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辉：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吴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上下）

歷史角度﹕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上）——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
　 【明報專訊】 我的父親吳荻舟（1907-1992）1930年加入中共，曾在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坐牢近8年，出獄後投身抗日戰爭；1946年輾轉在香港、新加坡工作；1948至1962年在香港歷任招商局顧問、《文匯報》社長、港澳工委常委等職；1962年調北京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簡稱「外辦」）港澳組副組長。香港「六七暴動」期間，總理周恩來指示在北京成立「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父親任群眾鬥爭組組長。在阻止了幾次「極左」行動之後，1967年8月下旬他被停職，1969年11月下放到寧夏勞動改造。1979年獲平反，1992年因心臟病在北京去世。
　我在香港出生，1962年隨父母一起移居北京，1991年回到香港。近年一直在整理父親留下的工作筆記、交代材料、幹校日記、書信以及訪問紀錄等。我懷念父親，想了解他們那一代人，也想以史為鑒理解現實。
　父親留下大約8萬字「六七暴動」資料（以下沿用他的紀錄，稱為「反迫害鬥爭」），部分已經用於余汝信的著作《香港，1967》、光波24電子書平台的《向左向右》、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以及描述父母一生的紀實文學《蘆蕩小舟的故事》等。其中《消失的檔案》自去年3月在香港校園和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反響。
　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是任何專家，而且1967年時身在北京，年僅13歲，少不更事，完全沒資格也不妄圖解讀該事件，我只是手上有父親留下的原始資料，希望集眾人之力，令相關資料的研究逐步深入。
　自1967年到父親晚年，在他各個時期資料裏都可以找到對「反迫害鬥爭」的反省。限於篇幅，本文只能重點講講他反省了什麼，以及他的反省對我的啟示。主要引用父親1967年4月至8月的工作筆記（下稱「六七筆記」）；1968年3月18日的「交代材料」（筆者注﹕下稱「三一八交代」，這是父親被停職後按要求所寫，經專案組反覆調查）；「幹校日記」；還有一份父親晚年接受採訪的紀錄，時間是1986年11月14日至16日，地點是廣東省從化溫泉療養院，訪問人是曾任職新華社的劉先秀、邱子江。紀錄由劉先秀整理並經父親校對補充（下稱「從化採訪」）。
　「影響了總理下決心」
　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曾令港英和北京的關係比較穩定，彼此得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央下令香港左派陣營不要將內地文革的做法搬到香港，可是19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廠爆發工潮時，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已是手持毛主席語錄。
　我在父親的「三一八交代」中看到他對「反迫害鬥爭」最初的認識﹕
　「5月初對敵人的瘋狂進攻、企圖限制港澳同胞學習毛澤東思想、擴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海外影響的陰謀認識不足，所以接到工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還只是看作一個廠的鬥爭，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工委配合（筆者注﹕城工委是與港澳工委並行的香港中共地下黨系統，下文中的××委即指城工委，×委則指港澳工委）。」
　「而且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
　「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因此在會上我說﹕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工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他的認識本來是比較接近客觀的，但是後來這場鬥爭逐步升級，最終失控。他在1970年9月10日「幹校日記」裏曾痛心自責「我聽信××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是「犯罪」。
　「總理問，××委彙報的力量（數字）確實嗎？能組織起三個高潮（筆者注﹕指組織三次罷工）、能堅持嗎？如果港英從台灣、從新加坡找工人怎麼辦，你們考慮到嗎？當時我相信××委幾位同志的彙報，認為港英不可能從星、台找這麼多人來，肯定可以組織起三個高潮來。後來，逐步發覺××委的同志彙報的力量不可靠，罷工堅持很吃力，有的未能完成罷工的計劃，比如有一個工廠計劃罷工三天，結果兩天就復工了。所以我一開始雖然相信他們所報的數字，但，我還是主張只宣布定期罷工，一可以起可以落，符合此伏彼起的方針，而萬一罷不下去，復工也比較主動。這點，和×委的思想不一致，也和外交部的劉、姜等不一致。
　我聽信××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是對黨對人民，對總理不負責任，我完全同意鐘瑞鳴同志說的，這是犯罪。不但因此招致經濟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更嚴重的，是招致了政治上的損失，在港英面前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上的弱點，他就更敢於迫害我們了。」
　在「六七筆記」裏可以看到「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的種種端倪。1967年5月24日，周恩來在京聽取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彙報，對5月初以來20多天的亂象很不滿。
　比如文宣，當時新華社電訊稱﹕「決心與中國人民為敵的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22日派出大批警察和數以千計的『防暴隊』，製造了空前規模的『大屠殺』……血洗香港街頭」。當周恩來得知無人死亡，批評這樣說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他說，既不打算和英國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那末，「報紙報道過火」，《文匯》《大公》和國內差不多了。「內外有別，在香港還是要的。」
