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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江:永远热爱生活———草原生活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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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热爱生活———草原生活散记


作者:刘小江


    我一直想写点什么,用来纪念七年的牧区生活。在那里,在边疆,我和插队的同学共同劳动生活了七年,不分彼此。每人都是好人,令人难忘。时光过得真快,转眼我已到二十五岁,而七年时间就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我另外三分之二的经历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儿童,一段是学生。当我刚满十六岁时,就到内古草原来了。这是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在这里我上了社会学的第一课。虽然在有的人眼里,这七年好像十分平凡,但对我来说,实际非常宝贵。年轻时我们难免犯错误,会有糊涂可笑之时,可也有自豪之处。当我们成熟起来,也仍会犯错误、可笑、糊涂,但切切不能丧失朝气、锐气和信心。我们的自豪正是为此。我和插队的同学在建设边疆期间表现出来的热情诚恳、好学不倦、坚韧不拔和做出的牺牲努力,都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回忆对个人也是一种激励,每当疲劳袭来时,想起了那些岁月,我就会振奋起来,就想再来个百米冲刺。下面这些文字片段,是我对内蒙插队的点滴记忆。我不想也不可能完整、详细地写一部回忆录,只想随便记下些什么,留作纪念。知青中如果谁读了这些文字,能回忆起什么,并对它加以补充和纠正,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以为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1967年9月,我还在学校里。军训排长带我们到郊区的生产队劳动。我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曲折等十人到内蒙西乌旗插队落户的报道,很受感动。回家后,立刻写了一份决心书,申请到边疆去,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去。10月1日,我递交了决心书,第二天学校黑板报将它公布出来。4日,学校通知我去师大附中报到,并在12日之前准备好。几天之内,我离开学校到了新环境中,开会、欢送,和老熟人告别。16日早上,插队知青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坐着大轿车,直达内蒙牧区。沿途一路到处是开会欢迎。十天之后,也就是26日,我们到达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胡尔其格大队。
    云雾般的白桦林中,
    传来黄鹂的歌声。
    想起哺育我的母亲,
    我怎样才能报答她的恩情。
    红云般的野花,
    开满山顶。
    想起辛苦操劳的母亲,
    我怎样才能报答她的恩情。
    ———北蒙古民歌
