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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羊羊bling零散关于山东文革回忆文章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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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2011-02-03 13:23
父亲的回忆之二十








文革中的武斗事件,给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使工厂的生产、学校的教学、机关的办公全部停顿。同时有个别的对社会不满的人借此机会在社会上浑水摸鱼,甚至采取了打、砸、抢、烧、杀等破坏手段破坏社会(司法机关已处在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以上严重混乱的社会状况在全国普遍存在,安徽的淮南也不例外。因此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重视,及时调动和部署人民解放军赴全国各地指导文革的正常发展;这就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持革命左派的行动(简称:解放军支左)。党中央给安徽派来的是“6408(第十二军)”部队,军长是李德生。在我们淮南支左的是十二军下面的“126”、“127”、“128”(可能是团级单位)部队;驻在我们厂里的是“51”分队(可能是连级单位),连长姓崔。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解放军部队到达淮南;沿途街道的人民群众在所在单位和革命造反组织的主持下进行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场面之所以隆重,是因为人民群众和各革命造反组织对党中央的这一决定是坚决的拥护和支持。随后淮南市实行“军管”,成立“淮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军管会的主任由解放军的部队首长吴焕武担任;军管会下设两大指挥部:一是生产指挥部,二是生活服务部。生产指挥部对全市企业的恢复生产等秩序进行管理和指挥;生活指挥部对全市人民群众的商品供应和生活方面的等秩序疏导和管理。


解放军部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淮南执行“支左”工作的。无论你是哪一派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都要接受解放军的指挥和领导。“支左”工作开展的很顺利,社会秩序安定了,各工厂、企业恢复了生产,行政和政府部门也都正常办公了。同时解放军的“支左”部队召集所有的革命造反组织,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和布置,促使他们进行革命的“大联合”,成立统一的“革命委员会”。


我所在的面粉厂,在解放军兄弟亲情般的帮助下,在全厂工人和各方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率先在全市第一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一天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当天早晨一上班,在无数面彩旗的引导下,在锣鼓声、鞭炮声和口号声的簇拥下,庆祝淮南面粉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喜游行队伍从淮河东路一直走到军管会和市人委(在现在的朝阳路市公安局的对面)的门口。在面粉厂革命委员会带头成立的带领下,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业和学校等单位陆陆续续、前后不断的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按当时的说法是天天都是红色的海洋;革命的形势是一派大好,而且是越来越好。


军管会下属两个部其工作成效巨大、有条不紊,原因也归功于原市属各局分类的吸入和尽心尽责的工作。同时各区也相应的设立了“生产站”和“生活站”。田家庵的“生活站”站长,就是由我们市粮食局的局长王学武兼任的。有军管会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一边“抓革命”,一边“促生产”的大好形势就展现出来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31543e40101q9p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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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6-18
67军文革支左岁月
说明:为了能够公开,这部分删去一些内容。我的博客中许多文章帖子,因为过滤词等种种原因,网管不准公开。

六、与北海舰队的冲突和矛盾
       文化大革命只进行了3年,王效禹就倒台了,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和军队的矛盾。第一个与王效禹冲突的部队是北海舰队,随后与海军的关系也紧张了,由此王效禹迈出走向垮台的第一步。文革中北舰内部的矛盾与海军连在一起的,王效禹参与其中,实施了一些左右海军和北舰负责人的行动,要求按照他的旨意办事,受到抵制。
       北舰与王效禹的矛盾与67军密不可分,济南军区某些人也有责任,他们的偏袒促成矛盾的加剧。
       为了使读者能够明白来龙去脉,先介绍北海舰队和海军的一些情况。
       文革初期青岛主要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舰为海军兵力最多的舰队,执行兵团级权限,下属旅顺基地、北舰航空兵(简称“北航”)、烟台基地(1969年10月组建,原威海基地1964年2月撤销)等执行军级权限的部队。另外,舰队还直属快艇支队、潜艇支队、水警区等师级作战部队。防区为连云港以北的山东、河北、天津、辽宁所频临黄海、渤海的海空。当年因为与苏联关系紧张,加上日本、南韩及驻在那里的美军,为防止敌方从海上与空中突袭天津、北京,保卫全国重工业基地辽宁等地,海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在北部。到1969年,海军4个潜艇支队中2个,5个快艇支队中的2个,9个航空师中的5个,海军最大的4艘驱逐舰,中国陆海空三军中最大口径的180火炮全部都在此。其下属主要作战部队总数,大体相当于东海舰队与南海舰队之总和。这是一个直接面对敌方的重兵集团,有多支总参作战值班部队,中央和军委非常重视。舰队司令员刘昌毅、政委丁秋生因病主要在家休息,第二政委卢仁灿主持工作,二把手常务副司令员潘焱。1966年舰队共有16名开国将军(另外驻青海军院校中还有3名)。但其领导层内因历史原因矛盾重重,1961年12月由陆军调来的潘焱(曾任16军军长)作了很多协调工作,收效不大。
       驻青岛的67军领导层比较团结。另外,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忠厚不整人。所以,相比海军和北舰,济南军区和67军内部没有那么多矛盾。
       文革开始,北舰的矛盾与海军两派的斗争又搅和到一起。1966年5月27日,苏振华主持召开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以“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的影响为中心议题”,学习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批判罗瑞卿。6月17日转为海军党委全委扩大会议,被戏称为“海军马拉松会议”。北舰的卢仁灿、张晓冰(北舰参谋长)、宋景华(旅顺基地政委)、解长泰(北航副政委)等人赴京出席。会上,海军领导层中两派冲突,北舰与会者卷入其中。中央和军委领导批评了王宏坤、张秀川等人。林彪8月17日发话“停战收兵”,18日叶剑英、萧华向海军传达林彪指示,8月25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结束。这个马拉松式的会议没有解决海军的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发展,最高决策层内越来越乱,直接影响海军,复兴路海军大院内的两派重燃战火。
       1967年1月9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委托,传达林彪1966年8月13日对李作鹏等人的评价,称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旗帜鲜明”等等。16日海军党委下发文件,转发林彪的“评价”。18日海军党委174次常委会议上,决定李作鹏主持海军工作,批判苏振华。同时决定改组海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萧劲光任组长,李作鹏任常务副组长,王宏坤为副组长。张秀川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此为处理海军有关文化大革命日常工作的机构,简称“海军文办”。当时主持北舰工作的负责人被认为是苏振华的人,苏下台后,没有调整北舰领导层。海军中,称支持“李王张”的各级负责人为“左派”。
       北舰领导人一直比较谨慎,正派可有些固执的卢仁灿1953年5月任青岛市委常委。北舰副司令员邓龙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胶东地区作战,许世友的嫡系,参与指挥解放青岛的即青战役。他的大舅哥王云九,1928年的党员,青岛市副市长。北舰多位负责人同青岛地方领导关系融洽。
       以青岛三大院校为主的红卫兵学生1966年8月29日和30日两次批斗张敬焘。29日晚上的批斗会到30日凌晨2时多结束,30日上午接着在市委门前继续批斗,张晕倒现场,随后住进人民医院8号病房。谭启龙31日在政协礼堂召开的大学生会议讲话,学生要求张敬焘到场。谭启龙安排李元荣与两名红卫兵前往人民医院把张带来。
       为了保证张敬焘的安全,谭启龙以济南军区政委的身份31日找北海舰队,希望张书记等人到驻青海军医院休养治疗。卢仁灿当即电话请示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海军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同意,9月1日清晨4时张敬焘(化名王海)住进海军401医院高干病房二病区,当天晚上转到空勤科。海军部队想方设法保护他们。
       1967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发出文件《重申绝不许军队当防空洞的通知》:“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王效禹得势后,指责张敬焘住进401医院是北舰保护走资派。
