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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三念1960年代北航同窗于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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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念1960年代北航同窗于胜年


(按:2015年4月26日是我在1963年9月—1968年12月的北航3411班的同窗于胜年同学去世3周年的忌日.。每当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总是感慨良多,日前有评论认为,当前的习李王时代,是结束“大破”的时代,开启“大立”的时代,即要重建社会秩序、重建道德文化和重建生态文明的“三个重建”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认知是颇有见地的。我以为,于胜年同学的67年较短人生历程,特别是经历文革和改革的近46年的日子里,他的身上就鲜明体现了许多需要重建的基因和成分,值得我们反思和继承。值此北航3411班微信群聊BH3411建立之际,特将我曾为怀念于胜年同学而写三篇文字,增加了《三念1960年代北航同窗于胜年》的标题,发在我的“三正斋博客”里,希望昔日的同窗查询、回忆和反思,来缅怀他,也欢迎评论和指正。2015-3-14日于北京三正斋寓所)


怀念于胜年文章之一:


一念:            天生一条汉[1]


——北航3411班同窗于胜年素描


左一序


(2011-6-18,于北京三正斋)


(于胜年与我为北航1960年代3411班同窗学友,48年来,由于气味相投,平时过从较密。1968年12月离校前夕,由另一气味相投者、当时的“大款”刘鹏同学做东,在刘鹏家附近的王府井东来顺,生平第一次涮了羊肉,开了一次中国风味的“洋荤”,作为散伙饭。当时,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的情怀,之后各奔东西。1970年春节前,我毕业后第一次由东北边陲返乡江苏镇江探亲,竟顾不得先回家,而决定在天津中途下车,约上于胜年的大弟弟直奔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承德上板城造纸厂探望,发现他在男生中率先有了热炕头,进入温柔乡,对我们启蒙、教育和刺激巨大;我们叙旧谈心,大冬天里饱餐由他媳妇张罗的热气腾腾的水饺,好不痛快!我们还赶到承德,翻过墙头,玩了外八庙。1980年代初,他到北京来,同游过十三陵。1990年代,由于一个项目的关系,我多次去石家庄,我们见面就较多了,和郑焕成等北航学友聚会,还看望了患病的3421班的范淑兰同学。2000年代相继退休后,见面虽少,但几乎天天网上相交。近闻他身体有恙,总想亲往看望,无奈他均以恢复后再来为由以拒,现作此文赠之为念。这也是我为同学第一次写此类文字,不知妥否?今也沿用满嘴山西醋味的张生发的一句文词,请予雅正。)


             (一)


        天生一条热心汉,


        “有帮无类”助人难。[2]


        年青力壮显肌块,[3]


        男生、女生都喜欢。


             (二)


        天生一条正直汉,


       “只论是非”为“理”战。[4]


        无法无天风浪起,[5]


        更见性情与胆肝![6]


             (三)


        天生一条钢铁汉,


        豪气满身压劫难。[7]


        能妻贤惠爱备至,[8]


        儿女情长寿比山![9]


注:


[1]于胜年天生是一条汉子,俗话说,从小看八十、从小看到老,可见“江山易改,秉性难易”规律的正确性。人的知识和能力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但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的先天差异,固有的天性是存在的,而且在很多程度上支配自己的一生的行为。于胜年的热心、正直和坚强如钢铁的好汉天性是与身俱来的,确定了他的好汉人生的基本准则。无论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以及在病中,这一准则均难以改变。


[2]孔子主张“有教无类”,热心的于胜年则是“有帮无类”。在校时,不管是谁有困难,不分亲疏远近,是男是女,均热情相助,关心有加。在他接任我班第三任班长时,此点更为突出,颇得女生青睐。


[3] 当年,于胜年身体结实,精力充沛,有用不完的力气,时常爱显摆他那肌肉发达的双臂,让大伙欣赏他臂上凸起的肌块。


[4] 清朝王永彬《围炉诗话》云:“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于胜年在许多事情上显示出这种传统的大丈夫具有的天生正直的美德和侠义作风。对人对事的态度,首先是看对与不对,有理还是无理;只论是非,不论关系,为讲理、为真理而战,而不去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鄙视那种拉拉扯扯的不良作风,因而在同学中赢得了声誉。


