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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辉:香港十字路口回望﹕從吴荻舟筆記回望六七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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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yangharrylg 从 广东 移动到本区(2018-07-17) —

有些從來沒在香港生活過的內地朋友對年初二「魚蛋事件」的議論,很令人痛心。比如說「香港鬧不起太大的風浪來,就是幾萬港人上街鬧事也還是少數人。別說什麼政治覺悟和愛國主義,就是香港人唯利是圖、滿腦子是錢的那種自私心態,也不可能真正參與太多的政治事件。鬧事的,也就是些容易被海外反華勢力挑撥的年輕人」。又比如說「以香港人的心態,搞什麼全民普選和中央委派都是扯淡!只要能讓他們有錢賺和有奢靡文化伴隨,就是讓成龍當特首,也未必就不行。」


籠統地說「香港人」怎麼怎麼樣,是片面;說香港人唯利是圖、滿腦子是錢,只要有奢靡文化伴隨就行,更不是事實。遺憾的是,越是對香港情況不了解的人,越容易接受這些膚淺說法,而在微信上,中肯分析香港問題的帖子會被刪,令人想到背後有權爭、政爭,以及不想讓民眾知道真相的運作。香港和內地人之間的對立情緒空前氾濫。


紛亂的香港令我想起父親吳荻舟五六十年前的一些經歷。


我的父親吳荻舟(一九○七—一 九九二),在香港工作時的對外身份是:一九四九年前後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一九五○至一九五七年是招商局顧問,一九五七年起是《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實則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已是中共香港工作小組負責人,港澳工委成立之後任常委,主理交通、文教、新聞界工作。一九六二年周恩來點名把他調到北京,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組長缺)。至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間被關進「牛棚」,作為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的左膀右臂,他一直負責香港工作,與香港結緣前後逾二十年。


香港上個世紀發生的兩場「暴動」—一九五六年的「九龍暴動」和一九六七年的「反迫害鬥爭」,都發生在我父親任內。我從父親留下的大量筆記函件裏找出一些相關內容。不過限於篇幅,在此只做部分摘引。


九龍暴動:有理有利有節


一、關於「九龍暴動」,父親時任中共香港工作小組負責人、招商局顧問。其回顧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親台分子在青山道尾李鄭屋邨插上「青天白日旗」為進步工人扯下來,他們就尋釁打人、鬧事,攻打進步工會,越搞越大,約六七千人上街打砸搶。不僅打工會,國貨公司,也搶劫金舖等。對此,陶鑄(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指示:香港政府的態度是坐山觀虎鬥,要把保護我人身財產安全的責任交給港英政府。同時,暗中採取自衛。根據陶鑄指示,在中國銀行八樓建立了聯合辦公室,我坐鎮辦公室。


我們採取的應變措施:一是把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要他阻止蔣幫鬧事,保護香港居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二是自衛為主,要各工會、報館、通訊社、銀行等根據自己的特點,因地制宜,秘密組織自衛武器和自衛力量,在原單位做堡壘式的抗擊,不上街,不出大門,又不能把力量暴露給港英。三是走群眾路線,組織情報網,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港九的每個角落都有進步工會的會員,會員家屬和愛國單位的職工及其家屬,他們是憎恨蔣幫搗亂的。只要我們把掌握敵情的任務交給他們,就是說把情報網撒下去,敵人的一舉一動都能反映上來。同時為了使鬥爭合法化,一切情況都集中到《文匯報》,我們安排新聞支部的書記金堯如坐鎮《文匯報》,把收集到的情況反映給我,我坐鎮中國銀行,經過分析,然後以報館記者的身份打電話給港英政府。


六七暴動:阻止七八千大鐮刀運港


二、關於一九六七年的「反迫害鬥爭」,父親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期間,周恩來指示,由國務院港澳組、外交部、中央調查部等組織了「聯合辦公室」,父親負責「群眾鬥爭組」,每天把香港的事態向周總理秘書錢家棟匯報請示。其回顧如下:





五月二十三日總理在北京召開會議,周恩來指出不能在香港打戰(打仗)。這只能是群眾運動,還是有理有利有節,政府絕不參與。但文革左的風吹下去,影響了工委對總理指示精神和港澳長期方針政策界線的分寸(掌握)。


當時受文革的影響,造成許多左的做法。我記得有幾點:


一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要了三線兩百多個骨幹的名單,這些名單擺在指揮部,準備示威遊行作為骨幹用。我認為這與五二三會議時總理關於三線力量決不能暴露的指示(不符)。因此緊急通知指揮部馬上燒毀該兩百名三線骨幹名單。


二是以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名義訂購七百打大鐮刀,已付運。我說在未查清用途之前,先不要往下運,到什麼地方就停在什麼地方。待我們查清是準備組織遊行示威用,已運到深圳了,幸好及時截住。否則,如果用七八千大鐮刀武裝群眾示威遊行,港英一鎮壓,勢必造成流血事件。


三是廣州海運局一批護航的槍支被提上岸——說是中央指示,並說槍支提上岸是準備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和招商局自用。而且要海運局繼續供應武器。我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不能再提供武器。提上岸也要馬上撤下來,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不能離開船。我一面做了緊急處理,一面向總理報告。


的確在五二三會後,在某次匯報會上,曾經有人說過要把香港打得稀巴爛之類的話,但那是個人的意見,不能作為指示來執行。


還有一點就是火燒英代辦處。那是有些人奪了外交大權後的事。事件發生前幾天,我被撤下來了。我還在「聯辦」時就看到了那個請示,內容大意是限港英四十八小時內把抓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報告已送到總理秘書錢家棟同志處。這樣的報告要陷政府於被動,我打電話給錢,要把報告撤回來。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後一兩天,我就被通知回外辦受隔離審查。回到外辦沒兩三天,火燒英代辦處的事就發生了。


從父親留下的一份會議記錄裏我看到,周恩來五月曾經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但是這個方針沒有完全貫徹落實。


「九龍暴動」和「反迫害鬥爭」至今已經過去五六十年,還是不停被提起,到底從中可以借鑑什麼?從那時候父親的工作可以看到,首先是始終要把香港的穩定放在首位,把保護群眾人身財產安全放在首位的。當時他們面對港英殖民政府,面對內地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路線高壓,也要求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合法,有遠見,以推動事態解決為目的,而不是造成更大矛盾。父親能做到的十分有限,但是起碼,他在完成職責的時候,沒有摻雜權謀或者個人、小集團利益這樣一些今天常見的東西,他始終是按客觀情況、按常識、按邏輯判斷,盡量避免造成大規模流血犧牲。看似簡單的道理,如果攙了雜念是做不到的,只能每一個人都有這樣一份堅守,才看得到更為和諧快樂的香港。


亂局發展下去,一個正常事不能正常做的社會,一個不能按邏輯、按常識辦事的社會,一個沒有哲學、沒有靈魂的社會,將會十分可悲。


我不喜歡暴力,也認為暴力抗爭走不遠,但是,暴力抗爭是表象,不去解決「因」,卻不斷放大「果」,後果會怎麼樣?


香港站在十字路口,需要的是大智慧,不是小聰明。


(作者是旅美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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