       还有一个情况,王效禹1965年10月在崂山县四清工作团任副团长时,当时部队也派干部参加社教,北舰正师职快艇1支队政委张慕水(55上校)到崂山任副团长。张慕水到期回部队,北舰正师职原岸防政委独庆夫(55中校)作为第二批人员到崂山参加四清。工作团还有一位正师职陆军干部,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
       8月31日上午,王效禹在崂山县表态支持学校教师给四清工作团贴大字报,消息反馈到谭启龙,谭要求北舰领导布置舰队在崂山四清工作团的人员与王效禹谈话。因为独庆夫到四清工作团时间短,北舰司令员刘昌毅、政委丁秋生在东海饭店召来已回部队的张慕水,要张重回崂山工作团。
       张慕水8月31日下午匆忙赶到崂山县驻地李村,和周化南商议后,采取与王效禹下象棋的方式拖住他。但王效禹在22时左右借口出去有事在崂山党校召集41中等学校教师会议,再次表态支持教师们的行动。午夜时分,周化南、张慕水派人找回王效禹,张批评了他。王不服,与张慕水争论的面红耳赤。王效禹对北海舰队有了意见。
       王效禹策划领导了1967年“122夺权”,1月27日夜军委通知济南军区支持青岛夺权,67军连夜抢先派人到王效禹家中,把他请到位于武定路的军部,军部礼堂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效禹、张汉祥等人到达,有位军人喊了声“起立”。67军XXX上前报告:奉叶剑英同志命令,67军支持王效禹同志。
       第二天(28日)北舰才有行动,派部队与67军一起在青岛举行武装游行,支持夺权。北舰比67军晚了一步。
       另外,当时青岛市委常委中有3位驻青部队负责人:北舰卢仁灿,67军政委陈继德,青岛市武装部长何传修。1月22日夺权的当天,市造反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令》,其中第2条:“前青岛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负责人,前青岛市市长、副市长、各局局长、处长,自本通令公布日起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
       对于此“通令”,卢仁灿不清楚夺权的情况,没理会。卢政委不仅没去造反派那里报到,1月23日还对舰队机关少数准备上街支持夺权的人员表示: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写支持的标语。
       67军的XXX,自觉前去报到。负责登记的工人造反派于景瑞,根本不知道青岛市委中还有军人常委。他看到一位驻青陆军领导前来登记,真有些受宠若惊。此情况汇报到王效禹那里,他认为67军主动支持配合夺权。
       以上介绍青岛两军情况,只是说明到1967年1月份,在王效禹心目中北海舰队已经落后67军的原因。1月份之前,67军没有什么大问题,陈继德、李水清的言行无可厚非。因为造反是毛泽东发起支持的,王效禹得到领袖认可。作为北舰和67军这一级的负责人,不可能怀疑和与中央文革小组作对,最多只能私下说一句不理解。
       从2月7日到3月8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增补驻青部队负责人为常委,他们是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元培、政治部副主任胡汉生、北舰航空兵3师副政委刘同善3人;67军政委陈继德、副军长齐威和孔瑞云、副政委王金泉、军政治部副主任耿焕林5人,北舰和67军共8人到青岛市革委会成为支左军代表。张元培是张鼎丞的堂弟,开国少将,长征时即在中央红军总部工作,与周恩来熟悉。
       1967年3、4月间,北舰与王效禹发生正面冲突。原因在于如何选拔任命夺权后的青岛市各级革委会一把手。
       对这个问题,王效禹公开宣布的人选原则,是建立一支以年轻造反派为核心的领导骨干队伍,这正符合青岛杨保华、孙相银等青年造反派的心意。
       王效禹的这个方案,主持北舰工作的卢仁灿、潘焱等人认为不妥,舰队支左代表提出反对意见。但67军XXX等人却坐在了王效禹、杨保华一边。
       会上争论无效,北舰党委以支左军代表张元培等3人的名义,4月29日向中央军委和林副主席送交报告,共分8个方面,阐述他们不同意王效禹意见的理由。认为“迄今市革委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临时权力机构”,有些当权的造反派“压制打击革命群众,搞两面派,发展个人势力”等等。
       这下捅了马蜂窝,王效禹、杨保华这些造反派视北海舰队为仇敌。
       北舰张元培等人的报告,军委一直没有回音,1967年3月以后的军委也不可能有回音。抵制中央文革的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等帅级人物自身都难保,被打成“二月逆流”。这一时期,全国的内蒙、广州、成都、昆明、福州、武汉等大军区以及青海、湖南、广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等省军区纷纷因为“支左”犯错误,负责人被批斗或者写检查。
       北舰与王效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5月29日,中央调张元培到北京支左,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军管会主任。北舰派副司令员邓龙翔任驻青岛市革委会军代表。
       这一阶段(2月至6月),青岛出现了“拉鞠事件”,因为鞠维信与杨保华的矛盾,以及青岛市南区部分干部群众和造反人员对鞠的不满,数百造反组织联合提出“把鞠维信拉下马”。5月18日王效禹讲话同意批评教育鞠维信。
       5月份的北舰机关内部两派互相攻击,乱成一锅粥。
       此时,原本混乱的北舰在镆铘岛“529海战”中失利。北舰出动护卫舰1艘,护卫艇15艘,快艇6艘,猎潜艇1艘,组成3个突击群,将这场微型海战打的一塌糊涂。两次发生误击,死亡……,还撞翻渔民的1艘渔船。敌艇返回特务船“源渔”号上逃逸。
       当时北舰作战指挥所内两位主要指挥员XXX和XXX,正处于作战紧张阶段,北舰机关造反组织冲击作战指挥所,与指挥所外警卫连战士发生冲突,非要正在指挥所中的舰队领导出来。XXX只得中断指挥出来解答问题。
       这次作战区域属于济南战区,已是军区第一政委的王效禹抓住时机,向北舰发难。
       6月10日,王效禹以省革委名义向青岛发电报,认为鞠维信是“好同志”,不准“拉鞠”。鞠维信原任市南区委书记,北舰负责市南区的支左任务,快艇1支队副政委岳昆任市南区首席军代表。王效禹把“拉鞠”的责任嫁祸驻青海军,指责北舰是“拉鞠”后台。
       王效禹6月15日在济南接见驻青海军潜水艇学校支持王效禹的造反组织潜校红联总负责人XXX、XXX等人,以及海军政治学校红联和红革司,北舰护士学校延总等30多人,山东省军区副参谋长庄中一在座。王效禹表示“拉鞠”是北舰党委支持的。
       驻青岛海军军事院校的一些造反组织积极参与山东、青岛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王效禹、杨保华。王效禹也利用这些组织插手军内,搜集北舰和海军内部有关文革情报。简单介绍这些组织的来龙去脉。
       海军潜水艇学校(简称“潜校”)是执行师级权限的军事院校,校长于侠(64少将),政委赵宏博(60大校)。原来主要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军(简称“潜校造反军”)批斗赵宏博,1967年1月27日以造反军为主组建夺权委员会。对造反军不满的部分学员和教职工2月份准备建立新组织。4月9日,海军文办致信潜校造反军,肯定其在海直机关“一月革命”和“二月决战”中大方向正确,还未正式宣布成立的红联总负责人给全军文革打电话,状告海军文办对潜校打一派拉一派。4月20日和21日连续两天,潜校两派为抢广播站而武斗。4月29日,“海军潜水艇学校红色造反联络总部”(简称“潜校红联总”)宣布成立,因为潜校一些教职员对造反军文革初期的造反行动有意见,而且红联总与全军文革有联系,该组织迅速扩大。但是,潜校红联总参与了5月13日北京著名的军内两派演出冲突事件,支持“冲派”,不仅被造反军抓住把柄,还失掉李作鹏的支持。红联总要寻找新的靠山。
       海军政治学校(简称“海政校”)执行军级权限,校长康庄(61少将),政委吴罡(61少将)。原来主要的造反组织名称“红四野”(简称“海政校红四野”),批斗吴罡。1967年4月20日以红四野为主在海政校夺权,因为内部意见分歧,红四野分裂,下属组织“115师”4月25日宣布开除红四野总部,成立“红革司”,与另一造反组织“红联”联合。但这两个组织比较弱,在青岛地方文革中的作用无法与潜校红联总相比。
       王效禹接见后,潜校红联总从济南返回青岛,6月17日成立“揪拉鞠黑后台独立师”,XXX任“师长”。当日青岛革委会副主任杨云良和北海舰队文化部的XXX在人民会堂要求潜校红联总“抓住岳昆进行调查”。19日杨保华、杨云良、孙相银、XXX等6人到潜校找张克文等人商议后回去,约24时杨云良电话通知要求抓岳昆。
       6月21日下午市南区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这是潜校红联总与市南区革委会一把手XXX事先商议好的。蒙在鼓里的军代表岳昆参加会议,会议室隔壁房间坐着9名潜校红联总人员。XXX为了拖时间,会上讲了许多废话,19时许,丁告知10分钟后结束会议。过了1小时,岳昆离开市南区革委会回家,约21时行至广西路游泳馆附近,被尾随的红联总人员强行绑架到潜校关押审问。
       1967年6月22日海军获知岳昆被抓的消息,23日以海军党委名义向青岛打电话批评潜校红联总,要求“应立即把岳昆放出来”。但在王效禹、杨保华支持下,红联总23日24时发表声明,认为抓岳昆“完全是革命行动”。26日红联总在校内殴打校长于侠,并抢走手表。
       山东省革委办公室秘书张绪典奉旨6月27日给潜校红联总负责人XXX打电话:岳昆的问题不管怎么严重,还是打不倒的。关键是要通过他往上摸,了解舰队内部情况。不要干一步请示一步等等。当天,揪后台独立师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成立5个调查组,分别调查北舰卢仁灿、潘焱、易耀彩、张元培、赵汇川。随后“独立师”的这帮人马上赶赴济南汇报,王效禹28日在济南南郊宾馆接见。事后,王效禹对一起赴济南的杨云良说:“揪拉鞠后台,中央一广播,好让北舰下台”。
       毛泽东6月22日签发《总参关于北海舰队打击蒋匪特务船战斗失利》的通报。
       关锋7月2日在北京谈到青岛问题时说:“我看了一些材料和群众来信,很明显,北海舰队是不对的。”“海军分成两派是好事,通过这个事就可以把北舰的盖子揭开”。
       揪后台独立师7月10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加强对北舰航空兵(北航)的工作,策划北航脱离北舰领导。
       7月13日主持北舰工作的卢仁灿下台,舰队工作由常务副司令员潘焱负责。赵汇川,参谋长张晓冰,政治部主任李镜如等人受批判,青岛大街上到处张贴“打倒卢潘赵”的大标语。
       北航“左派”XXX(55上校),想通过支持王效禹增加自身资本达到任北舰政委或副政委的愿望,北航番号4100部队。他于7月11日就表态支持潜校红联总,16日又组织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一OO部队声明》,认为“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以杨保华同志为首的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红色新政权。”
       XXX的言行,驻青海军绝大多数人十分反感。
