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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德:武斗进化简史(作者原为新大学生)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2008-10-17)


“打仗”几乎是每个男孩子的梦,儿时常梦见长大后带兵打仗,无往而不胜,颇有点“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气。

  那时不光天天在烂纸片上画些三国、水浒、抗日、抗美的激烈战斗,而且还自制木刀、木棍、头盔、面具,扮作“青面兽杨志”或“豹子头林冲”,与同院儿童日日撕打。不幸的是我家恰好住在二中院内,我的“武斗劣迹”被所有老师看在眼中,以致“操行”分数一直过不了关,差点儿为此没考上大学。

  21世纪的少年只能在电脑上玩打仗,从刀光剑影、牛仔左轮,直到现代的飞机大炮,应有尽有,可惜全是镜中花,水中月,眼中看看,耳中听听,而手上握的不过是“鼠标”,连一支湖南农民军的“梭标”都没有。

  我们上世纪老人虽没赶上抗日、抗美、打老蒋,但在和平建设年代却出人意料地赶上了一回真刀真枪的洗礼,而且比老前辈玩得还全,比现代少年玩得当然更要真实生动有趣得多。


           本来意义上的真正武斗

  现在大家都把“武 斗”理解为两派互相打,其实这并非“武 斗”原意。

  文革开始时,“十六条”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触及灵魂,不要触及皮肉”,意思说在批斗“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时,要“文斗”不能“武斗”,即君子动口不动手,甚至对老家伙老权威们还可以给凳子坐。这个“斗”是指的“批斗、斗争”,而不是指“打斗、斗殴”。

  实际上这规定完全等于放屁,一开始大家还“听党的话”假惺惺不敢直接动手,另想其它办法折磨,比如喷气式,或用火烤,或挂铁黑牌,戴铁高帽,到后来就直接动手打了。

  我有幸亲眼见到新疆第一次最大规模的真正武斗,不用说它必得发生在新疆最高学府──新大校园中。

  那是66年8月4日,头一天中央宣布撤消各高校的文革工作组,结束了所谓“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第二天就“群众自发起来”大规模斗“黑 帮”了。

  那天一早,我忽然发现,整个新大校园疯了,几乎所有干部、老师都被学生揪出来了。但光是戴上高帽不过瘾,想“触及皮肉”又怕违反政策,于是就想出各种怪招来。

  有一种把戏唤做“粘纸条”,我估计是受到打扑克受罚的启发,当然决不会像游戏时无关痛痒。这种玩法是:好几层桌子板凳摞一人多高,让倒霉的老师站在上面,摇摇晃晃,弯腰低头,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然后拷问:你是不是“黑帮”?不是,粘张纸条,是,也粘张纸条。最后把老师粘得像只水母似地飘悬着无数“触手”。老师们脸发黄,腿发抖,汗直流,自己还得坚持别昏过去,以防摔死。

  更多的招数是“游街”,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据可考,属“最高指示”,所以这空子可以钻一下。当然,揪斗老师这类“光荣”是轮不到我等黑五类的。

  这种所谓“游街”并非“游逛街道”那么轻松,而是几个学生揪着一个教职工满校园猛跑,一圈接一圈。你想教职工年岁都不低,又成天坐办公室,搞科研,哪儿经受得了如此“锻炼”?可怜一个个温文尔雅,满腹经纶的老师全都“游”得脸发灰,眼发直,气发短,人全变形了,不认识了,像吊死鬼儿。这才叫真正的“武斗”。

  只本系政治指导员例外,这条中年汉子身高体壮,天天万米长跑不断,此时跑了十多圈,我看他依然步频不变,步幅轻松,极富弹性,照这架式才刚刚跑上劲儿,而揪着他的学生们却已经脸发灰,眼发直,成吊死鬼儿状,我憋不住窃笑。前两年回母校碰到这老师,调侃地问他当时感受,他只笑答:舒服!

  还有一个例外更有意思,这是一位留学英国剑桥的怪杰,平时不与任何人来往,藏在实验室中,谁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研究。这位剑桥学者极爱锻炼,单双杠比我玩得还好,而且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大雪天穿一件背心跑步,烈日下却穿一身棉袄跑步,大家视为“疯子”。科技界这类疯子常见,如陈景润之类,故我们已见怪不怪。

  文革一开始,他忽然写了几十张纸的一篇大字报,贴在数学系墙上。大概留学英国时间太长,汉语半文半白,似通非通。满篇都是“阶级敌人”的“魔爪”如何伸向他,他如何血染衣袍,最后却是诗意收尾:“新大校园已失去往日如剑桥般朴实的二层楼房式的平静安详,陷入一场噩梦”云云。看了半天一点不懂,后来一问才知道所谓“阶级敌人”是他老婆,原来是两口子打架,大家全都笑了。

  这次“游街”自然也饶不过这怪人,在当时中国,“怪”就是罪过。当然,可想而知,十几圈长跑下来到底“游”的是学生还是这位“冬练三九”的学者了。

毛泽东大概一开始只想到发动老百姓斗黑帮,怕动不动把老家伙给斗死了,所以做出“不要武斗”的规定。并未想到老百姓会产生出两派,更想不到百姓之间会自己打起来。

  “武斗”一词什么时候演变成两派互相打已记不清,只记得“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提出口号“文攻武卫”,说“人家要进攻我们小将了,我们小将为什么不能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呢?”于是两派之间的武斗开始了。

