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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贤 黄亚洲:我所经历的“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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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





                                    


                      口述:杭四中退休教师 王长贤


                      记录:原杭四中学生   黄亚洲














“文革”初期杭州发生的那场“二十万群众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至今想来仍是惊心动魄,也有点匪夷所思。这事件当中,我作为一名当时的“教师红卫兵”,有所亲历,所以,讲述它是必要的。我想,一切历史上离奇的事件都需要各色人等从不同角度加以回顾,以便存照,以资未来,更何况是一名亲历者呢。





还是从我校“打死人事件”讲起





我们杭州四中在浙江省的“文革”史上似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它只是一所中学,这个情况有点与闻名全国的“北京四中”相仿。


在“文革”初期的“横扫牛鬼蛇神”阶段,拥有一百余名教师的杭州四中,竟有三十余名被由“红五类”为主体组成的“红一司”红卫兵组织“集中隔离”,饱受拳打脚踢,每夜被迫睡在学校小食堂的水泥地上,白天还要在大操场上沿着围墙连成一串“伏地狗爬”,那年头的“红色恐怖”确实非常厉害。这其中,就发生了我校七名“红卫兵”活活打死两名教师家属的事件。


其实这七个学生是趁夜去美术教师俞之青家“破四旧”的,说他成分不好,出身地主家庭,而且他的岳父是国民党时期的“反动邮电局长”,闯进他家之后,才发现俞老师这个“地主崽子”已闻讯仓皇翻墙逃走,这才勒令在家的俞老师的妻子与岳母跪在天井里“交待”俞老师下落,然后就解下腰间的军用皮带鞭打。当时从属于杭州“红一司”的各校红卫兵都喜穿军装,腰间都有铜扣皮带,打人很厉害。


这七个红卫兵当中带头的小张,小李,在杭四中读初中之时我曾当过他们的班主任,他们的父辈都是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其中一位还是主要领导同志。


那天晚上怎么暴打的情况,我起初不是很清楚,后来听说惨叫声当时引来了不少周围邻居,有人在大门外纷纷谴责,总之,到了白天,这两位跪着的妇女,一个五十余岁,一个七十余岁,都死了。


两年前,我到担任过省作协党组书记与主席的黄亚洲办公室闲坐,正好他的同学小王也在座。小王与黄亚洲当年是杭四中“中四1班”的同班同学,曾经是同桌,关系很好,而小王在文革初期曾经负责过“红一司”的保卫工作,这样,我就亲耳听到小王讲起这件事的后来处理情况。


小王同学是这样介绍的:当时,红卫兵向社会上的“破四旧”运动差不多了,要引向纵深,要找些“历史上有问题”的保存着“封、资、修货色”的人家开刀。学校的一些红卫兵不知怎么就决定去美术教师俞之青家“造反”,认为从事美术教育的俞之青家一定“封资修货色”很多。当夜的情况我不知道,只在第二天的下午,三点多钟,“抄家”的红卫兵打电话给我,说有事了,要我“火速”赶去现场。我骑上自行车就直奔现场。我赶到之后,只见两个妇女躺在天井里,已经濒死了,身上脸上还涂了各色的美术油彩,很难看。我问在场的“红卫兵”是怎么回事,他们叽叽唔唔说了一通,基本情况就清楚了。我批评他们不该打人,要求他们赶快找医生来医治。正好附近有市妇幼保健医院,他们立即去医院请来了医生,医生来了之后,看了一下现场,给了一些药,说“如果到明天天亮不死的话,可能没有问题”,这样就走了。我在再三交待他们要给以治疗后,也走了。后来就听说两人都不治身亡。他们去找过王子达市长要求火化,王市长只说“你们打死人是不对的”,对遗体的处理没有说话。考虑到两个妇女的遗体躺在地上不好,我于是跟火葬场联系,他们来车把遗体拉走,火化了。


小王同学是用很沉痛的口气叙述这件往事的,我听着也悲痛。余之青老师毕竟是我的同事,虽然事过多年,但一想起这场惨祸,心都会揪紧。





我去现场察看了情况





我校“红一司”红卫兵打死人的消息传进校园,我们都惊愕了。我当时参加的战斗队叫“延安战斗队”,十八人,都是由学校年轻教师组成的,隶属于学校的“红旗兵团”,而红旗兵团参加的全市红卫兵组织是杭州“红三司”,这个“红三司”与由“红五类”子弟为主组织的“红一司”有很大的不同。我说的不同,是指包括当时的观点、立场在内的很大不同。


当时我们“延安战斗队”就派出三个年轻老师火速赶去余之青家察看情况,一个是我,一个是陈树泉老师,一个是林祖荫老师。我们三人赶往开元路,俞老师的家是在开元路靠近涌金门的地方,就在一条小巷的巷口,一个带院落的老房子。这房子现在还在,我专门去看过,现在标有“杭州市古代建筑保护单位”的大理石牌子。我们三人就匆匆赶到俞老师的家门口,只见两个女红卫兵把着门,不让任何人进去,因为我曾经是这七个红卫兵的带头的小张同学的班主任,所以我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我要进去!”她们不敢拦,就放我们三位年轻教师进了门。


进去一看,果然是抄家后的一片狼籍,打人的小张不在,小李倒是在里面。我仔细看着曾经躺过两位无辜死者的院子,看着水泥地上沾着的一地颜料,也能想象到当时打人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我们仔细看了现场,也问把门的两个女红卫兵问了一些情况,她们也是参与了抄家和打人的,所以说的一些情况很真实。我们觉得事态严重,心里既悲愤,也感到责任重大,决定马上返校。


回校之后,我们在“延安战斗队”一通报情况,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我们“延安”必须就此事尽快发声,把“打人致死”的真实情况告诉杭州广大群众,不能再让这种令人发指的悲剧借“破四旧”之名在杭州重演。


但是,具体又怎么做呢?


当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势很大,我们这些年轻教师能够仗义执言,为所谓的“牛鬼蛇神”说一句公道话吗?





一张大字报与一场大辩论





我们采取的行动是公开张贴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打死人的真相》。这张大字报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坚决谴责“打人致死”这一极端的错误。大字报由年轻教师陈定生起草,方文海老师抄写,署名为“杭四中延安战斗队”。这张大字报张贴之处是当时杭州市委的围墙,也就是现在杭州元华商场的那个位置,是我同陈定生、张永康、方文海老师四个人去贴的。


《打死人的真相》一经张贴,立刻引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关注,许多人震惊了,愤怒了,不少群众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一致表示强烈谴责这种犯罪行径。我们的这张大字报与随之而来的群众的支持,从实际效果上看,是起到了一种遏制作用,遏制了在当时那个无法无天时代有人借“破四旧”、“横扫”为名毒打群众的暴行。据我后来的了解,在杭州全市的学校,因“破四旧”而“打人致死”的惨剧就不再重演了,起码是很罕见了。我再说一遍,现在回想,这一局面的形成,跟我们的这张义正辞严的大字报的出现,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学校的那个“红一司”红卫兵组织,看到我们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沉不住气了,带口信来要与我们“延安战斗队”搞一场大辩论,辩论地点就在学校大礼堂。


接到这份口头“战书”,许多师生都捏一把汗,劝我们不要“应战”,因为对方红卫兵组织人多势众,有些人解下皮带就会打人,就凭你们“延安战斗队”十几个老师,怎么去面对他们,辩论到激烈的时候还不打起来,凭啥去吃眼前亏?


