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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辽原:六洞顶上的那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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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洞顶上的那些往事





六洞顶,是黔北务川县砚山镇东边一座山势巍峨荒无人烟的大山,。三十九年前,我们一群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在一个生存条件近乎于原始的茶场,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三十九年的岁月流逝,那些青春的记忆早被时间的风吹得七零八落,但依旧清晰昨,拾缀起来,便串成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今天的砚山依旧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当时的情形就更加严重,绝大部分村寨不通公路,不通电,多靠煤油灯甚至燃葵花杆来照明,六洞顶的情况自然也是这样。当年,我们十三名知青来到这里,原本是到生产队插队落户,不料碰上公社组建茶场,便把我们安排到了那里。因为国家给我们每个知青发有四百八十块钱的安家费,每月还有十块钱生活费、四十斤大米和四两菜油,这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对穷得几乎没有任何家当的茶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资源,


我们去时,正是秋天。收获的季节,大山上的土地却是满目荒凉,远处看去,一片枯黄之中,野草和庄稼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


记得第一次劳动是上山扳苞谷。我们背着背兜,一边扳一边向后扔进背兜里。那背兜很大,可装一百好几十斤。茶场负责人考虑我们知青体弱,要求只背五十斤。尽管如此,烈日之下,这五十斤苞谷还是把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折磨得疲沓嘴歪。我们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甚至两腿打颤,好不容易才把苞谷背回去。第二天醒来,浑身酸疼,连起床都有些困难,这下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农活,相形之下,以前在学校参加的支农劳动只能算是小儿科。


茶场有近三十人,除了知青,大多是各生产队抽派的青年农民,还有三两个回乡知青。他们都是劳动能手,心地也比较善良,看到我们劳动吃力,便主动过来帮忙,令人感到温暖,尤其是那位年逾四十的场长,帮助之余,那关注的眼神格外忧郁,肺腑之中发出一声声的叹息,让人感到兄长和父亲般的关爱。


六洞顶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夏季,光秃秃的山上,找不到一棵可以遮荫的树木,我们的脸颊和臂膀在烈日下晒得黝黑,如同薰过的腊肉。冬天,阴雨绵绵,冰冷的水胶鞋伴着我们在泥泞中劳作。手脚的皲裂和冻疮是季节留给我们的记忆。








艰苦的环境中,人难免要吃苦,而这个“苦”字,恰好是我们当年“吃”的真实写照。


砚山属高寒山区,主产苞谷;由于阴雨天气过多,秋收后的苞谷几乎无法凉晒,几乎家家都是在厨房的竹条天花板上,铺上晒席,将包谷摊在席上,借烟火烘干,结果烟熏尘落,黄澄澄的苞谷变成黑乎乎的颗粒,加之霉变,又苦又涩,非常难吃。


不过,再难吃的饭也还是要吃,总不能饿着肚子,要命的是常常吃不到菜。我们没来的时候,由于缺少蔬菜,茶场的农民往往用青辣椒或干辣椒蘸着盐下饭,有时连辣椒和盐也吃不起,就用蒸饭的“甑脚水”泡饭,由于甑脚水就那么一点,有时为了这点半酸半苦的水,还会发生争抢。要知道,那种粗糙苦涩的黑苞谷饭,没有水是难以下咽的。初来乍到时,这种辣椒蘸盐和甑脚水泡饭的伙食,我们也体会了半个多月。


后来,我们知青的大米、油、盐买了回来,茶场的伙食算是有了明显的改善。但随之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打饭时,那些原本善良农民兄弟们在都磨磨蹭蹭地等在后面,让我们先打。我们有些不解,但很快便明白,原来,苞谷和大米混合的饭蒸熟后,总有一些米饭由于搅拌不匀,埋在甑底成为一圈,农民兄弟们称为“甑圈”;所以每次开饭,他们总是让急不可耐的我们知青先打,然后慢悠悠在后面等着吃“甑圈”,发现这个秘密后,我们很快地便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打饭时也变得“谦让”起来,目的当然是那白生生香喷喷的“甑圈”。