       1967年7月30日,王效禹在济南的一次谈话中说:“青岛问题在海军”。31日杨保华到北舰指责舰队党委“北海舰队执行了错误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青岛要是没有67军,第二个武汉事件就可能发生。”
       针对青岛的海军学校参与地方文革的情况,海军党委于1967年8月4日专门发出文件《对海军驻青岛学校当前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指示》,第三条“立即停止外出串连,双方立即撤回外出人员。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根据中央军委‘310’通知、‘529’指示和“621”通令的精神,今后任何组织和个人‘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联,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及地方组织搞串联’,‘地方组织也不要到军队串联’,凡是已去外地或本地区外单位及地方组织串联,立即全部撤回;不准在外地或本地区设立联络机构,已设立的立即撤销;也不准以任何借口,把地方群众组织引入校内进行集会、游行或辩论,参与两派之间的斗争,介入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驻青岛学校的一切革命组织,要尊重并支持当地驻军领导和革命委员会,如有不同意见,应以口头、书面汇报的方式提出,或向上级领导机关反应,绝不能公开会、社会化。”该文件转青岛市革委会和67军。
       7、8、9月份北舰领导班子调整,这是个机会,王效禹完全可以抓住时机改善与北舰的关系。毕竟这是军队系统,与地方两回事。可小人得志的王效禹不重视,反而采取非常愚蠢的行动,直接插手海军的人事安排。北舰兵力部署和作战区域涉及3个战区: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对于北舰主要领导的人选,济南军区的杨得志、袁升平根本不参与意见,只有王效禹和杨保华等地方造反派在那里瞎忙活。他们所推选的人是XXX。
       9月2日至10月14日,北舰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王效禹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出席。刚到青岛,分别与北舰的易耀彩和XXX谈话,他的意思很明白,表明山东省革委会支持XXX。
       李作鹏根本看不上XXX,他的副军职务和1937年12月参加八路的资历相比较而言浅些了,而且因为支持王效禹,在北舰的威信如此低。李支持1929年5月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北舰副司令员易耀彩主持舰队工作。XXX彻底倒向王效禹和杨保华,想依靠他们来个咸鱼翻身。王效禹也想在海军有个高职务的内线,两人一拍即合,多次会面,X提供了许多海军和北舰内部情况。
       王效禹参加北舰党委扩大会议,具有戏剧情节的是他在会上把北舰两派都得罪了,而且都是针锋相对。
       海军没有按照王效禹的意图进行北海舰队的人事安排,王效禹不仅继续和北舰做对,与海军也顶上了。
       王效禹9月22日在青岛参加北舰会议期间,到67军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青岛造反派较年轻,没有受压,有部队支持,特别是6037部队(67军)给撑着腰,没有受苦。但是北海舰队在这方面插了一只脚”。
       王效禹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67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舰认为自己提的意见正确,级别高还不服67军,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军有了矛盾。舰队换了领导,仍旧受王的压制。10月24日,北舰支左办公室被捣毁。可新任舰队领导得到李作鹏的支持,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
       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11月14日联名发出中发[67]344号文件《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摘录其中部分内容:
       “一、各大军区、海军舰队、军区空军机关、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目前一律不搞四大。”
       “三、,已经批准开展‘四大’的军队院校、文艺、体育、科研、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按系统、按部门、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各院校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积极进行教育革命。”
       “这些单位,必须坚决按照中央历次指示,不准再外出串连和在外地、外单位设立联络机构。”
       “对上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送材料。”
       “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要干涉和插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这份中央文件最后强调:“此通知,应立即向全体人员传达,并坚决贯彻执行。”
       海军根据中央344号文件,发出指示,要求海军军事院校的造反组织不要到地方串联。
       1967年11月底,北舰与青岛市革委会关系突然紧张,起因在于林彪为海军的题词。
       11月15日,海军召开“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北舰副政委宋景华,旅顺基地政委冯尚贤率团赴京参加会议。林彪29日为大会题词“大海航向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海军迅速将“林副主席”题词和报道电传下属各部队,北舰当晚举行庆祝活动。12月3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接见与会代表。
       海军将林彪题词通知北舰时,新华社还没有正式公布此消息。12月1日,北舰召开庆祝林彪题词大会,邀请市革委和67军参加。小心眼的杨保华倍加嫉妒,竟说召开庆祝会应该以市革委为主,北舰前来参加,向省革委和中央发电报,指责北舰以林彪题词来分裂青岛市革委会。此时北舰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庆祝会能使杨保华以此为由向中央告状。
       12月4日青岛市革委和67军联合召开庆祝大会,北舰应邀参加。
       也是在12月4日,与海军已经有仇的王效禹接见潜校红联总XXX等人,王直接批李作鹏的讲话,还指责“易耀彩主持舰队工作,我是知道的,北舰党委扩大会议以后继续向右转”。
       针对不准军队院校到地方串联的问题,王效禹4日的谈话中对潜校红联总的人说:“关于到地方串联问题,红四野不是还在地方吗?那你们也可以去”。“你们到地方是支左,不能说是串联。你们以后还可以继续去,有问题有困难找杨保华,我已经告诉他,叫他支持你们。”在王效禹的支持下,山东和青岛革委会一直与驻青海军院校的一些组织密切来往,通过这些人搜集海军和北舰的情况,提供给王效禹、杨保华、67军。
       北舰12月1日的大会,一些由海军支左的单位前去参加庆祝林彪题词,杨保华把这些单位一律视为支持北舰反对市革委。例如市交通局、水产局司令部、捕捞公司指挥部等等。其实这些组织都是老造反派,曾坚决支持过王效禹,也无意反对市革委。但杨保华的言行激怒了这些造反派,他们又和5月份的“拉鞠派”联合起来了。这些被定为犯错误的拉鞠派,很多都是按照5月18日王效禹同意批鞠维信后才参与拉鞠,没想到王效禹为了暗算北舰,6月10日突然决定不准批鞠维信,把这些组织定为犯了错误。他们趁着12月的这次机会,发泄不满。
       青岛又乱了起来,两派争斗,你来我往。王效禹、杨保华向中央发电,把责任完全推到北舰身上,67军与王效禹、杨保华的意见一致,向济南军区和军委办事组也是如此汇报。开始阶段,北舰还蒙在鼓里,海军的李王张得知后,批评北舰不注意团结。
       中央文革小组12月10日先把王效禹、杨保华等人召到北京,商议解决青岛驻军的问题,军委办事组参加。到北京的当晚,周恩来等人听取单方面的汇报直到11日凌晨3点多,周恩来宣布解决青岛问题由康生具体负责。康生与王效禹等人商议后,成立解决青岛问题13人领导小组,组长康生,组员杨得志、王效禹等人。
       杨云良12月11日即向潜校红联总的XX、XXX通报准备开始的北京谈判:“主要目的是解决北舰支左大方向问题,实际上是个你上我下,搞个水落石出。杨保华已于10日到济南和王效禹研究,再从济南上北京。这次看来是个硬仗,舰队很可能叫红四野去,因此找你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你们也去。走时最好能把舰队支左方面的材料和其它方面的有关材料准备好带去,具体怎么联系到哪儿再说。”
       12月12日召主持北舰工作的副司令员易耀彩,67军政委陈继德等人到京开会。
       杨云良与潜校红联总的人先后赴京,具体联系地点定在京西宾馆的接待室。会议开始后,每次会面,杨云良都把当天会谈情况,如中央哪个首长参加,会上谁发言,态度如何,有什么结果等等通报给石峥、李有贵等人。他们再写成文字资料,通过铁路系统的电话,直接打给67军驻青岛铁路分局军管会的人员,传回潜校红联总。驻青海军院校和开展四大单位中支持王效禹的一派马上行动,配合北京谈判,主动出击。搅的青岛一些海军单位连续发生武斗,一度混乱。极少数的海军人员上街张贴大标语,坚决支持王效禹和67军,批北舰。12月19日,海政校的红革司和红联在全市散发长篇传单《致易耀彩的公开信》,提出:“向支左红旗六O三七部队(67军)学习”。“你(易耀彩)必须向全市人民作出公开检查,低头认罪,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北京谈判会上争论激烈,王效禹、杨保华等人攻击栽赃北舰。67军又一次站在王效禹一边。X认为杨保华口吃,说不过北舰代表,马上打电话从青岛调来能说会道的著名造反派宫树德参加会议。王效禹报杨成武同意批准,召来支持省革委的北舰XXX和海航XX师XXX等人到京,并通过自建情报系统收集有关北舰犯错误的各种材料提供青岛市革委代表和67军,增加谈判的分量。
       中央文革站在王效禹一边。杨成武与中央文革观点一致,倾向王效禹、杨保华和67军,批评北舰。
       北京21天的打官司谈判,山东省革委王效禹、青岛市革委杨保华、济南军区、67军的强大联合阵线,在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的支持下胜利了。海军和北舰败下阵来。
       但李作鹏不是吃素的,后台是谁都知道。康生等人也批评了王效禹、杨保华等人对海军和北舰的恶劣态度。
       12月30日,青岛市革委杨保华和杨云良,67军李水清和陈继德,北舰易耀彩和田麟勋共三方负责人,联合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共6条。