[5]指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现有的知识理解,革命,应该在社会的基本制度层面上发生了飞跃进步的变革。文化革命,更应在文化层面上发生了飞跃进步的变革。回忆我们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看到的是无法无天,在没有宪法约束、没有法治的状态下的乱动,社会和文化均陷入了混乱和倒退,谈何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和飞跃?毛泽东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的意思指看谁掌握政权。现在来看,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的性质问题,这一点,比谁掌握政权更重要。李锐先生说“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推动社会合理前进的动力。”当然,社会进步也是社会各阶层矛盾运动的成果,但是绝不是什么“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史,只是阶级的主体变换了面孔和形式而已。如果政权缺失真正宪政民主的性质,缺少约束和制衡,即使本来优者也会变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无论是刘邓的“派工作组、抓右派”,还是毛泽东的“抓走资派和抓赫鲁晓夫”,都是立足于一些人整另一些人,即人整人;而不是立足于社会基本制度和文化的变革,放弃所谓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民主政治想去甚远。因此文革没有正确方和胜利者,在上层只是一场打着阶级斗争旗号的争权夺利的内耗而已,群众则成为被运动的对象。  


[6]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不妥当,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是人们内心大显露、大晾晒,显示了人心的善良、不善和阴暗等多个层面,却比较贴切。现在可以结论,当初,我班31人中有21位同学参加了第一批红旗,多是出于对在师生中“搞黑材料、抓反革命”的做法的不满、出于我班同学写的《为“一条无头黑线”翻案》大字报的赞同,是人贵有正直之心的本能反应,于胜年同学同样如此。更可贵的是,他的正直之心贯穿始终,在受压时怀有正直之心,在“红旗”翻身后,同样如此。记得他对文革初期因所谓“驯服工具论”影响奉命在同学中整材料、划右派的个别同学,一旦对方知错就予以原谅,同样视为知己;1966年年底,他获知广州的所谓造反派受压之时,激情呼吁幷“搬兵”前去支援,同样来源于正直之心,而无个人私利的考虑。1968年夏秋,工宣队进校后,特别是那位北京三建的曾胖师傅由于政策水平较低,常有言行不当,有人借机挟私,于胜年同样仗义执言,显示出他的真实性情和义胆侠肝。


[7]于胜年凭借满身豪气和对自己的坚强信念,已度过人生中多道坎坷,征服和压倒了不少劫难。其中,他从天津大都市考入北航这个航空工程师的摇篮,正在美梦联翩的时候,难以预料的政治风云又迫使他从北航只身来到上板城这样的穷乡僻壤,他战胜了这一巨大的人生落差,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的巨大转折,在赢得爱情的同时,在工作中也打出了一片天地,为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担负起社会赋予的责任。正如他在1968年离校时面对“改行分配”的情势所言,我们无愧于心。


[8]于胜年率先得了媳妇赵敬,很快有了两个女儿,其乐融融。赵敬能干、贤惠,对他疼爱备至,让他一辈子生活在温柔之乡的美梦里。对此,大家有口皆碑,无不称赞。


[9]古语有云: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作为一条热心、正直、坚强如钢铁的英雄汉子,于胜年在贤妻和女儿情长的氛围中,一定会反其旧俗而行之,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在此祝愿他:不但儿女情长,英雄之气也长!


怀念于胜年文章之二:


二念:        人是有灵魂的


——探望于胜年的思索


左一序


(2012-1-15  北京三正斋)


2012年1月8日,是北京春运的第一天,也是北京雪后的第一天,天空阴沉,雾霾深重。我和蒋国良同学相约,前往石家庄省人民医院探望患病住院的北航3411班同窗5年有余、经历了毛泽东的“十年文革”和邓小平“20多年改革”风浪和风雨的学友于胜年同学。


于胜年惟患癌症多年,也乐观斗争了多年。他因癌已转移,多次住院手术,也一直谢绝同学从外地来石看望,为的是减少别人的麻烦和奔波。这次,我们不顾他的劝阻,坚持去石代表原3411班老同学前往探望,送上大家的关心和慰问,增添些许精神食粮。到后方知,前不久,他的消化系统出血不止。因他的两个孩子均在外地,幸亏他的幺弟从天津赶来和其女儿在石家庄的同学无私献血,才有足够血源,让他起死回生。我们发现,当年20岁左右在北航求学、正值年轻时的激情岁月,在奔向古稀的时刻,依然令人回味无穷,它引发出来的情怀和精神依然是一股与年老、体弱和疾病斗争难以替代的力量。


(一)


