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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献]老夫中中:文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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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是1967年七至八月写的,今天未作任何改动。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和我的观点,尽管今天看来可能是幼稚或极端错误的,但它保持了历史的真实。将其原原本本的展现出来,应该有其特殊的意义。


                    


文革纪事


  


我的这些文字是在无聊和焦躁中写成的。


  


长沙“六六”惨案的第二天,我就避难回家。本来准备月底返校的,由于母亲、嫂嫂和侄儿的极力劝阻,我总是走不了。十分悬念学校的情况而又不能返校,真是“有家归不得”,因此生活得极其无聊而又焦躁。


   七月十一日本来到了郴州,准备返校,但意外的原因又使我到了这里——汝城281我哥哥处。二十二日欲乘281的汽车往郴州去长,又听说火车不通。于是乎,我又只得留下。什么时候才能走?不得而知。我想大概不会超过半个月吧。


   趁此闲得无聊的机会,写一点文化革命一年来的情况,以供将来的回忆,也无甚大害吧,何况还可以消磨时间。


   这一年是一天胜过二十年的时代。


   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急剧变化的时代。


   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等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出现了,文化革命把全国所有的人都卷入了,“真的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这个运动规模之大、动员之深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次运动中我做了些什么呢?我到了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听到了许多。但是比起许多革命闯将来说,那就差得远了。例如这次我就逃回家来了。而一些勇敢的人们则还在勇敢的战斗着。


   要写些什么,能写些什么呢?我心中没底,也不准备在纸上拟稿,写到哪里算哪里。也许再过几天我就要返校,再写两页纸就搁笔了。


   这一年的生活是极其有意义的,是沸腾的战斗生活——除了回来的这两个月以外。能够记下它的一些片段,也不是毫无价值的,至少它在我的生活史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阶段。记得在1961年,我休学在家参加劳动的那一年,那一段生活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平凡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如果把它忘记了实在太可惜,还是保存它的一鳞半爪吧。


   但愿这不是生活的顶峰,而是生活的开始。


   “回首韶光廿二载,击水中流尚有时。”这是我1964年二十二岁题于影集前的话。现在时过三载,回首往事,倒也没有什么值得忏悔的地方。


“而今迈步从头越”勇敢的迎接新生活吧!新生活马上就会开始了!


                                      1967年7月25日





                  文化革命工作队


                         ——在历史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





   文化革命一开始,湖南省委就从各专区城市工作队干部中、省直机关和湖南师院抽调了一批人员,组成一支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派往省直各界领导文化革命。


   我院从中文、政教、生物三系毕业班中抽调四十余人参加工作队,其中我班五人,我是其中之一。1966年6月6日,我们在荣湾镇接待来省委党校集训的工作队员,7日就开始集训。我被分配在历史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工作队。全队共十人。队长马玉卿是解放军政治干校教员,现任韶山陈列馆馆长,少校军衔。副队长余堃鑑,省供销社人事处副处长。还有两个组长:郴州专区外贸局办公室副主任张杰,省航运局科长刘运泉。 队员是省轻工化工设计院人事专干李健盘(女)、刚从大学毕业的陈新章和杨钧松,加上政教系的郭正枚、何朔霞。


  文化革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谁也不知道怎么搞法。只是由省委书记张平化作了一个报告,传达讨论了一下。大家都想马上下去,九日下午,两所就派了两辆小车接我们到了历史所和哲学所。


两个研究所在烈士公园的后面,实际上是烈士公园的一角。这里环境清静优美。步出大门,便是烈士公园。再走几十步,过了小桥,就是公园中最好的一条林荫道。道旁的法国梧桐和女贞树交相覆盖,简直透不过阳光。路旁有亭子、石凳。一到傍晚,对对男女情人们在这里散步谈情。


两所一共七十余人,除二十来人参加农村四清和其它工作外,在家参加运动的仅五十多人。两所共一个党组,也共一个食堂。


这里大多是当官的。历史所所长谢华是1926年入党的老干部,行政九级,曾担任过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副所长张沈川也是26年入党的,行政十一级。据说他是我党第一批无线电工作者。另外还有两个副所长和一个原文史馆馆长,也是副厅级干部。至于处级和科级干部就更多了。而我们队长呢?才十五级。我们几个学生,则是“无产阶级”。要对付他们这些人,确实有不少困难。


这里的人也十分复杂,半数以上出身地富资本家,有国民党少将编辑、少校军官,有摘帽右派,有省参议员,有被降职的报社秘书长和电台编辑,各色人物应有尽有,简直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我们队长到底是个军事院校的同志,还很不错。进所的第一个晚上,队长跟两所全体人员作的报告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他着重指出,这次运动就是一个普及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在每一个人头脑中扎根的运动。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决定首先在两所揭所长谢华的盖子,然后在揭几个副所长,最后清理阶级队伍。这就是队长“集中主要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


谢华是个资格老、年纪老的老党员,七十三岁了。他原来是省委常委,统战部长。1958年调到历史研究所。由于年纪大了,才没有再任常委,现在仍是省委委员。原来谁也不敢怀疑他这样一个老革命是黑帮分子。这次经大家一揭,他在政治上一贯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研究毛泽东思想,贬低和攻击毛主席早期的革命活动;宣扬反动的历史观,说什么“历史是人创造的”。他的反动观点应有尽有。在生活上也是自私得难以令人相信。他230元一个月,无儿无女,只有一个老婆还在统战部工作。但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交几元,还要向公家借。他一人住了三间大房,从不下楼,吃饭总是公务员送去。


我觉得在这里的日子是不大好过的。虽然这里的住房很舒适。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每人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我们两人一间房,一张办公桌。窗子是双层的,一扇玻璃窗,一扇纱窗。但是精神上总不是那么愉快。两所仅五十来人。我们有十个工作队员,他们大都是党员,开会轮到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想找他们谈谈话,找了几个,无非是了解情况,要他们打消顾虑,积极投入文化革命等等。而他们都是干部,许多还是当官的,大概对我们这几个还未出校门的学生也不怎么放在心上。而我们也不想跟他们谈。因此除了随大家参加一些会议外(实际上这些会议我们也可参加可不参加),就无事可做了。


我感到十分枯燥和无聊。平时工作时间没有事情也不能玩。吃过晚饭后,我常常一个人步出大门,在林荫道上散步,有时拿一本书读读。我总是盼望着星期六和星期天。因为一到星期六,我就可以找我的同学同乡龙再征玩了。他分在省广播电台工作队,在蔡锷北路。每到星期六晚饭后,我们用电话联系——他的电话号码是3097,至今我还记得——他到公园里来,我们买个西瓜,坐在林荫之下,年嘉湖畔,迎着悠悠南风,随便的交谈着。因为我们从初中到大学一直同学,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时我到他那里去,一起在街上玩玩。这是我最愉快的时刻。


哲学所有一个省委理论批判小组,我和他们一起整谢华的材料,正准备见报,“8·19”事件发生了,打乱了所有的旧秩序。


八月五日,全体工作队员在省委大礼堂听了关于撤销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录音报告(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同志的录音报告及刘少奇的讲话)。回所之后,我们工作队员讨论了一阵,当时我们还很不理解。大概是八日,大专院校的工作队全部停止了工作,而省直五界的工作队只撤了一部分,我们则一个未撤。这个消息告诉两所的同志,他们讨论时,都认为我们不撤好。并说,如果你们不来,能揪出谢华来吗?每次运动都是他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讨论了一下,也认为不要撤,要干到底。当时我们还认为这是对革命负责呢!


后来我们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干了,只好撤到二线,不直接出面工作了。但是我们还在这里,他们有事总得问问我们,实际上还是在这里干涉他们的工作。


“8·19”事件发生了。当晚十一时,省委通知省直各单位工作组长和文革组长去开会。十二时,把我们叫起来传达会议精神,说了一下“8·19”的经过,但是态度不明朗。


第二天,马玉卿同志组织我们到街上看大字报。他说:外面的形势变化很快,“三相信”(相信党委、相信领导、相信工作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大家可以出去看看。确实,外面搞得轰轰烈烈,这居住在公园的两个研究所成了世外桃源了。街上,到处都有很多人围着湖大的同学进行辩论,我们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听说昨天湖南大学几百名学生来到长沙市委,张贴大字报,要求市委书记孔安民等领导出来回答一些问题,但领导却不肯出来。这样来到的人越来越多。领导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这种事,认为是坏人闹事。后来见到声势越来越大,就吓得坐车逃走了。二十三日早,我正在洗脸,广播里播送了《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这好像就是针对长沙说的。这时我真激动得跳了起来。


后来省委社教总团撤了,我们还不知道,现在我们无人领导了。当天队长问了总团长万达,他同意我们三个学生回校。二十四日,我们就要返校了。司机老冯把轿车开来,要送我们回去,我们不肯坐车。他就拖来一辆板车,要帮我们把行李拉到江边去。我们也婉然谢绝了。临走时,老马还说,过几天,你们回来作个鉴定。谁知第二天他们也慌忙撤走了。据说他们走时,所里许多人还痛哭失声呢!后来,其他工作队员调到了省委接待站工作了一段。


回到学院,过了两天,我们就到衡阳支援衡阳矿冶学院的革命行动。二十九日,我和严峻去了北京,三十一日,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工作队期间,虽说没有做什么事,但也增加了不少见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湘江风雷


“湘江风雷”从它出世起,就以打砸抢抄而著世。文革开始时,人们只认为它的行为有些过火,不过还是敢闯的,还加上有什么陶铸当顾问,因此它发展到全国各地,号称有八十万之众。