自从有了菜油,我们的肠胃稍有滋润,但是,一个月仅二斤四两菜油供应,每顿不过四钱份量,还不够抹那口大锅的锅底。由于蔬菜很少,而一口汩汩的山泉就在厨房边上,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我们几乎顿顿喝汤。不过,这“清汤寡水”中的“油花花”,一般的凡胎肉眼绝对无法看得出来。


一次,公社专门给我们知青开“忆苦思甜”会,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开这样的会一般都要吃顿“忆苦饭”,让受教育的人真切感受一下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日子。那顿“忆苦饭”用苞谷加少许大米小麦和一种叫做“红籽”的野果做成,公社的干部们吃得直皱眉头,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痛苦在他们的脸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我们却感觉这“忆苦饭”比那又苦又涩的黑苞谷饭好吃得多,于是狼吞虎咽,你争我抢,场面弄得有些尴尬。有知青悄悄戏言:“这样的忆苦饭如果能天天吃到,那该多好!”


我在茶场呆了一年多,记得只过一次吃肉,这用“千载难逢”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当时区食品站有百多斤猪骨头准备卖给废品收购站,骨头上附有少许无法剔尽的筋肉,已经发臭。茶场用两分钱一斤的超级廉价买了回来。将骨头置之大锅,把臭肉煮烂剔净,然后以白菜、辣椒炒之,清水煮之。由于没有东西盛菜,大家将自己的脸盆和脚盆拿了出来,尽管有的盆底还积着污垢;形同饿鬼的茶场人,哪顾得上这些,臭肉一端上,便团团围住,但见筷子飞舞,一会儿便吃个精光,连盆底都差点舔净。








“吃”的档次如此之低,“住”的条件自然也十分恶劣。刚到茶场时,我们被安排在六洞顶半山上一栋孤零零的老屋里。这原是一户地主的宅屋,1958年公社用以开办敬老院,曾收留六、七十位老人,我们去时,仅剩两位八旬老者相伴度日。听人说,这里的每间屋子都死过人,死态各异,十分可怖。不过大家比较信奉唯物主义,无惧鬼神,那些诡异的传说也就不太令人心惊胆颤。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往往倒在床上,便很快去了梦乡,从没听说过谁与鬼魂有过幽会。


在这个鬼魂集中的地方呆了两个月,我们就搬了家。这个“家”是一栋连排猪圈,我们将其从半山搬到接近山顶的地方,用作宿舍。猪圈不大,在那光秃秃的山上却有几分雄伟,我们称之“猪圈大楼”。楼下作猪圈、牛圈、仓库和女知青宿舍,那斜顶的楼上,是我们男知青的住处,大家用刺竹、纸板和报纸装修着我们的“窝”。因为我们住在楼上,楼下有猪圈,时有男知青跟女知青嬉笑:“我们住在猪圈楼上”,惹得女知青又笑又恼。


“猪圈大楼”唯一的一头猪骨瘦如柴,似乎永远也长不大;是啊,人尚且不能果腹,哪还顾得上猪。可是,“大楼”的老鼠个头却是不小。这是一种山老鼠,身长尺余,毛色灰黄,一条褐色的线条从头延伸到尾。这些精灵家伙每每夜半时分潜入房中,嘁嘁嚓嚓地啃着带干糨糊的纸板和报纸,弄得屋顶满目疮痍,有时,它们竟肆无忌惮地从屋顶跳下,重重地砸在人的身上,旋即迅速溜走,那种在身上溜过的感觉令人发怵。


山老鼠尽管猖狂,但不足为虑;“猪圈大楼”中真正的“恐怖分子”还是臭虫。这些扁扁的丑陋家伙白天悄悄地躲在柱子或板壁的缝里睡觉,晚上便出来寻找熟睡的目标,偷偷吸人血液。当你从梦中醒来,感觉不妙,身上已是大片疙瘩,奇痒难忍,到处搜索,却不知其所在。据说有人半夜醒来,听到轻微异响,循声用手电照去,只见长长的木缝里,数百只臭虫成群结队,鱼贯而出,不知向什么目标而去,见之惊悚,闻之亦骇然。