谈及文革那个荒诞的年代,他那瘦弱的脸颊又重现青春的余光。他是首批参加北航红旗的一名侠胆义士;随之参加了国防科委门前的28天28夜的静坐情愿活动,成为当时北航红旗内认的“二八式干部” 类型的“坚定分子“,后来下广州、下海南、北上大连,奔走呼号。整个文革期间,可算”南征北战“,马不停蹄。但是,在文革那个混乱和浩劫的岁月,他没有去打砸抢、没有去投机钻营、没有去挟私报复、更没有去落井下石!在触及人们灵魂、魔怪乱舞的年代里,他时而挺身而出、时而拍案而起、时而“拔刀相助”,对同学、对亲友、对国家、对社会力所能及地做好事,因而赢得同学的喜爱和尊敬。


于胜年的文革经历再次向社会证明,所谓的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仅仅是认识先后的一个标志,以此作为好坏和先进落后的划线标准,太过肤浅和谬误。以我们的耳闻目睹,对至今有些人对当年所谓造反派的粗野描述很不以为然。事实上,所谓的造反派人士中存在更多的独立思考和特立独行分子;所谓的保守派由于有可借助的权力资源,在那疯狂的时刻,搞的打砸抢、逼供信,较之所谓的造反派的作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旅美人士王希哲《胡德平们何必抬出共产党的<历史决议>来压制左派?——评<历史决议>30年座谈会》的网文讲得更为深透,认为:“中国人民在文革空前的自由状态下,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越来越大规模地自己组织起来,与官僚特权阶级斗争,直至1976‘四五’运动,人民以捍卫周恩来为名直接向毛泽东的错误挑战,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是‘人民文革’。”“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八九’运动。而正因为‘彻底否定文革’,才引出了‘六四’血腥镇压人民民主要求的悲剧。”此文运用与“替民作主”、“为民作主”“诓民作主”相对立的“由民作主”理念的现代民主政治原理来阐述文革的现象和本质。它第一次摒弃了建国以来“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的传统思维模式,解答了关于千万民众积极参加文革的深层原因;第一次正确梳理了文革—“四五”运动—“八九”民运—“六四”镇压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了《历史决议》中的邓氏的“彻底否定文革”既不“彻底”也不全面的内涵。


文革是个多面体,只有科学对待文革才是正道。文革起码可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王希哲说的“人民文革”。从当年北航我们3411班21名同学参加北航红旗主要是出于对文革初期,院党委、工作组及其御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师生中大抓“右派”“反革命”的不满中可以证实;二是权贵文革,也可称之阴谋文革,这是毛泽东等弄权派和一些投机分子为达到夺取权位的目的,无法无天,不惜制造不实之词、私设公堂、借重暴力,将不同政见者和民众置于死地的丑恶行径。三是逍遥文革,只关心一己利益的文革。文革后有人以逍遥派自居,实际上这一点幷非光荣之举。


文革最应该否定的是践踏民主和法制的实质,最应该肯定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四大”的运动形式,因为这一形式的出现和始作俑者的愿望相反,无意中第一次给了人们在宪法中早已规定的相对的言论自由。当阴谋家利用它来作恶多端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调转矛头,对准新的“阴暗面”。对待“四大”的态度是检验真正的民主派和专制阴谋家的分水岭。“人民文革”的指向总是一脉相承、合情合理,逻辑始终如一,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宗旨,指向专制者的“阴暗面”。我以为,于胜年在文革中的作为,均发自正义情感的驱动,属于“人民文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古稀晚年有回味自豪的必然和理由。


(二)


于胜年在邓小平改革时代,按理说,他比文革时期有更多谋私的便利和机会,但他没有那样去做,依然保持原有的秉性,保持清廉之风,倾其全力于经济建设,从上板城造纸厂工人、厂长的岗位转战石家庄河北省盐务局属下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处长,一直劳累到退休,病倒在医院为止。他以勤奋辛劳、主持公道、热心助人的业绩留下自己的足迹。


《炎黄春秋》2012-第1期《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载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的发言说:“十年文革准确地说,是官不聊生的十年”“是毛逼官反,十年官不聊生,产生了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愿望”。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开启的改革,是一场“只搞经济改革、未搞实质性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生活有所提高,但是也出现了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治安不好等严重问题。记得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过这样的意思,毛时代的中国,只有一个独裁者;邓时代中国,则有无数个独裁者。此祸亦已殃及我们3411班的鲍同学之身。由于缺乏公民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一把手”独裁现象比比皆是,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特别在有的偏远农村,有点“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苗头。