       “决议”宣传67军在支持王效禹、杨保华等造反派的“‘三支’‘两军’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大方向,是广大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一面红旗”等等。
       同时认定北舰“前舰队党委常委的少数领导同志在几个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他们保护旧省委和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积极支持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以后,他们有利用‘拉鞠’,支持‘炮轰政法部’,攻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曾经给青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第五条规定:“部队和海军院校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一月十四日的通知,不准在部队内部串连,更不准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也不准干涉和插手部队的文化大革命。”
       第六条:“由北海舰队、六O三七部队(67军)、市人民武装部,并以六O三七部队为主,联合组成青岛市支左工作小组,在市革命委员会的协助指导下,统一领导军队支左工作。”
       1968年1月13日,中央批转青岛市革委会、67军、北海舰队三方在北京联合签署的“决议”,认为“这一决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1月16日,以中发[68 ]7号文件发出。
       此番较量,王效禹胜利了。随后,67军的军长政委升官了,真有些怀疑是否沾了王效禹和谈判的光,时间太巧合了。与此同时,另外一位肯定是沾光的,不满28岁的工人造反派杨保华,1968年2月10日正式任命为青岛市的一把手,坐上市革委会主任的交椅。第一副主任为接替陈继德任67军政委的王金泉,第二副主任为主持北舰工作的易耀彩。参与绑架北舰支左军代表岳昆的主要策划者,造反大学生杨云良也是副主任。
       易耀彩在市革委完全是挂名的,除了在表面的会议上说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废话外,基本不参与地方的文革。
       67军喜气洋洋成为青岛支左工作的主管者,也就跌进文革军队支左这个搅不清的泥潭当中,犯错误和倒霉的时候到了。
       青岛市1月17日接到中央7号文件,杨保华等人18日大量翻印,广为散发。
       北舰被批,XXX很高兴,此时他的女儿正与杨保华谈恋爱。其夫人XXX(第XX中学教师)对杨保华说:“想当初我们拿命来保你们,你们上了中央文件,什么都有了,现在我们X主任什么也没有。”
       李作鹏肯定不会使用与王效禹、杨保华紧密站在一起的XXX。1968年夏天,海军决定免职后通知他去天津休养。离开青岛前,杨保华单独与X及其家人在山海关路9号会面,于景瑞亲自把门。XXX发了顿牢骚。
       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请假检讨”去了,先下台。1968年3月22日,军委办事组换了人,不让XXX干了。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中倾向王效禹的人都进去了。
       王效禹一直仇恨海军,引发海军不满。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一把手杨保华,自认为有中央文革作后台就可以占山为王,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效禹在青岛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1968年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央正式筹备党的“九大”,全国各地开始酝酿本地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山东的王效禹、韩金海、杨保华、杨恩华、国恕连等众多造反派成为代表。XXX也想成为九大代表,可在海军根本没有希望。他求助于王效禹、杨保华等人。为了帮助准丈人XXX,杨保华向海军发难。
       1968年12月开始,杨保华等市革委负责人指挥专业武斗组织文攻武卫连续向北舰军管单位、海军驻青岛军工厂和军事院校主动发起进攻,挑起武斗。12月16、17两天,6千多文攻武卫人员包围由海军军管的青岛捕捞公司,砸了军管会,军管会主任孙福财,副主任黄宏远等人被打伤。
       1969年1月22日凌晨4时多,数千文攻武卫人员冲进海军4406工厂,军管会成员被打并赶出工厂,档案文件被抢。
       1月26日,杨保华亲自策划,调集2万文攻武卫人员,在文攻武卫副总指挥刘仲石指挥下,设立总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以突袭的方式,攻打没有防备的驻青海军潜艇士兵学校(潜士校),同时包围海军高炮阵地和4808工厂等地,潜士校的数百名海军干部战士遭到殴打,抓走20多名现役军人,抢走全部军用汽车、9麻袋文件档案、大量军用物资和个人物品。北舰与青岛市革委会的矛盾达到顶峰。
       潜艇士兵学校是在潜校水兵训练团的基础上组建的,执行师级权限,校址青岛沙岭庄。文革时期两派主要造反组织红色战校和红总,红总支持王效禹,发展到后来,这个组织不到10人,长期在校外。1968年10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潜士校,原学校领导机关搬到天津草坨子,组建“海军草坨子五七劳动学校”,学校教职员海军另行分配。潜士校红总的几名成员估计不可能留在青岛,前途莫测,于是向杨保华告急。
       1969年1月,已撤销的潜士校向天津搬迁,红总的人编造学校正在向外转移海军、北舰整理的有关王效禹等人的黑材料。杨保华为了抓到海军反对山东和青岛市革委的证据,也为他的准丈人出气,决定攻打潜士校,找到黑材料。文攻武卫行动前,潜士校红总的人领着秘密查看地形。
       可是文攻武卫在潜士校没有搜出一份海军反对王效禹、杨保华的文件材料。北海舰队保持克制,没有派出部队和人员与文攻武卫正面冲突,只是搜集证据,迅速向海军和军委汇报。此时中央正在筹备“九大”,不能再“动乱”了。杨保华在青岛策划组织攻打海军院校的武斗,引起军委办事组的极大愤怒。
       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和前任不同,与中央文革走的不是那么近,他们非常反感王效禹。
       偏袒王效禹的中央文革1月31日凌晨就“攻打潜士校”不得不向王效禹发出3条指示:1、“请你查明事实,立刻报告中央”。2、如情况属实,请你指令杨保华立即制止这种错误行动。3、……等等。
       王效禹的秘书朱文接到电话,立即赶到王效禹家中汇报。王一声不吭,坐了好一会,才对朱文说:“你给杨保华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事,把中央的批评告诉他一下,如有这样的事,立刻制止。”
       中央文革来的电话,朱文不敢怠慢,又赶回办公室,3时30分给青岛打电话。电话接通后,青岛那边知道是朱文打的,朱文又不能透露电话内容,青岛方面答复杨保华夜间不接电话。朱文反复交涉,近2个小时后,杨保华才接电话,朱文传达了中央文革下达的3条。31日当天,杨保华即向省革委发来电报,不谈如何落实中央文革的3条,也不讲真实情况,通篇都是潜士校的种种错误和需要解决潜士校问题的各种理由。
       王效禹看了杨保华的电报说:“看来他们是进了潜士校了,很被动”,但王仍将这一电报转发中央文革。同时他以省革委的名义给杨保华发电报,重申中央文革的第1和第2两条。
       王效禹2月1日派济南军区副司令员XXX和韩金海赴青岛调查处理,又让朱文通知杨保华:“你要作高姿态检查,要主动,韩金海和XXX同志今天到青岛去。”当日15时,韩、X到达青岛,听了杨保华的检查,按照王效禹的调子,批评了杨保华几句。2月3日,韩、X在青岛主持召开青岛市革委、北舰、67军3方负责人会议,杨保华做检查并受到批评。北舰要求传达中央文革指示和单独汇报潜士校事件,会议主持者不予理会。
       韩金海、XXX回到济南,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杨保华已作了检查,批评北舰在此事件中姿态不高。
       北舰的报告也到了中央。此时的军委办事组与1年前的已经大不一样了,李作鹏是主要成员之一,黄永胜、吴法宪与李作鹏观点基本一致。
       实话说,杨保华幸亏没有攻打4808厂。这个数千人的大厂,除了少数人的“火线指挥部”支持王效禹、杨保华外,绝大多数人参加的“大学派”都是反王杨的。因为是海军的工厂,大学派一直没有被压垮。1968年初中发[68]7号文件下发,李作鹏下的死命令,青岛地区的海军部队、院校、工厂等等一律不准参与地方文化大革命,包括4808厂在内的海军企业的群众组织,严禁在厂区外与地方组织发生冲突。
       杨保华确实制订了强攻4808厂的武斗具体方案。1968年夏天,海军将XXX调离青岛,引发X的准女婿杨保华的愤怒,他要报复。1969年12月18日杨保华在检查中承认,当时他找来文攻武卫副总指挥陈国民等人亲自布置攻打4808厂。首先让厂内“火线指挥部”主动挑起武斗,文攻武卫以制止武斗为名强行进入,借机攻下整个厂区。为了防止“大学派”从海上逃走,事先在小港码头埋伏船只,封锁水上通道。这个武斗计划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执行。该计划文攻武卫的一些人知道,杨保华不得不交代,但他在检查中避而不谈制定武斗计划的原因。
       4808厂大学派的领导等极少数造反派,为了防止文攻武卫组织在67军的配合下强行武装攻打,私自秘密在厂区多处主要通道和地方埋放了大量炸药。如果杨保华指挥围攻,采取与潜士校相同的方式,以卡车乘坐文攻武卫人员强行冲入厂内,卡车和车上所有人都会被炸上天,那将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惨烈武斗。万幸的是,1968年12月至1969年1月,杨保华指挥文攻武卫攻打的是基本没有防卫的捕捞公司、4406工厂和海军潜士校,没有染指4808厂。当年如果在4808厂发生武斗,那时的青岛市革委会和北舰都逃脱不了干系。
       作为一级地方权力机构的青岛市革委会,杨保华1968年底不仅做了一件针对军方的错事,而且还是低级的蠢事。筹备九大期间出现有预谋的针对海军的一系列武斗,再凭李作鹏与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的关系,军委办事组直接插手处理这件完全由杨保华等人挑起的武斗事件,成为一个重大转折点。
       说点题外话。1968年夏天,针对李作鹏,XXX曾对杨保华恨恨地说:“我等他10年,看谁是野心家,谁是两面派。”
       1年后,王效禹倒台,XXX被批判,成为“野心家”。
       3年后,李作鹏被抓,所有的罪名中,“野心家”只是个小问题。
       9年后,因为是被李作鹏所整,申诉时就好办。XXX调出海军安排工作,到军队XXXX上班。离休后写了一些曾在四野和抗美援朝的回忆录《……》、《……》、《……》,这些书写的不错,提供不少真实资料。现在网上一些人大加赞赏。
       12年后,李作鹏被判刑。
       不妨再“等”若干个“10年”,将来的研究者,如有兴趣,会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中的小小插曲呢?


