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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 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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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1日晚上,两个老人在争论。

王冀豫和常砢,这对空军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北京发小儿,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现在都已经过了60岁。

他们在说几十年前的一场打斗。在那场打斗——确切地讲应该是“武斗”中,16岁的王冀豫打死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男青年。由于死者父母的宽容,他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动向媒体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斗打死人,忏悔四十年的红卫兵”而著称。

而常砢,正是当年找他去参加那场武斗的人。

“你不要总把那事儿当做一种沉重的负担。”常砢试图开解王冀豫。几十年来,王冀豫总是想跟他讨论有关武斗、“文革”的种种话题,他总是绕开。“当时就是那种形势,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你死我活呢?”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让她上去戴袖章,结果她背了几十年黑锅。”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没我现在坐在这儿了。照我这种闹法,可能‘文革’期间就被人打死了。”

这场讨论的一个月前,他们共同的熟人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一个67岁的丧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同学,和不停拍照的媒体记者。

道歉之后,社会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或赞或詈。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允许下,为毛泽东戴上了红袖章。从此“坠入”被符号化的一生。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们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不接受采访”,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那时,她有个外号,“小迷糊”。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壮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天安门城楼上,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这一“壮举”的直接导演,却鲜为人知。

“这几十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总结。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才能在那个上午被选拔进“代表”队伍,登上天安门,“策划”了向毛泽东献袖章事件。

这一切本来都是偶发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7名常委扩大为11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两个。此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红卫兵’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认了吗?”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我们俩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问:“干什么?”“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7次红卫兵,总人数达1200万人次。这7次接见已被“正规化”,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被戴上袖章的不仅是常砢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无数中学生在城楼上寻找着国家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以了拒绝。另外一个男生想给毛泽东的右臂戴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也被拒绝。两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一言不发,用手往下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对。”“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她没有料到,这几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升起又坠落的政治明星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间会议室里,道歉、鞠躬、落泪的还有另外一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对象还包括了宋彬彬。

“……对不起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八一八’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壮实的刘进同样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她是这场道歉会的核心组织者。当年,她是学校的头号政治明星。

“我那时候就跟农村来的土丫头似的。对学校的做法很不满意,工农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学率,存在明显的‘骄娇二气’……”刘进也是高干子女,她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她跟着转学到北京,马上与环境迎头相撞。女附中不满意她的考试成绩,硬是给她留了一级。

女附中——当年的实验中学,全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这一头衔,它当之无愧。1965年高考,清华某专业在北京只给三个女生名额,全部被女附中夺走。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刘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领导人、大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女儿都从这里毕业。

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做报告“怎样克服骄娇二气”,第二年就入了党。每天6点多她就到校,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爱用笛子吹《丰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几十年后,一个同学对她说,刘进,你那时候太左,对我们压力太大。我有一次穿了一条新的浅黄色裤子,你看到了,说:这颜色这么漂亮?结果我再也不敢穿了。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随后她找到宋彬彬:愿不愿意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的“文革”历程。

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挑40个人带上去吧。”1966年8月18日当天凌晨,刘进带领全校上千名学生出发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早上,她听到城楼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来40个;女附中,上来40个……就喊来了宋彬彬。“宋要武”由此诞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刘进,则融入了普罗大众。

两天后的8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拿人名开玩笑是毛泽东几十年的习惯,从彭德怀、尼克松,到身边工作人员都被他调侃过。他有时意有所指,有时不过随口一说。宋彬彬至今否认《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发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几天后,八中党支部书记不堪被学生殴打,自杀身亡。在“破四旧”高潮期的1966年8、9两个月,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而“要武”的直接承担者,当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五十岁。史称“八五事件”。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宋要武”、与“八五事件”、与校长之死的关系,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随着“武斗”斗遍全国,“宋要武”的暴力LOGO地位日益凸显。女附中学生叶维丽去南方,发现到处贴着传单:“宋要武”亲手打死了六七个人。关于她参加“杀人竞赛”的种种流言在各地流传。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把眼镜摘下来,跟着一起骂。