我们的茶场名为茶场,实际上应该是农场,漫山遍野的庄稼和野草中,仅有二十多亩茶树毫无起色地排列在那里。这些茶树长得很慢,几乎不用管理。我们的主要劳动是还是种苞谷、洋芋,还有少量的水稻、薏仁米和芍药等。近两百亩土地仅二十来人耕种,加之缺少肥料,庄稼长得稀疏低矮,常常被疯长的野草覆盖,薅草十分困难。薅草时,我们往往先用镰刀割草,再用锄头去薅,否则看不见庄稼,可能将野草和庄稼一块薅掉。虽然我们付出了大量劳动,收获却很少,这让人想起一句形容刀耕火种的顺口溜来:“种他一大坡,只收几大萝”,实际上,我们的生产效率跟原始的刀耕火种相差无几。


茶场的各种劳动中,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打疙兜”,就是挖树桩。六洞顶一带原本植被茂密,满山生长着巨大的杉树,1958年,由于大炼钢铁,树木被一砍而光,偌大的六洞顶,仅留下光秃秃的荒凉和遍地狼藉的“疙兜”树桩。山上已经找不到一根柴禾,我们烧火做饭和冬天烤火全靠这些“疙兜”,所以“打疙兜”就成了我们隔三岔五的事。


打疙兜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劳动,六洞顶的杉树至少生长了二、三百年,其树桩庞大,根深无比,有些直根和旁须的粗细不亚于一棵大树。打疙兜首先用锄头挖出浅表根系,再用斧子砍断;然后按此法依次深挖,最后才能将疙兜刨出。这些疙兜小则百余斤,大则上千斤,疙兜抬走后,地上往往留下一个大坑,这是一种需要体力和经验的劳动。我们刚跟疙兜打交道时,弄不清它的那些根根须须究竟藏在哪里,一个小小的疙兜有时半天也刨不出来,眼看完不成劳动任务,情急之下,有的知青竟忍不住哭了起来。


茶场的劳动,不像生产队有农忙农闲之分,几乎天天都有活干,甚至大年三十也不休息。这样磨砺了一年,才十六岁的我,竟然能背负两百斤,手上的硬茧磨出三道,粗糙的虎口如同锉子一般。今天,这些茧子虽然早已从手掌上消失,却留在了心底。


当时的遵义地区知青办主任曾到我们茶场检查工作,事后,他用心疼的口吻说,在本地区那么多的知青点中,这个点是最苦的。可不是吗,那沉重地喘息,如流的汗水,炎炎的烈日,凛冽的寒风,简陋的住房,粗糙的饭菜,黝黑的臂膀,疲惫的身影,无一不在诠释着这个“苦”字。








到茶场不久,公社叫我们参加持枪民兵,每人发一支老式步枪,二十发子弹,虽然不是正规军人,但全副武装起来,似乎还是有几分威武。这既符合青春少年的追求,又是政治表现的需要,大家无不乐意。


民兵的任务是协助政府维护当地治安,当然更重要的是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在那个时期,那个年龄,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们开初颇有几分光荣和自豪的感觉,但后来的一些任务却令我感到有些茫然,印象深刻的任务有那么几次。


一次是抓赌。那时候,赌博在人们心中是十恶不赦的行为,于是,我们带着深恶痛绝的情感接受了任务。夜半时分,在一个寂静的山坳里,我们围住了几个赌徒,他们正用土碗盖着苞谷猜单双进行赌博,那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自然没有什么钱,他们用身上的破烂衣服下注。看到我们,他们先是惊恐万分,随即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两个赢家的身上披着好几件破衣服,三个输家仅着内裤,可谓输个精光,输得在深秋的寒气里瑟瑟发抖。不知怎地,我突然感到这些人好可怜,不是因为他们被抓,而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和愚昧。


