、物理的公式导入、概念推演,是需要认真研读的。语文,政治需要背诵,外语单词每天背还要忘记,谁敢怠慢。我的学习方法就是在高中这几年奠定的,这也得益于我们高中所有的任课老师。



3

上了高中,儒雅成了我们这些男孩子的追求。那个年代,无非就是制服、中山装,西式裤子经常要打补丁。但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朴素美。回想起来,我们的生活作风,也是受到老师们的影响。

高一时的刘之骏老师,始终是将校呢的制服上衣,金丝边的眼镜,青青的胡子茬永远是新刮过的。板书十分整齐,几何图形也讲究完美,每当他写完最后一行字,将粉笔轻轻放下,总是吹吹手上的粉笔灰,身上一尘不染。

数学李博伟老师也是这样,在黑板上演算时,粉笔很轻、很细,将数学习题行云流水般写成了书法。下课后立即叼上烟斗吸烟,此时手上是非常干净清爽的。

物理老师袁昌镕讲课时声音清晰,字字都能送进你的耳中,他没有十分急躁和十分激动,面色中永远透出一股中和之气。

语文老师袁瑞全是个南方人,也总是衣冠整齐,中山装内的白衬衣衣领和衣袖总是非常干净的。

化学戴明湘老师的教案摆在讲桌上,每翻一页都是小心翼翼的,他自带一个粉笔盒,用完的粉笔头装在盒内带走,从不到处乱丢。我有一次走近讲台,看了一眼戴老师的讲稿,仿佛一篇书法艺术品,一点污渍也没有。

王健老师、娄若石老师、张世恩老师、习云同老师,乃至校长王伯程,教导主任李栋藩,这么多男老师,他们的学识、作风、行为、衣装,都是我们的典范,概括起来,便是温厚、儒雅、潇洒、平和的学者气,严肃、认真、谨慎、负责的男人气,中庸、仁爱、礼教、忍让的儒家气。这些造就了我们的一代人,构成了高三(二)的班风。



4

这一年的课程依然很紧,并非如“文革”后的高三年级,全是总复习,一遍遍地做题模拟迎考。数、理、化,语、数、外、政各门均有新课,而且要一直上到高三年级第二学期。数学的无理数和虚数是下放的高等数学内容,更加抽象了。物理的声、光、电、力之外,增加了原子物理内容。有机化学充实了无机化学,光是烃一族便使同学们吃不消。语文和俄语都有高中第五、第六册,这便是高三的内容,俄语的五、六册中引进了不少苏俄文学名著片段,单词量加大了。政治除《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外,还增加了时事政治,我们的书包中装进了《红旗》杂志和《支部生活》。

文理科虽然有了方向,但并不分班,所以报考文、理各方向的考生还要复习自己已经结课的历史、地理、生物等课程。当年高考文科是语、数、外、史、地、政,理科是语、数、外、理、化、生。我们正在自己加压,每天都有不少同学在学校上晚自习。

我家搬远了,条件又不十分好,所以放学路上,我做了不少小条,包括外语单词、中文诗词、史地知识,一路走着,一路背诵。



5

学校依然没有忘记德智体全面发展。第二学期春天依然组织了集体劳动,这一次是在西郊双林农场。主要劳动内容是挖渠、翻地,平整土地。将大渠挖通,挖出的土用小推车拉倒低洼地上垫高。红旗飘扬,歌声震天,小车飞转,银锹翻飞。我们的青春、热情、朝气挥洒在1966年的早春。

劳动间歇要进行政治学习,以班为单位坐下来读报。

这个春天不寻常。继《评<</SPAN>海瑞罢官>》之后,又发表了《评<</SPAN>燕山夜话>》。《燕山夜话》是一本杂文集,作者邓拓是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其文章分别发表在北京市委机关刊《前线》杂志上,也有的发在《北京晚报》上。我读过这些杂文,包括邓拓与吴晗、廖沫沙三人以马南邨为笔名发表的《三家村札记》。我喜欢这些杂文的知识性、趣味性与文学性,习读这些杂文,又能体味到一种文人随笔的闲适与淡定。

袁老师让我给全班读这篇长文,当我读到《燕山夜话》时,发音略带天津口音,将“燕”读作四声。恰在这时,语文女老师李育申经过我们班前,以其语文老师特有的咬文嚼字与认真负责给我纠正:“吴伯义,读‘淹’,不读‘堰’”。说着,她便走了过去,全班爆发了“轰”的一阵大笑。我知道,同学们不是笑我读错了字音,而是笑李老师的过于自信与傲慢。

其实,这正是当年我们老师的风格,所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但男孩子们在强劳动的累与乏和政治学习的困与疲中,听到一位女教师当众的“教诲”和教诲后袅娜身姿的离去,便找到了发泄情绪的突破口,这笑声持续不断,令离去的李老师深感尴尬,也令在座的袁老师无可奈何。