另一个上天安门城楼的女附中学生刘沂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10月,她在学校发现门口的收信箱里有许多写给“宋要武”的信,没人动过,就拆开看。一半是“向宋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学习”,另一类是请“宋要武”去“支援”他们。

当时,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都已陷入大乱。全国都有中学、小学改名“要武中学”“要武小学”,各地政治势力纷纷声称,“宋要武”在当地支持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学校,要找“宋要武”。不堪其扰的宋彬彬决定改名。在同学建议下,她改名为“宋岩”。写给“宋要武”的信,她从来没有拆过一封。另外一名女附中学生苑秀琴看见她被一群女生围在当中:“你应该叫宋要武了”。她说:“那不是我的名字。”

而她的父亲——开国上将、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久也被打倒,成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

1969年,被软禁的宋彬彬从东北逃到刘进插队的内蒙古。人还没到,当地人已经听说“宋要武”杀人放火甚至强奸妇女,不敢按普通的插队知青收留她。她得不到口粮,全靠一些北京知青收留才活了下来。

与此相关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出宋彬彬在“文革”中参与打人、抄家的可信证据。
“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198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宋要武”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说这句话的人,是时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导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给人温文尔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岁。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40年,甚至“实验中学”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创意。当年,他是名年轻的数学教师。“八五”那天,他战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他发言:“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她又一个没想到:多年后,“宋要武”与“校长之死”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搅动民间尘封的“文革”伤痛,实验中学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实验中学的一个避讳话题。她死后几十年,学校再没人提起卞仲耘这个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女性的野蛮》。文中还原了那场揪斗的发起过程:“……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从此也与宋彬彬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时为高一3班学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连跳两级,在班里年纪最小,给人以羞涩、很少说话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文革”受难者的采访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间称为“有良知的历史义工”。由于她的文章,“八五”才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目睹校长被自己教出来的女学生殴打、侮辱乃至死亡过程的女生们,也都开始撰写回忆文章。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其所著的《红色家族档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几篇文章外,她记录659名“文革”死难者故事的专著《文革受难者》于2004年出版,对卞仲耘之死的描写有两万余字。

然而,她关于此事的文章,逐渐引来了海内外“文革”研究者越来越大的争议。有人指责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实。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对宋彬彬使用的称呼是“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一连串。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是当年的女附中学生——在串联中发现“宋要武打死了六七个人”传单的叶维丽。

“文革”后,叶维丽也赴美留学,做到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随她一起漂洋过海,不时出现在她的噩梦中。

2002年,她回国休假,开始调查“八五”。她先走访了几个同学,又参加了北师大实验中学的85周年校庆。她发现学校做了一份宣传材料,《女附中历史大事记》从1917年到2002年,这份材料有两段空白。

抗战时期是八年空白——实际上那八年,学校在日伪统治下并未停课;“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学校的校名由“附属女子中学”改为“附属实验中学”。

不过,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的女儿毕业于此。

一双亲切的大眼睛,一头干练的短发自然向后盘起,白净圆润的鹅蛋脸挂着笑容。卞仲耘的容貌还跟叶维丽记忆中一样,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她和历届校长的照片摆在操场上。叶维丽在照片前站了15分钟。没有一个人有兴趣问过,几十年前,这位校长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打死在校园里。

不久,叶维丽就找到刘进采访。刘进发现,自己对当年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这种刺激让她启动了自己的调查。

对校长之死,刘进也是刻骨铭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时,刘进曾被有关部门调查过。她说:校长被打死,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我有责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这位当年的政治明星为“理想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内蒙古插队时她直言不讳,就此丧失了像宋彬彬一样上大学的机会;回北京后她曾在中组部工作,当着部长和众人的面大声提意见,把局长急得直冒汗。最后她主动离开,做了一名出版社编辑直到退休。

叶维丽去拜访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员王晶垚。发现他手中有些手写的“八五”相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怎样把这批材料抢救出来?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毕业生于羚。