一天,区武装部来了个行色匆匆放牛娃,说他看见天上有个东西,落到西边的大山后面去了,区武装部领导顿时想到是台湾空投了特务,于是立刻通知持枪民兵前往搜索。我们接到命令,急急赶赴。经过陡峭的山路爬上几百米的高山,攀上壁立的石崖,在野草茂密的高山草原上紧张地搜索着,结果,忙了一整天,不但连特务的影子没见到,一个民兵还差点掉进茂草覆盖的“消坑”里。特务没抓到不要紧,“革命”的警惕性必须保持着,只是苦了周边那些村寨的地主、富农们,自当天起,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便被公社集中关押在牛圈里,以防他们去跟空投的特务接头,三天以后才得以释放。其实这些被关押的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老人,连特务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除了执行此类任务,更多的还是奉公社书记之命,去抓一些所谓 “挖社会主义田边地角”的农民,事后听说这些人并非因为挖什么田边地较,而是得罪了公社书记。在破败的农家小院,我看到被抓的汉子那可怜而沮丧的目光,妻子跪地流泪的哀求,儿子充满血性的愤怒;还有,公社书记眼中的冷漠和阴骛。一下子,我感到震惊,这种情景好生熟悉,再想想,原来与电影中旧社会地主和狗腿子抓人的情形是惊人地相似,随后,我惶惑起来。


后来,茶场组织起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政策,于是,我们晚上不仅有民兵的任务,还有节目的排练。白天夜晚的劳累,大家疲惫不堪,但是我们没有怨言,因为我们年轻,我们有热情,何况这些事情都涂抹着神圣的色彩。








日子虽然艰苦,但在繁重的劳动之余,青春年少的我们聚集在一块,还是不忘寻找欢乐,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孩子。那少年的顽皮,别样的幽默,让大家疲惫的身心有所放松,也留下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趣事,以至今日老友相聚,也还会谈得津津有味。


曾记得,漆黑的夜晚,在男女共用的厕所里,一个内急的男生风风火火赶到,手电一照,竟然有个女孩悄悄地蹲在那里,男生大惊,转身就跑,只差点没尿在裤子里。谁知身后却爆发出一阵雄性的大笑,原来是个恶作剧的男生披着女生的花棉衣蹲在厕所里。消息传开,男生捧腹,女生笑骂,披花棉衣的男生前仰后合笑了半天,直至有些疲惫,才带着颇有成就的得意慢慢收敛起笑容。


还记得,一个调皮的男生打死了一条小蛇,一时间突发奇想,用小棍将蛇口大大撑开,然后从女生宿舍的小窗徐徐放入,并倾耳细听,不一会,随着“妈呀!”一声惊叫,女生宿舍顿时炸开了锅,男生扔下死蛇,撒腿就跑,女生们惊恐地窜出,看着男生远去的的背影,咬牙切齿,将咒骂的词语几乎用尽。


这样的戏谑和玩笑固然是特定环境下的青春游戏,但精神寄托中还是有不少高雅的内容。我们这群知青,人数虽少,却不乏文艺体育的爱好者,也不乏学业优异者,于是,那荒凉的大山上,便时时有二胡的倾诉和小提琴的欢畅,有口琴的吹奏和歌声的悠扬;也有对诗词歌赋和科学哲学的简单探讨,有羽毛球的飘飞,还有春芽般萌动的爱情……。





零散的记忆,仿佛时断时续,若隐若现的旋律,触碰着心灵,激发着感概;不过这种感慨有些莫名,就像天边的那朵白云,飘忽不定。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当时太年轻。


往事如烟,三十九年过去,当年的我们今天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贫或富,或穷或达,都是自身因素和命运安排的结果。三十九年的时光流逝,我们从青葱的岁月步入了成熟的盛年,回首来时的人生道路,六洞顶上的那串青春的足迹将永远印在我的心里。


突然想到一个被人问过好几遍的问题:你对上山下乡怎么看?


我说,那是我的一段经历,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生一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人靠经历来丰富自己,用经历去思考未来,我相信,这段经历会使我对未来的思考更加深刻。





六洞顶上的那些往事


                          六洞顶山下的砚山镇(“妄自逍遥”博友摄)



                              (此文载务川县政协《沧桑务川》和遵义市政协《难忘的知青岁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8a007501018fa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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