  我自己所经历的武斗并不多,也不很激烈,但仍有许多趣闻可谈。


徒手肉搏时代

文革开始不久,我们一大帮人冲入区党委,忘了因为什么事在闹。这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彪形大汉与我们作对,但“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无法动手,但又想教训这小子,于是就用“挤”的办法,我们好几十人挤他一个。这家伙比我们芸芸众生整整高出一头,肩宽体壮,相貌堂堂,向我们投以蔑视目光。但几十个小伙子的“挤力”加起来可不得了,大汉最后终于寡不敌众,白净脸上渐渐渗出汗珠来,眼看快要虚脱昏过去。我心生恻隐,退出挤阵。这时大汉忽然想出一招儿,大喊“有贼!抢我的表了!”那时候表是金贵物件,顿时避嫌的人群散开了,大汉得以逃脱。

  看来刚开始大家还算文明,但即使不动手,只靠“挤”,同样能制那样一条雄伟的大汉于死地,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不动手只动肩膀到真正动拳头又进一步。听八农毕业的一位朋友讲,他那时是业余武术队成员,动拳头时代他们曾威风得意了好一阵,查拳、华拳、武当拳,南拳北腿打遍八农校园无敌手,据说他曾一个“侧踹”把一条汉子从窗户“踹”出去了!

  我跟师父卫育敦也练过多年的“侧踹”“扫堂腿”“旋风腿”,但新大校园内似乎从未摆过“散打”擂台,我们也就无从施展。


从猿到人

  好像是六六年五月吧?两派争夺新疆日报社,大概算是第一场正式的规模比较大的武斗。互相扔石头瓦片,雨点般密集。

  从扔石头开始,武斗方式就算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分野,由原始的徒手肉搏进化到“使用工具”,马恩导师教导我们:“使用工具”是从猿到人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比如现在的黑猩猩虽然仍属动物,但已经能“使用工具”,即用石块木棒与猛兽搏斗,所以高升为“类人猿”,上了“半人半兽”的档次。遥想当年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一旦从“使用工具”上升到“制造工具”,猿就变成人了,也就是所谓“劳动创造了人类”。

  我方占据的报社主楼已经被对方团团包围,为了加强主楼守卫力量,我方的人接二连三地向二楼窗口爬,上面有人拉,下面有人托。我本来不想凑热闹,但被楼上的人发现,喊我上去,小伙子一般不好意思当众脱逃,只好往上爬。但恰好被对立面发现,纷纷过来把我往下拉,楼上的人不甘心,使劲把我往上拉,上下同时用力,我被拉成了细条。

  显然,在重力的帮助下,上拉派只有认输,总算我的手腕还没脱臼。但我并没有立即掉下来──因为腿下已经成了人的海洋,根本没有能掉下去的缝儿,我只能骑在人海的脖子上,恰像电影上那些被狂热的群众高高托起来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不料这时腿下发出了对“英雄”的抗议声,我低头一看,裆下恰好是对方一位女同学的脸,而这女同学又恰好和我同班,她正在低声骂我“流氓”。

  难道是我故意要骑在你脖子上的吗?还不是被你们的同伴拉下来的?我朝她奋力一蹬,那同学也有点害怕,不敢骂了。我努力从女同学脖子上挣扎下来,既不想当英雄,也不想当流氓。

  过了好些年后,我也想通了。如果我自己是那女同学,处在当时那种尴尬的地位,恐怕也禁不住骂对方一声“流氓”。

  不一会儿,对方调来了一支队伍,人称“八野”,一律复员军人,身强力壮,整齐划一,训练有素。排队跑步冲向日报社最重要的机房。鉴于机房的重要性,守卫机房的任务交给了骠悍的民族学生。但一经交手,民族学生一个个被“八野”打得淌着鼻血,哭着逃出了机房。秀才遇见兵,方知不是个儿,从此“八野”威名震憾全疆。

  又过了不久,学校的图书馆楼发生了一场争夺战,我正好在一旁观战。“楼上派”用许多桌椅堵死了楼梯,并且用木棒往下打,而地形不利的“楼下派”则挥舞木棒冒死往上冲。

  其实这些木棒就是桌腿儿,但经过了“从桌子上拆下来”这一劳动过程,就有了点“制造工具”的意思在里面,也就是说“猿”快进化为“人”了。

  楼下派中有一位我认识的数学系同学,身高体壮,带头冲锋陷阵(这种体形的青年往往爱在此时露一手,也许旁边有他那位所爱?)。这同学平时好举石锁,几次为抢石锁与同样喜爱石锁的我争起来。而且他还擅长侧泳,体力好,游速快,我学侧泳部分是受了他的影响。

  那勇壮同学一手搬开桌椅,另一手用桌腿儿与楼上派对打,其形势极像古代蹬着云梯,挥舞刀剑,往城墙上冲的勇将。楼上守军踞高临下,把勇将打得头破血流,而勇将却如同“黑旋风李逵”一般,竟不避刀矢,满脸溅血,兀自火喇喇舞着大棒冲锋。守军抵挡不住,楼下派终于攻了上去。后面我没看下去,估计楼上派得付出数倍血的代价。

  又有一次,两派在本市某处打起来,大名鼎鼎的“独臂司令”“胡乱闯”(其实就是新大数学系68-2班学生吴巨轮)在新大坐镇指挥,把一支支队伍派出去支援,但一直没派我们“红二连”(物理系),我问起缘故。胡乱闯说,我这大本营不留兵力还行呀?叫人家抄了我们老窝那不全完了?我才醒悟过来,看来胡乱闯并不总在乱闯,还有些“运筹帷幄”的“韬略”哩。而且还把我们“红二连”视为他的“近卫军”。