6

五月的天津转暖了,杨花柳絮满天飞舞,多伦道上飘溢着槐花香。

班上通知进行高考体检,大家感觉高考临近了。

体检地点在河北路一条互通的两所院子里。这个胡同在滨江道和哈尔滨道之间,这两所院子应该是教育局的卫生院。

我们每四个人为一组,先是身高、体重、血压、视力等常规测量,内外科检查则要脱光衣服。

有一个预备间,是脱衣服的地方,检查间内全是男医生,包括肛门、生殖器一一检查,十分仔细。记得与我同时进入检查室的是吴法伦、金殿杰、朱宝权。同学们互相看看赤身裸体的对方,非常好奇。尤其是一个男医生让我们四人站成一排,而后由他带领作裸体操,伸臂、弯腰、曲体、下蹲、左扭、右摆,另外几位医生站在我们旁边仔细观察。我们觉得既害羞,又好笑,不禁笑起来。领操的医生发怒了,大声喊:“有什么好笑!”立刻哑然。其实这是在检查各部分的骨骼与发育。

当时,还是一个崇尚科学也尊重科学的时代,如果没有后来的政治变动,我们便可以顺利进行高考复习并参加高考。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将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



7

从1964年开始的“四清”试点,到1965年已正式形成了遍及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作风)。

在这种新形势下,文科如何考试,还没有一定说法,不过结合“社教”运动则是无疑的。夏初,学校为了让我们拟报文科的同学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参加“四史”(工厂史、公社史、村史、家史)的写作,所以组织我们到大陆橡胶厂参加“四清”运动。

大陆橡胶厂在南市,靠近南门外大街。我们进厂后参加了车间劳动,晚上参加“四清”运动。

记得一天是批判反动资本家。礼堂内坐满了义愤填膺的工人,我们这些学生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厂办还给我们准备了桌子,便于记录。

那个资本家五十来岁,面色苍白,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虽然很热了,但他的领口依然扣上,显得十分庄重。是两名工人民兵将他押上台的,台口准备了一条长凳,让他坐下了。此刻场下已有工人领袖带头喊起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反动资本家×××!”一阵口号喊毕,又有几位工人民兵押来一群“四不清”干部,他们中包括财务科长、总务科长还有几位车间主任,他们是作为陪斗上台的,坐在反动资本家后边的一排长凳上。

批判会开始,厂专案组长宣布反动资本家“罪行”,也是慷慨激昂,几近声嘶力竭。然后,那位资本家交待罪行并作自我批判。最后是工人阶级代表发言批判,内容差不多,词句似乎出自一人之手。

批判会大约三个小时,那个资本家自始至终低着头,衣扣始终没有解开,脸色始终苍白,但额上始终没有汗水。而此刻,我们虽然坐在台下,汗却早已湿透了衬衣。

不知什么原因,参加这种批判会使我觉得很压抑,听着批斗者的陈词我想流泪,看见被斗者的惨象我也想流泪。当时这种感觉我没有说,也不敢说,但这种压抑感持续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我更喜欢与工会的几个干部去搜集整理厂史。我与他们一起访问老工人,老职员,做记录,查资料。若不是后来因开展“文革”,学校把我们召回,我的厂史搜集与写作一定会完成。后来《大陆橡胶厂厂史》整理出来了,其中还有我写的章节。



8

1966年6月1日,我们正在大陆橡胶厂参加运动,办公室的一位职工找到我,说接到十九中的电话,让我们所有同学都回学校有活动。

我们迅速赶回学校,一进教室便觉得情绪异常:没有人看书、写字,所有的人都在激昂的谈话,经询问,才知道,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给北大党委书记写的一张大字报,讨伐北大党委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呼吁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张大字报激起反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燃了。我们回校便是学习讨论这张大字报。

此刻,已传来北京四中高三学生拟发倡议推迟高考时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我们凭着政治敏感与革命热情,经团支部与班委会讨论,也要发出倡议。

六月三日,市教育局通知全市高三应届毕业生齐聚民园体育场,召开开展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六千毕业生团聚一堂,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市委书记万晓塘参加会议、市委副书记张淮三主持会议并讲话、团市委书记沙小泉讲话。会议结束前,十六中学生代表跑到主席台前,请求发言表态,被会务人员阻止。我们高三(二)班正坐在主席台前,几位学生干部要上去声援,被赶过来的解放军战士推下去。

会议已无法按议程进行。这时,我们看到万晓塘书记面色惨白,大汗淋漓,服务人员不断往台上递手中。一会儿,秘书和警卫搀扶着万晓塘离开了会场。此刻,场内大乱,我们站了起来,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解放军疏散着学生,各校领队奉命将我们带离了会场。

回来后,我们群情激奋,谁也没有离校,议论纷纷。



9

第二天,《天津日报》发到班里,头版便是前一天大会的报道,却是一片莺歌燕舞,完全没有后面混乱情况的说明。

我们全班异常愤怒,决定下午放学后去《天津日报》。

晚上,倾盆大雨,一扫暑热,我们班三十余人集体走向《天津日报》大楼。我们在河北路,一拐便是鞍山道,走过蒙古路、河南路、陕西路,便是山西路,报社大楼在鞍山道,山西路拐角处,距学校步行只须十分钟。