开始,风雷与高司(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关系是很好的,分歧从去年十二月开始。那时他们说高司闯劲不足,要砸掉。到元月份,全省贫下中农造反派代表大会召开时,分歧就公开化尖锐化了。他们抓住高司部分人的某些缺点,说高司修了右了;他们破坏1·20大会的召开,无理绑架贫下中农代表;他们公开支持反动组织红旗军冲击省军区……我和曾昭薰柳修桂二月一日上午从重庆回来就投入了与湘江风雷的战斗。


风雷的决策人欺骗群众,说矿冶学院有水牢,关了他们两三百人,又说什么中央首长在河西接见革命群众。从二月一日起,就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过河来围攻矿冶。一日晚,他们过来几千人,砸了矿冶电机楼,抢了第九学生宿舍。当时大部分学生外出串连,在校的不过几百人。幸好矿冶还有上千外地串联的学生帮忙。二月二日、三日,风雷又有大批人员围攻矿冶。二日晚我们在师院凤凰山和汽车间之间用水泥电杆和石头筑起一道墙,这是他们往返矿冶的必经之地,阻挡风雷的汽车通行,以防他们增援和抢劫。我院约三百余人,同时在这里组成人墙,阻止他们过去和追回被抢劫的财物。


三日,来长串连的约二万名师生自动发起示威游行,强烈抗议湘江风雷的打砸抢抄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取缔湘江风雷。游行队伍在二中集合,约上午十时出发,前面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红色造反团的战士在宣传车上,后面有新北大、西安交大等几百支来自全国各地串连的红卫兵队伍,他们打着大小不等的红旗,拿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从五一路经过时,两旁楼房上有些喇叭高叫着“打到高司一小撮!”“你们不要受蒙蔽了”等口号,但游行队伍“打到湘江风雷”的口号更响亮,他们的拳头握得更紧,步伐更加整齐了。


为了抵御湘江风雷的袭击,我院红卫队、总部和指挥部三个属于高司的组织联合组织了一个联合指挥部。安排在校的仅有几百人,负责防守理化楼、广播站、印刷厂等重要单位,宿舍安排少数人把门用铁床堵死,把消防龙头接好,随时准备战斗。我与系里的几个老师一起守印刷厂。


半夜联络员通知我们到汽车间门口集合。我们赶到那里,见已经来了两百多人,排成五六行横队,组成几道人墙,阻止人员通过。这时已是深冬,寒风刺骨。那些围攻矿冶的人们因天气太冷,便三三两两的走了。到了我们这一关,就进行搜查,把他们偷的抢的电子管、钳子、电线等物留下,才放他们过去,还对他们上一堂政治课。有的人甚至把白纸、传单也大把拿走,还有一个人偷了一辆自行车。


凌晨两点钟,打着湘江风雷旗帜的约一百来人的队伍过来了。过了一会,又来了两辆他们的宣传车,车上的女广播员高喊:“前面的车子冲过去,冲过去就是胜利!”我们十分愤怒,把车上的广播线剪断了,把喇叭取了下来。后来找到女广播员,原来是“三联站”的家伙。他们的宣传喉舌没有了,顿时锐气大减。我们在人墙中留下仅可一人通过的小口子,让她们过去。我们喊道:“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革命的同志们请过去!”有些人动摇了,他们回头望望自己的队伍,低着头走过去,我们就拍手欢迎。


凌晨三点钟,传来了我驻京办的电话,说总理讲,湘江风雷打砸抢抄,支持红旗军,它的性质不是很清楚吗?我们大发传单,对他们说:你们受蒙蔽了,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于是乎,那一百来人军心动摇了。我们没收了他们的旗帜,命令他们把符号证件交出来才准过去。刚才欢送他们不肯走,这时都争着要走。了交了袖章,收了红旗,灰溜溜的一个个溜了。我们还发现地上有一些撕碎了的红袖章碎片。我们还抓到一个打人凶手。把他带到指挥部,见他穿着十分褴褛。问他打了几个人,他说打了两个。问他为什么过河来打人,他说昨晚有人发给他风雷臂章,是过河来开会。这人是城西扎木社的,看样子有点傻气。没收了他的臂章,我想让他走算了。但红卫队的老陶硬要和他照个相才让他走。


我们班只有五个人在家。我虽然没有当官,但我和小曾总是守在指挥部,晚上从没睡着,总是十二点吃过夜餐后,又回到指挥部里。四日晚十二点,我和小曾去矿冶总部问问情况,听说矿冶被打死了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总部在机电楼,仅有三四个人。一个女同学介绍了一日他们砸机电楼的情况,还带我们去看了被砸的情景。约凌晨二时,我们回到学院,听到河东的的高音喇叭宣布中央的“二·四”批示:湖南军区立即对红旗军和湘江风雷的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受蒙蔽的群众。我们高兴得无法形容。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终于胜利了!中央文革支持我们!湘江风雷“血洗矿冶,踏平湖大,扫荡师院”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了!不过我们的喜悦是抑制在内心的。我们早就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也早就认为,湘江风雷一定是反动组织。在一月中旬我和小曾去重庆的路上就谈过。这时马路上一个人边走边喊;“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啦!”他的高兴劲就不用说了。据说他是湖大河东战斗队的。


这时全市封锁,码头戒严。革命群众把红旗军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头目通通抓起来了。一早我们拿着棍棒,守着马路上,检查过往人员的证件,以防湘江风雷的反对头目逃跑。


1967年二月 七日,全市在东风广场召开十万人的大会,把反动组织红旗军、湘江风雷、长保军(即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头目抓上台去示众,真是大快人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内战


我们学院属于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有三个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队师院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师院总部、红卫兵湖南师院指挥部。简称红卫队、总部、指挥部。红卫队是教职工组织。总部约一千人,指挥部约七百人。前者是在与长保军的斗争中成长的。后者的领导者认为长保军右了,总部左了,因此另外成立了一个指挥部。我们是出于对我系的大队不满参加指挥部的。


在与湘江风雷斗争的末期就已经酝酿了内战的爆发。四日晚,总部的我班刘某广播说,要成立一个什么东方红公社,以思想兵(即总部)为核心,其余愿参加者均可报名,这明明是在我班拉拢势力,与我们闹对立。当晚在总部与指挥部干部联席会议上,我就指出,这是搞分裂,企图扩大势力,占据山头。当时总部大部分同志也同意我的意见,谁知后来就变了卦。


六日,总部所属外语系大队突然发难,发出一个所谓整风公告,公然把矛头对准我指挥部,说什么“指挥部是长保军的伙计”,要把指挥部从高司中赶出去。这样总部与指挥部的矛盾就公开化了。


总部是在与长保军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它敢闯敢干,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也不尽然。例如,总部所属中文系大队是保工作队的。大队长我班刘某就是工作组长赵企贤的大红人,整同学的干将。至今他还故意与我们作对,想搞垮我们指挥部。


指挥部是去年十二月加入高司的。开始他的某些领导人思想右倾,有些调和折中,但广大战士与他们做了斗争,换了领导班子。我们也一向是支持总部的,与他们并肩战斗过。她不仅是在与外部的保守势力,同时也是在同内部的右倾思想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这就是她的可贵之处。


在这对湘江风雷斗争胜利的时候,总部某些决策人要独吞胜利果实,把成绩归为己有,把人家踩入地下,这能行吗?


在红卫队的劝阻下,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始终采取忍让的态度,一再跟总部商榷,希望他们以团结为重,处理好这个问题。谁知他们竟然支持怂恿外语系大队的分裂行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强烈愤怒。


当时我部在校的仅五六十人。我们开了干部会、战士大会,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虽然有缺点,但可以改正。大家决定与向我们猖狂进攻的人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反击。


经过我们的努力,三个总部决定十四日联合召开一个整风大会,以自我检查为主,批评他人为辅,但必须是善意的。在会议上,我部政教系的覃同学刚从外地串联回来,不了解情况,他一上台就对我部领导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谁知总部的某些人利用这个讲坛,作为攻击我们的阵地,打垮我们的时机。他们骂我们调和折中啦,跟长保军一伙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忍无可忍,临时上去作了一次进攻性发言,揭露了中文系大队负责人的嘴脸。这次会议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打击。我部决策人、副指挥陈某——这是一个有较强活动能力和工作能力、善于自吹、喜欢出风头、骄傲自大、见风转舵的人——就泄气了,认为没有搞手了,就怨这怨那,想就此罢休。在小曾和我的劝说下,才重新振作起来。首先我战斗团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所谓“联合整风”,接着政教系战斗团响应。十六日我指挥部发表一个强硬声明,指出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湘江风雷虽然被取缔了,但其反动影响仍未肃清。因此当前的任务是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二·一四”大会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容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善意提意见是可以的,攻击是不行的;我们即日退出”联合整风“,奔赴河东,边战斗边整风。


至此内战告一段落。


我部的主力军政教系战团的战士陆续回来了,于是我们和总部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骂我们调和折中,我们骂他们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时值天津延安中学大联合的文件公布,形势对我们大为有利。于是我们宣布为了有利于大联合,我们自动停止指挥部工作,猛轰总部的山头,搞得他们内部也闹起来了,有些班系与我们联合起来,退出总部。总部这个山头也摇摇欲坠了。


尽管如此,内战还是继续着,特别是外语系和我系。这种局面直到五月份才结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打倒“狗头军师”


  湘江风雷之所以那么猖獗,除了种种原因之外,就是它还有两个“狗头军师”——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和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简称“三联站”和“北联站”。


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是全国两个著名的造反派组织,是中央文革支持的。于是乎三联站、北联站便狐假虎威,一到长沙,就耀武扬威,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还在元月二十日,取缔反动组织红旗军时,这两站便叫嚣:“军权就是夺定了!”“一定要跟红旗军翻案!”“打到龙书金!”(龙是当时湖南省军区司令)等等。现在他们又高喊“与湘江风雷战斗在一起!”“打到高司一小撮!”,并把矛头指向省军区。


