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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析:在乡下女生住仓楼我只能睡猪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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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王明析,男,1958年生,1975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当知青近三年。遵义师专中文科77级毕业。曾任贵州省务川中学校长、县教育局副局长、县政协副主席、县人大副主任。在共报刊发表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小说诗歌两百多篇(首)。有多篇论文被收入相关论文集公开出版。著有读书随笔《忧郁的告白》(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年版)。主编和选编出版有《丹砂古县的文化记忆》《沧桑务川》《务川历史古籍文献资料辑录》等五部文史图书近两百万字。现居遵义市。


原题


回望插队岁月





1975年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太阳很大,随着一阵“突突突突”的噪声愈来愈近,一辆手扶式拖拉机在南门县酒厂仓库前的空地上停住了。这天可能是星期,因为厂区很安静,当父母与我一同把简单的行李放在拖拉机的小拖斗里后,驾驶员与我父亲打过招呼,便重新发动起拖拉机,掉头开出酒厂大门,左转折上南门的坡道,很快就出城了。


拖拉机上已先坐有三个女生,除了一个姓甘的高中同学外,我与其余两个女生并不熟识,只是面熟而已;因为县城太小了。但现在同去一个生产队落户当知青,大家就自然开始有话可说。要去的生产队地名土寨,据说是个老知青点,我们在拖拉机上,就议论起房子的问题。未下乡前,我们都对未来的知青生活有过一些打探,住房是了解的重点之一。我对土寨的了解显然不如她们清楚,尤其是我不认识的两个女生。她们告诉我,土寨虽然有老知青,但现在大多数都走了。三个女生对此有相同看法,就是走了多数知青,一定留有空房。言谈中,脸上不禁充满欣悦庆幸的笑容。


我当时很不善于与女生接触,交谈更是少言寡语,对她们谈到房子的事,我虽然也关心,但根本就未当作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来考虑。我想的是,房子好坏有什么当紧的,反正又不会让人住在露天坝。我当时对知青生活还有些憧憬,受严阵一本《琴泉》的影响,竟幻想到农村去亲身体验田园生活后,也写一本类似《琴泉》那样的田园诗集。但这“宏伟理想”我丝毫不敢在任何人面前稍有流露,我的腼腆与自尊当时太过了,几乎成了我身上最致命的一种病。



拖拉机出城后一直在转弯上坡,直到爬坡近三公里后,升到山上垭口才陡然下坡。下坡的路很陡,急弯不断,差不多有四公里。很多地方,路的一側是深达一两百米的深壑河谷。手扶式拖拉机很少减速行驶,下坡时驾驶员一只脚踩在刹车板上,双手紧握着两个控制方向的把手,就听见车轮与地面摩擦不断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现在回忆起来还真是有些惊心动魄。但那时好像根本没有过多的紧张与害怕,只想赶快去到土寨,安顿下来再说。


到牛塘后,因为是公社所在地,我们便想,可能有人在此接我们吧?但公社的人告诉我们,社里的牟书记(副书记)在新场,我们直接去就行了。于是,一个年轻人坐上拖拉机,便当了我们的向导或是介绍人一类角色,大家又直奔新场而去。这时我们才知道,土寨就在新场背后,走路只要十分钟左右。


新场是个小乡场,只有一条长约两百米不到的独街。这天适逢赶场,我们到时大约三点过。因为赶场的人很多,拖拉机就没有开进乡场。驾驶员将拖拉机停在场口,从牛塘跟来的年轻人跳下去,交代我们在此等候,他去找牟书记。我们也从车斗里下来了。顶着大太阳,走了两小时左右的山路,也算是风尘仆仆了。三个女生站在拖拉机旁,一边扑打着头上、身上的灰尘,一边互相说笑着。我也伸手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张开五指梳里着头发,却发现原先松软柔顺的头发已经被尘土凝结成了一团纠缠不清的乱草。


我们在拖拉机旁刚站下,身边很快就围了一群乡场上的农家小孩。他们指指点点看着我们,嘴里还说着“知青”、“肯定是知青”类似的话。有女生便笑问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小孩憨笑着,虽未解释,但肯定的语气更强了。我们等了约二十分钟后,天空突然开始急剧暗黑起来。这是夏日有雨来袭的前兆,我们不由变得有些焦虑不安。三个女生开始议论:那个找牟书记的年轻人怎么还不来。说话间,又频频向乡场张望,期冀有所发现,神情变得有些可怜巴巴的样子。我也有些心急,但想到一个男人如果也想她们那样遇事惊慌,未免太“糟杂”(没气质)了,所以并不加入她们长吁短叹的小合唱;但两眼却专注地望着乡场方向,期盼那年轻人赶快找来牟书记。