我们进入报社前厅,要求见会议报道记者李夫。夜班记者站接待了我们,他们说李夫不在报社,也没有方法联系。记者林逢源自始至终接待我们,以其记者固有的灵活思维和伶俐口齿回击着我们如炒豆般的提问。我们这些学生,其实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再加上没有组织也没有计划,所以提问既不集中,又缺乏力度。夜里十点许,外面又一次下起了大雨,伴着雷声闪电,仿佛衬托着我们此刻的心绪。

会场静了下来。

几个工作人员捧来一笸箩糖包子和一桶绿豆汤,招呼我们吃些夜宵。

当时,我们确实有些饿了,再加上新出笼的糖包子和新出锅的绿豆汤的香气,又诱惑着我们的食欲。但是,坚定地革命意志告诉我们,不能吃。

几个学生干部悄声说:“小心糖衣炮弹”。

谁也没有吃,一任那绿豆汤变凉,糖包子开始变硬。

我们坐到凌晨三点,林逢源与几个夜班编辑与我们轮番作战。我们想,此刻李夫早已接到了信息,他不会轻易到报社的。

经过大家的协商,我们决定撤离。

此时已凌晨四点。

雨后的空气十分清新。

同学们饥肠辘辘,十分困乏。



10

次日。

依然在激奋中的我们聚集在教室议论着,一致的意见是市委、市政府压制了学生的民主,党报歪曲了事实。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便形成了一份抗议。

这一天日报又送到班里,不知谁首先发现了报上登载了北京四中应届高中毕业生关于推迟高考,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倡议书》。

我们聚在一起,我将《倡议书》全文为全班朗读了一遍。朗读结束后,班上几乎沸腾了。

我们万分气愤。因为,两天前在全市誓师会上,我们班和十六中的高三年级都准备向天津的同学发出这一倡议。我们的觉悟并不次于北京四中同学,我们的热情、激情被压抑了,天津高中毕业生那种创造性或者说革命精神被压抑了。

这促成了抗议激情。

在几位同学的支持与参与下,由我起草的《抗议信》很快就诞生了,其内容便是叙述“六三事件”的真实过程,抗议市委领导压制民主,抗议《天津日报》歪曲现实。

这封《抗议信》抄成一式两份,一份递交市委办公厅,一份送达《天津日报》。

不知革命形势将如何发展,但从六月四日以后,学校基本上已全部停课,同学们到校后只有政治学习,读报、讨论。

我们的抗议与倡议同时以大字报形式贴在学校板报栏上,引起全校轰动。

关于响应北京四中同学倡议的表态,在《天津日报》连续报道,其中几次提到“天津十九中高三(二)班同学表示……”。

高三(二)班从此在十九中,在天津市出名了。



11

这样的红红火火大约二十多天,六月底,团市委工作组便进驻学校,学校党组织配合团市委干部找我谈话,了解《抗议信》的出台过程。

班上出身好的几位同学李军、白战均、孟平均还有一些班干部并没有推却责任,他们一再表态,倡议、抗议等文章的形成均是全班拟议、共同研究、个人起草、集体讨论、全班通过。

但是,我毕竟是起草者和执笔人。

我被控制在小操场的一间平房里,我想这大约就是我曾崇拜的校园作家李冠军曾居住的地方。如今我在这里与专案组谈话,写个人认识。

经同意,我将一篇被称为《我们的检查》的大字报抄出贴在了校园里。我从窗子里看到,校园里再次轰动,那张大字报前聚满了师生。

这也是专案组想达到的效果。

我们的心情也好了一些。

两天后我恢复了自由。

但是,班上同学依然愤愤不平。一中、二十中的一些同学甚至专程来到学校找高三(二)班辩论,被我们的同学们一一驳回。我们当时感觉仿佛我们就是当时在德国乃至欧洲追寻真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当年在湖南、江西探讨革命方向的毛泽东。

我们真的觉得这是光荣的孤立。

我们班名誉大振,我们班的同学或被视为英雄,或被看做异类。当我们走在校园某一角落时,便不时从墙角内探出一个脑袋,高喊一声:“高三(二)的!”便隐去了踪迹。这是低年级同学的恶作剧,其实也是他们对高三(二)班这一个月的显赫身世的神秘感。



12

一个月,形势又一次转化。

文化大革命转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市委、市政府对压制学生民主做了表态。

我们依然没有上课,但每天必须到校,搞“四大”,当时主要是大批判,大字报。有时也搞大游行。

我们找到了“六三事件”的报道记者李夫,责令他来我们班听取批判作检查。李夫是进城干部,当年接管天津日报的记者之一。他是个高个子,很瘦,职业记者,听我们谈话时不断在本子上做着各种记号,有的同学发现了,说他不老实,让他回述刚才我们的谈话,他按自己记的符号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一遍,我们这才晓得,他用的是速记符号。大家很吃惊,纷纷坐在他周围看他的记录,一时间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

