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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华:瀚海中的一滴水——怀念荻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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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yangharrylg 从 广东 移动到本区(2018-07-17) —

瀚海中的一滴水


——怀念荻舟


张佩华


    荻舟,是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老伴,也是我革命征途上的引路人和领导。我很尊重他,爱戴他。在我们共同生活的50多年中,我体会得最深刻的是贯穿在他身上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指导他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他,农民家庭出身,有农民勤奋、实干的精神,淳厚,有时执着。简朴的生活、平易近人的作风,与他在复杂的环境中显现出来的机智、灵活、勇敢的事例似不协调。而我却认为这种不协调的性格,并不妨碍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在怀念已牺牲的亲密战友时,曾豪迈地说:“是党在那漫长、坎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教育着我们(和他们)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虽然只不过是瀚海中的一滴水,但也是党的事业和历史长河、历史画卷中永不褪色的一点墨迹。"我很欣赏他这句总结,而且很赞同。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固执吧。


    1937年冬春,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来到安徽舒城宣传抗日,我结识了他们的女团员石雪书和吴荻舟等,看到他们做宣传工作,宣讲之外,还做了许多实事。荻舟当时在褚家围子工作,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群众,当时日寇正狂打舒城,企图占领。他的做法,使群众和部队都很满意,和他友好、亲近。我们全家不只大开眼界,主要是头脑开了窍,开始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我们之间也增进了感情。舒城沦陷后,我全家得到他和他的战友史存直、卢奎的帮助,翻越大别山去到汉口,以后我们结为终身伴侣。


    1938年,荻舟参加抗宣一队后,动员我亦参加。真使我接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过去爱国,是游行、喊口号。现在要像他在舒城冒生命危险冲出重围,拯救人民那样实干。在集体生活中和实际工作中,虽感新鲜,但不懂、不熟悉的东西太多了,要学习啊!不能自甘落后。可惜长沙大火后,队调桂林,不久,又要翻越十万大山,到北海沿岸流动宣传。这时荻舟十分不安地向我解说,队的工作,他是责无旁贷,必须全力以赴,盼我理解。当时我已有孕,他一再说服我退出队,留在桂林工作,负起养家(父母和孩子)之责。如我能免除他的后顾之忧,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了。我无奈,委曲地退出来了。从此,在桂林四年,我做过托儿所保育员、家庭教师、桂林省立图书馆馆员,微簿的工资勉强维持四口之家。为了帮助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曾耐心为我解说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前途。要实现它,还需要千百万人愿为这一理想吃苦、捐躯,勇于和善于奋斗,它才能早日实现。坐待其自然发展是不行的。这次,在整理他的资料过程中,我反复回忆了他一生的每个阶段。党给他的工作,他总是欣然接受,圆满完成。为了追求理想的实现,他言、行是一致的。抗宣一队改为剧宣七队,调到韶关后,他更难照顾家了,偶有出差回桂,他总想给老人、孩子买点什么,我劝他那一点零钱留着自己用吧。他说:“我不能赡养老人、孩子,还得到他们的理解、支持,真是无限感激、内疚啊!”这种时候,我们会紧握双手,表示内心的沟通。


    1942年8月,队开始西江大流动工作,荻舟病倒了,队委会送他秘密回桂,他全身浮肿,是长期营养不良和辛劳所致。我们没钱给他治病,父亲叮嘱母亲给他吃掺米糠的饭。生活稍稍安定大半年后他才算康复。养病期间,他利用我在桂林图书馆工作之便,借来大量参考书,我俩每晚奢侈地用三四根灯草点着茶油灯盏,他写作,我帮他抄稿至深夜(也借机读了不少进步书籍)。他把原来的讲课提纲《世界文艺思潮史话》写成了书,该书原已决定出版,因桂林即将沦陷,原稿交一位友人携带辗转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香港归还给他,如此友情荻舟铭感终生,可恨我忘记了他的大名,万分抱歉,在此衷心致谢。桂林沦陷前夕,我的


    父母随弟弟国衡任职的邮局向西撤退,我只得随荻舟到韶关。不久,日寇急欲打通粤汉线。韶关危急,副队长率队赴赣南演出。荻舟留守队部加强与战区联系,也照顾即将临产的我。这时政治部电令七队火速撤往“三南”(粤赣崇山峻岭中的龙南、定南、虔南三个小城),交通工具被军方疯抢一空,荻舟重价租一小船,并接受政治部委托兼顾一位临产家属和当助产士的妹妹,将全队公私物资安全撤出韶关。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吴立就是在路经南雄时出生的。产后两天,日寇炮火迫近,荻舟的注意力已转到保护队的物资和交通运输上去了。以后我继续搭车,跟着逃难的人流翻山越岭……他后来回忆,那次我能在那种绝境中活下来真是奇


