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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术风云]谢泳: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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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良去世后,我把他晚年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又重看一遍,感慨颇深。

  周先生晚年的回忆录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完成的,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注意到,一是时间,一是地点。在美国完成自己晚年的回忆录,对于周先生来说,也真是人生的一次巧合。他四十年代从哈佛学成回国,正是一生最好的时间,然而这一阶段,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又最不堪回首,他早年的学术生涯与美国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哈佛七年的经历,就没有学者周一良,而没有晚年的回忆录,也就没有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周一良。周先生对于自己一生的反省,是他在晚年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独立性,特别体现在他所写的回忆陈寅恪的文章中,他九十年代回忆陈寅恪,用了《向陈寅恪先生请罪》这样的说法,可以想见,其内心是多么痛苦。

  青年时代的周一良,最为陈寅恪器重,但在五十年代,陈寅恪最看重的学生当中,几乎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他的许多学生,在思想和学术精神上,都背叛了他。陈寅恪在给科学院的答复中,就特别提到,他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就不是他的学生。在这次谈话中,他实际上批评了五十年代周一良的选择,他说:“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他对五十年代周一良的选择是很不满意的。周一良在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到,蒋天枢编陈寅恪全集时,把文章中与周一良当年论学的地方全都删除。周一良说;“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

  周一良对自己中年的否定,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他晚年多次对陈寅恪的怀念,正寄托着他心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独立性,悲剧早晚会降临,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周一良的经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来是学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五十年代的周一良,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与新时代达成了平衡,这是很令人困惑的。周一良本来对政治没有兴趣,一二·九运动时,他都置身事外。但五十代初期,他却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就选择了认同新时代,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选择似乎有些难以让人理解。我曾在一篇分析王瑶和陈旭麓的文章中说过,这可能与他们正值青年有关,因为他们最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准备如果还想有一点发挥的机会,就只有妥协,不然自己就成了废人,那时他们还没有在学术界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对周一良来说,也有这样的特点。我们从五十年代有限的一些学术杂志上可以看出,最活跃的,恰好是周一良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对新时代的认识和评价是真诚的,也是轻信的。按说,周一良是史语所出身,与胡适、傅斯年、赵元任他们感情很好。胡适曾给周一良写过极长的信,讨论他的论文,周一良还带他父亲送给过胡适戴东原《水经注》的抄本;周一良二儿子在美国出生后,他曾在给胡适的信中感谢胡适的问候,并说:“我们想请您给起个中国名字(排行字是‘启’),希望长者的福德智慧他日能企及一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二十九册,四八一页)但在政治选择上,周一良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周一良一九三八年到哈佛,一九四六年才回来,可能对于国内的政治比较陌生,季羡林的经历与他大致相同,这正是中国的抗战时期,所以在他们本来的“原罪”意识当中,比别的知识分子又多了一层。下面这个材料可以说明一些情况。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按他们过去政治态度,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党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党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约有七三人。……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如中文系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党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党,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一九五二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还有像傅鹰,有学术地位,工作也还积极负责,但不愿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工作,轻视马列主义,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

  在这个报告中,对于周一良是这样评价的:“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接受新鲜事物较快,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这种人约有五四人,以季羡林为代表。季羡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

  “这种人对马列主义理论与苏联先进经验,是积极学习,对学术思想批判也是较自觉的参加的。一般都比较年轻,与党团员、青年助教有较密切的关系,有入党的要求,有些也可作为培养对象。有些虽学术地位不够高,但有发展前途,如陈阅增、周一良等。他们现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中起着骨干核心作用。一般缺点是有些自高自大,脱离群众,也还不善于进行领导工作。”(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四九页)

  一九五六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较为开明的,在这次会议上,对于知识分子本来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但过了一年,就开始了反右。鸣放时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敢说话,其实与这次会议也有关系,因为知识分子从这次会议上感觉到了他们的“早春天气”。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不对的。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倾向,是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为基本前提的。一九五五年,他在第二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西洋“汉学”与胡适》,批判了他早年最尊敬的胡适和他曾在史语所中受惠颇多的傅斯年,这也意味着他对自己早年学术背景的基本否定。有趣的是,在本期的《历史研究》上,紧排在周一良文章后面的是田余庆的一篇《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而多年以后,田余庆正是用了胡适的研究方法,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与周一良和祝总斌成为北大史学系最著名的教授。五十年代,中国学者的历史选择,充满了历史的吊诡,当年最要唾弃的东西,恰恰成全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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