取缔了湘江风雷,不肃清两站流毒,其恶劣影响是不能消除的。“二·四”批示下达后,两站虽不敢公开支持湘江风雷了,但却举起左手喊“拥护二四批示”,举起右手喊“打到高司一小撮”。十号左右,省军区宣传车公开表态支持高司。同时广播“打到黑高司是一个政治阴谋”的文章。不久又广播了“正告三司驻长联络站”的文章,指出三联站始终是反动组织红旗军、湘江风雷的幕后指挥,警告他们必须悬崖勒马。这时“打到狗头军师三联站、北联站”“三联站北联站必须接受三千万湖南人民的审判”的标语和揭露他们的大字报遍布全城,在全市掀起了向三联站、北联站进攻的高潮。与湘江风雷的斗争中,首都三司“千钧棒”和“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1967年2月16日我们我们发表退出所谓“联合整风”的声明后,就组织我班七八个同学,领了一些笔墨纸张铁笔蜡纸等,住到劳动广场附近的十七中。这是个初级中学,全校1200多人,但现在学校仅有100多人,其余的都回家去了。这百余人就有十多个组织。这里离市中心较远,我们以前的宣传很少到这里。有人说,以前总是看到湘江风雷的宣传,看不到你们的宣传。我们又懒得到五一路去看,因此就相信他们算了。


与我们共同战斗的造反有理军十七中军分部的人告诉我们,他们这里也有一个湘江风雷“轰阿保”支队。这个支队的人经常跟风雷工厂的金猴战团看门。饿了,金猴战团的人就叫他们到学校偷饭吃。这些人偷了厨房的饭在教室吃,外边还贴着布告:“现发现有人偷饭吃,如果发现了定将严惩不贷!”一些小鬼,就变得这么坏,真是不得了。这就是风雷的流毒!


还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们说:“一次铁道学院一辆宣传车开到五一广场,金猴战团的围上来了,许多群众也在旁边观看。风雷的人砸了车上的毛主席像,抢了喇叭,他们还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正当他们要上车打人时,旁边的群众愤怒了,于是他们慌了手脚。喇叭就高叫:“同志们,快走!不要被高司的捞了稻草!”看,这伙人就是这样卑鄙!我们七八个人办了一个油印刊物《火线》,上面都是我们写的文章。揭露三联站、北联站的罪行,欢迎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等等。同时我们也抄写一些大字报,写一些标语,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大概是二十二日,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成立了,《湖南日报》电台都被红联高司派掌握了。这时整个长沙城高司派的舆论占了绝对优势,反对派的舆论已经极少了。


我们的《火线》一共出了四期。月底,中央关于学校在外所有人员撤回本单位的通知下达了。二十七日,我们几个人就撤回了学校。


二月到三月,是红联高司派的黄金时代,不论在舆论上人数上声势是都占了绝对优势。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一些严重错误。有的下乡的同志支持了保守派,对湘江风雷打击面宽了。保守派乘机报复,他们打着坚决支持高司的招牌重新死灰复燃,对一些在“风雷”问题上犯了错误的革命组织进行打击。不过我们的战士在发现了这些问题后,马上进行了检查,改正错误。


我认为,高司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它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班我系的流毒是特别深的。这还得从去年六月份文化革命开始说起。


六月一日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一广播,立即在我院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同学对院系党委和工作组(在我校搞四清试点的省委工作组)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贴出了一批大字报。自然也就有人贴出了一批保卫院系党委的大字报。同时在“横扫”的指导思想下,矛头都是指向学生,揪学生中的牛鬼蛇神。六月二、三日,我们去湖大去看了一下,他们揭和保院系党委的两派斗争特别激烈,大字报在办公楼和设计楼之间的马路上及各宿舍都贴满了。不过他们的大字报不像我院,多数是对准院党委的,而不是揪同学中的牛鬼蛇神的。


我院揪牛鬼蛇神的大字报特别多,墙壁上校内马路上都贴得挂得满满的,走路也是从大字报下面钻来钻去。据统计到6月6日,省委派文化革命工作队进院为止,学生被大字报点名受到打击的达一千名左右,教师达五百名。


运动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较之反右声势还大得多。当时许多领导也吓得束手无策了。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人,在省委一些人的支持下,对一些敢提意见的革命闯将进行政治迫害,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我系除揪出一些表现有问题的“黑鬼”外,还揪出几个因为贴了工作组长王一兵的大字报的“反革命”。对这些人,不仅用大字报围攻,且强迫他们写检讨,承认是“反党”,弄得他们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有的还被迫自杀。当时整个学院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66年六月六日,省委急急忙忙从各社教队、省直单位、学校抽调人员,组成一支七百多人的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进驻文化教育新闻各界。我院原三十多名四清工作队员转为文化革命工作队员,另增三十多人组成师院文化革命工作队,由零陵地委副书记赵企贤任工作队长,王一兵仍任我系工作组长。


工作队进院后,整学生之风仍盛,甚至有增无减,特别是在我班。


我班是1962年进校的。那时由于高教部被一小撮坏人所盘踞,根本不贯彻阶级路线,招生只看成绩。从阶级出身看,我班五十四人,出身五类分子家庭的十三人,(尚有两个可疑者未计算在内),贫下中农出身的十八人,余皆出身中间阶层。在出身剥削阶级的同学中,有的表现不大好,但也不是什么“黑鬼”。运动一开始,就把王、曾、易等揪了出来,此后,还要揪周、刘、谢、张、曹等十一人。这是我班被打击的第一批。


不久我班班长孙南生觉得这样揪人太多了,将来不好做团结工作,不同意这么做。这下可触怒了我班陈、张、刘几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纠集一批人,写出了一张“请看中四·三班保皇派的真面目”的大字报,把孙及其“爪牙”二彭打成保皇派。这是我班被打击的第二批。六月二十一日,工作队长赵老头来我班蹲点,面对我班这种整同学的歪风不仅不加制止,相反,继续支持他们这样做。第一批被整的抬不起头,,第二批的“保皇头目”孙某要写检讨,因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进了医院,陈某还要查他的病历。怕他装病,要把他从医务所搞回来,非将其打成右派而后快。同时在赵老头的支持下,陈、刘、张等还发动了一场向孙的夺权运动。首先在群众中制造夺权舆论,整孙的材料,说他如何如何坏,然后施加组织压力,把他从积极分子队伍中排挤出去,再后就是由队长秘书欧阳贤整理一个“好得很”的材料,总结夺权经验,在全院全省推广。这样赵老头捞到了一笔资本。      


七月中,赵老头要欧阳贤到中文系调查被迫害同学的情况。中文系团总支书记龚竟成对欧有意见,又对赵老头在我班蹲点有意见,说他用人不对,点办糟了。赵就怀恨在心。欧阳贤的一个红人说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批判,并将这话写字盖章,引起了同学的愤怒。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把赵某某的后台老板欧阳贤揪出来”。龚支持了这件事。赵老头就大发雷霆,立即派出以副队长陈玉洁为首的十来个工作队员组成调查组,来中文系调查此事。后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认为龚反对欧阳贤,否定赵队长蹲点的成绩,是想赶走工作队,破坏文化革命,这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事件。于是,龚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本来早在七月初,许多同学对工作组长将贴她的大字报的彭某打成反革命很不满,要贴王的大字报,赵压着不准。八月初赵经过总团长赵冰岩同意,突然发动大家贴王一兵的大字报,把王揪了出来。同时还为受王迫害的几个同学平了反。这几个人在省委工作组诉了苦。这样赵老头又为自己捞了一笔政治资本。王一兵整学生本来是省委工作组的指示,为什么早不揪王,偏偏在北京反工作组撤工作组时才揪呢?为什么不仅是中文系而且外系也大整学生呢?整了王一兵,撤了她的职后,赵便成了“海清天”,似乎他纠正了整学生的反动路线。其实这是一个弃车保帅的大阴谋。(后来我们去零陵批判赵老头时,他只承认客观上有这个作用。)


在此同时,来了一个打击龚的亲信爪牙的运动。文革初期,我系毕业班抽调了十五名同学到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后来又调了几个人到外事办公室。这时,我班个别极端个人主义者认为这些人分到了好工作,就写了许多大字报,点了许多外调同学的名,安上什么“现行反革命”的“党羽”“亲信”“爪牙”“修正主义苗子”等罪名,把他们从外单位搞了回来。这是我班被打击的第三批。我当时在班上并不出名,也不是他们竞争的对象,同时他们也没有抓到我什么辫子,便没有“名标金榜”。.


经过这三批整人,在赵老头蹲点的中·四三班(即中文系四年级第三班),总共五十四人,受到不同程度打击的有三十人,其中二十人被整材料。除了整人的和被整的外,余者寥寥无几了。教师中也实行打击一大片的反动路线,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文系九十个教职工,四十来个受到打击。如系团总支书记龚竟成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强迫劳改,和“黑鬼”关在一起。


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于是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我系在为几个受迫害的同学平反时,又打击了另外一批人,即原来在王一兵指使下,整了同学的人,这些人大多是党团员和干部。于是这批人组织了一个“八一八”红卫兵,后来他们参加了保守组织“长沙市红色政权保卫军”,最后这个组织被瓦解了。


我们班被搞得一团糟了。挨整的人这么多,一个也没有平反,赵老头的红人仍旧是造反派,他们又会见风使舵。我们班同学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一个新阶段,谁也没有能力把它重新组合起来了,互相见了怒目而视,,大字报上互相痛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多大恶果啊!