我们“延安战斗队”为此商议了好久,决定还是应战。我们的考虑是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毕竟我们占理,打人致死的红卫兵不占理,对的不应该怕错的。第二方面,我们这些人毕竟都是学生的老师,有些还都当过对方学生的班主任,谅他们也不敢大打出手,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当时,我对大家说,我做过打人的小张、小李的班主任,我到这两位学生的家里也去家访过,跟他们的家长也熟悉,关系都不错。再说,他们学生都也知道“王长贤老师不好对付”,我身体好,曾在清波公园偶遇浙江最好的摔跤运动员,跟对方比试过,前两场曾经打成一比一,所以后来消息传开了,大家都说杭四中有个王老师不好对付,也因此,我们学校的王鸿礼校长后来凡有学校重大活动总是叫我负责保卫工作。因此,我仗着一副好身板,毫不害怕。


于是,我们思想统一了,大家让我带口信过去,决定应战。


我就托一个女红卫兵带口信过去,请小张与小李当中的一个人来见我一下。小张没来,是小李来的。小李听了我表达的意思,就说,王老师,我们不一定辩论了吧?我说,是你们要求辩论的,怎么就不辩论了,还是要辩!


小李回去后,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第三天辩论。


辩论的那天,定在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延安战斗队一共去了十三名老师。我们不惧对方人数众多,排列成一路纵队昂首阔步进入学校大礼堂,我走在第二个。陈树泉走第一个,他是我们战斗队的队长。


到达礼堂,面对气势汹汹的对方,我当即大声提出两条辩论规则,第一,双方必须坐下,必须坐着辩论。第二,双方发言都要举手,要一个一个发言。


在我们提出这样的强硬条件下,这一场辩论最终并没有酿成肢体冲突,尽管双方唇枪舌剑,火药味很浓。当时大礼堂站满了学生,一大批都是“观战”同学。


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愤慨的是,面对如此打人致死的恶行,几位参与行动的红卫兵以及他们同派的红卫兵,非但不感到羞愧,仍然振振有辞,认为“抄家”、“横扫”、“打死人”都是符合革命大方向的,公然声称“牛鬼蛇神就应该打死”。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双方坚持各自立场,毫无共识,终于不欢而散。





事件持续发酵,酿成“炮打”





一张大字报与一场大辩论之后,情况迅速让“红三司”掌握了,接着全省的造反派组织“省联总”也掌握了,大家不约而同把矛头对准了省军区的个别领导同志,要他交出“凶手儿子”。


浙江“文革”运动的背景是极其复杂的,造反派把矛头对准省委,以及“为省委撑腰的省军区”,似乎是当时政治运动中必须做的“合乎运动逻辑”的一环。当时把矛头对准省军区的理由,据说还有这样几条:“省委领导躲进省军区不让革命群众揪斗”、“省军区窝藏黑省委的黑材料”,而“包庇打人儿子拒不交出凶手”则是其中最容易使普通群众激愤的一条,因为这一条的情感色彩最为强烈,最容易激起共鸣。


大约是1967年的1月15日,下午直到晚上,在延安路老杭州人民大会堂的草坪上,省联总发起召开了号称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都是声嘶力竭的发言,矛头都是对准所谓的“黑省委”、省军区。而会后,大会便公然号召冲击省军区,要省军区交出打人凶手、交出被庇护的省委领导、交出省委转移的“黑材料”。


参加大会的各单位举旗列队,离开人民大会堂草坪的会议现场,趁夜色浩浩荡荡沿南山路向位于清波门的省军区大院进发,所谓的“二十万人冲省军区”的严重状况就这样发生了。这一情况在国际上都引起了震动,事后听说有些境外媒体用“浙江暴动”来形容这个乱局。


那天晚上的大会以及冲击军区的行动我没有参加,我们学校的一部分属于“红三司”的学生参加了,听说游行队伍接近省军区大院时,门口的岗哨已经不见了。群众涌入大院后到处走,但当有人走到“作战楼”的小院子前面时,便有穿便衣的人员在黑暗中出面劝告“这里不能进”,所以那天晚上一时还没有外来人员“占领”作战楼。


我是第二天午后随我校的队伍去省军区大院的,因为省军区大院已经被省联总系统的“造反派”占据,各群众组织为维持占据的局面,就各自委派人员轮替,我们学校的红旗兵团也于第二天派出了自己的轮替队伍。


我去的这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学校的队伍在一杆“杭四中红旗兵团”的大旗引导下,开入了省军区大院。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我一进入大院,就观察到在省军区操场上,有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我们杭四中红旗兵团的成员被安排在主席台前最中间的一块位置就坐,这可能就是“打死人事件”发生在我校所以特意这样安排吧。主席台上,写着“炮打司令部”五个大字。


大概是下午一点半左右,大会的主持人走上主席台。这是一个穿米黄色大衣、手拎皮包的长得非常标致的四十岁左右男人,声音宏亮,普通话说得极为纯正。后来听人说这主持人是浙江话剧团的演员,怪不得风度翩翩。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就由我校红旗兵团代表发言,发言中控告省军区个别领导“纵容”儿子打死无辜良妇的罪行,然后又有另外两个单位的人员发言,语气都十分激昂。


发言结束后,主持人又宣读了一批声援今天大会的群众组织名单,宣读完毕,主持人便慷慨激昂地宣布“现在冲军区指挥大楼”,会场立即沸腾起来,我校红旗兵团的红卫兵立即举起大旗,充当了这一波冲击的先锋队,直接冲向指挥大楼。


我记得指挥大楼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二层楼。底楼的办公室好像不重要,走廊上的标牌都是阅览室、资料室什么的。我们跑上二楼,二楼就重要了,什么“机要室”、“作战室”,一看就是重要部门。我们的所谓“冲击”,也是象征性的,并不进入办公室,并没有任何“砸烂”、“夺取”的任务,无非是当时政治气候下的一种情绪的发泄,所以我们也就是在二楼的走廊上席地而坐,这就算是“占领”了。


我在走廊上看看,好象冲上来的,全是我们学校的“红三司”红卫兵。于是我也捡着一个空隙,坐下了。


就这样枯坐了一会儿,楼梯上走上来一个头戴军帽身穿干部服的军人,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这些席地而坐的人说:“口渴的红卫兵小将,可以到大膳厅喝开水,那里为你们准备了开水。”看到那个军人如此和善,一点都不带情绪,我们都点点头。


一直坐到傍晚时分,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那个态度和善的军队干部又出现了,他走上二楼走廊,对我们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肚子饿了,请你们到我们大膳厅吃晚饭吧!”我当时听得心里发愣,心想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我们来冲击你们,你们非但不阻挡我们,还一会儿请我们喝水,一会儿请我们吃饭,难道这都是真的?但这时候肚子也确实是饿了,于是我们这批坐着的人就半信半疑地下楼,往大膳厅走。


果然,大膳厅里面很热闹,很多红卫兵都在吃饭。我走到打饭菜的地方,一位炊事兵就热情地递给我一盒菜饭,也不收钱。我赶紧找个空位子坐下,这才细看盒里的饭菜,不仅有白米饭,而且还有肉片炒罗卜。在那个吃饭要凭粮票而且难得见到肉食的年代里,吃上这么一盒有荤有素的饭菜可真是一种享受。我一边吃饭一边想,这省军区的同志处理问题真是很大度啊,对我们这些群众宽容而客气,这是不是就是钢铁长城的襟怀啊?