　又如鬥爭方式，周恩來說﹕「把香港搞成紅彤彤的」的形勢，「你們考慮嗎？一切照國內做行嗎？……既然還是要聽他的命令那就不如不做在前面。」當馬士榮說「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錯了就要改……如果香港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否則如港英政府「不接受，你們如何辦？」「你們怕右，現在喇叭三天不響不更右，形左實右……我們還是不打無備的仗……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筆者注﹕當時中國銀行頂樓安裝了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遭港府禁止。周恩來批評左派陣營多項措施沒有預計後果，打「無準備之仗」。）
　5月26日，周恩來指示成立了「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旨在加強組織協調和上下溝通，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負責，父親擔任群眾鬥爭組組長，每天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嘉棟（又作錢嘉東）報告事態發展。
　「路線鬥爭覺悟不高」
　父親自責的另一點是「路線鬥爭覺悟不高」，他在1970年10月3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在1967年的香港反迫害鬥爭中，在掌握鬥爭的政策方針上，首先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鬥爭和長期利用的矛盾。鬥爭必須服從長期利用。這是基本的、不能動搖的出發點。其次在這樣的原則上，我們開展這一鬥爭，並要取得勝利。當時我思想上是明確的，只能是政治鬥爭，只能是當地群眾的鬥爭。不管是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罷市……都是政治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同時，思想上也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當時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的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况和主觀力量情况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干擾時，×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裏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尤其我對王力之流利用極左思潮的掩護，陰謀反總理，妄圖通過破壞這次鬥爭，而倒總理的嚴重的階級鬥爭，由於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看不出來，結果，當劉、姜違反總理的指示時，我雖然也感到不對頭，提了意見，但，一面又覺得他們不會在原則上反對鬥爭的長期性和破浪式前進這一基本方向的，而只是個別具體問題上和自己的意見不一致而已。」
　根據1967年6月12日「六七筆記」所載，「反迫害鬥爭」期間，中央文革派了人到「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我也查了相關資料，當時中央文革的關峰、戚本禹、特別是王力（合稱王關戚）幾次鼓動外交部造反派奪權，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對外交系統造反派的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被稱「王八七」講話，後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8月19日至22日，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8月22日發生了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周恩來趁此機會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王關戚先後失勢，周恩來重掌外交大權。
　這也正是香港人最不堪回首的幾天，清華街小姊弟8月20日被炸死，商台林彬8月24日被燒死。一塊地處邊陲的英國殖民地，被捲入中國內地的「路線鬥爭」或稱「派系鬥爭」，很荒誕卻很真實很痛。
　關於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1985年父親在「從化採訪」中回顧﹕
　「那是有些人奪了外交大權後的事。事件發生前幾天，我被撤下來了。我還在『聯辦』時就看到了那個請示，內容大意是限港英四十八小時內把抓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報告已送到總理秘書錢嘉棟同志處。當時羅貴波去深圳開會（原來我也要去，行李已拿到辦公室，鄭偉榮同志突然通知我別去，說是總理要我留守）。我馬上打電話給錢嘉棟同志，要他把該報告暫時壓下來，過兩三天後羅貴波同志回來了，我馬上報告羅貴波，這樣的報告要陷政府於被動，要他同意把它撤回來。我又打電話給錢，把報告撤回來。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後一兩天，我就被通知回外辦受隔離審查。回到外辦沒兩三天，火燒英代辦處的事就發生了。後來知道是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此處提到的姚登山，1967年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印尼排華時他曾經領導抗暴，4月22日被驅逐回國，獲國家領導人接見，很快捲入打倒外交部長陳毅的鬥爭，緊跟王關戚，組成臨時業務領導小組，取代中共外交部黨委。王關戚失勢後，姚登山也在1971年被捕，1980年才獲釋。「文化大革命」釋放出一種「利令智昏」的能量，這不是唯一的例子吧。
　當時內地類似的事一定很多，以致周恩來對港澳工委到京開會人員說﹕「現在迫着中央上馬的太多」（同前，1967年5月24日「六七筆記」）。
　（未完，下期續）