八月底我班外调同学全部回来了。九月初我班开始组织红卫兵。开始,全班只一个红卫兵组织,名之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由八个出身好的出面组织。本来他们想拉我们三个外调回来的同学加。因为他们都是镇压学生的干将,我们几个不肯加入,就成立了一个独立战斗队。长保军我们不愿加入,要与我班思想兵那样的人同流合污,我们当然不愿意。于是十月中在外语系、政教系和我们战斗队的倡议下,组织了“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指挥部”,即后来被他们称为“第三指挥部”。(十二月也加入了高司)加上教职工组织的红卫队,我院红卫兵三组织便鼎足而立。(长保军是六七年元月才垮台的)


我们系仅我们班参加了指挥部,在系里我们是少数,但在班上,大家都看清了我班思想兵的真面目,因此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们仅五六个人。其余没有参加组织的同学全部站在我们一边。


去年十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角。大约是十月十三日,我班十五个同学写出了第一张批判赵企贤的大字报:《赵企贤在中四三班蹲了一个什么点?》这自然引起了赵的红人的不满。当时谭力夫的形左实右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因此签名的仅仅是十五个出身好的人,其他的人不敢签名,不然起码有四十个人签名。


由于大部分同学都外出串连了,我们除了十二月三十日因搜查他们的黑材料跟他们论战了一番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一直没有搞起来。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七点多,工作队长赵企贤和副队长陈玉洁嬉笑着脸皮来到我们寝室。陈是省妇联的一个什么干部,这是个狡猾的笑面虎。她总是跟着赵的屁股后面转,跟赵解围,打圆场。我们恨透了她。


   这时我们十来个人正在220室烤火。


他们笑着脸皮:“下面贴了一张关于分配问题的大字报,你们看到了吧?”他知道毕业班最关心的是分配问题。这次他们也是来探听虚实的。


  谁也不想理他们。过了几秒钟,有同学看到过意不去,才说了一句:“看到了。你们过来烤火吧。”虽然口里这样说,但谁也没有让开。


“不要,不要。你们烤吧。”陈玉洁回答说。两人就在床边坐了下来。


“你们都想分配了吧?”赵老头笑着说,想引我们和他聊天。


又沉默了几秒钟。这时彭同学再也忍不住了:“赵企贤,我们班的问题你准备什么时候来解决?什么时候来作检讨?什么时候跟同学平反?”


“我有时间就来,尽量早一些。”


我们跟赵企贤谈过几次。赵老头滑得很,他在我班蹲点犯下了严重错误根本没有承认。他不承认在我班我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反,还纠正了王一兵的错误,是个功臣。至于同学整同学是同学自己搞起来的。“在全院我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他常常这样具体否认自己的错误。


我恼火了:“你好好学习《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你是否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上来,真正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为受迫害的同学彻底平反;还是坚持错误,死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红旗杂志社论讲得很清楚,如果要坚持错误,那矛盾就可能转化。你在我班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今根本没有承认错误,不给受迫害的同学平反,一推再推。我知道,你以为还有本钱顽固到底。现在我告诉你,广大同学都已经认清了你的真面目。你为少数几个同学平反,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面目已经很清楚了,保你的红人在班上已经彻底孤立了,不要再拿老黄历来翻了。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


这时我班其它寝室的同学也来了,一共有二十几个人。大家都很气愤,你一句我一句的质问起来。他们被问得无言可对,低着头,很尴尬。这时陈玉洁把手一翻,看看手表说:“啊,九点钟我们还有个会呢,以后我们再谈吧!”他们起身便走。


“你们什么时候来?”大家见他们要走,就一齐问道。


“什么时候有时间就来,我们不会走,你们放心,问题一定要解决。”赵老头很不满。


“不行!三十号以前你们一定要来一次。”


“看有没有时间。”赵老头支吾着。


“还有三天,怎么没有时间?”


“好,可以.”他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脱身。


谁知后来我们去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他们。二十九日,他们就到河东去了。我们只好写了一张“抗议”和“勒令”。


元月十日,我们到重庆去了,二月一日回来后,又忙于和湘江风雷斗争,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没有搞成。


三月,班上的同学大都回来了,我班才重新开始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开始要搞大联合,各红卫兵组织整风。我们把全班同学请来(除思想兵七个人外,其余同学都在我们这边),一起学习,跟我们提意见。但大家总是懒洋洋的,会也开不起来,真是没有办法。


去年六、七、八月份,文化革命初期我不在学校,虽对班上情况有些了解,但亲身体验不多,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


   班上周某,出身下中农,团员。平时由于嘴巴多,毫无顾忌乱讲,加上爱与人吵架,所以这次被整了一顿。前几天他带着一肚子火写了一篇我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獗的文章,写了一晚,直至通宵。这时红联办了一份《追穷寇》刊物,就派周去了。三月中旬的一天,我从周的抽屉里拿出了他写的这篇十分潦草、共有二十余页、约一万来字的文章,看了一遍,觉得很不错。事实很多,揭露分析不错,感情十分强烈。于是我把它抄了一遍,作了个别修改,准备用大字报张贴出去。


   越抄下去,我的心情就越激动,几乎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了。


   孙同学不同意整那么多人,被打成“保皇派”受孤立,被监视,被逼写下“我是人民的罪人”的检讨书;住了医院,还不准同学去看他;谁去了,就被说成“立场不稳,敌我不分”。刘同学强迫他承认不仅客观上而且主观上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常同学被骂作是贫下中农的叛徒,蜕化变质分子;张同学被莫须有的罪名当作黑鬼揪了出来……今天戳了一个黑窟窿,明天挖出一条黑线,弄得人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走投无路,一些人想自杀。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怎不令人同情、令人伤心、令人气愤呢?更可恨的是,镇压同学的刽子手不仅不承认错误,不给受迫害的同学平反,反而成了“海清天”,溜之大吉。赵的一批红人打手不承认错误,倒成了造反派头目,还继续与我们作对,骂我们与保皇派一伙。这真是岂有此理!


   晚上在湖大礼堂观看高司宣传队的演出,尽管节目还不错,但我也看不安了。晚上一回来,我气得在班上叫了起来,决心要在班上组织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


   第二天我们开了一个班会。我说:


   “同学们,我们班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最深的班级。全班五十四人,三十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其中二十人被整材料,许多人被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甚至想自杀。要是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许多同学可能已经被迫害死了。但是至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受到批判,受迫害的同学根本没有得到平反,赵企贤至今没有认错,这我们能够容忍吗?


   “我们不是天天高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现在我们必须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只是为那个同学平反的问题,而是是否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把这场批判进行到底,怎么对得起毛主席?”


   于是大家激动起来了,愤怒起来了。谁不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谁不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我们班前段被整得太惨了,被压得太苦了。有的被整的同学出身不好,不敢起来斗争,心想,只要以后不整我们就算了;有的则是无能为力,只好随它去。以前是没有一批腰杆硬的同学领头啊!许多同学想起自己以前被迫害的情景,激动伤心得流下泪来。


“他妈的,起来干,不干不行!”许多同学都说。


   经过一阵讨论,大家选举了一个临时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小组,由朱某、周某和我组成。朱某那天在大家热情鼓动之下答应了,但干了几天他就不肯干了。他跟自己的出身一样,是个中农性格。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獗时,他未挨整,有时甚至还被重用,要他帮助整同学的材料。这时他当然不卖力了。何况这是苦差使,开会前后都要研究。现在同学又不那么听话,开会要到处喊。后来只剩下我和周某两个人干了。


   第二天,我们全班同学开了控诉会。会上有两三个同学控诉了,会议开得很好。为了有利于团结,开会时去叫了那几个思想兵,他们说事先没有与他们商量,因此不肯参加。


   十九日,开第二次控诉会,有教师红卫队和兄弟班代表参加。


   在昨天的会上,张同学就在哭。今天就由她首先发言。


   “今天能在这里控诉,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她哽咽着,眼泪线珠似的往下滴。


   “那天,一些同学贴了我的大字报,说我是黑鬼,讲我五七年就配合右派想抢广播电台。那时我才十三岁啊,这话你们能相信吗?大字报贴到我的门口后,许多人都围着我来看,指指点点的说:看,那是个黑鬼!我真是无地自容。我被当作动物一样被人观玩啊!”这时她已经泣不成声了。


   在场的同学无不伤心得 声泪俱下,同声痛哭起来。许多同学回想起自己挨整时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时大家把找来受教育的赵的秘书欧阳贤痛斥了一顿。


   “欧阳贤,你听到没有?你还说我们班“好得很”,这就是你们的好得很!他被群众的激愤情绪震慑了,只得唯唯喏喏。如果赵老头在这儿,恨不得打他两个耳光。


   “赵某某(一个同班同学)提供的我的材料,没有一点是事实。这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问题啊,你也调查一下呀!张继续说。


   赵某也是挨整的。本来她一进场就低着头,红着眼睛。这时她失声痛哭了:“那时是陈某(班上赵的打手)逼我写的。他一天把我喊去几次,要我揭你的问题,将功赎罪。我没有办法,只好去回忆,去打听,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下交给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挑起同学之间互相残杀,多么残酷啊!