吃罢晚饭,我就离开省军区大院回校了。我看见我们这些曾经坐在作战楼二楼走廊里的红卫兵们,大都也不再回到作战楼去了,大家在肚子吃饱后纷纷离开了省军区大院。





听说来了总理指示





第二天白天,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再去省军区大院看看。我是这样想的,有不少值夜的红卫兵应该是很辛苦了,要不要去替换他们呢?正在犹豫的时候,红旗兵团的小董跑来告诉说,大家都不要再去省军区了,因为周总理对“冲击省军区事件”已经来了三条指示,第一条指示是,红卫兵小将必须立即撤出军区;第二条是,省军区个别领导带犯法同学赴京接受处理;第三条是,邀请省委、省军区、市委、省联总、杭四中各派一名代表迅速赴北京商谈。


这样,省联总所属造反派与红卫兵们都开始从省军区撤出,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因为指定我们杭四中要派一名代表赴京商谈,所以学校红旗兵团经过讨论,决定派高二甲班学生小董赴北京。


后来,他由空五军派来的专车直接送到嘉兴军用机场,再飞北京。


仅隔了两天,上午,我又在杭四中校园里看见了小董,赶紧问他在北京的情况。小董告诉我说,他们五位赴京代表到了嘉兴机场后,就由北京来的一架专机直接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而第二天就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进来后与商谈代表一一握手,然后请大家坐下,马上听取汇报。周总理听完汇报后,作了三条指示:第一,少数红卫兵打死无辜良妇是错误的,必须妥善处理好;第二,造反派冲省军区是不对的,在接到北京电话后能迅速离开,还是可以的;第三,省军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做得好的。


小董说:总理接见完毕后,我们都很高兴地离开了会议室,周总理一再叮嘱我们要听党的话。


听了小董的转达,我心里也很高兴。我觉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把握是很全面的,也很英明,那么大的一件事情能够妥善地平息下来,真的是不容易。


1月30日,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央文件下达了,文件题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编号是“中发〔67〕32号”,内容有十条,大体上与周总理的几次指示精神相同,其中有一条也讲到对于“犯法同学”的处理,内容是这样的:“犯法同学责成其家属劝他们迅速归案,此案由中央公安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按中央规定原则办理。”当然,后来当杭州市公安局的同志将我校打人同学小张、小李押送北京时,途中在某城市被一群人登上火车抢走,而后不知所踪,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说明了“文革”中各种力量互相争斗的错综复杂,这是需要历史学家来仔细分析解读的事了。





“妥善处理”还有余波





过了一段时间,我校美术教师俞之青的三位亲属来到学校,目的是来谈追悼会事项。这三位亲属,一位是俞之青的儿子,他是我校学生,高二甲班的,还有两位,据说一位是俞之青的叔叔,一位是余之青的妻舅。


这三位当然心情很沉痛,无故走了两位善良而无辜的亲属,对他们的精神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娄志强代表校领导,我代表群众组织,接待了这三位表情悲痛的余老师家属。


他们提出三条处理后事的意见。第一条意见是,必须由学校出面召开追悼大会。这一条如果实现,可以说是杭州市中学界的首例,因为两位死者并非我校教职员工,仅是教师家属。但考虑到周总理的“妥善处理”的指示,这一条娄书记与我都表态答应了。他们提的第二条意见是,追悼会必须由学校主要领导致悼词。对这一条,我们当然也答应了,这应该也在情理之中,娄志强书记当场就应允由他来致悼词。家属提的第三条意见是,打人致死的凶手也必须参加追悼会,低头认罪。我跟娄志强书记一致认为这一条要求有点复杂,不太好接受。我们提出,我教过的那两个学生小张、小李是参与打人的,是那七个“红一司”红卫兵中的两个,但打人致死的具体责任究竟如何确定尚不清楚,因为毕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接受司法调查很困难,再说在那时期学校行政系统基本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指定某几个学生去参加追悼会这事在具体做法上也难以实现。我还向三位家属提出,如果“凶手”真的参加了追悼会,也可能会发生想象不到的意外,而这正是我们应该设法避免的。


最后,我向家属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教过的学生在校外犯了严重错误,我这个曾经当过班主任的老师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班主任我也有一定的资格代表他们参加,对无辜的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


应该说,俞老师的三位家属还是相当通情达理的,他们接受了娄志强书记与我的意见,因为那毕竟是个特殊年代,在那个年代里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


追悼会由娄志强书记与我去参加。娄书记代表学校致了悼词。追悼会设在殡仪馆的第一大厅,俞老师家属方面来了三四十位,余之青老师本人因为身体过于虚弱无法参加,他的儿子致了答词,嗓音哽咽,泪流满面。


这场面,我看了真的是很痛心,因为“遗体告别”这一环节已经无法实现了,会场正中只放着两只骨灰盒。时间已经是冬天了,这一天很冷,不仅天冷,我的心也很冷,我想,在场所有人员的心都很冷,那个年代人际间真的是没有真正的温暖可言。


【转自《浙江博客网》黄亚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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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8-26
讲 述

  

我所亲历的“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





口述:杭四中退休教师 王长贤

记录:原杭四中学生   黄亚洲





“文革”初期杭州发生的那场“二十万群众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至今想来仍是惊心动魄,也有点匪夷所思。这事件当中,我作为一名当时的“教师红卫兵”,有所亲历,所以,讲述它是必要的。我想,一切历史上离奇的事件都需要各色人等从不同角度加以回顾,以便存照,以资未来,更何况是一名亲历者呢。



还是从我校“打死人事件”讲起



我们杭州四中在浙江省的“文革”史上似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它只是一所中学,这个情况有点与闻名全国的“北京四中”相仿。

在“文革”初期的“横扫牛鬼蛇神”阶段,拥有一百余名教师的杭州四中,竟有三十余名被由“红五类”为主体组成的“红一司”红卫兵组织“集中隔离”,饱受拳打脚踢,每夜被迫睡在学校小食堂的水泥地上,白天还要在大操场上沿着围墙连成一串“伏地狗爬”,那年头的“红色恐怖”确实非常厉害。这其中,就发生了我校七名“红卫兵”活活打死两名教师家属的事件。

其实这七个学生是趁夜去美术教师俞之青家“破四旧”的,说他成分不好,出身地主家庭,而且他的岳父是国民党时期的“反动邮电局长”,闯进他家之后,才发现俞老师这个“地主崽子”已闻讯仓皇翻墙逃走,这才勒令在家的俞老师的妻子与岳母跪在天井里“交待”俞老师下落,然后就解下腰间的军用皮带鞭打。当时从属于杭州“红一司”的各校红卫兵都喜穿军装,腰间都有铜扣皮带,打人很厉害。

这七个红卫兵当中带头的小张,小李,在杭四中读初中之时我曾当过他们的班主任,他们的父辈都是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其中一位还是主要领导同志。

那天晚上怎么暴打的情况,我起初不是很清楚,后来听说惨叫声当时引来了不少周围邻居,有人在大门外纷纷谴责,总之,到了白天,这两位跪着的妇女,一个五十余岁,一个七十余岁,都死了。

两年前,我到担任过省作协党组书记与主席的黄亚洲办公室闲坐,正好他的同学小王也在座。小王与黄亚洲当年是杭四中“中四1班”的同班同学,曾经是同桌,关系很好,而小王在文革初期曾经负责过“红一司”的保卫工作,这样,我就亲耳听到小王讲起这件事的后来处理情况。