    刚到胡尔其格大队部,在仓库和办公室之间的空地上,并排搭起七个蒙古包,每组一个。我属于二组,和巴图一组。由巴图教我们做蒙古的手把肉和烧茶。不久搬到畜群,由巴图帮我们搬家,拆装蒙古包。后来我到他家去做客,认识了波勒额吉。波勒是她的名字,我们只叫她“额吉”。波勒额吉,终身没结过婚,和哥哥巴图老头住在一起,相依为命。巴图也没结过婚,孤单单地过了一辈子。他原来在寺院里给其他喇嘛生火,做饭。1967年我到胡#其格时,他已经在大队里干活了,仍是做饭。如果全大队牧民开大会,像每年的牲畜统计、打马鬃、那达慕等等,总是他来做饭。那是标准的蒙古风味,把成块的肉扔在锅里,再加些盐和水,煮上一小时就招呼大家吃了。1968年,我住在额吉家里。巴图老头在大队忙,不住在家里,十天半月回来一趟,平日只有我和额吉两个人。额吉的蒙古包里干净整齐,给人舒适的感觉,明亮的阳光从包顶的天窗透下来,洒在地毯上。无论多么严寒,额吉的蒙古包里老是炉火熊熊。冬天生下的小羊羔随随便便地在蒙古包里跑来跑去,一下跳到烧火的额吉身上。老太太就抱住它,亲昵地叫“米尼呼” (好孩子)。每天额吉早早就起来,挤奶、烧茶。
    我躺在被窝里,怎么也不愿爬起来,直到额吉把茶准备好,放在我身边。当我准备上马去放羊时,额吉总往我背的书包里塞上俩糖球和炸餜子。晚上回家后,茶饭又都准备好了。有一次,额吉打算给我做汉族的馒头,她自己不会做,向我打听。我告诉她面得发酵,放苏打才能行,找不到发面用的东西就用些酸牛奶。中午回家一看,额吉的白面馒头已经做好了。每天我帮额吉抓小牛犊,搬家后带母牛去饮水,干些额吉做不动的力气活。
    1969年,我离开额吉回自己的畜群去了,额吉和老巴图由李鸥来照顾。巴图不久查出癌症,到呼市就医不愈,回大队就死了。我到额吉家去看望她,在蒙古包巴图常坐的地方,放着他生前常用的茶碗,里面是热茶。额吉想起老哥哥,常常背着人抹眼泪。李鸥后来一直住在额吉家里,额吉也把他当儿子看,母子俩彼此都不能分开了。李鸥回北京,也把额吉带上。记得我们在北京陪额吉到处逛。在动物园,额吉指着水獭,问这胖老鼠是养着吃肉的吗?我们说不是。额吉又问是养着要皮子吗?我们说是专门养着让人看的。额吉是传统的蒙古老太太,不明白不要毛、皮、奶、肉白白养这种东西做什么。在额吉和李鸥一起生活的几年,我也常到她家去做客。额吉总是亲热地招待我,我不免想起那首蒙古民歌:想起辛苦操劳的母亲,我怎样才能报答她的恩情。李鸥照顾额吉很尽心,甚至不怕别人笑话,连挤奶、做饭等家务也干,替老太太分担劳动。后来知青纷纷因病退、困退、招工、上学离开大队。一天额吉和呼德尔加那的老婆聊天,聊到知青都要走,两人伤心地哭了。李鸥回来见到这一情形,连连表示不走了。额吉希望李鸥能找个牧民家的姑娘或知青成亲。但毕竟是在牧区,又在“挖肃” 之后,蒙汉结亲很难,知青也都要走,最后李鸥娶了公社陈玉和的小姨子,两口子与额吉一起生活了几年,直到李鸥调回北京。
    记得公社有个人叫索米亚,挺老实,我见过他几次,对人挺客气。汪兴国等人轻蔑地叫他“小喇嘛”,他小时候确实当过喇嘛。“挖肃”开始,我最后见到他时是冬天,他已被认为有“嫌疑”了,但还允许他开会、回家。记得他身穿棉大衣,戴着棉帽,胸前挂着书本大小的一张主席像,用绸带系在脖子上,精神比以前差多了。当时,内蒙也像内地一样大搞表“忠” 活动。报纸上的文章要用细小的“忠” 字作花边,人要唱“忠” 歌,跳“忠”字舞,连盖个展览用的房子也要盖“忠” 字馆。索米亚的形象就是当时牧区典型的表“忠” 形象。表“忠” 的索密亚后来被打死了。“挖肃”时被抓、被关、被整的人不少,有的被打伤打死,他只是这些冤魂中的一个。
    玛斯楞也死了。“挖肃”时他被抓,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他交代说谁谁也是“内人党”,牵连了许多人。牧民一般不搭理他,甚至憎恶他,知青却对他很好。“挖肃” 过后,被抓的人都被放回家,玛斯楞没脸见人,在山里的一棵树上吊死了。他以死来表示了自己的悔恨。牧民不再谈到他,不知是否宽恕了他。