  果不出“乱闯”所料,不一会儿,对方从新华南路的横巷子偷袭了过来。“红二连”提着大棒(这次已不是就地取材的桌腿儿,而是略经加工的抬把子的把儿,基本相当于武二郎上景阳岗提的那根“齐眉短棍”,用起来更加趁手)出去接战,我恰好不在,没赶上。不多时“红二连”已将对方击退。他们回来说,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注意这句成语中“兵”的本意是指“兵器”而非“士兵”),双方用大棒互相对打了一番,十分惊险,靠着我们这边儿人多才取胜。而说这话的正是我班那位戴着眼镜儿,害心脏病,爱好书法的同学赵钦亮。

  我想就算我赶上了,也不见得比赵钦亮强,因为师父还没来得及给我教“少林棍术”,文革就已经开始了。

  某天,我途经奇台路,忽见三桥上正在发生一场大规模“石子战”,两派利用西河坝石头滩“就地取材”,飞石往来如雨点一般,但双方距离远,一般只落在阵前,尚未伤人。

  对方阵中可能有个“没羽箭张清”之类好手,忽见几个飞石甩过来,在人群中穿过,在地面上反弹,吓得大伙纷纷惊跳后退。这时,那位勇敢的“旗手”(那时已经发展到“旌旗猎猎”“两军对圆”的阶段了)把迎风飘扬的红旗牢牢插定,一动不动,且厉声大呼:

  “跑撒(啥)呢?端端儿站哈(下)!沟子脖(甭)松!”

  果然,大家又被鼓起勇气,重新回到“阵地”。此时夕阳斜映,颇有点“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意境。

  这下我才看出军队中“旗手”的真正作用,他就是方向,他就是灯塔,他就是精神支柱,跟着他就能前进!前进!怪不得爱出风头的江青总喜欢别人把她叫“旗手”。

  不过,这一时期的武斗工具并不总是限定为石块、木棒。有一次,我们正在学生食堂排队打饭,忽见从伙房里飞出无数土豆片、罗卜丁。原来学生和大师傅分属不同的两派,互相“辩论”,大老粗如何辩得过?只好动粗,就地取材,把切好的菜甩出来,学生两手空空,不免败下阵来。

  这就如同猿猴与猛兽搏斗一样,并不总是用石块、树枝。如果其时正在树上睡午觉,忽遇群狼围困,也只得就地取材,往下抛水果,等于“肉包子打狗”。


新石器时代

  武斗越来越升级,已经从徒手扔石块(或者土豆片),舞木棒的“旧石器时代”进化到能制造简单弹力机械──弹弓的“新石器时代”了。我们终于进化到“人”了。弹弓也叫叉子枪,我在初中时狠练过一阵子,技艺冠于全班。

  不几天“军令”下来了,“胡乱闯司令”(其实当时都不兴叫“司令”,用的是非常卑微的称号叫“勤务员”,以示甘做“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命令我们“红二连”负责向“敌人”正面发起“佯攻”,吸引注意力,以便“我主攻部队”从腹背直捣“匪巢”。

  天还没亮,“我军”向“敌据点”,扬子江路边的运输局大楼发起突然袭击。石子不断飞上去,“冲啊”喊声连天。“敌匪”从睡梦中惊醒,从楼上用“甩撇子”往下甩石弹(算是更高级的“制造工具”)。这玩艺儿厉害,石子大,速度高,居高临下像飞蝗般射来,我们迎着耀眼的探照灯一边躲闪一边还击。不多时身边一“战友”头部“英勇负伤”(那时我们都还没发展到戴柳条帽的阶段),鲜血喷涌,真吓人呀!我们的“火力”马上弱下去了。“连首长”命令:

  打掉“敌人”的探照灯!

  我责无旁贷,一“战友”专门负责给我供应“弹药”,我终于将灯打灭。顿时眼前一阵黑暗,反倒看不清“敌弹”,结果我也“英勇”地身中一弹,正好打在心窝上!打得我眼冒金花,差点摔倒。“弹药手”问负伤了吗?我不好意思下软蛋说没什么。其实这一下把我打惨了,一口气儿半天没上来。

  “敌方”精得要命,没上“胡乱闯”声东击西战术的当,“我主攻部队”无功而返,“佯攻”也只得结束。“撤离”后我才发现左上兜里装的一面刮胡子用的小镜子被打得粉碎!恰好石头又掉在左下兜中,我一看比他妈鸭蛋的个儿还大!幸亏镜子后面是铁皮,要没这“护心镜”没准儿我就“光荣”了。

  后来,听十月厂当工程师的哥哥讲,我们那天凌晨发起攻击时,运输局斜对面的十月厂以为要攻击他们,紧急集合,严阵以待,待我们撤走才松了一口气。据说那天运输局楼顶上一个家伙正好被我方的弹弓打掉一颗门牙!