“六三事件”的参与者、团市委书记沙小泉被我们叫来班里听取批判。我们几个同学负责去泰安道团市委大院带沙小泉。此时,她已经超期服役,显得有五十来岁,身体很虚弱,声音很低沉。沙小泉表示接受批判,低着头听我们昂扬的控诉。她也在做记录,但没有李夫般的潇洒,笔记本上写得密密麻麻。

团市委工作组的那两个专案人员也多次来学校,向我们班作检查,也向我道歉,

市委、市政府前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开始时“炮轰”,而后是“打倒”,万晓塘心脏病猝死,又传言畏罪自杀。后来,《人民日报》发了消息,说是“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同志因病逝世”,这应该是官方消息。但是:“打倒万晓塘”的标语还是铺天盖地贴满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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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高三(二)之三
一九六六年



这一年早春便刮起了革命的旋风。由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由新华社播发。出来了一条列政治新秀,姚文元、聂元梓、戚本禹、关锋,一些大块头貌似学术性的政治论文连篇累牍地发表。

高考延期了,起初的官方消息是延长半年,可直到年末也没有恢复高考的消息。

六月初开始停课搞大批判,一个月内转了几次方向。

七月初,按理应进入暑假,上级没有通知,学校也不敢明示,其实,暑假也取消了。

八月,自北京开始,“破四旧”之风刮起,起初是破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旧文化、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后来便是批斗、抄家,形成了真正的红色恐怖。

九月,开始了大串连,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除了毛主席,谁也不知道这场大革命将如何终结。



1

八月的津城以往正是酷暑难挡的日子,大中小学应该放暑假了,高考后的考生等待着大学发榜。

今年完全不同了。

从八月初,北京便刮来“破四旧”之风,针对的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旧文化、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出身“红五类”的同学组成了“红卫兵”,冲出校门,走入社会,诸如庙宇、神佛、教堂、上帝,先受到了冲击,而后是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也在劫难逃。很快,“破四旧”变成了冲击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本人。冲击波进入了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坏分子家庭,“黑五类”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批斗,有些人被剃了“阴阳头”。

街上,谁家门前先被刷上大字报或大标语,继而便是“红卫兵”抄家,查四旧,查变天帐。古籍书、外文书乃至西服、领带、旗袍、高跟鞋、缎被面均被堆在门前,放火焚烧。

人人可危,红色恐怖。

“红卫兵”完全仿照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做法,冲进地主、资本家的卧室,踩上席梦思床,踏上几脚,高呼:“好得很!”

八月六日,传来消息,毛主席将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和学生代表。连日来,天津市中学生坐车或骑车赶赴北京。

我们高三(二)去了三十多人。我们是乘火车前往北京的。北京站到达时间是六日夜,我们步行穿越北京城前往位于海淀区的101中学。路过天安门当是半夜,大家心情万分激动。此行大约用了四个小时,凌晨才达目的。

101中是北京“红卫兵”发源地,这里距我们心向往之的北大、清华仅一街之遥。我们新奇地看学校里的大字报。毕竟是北京学生,这里披露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实,有些内幕消息是惊心动魄的。

傍晚,忽然传来一个骇人的消息,我们班某同学上厕所听到101“红卫兵”正在操场密谋,说天津学生中掺杂“黑五类”子女,准备在半夜清查清除。

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都紧张起来,尤其家庭出身不够好的同学。班委会还是很团结的,经紧急协商,决定全班撤离101中学,趁夜往天安门进发。

八月酷暑,北京的夜还是清凉的。我们惊魂未定,连夜从海淀向天安门前进。没有了往日的市声,街上除了我们行色匆匆之外,几乎不见人迹。

恐惧。

但我们还是幸运的。无论出身好坏,我们采取了统一行动,无论家境贫富,我们一律步行。

我的心中充满热流。

哦,团结的高三(二)。



2

晨光熹微,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大部分同学是初次到北京,首次到天安门广场。广场真大啊,天安门真雄伟啊。但是,两天来的奔波我们真的很累了。大家坐在广场的石阶上,背靠着背,进入了梦乡。

部队首先开进了天安门广场,要求同学们向后退,列队站好。主要是北京、天津的大中学生,属于无组织状态,仅凭着革命热情,服从着解放军的指挥。我们站在天安门东侧,距金水桥并不远,如果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

没有准确的接见时间,人们拥来挤去。不知前方谁喊了一句什么,便出现一阵骚动。从早上没吃没喝,我们又饥又渴,好在平时艰苦惯了,并没有同学晕倒。

过了很久,大约是十点时左右,刘少奇主席戴着巴拿马草帽独自一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人们欢呼起来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遏行云。然而,刘少奇主席从城楼东侧走到西侧,摘下巴拿马草帽向下面的同学挥舞,并不见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登上主席台。