七、与济南军区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在领袖支持造反的主导下,整体局势越来越乱。全国各个省市区以下的各级党委政府,很快土崩瓦解,基本瘫痪,绝大部分负责人成为走资派遭批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核心的管理经济生产的体制。群众造反组织的猛烈冲击,不仅使全国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也基本摧垮了这套经济生产指挥体系。
       无政府的社会以及工业、农业生产停滞,大麻烦就要降临。60年代初期的状况就在眼前。
       1967年1月上旬,毛泽东从上海《文汇报》被接管等事件中得到启发,造反组织夺权,可以重新建立新的权力机构。1月15日上海造反组织接管上海市委和市人委,领袖予以支持,全国迅速刮起猛烈的一月夺权风暴。
       北京首先乱了。1月17日至20日,北京市委人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财政部等各部委造反派相继夺权。
       毛泽东就在首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控制北京的局势。但面对全国混乱的局面,各地造反派不是很听话,毕竟有些鞭长莫及。领袖马上作出决策,1967年1月23日制定中发[67]27号文件《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以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名义联名发出,命令军队插手地方文化大革命。
       山东各地驻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夺权引发的两派矛盾。一些地区的军队面对两派,倾向多数派和表态支持军队的一派,这一派一般开始成为掌权派。
       1967年4、5月份,济南和山东两级军区因为支左,与王效禹和造反派产生矛盾。这与北海舰队与王效禹的冲突基本在同一时间。
       省城济南的夺权,在全国是个特例。因为中央文革支持的青岛夺权在先,1月27日中央表态承认,当天深夜,军委叶剑英发出通知,要求驻青岛军队支持王效禹,命令首先下达到济南军区。所以王效禹赴省城夺权,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都清楚他的来头。按照王效禹的指示,1月底2月初省公安厅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抓捕山工联等正宗造反组织负责人,批判山大主义兵,压垮了在山东有赫赫造反功绩的这一派。2月3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组织在山东省夺权,济南军区和省军区都是支持的。前面已作了介绍。
       山东最大、人数最多的著名造反组织山工联、山红联的垮台,主要责任在王效禹。与山工联、山红联对立的,不仅有韩金海、王竹泉的山工总、红山指等造反组织,还有其他一些曾持保守观点的组织,他们欢欣鼓舞。在一些单位,持保守观点的组织很快填补了垮台造反组织留下的空白。这些组织党团员多,正派人多。
       2月中旬,按照中央关于军队支左的文件,军队人员进入工厂学校商业等等各单位。大部分军队人员参与三支两军后,与毛泽东、王效禹的意愿相反,倾向保守组织。省城出现两个人员汇集点,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造反派告状的地方。
       济南之外的山东各地,1967年2至4月这段时间部分造反组织因为得到军方支持在当地掌权,对坐上山东第一把交椅的王效禹既不热情也不紧跟。1959年因为右倾问题他从政界销声匿迹,1965年6月才重新到青岛任职,山东军队以及当地造反组织,对这位从青岛起家的老干部造反派不熟悉,王效禹是个好大喜功又记仇的人。而对立面不掌权的少数派,却把翻牌的希望寄托在王效禹身上,表现的热情拥护坚决紧跟,王效禹兴奋异常。
       王效禹以省革委名义向中央和中央文革发电报,批评山东驻军支持保皇派。
       山东省军区的汇报不及时。
       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都站在王效禹一边,毛泽东也倾向王效禹。
       4月份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中央通知山东的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参加。王效禹带着老婆刘崇玉一起乘飞机赴京,为什么要带刘崇玉?后面文章中解释原因。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4月25日16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谢富治、张春桥、肖华、杨成武等人听取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的汇报,刘崇玉和山东著名造反派王竹泉、杜春胜参加。周恩来、康生、关锋、肖华等人讲话中批评军队支左的错误,要求马上改正。杨得志提出: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反映距离太大了!肖华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嘛,你的屁股坐错了等等。
       说点题外话。1967年4月25日16时至23时的这次接见,是按照笔者收集原始资料上的时间写的。现在百度文库收录资料上的时间是4月26日。谭启龙有回忆录《文革初期在山东》,按上面的时间推算也应该是4月25日接见。
       回到济南,韩金海、王竹泉的造反组织4月29日包围济南驻军支左指挥部,给军队一个下马威。
       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曾对湖南湘江风雷等组织作出批示,湖南省军区马上行动,抓捕该组织数千人。这一阶段,在全国一些省市实施三支两军的部队,对当地造反派采取了行动。例如青海八一八,河南二七公社,山东山工联,四川工造团,福建革造会等等,有些地方发生流血冲突。
       中央文革很快收回2月4日的批示,湖南省军区被套进去了。以上诸多冲突中,都有中央文革的身影,各地军队基本都犯了错误,中央文革抓住把柄。江青等人之所以制造冲突,主要原因在与她指挥不了军队。文革开始后,江青逐渐可以左右全国的形势了。军队属于军委领导,没有授予中央文革指挥军队的权利,军人支左后,这个女人发现自己说话有些不灵了,她要找事。另外毛泽东也支持造反派。
       但在全国军队基本都犯了镇压造反派的错误后,济南和山东两级军区2月初夺权时也镇压了造反派,因为有王效禹而没犯错误。3月份后军区与王效禹有了矛盾,中央文革抓住时机,把济南军区也打入犯错误的行列。
       张春桥、姚文元两人4月30日到济南解决山东问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作了抗争,但事与愿违,毛泽东倾向王效禹。
       山东省军区5月4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
       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
       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
       三、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毛泽东5月7日在山东省军区的报告上批示: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来说,占少数),省军
                                    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
                                           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认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这确实给王效禹撑了腰。
       5月10日,毛泽东又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批示,此信的具体情况如下:
       刘伯承1967年4月30日转报的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这封写于1967年4月29日的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压,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
       这封信,刘伯承在请叶剑英等人转报时写了一段:“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加了着重号。
       对这封信,毛泽东5月10日作了两条批示,第1条批示:
                                   此件送总理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
                            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毛泽东在刘伯承写的那段话加了着重号处写了第2条批示:
                                   这是张春桥、姚文远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表现的情况,其实
                            不是那样严重。
       针对济南和山东两级军区,毛泽东还有其它批示。
       5月9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178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材料中说,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这两位军人是支持王效禹的,他俩在信中反应写了5个方面的问题:
       (一)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
       (二)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
       (三)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
       (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的问题。
       (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
       对178期“简报”刊登的这封信,毛泽东5月11日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
                                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另外,毛泽东5月13日还对参加济南支左人员秦厚德的来信作了批示。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明显支持王效禹,认为山东军队在支左方面“大都可能有些问题”,要求“纠正错误”。
       4、5两月,济南、山东两级军区与王效禹的矛盾,王也挨了批,康生等人批评他搞“效禹思想”等问题。