  七月,武斗已到高潮。有天清晨“敌人”“血洗”了广场。待我们到那里时,对方组织已退却到小十字。双方互相甩石头,那时街上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石头。我用弹弓打了几次之后,发现满天飞石如蝗虫一般,躲都躲不及,只好闪在墙后。但我们同班同学刘宝良却极勇敢,站在枪林弹雨下一个劲儿扔石子,不避矢石。我奇怪的是:他是“革军”或“革干”出身,最红的红五类,按理说应该参加对方组织才是,不知为什么也居然参加了我们“老牛”(牛鬼蛇神)组织。而且与他的同类们对打起来比我们这些“真老牛”更勇敢,真叫人难以理解。

  我们把对方逐步赶到了北门,其实应该说是对方完成战斗任务后主动后撤。对方组织严密,着装整齐,一色的蓝工装,绿柳条帽,一看就是六道湾煤矿工人。而我们这边全是些乌合之众,以学生娃为主,乱七八糟穿什么的都有,明显实力不如对方。

  双方的角斗是这样一种格式:两军相隔大约五、六十米,相互扔石头。忽然我方发起冲锋,对方撒腿就跑,跑一阵双方又都停在新的分隔线上。然后对方再冲,我方又逃。我想:如果这时哪个倒霉鬼不小心摔倒,一时爬不起来,必然惨死在对方的乱棒之下。

  双方在对峙时,我用弹弓朝对方一名极健壮的矿工打了好几发,都被那小子躲过去了。忽然,我的后脑勺上挨了一石头──幸亏这时已进化到戴安全帽,只震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我方的一位女学生干的(在那个时代的薰陶下,竟有如此好战的女生,也迫不急待混入男子汉游戏中),她正站在我身后不远处向对方扔石头,不料纤纤“粉臂”娇弱无力,扔不到“敌方”,却砸在自己人头上了。气得我想起一句名言“战争让女人走开”,不由怒吼一声:“滚开!没用的东西!”那女生也臊得“人面如桃花”,唯唯后退。

  没想到正在我向后怒斥时,身前又挨了一石头,原来是那极壮的矿工趁我没注意,偷袭成功。那小子一脸得意:“怎么样?哈哈!服气了吧?”我被前后夹攻,腹背受敌,竟遭此奇耻大辱!再回头一看,那肇事的丫头早已遵照我的训示“滚”得没影儿了。

  这事儿就发生在北门,现在的4路车站处。


新石器时代的攻坚战

  又过了几个月,对方组织在乌鲁木齐渐渐占了上风,我们已没有力量与人家直接对阵展开巷战,而是人家开始向我们四大院校各据点“攻城拔寨”了。

  先是打八农,团团围定。而八农来了个“请君入瓮”,楼窗洞开,每窗后站两条大汉(幸亏八农多是艰苦专业,男生多),手提大棒,进一个闷一个,竟吓得对方无计可施,只得撤围。

  然后打新工,恰好弟弟在新工“参加革命”,混在他们的“战斗队”中度日,这次让他赶上了。新工教学楼是苏式建筑,既高大又坚固,围攻队伍在肉搏攻坚失败之后,竟开来起重机,吊着一个事先焊好的小铁房子,内藏勇士,抱着喷油管,准备火烧新工大楼!

  新工学生(包括弟弟)明白,一旦楼被攻破将是什么下场!幸亏事先在楼顶上备有许多巨石,大家从楼顶砸下,把起重机和小铁房砸得歪七扭八,无法靠近,对方只得铩羽而归。据弟弟说,因为新工有实验工厂,所以他们的“滚石”中杂有巨大的齿轮、花键、连杆等等。听说当时齿轮从一二十米高的楼顶砸在水泥地上,竟摔得四分五裂!可见冲力之大。

  新大一看大事不好,为加强守备,把全校最坚固的图书馆楼底层的门窗整个用砖墙砌死,等于古代战前把城门用沙袋堵死的战法。低年纪同学都称赞我们66级以前干过砌砖的校内劳动,自愿当小工,给我们“大工”递砖。

  另外,在较高楼层的窗户上钉铁栅栏,而且还忘不了利用两根铁条,绑上汽车内胎的皮条,制成巨型弹弓,准备在“人若犯我”时射向楼下!

  然后与新工一样,也往楼顶上搬运巨石,显然这类战法来源于古代打仗的小人书中城墙上的“擂木滚石”,只是还没想到再加上“百沸滚汤、恶臭粪汁”这等损招儿,否则,真可以称得上“金城汤池”了,也就是“南征北战”上国民党播音小姐用肉麻“国语”所说的“我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幸喜新大离河滩不远,那时乌鲁木齐人都知道“××像西河坝的石头一样多得很”这句谚语。我们天天晚上开车去河坝抬石头,当我们把重得几乎搬不动的巨石抬上汽车时,李德新与我相视一笑,心照不宣:这么重的石头放在那么高的楼顶,如果真砸在谁头上──我们都是物理系学子,很容易算出这巨大势能转化为动能,该有多大的末速度和动量!心中不由一阵发软,双方都是群众,何必把人家砸成稀巴烂?

  有一次我们五人提着木棍夜行在河滩路上,忽遇两个同样提木棍的工人,那二人一看我们人多势众,竟吓得发抖,以为命将难保。后来一问是同一派的,才放心离去。当时我想,如果反过来,我们是两人,恰好遇上对立面的五人,我们不就没命了吗?越想越怕。

  对方大概看新大“固若金汤”,开始围攻新医,新医楼房只有两层,又多是女生,难以招架,但守不住就得完蛋,只得死命抵抗。对方一直攻到夜里,急了,干脆搬来几十公斤炸药,像抗日游击队炸鬼子碉堡似的,敢死队员顶着桌子,上铺棉被,硬冲进楼下。一声巨响,楼被炸坏。新医学生悉数被俘,听说当时竟有“坚贞不屈”的女生,像“八女投江”似的跳楼,做了“誓死保卫革命 路线”的屈死鬼(我发现女性多属情感型,一旦信仰上什么,比理智型的男子更执着,或者说更死心眼儿)。

  似乎无论到了什么年代,都有“礼让女士”的绅士遗风。新医众多被俘女生全被释放,只留下男生当俘虏。不用说,在拼死抵抗的学生中,这少数男生肯定得承担中坚分子重任,所以活该倒霉。早知宽大女士,那几位“烈女”又何苦来呢?