这时天空愈来愈黑,大片大片的乌云在天上急速移动,云层里已开始有大颗大颗的雨珠向地面“啪啪”打下来。赶场的农民已开始陆续离开乡场,我们身边不时有散场的农民匆匆经过,往造纸堂方向的古官道走下去。他们看我们的眼神都很漠然。这时我突然开始有一种身处异乡孤独无助的凄凉感。就在这时,我们终于看到那个年轻人从乡场方向走来了。


年轻人介绍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就是牟书记。我们那瞬间突然有种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牟书记面貌很慈祥,甚至好像带有一种苦相。我的直觉告诉自己,他会很好关照我们。不料他简单问了我们几句后,就对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山民说,帮忙拿东西吧。我早已注意到这几个山民对我们的审视神情,见牟书记已发话,一个精壮的中年汉子转身对他身后几个人高声道:站起干哪样啊?帮忙拿!几个山民得到指令,便七脚八手开始从拖拉机车斗里拿东西。


我很诧异牟书记没有带我们到哪间屋里稍事休息一下,起码躲躲雨嘛,他竟将我们马上就交给了一伙山民。我心里略微有些酸酸的味儿,但想到早迟都要到土寨,心里便说走就走吧。我提了个装有瓷盆等杂物的网篼,拿了装在布口袋里的二胡,就与众人上路了。


见牟书记与我们同路,我心里又稍觉安慰。匆匆走过乡场,穿过一个窄窄的小巷,我们踏上了去土寨的路。天空依然阴黑着,云层里还在不断向地上抛打雨点。我们一行人脚步匆匆,疾行在包谷林中的一条乡村便道上。不到十分钟,眼前出现了一棵数人才能合抱的野银杏。我从身边的山民口中得知:土寨到了。


走过几道田坎,我们来到了一块空地。这时天空中已不再乱打雨点儿了,深蓝的云层四周竟出现了金黄色的亮边,天色煞是好看。旁边有一间仓楼样的楼房,房子的正面是我们所在的空地,空地下面是一块篮球场大小的水田。我们到了空地后,四周很快聚集起寨里的一些大人小孩。这时我才知道,刚才那个招呼山民给我们拿行李的精壮汉子名叫敖世寿,是土寨生产队队长。


我们在空地四周坐下来。胖胖的牟书记身上出了很多汗,红着脸,一边撩起白色老头衫揩汗水,一边对熬世寿介绍起我们四个知青。他具体说了些什么话我已记不起了,大意是介绍我们的基本情况,要熬世寿好好按国家的知青政策做好相关事宜。不到十分钟,牟书记交代完毕,就站起来准备走了。我很意外初次进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场面竟是这样简单,与长诗《理想之歌》(当时很红的一首歌颂延安知青接受老区人民再教育的名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配乐朗诵很煽情)中描述的情景竟有着天壤之别,心里不禁很有些怏怏之感。


大约见我们四个知青脸上不同程度地都有些可怜巴巴的神色,已起身要走的牟书记又转身对我们说:你们就好好在这里劳动锻炼吧,今后有什么事就到公社来找我。他脸上是令我诧异的愁苦神色,仿佛我们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令我至今难忘。


牟书记走后,晒坝(空地)上聚集的人已比我们刚到时要多。寨里的大人小孩围观我们四个知青,表情各异。这时,不知谁家在喊谁吃晌午,便听有人在人丛中应了一声,却又不见谁动身离开。但这一声喊却提醒了我这天去何处吃住的问题,心里马上紧张思考开了。这时队长熬世寿发话了。他一说话,我就看出这是个不苟言笑的实诚汉子。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在说我们四个知青的吃住方案。


他的话一完,一个约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就认领了一个女知青(后来知道她是熬世寿的母亲,与他兄弟熬世喜住在一切),接着他本人也认领了一个女知青,很快又有人认领了最后一个女知青。这时我有些紧张了,因为最后一个女知青被人认领后已经过了几分钟,我还没有人“要”!这让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市场上不讨人喜欢的一匹牲口。此时的我既委屈、难过、羞愤,同时又希望哪个人好心人赶快站出来拉我一把。


敖世寿的目光在人丛里寻找着,终于,他对一个袖手蹲在仓门前楼板上的年轻人喊道:球二,明析就跟你去哈!叫球二的年轻人嘻笑道:娘逼这事情我就作不了主咯,我伯伯又冇来。敖世寿喝道:你球二鸡巴男子汉一个,这点事作不了主?去跟你伯伯讲,就说是我讲的!球二还在嘻笑时,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走到我面前,叫我跟她走。敖世寿见了小姑娘,便让我跟她去;一边又对球二诅咒了两句难听的话。