和谐、美好社会的各个阶层理应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是由于政改滞后,改革同样出现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产生了人民改革、权贵改革和逍遥改革的三个层面。于胜年20多年改革时代的工作生涯,无可厚非的列入“人民改革”的范畴,同样是古稀之年的美好记忆,他无愧于生长于燕赵沃土的大地之子。


(三)


关于于胜年同学的品性,我已于2011年6月18日以《天生一条汉——北航3411班同窗于胜年素描》记之,他的热心、正直和坚强的三大特点尤为令人难以忘怀。无论在动乱的毛泽东的文革时期,还是在对权力失去监督的邓小平时代,于胜年始终如一。根据我的了解,于胜年不是一个喜欢读政治类读物的人,更不是一个喜欢钻研政治经济理论书籍的人。他的品行,肯定不是来源于毛泽东思想的滋润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而是具有一种先天的特征,有一个干净、追求美好的灵魂。否则,就难以解释,同一时空下,有的人的作为却与之相反?


其实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不同党派,均不乏坚持真理的仁人志士,也不乏脚踏实地、不倦探求社会良方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原因都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高尚的灵魂,在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存续和繁衍。那些由于卑贱、肮脏灵魂的驱使,混迹于两千余年残留的专制制度文化酱缸里而如鱼得水之辈,尽管生前地位显赫,万民膜拜,总要身与名俱灭,留给后人无穷的怨与恨!看到哲学思想家周国平2012-1-4日在中国作协“史铁生文学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最有灵魂的作家》,更加坐实了我的这个想法。他说:“肉体和生命是两回事,。这个和肉体有别的的生命,我称之为内在生命,通常的名称叫灵魂。”周国平先生还认为“倘若没有铁生,中国当代文学将是另一种面貌,会有重大缺陷。在这个灵魂缺席的时代,我们有铁生,我们真幸运!”同样,3411 班有了于胜年,填补了班魂的重大缺陷,我们为之幸运!


怀念于胜年文章之三 :  


三念:          送胜年远行


左一序


                     ( 2012-5-1,写毕于北京三正斋)


(一)


4月27 日中午,接河北省盐务局电话,告于翔(于胜年1968 年12月离开北航时改名)已于昨天下午在石家庄省人民医院去世。意料中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的第一反应,为胜年送行,义不容辞。问清楚定于29日上午9时举行送别仪式后,即和刘鹏、蒋国良联系,蒋因家装事忙不能前往,刘鹏决定和我一起去石家庄代表北航3411班同学为于胜年送行,同时接到了李昌贵从长沙打来的委托电话。下午我即去顺义天竺售票处购买28日的车票,保证在28日赶到石家庄。意外的是由于“五一”小长假,28日只有上午7:59分的动车票,其他车次全部售完。只得购这个车次,意味着明天要起早由东北到西南斜穿市区50多公里在北京西客站上车。孩子帮我在网上预订好靠近于胜年家的下榻的如家酒店,幷将购买往返车票时间电告刘鹏,让他凭身份证购买好同次车票,一起往返,幷约好车上联系。28日清晨,怕路堵误车,家人驾车将我于7:00前送到西客站。过街天桥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庆幸提前到站,准时登车。临开车前10分钟,方知刘鹏昨晚突发急性阑尾炎,呕吐不止,已于凌晨4:00送人民医院输液治疗。我只得只身前行,独立完成这一心灵上的特殊使命。


下午3时许,我来到曾经来过的胜年的盐务局宿舍区,他的妹妹已来门口接我。我再也见不到胜年热情的身影,见到的只有他的劳累而悲伤的夫人赵敬和满屋子的、他们夫妇双方家里由天津赶来石家庄奔丧的亲属,我带来的只有昔日北航3411班同学对亡友的送别之情和对亲属心灵的抚慰以及对盐务局领导对于胜年后事安排的感激。29日上午8:00前,我准时来到于家集合,乘车前往殡仪馆。9时许,按当地仪式,于胜年夫人赵敬捧着遗像,晚辈跪下叩拜,家属亲友和盐务局职工近百人向被癌症折磨得显得瘦小的于胜年遗体鞠躬告别后,随即火化,随同于胜年二弟于胜节书写的北航3411班同学敬挽的花圈,变为一缕青烟,升向天堂,远行而去,再也不会回到我们中间。我们还向炉内送了纸钱,祝逝者一路走好。约11时,我随亲属将骨灰安放在石家庄人民纪念堂祥瑞厅7排3层。他们家人再三挽留午餐,幷查验了下午2:22分的返程车票。下午1:15分,42年前在天津见过、当时只有7岁的于胜年幺弟于胜天开车将我送到车站,按原计划返京,完成了上苍给我安排的心灵使命。