       但总体来说,在毛泽东的态度面前,军区败下阵来。一些老将军在与王效禹的交往中,看出了他的一些德行。袁升平、童国贵、何志远等人与王效禹拉开了距离。袁比较明显,童、何比较含蓄,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但山东省军区的一些副职,却倒向紧跟王效禹,成为山东驻军中紧随67军,第二个站在王效禹一边的军级单位。


八、插手江苏省徐海地区
       徐州,著名的战略要地,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当地驻有三支部队:
       1、野战68军军部及下属203师师部在徐州,202师等部队在江苏的新沂等地,属济南军区管辖。
       2、徐州军分区,江苏省军区下属单位,也就隶属南京军区。
       3、空军29师,属于空军。
       另外,驻徐州的坦克2师配属68军,连云港的独立守备18师同样为济南军区下属部队。
       1967年1月21日,徐州部分造反组织夺权。
       按照1月23日中发[67]27号关于军队支左的中央文件,1月27日68军介入徐州地方文革。68军为该地区级别最高机构,徐海地区不同部队担负的“三支两军”任务,统一由其负责指挥协调。
       介入地方不久,军队认定徐州著名造反组织“红总”有问题,2月10日拘留红总负责人李长荣、王宜玺,2月24日宣布取缔红总等组织,先后抓捕152人。
       2月4日,中央文革对湖南湘江风雷等组织作出批示,湖南省军区马上行动,抓捕该组织数千人。这一阶段,在全国一些省市实施三支两军的部队,对当地造反派采取了行动。例如青海八一八,河南二七公社,山东山工联,四川工造团,福建革造会等等,有些地方发生流血冲突。
       1967年3月18日,经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共同批准,正式成立徐州市革委会,主任68军副政委刘汝贤。人员组成以支左军人为主,造反派成为配角。5名副主任中有1名造反组织负责人,14名常委中有3名造反派,11名核心小组成员中没有1名群众造反派。此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任命王效禹为山东和济南军区负责人。
       徐州铁路分局的杨正祥参加了徐州革委会,但4月初在北京矿业学院等造反学生鼓动下,认为徐州出现了“二月逆流”,驻徐军队支持老保,徐州革委会是老保掌权,另外杨正祥对自己在徐州革委会的位置也不满意。4月10日他第一个提出“踢开徐革会”的口号,发表《退出声明》,宣布退出徐州革委会,并马上乘车上街散发“声明”传单。当晚召开铁路分局“火车头”下属各造反团负责人会议,统一思想。
       第二天(11日),杨正祥召集全市相同观点的造反组织,他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会议,指责徐州革委会是“二月逆流的产物”,“比黑市委还黑”,“老保翻天”等等,决定建立全市性的组织。
       徐州的局势原本已经稳定下来,突然有组织宣布从革委会退出,面临分裂,68军党委4月11日召开会议,为稳定徐州局势,发表“声明”宣布“卫戍区和徐革会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军领导出面,分别做“淮海八三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六二四兵团”等组织的工作,力保徐州不出现大问题。。
       4月份中发[67]117号文件下发,被抓的红总等组织人员陆续释放平反。
       5月1日反徐州革委会的组织在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全市统一的踢派队伍,口号“踢开徐革会”。
       徐州两派对市革委的态度不一致,正式分为“支派”和“踢派”。许世友和徐州驻军不仅反对踢派的分裂行动,而且对踢派攻击军队的言行更加不满,自然倾向于“支派”。支派和踢派在徐州冲突。
       杨正祥的踢派属于没有后台的在野派,他要寻求支持,把目光投向造反起家的王效禹。5月9日王效禹任山东革委会主任的文件下发,军委也决定他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5月14日,王效禹在济南第一次接见杨正祥,两人一拍即合,杨完全拜倒在王的脚下。
       徐海地区地方革委会原本应该江苏省管辖,但支左的部队因为属于济南军区,许多需要请示的问题按照管辖程序逐级报到济南军区,也就报到第一政委,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
       对于文革中具体的造反组织,许世友、王效禹、吴法宪等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必然影响属下部队负责人。
       还有铁路,徐州铁路分局隶属济南铁路局,干部由济南路局任命。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王效禹自从掌了大权,对上他把济南铁路局暗地划为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徐州铁路分局主要造反组织“火车头红色造反司令部”的司令是杨正祥。
       杨正祥从济南回到徐州,5月17日召开会议传达他与王效禹见面的情况。得到支持的杨正祥18日继续在铁路机务段主持召开大小负责人会议,文革前徐州已经有些名气的肖德宣在会上宣传:“踢派的大方向是正确地,革委会镇压了造反派,革委会和警备区是一回事。你们要敢想、敢干、敢打、敢冲,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跑。造反嘛,越闹的大越好”。会议决定踢派在徐州实施“一打二夺权”的方针。
       说点题外话。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肖德宣任黄伯韬第7兵团所辖44军150师449团上校团长。肖乘机软禁了150师师长赵璧光和448团团长何亚颜,逼迫他俩一同起义,为及时全歼黄伯韬兵团立了功。80年代肖德宣写了一些回忆文章,现在网上有许多关于他的帖子,叙述他是抗战时期打入国军的地下工作者。
       1967年5月的徐州越来越乱,5月31日两派武斗,“踢派”挨了打吃了亏。
       这一时期,因为许世友非常讨厌造反派,受到造反组织的冲击,他躲到南京外,后来以养病为名跑到大别山,家被抄,自顾不暇,无精力再管省内事务。
       王力倒台之前的6月份,要求王效禹到徐海地区了解两派情况,做做工作,王力传达的应该是中央文革的意见。王效禹自认为有了上方宝剑,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
       68军隶属济南军区,但军部和202、203师等部队,毕竟在人家江苏省的地盘上。军长张轾秀解放战争期间曾是华野老9纵(27军)的师长,9纵司令许世友。名列副军长第一位的吴怀才和副军长胡贤才原本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与许司令出身相同。几位军领导历史上同许上将关系密切,徐州的一些问题,68军听从许司令的指示。
       1967年7月4日,王效禹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打着中央文革以及视察济南军区驻徐海地区68军的旗号,来到徐州。“支派”因为支持江苏省革委会和徐州革委会,有许世友和68军撑腰,没有理会王效禹。
       而“踢派”属于在野派,上头无人支持。踢派主要负责人杨正祥已经与王效禹挂上了钩,见他来到徐州,当成大救星,马上大肆吹捧。徐州的踢派小报登出“东方红,太阳升,王效禹来到徐州城”。
       王效禹明显倾向支持反许世友的“踢派”,批评指责68军“脚踩两只船”。
       军委办事组主要负责人,为了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认同王效禹在徐州的言行。
       驻徐州的部分部队迅速转弯,转的最快的是空军29师。
       空29师7月11日给空六军、济南军区、空军党委送交报告《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认为“如果不是中央委托王效禹同志亲自来徐对我们进行耐心帮助教育,我们势必越陷越深,将会给党造成更大损失。”并表示“坚决支持‘踢派’的革命行动”等等。
       王效禹在徐州的言行,惹怒了支派。7月12日,支派群众在李金山带领下围住王效禹辩论,批王到徐州搞分裂。已经转弯的空军29师迅速派出部队保卫王效禹,29师在王效禹面前立了功。
       在徐州,王效禹耍手腕搞两面派。7月17日他在驻徐州地区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表示:“革委会,是南京军管会批准的,南京、济南两大军区点头的,夺权是左派,这些我都知道”。并在接见支派代表时说:“革委会我是想保的”。但是两天后的20日,王效禹在接见坚决支持他的踢派代表时授意:“革委会踢不踢,不在于批不批,批了也可以踢”等等。
       正在此时,爆发武汉720事件。毛泽东7月14日抵达武汉,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水利学院传达毛泽东谈话精神,认为钢工总等组织是造反的,由此引发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战士的不满,大批不满群众和少数部队战士包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驻地,在现场劝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挨了打。群众冲了进去,抓住王力打瘸了腿。
       北京的林彪、周恩来非常紧张,不清楚武汉的具体情况,周恩来乘飞机,带领数百8341部队人员飞赴武汉。林彪坐镇北京,调动部署驻在武汉的空军、海军部队。7月22日,首都数万人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回到北京。
       7月24日,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随后,全国各地相继召开大会,这是具有表明态度的原则性大会。
       就在各省市不了解武汉事件真实情况的非常敏感时期,7月22日,军委和中央文革对29师的“初步检查”作出批示,评价“当中央文革小组派去解决徐州问题的王效禹等同志受到威胁时,他们提出:绝对保证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有二十九师的部队在,就有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等等。空29师师长XXX发表讲话,与王效禹的观点一致。
       武汉群众7月20日包围中央代表团被声讨,7月22日军委和中央文革表扬保护王效禹的空军29师。
       在徐州的203师和坦克2师匆忙转变立场,支持王效禹和踢派。如此一来,68军军部几乎被架空。
       徐州踢派于7月24日召开大会,欢呼军委和中央文革对29师的批示,踢派和支派又发生武斗。第二天(25日),徐州驻军武装游行,以29师为主,支持踢派。
       空军上报军委,把29师树为全军支左模范部队。许世友对吴法宪、XXX很有看法。
       说点题外话。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岁月艰难》714页:“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以后,我就感到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毛泽东、林彪对杨成武的信任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其中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这本书中,还谈到许世友向毛泽东、林彪上报有关XXX叛徒问题的材料。
       杨余傅事件很复杂,诸多原因。笔者想在此提出的是,1967年底北舰与王效禹的矛盾中,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一致,支持王效禹,李作鹏有意见。关于徐州,军委办事组又与中央文革一致,支持王效禹,许世友很恼火。这些是否也是原因之一呢?