    埃勒布也死了。他会汉话,写得几个汉字,奇怪的是用左手写,可他不是左撇子。不知是否怕写得太熟练被人看出破绽,怀疑他有“历史问题”。在别人看来,他心眼多,滑头滑脑。牧民说他曾把集体的牛赶到外蒙换过枪支。确实,边防军捡到过一支骑枪,枪上的编号不是中国这边的。估计在牧区,尤其在边境地区,难免会有私藏的枪支。图木尔加那的弟弟放羊时看到草丛里有个洞,一掏,发现里边有一坛子弹。“挖肃”前的“十二月风暴”时,埃勒布被抓了,他曾试图逃跑。那天夜里,他被倒捆两手,蹲在一个蒙古包外,一会儿就不见了。被卷入“挖肃”的我们骑上马,打亮手电,四周找寻,一无所获。检查马匹,一匹未少。于是马被集中起来,以免他偷马外逃。突然,黑暗里听见民兵连长丹毕喊“举起手来”,声音紧张而凄厉。所有的手电都“刷”地照在地上伏着的人身上,同时响起一片拉枪栓的声音。埃勒布慢慢地站起来,所有枪口都对着他。有人喊:“把手里的东西扔掉!”一声沉重的声音,埃勒布手中的木棒掉在地上。原来他腿没被捆,趁没人注意时溜回不远的家里,让他老婆给他解了绳子,又溜回来,企图偷马外逃,不想被丹毕发现(后来丹毕在“挖肃”中也被抓起来。1969年的沙麦公社,真是一个混乱的年头)。埃勒布又被抓住,知青们问他枪藏在哪儿,他把我们几人带到霍尔根陶勒盖山下的一口废井边,说枪在里边。我们用绳子把若瞓放下去,根本没有。大家一气之下,狠揍了他一顿,打得他骑不了马,晚上找了一辆牛车,把他拉回大队部,已是夜里了。我们把他撂在大东屋里,几个人凑合吃了点东西后睡下。第二天我醒得最早,到大东屋去看埃勒布还在不在。因为昨天回来时,他被打得很重,躺在牛车上昏迷不醒,夜里就没有捆他。我推门一看,他还是昨夜被抬下来放在大炕上的那个姿势。我用手拉拉他胳膊,叫了一声: “天亮了!起来吧!” 他一动不动,脸容呆板、难看,四肢僵硬发直,像死羊一样。我摸摸他的手,凉的,又把手放在他的鼻子和嘴上,仍不见有呼吸,感觉他已经死了,于是立即去告诉其他人。晚上,验尸的公检法人员走后,几个人把他抬到牛车上,拉到沙窝子里埋了。埋埃勒布我没去。夜里,听见牛车回来,几个人洗了洗手,吃了饭。没有人再说什么。风吹着沙丘,掩埋了一切,沙窝子里的地形也在不断变化,时间一长,谁也不能确切指明埃勒布埋在哪儿了。
    埃勒布的老婆奥尤那是依德尔加那的亲妹妹。埃勒布死后,她带着几岁的孩子独自生活,最后支撑不下去,嫁给了满德拉图大队的青巴图。不料一两年后,青巴图也病死了,又给她留下了一个孩子。奥尤那回到胡尔其格,被人说成“扫帚星”,受到冷落与歧视。一天我去井上饮马,见到依德尔加那和奥尤那在那里抹眼泪,依德尔加那骑上马还呜咽地念叨:“我苦命的妹子,你可怎么办哪”,我心里也一阵难过。过了一年,她又嫁给巴图孟赫的表哥帕勒姆。帕勒姆原来在额吉诺尔公社,据说老爹病死了,或在“挖肃”中自杀了,才带他弟弟来沙麦公社投奔亲戚。帕勒姆三十多岁未娶妻,奥尤那和他结婚后又生了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我一个也不认识。
    那些日子总死人。大色布格扎布的老娘也死了。她两个儿子都逃到外蒙,她在一天夜里吊死在自己的蒙古包里了。第二天早上,她的外孙、两个小孩子,才几岁,跑到波勒额吉的蒙古包,说阿依死了。我跟着他们到那里看了看,她歪着,眼睛半睁半闭,舌头并没有吐出来,但身子像是僵硬了。天气很热,公社来人登记之后,马上安排把她埋在满都拉山上了。埋死人是汉人的习惯。
    丹森和罗布桑,兄弟俩,东乌珠穆沁草原上唯一的藏族人。从名字上说,都是藏人的名字;论相貌,倒看不出和蒙古人有什么不同。丹森是哥哥,见到他时,他就六十多岁了。罗布桑五十刚$头。兄弟俩是喇嘛,终身没娶妻。从青海到北京,在北京东城的雍和宫、那个黄教寺院住了十多年,后辗转到内蒙古东乌旗沙麦,现在两人一生都结束了,死于异乡。丹森是上层喇嘛,会佛事,受人尊敬。罗布桑是下层喇嘛,干粗活。我见到他们时,喇嘛教已经没人信了,丹森无佛事可作,无经可念,整天坐在家里。罗布桑则为别人干点零活,挣工分。兄弟俩有些牛马,如果工分不够,可卖掉一两匹牲畜。