(二)


多年来,我为不少先辈和同事送行,但是为共同经历过10年文革内乱和20多年改革风雨的同学送行,这是第一次。几十年来,我也为先人和同事写过一些悼念之词,最早的是1969年春夏之交在东北边陲黑龙江鸡西为一位因公牺牲的民兵连长的全矿追悼大会写过悼词幷奉命题写了墓碑“尚大珩烈士之墓”,不知现在是否安在?但是,我为自己的同学竟三次提笔行文,这也是第一次。原因就是其间凝聚太久、太多、太深的复杂感情所致。前两次行文《天生一条汉》《人是有灵魂的》,原因在于我自知这种病的厉害,文字幷不能解病,仅仅为的是能在他生前首次送上大家心底对他的真实的理解和肯定。赵敬告诉我,这些文字和1月8日特地来石家庄看望他,让他很高兴、很振奋,增强了与疾病斗争的勇气。


对于胜年的一生品行和评价,对于我们这批年届古稀、没有顾忌的可以“两头真”即年少和年老时方可一吐真言的人来说,老同学中对于胜年的热心、正直和坚强无不一致肯定和赞扬。就在4月6日,我在沈飞通过同事找来北航3411班同班同学司明显、胡守业一聚,向他们通报了于胜年的病情,他们无不为之惋惜,没有想到当年那么正直、健康,富有活力的于胜年竟被病魔折磨到这步田地。谈及往事,一致对同班某人无中生有、与人欠善的品行颇有微词,对比于胜年的品行大相径庭。胡守业首次披露,文革前和此人谈过思想,文革一起,则被此人揭发为让他学习刘少奇的黑《修养》,无中生有地害人;司明显更是直言,此人就是个“胎里坏”。于胜年的二弟谈起他的大哥对他们弟妹的关心,特别是瞒着已患重病的身体,竭心照料老母的往事,不觉泪流满面。这些事实说明,在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中间,崇尚公道、正直的道德底线依然存在,人间自有真情在。


在前往殡仪馆途中,与我同车的一位于胜年的经商的天津亲戚另有看法,我们都认为,于胜年为人正直。他却说:“正直有什么用?就是钱少!”我只回敬了一句:“我们今天只谈人品。”我心里也清楚,他的说法并不是个别现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表明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正直”二字已经没有用了,“正直无用”的社会是十分可怕的。


(三)


“正直无用”论由来已久。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一些人慨叹:“像彭德怀那样,有什么用?!”就是这种思想及意识形态的反映。记得一位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大型国企副总工、后来的工程院院士就曾当面对我讲过同样的话。这个企业的设备研究所居然为历史上的岳飞和秦桧谁是忠臣的争论分成了两派,主流派认为,秦桧忠于皇帝,按领导的意见办事,就是忠臣。更令人惊讶的是,连积极主张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杜仲老先生针对“重评周恩来”的思潮,于2010-6-25日竟写道:“周恩来为党为民保存自己,以减轻损失于万一,是智者之行啊!他不在惊涛骇浪中为毛说些悖论、做些本不愿做的错事,不像勾践那样‘效忠’夫差,能做到后来复国灭吴吗?”还有人颇为赞同杜仲老先生的观点,说什么:“如果都像彭德怀那样(当然我是敬重他的人品的),一切都直言,那么他自己首先就被打倒了,对于毛的错误根本于事无补,他靠边了就再也办不成一件对国家有利的好事了。所以,彭德怀算不上有水平的政治家,而周恩来确实是高水平的政治家。”这些也说明,当代不少人依然没有超脱旧时代“君臣关系”的窠臼,其是非观念和道德标准混乱到何等地步!。