  那天夜里我正在家中睡觉,不知何处忽然响起了高音喇叭(那年月到处都是这种音响设备),一个南京口音撇着蹩脚的普通话兴奋地喊:

  “无产阶级 革命派的战友们(指本派同志)!革命的同志们(指中间派群众)!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新医‘保武狗’(意即新医学生与区党委副书记武光相互支持)在我强大攻势下,已经缴械投降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通广播足足播了200遍!搅得我一夜没睡成,害得我对南京普通话一夜掌握,永生难忘,直到现在谁一开口我准知道你老家是不是南京。

  后来“红二司”仿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了大型(其实应该算中型)音乐舞蹈史诗“红二司战歌”,由新疆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高材生郭志强任总指挥,在团结剧场首演。

  全剧最高潮正是所谓“血战新医”,在悲壮的音乐声中,在熊熊的火光中,在隆隆的炮声中,五位头扎血染绷带的男女“革命战士”,“巍然挺立”在新医楼顶,誓死抗争。在红色追光下,全身通红如火,翩翩起舞,做中弹踉跄状,做伏地崛起状,做怒指前方状,做高举“红宝书”状,做弓箭步红卫兵舞姿状,做护卫弹洞累累的红旗状……终于,一如狼牙山五壮士,最后看一眼美丽人生,从“楼顶”纵身跳下,歌声起:

  啊…………啊…………

  七月的天空啊,黑风阵阵恶浪滚滚!

  红山在低头咽泪,乌鲁木齐河在呜噎!

  天山雪峰啊,你是历史的见证……

  旋律透着塔吉克风格,略似“冰山上的来客”插曲,多“变徵之声”,从高昂、激越,转悲怆、低沉,结尾拔出最高音!天幕上化出巍巍青松,直刺蓝天白云,灯光渐暗,大幕落下……


铁窗岁月

  有一次新大攻下了对方据点南门体育场,听说当时所谓“攻坚部队”把那些守据点的运动员们打得够呛,先问你是什么运动员?如果是乒乓球运动员,就专砸手腕子,如果是跳高运动员,就专砸脚脖子。运动员们把新大恨得牙根痒痒。

  不幸的是,有天我回家,恰好被栏路设卡的对方组织搜出我身上的新大身份证,于是关进南门体育馆,扯去眼镜儿,蒙上黑布,四个拳击手四角站定,将我当成沙袋,猛练一通儿。然后又按在车上押往一神秘去处,继续拷打。

  当时被俘的新大学生有两名,我听一位小头目布置任务道:

  “那边那个是红五类,稍微打几下就行了,这个是双料黑五类(我爹“历史反革命”,哥哥“右派”),给我腕头加力,照死里打!”

  众喽罗一声“得令”,手舞大棒,我只得暗叹“啊也!今番我命休矣!”

  待打过八十“杀威棒”我已无法动弹后,才开始审问,他们大概以为我是个小头目或探子,或那天攻打南门体育馆的“攻坚部队”,后来问清楚根本没我什么事儿。

  这时听得有一民族汉子走过来说:

  “好啊!我们经过调查,原来你当过胡大乱的保镖!小的们,给我狠狠打!”

  所谓“胡大乱”许多人分不清,以为和“胡乱闯”是同一人,其实这是政教系68-2班学生刘鸿科,新大第二号“勤务员”,浓眉浓须,连鼻孔中都是长毛。有一次他要深入“敌营”去谈判,不知听那个多嘴的说我爱好武术,让我跟他去保一回镖。我从不愿出头露面,但他话已出口,我怎好意思当场拉稀告饶不去?况且当时闯了一回“敌营”也并未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但这就惹下了麻烦。

  “小的们”又是八十大板,再开始审问新大的各种“军事机密”,虽说那时两派都叫嚷“誓死捍卫党中央”,甚至也真有几位“跳楼烈女”之类,但我并不愿充硬汉,更不会傻到高吟什么“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因为此间并非渣滓洞,对方也并非沈醉徐鹏飞,我只能“从实招来”,但一个小兵卒能知道多少?最后问到你们的口令是什么?

  您大概想不到我们那时的准军事组织也挺正规,那几天的口令是“皮鞋──房子”,但这时我又犯傻了,想,这可不能说呀,这一说要损失多少同学?就装糊涂,说忘了。结果又是八十大板或一百六十大板!

  在打手累了去休息的间隙中,一位看守同情地对我说:我也认为他们这样打人是错误的,但现在的形势下谁也没办法阻挡。

  他给我临时摘下眼罩,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睁着模糊的近视眼从窗口往楼下一看,立刻发现这儿是八一中学,血统论的老窝。

  看守非常警觉,问:你怎么知道?

  答:我去年四月就在这儿实习当物理老师。

  看守叹一口气,也许他是八一中学的学生?