    我和丹森一直不太亲近。一来是他身为上层喇嘛, “挖肃”时被抓被管;二来他也不答理小孩子、青年人。老家伙爱下棋,国际象棋和中%象棋,下得都不错。我原来不和他说话,后来“挖肃”结束后,一次无聊,到他家,要和他比一下。他满得意,又有点瞧不起我,因为我才十几岁,他都六十了。老家伙要下中国棋,他说: “蒙古棋你下不过我。” 我心想:好吧,老小子,比比看。结果,中国象棋开局不久,不到中盘,他已丢盔卸甲,羞中带怒,这次该他要求我下国际象棋了。我是个半瓶水,挣扎到后来,像他的中国象棋一样,输得一塌糊涂。轮到他高兴了。于是,由于胜利后的喜悦,请我喝茶做客。从此,我们成了棋友,但国际象棋我从未赢过他一盘。
    罗布桑跟我关系很深,但其他知青对他的印象似乎不好,有的人叫他“老不死”。他干活慢,走路慢,做什么都慢。既不下棋,又不爱说话。他和他哥哥都会三种中国语:藏语、蒙语,汉语。他是藏人,骑马也挺油,可我一次也没见过。听说他刚来内蒙牧区,沙麦人不相信他有什么本事,那时他四十多岁。他拿着套马杆到马群去,当地人想看他的笑话,谁也不帮忙。他抓了匹烈马,虽然藏人是从不用套马杆的,但他紧紧抓往了,任凭烈马生拉硬拽。蒙人从此就尊敬他了。
    1968年初春,我穿着一件干净漂亮的特力格到他那儿去,他见我下马,对我说: “呵,小伙子,你抖起来了。” 这句地道的北京土话当时出于意外,我没听懂。他笑了,两撇花白胡子一动一动的。以后,因为彼此太不易见面,我很少听到他哥俩的消息。他们无声无息地活着。大约每半年,我才见到他们一面。
    冬天,漫天飞舞雪花,我骑骆驼到大队部,到他家。低矮的小泥土屋,草原上牧民不住的房子。进门屋里有点苹果气味,我多年未尝水果了,这气味格外诱人。我喊道: “老年人,在家吗?客人闻到苹果味了。”这句话是用蒙语说的。罗布桑让我坐在中国式的土炕上,到外面小木箱子里取出两个苹果。我这才明白,刚才真是苹果的香气。青色的,有点冻了的苹果,草原上极难见到。两个不算多,在苹果产地要一筐也不难,可这毕竟是边境上啊。我被慷慨感动,默默咬着苹果,听他汉语夹杂蒙语的闲聊,同时惊讶地发现,玻璃窗上,巴掌大的玻璃窗上,有只苍蝇在嗡嗡地飞,和外面冰天雪地是那么地不协调……
    他的寿命也要到头了,明显地衰老。他哥死后,他在两间才十平米的小泥屋里只活了一个冬夏。夏天,也许是他自感生命要离开他,他想起多年前在北京过的西瓜。东乌旗,极偶然才会卖比拳头大不多少的“西瓜”,那年碰巧有。拖拉机要到旗里去,顿继昌已经准备要走了,罗布桑匆匆走近,这是他一反常态的作法,以前他总是慢腾腾的。低声请求顿继昌给他带回一个“西瓜”。顿说: “拿钱来,” 伸出手。罗布桑说: “你帮我垫上,好吗?” 顿面色踌躇。我饮马,正好看到。我摸出钱,递给顿。顿用异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罗布桑并没向我表示感谢,我也没和他多说话,匆匆骑马走了。
    最后见到他是秋天。太阳已不太暖和,他脱了上衣,光脊背坐在屋沿下,背对太阳,脸向门,盘腿坐在地上。这样晒太阳也太奇怪了。张金山老婆告诉我,说: “这老头快死了。”我跑到他身边,问他。他只简单地回答:“病了。”老态龙钟,又瘦得一把骨头。我肚子很饿,又不能麻烦他,就跑到张金山家去混了顿中饭。那年冬天,我回北京探亲,听说他死了。记得夏天他对我说过希望回故乡,死在祖先生活过的地方。那里只有他的一个侄儿。他写信去,让侄子来接他。侄子始终不来。听说他临死时,他让守着他的人告诉党支书大班德勒格齐,他的牲畜死后全送给大队,不给那个使他失望的侄儿。后来,他死后,侄儿来了,为的是讨要那批牲畜。支书回绝了他,告诉他他叔叔临终说的话,侄儿空手回青海去了。