       许世友为什么要写那封有关叛徒问题的材料?估计也有多种原因。其中应该包括这2点,一是1966年6月6日空军召开第11次党委全委会议上,聂凤智站在6常委一边,会议后被批被整的很惨,许世友与聂凤智的关系众所周知。第二点就应该是前面谈到的,空军把坚决支持王效禹的29师树为全军支左模范部队,造成68军的203师和坦克2师也倒向王效禹,支持许世友的徐州革委会垮台,重新在徐州的掌权者专与许世友作对。
       徐州还有一个大单位:华东煤管局(原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该局文革前直接隶属煤炭部和华东局领导,负责管理华东6省的煤矿系统。王效禹明白,插手华东煤管局,就可以间接左右华东6省的煤矿企业。7月23日,在离开徐州的前一天,他接见煤管局的踢、支两派,两派分开接见。当然先接见踢派,听汇报并谈了3个多小时,王效禹当着踢派的面指责煤管局的“东方红公社”和“红旗大队”等支派组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保守”组织。然后用20多分钟接见支派。煤管局副经理夏际霞50年代任淮南市委第二书记兼淮南矿务局局长,1957年反右时被错打成右派,1962年3月甄别。他与王效禹有共同语言,被任命为煤管局革委会主任。其后王效禹在济南多次接见这个不属于山东省领导管理的华东煤管局的人员,下达指示,华东煤管局变相成为山东省的下属。
       王效禹在徐州视察完毕,7月24日回到济南。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讲话中宣传武斗中要“文攻武卫”,第二天(23日),《文汇报》刊登“文攻武卫”的口号,28日,王洪文的上海工总司报纸《工人造反报》发表文章《文攻武卫好的很》。
       王效禹的徐州之行颇有收获,除了68军部,驻徐州的空29师、203师、坦克2师都转向支持踢派,有了底气的王效禹7月底至8月份,在济南连续接见杨正祥等人,7月29日的接见中说:“自卫是要自卫的,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在徐州现在条件很好,3个师支持你们,29师是中央批的,卫戍区在转”,“要准备独立作战,不要依靠在卫戍区会议桌上解决问题,要准备自己单独干”。31日在济南南郊宾馆向杨正祥布置“再发动一个大的攻势,大干起来,打个歼灭战,不搞个大的不彻底”。8月11日、14日接见说:“部队是穿军装的踢派”,“你们的棍子是放不下的,现在是部队扛着,不是扛的棍子,而是扛的枪杆子”,“部队要做适当准备”,“打他个歼灭战,不搞个大的不彻底,徐州还没有搞个很大的”等等。
       回到徐州,杨正祥连续召开会议反复研究。空29师的XXX站在杨正祥踢派的立场上。
       8月23日开始,从驻徐州的部队中调集电台等通讯工具,架设专用电话线。25日,某师师长XXX到踢派总部,根据王效禹的指示研究发枪等问题,随后给踢派下发1400多支枪和弹药,调集上百辆汽车,王效禹在山东临沂、薛城、枣庄组织武斗队伍准备开赴徐州。
       新成立的徐州卫戍区紧跟王效禹,把从支派手中缴获的6卡车武斗凶器,30日全部交给踢派。
       踢派已经准备好了,踢派原定29日召开拥军大会,连续推迟,在等时机准备开战了
       8月31日上午,支派“八三一”召开庆祝该组织成立1周年大会。踢派马上召开已推迟2天的大会,把踢派人员集中在一起。会后游行时两派发生冲突,徐州最大规模的武斗爆发,杨正祥任踢派“围剿”总指挥。
       29师等部队人员不仅拉偏仗,压制支派,随后近20名科至师级干部进入指挥部,参与对支派的围剿。
       连续7天,打死支派17人,上千人负伤,万人被关押,还有4万多人被赶出徐州,“淮海八三一”等支派组织总部转移到了南京。
       徐州两派的武斗,双方都有责任,但是,王效禹把责任完全推到支派一边,上报的材料中都是支派的错误罪行。那位亲自参加会议同意给踢派发枪的师长,在以后的讲话中大谈支派如何挑起武斗,踢派怎样忍耐等等。
       这位迅速转弯倒向王效禹的师长,对68军军长等人不同意仅仅只支持踢派,师长自己说7月下旬“我们三个师的负责同志很着急,如果军不参加,我们也要电报中央”。
       徐州831武斗后果严重,68军党委常委内部分歧尖锐,为此,68军党委常委秘密召开6天半的会议。军长张铚秀、副军长吴怀才等大多数常委认为831事件大方向完全错了。只有2名常委认为大方向完全对,要统一到王效禹的认识上来,只是打击面宽了一点。这2名常委中的1人说:“实事求是就不能支左,支左就不能实事求是”,“枪口对准贫下中农,并不等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看是站在那条路线一边的贫下中农”。大多数常委否定了2位常委的意见,否定了那个“站在那条路线一边的贫下中农”谬论。
       济南军区为了压68军常委转弯,责令常委会搬到济南召开。王效禹参加常委会,68军张铚秀、吴怀才等人责问王效禹:“枪是谁批准发的?”王效禹回答:“不要问了,错了我负责。”
       对于“发枪”打死人这一点,军委办事组和济南军区态度暧昧。
       在高压下,68军多数常委非常不情愿的转弯了,10月19日,召开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杨得志到会讲话。
       王效禹利用这段时机。打跑支派,踢派开始进攻殴打驻徐州城内的陆军部队。1967年11月28日,踢派冲进占领隶属南京军区的徐州军分区大院,把数百军人赶走,还高呼口号:“南京部队滚出徐州城”。
       徐州卫戍区和踢派的“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12月3日联合召开名为“拥军爱民大会”,徐州革委会主任、68军副政委刘汝贤在大会上作检查。当天,反到底总部大量翻印散发这份检查,标明刘汝贤的职务是“68军副政委,原‘徐革会’主任委员”。徐州革委会已经被踢派否认了。
       1968年1月5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讲话,会议11日结束。周恩来、康生等人13日接见出席铁路会议的全体代表,周恩来讲话中传达毛泽东对徐州两派的指示:“支持踢派是对的,把支派打垮不好吧。”周恩来、康生当面对68军参加会议的干部韩培成回去后向军领导传达不要再支一派,压一派。韩培成回到济南向有关部门汇报北京会议情况,他的记录本当即被收去,并通知他:你没有传达任务。韩培成乘火车连夜回到徐州,向68军负责人汇报了周恩来讲话精神。
       紧接着王效禹从济南乘飞机赶到徐州参加68军党委扩大会。开始他以无传达任务为借口,不谈周恩来13日关于徐州问题的讲话,后来只说了毛泽东讲话的前半句“支持踢派是对的”。在68军张铚秀等人的追问下,才说:“主席讲把支派统统搞垮不好”,王效禹擅自给加了“统统”两字。并且很自信地说:“我可能有缺点错误,但你们不要幻想我在徐州问题上犯错误”。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关于徐州两派的指示传达后,王效禹和济南军区没有贯彻执行的行动。不甘心的徐州淮海八三一少部分人经过策划,1968年1月29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30除夕,开始策划在徐州外围爆炸铁路桥。2月4日上午11时,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向总理值班室汇报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2月2日,桃山集至三铺站间铁路被炸坏一处,徐州到桃山集、曹村、大粟园的调度电话中断。这样,徐州至蚌埠间客货运输中断。2月3日,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夹河寨站间老黄河桥被炸坏,陇海线中断。
       被打出徐州的支派,为孤立徐州,在城外截断大动脉铁路津浦线、陇海线,炸毁桥梁。这一行动惊动周恩来,他严厉批评:“谁参加炸桥谁就是反革命。不能笼统讲哪一个组织,不要犯扩大化的错误。”
       2月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并附上铁道部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1968年2月6日,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联名以中发[68]26号文件发布《命令》(简称“中央二六命令”),要求坚决制止徐州支派阻断津浦线的行为,共4条。其中第1条:“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镇压法办。受蒙蔽的群众要立即猛醒,反戈一击有功,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交出凶手,揪出幕后操纵者无罪。”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济南、南京、武汉3个大军区野战部队各派一个团围剿炸桥的支派。武汉军区下属驻河南的1军2师5团接到命令,行动最快。12军、68军各出动一个团,3个团统归68军指挥。
       炸铁路桥的一帮人很快被清剿,军委调驻在青岛附近即墨县马山的67军199师595团到徐州,负责保卫徐州铁路分局管辖范围内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线交通运输安全。595团急速从马山营房经城阳火车站乘专列直奔徐州,部队除了进驻江苏的连云港、徐州等车站外,还进驻位于安徽的津浦线符离集车站和陇海线砀山车站。
       王效禹抓到理由,为了抢在江苏省革委会成立之前,建立属于山东省王效禹领导的江苏省徐州革委会,立即把杨正祥招到济南布置:“到时候了,要赶快,不要再拖”,“一定要赶在江苏前面,二月底建立起来”。王效禹非常清楚,如果江苏省建立了革委会,徐州成立革委会再由山东来批准,那的确名不正言不顺。
