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角度﹕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上)——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
【明報專訊】 我的父親吳荻舟(1907-1992)1930年加入中共,曾在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坐牢近8年,出獄後投身抗日戰爭;1946年輾轉在香港、新加坡工作;1948至1962年在香港歷任招商局顧問、《文匯報》社長、港澳工委常委等職;1962年調北京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簡稱「外辦」)港澳組副組長。香港「六七暴動」期間,總理周恩來指示在北京成立「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父親任群眾鬥爭組組長。在阻止了幾次「極左」行動之後,1967年8月下旬他被停職,1969年11月下放到寧夏勞動改造。1979年獲平反,1992年因心臟病在北京去世。
我在香港出生,1962年隨父母一起移居北京,1991年回到香港。近年一直在整理父親留下的工作筆記、交代材料、幹校日記、書信以及訪問紀錄等。我懷念父親,想了解他們那一代人,也想以史為鑒理解現實。
父親留下大約8萬字「六七暴動」資料(以下沿用他的紀錄,稱為「反迫害鬥爭」),部分已經用於余汝信的著作《香港,1967》、光波24電子書平台的《向左向右》、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以及描述父母一生的紀實文學《蘆蕩小舟的故事》等。其中《消失的檔案》自去年3月在香港校園和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反響。
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是任何專家,而且1967年時身在北京,年僅13歲,少不更事,完全沒資格也不妄圖解讀該事件,我只是手上有父親留下的原始資料,希望集眾人之力,令相關資料的研究逐步深入。
自1967年到父親晚年,在他各個時期資料裏都可以找到對「反迫害鬥爭」的反省。限於篇幅,本文只能重點講講他反省了什麼,以及他的反省對我的啟示。主要引用父親1967年4月至8月的工作筆記(下稱「六七筆記」);1968年3月18日的「交代材料」(筆者注﹕下稱「三一八交代」,這是父親被停職後按要求所寫,經專案組反覆調查);「幹校日記」;還有一份父親晚年接受採訪的紀錄,時間是1986年11月14日至16日,地點是廣東省從化溫泉療養院,訪問人是曾任職新華社的劉先秀、邱子江。紀錄由劉先秀整理並經父親校對補充(下稱「從化採訪」)。
「影響了總理下決心」
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曾令港英和北京的關係比較穩定,彼此得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央下令香港左派陣營不要將內地文革的做法搬到香港,可是19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廠爆發工潮時,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已是手持毛主席語錄。
我在父親的「三一八交代」中看到他對「反迫害鬥爭」最初的認識﹕
「5月初對敵人的瘋狂進攻、企圖限制港澳同胞學習毛澤東思想、擴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海外影響的陰謀認識不足,所以接到工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還只是看作一個廠的鬥爭,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工委配合(筆者注﹕城工委是與港澳工委並行的香港中共地下黨系統,下文中的××委即指城工委,×委則指港澳工委)。」
「而且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
「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因此在會上我說﹕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工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他的認識本來是比較接近客觀的,但是後來這場鬥爭逐步升級,最終失控。他在1970年9月10日「幹校日記」裏曾痛心自責「我聽信××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是「犯罪」。
「總理問,××委彙報的力量(數字)確實嗎?能組織起三個高潮(筆者注﹕指組織三次罷工)、能堅持嗎?如果港英從台灣、從新加坡找工人怎麼辦,你們考慮到嗎?當時我相信××委幾位同志的彙報,認為港英不可能從星、台找這麼多人來,肯定可以組織起三個高潮來。後來,逐步發覺××委的同志彙報的力量不可靠,罷工堅持很吃力,有的未能完成罷工的計劃,比如有一個工廠計劃罷工三天,結果兩天就復工了。所以我一開始雖然相信他們所報的數字,但,我還是主張只宣布定期罷工,一可以起可以落,符合此伏彼起的方針,而萬一罷不下去,復工也比較主動。這點,和×委的思想不一致,也和外交部的劉、姜等不一致。
我聽信××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是對黨對人民,對總理不負責任,我完全同意鐘瑞鳴同志說的,這是犯罪。不但因此招致經濟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更嚴重的,是招致了政治上的損失,在港英面前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上的弱點,他就更敢於迫害我們了。」
在「六七筆記」裏可以看到「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的種種端倪。1967年5月24日,周恩來在京聽取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彙報,對5月初以來20多天的亂象很不滿。
比如文宣,當時新華社電訊稱﹕「決心與中國人民為敵的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22日派出大批警察和數以千計的『防暴隊』,製造了空前規模的『大屠殺』……血洗香港街頭」。當周恩來得知無人死亡,批評這樣說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他說,既不打算和英國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那末,「報紙報道過火」,《文匯》《大公》和國內差不多了。「內外有別,在香港還是要的。」
