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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辉:读父亲的日记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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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yangharrylg 从 广东 移动到本区(2018-07-17) —

读父亲的日记有感


(三  女)  吴  辉


    父亲去世6年了。“子欲养而亲不在”,想起来心就痛。几年来总想写点什么,寄托思念,但是,提笔千钧,思绪沉重,从哪里写起好呢。


    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概念化,一个好人,一个老好人,一生总在忙工作,与我们聚少离多。“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审查,全家人都被抛进扭曲了的世界,压抑、彷徨,即使相聚也无言以对。晚年,他又忙起来了,忙许多社会活动,忙看书写文章,一直到病倒住院,我们用来互相了解的时间太少了。


    小时候,不关心他到底在忙什么;“文革”中似是而非地听别人讲他的历史,“文革”后知道那一切强加于他的都是不白之冤,才来重新认识父亲。


  ,最近,在他走了6年之后,看到了他在1969年11月——1971年1月问写的日记,对他的了解多了一些——但太晚了,心更痛更沉重了。


    1969年11月11日,父亲被下放到宁夏平罗。那时他已60多岁,头上戴着五顶“高帽”——叛徒,混进党内的假党员,反革命别动队,假共产党、真国民党,特务。这部心酸的日记自这天开始记,一直到l974年,他患胆结石,病得像具骷髅一样终被准许回到北京为止。


    他是“带罪”去劳改,等待“造反派”审查他,为他的政治生命做结论的。在日记里,他写道:“因我的问题未解决——混入党内,参加国民党…在干校比人低一等。”(1969年11月11日)。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他并不轻视农业劳动、体力劳动,一方面他诚意要“改造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大田、对牲口、对庄稼、对粪肥……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在想,这点帮助他渡过了漫长、艰难的一千多个日夜。


    那几年,他每月只有20多元生活费,日记中透露出他是多么的捉襟见肘:“我很想买一双胶棉鞋、半高水鞋、还想买点书、订些资料,可又怕增加家里负担,一再考虑,决定还是生活上苦点……不买了。”(1969年l2月12日)


    “国庆节前后花多了几个钱……我除留下2元(交党费),再借几元,凑l0元寄给小妹(四女),大妹(三女)要邮票,还想给小建(次子)买农村电工手册……寄报,便打报告,要给孩子补充冬衣,每月20元增为25元,结果批‘暂不考虑’。今后只有更小心节约,不应多提(要求)。”(1970年10月20日)


    生活上的艰难,尚可克服,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给他留下身心的累累创伤。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8口人被分散在8个省市,干校、农场、兵团、生产队、工厂、工地……,父亲每每在日记里责备自己连累了挚爱的家人:“想到孩子、家人天各一方,不知如何过年,我祝福他们(孩子们)进步!”(1970年1月1日)


     “(审查)拖得太久了,我觉得像背着沉重的包袱走长途,越走越累,孩子们苦闷,我清楚我不是坏人,20多年来,辛苦工作呀,是什么原因?……小妹参加红卫兵,名字已贴出来又盖上,说是家庭问题,这么小,为什么要影响她呢?这样刺激,我痛苦,她又怎么看呢?懂得正确对待这问题吗?”(1970年3月1日)


    记得在1969年5月某日,父亲从软禁中放回家来,他单位的“造反派”到学校找我谈话:“你要认清你父亲的罪行,和他在思想上划清界线,帮助他悔过自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过父亲在解放前是干什么的,在香港是干什么的,在国务院的工作是怎么样的,第一次“全面”听讲,竟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刚刚15岁的我,实在是真假难辨。记得回家后我鹦鹉学舌般地说了一番,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他当时很痛心。


    我在内蒙古兵团下放劳动期间,有一次收到一位舅舅的来信,上面写道:“我们都知道你父亲是好人……(大意)”,我未等看完已趴在炕上大哭起来,记得这是我在兵团6年期间仅有的两次大哭中的一次。想来一定是一直在苦恼,自己的父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猜想,兄弟姐妹们一定也有类似的苦恼,受到父亲审查久拖不决的影响,想参军参不成,想去I)-去不成,想入团、入党甚至人红卫兵也不成……所以有时大家通信不知道写什么,父亲也不知道怎样给我们回信。他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回答不了家人的种种疑问,十分为难。


    记得我自己的信,每次都是几句报平安的话,然后就报告学《毛选》心得,叫父亲和自己竞赛“改造思想”……诸如此类。


    尽管如此乏味的信,父亲仍然望眼欲穿地盼、盼,一旦收不到家书,便疑惑重重:“我耐心等(审查)有了‘结论’再看情况和所有孩子通信,人是阶级关系,然后才是家庭关系,他们不和我通信,我想起自己不是敌人,一面觉得他们做得对,一面心里不好受。”(1970年4月8日)