迹。


    和大队会合后,他就顾不上我们了。队员中有提出去游击区者,他说:“千万不能迷失方向啊,抗战还没有胜利,我们必须留在国统区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演剧五、七队为争取复员,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荻舟在这场生死搏斗中,哪里还顾到我和孩子,他只匆匆嘱咐我:“照顾好两个孩子,不参加队的活动。但是,队的纪律,你一定要遵守。”我知道队的纪律,也知道形势险恶,既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默默地点点头。到了香港,他说:“放松吧,现在除了穷,什么也不用怕了,再不怕杀头坐牢了。”我想起“瀚海中的一滴水”,汇聚成汹涌澎湃的波涛时,排山倒海!风平浪静时,风光绮丽。


    1946年9月,组织任命荻舟为五、七两队在香港联合组成的“中国歌舞剧艺社”社长,这是当时还没有组织关系的剧宣七队队长,最后一次领导演剧队工作(荻舟认为“中艺”是演剧队的继续)。“中艺”成立了党支部,丁波任支部书记兼副社长,荻舟任社长。他为自己的组织问题不能解决,内心焦急。但眼前全社30多人的生活问题,社长要负责解决,而办法只有演出。他放下心事,回想不久前在广州这些人还被国民党视为死敌,来到香港,香港的国民党机构、特务黑帮之流,容得了吗?会不会生事捣乱?荻舟抱歉地告诉我:“又顾不上你们了,全社都要没饭吃啦!我们也要断炊。”我告诉他收到国衡弟的信要托人带一点点钱给我。他也笑了:“雪中送炭呀。”他全身心投入,在香港党的领导人饶彰风帮助下,细致地筹划了三次成功的演出。不仅解决了三十多人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更主要的是选择三个不平常的演出场地——女青年会、英国海军俱乐部、孔圣堂,以战后慈善募捐之名,演出以爱国歌舞为主的节目。观众中有教会会督何明华、中上层社会人士,甚至还有些国民党人士。于是“中艺”在政治上褪了色彩,已经是个艺术高尚、被香港中上层社会接受的职业剧团了。荻舟问我柳州有人来了吗(我双亲、弟弟在柳州)?我难过地说,来人把这一点点钱用光了。两个人同叹一声,相对无语。然后他说,饶彰风要他去新加坡执行新任务,在曼谷为“中艺”做好第一站的准备工作,然后到新加坡改行教育。我睁大双眼:“改行了?”他笑说:“都是党的工作嘛。”我满怀希望地说:“教育,也是我的本行。”他说:“这次也许我们可以同行,但你还得忍耐……。”11月,他途经曼谷,为“中艺”签订了80场演出合同,到了新加坡,陈嘉庚先生帮助他办好了大批文化人和“中艺”人境签证,他自己则转入教育界,改名吴昆华。


    1947年初,我生下第三个孩子——女儿吴嘉后第九天,乘船去新加坡,我住在张楚琨先生家。张先生是陈嘉庚先生得力助手,有名的爱国侨领。我在他府上打扰了将近一个月,才租屋迁出,以后在育英学校小学部任教师。荻舟和我一直记着张楚琨先生的和蔼大度,他对当时大批经过新马的文化人给以热情帮助,至今我仍心铭感谢。


    1948年春,新、马及香港英殖民政府充实了二战后远东虚弱的军力,便颁布紧急法令,大抓马共及进步人士。饶彰风派人通知荻舟立即撤回香港,留下妻儿掩护。临别时,他紧握我手,安抚的话也来不及说。我表示理解、支持、绝对支持,他放心地走了。他是共产党员,他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我,他始终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水,有着自己的流向、归属。我默默地想,我也漂流了十多年啦!流向何方、流到何时?走自己的路吧,这里就算起点,是饶彰风留下我的。于是,我收拾起遐想,拥着三个儿女,亲吻着:“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们,你们虽小,可赶上了大势,我们共同奋斗吧!”三岁的儿子和一岁多的小女儿自然不懂,可几岁的女儿吴明,却紧握小拳:“妈妈,我们共同奋斗!”我笑了笑,虽然只是一句孩子话,但心里却暖洋洋的。“我们要重新安排生活,我再找一份工作,我们有许多朋友,会帮助我们,你还要再回中文学校,我们是中国人,必须接受祖国的文化教育呀!”我拼命工作,选择我的流向,我要携带我亲爱的儿女和他汇集,百川归大海呀!