小王同学是这样介绍的:当时,红卫兵向社会上的“破四旧”运动差不多了,要引向纵深,要找些“历史上有问题”的保存着“封、资、修货色”的人家开刀。学校的一些红卫兵不知怎么就决定去美术教师俞之青家“造反”,认为从事美术教育的俞之青家一定“封资修货色”很多。当夜的情况我不知道,只在第二天的下午,三点多钟,“抄家”的红卫兵打电话给我,说有事了,要我“火速”赶去现场。我骑上自行车就直奔现场。我赶到之后,只见两个妇女躺在天井里,已经濒死了,身上脸上还涂了各色的美术油彩,很难看。我问在场的“红卫兵”是怎么回事,他们叽叽唔唔说了一通,基本情况就清楚了。我批评他们不该打人,要求他们赶快找医生来医治。正好附近有市妇幼保健医院,他们立即去医院请来了医生,医生来了之后,看了一下现场,给了一些药,说“如果到明天天亮不死的话,可能没有问题”,这样就走了。我在再三交待他们要给以治疗后,也走了。后来就听说两人都不治身亡。他们去找过王子达市长要求火化,王市长只说“你们打死人是不对的”,对遗体的处理没有说话。考虑到两个妇女的遗体躺在地上不好,我于是跟火葬场联系,他们来车把遗体拉走,火化了。

小王同学是用很沉痛的口气叙述这件往事的,我听着也悲痛。余之青老师毕竟是我的同事,虽然事过多年,但一想起这场惨祸,心都会揪紧。



我去现场察看了情况



我校“红一司”红卫兵打死人的消息传进校园,我们都惊愕了。我当时参加的战斗队叫“延安战斗队”,十八人,都是由学校年轻教师组成的。

当时我们“延安战斗队”就派出三个年轻老师火速赶去俞之青家察看情况,一个是我,一个是陈树泉老师,一个是林祖荫老师。我们三人赶往开元路,俞老师的家是在开元路靠近涌金门的地方,就在一条小巷的巷口,一个带院落的老房子。这房子现在还在,我专门去看过,现在标有“杭州市古代建筑保护单位”的大理石牌子。我们三人就匆匆赶到俞老师的家门口,只见两个女红卫兵把着门,不让任何人进去,因为我曾经是这七个红卫兵的带头的小张同学的班主任,所以我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我要进去!”她们不敢拦,就放我们三位年轻教师进了门。

进去一看,果然是抄家后的一片狼藉,打人的小张不在,小李倒是在里面。我仔细看着曾经躺过两位无辜死者的院子,看着水泥地上沾着的一地颜料,也能想象到当时打人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我们仔细看了现场,也向把门的两个女红卫兵问了一些情况,她们也是参与了抄家和打人的,所以说的一些情况很真实。我们觉得事态严重,心里既悲愤,也感到责任重大,决定马上返校。

回校之后,我们在“延安战斗队”一通报情况,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我们“延安”必须就此事尽快发声,把“打人致死”的真实情况告诉杭州广大群众,不能再让这种令人发指的悲剧借“破四旧”之名在杭州重演。

但是,具体又怎么做呢?

当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势很大,我们这些年轻教师能够仗义执言,为所谓的“牛鬼蛇神”说一句公道话吗?



一张大字报与一场大辩论



我们采取的行动是公开张贴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打死人的真相》。这张大字报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坚决谴责“打人致死”这一极端的错误。大字报由年轻教师陈定生起草,方文海老师抄写,署名为“杭四中延安战斗队”。这张大字报张贴之处是当时杭州市委的围墙,也就是现在杭州元华商场的那个位置,是我同陈定生、张永康、方文海老师四个人去贴的。

《打死人的真相》一经张贴,立刻引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关注,许多人震惊了,愤怒了,不少群众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一致表示强烈谴责这种犯罪行径。我们的这张大字报与随之而来的群众的支持,从实际效果上看,是起到了一种遏制作用,遏制了在当时那个无法无天时代有人借“破四旧”、“横扫”为名毒打群众的暴行。据我后来的了解,在杭州全市的学校,因“破四旧”而“打人致死”的惨剧就不再重演了,起码是很罕见了。我再说一遍,现在回想,这一局面的形成,跟我们的这张义正辞严的大字报的出现,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学校的那个“红一司”红卫兵组织,看到我们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沉不住气了,带口信来要与我们“延安战斗队”搞一场大辩论,辩论地点就在学校大礼堂。

接到这份口头“战书”,许多师生都捏一把汗,劝我们不要“应战”,因为对方红卫兵组织人多势众,有些人解下皮带就会打人,就凭你们“延安战斗队”十几个老师,怎么去面对他们,辩论到激烈的时候还不打起来,凭啥去吃眼前亏?

我们“延安战斗队”为此商议了好久,决定还是应战。我们的考虑是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毕竟我们占理,打人致死的红卫兵不占理,对的不应该怕错的。第二方面,我们这些人毕竟都是学生的老师,有些还都当过对方学生的班主任,谅他们也不敢大打出手,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当时,我对大家说,我做过打人的小张、小李的班主任,我到这两位学生的家里也去家访过,跟他们的家长也熟悉,关系都不错。再说,他们学生都也知道“王长贤老师不好对付”,我身体好,曾在清波公园偶遇浙江最好的摔跤运动员,跟对方比试过,前两场曾经打成一比一,所以后来消息传开了,大家都说杭四中有个王老师不好对付,也因此,我们学校的王鸿礼校长后来凡有学校重大活动总是叫我负责保卫工作。因此,我仗着一副好身板,毫不害怕。

于是,我们思想统一了,大家让我带口信过去,决定应战。

我就托一个女红卫兵带口信过去,请小张与小李当中的一个人来见我一下。小张没来,是小李来的。小李听了我表达的意思,就说,王老师,我们不一定辩论了吧?我说,是你们要求辩论的,怎么就不辩论了,还是要辩!

小李回去后,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第三天辩论。

辩论的那天,定在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延安战斗队一共去了十三名老师。我们不惧对方人数众多,排列成一路纵队昂首阔步进入学校大礼堂,我走在第二个。陈树泉走第一个,他是我们战斗队的队长。

到达礼堂,面对气势汹汹的对方,我当即大声提出两条辩论规则,第一,双方必须坐下,必须坐着辩论。第二,双方发言都要举手,要一个一个发言。

在我们提出这样的强硬条件下,这一场辩论最终并没有酿成肢体冲突,尽管双方唇枪舌剑,火药味很浓。当时大礼堂站满了学生,一大批都是“观战”同学。

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愤慨的是,面对如此打人致死的恶行,几位参与行动的红卫兵以及他们同派的红卫兵,非但不感到羞愧,仍然振振有辞,认为“抄家”、“横扫”、“打死人”都是符合革命大方向的,公然声称“牛鬼蛇神就应该打死”。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双方坚持各自立场,毫无共识,终于不欢而散。



事件持续发酵,酿成“炮打”



一张大字报与一场大辩论之后,情况迅速让“红三司”掌握了,接着全省的造反派组织“省联总”也掌握了,大家不约而同把矛头对准了省军区的个别领导同志,要他交出“凶手儿子”。

浙江“文革”运动的背景是极其复杂的,造反派把矛头对准省委,以及“为省委撑腰的省军区”,似乎是当时政治运动中必须做的“合乎运动逻辑”的一环。当时把矛头对准省军区的理由,据说还有这样几条:“省委领导躲进省军区不让革命群众揪斗”、“省军区窝藏黑省委的黑材料”,而“包庇打人儿子拒不交出凶手”则是其中最容易使普通群众激愤的一条,因为这一条的情感色彩最为强烈,最容易激起共鸣。