又如鬥爭方式,周恩來說﹕「把香港搞成紅彤彤的」的形勢,「你們考慮嗎?一切照國內做行嗎?……既然還是要聽他的命令那就不如不做在前面。」當馬士榮說「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錯了就要改……如果香港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否則如港英政府「不接受,你們如何辦?」「你們怕右,現在喇叭三天不響不更右,形左實右……我們還是不打無備的仗……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筆者注﹕當時中國銀行頂樓安裝了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遭港府禁止。周恩來批評左派陣營多項措施沒有預計後果,打「無準備之仗」。)
5月26日,周恩來指示成立了「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旨在加強組織協調和上下溝通,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負責,父親擔任群眾鬥爭組組長,每天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嘉棟(又作錢嘉東)報告事態發展。
「路線鬥爭覺悟不高」
父親自責的另一點是「路線鬥爭覺悟不高」,他在1970年10月3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在1967年的香港反迫害鬥爭中,在掌握鬥爭的政策方針上,首先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鬥爭和長期利用的矛盾。鬥爭必須服從長期利用。這是基本的、不能動搖的出發點。其次在這樣的原則上,我們開展這一鬥爭,並要取得勝利。當時我思想上是明確的,只能是政治鬥爭,只能是當地群眾的鬥爭。不管是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罷市……都是政治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同時,思想上也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當時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的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况和主觀力量情况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干擾時,×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裏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尤其我對王力之流利用極左思潮的掩護,陰謀反總理,妄圖通過破壞這次鬥爭,而倒總理的嚴重的階級鬥爭,由於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看不出來,結果,當劉、姜違反總理的指示時,我雖然也感到不對頭,提了意見,但,一面又覺得他們不會在原則上反對鬥爭的長期性和破浪式前進這一基本方向的,而只是個別具體問題上和自己的意見不一致而已。」
根據1967年6月12日「六七筆記」所載,「反迫害鬥爭」期間,中央文革派了人到「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我也查了相關資料,當時中央文革的關峰、戚本禹、特別是王力(合稱王關戚)幾次鼓動外交部造反派奪權,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對外交系統造反派的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被稱「王八七」講話,後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8月19日至22日,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8月22日發生了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周恩來趁此機會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王關戚先後失勢,周恩來重掌外交大權。
這也正是香港人最不堪回首的幾天,清華街小姊弟8月20日被炸死,商台林彬8月24日被燒死。一塊地處邊陲的英國殖民地,被捲入中國內地的「路線鬥爭」或稱「派系鬥爭」,很荒誕卻很真實很痛。
關於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1985年父親在「從化採訪」中回顧﹕
「那是有些人奪了外交大權後的事。事件發生前幾天,我被撤下來了。我還在『聯辦』時就看到了那個請示,內容大意是限港英四十八小時內把抓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報告已送到總理秘書錢嘉棟同志處。當時羅貴波去深圳開會(原來我也要去,行李已拿到辦公室,鄭偉榮同志突然通知我別去,說是總理要我留守)。我馬上打電話給錢嘉棟同志,要他把該報告暫時壓下來,過兩三天後羅貴波同志回來了,我馬上報告羅貴波,這樣的報告要陷政府於被動,要他同意把它撤回來。我又打電話給錢,把報告撤回來。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後一兩天,我就被通知回外辦受隔離審查。回到外辦沒兩三天,火燒英代辦處的事就發生了。後來知道是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此處提到的姚登山,1967年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印尼排華時他曾經領導抗暴,4月22日被驅逐回國,獲國家領導人接見,很快捲入打倒外交部長陳毅的鬥爭,緊跟王關戚,組成臨時業務領導小組,取代中共外交部黨委。王關戚失勢後,姚登山也在1971年被捕,1980年才獲釋。「文化大革命」釋放出一種「利令智昏」的能量,這不是唯一的例子吧。
當時內地類似的事一定很多,以致周恩來對港澳工委到京開會人員說﹕「現在迫着中央上馬的太多」(同前,1967年5月24日「六七筆記」)。
(未完,下期續)
文//吳輝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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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吳荻舟(後排左四)陪同香港新聞界和統戰人士訪問中共陝北根據地延安,在毛澤東曾經居住的棗園窯洞前合影,眾人胸前佩戴着毛澤東像章。(筆者提供)
[font="]「六七筆記」記錄了周恩來的「指示」,準確地說是周恩來聽取彙報時的反應和指示。(筆者提供)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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