    丹森临死时吩咐罗布桑,说: “我今天死了,明天如果天晴,把我放在呼和陶勒盖山上;如果天阴,就随便扔掉好了。”这是宗教里的什么说法,好像天上的佛爷对死人表示是否喜欢,就依据他死时给予的好坏天气而定。呼和陶勒盖山在我印象中好像是专门天葬喇嘛的地方。丹森死后天晴,他如愿以偿。后来罗布桑也死了,他到底被放在什么地方,我一直不知道。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别扭,也没向外人打听他的死。可能,他也被别人送到呼和陶勒盖山上去了。这两兄弟都死于食道癌。
    我们接触牧民的机会并不很多,对牧区的生活、牧民的性格、民族的习俗和文化等也了解得不够,可我愿意去观察,去留意,去研究,包括蒙古的语言、民族史、考古、社会,甚至土壤、气候、动植物等,牧区的一切都吸引着我。
    1969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羊群出动比往常早。天气很快变坏。我骑着小骆驼,只拿一只驼鞭,没带套马杆。那年冬天住在白音毛都南边。天上下起雪,风挺猛,呼啸不已。晚上风也不停,羊的膘情不好,脂肪少,挡不住寒冷,顺风就跑下去……最后,羊群来到一条沟里,可以稍避风雪。夜里风停了,雪住了,但我可能回不去了。这里离家很远,羊群也不走,我也不认路。零下三十度,我真要在严寒的野外过一夜?我能熬过去吗?羊群卧在地上,我累得也想一头倒下。寒风刺骨,我让骆驼卧下挡风,用靴子刮了刮近旁地上的雪,解开腰带,放开皮得勒,连头带帽子缩进得勒里,裹紧得勒,袖子掖到腰下,勉强躺下。脚下冰冷麻木,我把两只脚抽回一些,避免登着靴底……我昏昏欲睡,但又不敢睡死,我不会冻死吧?只能听天由命……远处好像有什么声音,很轻,也许是风的呼啸声。我没有把脑袋探出来倾听。渐渐地,我什么都听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我醒了过来,发觉自己还活着,于是钻出头来张望,得勒领口上的霜贴在脖子上冰冷。天已拂晓,羊群和骆驼都在,身上都蒙着一层霜,嘴里还在反刍。靴子里的毡袜可能已经冻住,疼痛麻木的脚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穿进去。我一瘸一拐地轰起羊群,骑上骆驼,按着地上留下的羊群脚印把羊往回赶。不久,远处出现一个黑点,像是在朝我这边赶来,一个骑马的人,越来越近,是巴图孟赫。他替我赶羊,给我指了方向,让我直接回家。狗叫着,蒙古包前,哈德嘎家的大人孩子都站着朝这边张望。据说哈德嘎、巴图孟赫一家找我找了一宿。我的靴子脱不下来,脚似乎冻在里面了。牧民帮着用刀割开靴子和毡袜,我的脚指已变硬发白。记得是哈德嘎的老婆,当时剥下盛酸油用的羊肚皮,放在火上烧得吱吱冒油,不由分说地贴在我脚上,我疼得差点没哭出来。咬牙忍着吧,都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别让老乡看笑话。几天之后,十个脚趾渐渐发黑,厚厚的一层皮坏死、脱落,连脚趾甲都是新长出来的。这都怪我没经验,平时没有留好西北边的草场,天气不好时又没有让羊群顶风出去。从那以后,我虚心向牧民学习,放牧时更加小心,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1970年初,“挖肃”被制止,处于“回潮”阶段。旗里的人每天不上班,饭馆也干脆不开门。我正巧到旗里办事,好饿了几顿,跑去找旗革委,也没人管。一天早上,看见饭馆开了,我和张景瑞两人急忙赶去,打算填饱肚子。一到跟前,门口站着一个手持粗木棍的知青,门也被撂倒在地上,不让人进去。这是额吉诺尔公社的北京知青,也饿了两天,在旗里又没有可蹭饭的去处,就“耍横”了。我和张景瑞一上台阶,执棍的问: “是知青吗?”回答是标准的北京口音:“没错。”热情迎入,见里边已经有五六个小伙子,生火的生火,切肉的切肉,拿面粉的,找鸡蛋的,有个小子坐在桌前,记录动用了什么,用了多少斤,声言饭后还钱。我们等做好,吃饱了,扔桌上两块钱,赶马车回去了。后来听说旗里哗然,称知青们搞“打、砸、抢”。我并不因自己吃了东西,嘴短,为知青辩护,实在是旗里这些家伙也太不像话了。再后来,到煤矿时,听额吉诺尔的知青聊到此事,说砸门的那帮知青自己也没掏钱,当然还捞走了我们的两块,离开旗里时还用锥子或刀子扎漏了人家的汽车和吉普。但我至今仍半信半疑。