同学们整齐地高呼:“刘主席,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喊了一遍又一遍。

刘主席还是一个人,还是往返于城楼东西侧,还是一个劲地挥手致意。同学们不知道,此刻在中央,总司令部内已出现了政治分歧。刘少奇已经孤立了。

终于,毛主席在周恩来等领导的簇拥下走上了主席台,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

毛主席向同学们挥手,他没有讲话。这是我自1958年毛主席到天津正阳春考察工作时的又一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那一年我还在小学,而今我已经是高中毕业生了。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和学生代表,以后便成了惯例,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接见。

北京市的两位红卫兵代表被请上了主席台,为毛主席佩带了“红卫兵”袖章,就像当年为他佩戴红领巾一样。毛主席这一天着军装,看来他是在准备指挥一场“革命”战争了。

据后来报道,上台为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一位女同学,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她回答叫“彬彬”,并解释是“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随口说“要武嘛!”从此这个学生改名宋要武,颇富战斗色彩,而后的武斗便开始了。



3

八月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了一个新阶段,北京肇始,天津、上海随后,武斗开始了,对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一视同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校园里,革命组织各立山头,教室、教研室、实验室都被抢占一空。书记、校长均受到批判。校党支部书记王伯程,一位十三级的干部,在全校大会上虔诚地向师生们宣布:“今后不用叫我王书记,就叫我老王吧!”引来哄堂大笑,从此低年级学生便开始恶作剧,一见书记便喊“老王八”,喊完便藏了起来。老书记无可奈何。

党外人士副校长刘行宜,其丈夫是天津民盟主委杨思慎,夫妇的唱和诗被同学们搜了出来,予以公布,一场大批判开始了。

我们一首又一首披露这些诗词,并作点评式的批判,其实,这些诗写得都很好。

学校内原有的右派教职工被集中起来劳动改造,由低年级红卫兵监督着,他们对被监督者施以体罚,并以此为乐。

出身不好的同学家中先后受到冲击。

王立中被家中赶出来,全家被封查,连日来他自己竟在海河公园的长椅上过夜。后来,班上同学发现了,叫他来教室过夜。

我的父亲因不堪于造反组织的侮辱自杀了。他离开我们的日子是1966年8月30日夜,这一夜津城暴风雨,我们家整个失去了支持。

我在雨夜中奔走,是极度的羞辱与极度的恐惧,也是极度的空虚和极度的无靠。

经过雨的洗礼,我重新振作了自己,为了前途(未卜的前途)我还要批判家庭,投身于革命。



4

我几乎没敢在家陪伴爷爷、奶奶,一天也没有离开学校。几天来,我的体重减了二十斤。由于失怙,家境也很惨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查抄了,全家只靠母亲的工资生活,是她支撑着老人和我们弟兄四个。

我是以每日到校与同学相聚来弥补心中的痛苦,而爷爷、奶奶呢?母亲呢?弟弟们呢?

每到晚间,全家愁眉紧锁,很早便都睡下了,其实谁也睡不着。小弟才四岁,还未谙世事,只有他无心无肺地问着“爸爸怎么不下班?”这声音在无言的家中像惊雷一样炸开,母亲哭了。

同学们开始了大串连,全班基本走光了。我犹豫着,不知所措。母亲看透了我的心事。她说:“都去串连了,你也找些同学一起走走吧,家里不必担心。”说着塞给我几十块钱。

我哭了。哭得很痛,是父亲死后头一次痛哭。



5

我与岳国权、游铁麟、王忠民相约出发。没有目的,第一站到北京,被安排住在东皇城根内务部招待所。

招待很好,每日免费三餐,可乘车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晚上有露天电影。

我们登记了南下的列车,大约两天后领到了签证。

挤上列车颇费功夫,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我们四人似乎站了一路。

南下。

列车没有时刻,随开随停,全是学生。

在新乡站停下了。我们所在的车厢停在了月台外。我怅然地望着窗外,一名着铁路工装的人员身材、长相极像我的父亲。我产生了幻觉,莫非他没有死,他逃离了天津,流落到这里。列车启动了,我紧盯着像父亲的那个人,他穿行在铁道上,不知忙着什么。离远了,什么也看不清,我的泪水溢满眼眶。我的脸始终向着窗外,不敢回头,怕同学看见我满脸的泪水。

此刻,我想父母、想祖父母、想弟弟们,我后悔不该离家,摸着内衣兜里母亲临行塞给我的钱,我几乎要哭出声来。

我伏在小桌子上,以假睡掩饰了一切。



6

武汉三镇、长江大桥。

车从汉口穿越长江,停在武昌站。

我们被分到一所农业学校住下来。晚上洗漱时,岳国权听说县委书记好榜样焦裕禄的儿女也住在这里,回来告诉我们,我们都很激动。我们决定去拜访他们。

他们被安排住在一所独立的小楼里,有解放军陪同、保护。我们经过再三请求,才在一间会客厅见到这兄妹俩。

我们与他们座谈,听他们介绍父亲的事迹,最后请他们在我们的笔记本上签下了名字——焦守云、焦守凤。

这是到武汉后的第一次活动。

我不会想到事隔16年后,我会重返这座城市,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班。

武汉三镇、龟山蛇山、长江大桥、武汉大学,这是此行必去的几个地方。在毛主席诗词中,在郁达夫作品中,我早已了解了这些。

我们首先到了长江大桥。这里被武汉造反组织“百万雄师”占据,标语是“打倒陈再道”。我们从龟山走到蛇山,凭吊黄鹤楼旧址,“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我早已熟记读过郁达夫的《沉沦》,对龟山便有了异样的感情。