   “我是新社会成长的,党和毛主席把我培养上了大学,我怎么会反党呢?”张继续说,“我整天捧着毛主席像,我想毛主席总会解救我们的。十月初,我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我多么高兴啊!我想,这下我可解放了。谁知此后还是没有一点动静。到了北京,我是多么希望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啊!可是快到国庆节时,我们这批人被赶了回来,不准见毛主席。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到决定要我们回的那天,我到天安门广场整整呆了一个下午。国庆那天,我听到北京庆祝国庆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实况广播,我又难过得哭了。


   “张某、刘某(我班的参与迫害同学的人),我现在不怪你们,因为你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但是你们应该想一想,你们当权时,每句话、每个行动,都会给我们的政治生命带来极大的影响。现在当我们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你们不仅不承认错误,相反,还认为是我们故意为难你们。这样对你们也没有好处啊!“


   这天刘破例来了。张对这些老积极分子既是善意的又很有分量的说了这几句。


   “政治扒手,两面三刀,他妈的!”有人骂了起来。


   这时大家都愤怒到了极点,把仇恨集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集中到刘少奇身上去了,集中到赵企贤身上去了。


   “赵企贤还不承认在我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他回避得了吗?”


   “打到刘少奇!”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彻底为受迫害的同学平反!”虽然只有几十个人但口号喊得特别响亮。


   会后,外班同学都很受感动,表示坚决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这样的批判会一共开了五次。全班有十几个同学发言控诉。最后一次是叶某发言。由于这种会开得太久,叶的发言又带有个人意气,所以会议开得不很成功。


   这时问题出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矛头向上,对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学应该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这大家都清楚。但到具体做法时,能不能点他们的名?能不能写他们的大字报?他们中有两个至今态度还十分恶劣。不在斗争中求团结,能否真正解决问题?这时我们内部发生了争论。


   我们开了几次会讨论,也没有结果。


   到底怎么搞下去?现在上面没有人管,只靠自己着主。同学意见又不一致,真是伤脑筋。我想打退堂鼓了。幸好小周干劲还很足。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还是要干下去。我们是贫下中农子女,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干也对不起毛主席。


   我们对刘出了少量大字报,刘、张也作了一个不像样的检讨。


   经过控诉,班上组织了几百张批判赵企贤大字报,并做好赴零陵批判赵企贤的准备。事情就一直拖到四月十五日。我们组织了一个赴零革命造反团,去零陵批判赵企贤。


   虽然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但我这两个月也够紧张了,不仅时间上,精神上也特别紧张。


   通过一年来的文化革命,我对班上的人基本上有个认识了。以前我想得太简单了,谁知道班里蕴藏这这么复杂的斗争啊!


仔细想来,我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都是一个典型。如果我有才能的话,我真要把每个人描述一番。


   现在我对班上同学的缺点发现得更多了。几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政治投机家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对他们的憎恶之感也增强了许多。


   进入政治舞台,卷入这样的激烈斗争,在我还是第一次,许多同学恐怕也是第一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赴零革命造反团


   我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赵企贤的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但是如果不批判赵企贤,不把赵企贤找来弄清一些问题,则我们的大联合还存在一些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能搞得很彻底。


   赵企贤已经回零陵了。现在有两个办法:把赵企贤搞回来或者我们到零陵去批判他。三月底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


1967年四月一日,我们派了三位代表去零陵军分区商量有关批赵问题。结果军分区既不同意把赵弄回来,也不同意我们去。他们说赵企贤是一个好干部,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好。接到这个长途电话后,我们六日又去了五个人,跟军分区再次交涉。经过力争和斗争,他们不得不同意我们赴零批赵,但又说要经过省军区同意。我们的代表回来后,去省军区交涉了一番。省军区通知零陵军分区,同意我们去批赵。


   于是我们一方面在家组织材料,一方面着手组织“高司湖南师院赴零革命造反团”。开始各系报名参加的有八九十名,准备自己开两部汽车送去。后来为了节约开支,决定只去四十五人,坐火车去。因为当时我们三个总部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一个权力机构。要批上千元经费,说也不敢啊。最后好容易才弄得300元。


   我们用我战斗团那面大旗改作了“高司师院赴零革命造反团”的旗帜。十五日下午,四十二个人乘火车赴零。


   我和周高千老师还要整理一份赵企贤的系统材料上报军分区,所以十七日才去。


   本来在我们临行前,已经选出一个领导班子,我是没有名的。但我一到零陵,大家硬要把我补上去充数,还要我负主要责任。


   从接待站领来了笔墨纸张,还借来一部扩音器材和两部很旧的自行车,占用一部电话机。不过那部扩音机不是什么好货色,一开始就被数学系一个同学烧坏了,拿去修花了三十元,这使大家都很扫兴。


   开了一个讨论会,大家一致认为,现在一到来就批判赵企贤是行不通的。首先必须调查研究,支持革命造反派,结合批判刘少奇。等到一定程度,才重心转移,着重批判赵企贤。


   这时天雨,除了造反团的招牌挂出去外,既贴不了标语,也贴不了大字报。因为零陵市区不大,可以贴大字报的区域很窄,一下雨就无法贴大字报了。我们一方面派了部分同学去厂矿机关调查研究,一方面写出了一批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


   经过几天的调查,我们一致认为当前零陵地区和全省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一些保守组织乘二月份取缔反动组织红旗军和湘江风雷之机,大肆打击革命造反派。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下,抓住造反派的一些缺点加以夸大和歪曲,打击革命造反派。例如工人红卫队就在各单位受到打击。而现在联合起来的所谓地委机关筹委会和六条战线(即政法、农水、文卫、公交、党群、财贸)都是大杂烩。特别是支左军分区的干部大多是支持保守派的,压得造反派抬不起头。根据这种情况,十九日我们发表了第一号声明,指出对当前这股反革命逆流必须给予有力的反击。我们表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


   由于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在十七日参加的一次联合指挥部(造反派)的会议上以及第一号声明中的鲜明态度,立即引起了各个组织的强烈反响。特别是联合指挥部所属的各单位的造反派,对我们特别感兴趣。有的人来反映情况,了解我们的态度;有的人来要求平反,有的人来要一些材料。我们的接待室应接不暇,忙得不亦乐乎。


  这时我们内部对如何批判赵企贤发生了分歧。


  我们这个造反团本来就是各系的人凑合起来的,大家都互不了解,来这里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有的想乘机回家玩玩,有的认为在学校没有味道,不如出来看看;有的想在这里搞一番轰轰烈烈的活动再回校;有的准备只搞几天就回去。各种活思想应有尽有。政治思想工作就特别难做了。


   上次会上的思想是统一的,照那样干下去时间是比较长的。有部分人提出:按照那样搞下去要搞多久?第一号声明根本没有触及批判赵企贤。支持革命造反派,想把这里弄得翻个边,那是没有底的,几个月也不行。大概是十九日,第二次会议召开了。这次与上次完全不同,要求马上批赵,尽快搞完就回去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马上动手批赵,贴出一批批赵的大字报;与赵企贤搞小接触,摸摸他的底;发出第二号声明,表明我们批判赵企贤的态度。调查研究的人少派,要求平反的人婉然拒绝。时间最多半个月。此后,愿回去的回去,愿留下的继续干。


            一、    第一次风波


   根据昨天的决定和同志们的意见,我们决定要赵企贤来与我们见面,要他做个检讨,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如何。十九日,我们与军分区赵副司令员(我们向来是与他打交道的)电话联系说二十日晚要赵企贤来我们住处检讨,他答应了。不久他又来了一个电话,说赵尚未做好准备,是否可以推迟一点时间。我们看在司令员的面子上,就答应了。第二天我们派周高千老师等二人与地委及军分区联系。二十一日,我们问周,他说已经交涉好了,今晚上来我处做检查。


   晚饭后,我们的战士与造反派一起游行去了,大概是庆祝北京市革委会的成立。我与小周、龚老师三人未去,专程去赵府通知。走到赵宅门口,他刚好走了出来。赵老头五十五六岁,头发胡须已经白了,他身体肥胖,满脸红光,操着山西口音。见到我们,便满脸笑容的说:听说你们来了,我还没有抽出时间去看你们呢!同时伸出手来。我和小周勉强和他握了握手,龚则根本不理他,弄得他十分尴尬。


   周开门见山的说:今晚七点半你到我们那里做检查。赵很不自然的笑着:“赵副司令不是通知我明晚检查吗?我还没有准备好呢!这几天很忙,前天生产指挥部开会……”说着就将近两天开会的情况摊了出来。


   我严肃的说:“我们十六日到这里,已经五天了;我们的代表四月一日到这里,到现在已经二十天了:从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现在已经半年了。你一个检讨都还没有写好,这能说明你有诚意吗?问题不在材料准备,主要在思想准备。自己干过的事难道还不清楚?如果思想真的通了,检讨也就会很快出来了。”


   “嗨嗨!只差一天,赵副司令员通知我明天去,还是让我准备一天好吧?”赵说。


“今天晚上一定要去。这是我们全团战士的要求。如果你真的没有准备好,就来表示一个态度也行。七点半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我斩钉截铁的说。说完我们三人转身就走了。


“哪我再跟赵副司令员说说看……”赵老头在背后说。他又要拿出军分区这个挡箭牌来了。


回到我们的驻地——地委串连接待站,已是七点钟了。一会儿,军分区支左办一个姓马的科长来了。他找到小周说:“原来跟你们周老师联系好,是要赵企贤明天去检查,现在他还没有做好准备。赵副司令员要我来和你们商量,看是不是可以,反正只差一天嘛!”