“我不能忘,不会忘,我也不敢忘。”于羚这样形容自己记忆中的“八五”。那一天,她亲眼看到了濒临死亡的校长。“我义无反顾。”于是,她每天坐公交车穿越半个北京,去王晶垚家帮忙整理材料。她从头学习电脑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全部整理完毕。

几年后,叶维丽先后发表数篇关于“八五”的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从细节到结论,她与王友琴的文章都截然不同。

她的核心结论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后,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力横行天下的“文革”恐怖?而“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了校长的学校。“八一八”就这样改写了“八五”。

海内外的一批“文革”研究者、受害者对这些文章迅速作出反应。叶维丽成了被攻击和斥骂的对象。

宋彬彬于2003年回国定居。她也参加了刘进的调查。理由很简单:说清自己和“八五”校长之死、“宋要武”的关系。

“你哭什么?只要我们没做过亏心事,心里就是平静的……”丈夫靳剑生比她先回国十几年,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坚决反对她抛头露面。

宋彬彬很听话。多年来,她始终拒绝一切媒体采访,也不理网络上关于“宋要武”的种种传言。直到回国定居的前一年,美国有朋友告诉她:一本在世界知名大学和图书馆里都能找到的严肃书籍《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也提到了“宋要武”,逻辑正是出自王友琴的文章: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宋要武”是红卫兵的负责人;她给毛泽东戴了红袖章,她父亲得到了提拔……

她这才发现:舆论的“阵地”,她已经失去得太久了。搜索一下“宋彬彬”三个字,第一个跳出来的自动搜索选项是“宋彬彬杀人照片”。
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王先生那时其实并不恨宋彬彬,只是觉得她有部分领导责任。后来……”

于羚已经几年没有见过王晶垚了。有人骂她是“奴才红卫兵”、“宋彬彬团队”派到王家的“卧底”。常年的“委屈”,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

2006年,她和叶维丽陪着刘进,一起去了王晶垚家。宋彬彬没去,她怕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当时已经八十几岁高龄的王晶垚。

气氛很和谐,王晶垚非要留几个人吃饭。双方都没有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从王家出来,刘进长出一口气:“总算完成多年的心愿啦。”之后,王晶垚还把他和刘进的合影交给《炎黄春秋》杂志发表。

对宋彬彬来说,这无疑是卸下心灵重担的一个好消息。

不到一年,形势急转直下,还没等到宋彬彬亲自去,她已经成为王晶垚发公开信痛斥的对象。刘进、叶维丽、于羚……全都成了老人口中的“坏人”。

恶化的缘由,是2007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搞的“知名校友”评选。

实验中学成立了“校庆办”,策划出一个活动:从毕业生中评选90名“知名校友”,后改称为“荣誉校友”。

宋彬彬就这样进入了校方视野。通过刘进,他们联系到她,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这次活动非常高调,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庆典的消息早早就放了出去。

宋彬彬犹豫起来,听到“知名”二字隐约觉得害怕。她身边亲友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你评这个干嘛,安安静静待着得了”;另一派——以她丈夫为代表,则怂恿她参加。“你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有说话的机会了,这次不用你自己说话,只要学校把你评为‘知名校友’,就等于替你澄清了文革初期的历史问题,你何乐而不为?”

后一条意见说服了刘进。她觉得这是个证明的好机会,可以帮自己的好朋友卸下“宋要武”和校长之死这样沉重的心灵负担。

“难道是因为她戴了红袖章吗?”面对同学会上的质疑,刘进硬着回答,“推荐她不是因为‘八一八’,是因为彬彬是麻省理工地球行星科学系的第一位大陆女博士。”数年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很后悔。“我有时候干事比较愣,考虑问题可能不全面。”

校长之死并未被彻底遗忘。在实验中学的“校庆90周年志愿者会”上,比宋彬彬低一届的女校友罗治当众发问:“学校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这都很好。但是不能忘掉8月5日那个黑暗的一幕,为什么学生打死老师?这个应该总结。”

会后,一群校友把她围住:罗治,你可真敢说话!她惊愕:都2007年了,为什么不敢说?