大约是1967年的1月15日,下午直到晚上,在延安路老杭州人民大会堂的草坪上,省联总发起召开了号称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都是声嘶力竭的发言,矛头都是对准所谓的“黑省委”、省军区。而会后,大会便公然号召冲击省军区,要省军区交出打人凶手、交出被庇护的省委领导、交出省委转移的“黑材料”。

参加大会的各单位举旗列队,离开人民大会堂草坪的会议现场,趁夜色浩浩荡荡沿南山路向位于清波门的省军区大院进发,所谓的“二十万人冲省军区”的严重状况就这样发生了。这一情况在国际上都引起了震动,事后听说有些境外媒体用“浙江暴动”来形容这个乱局。

那天晚上的大会以及冲击军区的行动我没有参加,我们学校的一部分属于“红三司”的学生参加了,听说游行队伍接近省军区大院时,门口的岗哨已经不见了。群众涌入大院后到处走,但当有人走到“作战楼”的小院子前面时,便有穿便衣的人员在黑暗中出面劝告“这里不能进”,所以那天晚上一时还没有外来人员“占领”作战楼。

我是第二天午后随我校的队伍去省军区大院的,因为省军区大院已经被省联总系统的“造反派”占据,各群众组织为维持占据的局面,就各自委派人员轮替,我们学校的红旗兵团也于第二天派出了自己的轮替队伍。

我去的这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学校的队伍在一杆“杭四中红旗兵团”的大旗引导下,开入了省军区大院。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我一进入大院,就观察到在省军区操场上,有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我们杭四中红旗兵团的成员被安排在主席台前最中间的一块位置就坐,这可能就是“打死人事件”发生在我校所以特意这样安排吧。主席台上,写着“炮打司令部”五个大字。

大概是下午一点半左右,大会的主持人走上主席台。这是一个穿米黄色大衣、手拎皮包的长得非常标致的四十岁左右男人,声音洪亮,普通话说得极为纯正。后来听人说这主持人是浙江话剧团的演员,怪不得风度翩翩。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就由我校红旗兵团代表发言,发言中控告省军区个别领导“纵容”儿子打死无辜良妇的罪行,然后又有另外两个单位的人员发言,语气都十分激昂。

发言结束后,主持人又宣读了一批声援今天大会的群众组织名单,宣读完毕,主持人便慷慨激昂地宣布“现在冲军区指挥大楼”,会场立即沸腾起来,我校红旗兵团的红卫兵立即举起大旗,充当了这一波冲击的先锋队,直接冲向指挥大楼。

我记得指挥大楼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二层楼。底楼的办公室好像不重要,走廊上的标牌都是阅览室、资料室什么的。我们跑上二楼,二楼就重要了,什么“机要室”、“作战室”,一看就是重要部门。我们的所谓“冲击”,也是象征性的,并不进入办公室,并没有任何“砸烂”、“夺取”的任务,无非是当时政治气候下的一种情绪的发泄,所以我们也就是在二楼的走廊上席地而坐,这就算是“占领”了。

我在走廊上看看,好像冲上来的,全是我们学校的“红三司”红卫兵。于是我也捡着一个空隙,坐下了。

就这样枯坐了一会儿,楼梯上走上来一个头戴军帽身穿干部服的军人,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这些席地而坐的人说:“口渴的红卫兵小将,可以到大膳厅喝开水,那里为你们准备了开水。”看到那个军人如此和善,一点都不带情绪,我们都点点头。

一直坐到傍晚时分,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那个态度和善的军队干部又出现了,他走上二楼走廊,对我们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肚子饿了,请你们到我们大膳厅吃晚饭吧!”我当时听得心里发愣,心想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我们来冲击你们,你们非但不阻挡我们,还一会儿请我们喝水,一会儿请我们吃饭,难道这都是真的?但这时候肚子也确实是饿了,于是我们这批坐着的人就半信半疑地下楼,往大膳厅走。

果然,大膳厅里面很热闹,很多红卫兵都在吃饭。我走到打饭菜的地方,一位炊事兵就热情地递给我一盒菜饭,也不收钱。我赶紧找个空位子坐下,这才细看盒里的饭菜,不仅有白米饭,而且还有肉片炒罗卜。在那个吃饭要凭粮票而且难得见到肉食的年代里,吃上这么一盒有荤有素的饭菜可真是一种享受。我一边吃饭一边想,这省军区的同志处理问题真是很大度啊,对我们这些群众宽容而客气,这是不是就是钢铁长城的襟怀啊?

吃罢晚饭,我就离开省军区大院回校了。我看见我们这些曾经坐在作战楼二楼走廊里的红卫兵们,大都也不再回到作战楼去了,大家在肚子吃饱后纷纷离开了省军区大院。



听说来了总理指示



第二天白天,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再去省军区大院看看。我是这样想的,有不少值夜的红卫兵应该是很辛苦了,要不要去替换他们呢?正在犹豫的时候,红旗兵团的小董跑来告诉说,大家都不要再去省军区了,因为周总理对“冲击省军区事件”已经来了三条指示,第一条指示是,红卫兵小将必须立即撤出军区;第二条是,省军区个别领导带犯法同学赴京接受处理;第三条是,邀请省委、省军区、市委、省联总、杭四中各派一名代表迅速赴北京商谈。

这样,省联总所属造反派与红卫兵们都开始从省军区撤出,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因为指定我们杭四中要派一名代表赴京商谈,所以学校红旗兵团经过讨论,决定派高二甲班学生小董赴北京。

后来,他由空五军派来的专车直接送到嘉兴军用机场,再飞北京。

仅隔了两天,上午,我又在杭四中校园里看见了小董,赶紧问他在北京的情况。小董告诉我说,他们五位赴京代表到了嘉兴机场后,就由北京来的一架专机直接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而第二天就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进来后与商谈代表一一握手,然后请大家坐下,马上听取汇报。周总理听完汇报后,作了三条指示:第一,少数红卫兵打死无辜良妇是错误的,必须妥善处理好;第二,造反派冲省军区是不对的,在接到北京电话后能迅速离开,还是可以的;第三,省军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做得好的。

小董说:总理接见完毕后,我们都很高兴地离开了会议室,周总理一再叮嘱我们要听党的话。

听了小董的转达,我心里也很高兴。我觉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把握是很全面的,也很英明,那么大的一件事情能够妥善地平息下来,真的是不容易。

1月30日,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央文件下达了,文件题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编号是“中发[67]32号”,内容有十条,大体上与周总理的几次指示精神相同,其中有一条也讲到对于“犯法同学”的处理,内容是这样的:“犯法同学责成其家属劝他们迅速归案,此案由中央公安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按中央规定原则办理。”当然,后来当杭州市公安局的同志将我校打人同学小张、小李押送北京时,途中在某城市被一群人登上火车抢走,而后不知所终,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说明了“文革”中各种力量互相争斗的错综复杂,这是需要历史学家来仔细分析解读的事了。



“妥善处理”还有余波



过了一段时间,我校美术教师俞之青的三位亲属来到学校,目的是来谈追悼会事项。这三位亲属,一位是俞之青的儿子,他是我校学生,高二甲班的,还有两位,据说一位是俞之青的叔叔,一位是俞之青的妻舅。

这三位当然心情很沉痛,无故走了两位善良而无辜的亲属,对他们的精神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娄志强代表校领导,我代表群众组织,接待了这三位表情悲痛的俞老师家属。

