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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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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近年来文艺界一些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写出一些回忆文章,对这一事件有了大致的描述。但是,亲历者在有关丁陈冤案两个关键问题上,说的并不清楚。这两个问题是:一、在中宣部为丁陈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上,为什么没有作协党组书记、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署名?二、1957年6月6日作协召开的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何以带头向丁陈道歉?
  为了弄清丁陈冤案形成的真相,本文试着就这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文艺界的老前辈和文学史研究专家。

为什么给中央的报告没有周扬署名

  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何时提出来的?曾长期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回忆说:
  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黎之:《文坛风云录》)
  黎之所说的“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而“党总支书记”则是阮章竞。刘白羽和阮章竞联名的报告,则来自康濯。曾长期担任作协秘书长的张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说:
  反“胡风反党集团”时,作协《新观察》编辑部的戈阳提出,我们党内有一股暗流,反党,点了舒群、罗烽、白朗、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名字。
  丁陈集团的事情,主要是康濯的揭发。康濯写了一个材料,说丁陈搞独立王国,并把材料送给了刘白羽。去年(指1998年——引者)刘白羽找我去回忆时,我说,我听说有这么个材料,但是当时你没有给我们看。当时,刘白羽看了材料后对阮章竞说:康濯有一个材料,要转给陆定一部长,你在上面签个名。也是去年,我与阮章竞回忆这件事时,老阮说,当时也没有看这材料是什么内容,当时刘白羽让签名,我就签名了。这个材料,就直接送给定一同志。定一同志签名把这个材料送了上去。周扬同志没有看到。毛主席看了材料后,就批下来了,却让周扬同志执行了。后来,周扬同志说起这个事,并没有说明这一情况,既没有把责任往上推,也没有把责任往下推。(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黎之和张僖都是知情人,周扬当时没有在这个报告上署名的事实,是可以认定了。
  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后,困惑随之而来。丁玲的丈夫陈明也与我们有同感:
  对批丁玲,首先是作协写了报告的。奇怪的是,一、作协的这个报告,不会是6月才写的,它肯定有个酝酿过程。它是否经过党组会议集体讨论通过了呢?二、这个报告是副书记刘白羽、总支书记阮章竞签名,而党组书记周扬为什么不签名?周扬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同意不同意?参加酝酿了没有?三、报告送到陆定一那里,陆也不能不问周扬。陆向中央打报告时也只用陆定一的名字,而周扬是中宣部分管文艺、领导作协的副部长,从中宣部角度看,你周扬应该签名啊,不署名是不正常的。(邢小群:《是谁整丁玲——陈明访谈》)
  那末,为什么周扬没有在这个报告上署名呢?
  这要从当时的大背景来考虑。
  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随后在全国大规模开展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群众运动的前奏或序曲。这年的6月1日,毛泽东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写信给陆定一,信中要求:各地各单位“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
  6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揭露胡风集团的指示上作了批语和修改。在修改中指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
  6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上作了修改和批示。
毛泽东的一系列的指示,把反胡风集团的斗争迅速地扩大为全面的内部肃反运动。
  中国作协先走了一步,大约在毛泽东6月1日批示前,就率先成立了五人小组:
  作协五人小组组长是刘白羽,组员是严文井、阮章竞、康濯和张僖。五人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刘白羽同志抓总。严文井同志负责从作协出去的所有文字,他对文字抠得很细,无论从政策的把握还是用词的分寸上,他都很有经验。阮章竞是作协的总支书记,负责主持作协内部的各种批判会。当然,大型的会议还要周扬或刘白羽来主持。康濯负责《文艺报》、文学讲习所和作家支部。我负责抓日常工作。(1999年12月22日采访张僖)
  稍后,中央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组长是陆定一。中央宣传部成立“五人小组”,常务副部长张际春是组长,刘白羽是成员之一。
  熟悉当时历史情况的人都知道,从中央到地方迅速成立起来的“五人小组”,是肃反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虽然是以“小组”而冠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上取代了各单位的正常的领导程序。在我采访张僖老人时,他对这一点仍然记忆犹新:
  那时候,作协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当时的党总支就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五人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同时也就要审查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所有干部的历史。
  作协肃反“五人小组”,是在以张际春常务副部长为组长的中宣部的“五人小组”和以部长陆定一为组长的中央肃反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的。作为作协“五人小组”组长的刘白羽,肃反工作是要直接向陆定一和张际春请示汇报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后来要由张际春而不是周扬来负责审查丁陈问题的专门小组的工作。
  在作协的肃反审干中,丁玲的历史问题、陈企霞的托派嫌疑,都被翻腾出来了。随之,1954年到1955年初的批判《文艺报》事件也连带着出来了。于是才有了前面所提到的张僖回忆中的康濯写材料揭发丁玲的事情。
  在“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的情况下,康濯的揭发材料应该交给谁?不是周扬和邵荃麟、郭小川等作协党组领导,只能是刘白羽。
  康濯是作协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而刘白羽是组长。康濯把材料送给组长刘白羽,刘白羽签名后,又让既是五人小组成员又是作协总支书记的阮章竞签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作为既是作协“五人小组”组长又是中宣部“五人小组”成员的刘白羽,不经过党组成员的讨论,把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部长兼中央肃反领导小组组长的陆定一,而不送给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理解了这一点,前引陈明一系列“奇怪的是”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周扬向丁玲、陈企霞道歉,是中央反右的部署

