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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谁是大兴县血案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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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1966年红八月,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各公社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说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要杀死地富及其亲属。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这场大血案在严家祺与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有记载,遇罗文(遇罗克之弟)也写过专题调查。还有一位张连和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五进马村劝停杀”。


张连和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文革初期被选为文革组长。张连和回忆道:“‘8.31’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后,张连和写了一首“七绝: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三十四众去无家。
留存一百单八将,阴转多晴把党夸。


读张连和的回忆文章,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很奇怪。首先,这场大屠杀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政府不是被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是很快就掌握了情况。但奇怪的是,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听任事态发展。屠杀是从8月27日开始的,可是政府直到31日才赶赴现场制止。也就是说,政府听任屠杀进行了整整四天之久。


另外,政府的制止方式也非常奇怪,出动了大批干部,包括县委书记、以及县委办公室、监委、共青团、武装部、派出所等干部,甚至连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都亲赴现场。奇怪的是,去了这么多干部,却没有带什么军警。按照张连和的记叙,当他们一些县委干部来到马村村口时,竟被马村的民兵阻挡,在费了一番唇舌后才得以进村。到了作案现场,凶手都在那里,人证物证俱在,政府却并不下令逮捕凶徒,而只是对其口头劝说。对方居然还不买账,还和他们争辩,以至于他们去了一趟又一趟,一共去了五趟,对方才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按说,政府既然是政府,那就应该当场抓人,如果对方敢拒捕,那就该当场开枪制服;可是政府却只是一味劝说,和凶徒们不断地谈判,只求对方放下屠刀。这哪像是政府所为呢?政府之所以叫政府,就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政府可以运用它垄断的暴力工具,强行贯彻它的意志,制止非法暴行。可是在这里,政府却是把它的强制力弃而不用,宁可像个手无寸铁的牧师那样,苦口婆心,喋喋不休。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其实,说怪不怪。


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校长卞仲耘。此后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根据严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记载: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就开始了对黑五类的大屠杀,直到9月1日才结束。


原来如此!原来大兴县的屠杀并不是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自发行为,而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暗示、怂恿、鼓励,以及纵容和放任。


意识到这一点,当你再去读张连和的诗句“阴转多晴把党夸”,你不能不感到格外的悲哀。是啊,这些地富及其亲属明明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可是到头来却还要感谢共产党,还要“把党夸”。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些可怜的黑五类们只有引颈就戮,要不是张连和等干部前来搭救,他们就死于非命了。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处境下,他们对党感激涕零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这场大屠杀中,罪魁祸首还不是公社干部贫下中农,而是共产党,是中共中央,是政府。


正如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指出的那样,象大兴县血案一类暴行,实际上是“国家机器行为”;包括组织杀人行动的公社干部和动手杀人的民兵,都是国家机器的延伸。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大兴县血案看上去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群众直接动手,但这正是政府在借刀杀人。是政府故意地让一些人不受法律的约束,让另一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导致一些民众打杀另一些民众的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政府自己并没有出面,这就使得很多人把暴行都归咎于动手的民众,再加上到后来,政府还对一些行凶者实行了某种惩处,因此有很多人还会把政府当成好人。其实政府是在借刀杀人,政府,或者准确地说,最高当局才是罪恶的元凶。


我们知道,人们建立政府,就是为了防止人们彼此伤害。一旦政府故意地、有选择性地放弃其基本职责,那就必然导致大量的暴行。文革中各种形式的武斗是这么造成的,今天的暴力拆迁中发生的大量暴行也是这么造成的。从表面上看,在暴力拆迁中,直接动手行凶的是开发商雇来的打手,其实政府才是罪恶的元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11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1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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