    1970年冬天,土默特第一次丰收后的冬天。在土房子的西南,挖了一个圆形的坑,把铁架子蒙古包搭在里面,以避风寒。每天晚上,用羊粪砖浇点煤油烧上一把火,把蒙古包里的寒气稍稍驱散,每人向炉子举起被子烘烤一下,然后马上铺好,裹上皮得勒,迅速钻进去,连头都不露出来。夜里,炉子里的火熄灭,蒙古包里很快冷下来。外面大风呼啸,掀动包顶上的毡子,啪啦啪啦地响,雪花纷纷落进包里来。包里铺两层旧毡子,白天毡靴连泥带雪在毡子上踩来踩去,夜里我们就睡在带有泥雪的毡子上。第二天早上,被头上是厚厚一层霜。一夜,大雪不停,直到早上,还刮着凛冽的寒风。蒙古包门被雪封住,打不开了。我们几个人在包里喊人来帮忙,但没有人听见。黄瓜缩在被子里,只伸着头大声指挥着。最后,还不见有人来,顿继昌和狼把我托起来,让我从包顶的天窗钻出去。天窗其实只有很小一个口子,我推开盖在包顶上的毡子,勉强钻到外面,清晨的阳光照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十分晃眼。我连忙找铁锹来,挖开门,大家才出来。住在前面土房里的老尹见今天大雪,知道没法干活,于是忙着和面、擀面、烙饼,没有听见我们叫喊,还奇怪这些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起床。刚开春,我就离开了土默特,回畜群去应付一年一度的接羔。
  何源鬼精。71年9月,他想回京探亲,大班不批。何源拿别人的电报给大班看,说家里来电报,母亲重病,大班才开了介绍信和证明。事后,武继烈和任环岫给露馅了,她俩一个劲地笑,大班觉得不对劲,连忙追问,她俩告诉大班,电报是别人的,无关紧要的事。大班因不识汉字受了骗,生气地骑马去追。当他匆匆赶到公社,何源已坐拖拉机走了。何源坐在车上直庆幸,不想拖拉机开到嘎特布其边防站,站里有人问:谁叫“何源”?何源一答应,站里通知他,你们大队党支书打电话让你留下,因为你开证明回家的理由不充分。拖拉机走了,何源只能提着行李返回大队,找到大班,一个劲检查“错误”。
    何源爱写诗词,离开内蒙后,寄给我的几阙词,是他游黄山写的:《雨中花》黄山杜鹃杜鹃啼处血成花。夕阳里,依山烟霞。繁枝茂叶,随风笑面,点点到人家。青袖纤手弄箫笳。似述道,昨夜尘沙。落英万千,顺溪去也,红遍满山峡。《桃源忆故人》黄山排云亭伸指欲拈身边浪。收来袖底难放,拂去眼前依状,疑是稠无量。起步转首不与望。无奈上下千丈,怎兼左右一样。惹得人心怅。《临江仙》无锡梅园梅园萧萧千株树,东风扫尽落英。春暖时节却无情。万里来相访,有意最难逢。料得来岁岁寒日,依旧花枝盈盈。风流又隔几千程。天意本如此,何必叹人生。《浪淘沙》秋意秋意只添悲,燕雁南飞,莫问黄花香为谁。又是重阳逢旧客,且满君杯。往事已难追,多少是非。天涯漂泊几安危。最恨偷识天书意,魂梦难归。
    胡尔其格大队的冬营地与外蒙接壤,边境线那边应是外蒙的苏赫巴托省,旁边的白音呼布尔公社主要与外蒙的东方省接壤。所谓边境线,实际上并没有一条划出的线,如石墙或铁丝网一类,不过是在草地上间隔地立起界桩(内蒙、新疆边境都如此)。界桩由混凝土浇铸而成,一米多高,二十公分见方的柱子。中国方面刻中文,外蒙方面刻新蒙语。两界桩之间根据地形不同距离不定,平坦的地形可能三四里,坑坑洼洼的地形可能只有半里。由界桩连成一条抽象的线就是中国和蒙古国的边境线。如果不注意,不太容易发现界桩。不过牧区的人,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人倒不会因走错路而越过的。边境如此之近,从冬天的牧场步行就可以到外蒙,用不了几个小时。骑马更是转眼就到。当然,逃出去的是例外。我插队的几年里,大队牧民因“挖肃”跑到外蒙的有色布扎布、那音图、伊德尔色楞,郝喇嘛在1967年秋我们来之前就跑了。我相信跑出去的人,不过是因当时“形势”所迫而已。