实际上,“正直无用”根源于毛时代的中共高层的典型案例,以后才逐步蔓延到基层民间。第一,我们知道,彭德怀元帅1959年在庐山的仍有不少保留的“直言”信,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没有过激的言行,完全符合党章和同志式讨论问题的条件。但毛泽东龙颜大怒,信口雌黄,加害彭帅。当时,对于不了解全局情况的平民百姓,情有可原。但对了解全情、特别是全国经济实情的周、刘等人竟也翻脸不认人,颠倒是非,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记得,亲历此景的李锐这样描述1959-8-1日中常会近乎疯狂的批斗时的彭总:“特别是彭德怀,对话时他幷没有激动过,似乎过于平静,面部表情非常严肃,痛苦的感情藏得很深,但还是让人感觉到这一点,我就坐在他的斜后面。”故李锐慨叹:中共最高层的道德水准竟然不如一个基层党支部。至今我们还会记得1967-7-26 在北航南操场批斗彭总时他那决不低头认错的坚强,这才是真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形象。第二,对智慧过人的周来说,完全知道那样做的后果,难道将要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抵不上一次“龙颜不悦”,只能说明自己的道德水准已经降低到先秦时期“民贵君轻”之下,甚至还赶不上秦集权制以来的忠臣义士,也违背了当年“大江歌罢掉头东”“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革命初衷和气概,可以说此时的周恩来已经走到了自己反面。第三,杜仲也承认“周的缺点是缺乏勇气,未舍死去与毛正靣交锋,力挽狂澜。周做不到。”试想,如果刘、周等人如果还有一些当年的志气和彭总那样的勇气,支持彭总的正确意见,完全可以提前联手挽救经济危局,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也避免了毛泽东犯更大的错误,为中共党史增添许多亮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历史的航向。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周恩来不及彭德怀,他不是一位高水平的政治家,反而沦为落井下石的帮手,让彭总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根据我们在文革中的亲历和后来披露的大量史实,此后的周恩来内心世界与他文革中整天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胸牌,实际上相距甚远。可以说,离开正直的前提,任何权谋家只能是一名政客或枭雄,而与政治家毫无关系。我颇为赞同张爱萍上将的对彭、周两人的中肯评价:“彭德怀教我如何做人,周恩来教我如何做事。”在彭总的雕像面前,有的人不仅要走下神坛,甚至要走下人坛!


曾写过《千秋功罪毛泽东》与《文革黑匣子解密》等著作的中共党史专家辛子陵也在2010-6-25日煞有介事地推测道:“毛文革十年,就是要从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没有周恩来的配合,他注定不能成功。毛是文革中看得见的手,周是文革中看不见的手。叶剑英关键时刻的作用,实际是周恩来布下的一颗冷子。文革后的政治发展,是周恩来生前的精心擘划造成的局面。表面上毛全胜,打遍全党无敌手,实际上毛惨败。”此论近乎神功玄虚,亦属无稽之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粉碎四人帮时人民普遍的想法是,如果周在毛之后去世,能否一举粉碎四人帮也是个问题。


(四)


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3月14日,同样是从天津走出来的温家宝总理在他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成竹在胸,发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强音。作为我们的学长和同辈,又是上世纪60年代同在学院路旁一墙之隔的水土(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紧邻)中学习和生活的过来人,我大体上理解那个年代精神至上熏陶出来的莘莘学子心中蕴藏的浓烈的家国情怀。温总的真情所言内容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公平正义”的认同和坚守,充分显示出他的正直无私的本色。他说:“我曾经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以为,这是他的心的表达,而非是那种言而无信、言行不一的政客作秀,更是对那种“一代奸相”的致命回击。


古往今来关于社会发展的各种学说,众说纷纭。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在多种社会主义的口号声中学习、工作和退休离岗的全过程。我们学的是社会主义,干的是社会主义,经历了大干社会主义到“不争论”地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凝结了我们一生的最重要的理想和追求。在当前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这一代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感受最为完整的一代。当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把握仍很肤浅。其实,细想起来,社会主义只能是社会至上主义的缩写。社会的利益高于国家、高于政党、高于领袖的局部利益。这个利益所在或“核心价值”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和前提下,社会主义的口号才有人道主义的正确价值。否则,忠于国家、忠于政党、忠于领袖的口号均难免含有别样、叵测的意念。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胡适的话是识别那些以党和国家、领袖的名义贩卖私货的锐利武器。温总九年来的“痛苦”作为和对政改的呼吁,其人格高度和魅力已经超过了中共历代“名相”中的周恩来、朱镕基,乃至总理时期的赵紫阳,确立了他是中共“明相”中的顶尖人物的地位。我坚信,“直言无罪、正直有用”的社会氛围的时刻一定会到来!


写毕此文,今年我家后院比往年都盛开的、象征纯洁无暇的雪白的山楂花,好像正在为逝去的正直之士送行,正在为还在激情奋斗的正直志士祝福!我不觉为于胜年写下如下挽联:“天生好汉潇洒走一回;一身正气神韵年胜年!横批:此生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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