在汉阳,我们走在小渔村的石子路上,看到的是晒网织网的渔民,这里仿佛远离了革命。

汉口是繁华之地,与天津的和平区一样,江汉关的大钟响起,轮渡穿梭于武昌、汉口之间。到了武汉大学,望着美丽的珞珈山,心情激荡。中共早期领导人李达在这里当教授,满院都是“打倒李达”的大字标语。不记得还去了哪些院校。16年后,当我重返武汉大学时,回忆1966年的那几天,真觉得恍若隔世。



7

东进、西行的列车都挤不上,北上、南下的列车也人满为患。我们几个心情沉重的串连者再也无心于行进,一心想着返程。尽管北上的列车挤不上去,我们拼了命也要回家。

一路上没有座位,站着回到北京。记得车过新乡依然是白天,我竟傻傻地寻找着,那个酷似父亲的人。但是,我失望了。

回到家,仿佛离开了很久。虽然破碎了,这也是家呀!

此番的离家串连。使我增加了对家的依恋。看着年迈的祖父母,忍着失子之痛,依然顽强地活着,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孙辈们的身上,尤其对我这长孙更是充满希望的。

母亲一下子苍老了。她要顶着来自工厂和街道的双重压力,还要照顾好公婆和儿子们。小弟依然无忧无虑地自说自话,而且经常提到爸爸。爸爸最疼爱的三弟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沉默寡言,主动干些家务。二弟已经上班,早出晚归,他的工资也贴补了家用。

冬天来了。

母亲让我去父亲工厂请求发还部分查抄的棉衣、棉被。我去了,没有遭到拒绝,经“革委会”负责人签字,发还了我们一只樟木箱,里面是些棉衣、毛衣等物。



一九六七年



停课。

没有任何恢复高考甚至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症状。



1

战斗队山头林立。

我们高三年级实际在引领学校运动的方向。

我们曾将刘行宜校长与其丈夫杨思慎的唱和诗一首一首抄录下来,边点评、边批判。颇有古文注疏之意,其实这项工作的另一面是在重温语文课,批判之外隐含着我们对真才实学的向往。

我们曾与敌对战斗队展开笔伐,其中大量使用的是杂文,间或也有诗词之类,杂文则一律是鲁迅笔法,诗词除了学习毛泽东,更多的是效法赵朴初。

我们的小报起初是单张单色,字体也不讲究,谁抄起来谁刻。后来,战斗队有了明晰的分工,撰稿人一心钻研“敌方”的论点,写文驳斥,或者搜集各校的传单,进行文摘综述;刻印者专事制版,由单色到双色套板,报头和领袖像套红,十分讲究;印刷者专门负责印刷,技术日臻高超,每每破记录,五百张不换版,八百张不换版,一千张不换版;发放者专门散发,沿街张贴一部分,到繁华街头发放一部分,到了群众手中,这一张张小报就比出了高下。

刷大标语也有技巧,浆糊要匀,纸张要平,书写要美观大方,还要准确快捷。仿宋体、黑体字、楷书体都可以的,有时还要边写边想词。

我们高三(二)真的把这一切当事业来干,干得有声有色,干得有头有尾,干得有板有眼。

低年级有些同学,是慕名来到高三(二)的战斗队,其实没什么观点,只是想来学点什么。



2

有时我独自漫步校园,感到既亲切又陌生。

依旧是白杨萧萧、柳枝婆娑、芙蓉树又吐出了红色的穗子。操场静下来了,甚至校墙外也很少人声车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我吟诵着陶潜的名句,体味着当时的意境。

这是我生活了将近五年的校园吗?这是我从儿时便心向往之的校园吗?

我看着贴满院墙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仿佛又听到了人声鼎沸,一片嘈杂。

我们真的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很不理解。

何时才能恢复校园平静?何时才能重返课堂?何时才能恢复高考圆我大学之梦?