小姑娘是球二的幺妹。我随他和球二走到仓楼后面田湾里他们家中时,他们一家人正在摆碗筷准备吃饭。我局促着,长到十七岁,像这样独自在异乡的陌生人家里吃饭还是第一次。球二的父亲姓王,母亲姓什么我至今不知道(我一直喊她大娘),但都是很和善可亲的人,他们脸上的热忱表情绝非有意装出,后来两年多的接触证实了我最初的判断。这天吃的是什么稀饭我回忆不起来了,但吃的一碗菜我至今印象深刻,就是撒了点盐的青色西红柿。我试着拈了一片,嚼在口中又麻又苦,便不再向那只碗里伸出筷子。


吃饭时,天空中突然降下了雷阵雨。从门口望出去,屋外一片风声雨雾,朦胧不辩庄稼与树木,对面的山峦连影子都不见了。雨很大,我们在堂屋里吃饭,竟有雨雾从外飘入。但饭后不久,雨又住了,只是天也变得灰暗阴沉。吃过饭不久,球二与其父都到后山里忙农活去了。不知何时,他家中只剩他公(爷爷)一个人在堂屋前打草鞋。我坐在他家房屋阶沿的矮长凳上,望着面前的田畴与远山,心里有些莫名的空空荡荡。这时一阵山风吹来,我觉得有些凉意,准备找件衣服穿在身上,才想起所有行李都被锁在仓楼。


就在心里感觉有些淡淡的惘然时,三个女生从水田边上的一条便道向湾里走来了。大家简单交换了分别两个多小时里各自的经历,分析了有些情况后,很快达成共识:明天一早回县城去,买好必要的生活用具,自己开锅煮饭吃才是上策。三个女生穿的还是短袖衬衣,都喊有点冷。但想到取衣服的不便,大家都说坚持一下算了。


这时土寨没有通电,夜里靠煤油灯照明。白天人们很劳累,所以晚上睡觉时间就早。球二独自睡一间窄小的厢房,我没有安身之地,就和他挤了一张床。球二书名王治彬,比我年长四五岁,是个个头矮小的好动男人。厢房窄小,几乎只容安放一张床。我们无处坐,进屋便上床了。一头躺下后,就着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上那一粒如豆的火苗,我们彼此都有些好奇地聊天。


我问他何以名球二,他说他伯伯(父亲)取的。大约是见我好奇这个名字,他又说,他们三弟兄,各自都有书名,但小名都带一个“二”。他大哥,他兄弟,三人依次叫稀二、球二、甩二。我听了后,觉得有趣又好笑。球二对我好像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打听得较多的人是三个女生。聊了一会儿,他好像想睡了,便征求我意见。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便吹灭了油灯。


黑暗中,球二很快就睡着了。但我聆听着他粗重的呼吸声,神智却愈来愈清晰。从球二的口中得知,土寨根本就没有什么知青房,早几年确实来个几个男女知青(老三届初高中生),但一直就住的是仓楼旁边那间稀牙漏缝的破木房。大约是三年前,多数知青都招工走了,如今只剩一个名叫李沛的人关系还留在生产队,而人却在大队民校当代课教师。知道这些事后,我心里有些冰凉。如果说没有知青房,到时候我们住哪里呢?也是在这时,我才开始感到现实生活好像不是《理想之歌》中描写的那样美好。


心里有了变化,考虑的事就多。想来想去,又觉得空想也解决不了问题,便对自己说:睡吧睡吧,反正车到山前自有路。但闭上眼睛后却怎么也无法入睡,被条太重了,可能是很久没洗的原因,盖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而且过一会后又觉得热。不盖又冷,盖又热,加之身边睡的球二又不穿衣服,这让从不习惯与外人同睡一床的我真有些苦不堪言。黑暗中,耳边又老是有山蚊虫翁翁不息的声音,我便不停地在头上乱挥手驱赶这些小动物。球二却睡得十分沉,我只有佩服。


第二天一早,天色还阴沉着,我们四个知青结伴离开了土寨。冒着濛濛细雨走到新场,不见有拖拉机和汽车,便果断出场口走上了回家的路。行至皂角灯,公路上出现了三三两两进县城赶场的农民。在关天坝一带,遇见了几个附近知青点的知青,都是早我一两年从一中出来的校友。彼此见了,就招呼,并感叹也下乡插队来了。


因为不是很熟悉,所以简单摆了几句后,他们便大步流星朝前走了。望着他们挽着裤脚大步行进的样子,我才发现自己穿得学生模样的憨相真是嫩得可爱。但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对未来的知青生活有了一种与前不同的认识。我此时在心里发恨道:他妈的个逼,回去准备好炊具重新来过吧!