   “困难我还是克服了,只是等了许久,爱人、孩子没信来,心里着急,很孤立,悔恨自己。”(1970年4月13日一l8日)


   “接到小建的信,他去工厂愿望也未实现,我心久久不能平静。”(1970年10月17日)


   “别人过组织生活,我心情沉重,儿女也背着包袱,大孩子懂得不唯成分,重在个人表现,自己努力写自己的历史,但如小建去不了工厂参不了军,小妹当不上红卫兵,就都想到是爸爸被审查影响他们。还有各地执行政策也不同,如我在海外工作过,不管那是地下工作,就说小建有海外关系,孩子如何分辨?这些思想有时压得我透不过气来!”(1970年11月13日)


    在这艰难困苦中,能令他高兴的,是劳动中的收获:“叫我去搞孵小鸡,这是个科学工作,我很有兴趣,虚心请教,又学到一些新知识。”(1970年6月7日)


    “今夜有600多只小鸡出壳,我百倍小心,十分高兴,细心体会,帮着接生……大有收获。”(1970年6月9日)


    让他养小鸡,他就去买养鸡的书;让他管菜窖,菜要吃到5月份,可是窖内温度日渐升高,他夜不能寐,想出像过去在家乡叠木材那样叠成井字或6边形,可通风,菜就不至于很快烂了;做木工,他向木匠师傅请教:“又学了一门学问。”(1970年5月25日)


    让他去喂猪,他也尽心尽力:“今天发现一头又瘦又小的猪,站在槽边不去吃,××说它是受气猪,其它猪吃了,它才敢去,啊,猪也有受气的!我就另备点好料热了喂它,还得赶走抢吃的猪呢。”(1970年1月30日)


“读报《喂牲口的学问大得很》,铡草:一寸三刀、草放齐、手卡紧、眼看准、续得紧”、‘下雨先收马后收牛’、‘晒牛晒马’……我愿做饲养员。”(1970年1月19日)


    那几年里,对父亲的所谓罪状内查外调找不出罪证又不信,再查再调,现在已经知道,其实三番五次外调结果,反而证明了他如何忠心耿耿,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被当作戴罪之身、多年里忍辱负重中他反复思考回忆自己的前半生:“我对自己很清楚,决不是阶级敌人,历史问题也有数,我没有出卖同志、党和人民的利益,30年来积极做党的工作……这些我既没诉过苦,也没炫耀过功,这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1970年5月26日)


“我那么几件事,早已内查外调清楚了,而且也承认我还做过许多进步工作。我对党的工作,真比保护自己眼珠更重要,没考虑过自己的生命……同志们不相信我,也不相信自己的反复外调。那什么时候才放下心来呢?”(1971年2月11日)


    日记有很多篇幅是他回忆香港工作的,包括1967年抵制极左思潮对香港工作的干扰,他既肯定自己的工作,也真诚检讨一些实在是他负不起的责任,大环境如此,他又能有何作为呢?


“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都表演得很充分,将人性善恶美丑忠奸愚智各个方面都反映出来了。有人挨整,有人整人,有人没整完别人呢,自己也挨整了,有人愚忠害了自己又害了亲人、同志,有人奸狡,照样害了自己又害了亲人、同志,有人很幸福,因为善忘,有人很幸福,因为善钻营,有人经“文革”千锤百炼,“永远正确”,已达炉火纯青的程度。


    父亲的日记中也披露了一些个人的、以及周围的人人性丑陋的一面。这篇文章中不欲涉及,也许有一天会再写一篇。


    父亲是个记忆力奇好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大革命”后为人写了不下几十万字的证明材料,日记中也常常记着:“今天为××写证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侮辱,尊严扫地、斯文扫地的经历一定令他痛人心脾,但他三缄其口,从未提及在于校期间的思想活动,或受过什么人欺侮。不是翻出了他的这叠日记,我们谁也不知道。我越看越理解他的“痛”,关于我家“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连我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慨,更何况是他呢。我爱父亲,不因为他在我们小时候少有照顾我们而怪责他,不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他牵连而怪责他,不因为我们互相并不十分了解而减少了这份爱,也不因为他有许多人性弱点而减少了这份爱,因为他把热爱生活,积极面对人生的血遗传给我,把坚强的生命赋予了我。


    我庆幸自己总算赶得及在他生前亲吻了他,那是l992年3月,我去日本研修,临别前亲吻了已84岁高龄的父亲两颊,明白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告诉他:“爸爸,我爱你。”


    我仍在怀念他,心中仍在隐隐作痛,但我相信他会明白我的爱。那之前,我的日本老师到我家做客,父亲对他说:“我没有田、土、遗产留给吴辉,我自己一生也是一无所有,只有一支笔。”


    今天,就让我接过这支笔,写这篇小文纪念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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