罗治专门找了实验中学的时任负责人——五十出头的女校长袁爱俊,向她提出三个要求:不许宋彬彬当“知名校友”;开一个关于卞仲耘校长的追思会;校庆时必须纪念“八五”。

袁爱俊说:卞校长应该纪念。正好海外有两个校友提出,要给卞校长建造一座铜像。你们一起做算了。对其他要求,她未置可否。

随着“知名校友”候选人名单正式公布,社会上质疑声四起。用王本中的话说:“给人的感觉像是评了一些官二代,本身又做了官的。”

这份名单里,有诗人汪国真、主持人陈鲁豫、社会学家李银河。但更显眼的名字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儿媳邵华,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女儿邓楠,陈云的女儿陈伟力、陈伟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怀的侄女彭钢,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另外一个不那么和谐的名字并未进入候选人名单,但呼声很高:王友琴。

对这样的评选结果,校方承受了多大的社会责难,外人无从得知。一位校友打电话给袁爱俊,强烈抗议学校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等校庆那天,我要去人民大会堂冲你们的主席台!”袁爱俊说:“你们班级我不给票!不让你进!”两人吵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这位专门从美国回来参加活动的校友没有去。

校庆前一周,袁爱俊找了已经退休的王本中,请他去试探一下宋彬彬的意见:现在社会上和校友反对的声音都很强,能不能……退出评选?

这次,宋彬彬却异常坚决。她和丈夫去学校与王本中、袁爱俊面谈,提出一个理由:当初参加评选,就是为证明她没在“文革”中打人、杀人。现在,她已被评为“知名校友”候选人,如果再被拿下,不就正好说明她有问题吗?

这一意见实际上来自一位官至副部级的同班同学。事后有人评价:她身居高位,根本不了解“文革”给社会造成的伤痕有多么深重。

刘进也心虚。她多次向校方提出要求:不许提及宋彬彬的“文革”往事尤其是“八一八”;如果拿掉王友琴,就必须把宋彬彬一起拿下。她没料到,这两条都没有被学校采纳。

2007年9月8日下午两点,实验中学90周年校庆“光荣与梦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王本中刚进会堂就看见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怎么这么蠢!”一同来参加的刘进、宋彬彬全傻了。

“袁爱俊是个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她在任期间,学校在新校舍建设等方面进步很大。可是……”数年后,王本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也认为宋彬彬不适合做这个“知名校友”。

会堂里并没有人骚动和闹事。但后果已无可挽回。

当天夜里,八十几岁的王晶垚一宿没睡。他还有最后一丝期望:学校会不会也捎带纪念一下卞仲耘?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走不动了,打电话:“你替我去祭奠一下吧。”接下这个任务的,是退休女教师徐小棣,一个受王友琴的文章影响,开始关注“文革”的读者。

她买了一束鲜花,带着王晶垚写的一首纪念卞仲耘的诗,去了实验中学。这一天是“校友返校日”,校园里到处熙熙攘攘欢乐的大合唱,没有人搭理她,卞仲耘的照片也和学校的历届校长排在一起,没有任何纪念的痕迹。宋彬彬的“八一八”那张照片,放大了竖在校园里。

她气哭了。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你可千万别那么干”


在一个个论坛、一篇篇评论文章中,北师大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被称为“无耻的校庆”,宋彬彬成了“拒绝忏悔的人”、“文革恶之花”。甚至有人从海外发言:以后,捐款只给北京四中,决不捐给实验中学!