大约三五天后,我们四个知青又回到了土寨。三个女生住了仓楼,楼下与仓楼紧连在一起的半间破屋经过收拾后,我们用来放农具等杂物和做伙房。我不能长期与球二睡在一张床上,因为这既不现实,我也不愿意,于是住了球二家的猪圈楼。第一次顺着梯子走进楼里,只觉光线暗得厉害,因为这小阁楼似的方寸之地,一个类似窗子的空洞都没有。除此以外,这楼的空间也很小,即使在屋脊处我也不能站立。坐在准备用来铺床的条凳上,我的头几乎能碰到屋脊的横梁。


栖身之所如此恶劣,自然让我很是意外。但既来之,还得安之。晚上躺在四块木板拼成的所谓床上,听着圈楼下猪们的哼哼喘气声,就着一盏油灯看几页书,居然也能睡得比较香甜。比之现在磕睡浅,随便想到一点事就会影响睡眠,真是觉得有些恍若隔世。


当知青的日子就算正式开始了。劳动还是很考验人,顶着烈日扯豆子,一天下来,我们几个知青的手都磨出了血泡。劳动中流点血汗很自然,也没有谁露出娇气的样子。有山民看见三个女生很吃苦的模样,还感叹。于是有女生道:我们下来是要认真劳动锻炼呢,以后还要靠你们推荐啦。


山民咧嘴笑说:你以为我们不推荐喽?我们推荐就行的话,你们全部都推荐!你怕哪个想你们来哟?山民的话虽有明显的戏謔意思,但我们听了还是觉得有些尴尬。这时便有山民出来圆场说:唉呀!都是政策,你怕他们哪个又想下来哟。山民多是淳朴的人,说话直,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讨厌我们。所以有时开玩笑,看似有一点儿露骨,但其实也是调节劳累的一种方式。


豆子扯完不久,就开始收包谷。烈日暴晒下,穿件短袖在包谷林中掰运包谷,暴露在衣服外的皮肤自然会被包谷叶子划割得到处是浅浅的伤痕,那火烧火燎的滋味自然不好受。这天,我肩挑包谷先到仓前晒坝,已经是休息时间,大家就横七竖八地坐在地上歇气聊天。不一会儿,女生张和女生徐先后也背着包谷来了。二人倒掉包谷,坐下来便相互看着赤裸的手臂上那一道道伤痕嘘气感叹。旁边有山民便笑问:痛不?凤玲。


不痛。就是有点儿痒。


山民好像有些诧异。又问,笑就有些怪异的样子了:那……痒得厉害不?


就是痒得厉害嘍。


我见这个山民再问话时,已对旁边的人有了一个挤眉弄眼的动作,便猜他话里肯定有其他意思。果然,当女生凤玲回答后,旁边的人马上就有了压抑的偷笑。就在这时,女生甘也背着包谷来到了晒坝。那山民又对她笑道:凤玲说她手杆遭包谷叶割了不痛,就是痒。鸣明你痒不?


女生甘可能察觉了眼前有陷阱,便笑了笑,好坏不答。女生张却还在大大咧咧笑道:我说你们这些人才怪啦,痒就是痒,有啷咯好笑的?


这时,生产队长敖世寿的母亲长(唸zang)大娘说话了:玲儿,姑娘家家的,不要说那个字,脏啊……


有了这次教训,我们便很注意了解学习当地人的说话方式与生活习俗,尽量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们融为一体,也算是彻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吧。但一年后,我还是又说了一句很糟糕的错话。那时球二的大哥稀二已从云南退伍回村。一天我与他去后山铧田(他铧田,我铲田坎),临上路时,他让我赶牛先行一步,我便说:


行啦!我吆牛,你扛(此处方言要唸lao)铧口嘛。


不料他听了这话很生气,冲我大声道:明析!娘×你啷咯说我扛铧口啊?


我很诧异,就申辩道:你个人说的你扛铧口嘍。


见我一脸无辜相,他终于明白,我不是有意对他说这样的话。事后我知道,“扛铧口”是当地民间很忌讳的一件事,今天看,其实也是一种民族风俗的体现。但缘何以此隐喻,我却至今不了然。





插队的日子不全是劳动。在土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除了不会铧田铧土外(因耕牛有限,还轮不到我这种“次劳力”。我的其他一些同学,会铧田土的大有人在),其他农活都做过。但奇怪的是,今天留在记忆里的很多事都与劳动无关。


土寨没有任何人相信我们会“扎根农村”,把我们视为过客便很自然。可令我很意外的是,他们有不少人都关心我们的私人生活。尤其是球二和他大哥稀二等中青年男人,在他们眼中,我应该和三个女生中的某一个人“好”才正常。他们(包括几个妇女)经常拿上一批知青有两人后来喜结连理的事来怂恿或开导我,说女生谁谁谁可以,要我抓住机会赶快出击。