  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了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的扩大会。会上,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在讲话中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陈明在回忆中谈到此事时说:
  1956年,丁玲向上级申诉,得到中宣部党委会的受理。1957年春天,毛主席“到处游说”,游说的内容是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指出整风主要是批评:一是主观主义,一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就是1957年作协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背景。在这次会议上,周扬等承认1955年批丁玲是错误的。如果作协党组真的能执行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或许能多少纠正自己造成的错误,减轻对党和对同志的危害。但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趁“反右”之机,把丁玲的申诉诬为“翻案”,是“向党进攻”。
  亲历此事的原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回忆说,周扬等人赔礼道歉后,招致了丁玲、陈企霞的质问,这时:
  领导者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是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党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本来,从整个社会来说,有人想趁党整风之机,借提意见为名,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这确实有的;对这种情况给以反驳,完全应该。但从党内来说,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对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敌对地位,予以打击,这就同党的政策相违背了。这样做显然是错的。
  而作协党组在重新研究、讨论丁玲反党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如何继续时,正是由于对领导批评的意见很多,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
  陈明的回忆,主要是两条:其一是说,6月6日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是执行毛主席“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指示的结果;其二是说,后来整丁玲,是借反右之机。李之琏的回忆则更明确地说,周扬等人是抓住了“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机。
  其实,6月6日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的背景已经变了,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的举动,说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是对的,但绝不是执行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指示,而是执行“引蛇出洞”的指示。换句话说,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不是真的,而是毛主席“阳谋”部署的具体体现。因此,把丁玲、陈企霞打成右派,也不是像李之琏所说的,是在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了变化所致,而是在6月6日的会之前,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1957年,中央决定反右时,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一文所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应该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据《毛泽东选集》第5卷,此文作于5月15日;而据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6月12日。在下文即将引用的《郭小川日记·1957年》的记载中,像郭小川这样级别的干部,是6月17日在陆定一部长处才看到这个文件的。当然,在5月下旬,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文件的精神。此后,6月20日、21日,郭小川又两次看了这个文件。这一举动表明,当时是把这个文件作为反右的指导性文件的。(参见《郭小川日记·1957年》)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已明确表述了“引蛇出洞”的意图。到5月25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不公开的动员正在进行。
  具体到作协而言,当时只是几个高层领导才在18号或19号了解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文件精神的。当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涂光群回忆说:
  据我的记忆,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在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幸运儿。尽管我响应党的号召,对文艺界整风领导人提意见不落人后,并且发了些带“刺”的杂文,但我已列在保护的范围,往后只要谨慎行事,不会当“右派”了,这是后话了。而最明显的信号是毛主席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做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
  当年在《文艺学习》编辑部工作的黄秋耘,在回忆往事时,谈到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知道这个文件精神是在5月18日晚上,可与涂光群的回忆相印证:
  我记得十分清楚,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
  后来被划为右派的部队作家徐光耀,在回忆中说道,在鸣放时,一些“引蛇出洞”的征兆已经出现,当时作协张光年、侯金镜等人早已知道要反右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以上几个当事人的回忆表明,5月18日周扬知道这个文件精神后,立即召集邵荃麟等作协领导人小范围传达,开始按照文件精神布置反右了。就整个文艺界而言,从5月下旬直到6月下旬,作协党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紧紧围绕着“引蛇出洞”的意图进行的。
  在丁玲、陈企霞的问题上,根据郭小川1957年的日记,作协党组作了如下的事情:
  5月22日,“十时到荃麟处谈丁玲问题。共同的意见是先不改,交给大家讨论。”
  这一举动表明,从1到4月形成的关于丁陈问题的“不以反党小集团论处”的结论,到此为止了;而交给大家讨论的目的,当然是“引蛇出洞”了。
  5月24日,“十时到中南海,陆定一和张际春两位部长谈了很久的丁、陈问题。”
  张际春是负责调查丁玲历史问题和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专门小组组长,正是在他的主持下,通过查实得出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的结论。陆定一此时与张际春“谈了很久的丁、陈问题”,目的是什么,郭小川没有记载,联系到当时的情况,得出是两位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的推论,恐怕是有道理的吧。
  5月25日,“九时开碰头会。讨论了机关的整风运动,决定从三个方面动手‘放’起来,即党内、党外、机关,下礼拜起坚决地动作起来。中午,睡至二时半,到迟了。我二时四十五分到,会已经开起来,今天是党组扩大会,讨论机关整风和丁陈问题。”
  作协从三个方面“放”起来,说明“引蛇出洞”开始部署了。而下午召开的整风和丁陈问题的会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讨论丁陈问题的第一次党组扩大会。
  6月1日,“看来,顾虑已经不多,算基本上放开了。”——“引蛇出洞”成功了!