    内蒙牧区过春节比阳历新年热闹得多。牧民从一个蒙古包串到另一个蒙古包做客,走遍当地所有的人家。往往开头是一路二三十人,越串人越少,到最后只剩几个人,其他的都陆续醉倒在别人家里了。知青也学着喝酒,像李荣泽、叶坦、我、邱亮、老五,凑到一起,也都能喝不少。喝茶用的碗,一次小半碗白酒,一口喝干,把碗口倒过来朝下,表示碗里一点儿不剩,随后再倒上。这里的春节过到正月十五才算过完。除夕晚上,牧民倒不像内地人一样有熬夜的习惯,所以春节是从初一才算开始。但知青们除夕晚上总要聚到一起,带来各种好东西,聊上唱上一通宵,临晨才仨一群俩一伙在说笑声中各自骑马骑骆驼回家。记得71年春节,水库刚开工不久,胡尔其格知青都在六组男生包里集合,能来的都来了。正在高兴时,突然上边来人让何方方到自治区革委会报到,搞“三结合”。何表示愿继续插队,来人说,组织准备批准你入党,作为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来人走后,全体在场的知青都很别扭,没料到新春聚会变成了送别会。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商量到旗里抗议,因为何方方一走,估计水库更难办了……最后她还是决定走了。在土默特,大家再次聚会欢送,唱了许多歌,何方方和老尹她们唱了“农奴” 里的“金珠玛米”。叶坦还当场写了一首送别的歌曲,编了歌词,大家很快学会:
    手足情,同志心。激壮志,抒豪情。
    不作依依杨柳曲,高歌擂鼓送君行。
    一种民族语言,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经济、生活、生产方式等,蒙古语就是如此。蒙古人是一个多年来从事牧业生产的民族,关于牧业的词汇极为丰富。马的种类和毛色就有各种叫法。例如种类分为马群、儿马、骟马、骒马、马驹、二岁马、三岁马、四岁马、五岁马,等等。毛色分得尤其细致:青色叫bor,骝色叫heer,栗色叫hureng,黑色叫har,兔褐叫saaral,粉嘴枣骝叫galtar,淡鬃栗色叫qebder,粉色叫yagaan,天青叫qingher,淡黄色是haliûn,干草黄是hao,亮鬃淡黄是xarga,沙毛是bûûral……不胜枚举。汉语中关于马的毛色的词汇很少,只有“骠”(sharga),“骢”或“骓”(bor  saaral),“骊”(har)等几个书面语,在现代汉语基本已见不到了。再以套马杆为例,整个套马杆叫ûûrga,下段叫ôjôôr,中段叫dund,上段叫cheej,绑接的梢端叫ujuur,套索叫hûib,将套索系在梢端的两根皮条叫xijim,套马杆上皮条拖手叫qiruul。这些牧业词汇几乎没有相应的汉语,所以在知青之间提起时索性也用蒙语。在其他方面,例如马的步态,牛羊角的弯曲形状,山峰原野各类地貌等,在现代蒙语中都有丰富的词汇来表现。使用蒙语时,可以让人立刻感到浓烈的草原气息。如果用汉文来描写草原和牧区生活,总没有那么生动和自然,读起来如同隔靴搔痒。就像《红楼梦》被译成其他外语,除了故事情节大意相符,书中人物差不多全是一副模样了,对人物不同性格的刻画、表现,统统在翻译中被删改、消失了。
    与生活在牧区的蒙古人不同,居住在城里的蒙古人能接触更多的工业、交通、科技、政治和外族文化,会感到传统蒙语的词汇不够,往往借用汉语(内蒙)或俄语、英语(外蒙)。外蒙自从使用斯拉夫字母拼音之后,废止了不少借用的汉语,改为借用俄语了。在蒙语中,很多机器(不论是汽车、缝纫机、照相机、抽水机、马达)一律叫做maxin,即来源于俄语мaшина。另外,像蒙语中铅笔(harandaa)、收音机(radio) 等,也沿用了俄语кapaндaш和paдиo。在内蒙,很多名词如电话、飞机、齿轮等等,一律沿用汉语,形成一种蒙语中夹杂汉语的语言。除蒙语外,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如朝鲜语、维吾尔语、藏语等也都借用汉语。