他们提出三条处理后事的意见。第一条意见是,必须由学校出面召开追悼大会。这一条如果实现,可以说是杭州市中学界的首例,因为两位死者并非我校教职员工,仅是教师家属。但考虑到周总理的“妥善处理”的指示,这一条娄书记与我都表态答应了。他们提的第二条意见是,追悼会必须由学校主要领导致悼词。对这一条,我们当然也答应了,这应该也在情理之中,娄志强书记当场就应允由他来致悼词。家属提的第三条意见是,打人致死的凶手也必须参加追悼会,低头认罪。我跟娄志强书记一致认为这一条要求有点复杂,不太好接受。我们提出,我教过的那两个学生小张、小李是参与打人的,是那七个“红一司”红卫兵中的两个,但打人致死的具体责任究竟如何确定尚不清楚,因为毕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接受司法调查很困难,再说在那时期学校行政系统基本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指定某几个学生去参加追悼会这事在具体做法上也难以实现。我还向三位家属提出,如果“凶手”真的参加了追悼会,也可能会发生想象不到的意外,而这正是我们应该设法避免的。

最后,我向家属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教过的学生在校外犯了严重错误,我这个曾经当过班主任的老师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班主任我也有一定的资格代表他们参加,对无辜的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

应该说,俞老师的三位家属还是相当通情达理的,他们接受了娄志强书记与我的意见,因为那毕竟是个特殊年代,在那个年代里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

追悼会由娄志强书记与我去参加。娄书记代表学校致了悼词。追悼会设在殡仪馆的第一大厅,俞老师家属方面来了三四十位,俞之青老师本人因为身体过于虚弱无法参加,他的儿子致了答词,嗓音哽咽,泪流满面。

这场面,我看了真的是很痛心,因为“遗体告别”这一环节已经无法实现了,会场正中只放着两只骨灰盒。时间已经是冬天了,这一天很冷,不仅天冷,我的心也很冷,我想,在场所有人员的心都很冷,那个年代人际间真的是没有真正的温暖可言。

https://mp.weixin.qq.com/s/zzLGT__u7ZXi65nYoDkDog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8-26
此文亦载于浙江政协2013年第7期或第八期上(见http://www.hzzx.gov.cn/hzzx/site2/20170324/002324b7f69c1a3f1b59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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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







我所亲历的“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




口述:杭四中退休教师 王长贤


记录:原杭四中学生   黄亚洲






   “文革”初期杭州发生的那场“二十万群众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至今想来仍是惊心动魄,也有点匪夷所思。这事件当中,我作为一名当时的“教师红卫兵”,有所亲历,所以,讲述它是必要的。我想,一切历史上离奇的事件都需要各色人等从不同角度加以回顾,以便存照,以资未来,更何况是一名亲历者呢。




还是从我校“打死人事件”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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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杭州四中在浙江省的“文革”史上似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它只是一所中学,这个情况有点与闻名全国的“北京四中”相仿。


      在“文革”初期的“横扫牛鬼蛇神”阶段,拥有一百余名教师的杭州四中,竟有三十余名被由“红五类”为主体组成的“红一司”红卫兵组织“集中隔离”,饱受拳打脚踢,每夜被迫睡在学校小食堂的水泥地上,白天还要在大操场上沿着围墙连成一串“伏地狗爬”,那年头的“红色恐怖”确实非常厉害。这其中,就发生了我校七名“红卫兵”活活打死两名教师家属的事件。


      其实这七个学生是趁夜去美术教师俞之青家“破四旧”的,说他成分不好,出身地主家庭,而且他的岳父是G·M·D时期的“反动邮电局长”,闯进他家之后,才发现俞老师这个“地主崽子”已闻讯仓皇翻墙逃走,这才勒令在家的俞老师的妻子与岳母跪在天井里“交待”俞老师下落,然后就解下腰间的军用皮带鞭打。当时从属于杭州“红一司”的各校红卫兵都喜穿军装,腰间都有铜扣皮带,打人很厉害。


      这七个红卫兵当中带头的小张,小李,在杭四中读初中之时我曾当过他们的班主任,他们的父辈都是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其中一位还是主要领导同志。


      那天晚上怎么暴打的情况,我起初不是很清楚,后来听说惨叫声当时引来了不少周围邻居,有人在大门外纷纷谴责,总之,到了白天,这两位跪着的妇女,一个五十余岁,一个七十余岁,都死了。


      两年前,我到担任过省作协党组书记与主席的黄亚洲办公室闲坐,正好他的同学小王也在座。小王与黄亚洲当年是杭四中“中四1班”的同班同学,曾经是同桌,关系很好,而小王在文革初期曾经负责过“红一司”的保卫工作,这样,我就亲耳听到小王讲起这件事的后来处理情况。


      小王同学是这样介绍的:当时,红卫兵向社会上的“破四旧”运动差不多了,要引向纵深,要找些“历史上有问题”的保存着“封、资、修货色”的人家开刀。学校的一些红卫兵不知怎么就决定去美术教师俞之青家“造反”,认为从事美术教育的俞之青家一定“封资修货色”很多。当夜的情况我不知道,只在第二天的下午,三点多钟,“抄家”的红卫兵打电话给我,说有事了,要我“火速”赶去现场。我骑上自行车就直奔现场。我赶到之后,只见两个妇女躺在天井里,已经濒死了,身上脸上还涂了各色的美术油彩,很难看。我问在场的“红卫兵”是怎么回事,他们叽叽唔唔说了一通,基本情况就清楚了。我批评他们不该打人,要求他们赶快找医生来医治。正好附近有市妇幼保健医院,他们立即去医院请来了医生,医生来了之后,看了一下现场,给了一些药,说“如果到明天天亮不死的话,可能没有问题”,这样就走了。我在再三交待他们要给以治疗后,也走了。后来就听说两人都不治身亡。他们去找过王子达市长要求火化,王市长只说“你们打死人是不对的”,对遗体的处理没有说话。考虑到两个妇女的遗体躺在地上不好,我于是跟火葬场联系,他们来车把遗体拉走,火化了。


      小王同学是用很沉痛的口气叙述这件往事的,我听着也悲痛。余之青老师毕竟是我的同事,虽然事过多年,但一想起这场惨祸,心都会揪紧。



我去现场察看了情况




      我校“红一司”红卫兵打死人的消息传进校园,我们都惊愕了。我当时参加的战斗队叫“延安战斗队”,十八人,都是由学校年轻教师组成的,隶属于学校的“红旗兵团”,而红旗兵团参加的全市红卫兵组织是杭州“红三司”,这个“红三司”与由“红五类”子弟为主组织的“红一司”有很大的不同。我说的不同,是指包括当时的观点、立场在内的很大不同。


      当时我们“延安战斗队”就派出三个年轻老师火速赶去余之青家察看情况,一个是我,一个是陈树泉老师,一个是林祖荫老师。我们三人赶往开元路,俞老师的家是在开元路靠近涌金门的地方,就在一条小巷的巷口,一个带院落的老房子。这房子现在还在,我专门去看过,现在标有“杭州市古代建筑保护单位”的大理石牌子。我们三人就匆匆赶到俞老师的家门口,只见两个女红卫兵把着门,不让任何人进去,因为我曾经是这七个红卫兵的带头的小张同学的班主任,所以我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我要进去!”她们不敢拦,就放我们三位年轻教师进了门。


      进去一看,果然是抄家后的一片狼藉,打人的小张不在,小李倒是在里面。我仔细看着曾经躺过两位无辜死者的院子,看着水泥地上沾着的一地颜料,也能想象到当时打人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我们仔细看了现场,也向把门的两个女红卫兵问了一些情况,她们也是参与了抄家和打人的,所以说的一些情况很真实。我们觉得事态严重,心里既悲愤,也感到责任重大,决定马上返校。


      回校之后,我们在“延安战斗队”一通报情况,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我们“延安”必须就此事尽快发声,把“打人致死”的真实情况告诉杭州广大群众,不能再让这种令人发指的悲剧借“破四旧”之名在杭州重演。


      但是,具体又怎么做呢?