  就这样从中午直打到下午,打得我遍体麟伤,整整躺了七天七夜。后来对方一看,确实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放我回家。

  回到二中已是半夜,“黑帮”母亲已被“革命群众”连家撵出不知何往,我正无家可归,忽然“二中平型关”又提着红缨枪来搜查“逃犯”,我只好窜上房顶躲了一夜。

  后来总算找到母亲的“新家”,整整养了一个月的伤。

  现在想来也真是奇迹,就这样铁窗囚室毒刑拷打,竟没落下一点残疾。我细想了一下,可能与当年练过武术有关,肌肉发达,经得起摔打。要是换了今天这副老骨头,别说“八十杀威棒”,恐怕只一棒下去就散架了。可惜的只是早年没能投师海登,练就一身“铁布衫功”“金钟罩”,否则就可以在“杀威棒”下呼呼睡大觉了。

  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少有人尝过的另一种人生经历,虽然并非如江姐叶挺在白公馆渣滓洞中那等光辉,但铁窗毒刑是什么滋味儿也算领教了。

  打那儿起我算彻底想通了,武斗这么多次,除打碎一盏探照灯外,没动上别人一指头,自己反而吃尽苦头,还差点丧了命,所以赶紧当了可耻逃兵。借口“敬绘领袖宝像”组建了新大绘画组,离开“红二连”,急急逃生去也。在中央美院毕业的名师指导下,倒等于上了一年白坎儿不交学费的美院油画系。

  唉!“早岁哪知世事艰,北望中原气如山!”“如今识却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铁器时代

  战争进一步升级,武器进一步进化。已经由“新石器时代”跳过“青铜时代”直接进化到“铁器时代”了,很明显是因为铜贵铁贱,铜少铁多。

  一开始是大头棒(其实就是镐头把)上钉铁钉子,极像“霹雳火秦明”使的“狼牙棒”,令人望而生畏。再后来就发展成“红缨枪”,白蜡杆上安装真正的铁枪头。一时间,新大校园的白蜡树杆一扫而空。

  听说有次一支队伍正扛着红缨枪在大街上游行,忽然发现街两边参观的群众中有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一问,原来是《新疆日报》上早已批倒批臭的大名鼎鼎的“黑帮分子”,新大副校长,历史学家张东月。咦?既有“黑帮”在此,何不用他试试红缨枪锋利与否?于是,张先生的屁股上被穿出十几个“透明窟窿”。

  这张老先生解放前在盛世才监狱中已经受够了酷刑,在这要命的当儿,不躲在家里,却搔首弄姿于街头,还参观什么红缨枪队伍?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

  再后来,武器花样不断翻新,古代十八般兵器竟一一上市,引得新中秦剧院的武把子们技痒,各操自家趁手兵刃赤膊上阵了!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真是让好战分子们开了眼。俗话说“好把式打不过赖戏子”,戏子们一出场,扛红缨枪的业余选手队伍全被打得稀里哗啦,人仰马翻。新中剧院协助二中“平型关”称霸中山路一带,吓得对方组织逡巡而不敢进。

  武斗战场既已被“步战”武林高手们称王称霸,达到顶峰,再往下只好向“骑战”方向发展了。新大搞了一支由轻工企业的好战小伙儿(其实就是一帮流娃子)组成的“骑兵敢死队”,一律枣栗色战马,每人打造一把熟铁蘸钢大刀,拴上红绸。在新大图书馆前的温馨校园内纵马驰骋,大刀挥得呼呼生风,做砍劈状,做格斗状,红绸飞舞,威风凛凛,小伙儿们心里大概以为胯下骑的是“马中赤兔”,当然自己就是“人中吕布”了。


热兵器时代的开端

  潇洒的“骑士时代”其实并没维持多久,模仿历史上的“冷兵器时代”就全部演绎到头儿了。终于,“热兵器时代”开幕了,但与兵器史实际进程不太符合的是,首先进化出的不是枪炮,而是──坦克!

  听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其实还是有道理的。当时无论打得多么厉害,双方究竟都明白,对方并非日本鬼子,而是所谓“受蒙蔽群众”(也不知道究竟哪方受了蒙蔽?),直接造枪炮似乎立刻酿成“非法制造枪支”罪,而所谓的“坦克”,并非真正带炮火机关枪的进攻型武器,其实不过是把汽车、拖拉机之类蒙上一层铁板的“装甲运兵车”之类防护型玩艺,是“盾”的扩大,只是用这轰隆隆的铁家伙吓唬对方,似乎这样还不太算“犯法”。说起来那个时代也真是难以理解,人们既在相互打,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下听令“守法”,“按政策办事”,既像战争,又像儿戏。

  同学李德新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弟弟当时是一中的学生,他们可能参加了八农的“战斗队”,我记得第一个造出“坦克”的好像正是八农,因为他们有农机系。

  德新弟弟和“战友们”坐在坦克中冲向“敌阵”,正在对方无可奈何时,坦克忽然熄火了──大概农机系学生学业尚不精熟,要是里面坐个有驾照的拖拉机手就好了──趴在那里。对方“战士”模仿英勇的志愿军,登上坦克,翘开“王八盖子”。“坦克兵”们只好爬出坦克,德新弟弟狂奔逃生,不幸被对方用红缨枪戳穿肚皮,肠子流了出来,大概对方也吓坏了,究竟是个可怜的中学生,没忍心再接着戳。德新弟弟用手把肠子塞回肚皮,捂着肚子,跑回学校,自己躺在医务室床上,然后大概就昏过去了。

  德新说这一段时,我听得都快要流泪,其惨烈有如抗美援朝中志愿军英雄“盘肠大战”再现!而德新的脸上却洋溢出一种自豪的微笑,那时的人都以为自己回到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革命史中。