这次校庆撕裂了很多东西。刘进、宋彬彬所在的66届高三3班有个集体博客,名为“6633”,每个人用自己的学号登录,发些怀念过去的文章。校庆后,这个博客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她们前些年同学聚会,端着红葡萄酒庆祝的照片被说成“喝着校长的血”。

每个人的学号都被网友一一破解成真实姓名,指名道姓追着骂,管理员删评论删到手软。此后,她们这个集体回忆的角落就只发发各人的旅游经历,迅速转冷。最后彻底死了。

数月后,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了一封给袁爱俊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党组织,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上述事件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袁爱俊没有回应。

校庆也带来了一些宋彬彬想不到的效应。更多的校友因此开始关注她和校长之死。

比她低三届的冯敬兰是平民子弟,当年在学校里饱受孤立和歧视,最终成为一名作家。1996年,她曾写过一篇回忆校长之死的散文,《记忆的疮疤》。这次校庆让她再次发现了宋彬彬。

“宋彬彬是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她觉得太离谱了。

2007年12月13日,她写了一篇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放开宋彬彬,让她有空间、有机会面对真实的自己,让她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

冯敬兰认为:自己该做的,就是推动刘进、宋彬彬勇敢地站出来,帮她们寻找机会和平台,公开说出自己的“文革”经历。她主持了宋彬彬、刘进等人回忆往事的座谈会,记录发表在电子刊物《记忆》上。

“我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要为雅利安人说话?”冯敬兰如此表示。“当年我们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她同样陷入舆论狂潮中,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她毫不改变。

“认识了宋彬彬,我才知道:她不但性格随和,而且想法很单纯。”冯敬兰透露:校庆风波后,宋彬彬想发表一封对社会表示道歉的信,先找了几个校友开会,把信念给她们听。听完之后大家都提意见,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更何况,丈夫和一些亲友还坚决反对。他一方面劝她说,清者自清,让历史证明吧。一方面去找刘进说:求求你们放了彬彬吧!刘进反问:到底是谁不放过彬彬?宋彬彬历经数年写了一篇文章,《40多年来我想说的话》,丈夫一直不让她发。2011年12月,丈夫因癌症去世,宋彬彬刚处理完丧事,就把文章发在了《记忆》上。

2009年,罗治和那两名海外校友发起的“为卞仲耘校长集资塑像”活动征集到了500位校友捐款,为卞仲耘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一间会议室里。袁爱俊也参加了安放仪式。不久前,已离开实验中学多年的她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这次捐款令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李红云那年是初二学生,他们班只有她一个人捐了款。班里有个网上论坛,有人问:“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给她捐?”“我又没打人,我为什么要捐款?”她感觉不解,从此,一直专心研究海洋法的她也开始了对“八五”的历史考证。

在李红云的办公室,刘进和短暂回国的王友琴有过一次会面。刘进质问:我才是当时的学生代表会主席,你为什么总是揪住宋彬彬不放?我觉得这完全是你想出来的逻辑链。“那你是公众人物吗?”王友琴反驳。

“这是谁?我不认识她!”塑像落成后,于羚去看王晶垚,他把网上传出来的卞仲耘铜像照片打印下来,举在空中质问她。

为卞仲耘铜像举行安放仪式那天,校友们集体决议不请王晶垚。理由是怕他情绪过于激动,身体承受不了。“实际上我觉得,是怕他来了说什么话,我们承受不了。”于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晚年的宋彬彬始终摆脱不了“符号”意义,无论是从哪一种政治立场而言。

2010年,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讲课视频在网上火爆起来,点击达三千多万人次。其中有一段提到了“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就跑美国去了,据说现在皈依佛门忏悔呢。”

有人找到宋彬彬,怂恿她起诉袁腾飞。刘沂伦听说了,赶快给她发邮件:“你可千万别那么干,不然就真成了代言人了。不但是文革的符号,还是极左的符号!”