我在校园漫步,走进操场深处,一会幻化成昔日宁静的校园学府,一会儿幻化成硝烟弥漫、杀气腾腾的战场,我就在这变换着的场景中陷入沉思。

我们心中充满了矛盾。



3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断下达,每一次发出“最新指示”我们便全力以赴地大宣传。

根据毛主席指示,红卫兵运动要与工农兵相接合,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我们的部分同学去了天津电力公司参加斗批改。我和一部分同学去了天津井冈山粮库,协助办一个揭批“刘邓”反动路线的展览会。

展室设在一个库房内,展架是工人们用沙槁搭起架子,绑上芦苇制成的。展品其实是漫画,我们在工宣队领导下担任宣讲员。参观的人是粮食系统的职工,我们词背得熟,讲的也十分卖力。

粮库的伙食很好,大约一角钱便能吃到一份大米饭、西红柿鸡蛋,如果只买米饭、蛋汤,五分钱便吃饱了。

这里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无疑是福地,尤其我的家境,在这里可以说不但吃得饱,也能吃得好。

我们真想与工农结合下去。



4

高三(二)人是多才多艺的。

我们在破烂市花很少的钱就买到花梨、紫檀木料,都是老桌椅拆下来的,同学们自己动手做出了二胡。

不知谁从旧纸堆中找出二胡曲曲谱,于是我们在“革命”之余干起了私活,刻印了《二泉映月》、《赛马》等名曲。

有人在钻研棋谱,棋艺一天比一天有长进,一盘围棋可以延宕半日时光。

有人在研究裁剪,自己裁活缝纫,甚至可以做呢子大衣。

木匠活几乎人人都可以的,拉锯,刨木料,刨子盒是自己用花梨木做成的,底面十分平整。

有些同学开始练书法、篆刻,魏碑、曹全碑摆满了桌子、墨汁、纸张随时可以领,所以书法练习成了全体的事业。

我是利用抄大字报练书法、利用写大标语练美术字,后来我的美术字大有长进,无论到什么单位,开会时的会标经常由我来写,这就是当年的基本功。

“革命”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没有逍遥,甚至跟上学时一样早来晚归,没有旷过“课”。

不过,在后期,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增长个人才干,散发着青春的光和热。



5

高三(二)人是讲究策略的。

我们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武斗,包括揪斗“走资派”,我们都是讲文斗、讲道理、采用的是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

我们与已经灰溜溜的各年级老师关系很好,甚至与原班主任、副班主任都是以礼相待。批判归批判,待人归待人,我们依然在校园各处站下来,高喊老师,依然恭敬地站好与老师谈话。

我们对“友邻部队”或“对立组织”都保持同等距离,辩论归辩论,笔伐归笔伐,下来还是同学。刚还贴了一首诗讽刺对方,下来就坐在一起下起了围棋,切磋棋艺,大字报的事只字不提。我们真的把“革命”看成了正常的工作,工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对“革命形势”我们有个人见解,可以说是独立思考。每早,我们都有“形势分析会”,大家读报纸、谈感受、作分析,决议产生在辩论之后,我们的分析往往是准确的,因此“下一步”总是走得很稳。对此,低年级同学听着、看着,也佩服着。



6

高三(二)人还是充满理想的。

就在我们的“战斗队”里,有时会发现一些教科书,谁也不说话,都是心照不宣。大家觉得,总会恢复高考,因此必须时刻准备着。

胡津龄一天小声告诉我,他哥哥副食店的库房中存有一批查抄的属于“四旧”的书,是按斤称来准备糊纸袋的。我们只要拿着相应斤两的旧书报,就可以去库房换出书来。

我们分外激动。

我将家中的废旧书报打起了捆。这一天,我们随胡津龄来到建物街副食店的库房里。胡大哥让我们进去捡书。

啊,这简直就是一个文学经典图书馆,令我目不暇接。

外国名著很多,《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多夫》、《大卫·科波菲尔》等等,我没敢私动。

看见了几本郭沫若的书,《洪波曲》、《凤凰涅槃》,我觉得郭沫若还与毛主席诗词唱和,拿他的书该不会犯忌,于是选了几本,战兢兢地称了重,与我带来的旧书报做了等量交换。

如此这般换书两次,第三次刚有了些经验和心理准备,胡津龄告诉我们,换书之事被人告发了,他大哥再也不敢接待我们了。

我贪婪地读者换来的书。



一九六八年



原定推迟半年的高考此刻已延期了两年,中学堆了初、高中六界毕业生,小学六年级已踏步了两年,原四、五年级也该毕业了。

面对这么大的升学、就业压力,“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不了的。

还是得依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就是号召千百万中学生上山下乡的一句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中下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1

这一指示是初夏发布的,它宣布了高考无望,升学取消,就业无门,唯一的出路是下乡,当农民。

已经有二十一中的同学闻讯后便步行到内蒙古贫困的和林格尔插队,他们身背行囊,步行了一个月。延安中学一群初中女生,也是步行到延安插队,据说走了二十天,被安置在陕北的另一个县。

我们学校没有这样的激进革命派。

但,下乡的消息终于传来。

要选派一批同学去内蒙古额济纳旗下乡,那里是原子弹实验场,选派人员是入伍条件。我们班杜有琪榜上有名。

同学们热诚地欢送他,也就接受了下乡潮的初步洗礼。



2

下乡是悲壮的。

我几次到天津站送同学,每当火车启动时,都有生死离别的感觉和撕心裂肺的哭声。

在这里,割舍的是父子母女之情、兄弟手足之情、恋人依依之情。

下乡后来变成极简单的仪式。每天你都可以在学校进门大厅墙上看到红纸黑字的光荣榜,上书:经校革委会研究,以下同学被光荣批准到内蒙古自治区××盟××旗插队落户,具体出发事宜请到人民大楼(渤海大楼)××房间找×××同志联系。后面是人名单。