尤其是从云南退伍回来的稀二,更是替我分析三个女生的情况,积极主张我追求那唯一的高中女生。我觉得稀二眼光还算不错,因为这个女生不仅苗条高大,而且端庄好看。但遗憾的是,我和这个女生虽然是同学,父母且是世交,双方父母当时都有这个意思,临下乡前还专门去她家吃过饭,受过两位母亲特别的现场交代,就是要互相照顾之类,但我们彼此都没有感觉。今天偶尔见面还玩笑几句,但当年在土寨却礼节得不得了。


我当时与另外两个女生好像还要随便点。我们四人虽然在一口锅里吃饭,但饭后我几乎从不参与她们的聊天——没有地方可能是一个原因,因为我总不能爬木楼梯,去仓楼上她们的“闺房”里坐吧?所以每天晚饭毕,我基本上就回了猪圈楼。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在楼上做的事就只有两件:读书,写诗。


先说写诗吧。其实我那时根本不懂诗,我所写的那些分行排列的文字,幼稚不说,还很自欺欺人。我当时特别喜欢严阵的《琴泉》,便摹仿他的文字风格,三天两头地写农村题材的诗,而且雄心勃勃地想出本诗集。这样写了两年多,果真积累了约有几百首。于是在1977年的一天,像模像样地分专辑编成一本《百花集》寄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此天天盼好事降临。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我在新场得知我有北京来的邮件,说是由某某代收了,要我去拿。我兴冲冲而又心怀忐忑见了那个来新场搞“社教”的县机关干部,他给了我一个拆封的邮件,同时怪笑道:不得了呃,还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一本诗!我当时又尴尬又气愤,心想你有什么权利拆我的私人邮件呢?但我又不敢发作,只在心里鬼火这卵人素质差。数年后,我在县城识得此人,有了一些接触,证实了我当初对他的判断。


这天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退稿信后我才明白:“只有在报刊上发表的诗多了,出版社才会考虑是否出诗集。”就在这以后不久,高考恢复,我考入遵义师专,写诗的兴趣开始消退,只是读诗的兴趣至今保留。


下乡时我带了二十多本书,其中《三国演义》好像还是从女生甘之父那里所借。除此之外,还有《水浒传》《唐宋名家词选》和鲁迅的小说杂文集,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一套“青年自学丛书”中的选本。除了小说反复看之外,对其它书都看得粗心大意。比方说,那时虽能背诵几十首唐诗宋词,但明显地不求甚解。后来不知从何处弄到一本厚厚的《赤脚医生手册》,对有关男女生殖的部分却看得比较细致,也算是弥补了中学没有开设“生理卫生”这门课之缺。但由于没有老师讲解,自己读得粗心,疑问也还有。乡村的夜晚很黑,也很长。两年多的时间,每天晚上在猪圈楼上就着一盏小煤油灯看书,居然未让我眼睛近视,这也好像是件奇事。


有天中午,球二家门外来了个男人。他个子较矮,穿件很旧的中山装,脸小,五官也小,眼睛无神,带一副苦相。他介绍自己名叫李沛,于是我马上知道,这人就是那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虽屡被推荐招工但又屡被否决的老三届知青。我们此前虽未见过面,但大家都知道些对方的情况,所以很快就随便聊了起来。


我和他聊天还有一个很功利的目的,就是想他借书给我看。早在住进猪圈楼的那天,我就知道楼角那个木箱子很珍贵。因为球二告诉我:李沛留在这里的,鸡巴里头全是书。球二当时的口气很不屑,我却将这视为难得的好信息,自此一直在等待李沛出现。这天和李沛聊到借书的事,他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勉强答应了。我们到猪圈楼上后,他打开箱子,我大吃一惊。这些书大约有二三十本,几乎都盖有务川中学图书室的印章。我当时马上想到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易代权先生小阁楼里的一些书,因为也盖有同样的印章。




高尔基《我的大学》


见到李沛这些书,我没问他从何所得,只是兴奋。现在能记起的书有《战争与和平》《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和《牛虻》等七八种。我当时对外国小说还比较陌生,看《战争与和平》几乎不能卒读(后来自己买了此书,也是至今未能读完),比较起来,我喜欢阿·托尔斯泰的小说和《牛虻》,尤其是后者。当时喜欢这类外国小说,主要是喜欢看书中的爱情描写,因为它们比我当时已看过的《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日》《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中国小说要写得细致生动。李沛很珍爱这些书,每次只借给我三两本,看完后再换。但不知怎么搞的,高尔基的一本《我的大学》至今被我留着,还站立在我的书柜里。