土造热兵器

  “坦克”之后真正的“热兵器”终于登场了,开始自然是自制手枪或长枪,就和现在犯罪分子们造的土枪差不多,很粗糙,而且性能很不稳定。

  我那时已经在天天“敬绘”,当职业画家,从不摸那玩艺儿,而和我极熟的一位同学,也戴着斯文的眼镜,却酷爱枪支,动不动就想“玩一玩”。

  他那支“枪”是管长枪,很原始,简直就是土造猎枪,从枪管前方装填火药,填满捣实后,再点火击发,大概还是十八世纪的水平。有一次这家伙心太哈(瞎),填了满满一管火药,没成想一击发,强大的后座力把枪托撞击在他心脏处,死了。上午我还看见他来着,好好儿的,笑嘻嘻的和我开玩笑。

  后来这家伙被新大的红卫兵组织“追认”为所谓“红卫兵英雄”,仪式搞得还像模像样,哀乐,花圈,致悼词,遗体告别,一样不缺。当时我想:这小子不过是个调皮的“玩枪癖”罢了。

  那时的土枪没有连发功能,即使单发也得需要点火,影响射速,所以威力有限,常有“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二楞子敢死队出现两军阵前。当然,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本方一位学生就这样饮弹而亡。

  其实当时死人多了去了,光我在新大一间库房里就见过好几具冰冻的尸体,之所以这位学生的牺牲还能留在我记忆中,是因其兄钱玉凯乃赫赫有名的全国中量级举重冠军,曾于文革前破过世界记录,与陈镜开、黄强辉同列举坛金榜。

  更巧的是,这钱玉凯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俄罗斯“二转子”,黄毛黄眼珠,肩宽体阔,力大无穷,调皮之极,甚至还揍过我们的女老师。除了体育极优,所有功课一律不及格,未考上中学。失学闲逛,溜进体育馆举重室,一把举起杠铃,惊倒教练,于是一步步成为举重名将。估计其弟之所以冲锋在前,也是因为身体极壮,故而胆气极高所致。

  正在北京的钱玉凯听说乃弟被枪杀,回新疆兴师问罪,杀人一方闻听钱玉凯威名,如雷贯耳,吓得摆席陪罪,才算息事宁人。

  有一次胡乱闯派“红二连”一帮学生组成“短枪队”,夜袭“敌营”,好像是要营救身陷囹圉的“同志”。往外突围时,我系69级两位同学遭到对方“交叉火力”的阻拦,不幸被俘。

  后来对方的“战报”上登出两位同学的照片,脸被打得肿涨,脖子上还挂着各自的“手枪”,以示此乃“持枪暴徒”是也。

  那时也造了不少手榴弹,这家伙可能更好造,连抗日时的土八路民兵都能自造,何况现代会开机床的工人呢?于是新大院中天天轰隆声不断,那是在试验(其实就是楞小伙子们在玩)手榴弹。我最后已经发展到哪天听不见手榴弹响反倒睡不着觉的地步了,就像相声中那老头儿,听不见楼上扔皮鞋的两下响声,反倒一夜睡不着觉。

  当然,学习抗日英雄们的业绩,土地雷更不能少。而且现代土地雷比那时“地雷战”中的石雷威力更强。您猜这些小子用什么做地雷?用他妈的暖气包!在小六零暖气包中塞满黄色炸药,想想吧,那玩艺一炸起来是个什么征侯?大概能掀掉半座楼!

  听说文革后过了好些年,在新大校园中还能挖出当年的“暖气包土雷”。


忽然跨跃到“原子能时代”

  “枪”之后并未按常规出现“炮”,可能炮这东西太难造了,而且威力也太强大,在群众对仗中似乎还用不着。

  但“炮”的替代品“火箭”却适时登场了。原因很简单,火箭其实比炮要容易造得多,因为它不需要制造巨大的炮身,只造一枚和炮弹差不多的东西就够了,自带飞行燃料和爆炸药。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物理系在文革前就有“火箭小组”,我班孙一心也在其中,每年都做实验。当时是兴趣小组,为教学服务,而现在则成了“武器工厂”,为武斗服务了。

  往年火箭小组的火箭很小,射程并不远,而这次为军事目的制造的火箭威力大为提高,首发试射就一下子从新大打到南门!也就是两派的“楚河汉界”。

  这一下惊动了对方组织,对方似乎并不太懂物理和兵器学,竟把火箭混同于原子弹!他们的大字报渲染道:新大物理系有个留学英国剑桥的反动学术权威(正是那位冬练三九的疯子),会造原子弹,指挥物理系学生制造了三枚大规模杀人武器,用来屠杀革命派群众,希望革命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破坏革命大好形势云云。

  其实这下反倒省事了,本来对方准备攻打新大,结果被“原子弹”吓住了。我也得以继续“敬绘领袖宝像”,深造油画技艺。

  我边画边笑:原子弹是那么容易造的吗?二战中美国动用了多少亿美元,网罗了世界各国多少原子物理学家,组织了一个多么浩大的“曼哈顿工程”!最后才造出三枚。现在就凭我们可怜的新大物理系?