学校无须多问,这些同学中被任命的负责人会召集同学们按时到渤海大楼找当地“知青办”接人的同志联系,然后是开会,介绍情况,发购物卷(可购木箱一只、被褥一套免布票),接待户口迁移办法及去往当地必备物品,例如皮帽子或棉帽子,手电筒乃至电池。当时,物资匮乏,有些生活用品在天津可以买到,而到当地则没法买到。

我后来便是被这一纸通知派送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土默特左旗插队落户,我被任命为组长,一切联系事宜都是由我个人到渤海大楼办的,与我同行者是全校初高中六个年级十五人。

迁移户口是由接收单位发给准迁证,个人凭准迁证销掉天津城市户口,转而成为了一个农牧民或兵团职工。

当时,留城的是一类人,当然首推工农子女中的困难户;兵团是第二类,出身要好;农场是第三类;插队落户是末流,什么人都收。

后来,松了些,可以自己找地方,有些同学农村有亲人,便办了回乡。这样,天津四郊五县农村,乃至河北省邻近县份便成了又一个热门去处。

据说,这一次便下乡知青30万。



3

夏秋之交,在我们还没被批准下乡的时刻,学校接到了一个任务,接受小学毕业生来中学,这一届学生就是后来的“小六九”,区别于我们这“老三届”。

老师们已经被搞臭了,学校“革委会”为完成这一任务,将高三年级部分学生与尚可利用的老师组合到小学接受原六年级的学生。

我与四班的陈锦秀被分配配合语文教师陈泽平、生物老师池园香作为一个班的班主任,当时叫排长,按连、排编班。

我们接受的学生是南市地区的华安街小学、福安街小学。

这些小学生还都是未成年人,受了“文革”影响,有些坏习气。我去的福安街小学六年一班一个男孩子,手上缠着绷带,班主任老师说:这个孩子与一伙流氓为争一个女孩,将一枚硬币在火中烧过,比比谁敢攥在手中,这个男孩首先抢过烧灼的硬币,手掌烫伤了,他得到了那个女孩。这在流氓圈中被叫“拍婆子”,也沿袭了旧南市混混们跳油锅,滚钢板的流氓恶习。

我们听得胆战心惊,毛骨悚然,我们将与这些小我们六七岁的孩子们在一起。



4

他们被称为新初一,因为老初一还没走完,他们又被称为小六九,因为按规定他们应于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后来看了王安忆小说《六九届毕业生》,写的就是他们这一代。

他们没有正式上课,因为没有老师可以教他们,也没有教材适合他们。倒是我们这些辅导员发挥了各自专长,数学、语文轮流上。

我当时给他们讲毛主席诗词,陈泽平老师在后面听我的课。我讲得神采飞扬,此刻才感受到,讲课也是享受,是内心的发泄,是个性的张扬。

我忽而想到,我应该当老师,也必定成为一名好老师。然而等待我的命运是——农民。



5

这些日子喜欢去海河边漫步。

在这里有太多的回忆。

我诞生于海河边的多伦道上,小学、初中、高中,离海河距离至多不过1公里。

小时,没事走着走着便到了海河带状公园。有时,与同学在这里复习功课,诵读诗词;有时,与好友在这里构思作品,完成写作。

大炼钢铁时,我们在这里捡废铁;学习雷锋时,我们在这里做好事;洪水来临时,我们在这里筑堤坝;十年大庆时,我们在这里搞联欢……

这里存有太多的美好。

现在,这里已失去往昔的平静。公园内外标语林立,呼啸着的汽车载着带有柳条帽的工人造反派。一九六六年红色的八九月里,这里每天都有投河自溺者,每天也都有人将金银珠宝扔进河中……

这里存有太多的烦恼。

但是,故乡在这里,童年在这里,青春在这里,恋情在这里……

这里存在太多的留恋。

我将像其他同学一样,以一纸户口迁移证告别故乡去与贫下中农结合,“接受贫中下农再教育”。哦,我这十二年的教育将被刷新,“再教育”将是一种革命、更新、改造,不知将成为什么后果。

于是,我的最终学历是高中毕业。

于是,我的学习史被“文化大革命”定格在高三(二)班。

哦,永远的高三(二)……





















这个长篇纪实散文不知该终结在哪里。

倘再往后写,应该有我们的下乡、选调、升学、成家、就业、退休,等等,等等。

我终结在下乡前,为高三(二)画了一个句号。

因为,再往后,虽然大家还怀恋着高三(二),但情况却各异了,终结于上山下乡,以前都是共同的。

我只想以此献给我高三(二)的兄弟们,引起我们共同的回忆。细节或有疏漏,脉络大致如此。挂一漏万或张冠李戴之处就由我本人负责了。

谢谢同学们能耐下心来读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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