有书看的日子,夜晚也不是很难熬,反正困了就睡,几乎一觉醒来就是天亮。但庄稼收完后,随着天气逐渐变凉,猪圈楼上就不太好睡了。夏秋蚊虫叮咬还有蚊帐等可以对付,入冬冷风侵袭却很难安眠。所谓床,就是四块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我当时身高一米七四,躺在床上,脚一伸直,脚跟几乎就要超出床板。夏天睡觉犹可将就,冬天便有些苦不堪言。脚一冷,便睡不落觉;后来想了个办法,用绳子将脚头被条捆扎了,稍许得些安稳磕睡。




2007年作者重回土寨,身后猪圈楼上的竹篱笆墙壁已全部垮脱,左边上楼的木梯还隐隐可见


一天,毗邻的大坪村知青刘云才告诉我:偏洋洞水库冬季又要大会战,何不去水库,至少住的地方比猪圈楼要强吧。我其实一直想去水库,但又不知怎么向生产队提出要求,听刘云才这一说,我找到队长敖世寿,他同意了。大约是1975年11月底或12月初,我与生产队的十来个男子,下午吃过饭,翻山越岭走了大约三个小时,终于在一片迷茫的夜色里到了赵池坝。





赵池坝是群山环绕中的一块坝子,很大。赵池坝村大约有上百户人家,洪渡河在它山下深谷里日夜奔流,正在修建的偏洋洞电站大坝、机坑、隧洞等都在山下河谷地带。我们从全公社各个生产队征集来的临时民工队伍,主要任务好像是在后山修公路,属突击性质。任务可望在半月左右完成,各生产队来的人很快便要星散。想到又要回猪圈楼上过那冷风飕飕的凄凉日子,我急了。恰好此时听说水库专业队(常年坚持修水库的队伍)要在一些生产队抽调人,我便对敖世寿说,我想去专业队。他也清楚我住猪圈楼的艰难,回到土寨不久,就为我争取了这个机会。


早就知道有几个认识的知青在专业队,前次来去匆匆,未得相见。想到这次要在一口大锅里吃饭,生活在一起,心里就很有些莫名的兴奋感。我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到的水库指挥部,其时还未收工,所以很冷清。除了食堂在煮饭有两个人外,几栋房子之间和工棚附近都不见人影。后来有人陆续从山下河谷里上来,我知道是收工的时间到了。想到很快就会在这些人中出现我认识的知青,我心里又开始激动。不一会儿,人丛中果然走来了几个认识的男女。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与我最亲热的恰恰是我不太熟悉而又高两级的校友佘正荣。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记得我,因为他在务川中学读高二时,我还在读初二。那时各班都经常出大批判之类的学习墙报,虽然不认识他,但我很佩服他站在桌凳上用毛笔书写专刊的潇洒姿态。所谓字入其人,我有时觉得很有道理;就拿佘正荣来说,他那一手笔锋鲜明,刚劲有力的毛笔字,就完全是他个性的生动写照。那时,普通中学生中,能用毛笔写一手入格之字的人,实在并不多见。


我们都很高兴在水库相遇。尤其是我,初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自然希望碰上一个熟悉的朋友。佘正荣是牛塘公社有名的知青,未与他直接见面时,我已从刘云才(今濯水镇工作)等知青口中得知他一些轶闻趣事。比如说,他下乡不久就入了党,抽叶子烟,甚至生产队分给他们知青的自留地也用来种了叶子烟,也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在务川县法院当过副院长的程晓林与他是要好的同学,又一个生产队当知青,或许知道更详)。这天下午吃完饭,他没让我住山腰指挥部所在地的大集体工棚,而是热情要我和他住到山上赵池坝他的住所。我自然很高兴。


当时他与邹春(今县广电局工作)住一屋。我随他们到了驻地后,放下行李,他见了我带的书,顿时两眼放光。一本本快速看过书名,便惊叹不已。聊了几句书的事,我才知道,他也是易代权老师的弟子。如是说来,我们应该还是师兄弟。邹春对书不感兴趣,见我们聊得投机,也不太就书的事参言;只是后来要睡觉时,他对我笑道:你和佘x(佘正荣的乳名)睡嘛,晚上要遭得住他压(唸za)!