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2010年最终定稿。这份调查了整整八年时间的报告,注明“走访老师16人,同学96人”。不少接受过她访问的历史见证人如今已经去世。

这次调查让她们饱尝了世态炎凉。当年的同类——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极少有人支持她们这样做,要么婉言相劝,“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要么干脆拒绝,甚至反问:“你要干什么?!”反倒是当年在班级里的平民子弟和受歧视的“黑五类”同学们大力配合。

她们这才知道,原来“文革”的受难者远不止卞仲耘校长一人。在1968年的另一场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有数位老师被逼自杀。

《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是刘进调查报告中颇为重点的一章。这一章,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但没有提到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

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十个左右,她没有找。想“自省是个人的事情”,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很遗憾,一个也没有。

这份两万余字的报告,她除了送给一些老师、校友,惟一的发布途径,就是交给了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把这份报告拿出来(发表),最好跟我说一下。”刘进说,这主要是她个人的意见。“我可能始终是个心中有‘组织’的人。”

快四年了,她从没接到这样的电话。
“让她永远成为符号”?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举行了一场“道歉会”,在当年就读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伤害的老师道歉。他以当年学生领袖、校“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老师们鞠躬。

这场道歉会,是三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誉,给了她们勇气。

但这勇气并未达到能邀请王晶垚的程度。2013年,她们曾经把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的光盘送给他,王晶垚当面接受了,半个月后又退回了。

到场的有23名老师,31名校友和11名记者。没有王晶垚。这成为道歉会遭讽刺的一个缘由:你们对着卞仲耘的铜像鞠躬,却不请“苦主”,算什么呢?

“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领导和老师的亲属都找来。考虑到王先生已93岁高龄,因临近春节,又是三九寒天,我们就没有直接请王先生。”发起塑像行动的罗治在会上的发言,同样登在了电子杂志《记忆》上。她们找了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后者回电表示支持,但“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不能参加”。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道歉书最后,宋彬彬说。

第二天,宋彬彬们对着卞仲耘铜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报》。王晶垚给徐小棣打了个电话,叫她过去一趟。“你帮我辨认一下,报纸上这几个鞠躬的人是谁。”

“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王晶垚提高了嗓门,脸色因盛怒而涨红。家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落,都是记者。

宋彬彬的道歉,比陈小鲁道歉激起的社会反响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发表了充满赞誉的评论《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学者徐友渔专门撰文,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的说法,向宋彬彬道歉。

徐友渔这篇文章名为《“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文中写道:最应该道歉的,不是这些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

也有意见指出,这次道歉还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突破。文史学者丁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调查了又不说凶手姓名,是刘进、宋彬彬道歉的“死结”。“你总说你不是凶手,那么凶手是谁?你不说凶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人家把球传给你了,球还在你们手里呢。”

但更大的反应,是来自网络的攻击与戾气。宋彬彬再一次成为“文革”的代表性符号,被政治倾向截然相反的两派同时痛骂。有人骂“红卫兵罪责难逃”,更有人骂她“唯恐中国不乱”。宋彬彬本人一度沮丧。一些亲友责难她:你看你,不老实待着,现在挨骂了吧?

“你想想,是2007年校庆那时候更好,还是你现在更好?连徐友渔都向你道歉了。要在从前可能吗?”冯敬兰开导她,“他们就是想让你一辈子替他们背着这个黑锅。”

《记忆》主编启之评价:“一些批判‘文革’的人,也想让宋彬彬永远成为符号——以前是文革暴力的符号,现在是红卫兵篡改历史的符号。由于在这份电子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文革史料和宋彬彬等人的文章,这些年他也挨了不少骂。说他“为老红卫兵翻案”,“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

“现在左右两派都在骂宋彬彬,他妈的有病啊?尤其是红二代。她这么多年在帮你们红二代背黑锅,现在又在代表整个红二代道歉。”王冀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常砢,宋彬彬,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他向社会公布自己“武斗”中的杀人经历,并表示忏悔后,不久就接待了死者家属派来的律师,被要求不得再公布死者姓名,以免刺激家属,生成新伤痛。这位律师在“我以个人身份向你表示佩服”后,转达了家属的话:“我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

同样的命运很快降临到宋彬彬身上。2014年1月27日,93岁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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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8-24
本篇本网早有之,见(http://difangwenge.org/read.php?tid=12326),另外,本篇比起原版有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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