       杨正祥迅速回到徐州,昼夜协商,拟定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2月27日连夜赶往济南向王效禹汇报。
       3月1日,经济南军区批准,徐州第二届由踢派独霸的革委会成立,杨正祥任革委会主任。王效禹起名“改组”徐州革委会,他解释:“说改组是为了南京方面容易接受”。
       但王效禹竟私自盗用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名义向北京发了一个“徐州市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消息。中央电台广播报纸刊登后,南京分社不承认并追查消息来源。为此,新华总社在内部作了检查。
       1968年3月20日,中央发出中发[68]49号文件,批准成立江苏省革委会,许世友掌权。可4月7日、8日连续两天,支持王效禹的数千造反派,又冲进徐州警备区,打伤许多军人,其中有些致残。
       踢派占领徐州,残酷镇压支派,冲击殴打南京军区的部队指战员,徐海地区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王效禹在江苏徐州地区的所做所为,引起许世友的极大愤怒。
       周恩来明白了徐州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王效禹的插手。
       4月12日,中央制定中发[68]59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决定在北京举办江苏徐海地区学习班,同时向济南军区发出电报:徐州支、踢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选派不超过十人的代表,到京解决问题。济南军区向68军转发中央电文时,王效禹把“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中的“革命”两字删去,并指使驻徐州部队中紧跟王效禹的个别负责人拼凑一个假的支派5人代表团,赴京住进西苑旅社。徐州的假支派和真踢派住在北京同一个旅社中,旅社服务员都看出其中猫腻。他们说:其它省两派刚到北京,互相之间横眉冷对,火药味很浓。唯独徐州这两派能够和平共处,亲如手足。
       杨正祥来到北京,多次到京西宾馆与住在那里的王效禹见面。5月3日杨带领属于华东煤管局的《华东煤矿报》踢派记者陈忠煌一起去见王效禹,王对他们说:“不能承认淮海八三一”。
       中央发现问题后,5月13日电示南京军区,通知徐州的真支派“淮海八三一”的5名代表到京。
       周恩来5月6日与杨得志、王效禹谈话,(见周恩来年谱)
       5月23日中央文革会议上,周恩来谈徐海问题。(周恩来年谱)5月份,中央批评了王效禹。
       中央批评王效禹在徐海地区的错误。6月1日,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就连云港的问题作检查。王效禹就徐州问题也作了一个口是心非的检查。
       周恩来7月5日在全国煤炭会议讲话说:“徐州还闹宗派斗争”,“徐州是一派当权即踢派当权,是不对的”。
       可是,由于中央文革支持王效禹,其他人的批评他当耳旁风。
       7月12日中央在北京办的“徐海班”正式开班,解决支派和踢派的问题。王效禹仍旧积极插手徐州问题,继续于7月15日晚上在济南接见杨正祥,杨说徐州最近可能要乱起来。王效禹马上派秘书朱文连夜赴徐州。16日晨到徐州找空29师的XXX了解情况,X告了68军一状。朱文当天返回,17日向王效禹汇报。7月28日,9月26日、30日又单独接见杨正祥、徐锋等人,表示坚决支持他们。
       在王效禹的影响下,徐州又拼凑了一个50人组成的假支派代表团要求参加学习班,到京后不准他们进入学习班所在地政治学院。这些人冲击学院,与北京卫戍区的警卫战士打了起来。
       8月29日,在山东泰安召开驻徐海地区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支持王效禹的68军XXX团政委XXX在会上发言批判南京军区:许世友是支派思潮,毛主席调不动他。泰山比紫金山高,踢派在江苏无立足之地,只有依靠山东。
       9月10日,王效禹在菏泽召见济南铁路局负责人李金亭,李主要汇报按照王效禹的安排由山东向徐州铁路分局派出工宣队支持踢派的情况。杨得志获知后表示:“要派可以,得有解放军参加,办几天学习班”。王效禹根本不听,让李金亭带领工宣队连夜出发。这些人到了徐州,立即上街游行支持踢派。
       山东工宣队在江苏徐州支一派的言行,中央很快知道了。黄永胜给杨得志打电话:“怎么山东的工宣队派到人家江苏去了!叫回去!”杨得志想缓解一下,于是说:“得和王政委研究。”黄永胜回答的很干脆:“研究什么,快回去。”从黄永胜说话的口气和态度来分析,很有可能是周恩来交待他找杨得志的。
       打着济南铁路局的名义派到徐州的工宣队只得返回山东。但王效禹仍旧布置济南军区副参谋长、济南铁路局军管会主任XX发表声明,直接对着徐州铁路分局军管会。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黄永胜、吴法宪等人10月7日接见68军军长张致秀、政委李布德。黄永胜明确表示:“山东更不应该管,徐州不是山东的嘛,是江苏的嘛”。吴法宪直接点名:“王效禹更不应该伸手”。
       1968年10月9日,军委办事组再次接见徐海班领导小组成员。黄永胜说:徐州的问题“两个省都不要管,中央直接在管嘛”。吴法宪接着说:“山东不要管,江苏也不要管,中央直接在管”等等。黄、吴讲话传达徐海班学员后,陈忠煌带上记录稿,马上乘火车到济南交给王效禹。
       毛泽东10月13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时说: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专政。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做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从毛泽东的讲话可以看出,领袖对徐州的一派(踢派)掌权不太满意。
       对领袖讲话中的“还是军队不一致”,需要说明的是:杨得志、袁升平从来不想插手去管徐州的文化大革命,济南军区驻徐州的68军军长张致秀,副军长吴怀才等人以及203师、坦2师、空29师等,开始与许世友基本一致。是王效禹在1967年6月得到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的支持,打着济南军区的旗号,强迫68军等部队转弯。
       军委办事组的李作鹏早就反感王效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也对王有了看法。吴法宪上报军委批准,1968年11月7日将驻徐州机场和连云港白塔埠机场的空军29师调到浙江衢州、笕桥机场,驻衢州空12师调到徐州。支持王效禹的空29师师长XXX等人随部队调离徐州,搬掉了王在徐州驻军中的一块主要基石。
       空29师调到浙江,可下属部队一些陷进踢派泥潭不能自拔的军人以各种理由留在徐州,继续参与地方文革。1969年5月25日纠正王效禹错误的中发[69]26号文件下发,他们仍不醒悟。军委早就发出通知,要求所有私自离开部队流到社会上的人员一律归队,但少数人拒不执行。7月15日,军委办事组决定,原驻徐州空军区队XXX及XXX等5人抗拒军委决议,开除这些人的军籍、党籍和公职,各单位不得挽留。
       说点后话。XXX曾是空军的一员空中战将,抗美援朝时他任空XX师XX团2大队副大队长,1951年XX月XX日的空战中,他驾驶米格-15击落美军F-84飞机1架。文革中转变观点支持王效禹,固然有他自己的原因,但离不开文革大环境这一重要因素。另外1969年开除XXX等人军籍党籍是由黄永胜、吴法宪的军委办事组决定的,不清楚以后这些人是否因为曾受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的“迫害”而落实了政策。
       1968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铁道部谈徐州铁路问题,25日召集徐州两派开会。29日接见徐州两派代表,当天周恩来通知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委会,提出一个人员名单到京开会,解决徐海问题。
       1969年1月11日,周恩来接见驻徐州军队负责人。
       1月22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召开解决徐海问题的会议,济南军区张仁初参加会议。总理在会上严肃批评济南铁路局向中央送交的要求对铁路实行双重领导的报告,批评济南铁路军擅自停止青岛铁路分局革委会工作的决定。济南铁路局的报告和对青岛分局的决定,完全按照王效禹的旨意办理的。
       王效禹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与海军早已针锋相对,又惹怒了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在徐海地区他支一派打一派,成为武斗的幕后策划者,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直接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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