我有些惶惑,遂问他原因。邹春笑道:哪个和他睡,他半夜都要拿只脚压倒你;他就只管他舒服咯。我正要问佘正荣是否如此,他已先笑道:你邹春和我睡,压不死你!笑过我才知道,这里偶有知青留宿,每个和他睡一床的人天亮后都要埋怨他睡觉不老实,就是睡觉很占强的意思。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我心里也有些顾虑。不过想到他如此热情,也就不管了。


这天晚上,我和佘正荣很有些一见如故之感,这可能让邹春心里产生了有点异样的看法。佘正荣很喜欢读书,显然也读了不少书;他当时已看过《复活》,我却只闻其名,未得见识。记忆中,他告诉我是一中某个老师在校时借给他看的(我记不清他说的是哪个老师了)。他也喜欢古诗词,我记得他先背起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间两句记不起时,我接着背了下去,于是我们更多了点惺惺相惜的味道。


屋里有把二胡,我问是谁的,他说是贾三(县审计局长贾幸书之兄)的。说完他便问:你会拉?我说会一点儿。他一听,兴趣顿起,还取下二胡要我拉两段来听。我接过二胡试了两弓,感觉不是什么好二胡,就随便拉了首不知什么歌。谁知他听了竟惊喜道:嘿!王明析,想不到你还会拉二胡!接下来便要我认真拉一首。


我见他是真喜欢,就将二胡的弦重新做了调试,拉了一段《赛马》,不料他大为惊奇。竟叹道:你比贾三拉得好多了,我一直以为他就算拉得好的。佘正荣的赞叹我一直认为是他本身不会拉的缘故,尽管许多年后我曾在市里有两个地方登台拉过二胡,但当年的水平肯定很一般,只是拉得比较准而已。


从这天晚上起,我开始与他同睡一床。初次挤在一起,我很注意邹春的话。但是我发现,佘正荣根本没有占床的表现,甚至夜里也没有在酣睡中把脚压在我身上。他醒得早,起得也早。起来后,先坐在床上光着上身用手掌反复搓擦着手臂和胸膛,然后就下床一手叉腰,一手举一根板车的铁车轴(起码有六十斤左右,因为我用两只手都举不起来)。我和他住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这样早锻炼。


水库的劳动锻炼时间开始了。每天清晨起床后,我们往裤袋里塞一张毛巾和一把牙刷(河边洗脸漱口用;晚上也是冷水洗脸洗脚),就出门沿一条山路急步下到半山的指挥部所在地。先在仓库一人扛上一包水泥,然后便沿着陡峭的山路下到河底。佘正荣和邹春都比我下乡早一两年,锻炼得已经很有基础,所以肩上扛了一包水泥后,很快下到河谷。十七岁的我却是第一次扛一包一百斤重的水泥下山,感觉还是很吃力,途中休息了一次,方才下到河边。


邹春当时主要负责验收石方,我和佘正荣在机坑工地抬石头(万晓丁、戴春艳等女知青在隧洞用钢钎二锤打炮眼)。抬石头我是第一次,佘正荣作为老大哥,对我很关照。每次抬石头,他都要我在他身边,而且都让我和他在后面抬。他并不是偷懒,而是在关照我;因为三两天后我就从一道劳动的农民工口中,不止一次听到对他的赞叹。就是说,他是个很实在,也很有劳力的人,而且能文能武(水库上所有应用类的文告都由他用毛笔书写再张贴)。很快我就见识了这一点。一次,他和另一个农民对抬一块石头,有较量的意思,二人打了个平手。


在水库的几个月,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劳动强度最大的一段时间。白天抬石头,累得要死;有段时间为了抢进度,晚上还要进隧洞帮助女子队打炮眼。佘正荣依然与我一组,但基本上都是我掌钎,他轮锤;有时为了让他休息一下,我也抡两下锤。炮眼打好后,填药放炮。炮后不待硝烟散尽,便要进洞清运碎石。这时的硝烟呛得人呼吸都困难,但再困难,也得抓紧时间清运。碎石用小车拉至半山腰的洞口倾倒下河,其时耳闻河水冲流,眼望迷蒙夜色,大口呼吸清新空气,只盼赶快到点收工。


水库的劳动单调而繁重,若不是因为有佘正荣在,我也许要当逃兵回生产队,住猪圈楼都认了。佘正荣是我这一生中少见能佩服的人,我以为,他当时在读书思考上要远远超出我一个档次。我们当时能成为好朋友,也是因为有爱读书的共同嗜好。他数理化很好(他的象棋下得好可能也与此大有关系),在水库还坚持看这方面的书;而且特别喜欢读哲学书。


“文革”期间,为了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1972年起,人民出版社重印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多种经典原著。当时各单位都购置这套“白皮书”(封面封底皆为白色,书名著者皆用红字),我父母当时也发有这套书。我至今仍留有《共产党宣言》,就因为喜欢它的文字风格。