   “周老师说首长是答应今天啊!他准备了这么久还没有准备好吗?”周说。不知是周老师记错了还是故意说是今天。看来他与军分区商定的时间确实是明天。


   “赵副司令员说的是明天,反正只差一天,何必那么急呢!”马说。


   “我们的同学还没有回来,我也不能决定啊!”周推托着说。


   “那就等你们同学回来,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回头再告诉我好吧!”马科长再三交涉,周没有答应,他只好走了。


   这时我见军分区这样再三为他说情,看在他们的面子上,怕今后关系搞糟了也不好,我向周说,那就明天吧?正在犹疑,我们的游行队伍回来了。这时周把事情讲了讲,说本来讲好是今天来的,但赵企贤不肯来。大家听了,满腔怒火。这还了得,要你来检查竟敢不理!大家连屋里都没进,就打着红旗,整队前往赵家揪赵。一路上大家高呼“揪出赵企贤!”“打到赵企贤!”队伍浩浩荡荡的来到了赵宅门口。两位同学进到赵家,只见灯还开着,人不见了,赵企贤逃走了。这下更激起了大家的愤怒,一致表示,今天不把赵企贤揪出来,决不回去。我们的队伍坐在台阶上,喊了一阵“把赵企贤揪出来”之类的口号,便齐声朗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等语录歌曲。


一会儿,军分区马科长来了。他要我们去两个同志到接待站办公室。我和小唐去了。


有两个解放军战士,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后者说:不要发火,有话好好讲嘛!


马科长发火了:“我刚刚回来,说让你们好好商量商量,你们马上就动起来了。本来昨天讲好是明天来作检讨。你们这样子似乎是军分区包庇赵企贤。你们批判赵企贤我们是完全支持的。你们既然与我们联系了,到时我们考虑跟你们安排一个地方,准备一点茶水。既然你们这样,那今后我们就不干涉你们好了!”


  “我们并没有你们包庇赵企贤的意思,我们来了这么久了,赵企贤还不肯见我们,我们的同学不气愤吗?”我说。


“希望你们没有包庇赵企贤!”小唐比我火气盛得多。


“你们要同学们先回去,我们好好商量好吧?”马科长无可奈何。


“他们见不到赵企贤不会回去的,我们不好说。你去试试看。”我说。


马科长不得不去试试,但失败了。


后来赵副司令员来了。我们一起到了二楼。陪同来的还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最近被提拔为地文革副主任的管文。


他还是那个意思,要我们劝同学先回去。我们拒绝后,他说:“同学们正在愤怒的时候,他如果来了,会不会……?”意思是会不会动武。


“应该相信我们是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我们绝不会动武,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他为什么这么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呢?”我们乘机也将了副司令员一军。


副司令没有办法了,只得搔搔头皮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啊!他回头看看马科长说:“你要他们去找找吧!”实际上,他们是知道赵企贤的下落的。


十点钟左右,赵企贤拿着一个提包进来了。大家把他包围起来,喊了一阵口号。这时,地区红卫队和劳动大学的几十个人支援我们来了。我们在地委门口安装了一个喇叭,开始了我们的宣传。


“赵企贤必须向革命同学和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口号声


赵企贤恭恭敬敬的站着,向大家低头。


“赵企贤!你为什么那么害怕群众?我们在地上坐了两个小时你都不出来?”我们厉声质问。


“我不知道大家来了。”他说。这显然是遁词。


“你还不老实,我们来了这么久你还不知道?”


“我对不起大家,我错了,我向大家低头认罪!”他说。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热打铁,立即把赵企贤带至地委大门口的马路上。这时外面闻讯来了许多群众,约有两三百人。


我们在广播里简单介绍了今天的情况和赵企贤的罪行后,由龚老师控诉。控诉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在我旁边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边听边在哭泣。赵老头现在平静了,他一点也不害怕了。


控诉完毕,已经十二点了。我们正准备回去。劳大的人喊了一声:把他带回去!于是我们一起到了劳大。


原来赵企贤是劳动大学校长。学校建立三年来,他们把这八十多个学生当作劳动力使用,要他们整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例如为地委修公园。累得许多人都生病了。所以大家恨死了他。


最后,我们问他晚上不来见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在研究我的检查。”他失口了。


“跟谁研究?你的检查还要别人研究?这明明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之下,他不得不交代有秘书长陈光秀等二人。我们要他签了名,并警告说,如果我们查出还有其他人,要他负完全责任。这时他又交出还有军分区政委和吴参谋也在场。


原来就是军分区帮他写检查,赵副司令员还说不知道他在哪里呢,这明明是谎话。


凌晨两点了,我们才回去。虽然时间很晚了,但大家还很有精神,丝毫没有倦意。归途中,我们还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这次斗争打响了第一炮,结束了前几天那种平静的生活。之后,赵企贤随喊随到,军分区也不干涉我们了。


    


        二、 小战斗


要逐个逐个解决问题、对证问题、澄清事实,必须进行一些小型的质问式的会议,我们称之为“小战斗”。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和赵企贤开展了第一次小战斗。劳大、红卫队、地委机关的代表参加。地点就在我们的驻地。重点问题是在我班蹲点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首先赵企贤检讨了昨天的态度,然后要他检查在我班所犯的错误。他除了泛泛的谈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外,对于我班二十人被整材料,三十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一事他根本不承认。在我们质问他时,他说这些事他都不知道。这让我们十分愤怒。


我们质问他关于整孙南生(班长)的问题。孙被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外班外系同学中揪出了大量黑鬼时,孙却迟迟按兵不动,千方百计把矛头引向院系,压制群众运动,把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整孙的材料之一)赵企贤不仅不承认整孙是这个原因,而且根本不承认整了孙。还说他在同学中为孙讲了许多好话。这真是弥天大谎。明明在送给他的材料中说得清清楚楚,他怎么抵赖得了呢?


我拿出1966年6月8日我班陈某等六人送给院党委的关于孙的材料,要赵企贤读上述一段。他结结巴巴的读完以后 ,翻到末页,见时间是6月8日,顿时轻松了。他笑着说:那时我还没有到你们班上来呢!我们知道他不会承认。于是我就拿出7月13日整孙的材料来,又要他唸了一遍。因为这个材料是他来了以后弄的,内容跟上述材料一样。这时他无可抵赖了。但他还是含糊其辞的说:“这我记不清啦……”几个被整的人对他恨之入骨,指着他的鼻子骂道:“赵企贤,你放老实点,不要再耍滑头了,你在我们班的罪恶事实铁证如山,你抵赖得了吗?”


他们举出一个一个事实,某月某日在某地,他是怎么说的,将细节都回忆得清清楚楚,不知赵是真的老糊涂记不清了,还是故意抵赖。他狡猾的说:大家都记得那大概我就说过吧!


赵企贤在众目睽睽 之下,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大好过了。他坐在墙边,摸着头,撘拉着脑袋,不时轻轻的用脑袋碰碰墙壁。天气虽不太热,但他额头上渗出了粒粒汗珠,眼里也含着一种丧魂落魄式的微光,是一副十足的可怜相。在旁的他的女儿不禁为父亲的样子所感动,竟然哭了起来。


同学们步步紧逼,追问下去。问到紧要处,就要他回答,他不承认,有人就痛骂一顿,或挖苦一番。


不知是他想不通、是抵触还是无可奈何,他说:也得实事求是呀!


真是岂有此理!他还说我们不是实事求是,真是血口喷人!我厉声说:“我们今天来质问你,那一点不是实事求是?哪一点没有材料证明?你自己不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反诬我们不实事求是,真是血口喷人!”


赵慌了手脚,连说:“我糊涂了,没讲清楚。我是说,我回答大家,要想一想,要实事求是,不能乱说。”


“谁要你乱说?”大家齐声道。


“赵企贤,你到底愿不愿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彭问。


“当然愿意.”


“你现在这个态度是站在哪条路线上说话?”


“我愿意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问你,你现在是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话?”


“我愿意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他还是那句话。


真是没有办法。这个人有时你问他半天,他也不回答,顽固极了。不过今天也弄的他够呛了。


十二点了,该休会了。我对他的态度评价了一番,又给他一点压力:“赵企贤今天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他是抽象承认,具体否认;一下承认,一下否认;轻的承认,重的否认;能推就推,能赖就赖,能顶就顶,假装糊涂。我们希望你回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考虑一下。我们是希望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你愿不愿意就在于你自己了。”


最后又跟他唸了两段毛主席语录。一条是:“就我们的愿望说,我们一天也不愿打。但是形势如果迫使我们打下去,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一条是:“……顽固分子,总是顽而不固。顽到最后,就要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赵企贤走时,我们告诉他,明天早饭后,继续来这里。赵企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低下头来。这次小战斗是成功的。


对赵要采取一打一拉的战略。上午把他搞得那么狼狈了,下午就该去做做思想工作。三点,我和周老师去了。


首先我们说明批判他是为了要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我们的态度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希望他消除顾虑,改正错误。


赵说:他记性不好,有些事记不清了,一下回忆不起来,并不是不老实不承认。


我们要他好好想想,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端正态度。


这时,他要我们吃晚饭,叫她女儿打了一瓶酒回来。我们婉然谢绝了。他说,你们是不敢吃吧,没有关系的。


我们说:不是,反正我们没有好远。我们并没有把你当成敌我矛盾看。你把酒留下了,下次来吃吧!