  6月4日,“八时半开始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了最近的整风情况,觉得已经放了,但还未到高潮,还准备继续放,同时就保护积极分子问题商量了一番”。
  或许,从5月25日讨论整风和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开始,一些人已经就在整风中最突出的问题(丁陈问题等)开始“放”了,在这些人中,有些被认为是应该保护的“积极分子”也不明就里地说了一些“右派言论”,所以,在6月4日召开的整风领导小组(此时或许应该叫反右领导小组了吧)会上,专门“就保护积极分子问题商量一番”。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其目的就是像前引的徐光耀回忆中所说的,要保持好反击时的“拳头”。
  6月6日,“下午二时半,开讨论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会上邵、刘、周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刘的攻击声。陈又乱骂人是做假报告。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做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简直弄得我头都发涨。”
  这样的场面尽管使周扬等人比较尴尬,但是,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与会者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已作为“鱼”被钓上来了。周扬在7月25日复会的讲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前三次会议上肯定前年会议的同志没有发言,发言的同志大体上都是否定的,有的说斗争完全错了,有的说基本错了,有的说要追查责任,仿佛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周扬的“前三次会议上肯定前年会议的同志没有发言,发言的同志大体上都是否定的”的话,已经明确说出“引蛇出洞”的策略:肯定前年会议的人不发言,营造一种“引蛇出洞”的声势,专门让那些对前年会议有意见的人“放”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6月8日,“愿望实现了。今天的报纸上,第一次大规模打击了整风中的右派分子,《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十时半,到白羽处,陆部长找白羽谈了话,陆说要有韧性的战斗,人家越叫你下去,越就不下去!他认为周扬没有宗派主义,人们不太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文艺方向的斗争,他认为,丁陈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
  一句“愿望实现了”的话,显然表达了一种压抑许久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为了“引蛇出洞”而“硬着头皮顶着”的委屈感。而陆定一找刘白羽的谈话很直白,就是两个字:“斗争”。
  6月13日,“下午开党组扩大会议。丁玲发言,态度尚平和,但内容十分尖锐,极力想争取康濯‘起义’,追究责任,想找出一个阴谋来。……会开过后,周扬、荃麟和白羽一起到我房子内,谈了一下明天的会议。白羽似乎又很激动。看来,会议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
  这次会议,就是为处理丁陈问题所召开的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郭小川用“摊牌”一词表明,不用再等复会,丁陈成为右派已经没有异议了。于是,第二天——
  6月14日,“(下午)三时,到白羽处,上午他同邵荃麟一起见了陆定一同志,定一同志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主张展开一个斗争,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今天很兴奋,对丁、陈问题的处理有个眉目了,我一定要迎接这场暴风雨。我把丁、陈看成党内右派。我一定要准备意见去迎击他们。”
  到此时,原来参与处理丁陈问题的专门小组,已经不再起任何作用了。想必李之琏也不再参与此事了,所以在他的回忆中,对郭小川日记中所记载的情况一无所知,才得出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之所以休会,是因为周扬等人被丁陈质问,会议无法开下去,而在休会期间,周扬等人利用“整风形势急转直下”的时机,把丁陈打为右派的结论。
  其实,何时休会何时复会与丁陈的质问无关,是中宣部和作协的统一布置。休会的目的,一是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钓更多的“鱼”;二是像张光年对侯金镜所言,保持“拳头”进行反击。关于第一点,统战部也是这样做的。据李维汉的回忆,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连续开了几天座谈会。5月16日他宣布要休会几天,到21日恢复开会。为什么要休会四天呢?主要是毛泽东开始准备反右派。既然意图已经改变,中央统战部必须按照新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活动。座谈会显然不能再按原定方案进行,必须调整为“引蛇出洞”的部署。这就是休会四天的真正原因。复会后,经过休会期间的发动,一些所谓的右派言论也放出来了。(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
  作协的休会,与统战部体会的目的是一致的。既然从中宣部领导到作协的领导,大致都像郭小川一样,“把丁、陈看成党内右派”了,意见统一了,到7月25日复会这段时间,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尽量发动群众,揭发丁陈的所谓右派罪行了。
  经过周密准备,7月25日复会后,对丁陈开始了猛烈的揭发。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丁陈为右派的报道。9月中旬,周扬作了《不同的世界观 不同的道路》的总结报告。此文后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以《文艺战线的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初的《人民日报》上。此后,作为文艺界的大右派,丁玲、陈企霞开始了20多年的流放生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逐步走出了“左”的指导思想的阴影,对于历史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审理,开始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改正的结论并报中央同意,恢复了丁玲、陈企霞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重新审查,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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