    我们是1949年底由组织调回香港,这次汇合后,他在香港工作了14年。算是我们婚后最安定的一段日子。14年中,他多次改行做了许多工作。他知道,党的方针政策是党的生命,当时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于是,无论在护送新政协委员和其他爱国人士北上行动中,无论是参预领导国民党在港机场起义,护产斗争,平息港英包庇纵容的九龙暴动……还是对英美蒋帮勾结、巧取豪夺我国家财产,他总是针锋相对,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发动群众,调动舆论,争取社会支援,保护国家财产,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62年我们全家调北京,他在国务院外办港澳组工作。l967年,香港发生了反英抗暴斗争,荻舟秉承周总理“不能设想在香港打一仗”的指示精神,毫不考虑自己,几次阻止了“四人帮”的极左行动。’激怒了“四人帮”,被揪斗审查。演剧队、抗宣队剧队被诬为“反革命别动队”后,他又被审查达13年(1967—1979)之久。


这个忠实顽强的共产党人也有几次流泪了。事情是这样的:


    1945年演剧七队退到梅县,不久,一批队员到北江游击区去了;另一批更多的队员追随几位专家到兴宁去办“元培艺术学院”了,大批业务骨干流失,队面临瘫痪,吴荻舟流泪了,他担心李煦寰借口撤换队长,队就变质了。他担心李煦寰抓兴宁“逃兵”,年轻的队员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为他们的政治生命担忧。他责怪自己平日工作做得不够,“如何向党交待啊”,“我们可能自己搞跨了自己”。后来,因交通阻误,去北江的一批人回来了。去“元培"的人因没钱办不下去,也回来了,李煦寰的调查自然落空了,同志们庆幸危机已过。吴荻舟的心却不平静了,他说,这次是侥幸,可一不可再,要接受教训啊。


    “文革”开始,一夜间,周总理指挥的14个团队都打成了“反革命别动队”。荻舟的罪名更多,家被抄了几次,我不明白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的干部,怎会都成了党的敌人?不久,我也被当作假党员揪斗,我们的孩子都要上山下乡,一家分散到8个省市,荻舟的工资全部扣发。他被下放到宁夏干校,将别了,60多岁的荻舟老泪纵横:“你一个人如何承担啊!”30年风雨同舟,他那股执着的韧劲,不知何时也感染了我,我给他准备一个木箱,装着两个人用的锅、碗、瓢、勺:必要时,安排好孩子,我就去贺兰山下那高原农场,我们相依为命,共度残生罢了。


    1976年1月6日,东北水电一局来电:在该局技校的小儿子吴建,被所在单位的工宣队员、团支部书记逼疯致死!晴天霹雳呀!荻舟悲痛得语无伦次地直怨自己连累了家,害死了孩子。才相隔一天,8号,传出周总理逝世噩耗,荻舟的心在流血,他流泪,号啕大哭,不能自已。但是,他没有被悲伤压倒,沉痛地对我说,有生之年,还要为党做三件事:要编纪念周恩来文集,揭发批判“四人帮”对总理的诬蔑陷害;要把“四人帮”强加在抗宣队、演剧队身上的政治、历史问题彻底搞清,才算对党、对风雨同舟八年之久的同志们有始有终,才算真正完成党交给的历史任务;还要编辑队史。荻舟以70多岁的高龄,脚步匆匆又赶了十余年路,做完了这三件事。


    1988年,意外地他找到可以证明他1930年1月入党的证明人,组织正式通知:他的党龄从l948年重新人党改为从l930年1月起算。这时他已81岁高龄。他兴奋地说,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精神的胜利。写到此,我忽觉我的怀念之情辛酸沉重,不过,这不全面。我们那时的生活环境确实不是建筑在太平盛世安居乐业的基础上,但也有两人“挑灯夜战”为完成《世界文艺思潮史话》的激情;在新加坡一年多短暂的团聚,香港14年之久的比较正常的生活(见小女儿吴凯的回忆文章);回北京的最初几年,那时儿女时时承欢膝下。最值得安慰的是:无论他身处顺境、逆境、困境,在思想感情上我俩总是互信、互勉,“文革”十几年


中更相濡以沫。荻舟如活到今天,写他自己的小传,会写得更充实、具体,细述成功或失败,更能表现他自己,我相信他还会说:工作是做了,但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份,只能检查自己的不足……


    我的老伴,你安息吧!百川归大海,我一定和你汇流,我已经80岁啦!


                                     1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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