五点多了,临走时,周老师还说,对我们的批判方式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


回来后把我们谈的情况告诉大家。比较熟悉的几个同学笑说我们搞投降主义。虽说是玩笑,但回想起来,我们的态度是不够严肃的。第二天小战斗时,他的态度就没有昨天好,效果也差一些。


这样的小战斗我们进行过十多次。





三、 四·二九辩论


经过多次对赵企贤的小战斗,在我们发动当地群众的基础上,准备四月二十七日与当地造反派联合起来,发起一次批判赵企贤的大会。


大会之前,我们多次与地委机关联合筹委会交涉,要他们跟我们一起召开这次大会。他们开始答应了。但到了二十七日,他们却借口我们事先没有与他们联系拒绝参加。并在我们开会之时,抛出一个所谓“紧急声明”,胡说我们赴零批赵没有得到军分区同意,是强行来的;我们的行动不符合中央精神,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这时地委机关的另一个组织“云水怒”代表到我们驻地,他们本来准备下午全体参加我们的会议的,但地筹会大举进攻他们,只能派代表参加,并表示歉意。


下午大会照常召开,由联合指挥部和我们共同主持,地点是人民剧院门口。虽然天雨,但还是来了八九百人。军分区没有来代表,大概是对我们有意见,大会实况录了音。会议开得比较好。会后我代表大会筹备处宣读了“关于地筹会4·27紧急声明的声明”。指出地筹会的那个所谓声明完全是造谣污蔑,有意破坏4·27大会,保护赵企贤过关。


原来准备开完会后大部分人就撤走,只留少部分人在这里与赵企贤进行几次小型的战斗,澄清一些问题,要他写出一个检讨,做做收尾工作,大概个把星期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有四十多人来自全校各系,组织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都很难做,加上这里生活艰苦,,很多人都想回去。第二天,大部分人就回去了,只留下十六个人。五月六日,学校又来了五个人,总共二十一人。


大家开了一个会,检查了前段工作,特别是学习毛主席著作重视不够,组织性计划性不强,工作存在一些忙乱现象。大家统一了对形势的认识。我们立即发出了公开邀请,请地筹会的决策人杨朝福之流出来就4·27声明一事与我们辩论。


地筹会的人做贼心虚,不敢与我们公开辩论。29日下午他们派人来交涉,说不会与我们辩论,我们就信以为真了。29日晚饭后,我们在电影院门口百货公司对面安装了一个喇叭,开始对“紧急声明”的驳斥。


这时电影院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高音喇叭。我们的扩音器不好,声音很小,完全被他们压住了。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热心的听众来到我们的喇叭下面,因为这样的辩论还是第一次,来看看热闹也好嘛!


地筹会的喇叭本来开始是广播宁生的材料的,待我们广播了一会之后,再也耐不住了,便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广播了一篇“戳穿高司师院赴零造反团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


我们的声音完全被他们压住了,下面的群众一片骚动。


我从广播室走到街上去,许多听众立刻围住我说:两个喇叭同时播,下面根本听不清。就用一个喇叭,轮流每人讲一阵,这才叫辩论嘛!我被十几个人簇拥着,到了地筹会广播室里,经过一场争论,在群众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停止广播,和我们谈判。


原来他们今天特地从鲁迅兵团借来了一个喇叭,故意要压住我们的声音。


孙、龚、周、彭等同学来了,室外还围了许多群众。


地筹会一个穿黑衣的瘦个子(后来才知道他是地筹会副主任谷佳林)说:“我看最好是各派代表到房子里来辩论,这样在广播中你说一遍我说一遍解决不了问题。”


“不行!毛主席说过,大辩论是一种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形式。问题就是要摆出来让群众知道,让大家来评论。坐在房里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我们断然拒绝了。


“那就首先让我们说完你们已经说了那么久了。”他们又使出了一个阴谋。企图拖拖拉拉,先讲一两个钟头,到时群众都走了,你也辩论不成了。


最后争论结果,每方各派六名代表参加辩论,各方轮流发言十五分钟。约九时许,辩论开始。


地筹会的几个人怕得上气不接下气,奔走不迭,汗流满面。讲的还是那一套,说我们转移了大方向啦、来零未经过军分区同意啦,把矛头指向军分区啦,说朱政委4·19报告是彻头彻尾的黑报告啦等等。他们除了造谣外,也确有一些事实,就是我们对军分区的支左工作提出来一些意见。不过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他们为我们宣扬出去,倒正合了造反派的口味。


彭、孙、龚。实际上我们仅三个人在广播室里,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骂得痛快淋漓。这些保皇小丑,由于他们本能决定,甚至几次失口把“师院一小撮”说成“湖大一小撮”,因为8·19时,他们最恨湖大一小撮啊!他们甚至把我们在批判赵企贤时喊了一声“打倒赵企贤”的口号作为一条“不可推卸的罪责”,他们的嘴脸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我走出广播室,到街上一看,许多造反派组织写出了“坚决支持高司师院赴零造反团的一切革命行动”的标语。地筹会的一些人被许多人围住,驳斥挖苦得他们哑口无言。“你不知道情况就赶快回去,莫在这里乱说!”造反派说。地筹会的这些人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十二点多了,地筹会提议:“今晚时间不早了,就辩论到这里吧。下次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辩论,你们告诉我们就是。”


当我们打着红旗返回驻地时,许多人向我们热烈鼓掌。


第二天我们邀他们继续辩论。他们有自知之明,不敢应战,不肯参加了。


三十日我们独自广播了一晚。把地筹会揭露驳斥了一通,跟他们定下了一个“保皇窝”的名称。从此这个罪名再也洗不掉了。





        四、“云水怒”事件和“联合声明”


零陵地区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确实是二月分出现的。中央文革“二·四”批示下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一些保守组织,乘取缔湘江风雷之机打击压制分化瓦解革命造反派。地委机关“云水怒”就是如此。


“云水怒”是元月份成了的。成立以来,广大成员敢想敢干,揭露了地委以宁生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臭底,因此有人对之恨之入骨。二四批示取缔湘江风雷之时,他们借口“云水怒”之前写了两条向湘江风雷和首都三司学习的标语,“云水怒”的负责人与《红色新闻兵》有过同事关系,元月底从长沙回来后讲过湘江风雷是革命组织,曾经经过合法手续去军分区查过黑材料等,将其打成湘江风雷”同伙“,没收了他们的旗帜和袖章,用大字报进行围攻;斗争宁生时,不准他们以云水怒的名义参加,不准他们的代表发言。四月初举行打倒刘少奇的游行时,蒋德娇(代理地委书记)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参加,而把”云水怒“的同志赶出队伍。凡此种种,都对他们进行百般打击,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四月二十七日以来,又他们进行了大举围攻。


本来“云水怒“原有四十余人,也有许多人支持他们。后来,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某在一次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上说“云水怒”负责人问题是敌我矛盾,暂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高压下,他们组织由四十多人减少到二十一人,其它组织再也不敢支持他们了。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云水怒”虽然有些缺点,但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于是我们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表态:坚决支持“云水怒的一切革命行动。


时值长沙反红联高司之风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红联高司为了粉碎这股逆流,分派调查团到各专区了解文化革命情况,汇报司令部和省军区,以便及时采取对策,修正错误。高司赴零调查团月底来了,有湖大五十余人,矿院十余人,湖大李某原来在这里搞过造反团,由于囿于成见,见街上云水怒事件影响颇大,就发了一篇“便谈云水怒”文章,说什么云水怒与湘江风雷如何关系密切,如何破坏零陵造反派的万人大会,把它数落了一通。


地筹会一小撮决策人对我们支持云水怒这一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抛出大量大字报传单,除了说我们把矛头指向军队外,还说我们是迎合牛鬼蛇神,打击革命造反派,是湘江风雷的接班人等等。《便谈云水怒》一文出笼,地筹会的人如获至宝,传抄翻印,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同时还在各处宣传师院的是假高司,湖大才是真高司,企图挑拨我们的关系。


我们支持云水怒这一坚决大胆果断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广大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支持。顿时许多造反派,如红讯兵、红卫队、学校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特别是卫校、零师、和劳大的革命小将,都立即表态支持云水怒。许多造反派对于湖大调查团的表态非常不满。他们说,湖大的怎么变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赶他们走了。


经过这次大辩论和云水怒事件。零陵东风镇死气沉沉的局面被打破了,革命造反派又重新杀出来了,东风镇沸腾了!


湖南大学、矿冶学院赴零调查团经过几天调查,与我们对零陵地区形势的看法完全统一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共同商量研究,发表了一个对零陵地区形势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当前零陵地区存在着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一些保守组织打击革命造反派。声明表示,我们坚决支持工人红卫队、红讯兵、鲁迅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军、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毛主席的红卫兵和以这些组织为核心联合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指出地委联筹会等六条战线不是革命的三结合,没有广大的红卫兵代表参加,企图夺权是不行的。声明发表之前,我们征求零陵军分区的意见,他们说与我们的看法有根本分岐,不同意我们公布,否则后果由我们负责。但我们还是在五月六日由零陵联合指挥部组织召开的“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上宣读了声明,得到了广大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支持,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不久,湖大、矿院两调查团又分别发出了支持“云水怒“的声明。从此零陵地区造反派与保守派又营垒分明了。





        五、营垒分明,斗争曲折


经过四·二九、四·三〇的辩论,特别是五·六联合声明发表以后,零陵地区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斗争重新激化了。冷冷清清的东风镇现在又热闹起来了。原来被搞乱了的阶级阵线又重新分明了。


以零陵联合指挥部(包括革命学生)为一方,以地委机关联合筹委会为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街道上,支持高司赴零造反团、调查团和反对、支持联合指挥部和反对联合指挥部、支持地筹会和反对地筹会成了人们辩论的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最需要的是“敢”字和“闯”字,决不能搞调和折中。这时造反派内部的主要负责人管文(原二中学生、转业军人、联合指挥部主要负责人)处处听军分区的安排,处处迁就地筹会,在造反派中起了极坏的影响,但一时又无法处置,极大的影响了造反派的战斗力。


这时地筹会的几个御用文人,文教科“换新天”的几个伪君子抛出了一篇论时局的文章,说什么“零陵地区内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极力攻击造反派对保守派的反击是打内战,破坏大联合,不符合大方向等等。文章貌似公允、调和折中,实则为保守派张目,颇能迷惑一些人。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写出了几篇反驳文章,尖锐的指出其要害是避开两条路线斗争,空谈团结,空谈联合;只准保守派向革命派进攻,不准革命派反击,这是一株大毒草,它起到了一般保守派不能起到的坏作用。。