我和佘正荣当时经常聊一些读书的事。有一次,我说:读小说可以看,读理论就要仔细研读文字。他却大不以为然,说我完全讲反了:小说就要仔细分析语言,理论则可以一目十行。他还说:理论只要抓住要害揪出作者的观点,其他的就可以用眼睛“扫”。说话间,他还伸手作了个下划的动作,说:甚至用不着拿笔去一行行地勾,划一笔就行了。我当时也有些不以为然,但多年后的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他的话才是道理。


不仅读书,他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让我留下很深记忆。有一次,不知怎么聊到找女朋友的事(我当时隐约听说他在追求他的一个同届女生,这女生我也认识,很漂亮),他直言不讳地说:找女朋友就要找漂亮的,其他都可以放在次要地位,因为漂亮无法来自后天,而其他方面的不足,却可以通过影响或培养来弥补。我对他这回答印象深刻,因为他的坦然让我很吃惊。如果有人看过我的中篇小说《永远的罗伊》,就会发现,这话被我移用到了罗伊身上。


佘正荣当时让我很佩服,差不多近乎崇拜。1980年,他从遵义八七厂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回贵州省社科院。数年后,他又去了广州,现为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孔子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著有《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等学术著作。





我在水库的时间大约只有数月。佘正荣招工去了八七厂后,次年春,我又回到了土寨。白天挑粪上山、下田载秧割麦、打谷子,夜晚仍蜷缩在猪圈楼上看书写诗,相信有一天自会苦尽甘来——依旧活在白日梦中!劳动繁重而无趣,乏善可陈。值得可书者,是为土寨架设了电线,安上了电灯。当时我和刘云才都是这支队伍的主力队员,劳累一天,一双手被裸铝线糊得乌黑如漆。我们的线路安装肯定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但是把电灯整亮了,也算小有成就。


这已是1976年,国家发生的大事不少,但对边远山村的知青和农民来说,几乎未产生任何影响。我记得,毛泽东逝世后,县城要举行规模很大的追悼会,要求四乡农民进城参加哀悼活动。从土寨走小路到县城需三个多小时,有这个进城参会的要求,知青还会不趁此机会回家耍两天?我们便相约回县城。


早上经过土寨村口,我遇见本队一男人(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正挑着粪桶要上山劳作。他见山路上比平时多出许多行人,便诧异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要去县城参加毛主席逝世追悼会。谁知他听后漠然道:“死了就死了嘛,随大妈要吃饭,随二妈也要吃饭。”话毕,竟挑起一担粪依旧上山去了。留下一句有意思的话,让我记忆至今。


事实也好像的确如此,“文革”虽然已结束,但该倒霉的人依然还在倒霉。我记得,大约是1977年秋,新场学校需要一名代课教师。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肖登敖校长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希望我能力争。我便赶到丰乐区政府去找区委秘书何金福(夫妻都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却被分配到务川丰乐区工作)。何金福在丰乐知青中很有口碑,也认识我,因为他当时在丰乐主办知青刊物《新苗》时选发过我写的一组诗歌。得知我的来意后,他证实此消息确实;同时又告诉我,这次选招老师要考试,要我先报名作好准备。考试后,大约过了十来天,我在丰乐学校遇见他,他高兴地对我说:你考得很好,应该没问题。


得知此消息,我当天便赶回家,对父母说了此事。他们自然很高兴,就催我回生产队等通知。我回到土寨,左等右等,却不见通知到来。情急之下,就去新场学校向肖登敖校长打听消息,见他说话闪烁其辞,脸带遗憾之色,我猜可能情况有变,就立即转道草纸塘,走小路翻山越岭赶去丰乐。见到何金福,他显然已知道我的来意,但也无话可说,凝重的面色好像比我还难过。他也没有过多安慰我,但向我“违纪”透露了一个消息:被录取的那个回乡女青年,考试成绩要差我很大一截。


这样的打击我已不是第一次经历,虽说事先缺乏思想准备,但事到临头,也只能认了。这年底,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开始一边在土寨劳动,一边复习书本。最后一段时间,又回县城冲刺。父亲深知这是我能离开农村的重要机会,也努力为我准备政治考试的复习资料。




1977年高考准考证(背面)




1977年高考准考证(正面)


1977年12月15~17日,“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三天考完四科,我感觉良好。之后预选成绩到县,教育局向尚贤局长高兴地向我父亲透露,我考了250多分,录取应该没有问题(贵州省当年高考总分在200分左右者,录取省内外本科院校的很普遍)。不久,我与邹书贵被遵义地区师专(当时还叫贵阳师范学院遵义大专班)首批录取,成了全县“文革”后最早考入高等院校的文科大专生。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高兴万分,比我还甚。一个上午,他竟亲自坐一辆手扶式拖拉机,来新场将我接回了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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