      当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势很大,我们这些年轻教师能够仗义执言,为所谓的“牛鬼蛇神”说一句公道话吗?







一张大字报与一场大辩论




      我们采取的行动是公开张贴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打死人的真相》。这张大字报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坚决谴责“打人致死”这一极端的错误。大字报由年轻教师陈定生起草,方文海老师抄写,署名为“杭四中延安战斗队”。这张大字报张贴之处是当时杭州市委的围墙,也就是现在杭州元华商场的那个位置,是我同陈定生、张永康、方文海老师四个人去贴的。


      《打死人的真相》一经张贴,立刻引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关注,许多人震惊了,愤怒了,不少群众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一致表示强烈谴责这种犯罪行径。我们的这张大字报与随之而来的群众的支持,从实际效果上看,是起到了一种遏制作用,遏制了在当时那个无法无天时代有人借“破四旧”、“横扫”为名毒打群众的暴行。据我后来的了解,在杭州全市的学校,因“破四旧”而“打人致死”的惨剧就不再重演了,起码是很罕见了。我再说一遍,现在回想,这一局面的形成,跟我们的这张义正辞严的大字报的出现,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学校的那个“红一司”红卫兵组织,看到我们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沉不住气了,带口信来要与我们“延安战斗队”搞一场大辩论,辩论地点就在学校大礼堂。


      接到这份口头“战书”,许多师生都捏一把汗,劝我们不要“应战”,因为对方红卫兵组织人多势众,有些人解下皮带就会打人,就凭你们“延安战斗队”十几个老师,怎么去面对他们,辩论到激烈的时候还不打起来,凭啥去吃眼前亏?


      我们“延安战斗队”为此商议了好久,决定还是应战。我们的考虑是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毕竟我们占理,打人致死的红卫兵不占理,对的不应该怕错的。第二方面,我们这些人毕竟都是学生的老师,有些还都当过对方学生的班主任,谅他们也不敢大打出手,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当时,我对大家说,我做过打人的小张、小李的班主任,我到这两位学生的家里也去家访过,跟他们的家长也熟悉,关系都不错。再说,他们学生都也知道“王长贤老师不好对付”,我身体好,曾在清波公园偶遇浙江最好的摔跤运动员,跟对方比试过,前两场曾经打成一比一,所以后来消息传开了,大家都说杭四中有个王老师不好对付,也因此,我们学校的王鸿礼校长后来凡有学校重大活动总是叫我负责保卫工作。因此,我仗着一副好身板,毫不害怕。


      于是,我们思想统一了,大家让我带口信过去,决定应战。


      我就托一个女红卫兵带口信过去,请小张与小李当中的一个人来见我一下。小张没来,是小李来的。小李听了我表达的意思,就说,王老师,我们不一定辩论了吧?我说,是你们要求辩论的,怎么就不辩论了,还是要辩!


      小李回去后,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第三天辩论。


      辩论的那天,定在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延安战斗队一共去了十三名老师。我们不惧对方人数众多,排列成一路纵队昂首阔步进入学校大礼堂,我走在第二个。陈树泉走第一个,他是我们战斗队的队长。


      到达礼堂,面对气势汹汹的对方,我当即大声提出两条辩论规则,第一,双方必须坐下,必须坐着辩论。第二,双方发言都要举手,要一个一个发言。


      在我们提出这样的强硬条件下,这一场辩论最终并没有酿成肢体冲突,尽管双方唇枪舌剑,火药味很浓。当时大礼堂站满了学生,一大批都是“观战”同学。


      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愤慨的是,面对如此打人致死的恶行,几位参与行动的红卫兵以及他们同派的红卫兵,非但不感到羞愧,仍然振振有辞,认为“抄家”、“横扫”、“打死人”都是符合革命大方向的,公然声称“牛鬼蛇神就应该打死”。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双方坚持各自立场,毫无共识,终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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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大字报与一场大辩论之后,情况迅速让“红三司”掌握了,接着全省的造反派组织“省联总”也掌握了,大家不约而同把矛头对准了省军区的个别领导同志,要他交出“凶手儿子”。# H- h7 ~, W" v: |
      浙江“文革”运动的背景是极其复杂的,造反派把矛头对准省委,以及“为省委撑腰的省军区”,似乎是当时政治运动中必须做的“合乎运动逻辑”的一环。当时把矛头对准省军区的理由,据说还有这样几条:“省委领导躲进省军区不让革命群众揪斗”、“省军区窝藏黑省委的黑材料”,而“包庇打人儿子拒不交出凶手”则是其中最容易使普通群众激愤的一条,因为这一条的情感色彩最为强烈,最容易激起共鸣。7 k) v9 ]4 g, J
      大约是1967年的1月15日,下午直到晚上,在延安路老杭州人民大会堂的草坪上,省联总发起召开了号称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都是声嘶力竭的发言,矛头都是对准所谓的“黑省委”、省军区。而会后,大会便公然号召冲击省军区,要省军区交出打人凶手、交出被庇护的省委领导、交出省委转移的“黑材料”。+ v$ [7 a! L$ i( L  b" j8 K! w
      参加大会的各单位举旗列队,离开人民大会堂草坪的会议现场,趁夜色浩浩荡荡沿南山路向位于清波门的省军区大院进发,所谓的“二十万人冲省军区”的严重状况就这样发生了。这一情况在国际上都引起了震动,事后听说有些境外媒体用“浙江暴动”来形容这个乱局。
      那天晚上的大会以及冲击军区的行动我没有参加,我们学校的一部分属于“红三司”的学生参加了,听说游行队伍接近省军区大院时,门口的岗哨已经不见了。群众涌入大院后到处走,但当有人走到“作战楼”的小院子前面时,便有穿便衣的人员在黑暗中出面劝告“这里不能进”,所以那天晚上一时还没有外来人员“占领”作战楼。, m% I4 B6 ^" i- B6 ^
      我是第二天午后随我校的队伍去省军区大院的,因为省军区大院已经被省联总系统的“造反派”占据,各群众组织为维持占据的局面,就各自委派人员轮替,我们学校的红旗兵团也于第二天派出了自己的轮替队伍。: A: i2 r4 P7 F0 O  s
我去的这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学校的队伍在一杆“杭四中红旗兵团”的大旗引导下,开入了省军区大院。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2 R' @0 M/ g' t# _* k" _
      我一进入大院,就观察到在省军区操场上,有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我们杭四中红旗兵团的成员被安排在主席台前最中间的一块位置就坐,这可能就是“打死人事件”发生在我校所以特意这样安排吧。主席台上,写着“炮打司令部”五个大字。
      大概是下午一点半左右,大会的主持人走上主席台。这是一个穿米黄色大衣、手拎皮包的长得非常标致的四十岁左右男人,声音洪亮,普通话说得极为纯正。后来听人说这主持人是浙江话剧团的演员,怪不得风度翩翩。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就由我校红旗兵团代表发言,发言中控告省军区个别领导“纵容”儿子打死无辜良妇的罪行,然后又有另外两个单位的人员发言,语气都十分激昂。
      发言结束后,主持人又宣读了一批声援今天大会的群众组织名单,宣读完毕,主持人便慷慨激昂地宣布“现在冲军区指挥大楼”,会场立即沸腾起来,我校红旗兵团的红卫兵立即举起大旗,充当了这一波冲击的先锋队,直接冲向指挥大楼。  `$ z6 F+ X8 \  P$ x: d- [7 I, |
      我记得指挥大楼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二层楼。底楼的办公室好像不重要,走廊上的标牌都是阅览室、资料室什么的。我们跑上二楼,二楼就重要了,什么“机要室”、“作战室”,一看就是重要部门。我们的所谓“冲击”,也是象征性的,并不进入办公室,并没有任何“砸烂”、“夺取”的任务,无非是当时政治气候下的一种情绪的发泄,所以我们也就是在二楼的走廊上席地而坐,这就算是“占领”了。
      我在走廊上看看,好像冲上来的,全是我们学校的“红三司”红卫兵。于是我也捡着一个空隙,坐下了。
就这样枯坐了一会儿,楼梯上走上来一个头戴军帽身穿干部服的军人,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这些席地而坐的人说:“口渴的红卫兵小将,可以到大膳厅喝开水,那里为你们准备了开水。”看到那个军人如此和善,一点都不带情绪,我们都点点头。6 s4 L: C. @- T- r: C: [9 I4 X
      一直坐到傍晚时分,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那个态度和善的军队干部又出现了,他走上二楼走廊,对我们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肚子饿了,请你们到我们大膳厅吃晚饭吧!”我当时听得心里发愣,心想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我们来冲击你们,你们非但不阻挡我们,还一会儿请我们喝水,一会儿请我们吃饭,难道这都是真的?但这时候肚子也确实是饿了,于是我们这批坐着的人就半信半疑地下楼,往大膳厅走。
       果然,大膳厅里面很热闹,很多红卫兵都在吃饭。我走到打饭菜的地方,一位炊事兵就热情地递给我一盒菜饭,也不收钱。我赶紧找个空位子坐下,这才细看盒里的饭菜,不仅有白米饭,而且还有肉片炒罗卜。在那个吃饭要凭粮票而且难得见到肉食的年代里,吃上这么一盒有荤有素的饭菜可真是一种享受。我一边吃饭一边想,这省军区的同志处理问题真是很大度啊,对我们这些群众宽容而客气,这是不是就是钢铁长城的襟怀啊?
      吃罢晚饭,我就离开省军区大院回校了。我看见我们这些曾经坐在作战楼二楼走廊里的红卫兵们,大都也不再回到作战楼去了,大家在肚子吃饱后纷纷离开了省军区大院。