　文//吳輝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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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吳荻舟（後排左四）陪同香港新聞界和統戰人士訪問中共陝北根據地延安，在毛澤東曾經居住的棗園窯洞前合影，眾人胸前佩戴着毛澤東像章。（筆者提供）

[font=&quot]「六七筆記」記錄了周恩來的「指示」，準確地說是周恩來聽取彙報時的反應和指示。（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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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18/05/27)



副刊 | 歷史角度﹕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下）——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


　 【明報專訊】 編按﹕吳荻舟（1907-1992）1930年加入中共，曾在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坐牢近8年，出獄後投身抗日戰爭；1946年輾轉香港、新加坡工作；1948年至1962年在香港歷任招商局顧問、《文匯報》社長、港澳工委常委等職；1962年調北京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簡稱「外辦」）港澳組副組長。香港「六七暴動」期間，周恩來指示在北京成立「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他任群眾鬥爭組組長。在阻止了幾次「極左」行動之後，1967年8月下旬被停職，1969年11月下放到寧夏勞動改造。1979年平反，1992年因心臟病在北京去世。
　他的女兒吳輝近年一直在整理父親留下的工作筆記（六七筆記）、交代材料（三一八交代）、幹校日記、書信以及訪問紀錄（從化採訪）等，近日撰文講述父親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上篇歸納其二﹕「影響了總理下決心」及「路線鬥爭覺悟不高」，此為下篇。
　「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
　父親的筆記、交代材料、檢討材料、晚年接受的採訪以及回憶文章互相佐證着香港人被深深震撼的一件事﹕「700打甘蔗刀」被付運﹕
　1967年6月27日「提出討論的問題」中有一條是﹕「提出700打蔗刀問題，我認為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但，先摸清情况」。（「六七筆記」）
　在同一天的「外貿（部門）彙報」中也有一條是﹕「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旁注﹕「我暫止於深圳」（筆者注﹕「我暫止於深圳」幾個字顏色不同，估計是截停之後所注）。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問是否發貨。我說，未知何用，我未接到報告，請先弄清楚，是鬥爭用，還是出口貿易，但，先可押一押。回答是鬥爭用，刀已在途中。我報告羅，是否截留在深圳？羅同意，我告訴劉，截留在深圳。」（「三一八交代」）
　「是以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名義訂購了出口七百打大鐮刀。當時外貿部劉今生同志問我知道是什麼用途否？並說已付運。我說不知道，同時告訴他在未查清用途之前，先不要往下運，到什麼地方就停在什麼地方。待我們查清是準備組織遊行示威用，已運到深圳了，幸好及時截住。否則，如果用七、八千大鐮刀武裝群眾示威遊行，港英一鎮壓，勢必造成流血事件。」（「從化採訪」）
　同一天，在會上「提出」要700打甘蔗刀，但其實已經「急電」外貿部門「要求即付」、而且「刀已在途中」，這明顯是「先斬後奏」。
　不僅有「先斬後奏」，還有「假傳中央指示」。「反迫害鬥爭」中到底有沒有「槍支上岸」？父親在「從化採訪」中談得很具體，相關線索也是可查的﹕
　「廣州海運局一批護航的槍支被提上岸——這是交通部介紹廣州海運局一位姓齊的科長和一位業務處長向我反映。齊說據船上反映，提取槍支時說是中央指示，問我知情否？並說據說槍支提上岸是準備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和招商局自用。而且要海運局繼續供應武器。海運局不敢決定，報告交通部，交通部認為這是有關港澳鬥爭的事，他們沒有發言權，要問聯辦。我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不能再提供武器。提上岸也要馬上撤下來，並告訴齊等二人，中央如有指示，一定經過聯辦。今後有類似情况，請及時向我（曾任交通部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介紹齊等來找我）反映，我把電話給了齊，並提醒齊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不能離開船。我一面做了緊急處理，一面向總理報告。總理聽報告後很生氣，後來我進一步了解，就在那個時候香港《星島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說香港政府正在追查招商局從廣州來的船上運香港的、不知下落的一個大箱子。我覺得這與提上岸的槍支有聯繫。如果被查出來那是違法的，港英甚至可以提出控告和查封我們的新華社、招商局、中國銀行。如出現這樣的情况，問題就大了。像這樣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我就不知道了。不過，運武器進香港武裝三個機構，這是違反總理這次鬥爭只能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我們不能設想在這裏打戰的指示。如果鬥爭照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導致武裝衝突，使群眾性的鬥爭發生質的變化，逼得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那就成了中英對立的問題了。」
　此事得以緊急處理，是由於父親1950年代在香港做過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情勢緊急之下想到向他通報，聽取意見。香港方面並沒有經過正常程序報聯辦，屬於自作主張，「假傳中央指示」。
　這些人和事都影響了周恩來做判斷，都是在「逼中央上馬」。「反迫害鬥爭」與內地文革糾纏在一起，周恩來一來要等毛澤東的指示，二來太多事要兼顧，所以他眼看着香港左派陣營存在問題如寧左勿右、先斬後奏、激化矛盾，事態逐步升級，雖然不滿和擔憂，卻又不能果斷制止，直到毛澤東說「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周折最終在內部宣布結束這次「反迫害鬥爭」。