  认真说,火箭只属于运载工具,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战斗力,只有在它头部安装上能爆炸的“弹头”,那才能算武器,弹体和弹头加在一起叫“导弹”。如果头部装个卫星,那只是个和平的运载工具而已。

  我们那火箭大概头部装了点儿一般炸药,充其量算做常规弹头,而它们加在一起却无法叫“导弹”,因为它并没有“制导”装置,无法在运行中自动修正弹道。说下大天儿来也不过属于“喀秋沙”之类的“火箭弹”型武器,而且恐怕发射时连“导轨”也不正规。

  而原子弹呢,纯粹是爆炸性杀伤武器,至于运载工具是什么其实改变不了原子弹本身的性质,二战时美军用飞机运载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那是一种原始办法。后来把它装在远程火箭上当“核弹头”,就构成了“核导弹”。以上等于向当年那些糊涂蛋们普及一点兵器常识。

  再说就算我们那位剑桥学者真能造出原子弹,只要试扔一颗,在南门爆炸,那整个乌鲁木齐不就全削平了?两派全没了,一个不剩。可那天的南门试炸不就是一个大炮仗吗?这伙猪脑子!

  你看,不到一年时间,武斗史竟从猿到人,从“旧石器时代”进化到了所谓的“原子能时代”,这速度多么吓人!


制式热兵器

  不过原子弹是假的,而枪却逐步变成真的了,真正的军用制式枪支!为什么?其实两派群众组织背后各有一支军队在撑腰,本方背后是空九军,对方后面是新疆军区。于是两边都制造些假的所谓“抢枪事件”,暗中把部队的枪送给老百姓。

  新大那支轻工敢死队这时又“鸟枪换炮”,每人一长一短,一支冲锋枪或半自动,一支二十响驳壳枪,而且马刀仍然插在背后,红绸飘扬,更加威风了。

  有次本派中的民族学生要闹事,连周总理指示也听不进去了,抬着我画的巨幅领袖像,要搞所谓“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分裂活动,把“乱闯司令”团团围住,逼他就范。正在危急当儿,胡司令的“近卫军”赶到,冲进会场,民族学生惮于“轻工敢死队”的赫赫威名,吓得四下奔逃做鸟兽散。

  有了真枪,武斗反倒死人更少,因为大家都不再敢明目张胆的冲锋陷阵了。

  不过听说四川闹得邪乎,“产业军”和“造反兵团”两边甚至动用了真正的坦克和大炮,在四川盆地展开了真正的大规模“野战”,就差没动用军用飞机了。听说死人数目全国第一。

  六八年我毕业分配到了和田,第一次在和田看露天电影,外面就响起了手榴弹爆炸声,全场观众呼地一下全跑光了,就剩下我和夏老夫子等几个新大学生还在继续看电影,这种声响在新大把我们耳朵都磨出茧来了,就像没听见一样。看来来自大地方见过大世面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二战老兵”就是与和田土老冒不同,听那玩艺儿就像听了个“二踢脚”似的。

  记得那场电影是“钢琴伴唱红灯记”,全国首席钢琴家殷承宗(当时改名殷诚忠,以示不能继“承”封建祖“宗”)那暴风骤雨般的激情狂奏以及如行云流水般美妙的间奏、小过门令人陶醉,岂能让一声“二踢脚”给搅了?


地对空热兵器

  后来才知道,和田不光能扔手榴弹,其兵器史比乌鲁木齐发展水平更高更先进,乌市最多就发展到军用步枪、机枪、冲锋枪,而和田却发展到了高射机枪!原来驻和田属于空九军的那个师胆子更大,多要命的东西都敢送人。

  听说当时对方组织用干果厂的葡萄干儿袋子垒成碉堡(连武斗设备都充满浓郁的西域民族特色和纯朴香甜!),往外打枪,而这边的楞头青们把高射机枪改平射,朝葡萄干碉堡搂了一梭子,须知高射弹一出去就是连着三发,穿甲、爆破、燃烧,把个“香甜碉堡”炸飞了不说,葡萄干全部烧化,成了糖稀,把对方“战士”粘成了“糖人儿”(看来和田葡萄干含糖量真不赖),这下子对方组织吓破了胆,立刻土崩瓦解了。

  那一派的成员一提起这事儿,就乐得大牙都在闪光!


现代与中世纪的交锋

  等我分到皮山县,又遇上了一次更有趣的武斗。那天某方组织从公社弄来几千老乡,把对方据点包围了,手举砍土镘,人声鼎沸,势不可挡。

  此时对方据点中几个小伙子打完扑克正在睡中午觉,外面一吵,醒了,只见黑压压一片皮帽子海洋上翻滚着明晃晃的砍土镘,正是“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

  这时一个外号“毛驴子”的楞小伙儿,人高马大,光着膀子提着轻机枪就出来了,朝皮帽子上空扫了一梭子,南疆老乡哪儿见过这阵势?全都像决堤洪水似的撒鸭子逃命,大叫“毛驴子出来了!开枪了!”

  后面的老乡连人也没见着,大概以为某头“以歇克”(毛驴子)忽然成精,竟学会开机枪,而且端着机枪窜出驴圈来了!只恨爹娘没多生出两只脚。这情景恰像淝水之战中,朱序混在前秦队伍中高喊“秦国败了”,引起连锁反应,害得九十万大军一泻千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其时我正在文化馆宿舍,也是睡中午觉,忽听得窗外一片地动山摇,似有无数野牦牛被狮子追赶在藏北原野上狂奔的那种气势和震憾力。等我打开窗户一看,也搭着我爬起来慢点儿,“无数牦牛”已全无踪影。

  后来我一打问才知道是这么回事,接着倒头又睡,一梭子机枪比起新大每日不断的枪炮声不过等于放了串儿响屁。正所谓: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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