听说来了总理指示








      第二天白天,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再去省军区大院看看。我是这样想的,有不少值夜的红卫兵应该是很辛苦了,要不要去替换他们呢?正在犹豫的时候,红旗兵团的小董跑来告诉说,大家都不要再去省军区了,因为周总理对“冲击省军区事件”已经来了三条指示,第一条指示是,红卫兵小将必须立即撤出军区;第二条是,省军区个别领导带犯法同学赴京接受处理;第三条是,邀请省委、省军区、市委、省联总、杭四中各派一名代表迅速赴北京商谈。


      这样,省联总所属造反派与红卫兵们都开始从省军区撤出,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因为指定我们杭四中要派一名代表赴京商谈,所以学校红旗兵团经过讨论,决定派高二甲班学生小董赴北京。


      后来,他由空五军派来的专车直接送到嘉兴军用机场,再飞北京。


      仅隔了两天,上午,我又在杭四中校园里看见了小董,赶紧问他在北京的情况。小董告诉我说,他们五位赴京代表到了嘉兴机场后,就由北京来的一架专机直接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而第二天就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进来后与商谈代表一一握手,然后请大家坐下,马上听取汇报。周总理听完汇报后,作了三条指示:第一,少数红卫兵打死无辜良妇是错误的,必须妥善处理好;第二,造反派冲省军区是不对的,在接到北京电话后能迅速离开,还是可以的;第三,省军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做得好的。


      小董说:总理接见完毕后,我们都很高兴地离开了会议室,周总理一再叮嘱我们要听党的话。


      听了小董的转达,我心里也很高兴。我觉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把握是很全面的,也很英明,那么大的一件事情能够妥善地平息下来,真的是不容易。


      1月30日,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央文件下达了,文件题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编号是“中发[67]32号”,内容有十条,大体上与周总理的几次指示精神相同,其中有一条也讲到对于“犯法同学”的处理,内容是这样的:“犯法同学责成其家属劝他们迅速归案,此案由中央公安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按中央规定原则办理。”当然,后来当杭州市公安局的同志将我校打人同学小张、小李押送北京时,途中在某城市被一群人登上火车抢走,而后不知所终,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说明了“文革”中各种力量互相争斗的错综复杂,这是需要历史学家来仔细分析解读的事了。






“妥善处理”还有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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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段时间,我校美术教师俞之青的三位亲属来到学校,目的是来谈追悼会事项。这三位亲属,一位是俞之青的儿子,他是我校学生,高二甲班的,还有两位,据说一位是俞之青的叔叔,一位是余之青的妻舅。: Z# F  _: ]  R. S5 o0 G
       这三位当然心情很沉痛,无故走了两位善良而无辜的亲属,对他们的精神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娄志强代表校领导,我代表群众组织,接待了这三位表情悲痛的余老师家属。
       他们提出三条处理后事的意见。第一条意见是,必须由学校出面召开追悼大会。这一条如果实现,可以说是杭州市中学界的首例,因为两位死者并非我校教职员工,仅是教师家属。但考虑到周总理的“妥善处理”的指示,这一条娄书记与我都表态答应了。他们提的第二条意见是,追悼会必须由学校主要领导致悼词。对这一条,我们当然也答应了,这应该也在情理之中,娄志强书记当场就应允由他来致悼词。家属提的第三条意见是,打人致死的凶手也必须参加追悼会,低头认罪。我跟娄志强书记一致认为这一条要求有点复杂,不太好接受。我们提出,我教过的那两个学生小张、小李是参与打人的,是那七个“红一司”红卫兵中的两个,但打人致死的具体责任究竟如何确定尚不清楚,因为毕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接受司法调查很困难,再说在那时期学校行政系统基本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指定某几个学生去参加追悼会这事在具体做法上也难以实现。我还向三位家属提出,如果“凶手”真的参加了追悼会,也可能会发生想象不到的意外,而这正是我们应该设法避免的。% H' Z8 a: R: r8 f# Z4 d
       最后,我向家属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教过的学生在校外犯了严重错误,我这个曾经当过班主任的老师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班主任我也有一定的资格代表他们参加,对无辜的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
       应该说,俞老师的三位家属还是相当通情达理的,他们接受了娄志强书记与我的意见,因为那毕竟是个特殊年代,在那个年代里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
       追悼会由娄志强书记与我去参加。娄书记代表学校致了悼词。追悼会设在殡仪馆的第一大厅,俞老师家属方面来了三四十位,余之青老师本人因为身体过于虚弱无法参加,他的儿子致了答词,嗓音哽咽,泪流满面。# t  x- |* M, Y; v& Q/ r2 Q
       这场面,我看了真的是很痛心,因为“遗体告别”这一环节已经无法实现了,会场正中只放着两只骨灰盒。时间已经是冬天了,这一天很冷,不仅天冷,我的心也很冷,我想,在场所有人员的心都很冷,那个年代人际间真的是没有真正的温暖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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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08-26
当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写的是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的儿子张进沪打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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