　「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
　父親在1971年11月30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香港和澳門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暫時被英帝和葡帝霸佔着。全國解放時，本來可以解放它們，由於對外鬥爭的需要，做了特殊的處理。因此那裏的工作任務，就和解放前在內地的工作任務不同，和解放後的內地工作任務更加不同，（既）是為解放港澳的準備，又不是為解放它們的準備。但當時沒有從這樣的特點出發，沒有自覺地從這樣特殊的矛盾統一的認識出發。」
　看到這段日記，我聯想到他的兩本整風筆記。
　1959年6月至9月，中央把廣東省主管香港工作的幹部和港澳工委幹部集中起來整風50天。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在會上說﹕「香港工作不能視為國內工作的一部分，只能作為國外工作。因此香港工作不是準備解放（過去曾經提過，現在絕對不應有了）。」
　施（筆者注﹕原文如此，抱歉整風筆記中一些人名無法考證）﹕「中央把香港當做反美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為了服從大局，對香港本地鬥爭有所控制，可是（香港的同志們）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
　黃施民（筆者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在香港從事左派政治活動。1948年城工委書記，1956年海外工委秘書長）﹕「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英，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錯誤的根源﹕（1）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2）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3）紀律性差﹕沒有與幹部反覆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裏，自己也沒有反覆研究。12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
　經過整風，與會者「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意味着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香港左派陣營中人大多曾參加過抗戰、為建立新中國奮鬥，我的父母以及很多熟悉的前輩都經歷過那樣的歲月，我比較容易理解他們。內地的殖民勢力趕跑了，中共卻決定「不解放香港」，正如父親在日記裏反映出來的那樣，他們忍耐和待機，常常「沉不住氣」。可以想像，樸素的「民族大義」變成「寄人籬下」的委屈情緒，執行「長期方針」就會受到干擾。如果香港左派陣營能夠高屋建瓴，確立自身角色地位，最終在「回歸」這個歷史使命上發揮作用，今天香港的情况一定大不相同。可惜歷史沒有這樣發展。中央長期方針制定之後，仍有一段時期掌握不到分寸；港澳工委曾有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的想法。前者可以理解為新政權、新方針、犯錯和糾偏的正常情况；後者則與長期方針背道而馳，更像是與「反迫害鬥爭」互為先聲後患了。
　「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
　父親的幹校日記涉及一些個人，包括他自己，可以看到個體行為如何深深影響大局。父親1972年3月31日的幹校日記雖然很短，卻令我豁然貫通﹕
　「港澳組的工作，下面的工作人員，只是打電話，一切都是有領導的，有我，我上面還有廖（筆者注﹕指廖承志），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什麼時候才能沒有一個私字呢？」
　那時他在幹校，白天接受勞改和大批判，夜深人靜卻在為負責打電話的工作人員憂心。從字裏行間我看到兩種為人﹕一種誠懇厚道，有擔當；一種有私心，不肯負責任。前述「影響總理下決心」、「路線鬥爭覺悟不高」、「迫中央上馬的太多」、「假傳中央指示」，主要反映出整個系統的很多問題，而系統背後隱隱綽綽看到的，則是個人品格和認識水平。歷史失誤離不開個人因素，「文革」放大了香港左派陣營中的「極左」思維，發動一場與「長期方針」相牴觸的運動，其間種種亂象，既有環境因素、組織因素，也有個人因素。指摘環境和推卸責任很容易，劍指自己很難。
　父親1992年5月5日在一個記事簿上寫了一段話﹕「八十五年前的今天，我來到這破碎的山河，帝國主義列強，驅使南北軍閥年年內戰，災民遍野，盜匪橫行，貪官污吏，欺凌百姓，苦不堪言，真是960萬平方公里，沒有一片土地安寧……」1991年10月9日他給兒女們寫信﹕「至少我們死前回想起來，總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眾人（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的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哪怕這事業要一百年、幾百年才能完成！」
　每每重讀他的話我都淚流滿面，我認為這些話濃縮概括了父親參加革命的初衷以及一輩子的心路歷程。新舊世界的轉變尚未完成，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願景仍然令人嚮往。在時代畫給他的框框裏，他慈悲、忠厚又堅韌，一輩子不沉淪，不滑頭，不算計，不世故，「做笨事」（1965年「四清日記」）。距離他的誕生（1907年5月5日）已經111周年，我們仍然需要這種精神。
　文//吳輝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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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後餘生，吳荻舟沒有時間沮喪，早在平反前便自動請纓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做義務的日文翻譯；1980年代初任職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研究室主任；離休後仍任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委員會委員，編書寫書撰稿，1992年逝世，享年85歲。

「三一八交代」也提及關於槍支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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