正在这时,我院中文系一个什么“呐喊兵团”给地筹会写了一封信,还写了一份传单,名为《戳穿龚氏师院赴零造反团的老底》。文章带着极端的个人报复心理,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说什么我们造反团决策人龚氏(系团总支书,并非决策人)是假冒高司名义来零,他在院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回院接受批判,勒令他立即回院接受批判。“最可怕的是营垒内部的分裂”。“呐喊”几个小丑打着红联高司的招牌,造谣污蔑的文章立即被地筹会奉为至宝,大加翻印、传抄。造反派看到这样的文章,大家都认为不屑一顾,因为他们与地筹会联系,是保皇小丑无疑。但另一部分人觉得不可理解。湖大、矿院的同学和造反派的同志纷纷写信,要求处理此事。后来我们打了长途电话回学校,总部才印了300份声明来,指出高司赴零革命造反团是总部派出,,他们批赵是革命行动,任何人无权干涉。至此,他们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我们与军分区的分歧是由来已久的。还在我们造反团赴零前,我们刚派了几个代表来时就开始了。我们与军分区主要负责人的分歧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对于我们来零批赵,他们口头上表示支持,但他们在下面支左的干部却总是散布说,我们赴零未经军分区同意、专搞打内战等等。据我们调查,支左干部大部分是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的。造反派一再提意见,又说他们把矛头指向军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曾几次尖锐、直接、大胆向军区领导提过意见,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表示欢迎,实际上是不接受。这是我们最为棘手的事情。


我们认为军分区支左的大方向就是错了。但是为了不扩大分歧和矛盾,在口头上我们还是说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还向省军区多次反映这个意见。后省军区来虽然派了两个人来,据说也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这使我们左右为难。特别是中央关于停止串连的通知下达后,给我们的压力更大。军分区支左办几次将通知贴到我们门口来,企图赶我们走。一些保守派也乘机活动,叫喊要把高司一小撮人从零陵地区赶出去,他们的气焰一时又甚嚣尘上。


   一个地区的军队支左工作对当地文化革命起着多么巨大的影响啊!


      





六、返校前夕


   我们赴零时只准备搞十天半月,现在已经一月有余了。由于思想准备不足,生活比较艰苦,斗争也很艰巨,因此大部分同志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想尽快回校去。


   根据中央外出学生返校的精神,根据我们批赵的情况和大家的情绪,我们决定在五月二十日与联合指挥部召开的“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合并开一个批赵大会之后,就立即返校。


   来此一个多月,与当地造反派共同战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临走时,我们于十九日晚开了一个座谈会,有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三十余人参加。会上他们都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要我们留下来再和他们一道干一个时期。


   木材加工厂的一个同志说:“听说你们要走,我们买好了票的电影都没有去看了。你们给我们支持很大。我们唯一的意见就是希望留一部分同志,继续与我们战斗。你们没有住的地方可以住到我们那里去,没有笔墨纸张,我们想办法。”联合指挥部的小周说:“高司师院的同志来了,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出地筹会是个大杂烩,原来我们还以为它是造反派,和它的关系蛮好呢!希望你们回去后写信给我们,随时介绍长沙的情况,给我们指导。”地委机关最近由“云水怒”和两个从“朝晖”“缚苍龙”中杀出来的“敢闯”“星星之火”组成红战团,他们与我们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大胆的支持了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后来我们的陈某又帮助他们工作了一段。在此离别之时,他们回想起过去受到的压抑打击,想到将来的艰苦斗争,自然惜别之情特深。


  由于种种原因,19日的大会没有把批赵的内容加上。


   根据造反派的意见,加之我们临走都没有一个大批判会,因此我们决定还留下几个人,给一些猖獗的保守势力予以反击,同时还召开一次大型的批判会,以壮行色。


   二十二日,我们又走了几个同学。这些同学走后,保守派以为我们都走光了,真是高兴极了。其实,二十二日一早,我们打着红旗,将要走的同学送到车站后,为了不被他们摸着底细,我们又回来了八个人,四个人住在劳大,四个人住在接待站(过了两天,又走了三个)。剩下的人都是我们班上的。








          七、离别


   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我们出了一批反击地筹会“起宏图”“传令兵”等保守组织的大字报,同时还筹备好了一个批判赵企贤的大会,于二十五日在军分区礼堂召开了。本来原来我们与“鲁迅兵团”联系好了,借朝阳剧院开,后县武装部有意为难,说剧团借了几千元,要快上演抓收入,我们才不得不与军分区联系,借了这个礼堂。原来要联合指挥部出面,但管文这个投降主义者却要我们与地筹会联合召开,真把我们气坏了。后来我们才要工代会出面,召开了这个大会。


   近来卫校零师兵团及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活动得很好,给保守派以强有力的打击。


   二十五日会后我们又请来各造反派代表在专署会议室给我们提意见。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做好思想准备,准备迎接更艰巨的斗争,注意内部的某些领导人的右倾投降带来的严重恶果。他们许多同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还跟军分区、赵企贤和红战团零师、劳大等组织的负责人谈了话,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二十六日晚,红战团、零师兵团的代表,二中尖刀战斗队的冯、高二位老师来到劳大送别。五小红卫军的同志因为不知道我们搬到劳大,还到接待站去了,后来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们说不能来送别了,谨致歉意。


   当晚我们与劳大“红烂漫”战斗队的宋玉兰、姚泽香、苏聚如、胡植华等几位同学坐在球场上玩,唱了一阵歌后,她们就谈起了自入学以来。如何长期担负繁重的体力劳动,像服劳役似的受着摧残。其痛苦生活实在令人同情。一直谈到凌晨两点钟。这时周道生动了恻隐之心,想留下来再搞一段,帮助他们发动群众进行控诉,然后写成材料,大造社会舆论,争取社会同情,这样来扩大影响。他要我也留下。我考虑到这事非一时之力可以奏效,又想回去听分配消息。加之长期艰苦生活,也归家心切。但此事总挂在心中,彻夜未眠。


   早上六点的车,五点半起床。“红烂漫”的战友们送我们到车站。十二日我们走的那批人也是他们来送的。汽车开了,他们都流下了眼泪,还在不断挥手。


   到冷水滩后,周道生想来想去,还与朱厚光退了票,准备返回劳大。经过一阵犹豫,他们还是坐火车回校了。


   一个半月的战斗生活,虽然艰苦而紧张,但是得到了锻炼。以前不管是串连还是长征,只不过到处看看而已,从来没有这样独立工作过。


   曲折、误会、苦恼、兴奋,许许多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次经历过了,认识了一些人,也了解了一些人。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自己。虽然坚持到最后,但怕苦这个弱点还是暴露出来了。








        八、南岳风光


   原来就有计划,回来时去南岳看看。


   彭兴立、彭梅舫、孙南生、龚(竟成)老师和我五人于二十七日离开零陵到达衡山,刚好天雨。我们找到县支左办,联系住宿问题,他说要什么省支左办的介绍信才能接待。真是见鬼,这样小小的单位牌子倒不小。我们去接洽的彭、孙同学跟他们吵了一架。造反团的公章在我们身上,我们开了一份介绍信到武装部,他们的态度很好,招待我们吃了晚饭,打电话给支左办,经过我们再三交涉,才在衡东旅社找了几个地铺住了一晚。。二十八日中午,乘汽车到了南岳山麓。


   南岳衡山为五岳之一,是全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地。南岳镇是一个小镇,仅一条街道,是衡东县城所在地。街道末尾就是人民公园,即原来的南岳公园。一进大门就是一座高大的古典建筑。我们带了一部手相机,在这里拍了一个照片。后面就是南岳菩萨的金殿,现在已经改为礼堂,台上正在修建。仰头观望,梁的四角有四只雕凤,侧放甘露瓶。屋柱皆是巨石凿成,高数丈,直径大者约一米。大殿巍峨雄伟,肃穆森严。以前,这里是一尊头顶殿顶、髙达几丈的菩萨,是去年文革时搞掉的。


   我们沿公路上山.。到了半山亭,已是下午四点了。这里树木繁茂,有一个招待所。我们饿了,请服务员做了饭吃。服务员四十来岁,看样子是个还俗的和尚。这里原来常有达官贵人来避暑的,每晚住宿费要二元五角。现在避暑的人一个也不见了。


   途经南天门。这只是一座石牌坊,上书“南天门”三字;左书“雨施”,右书“云行”。


   六时到达顶峰——祝融峰。峰下不远有一个雷达站。这里有个招待所。门口是被打烂的铁菩萨的残片。这座房子没有途中所见的宫殿那么巍峨漂亮,显得残破凋敝。祝融峰是南岳之巅。峰上有座铁瓦石房,里面菩萨残骸、瓦片、碎石满地,残破不堪。门口对联是:“寅宾出日,峻极于天。”峰上可以俯瞰群山。


   招待所仅一个青年人,他中学毕业,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他们是轮流上山服务的。里面很清闲,仅住了几个人。山下很热,山上很凉。山上山下是两个世界。据说,南岳日出是一大景观。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往气象站跑。气象站在招待所之上,两间小房,墙壁房顶全用水泥砌成。到观日台上,尽管凉风呼呼,我们还是兴致勃勃。谁知天公不作美,雾气太大,无法看到日出。但看到了雾海苍茫的景色。二十九日一早下山,到磨镜台时,见那里有几座琉璃瓦房,设有招待所,门窗都是两层,有纱窗,但却无人居住,铁纱窗和门把手都生锈了,真可惜!


   我们在这里餐厅里要了一并葡萄酒,喝得醉醺醺的。晚上在衡山火车站乘九点钟的82次快车,于三十日早上到达长沙。


   赴零造反团的生涯就此结束。


                                    1967年8月5日写于2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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