    由于汉语往往一词多义,学习蒙语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学,而不是汉蒙词汇的机械对照。例如,汉语中的“快” 有迅速的意思,也可用来形容刀的锋利。在蒙语中, 迅速的“快” 是hûrdan或turgen,锋利的“快”是iltei或hûrq。知青记在本子上的蒙语词汇就一个“快”字和hûrdan,当用来形容刀“快” 时,牧民愣住了,不理解刀子为什么hûrdan。蒙语也有一词多义的。记得牧民曾问我ôqina的汉话是什么,我说是“掉下来”。第二天,一匹马摔倒了,那个牧民对我说: “看,马掉下来了。” 大加登巴的儿子金巴问我:hôni  yabjie 的汉语怎么说,我告诉他:“羊跑远了。” 他记牢了。不久,放羊又见面了,我问他额吉忙不忙,他结结巴巴地对我说,“额吉跑远了。” 当时我吓了一跳,忙问:“跑到哪儿去了?” 他慢悠悠地说: “公社的跑了。” 其实大加登巴的老婆是到公社买东西去了。
    蒙古牧民有时让人感到别扭,后来我回到北京才深深感到他们其实是很朴实可亲的人。刚尔登,一副阴沉的脸,说话有些细声细气,腰带系得低低的,走起路来总是轻轻地左右扭着胯。他很少笑,一笑就露出那颗金牙。他的母亲是个好心的老婆婆,大家都记得。她对知青不错,属于那类好老太之列,后来突然死了,好久后我才知道这消息。刚尔登简称老刚,是个好牧人,精通放牧的全部本事。你放他的羊,他就用拙劣的汉话对你说:“远远地,远远地。” 好吧,羊群走得够远了。夏季,白昼长达十八九个小时。天色昏黑时候,羊也回不来了。蒙古包太远了。老刚总十分高兴,嘟嘟囔囔,说这样羊可以吃得更肥。你回不了家,他并不着急。他也许就是这种人,并非有意搞得你狼狈不堪。夏末到胡尔其格河边饮羊,蚊子像一团团烟,老刚常常用裹头布把脸全包上,只露一双眼,你如果打趣问: “呦,这是个什么阿嘎呀?”他会回答:“怕蚊子的阿嘎呗!”老刚也有发飙的时候。记得他怎么毒打老婆吧?他那个强壮的老婆,怀着七八个月身孕,被他拳打脚踢。那只有力的马靴照腹部就是几脚。流产之后,他老婆到医院,远在一百多里之外的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开了牧民妇女第一个先例。老刚满不在乎,自己烧菜做饭吃,说老婆已经成了“索拜” (不孕母畜)。他就是这么个人,一个普通人。
    太阳没出来前,我赶着牛车去拉水。这半方不到的水,得用上三天左右,包括吃、喝、洗。住在哈达台南边,离井太远,只好趁太阳没出来时,牲畜没到河边之前,到河里去打水喝。否则牛啦、马啦站在水里,又喝又拉又撒,再一锳,恶心极了。四周静悄悄的,半导体里是优美的音乐,狗跟在牛后跑着。到河边,经过一夜的沉淀,水好像清亮了点儿,一桶桶倒进车上的木缸里。野鸭醒了,嘎嘎地拉长声叫唤,狗跑去追,扑拉飞起一小群,在头上盘旋,向南飞去。
    东蒙古草原,平缓的地貌,人烟稀少,历来不引人注意。它的四季十分美丽。雪开始化了,地上露出斑驳的黄草。牛、马、羊、驼,野兽都知道春天已到,万物生机勃勃,风不像冬天那样刺骨。换上春天轻便的特力格,加上翠绿的腰带,小伙子真漂亮。马也剪了鬃。春风得意,登上乌里吉敖包山,浑身热血沸腾。盼望草绿,盼望初春,意味着要开始繁忙的接羔。多少生命在春天降生在这广阔的草原上啊。我躺在草地上,嚼着干草的羊群从身边走过。远处是马群,那叮咚的蹄声,通过解冻的大地传入耳中。天空上,白云低浮,沟谷里,雪水潺潺。
    胡尔其格河跟很多内陆河一样,没头没尾,不知源头,不知去向。开头一片沼泽,可能是附近山上流下的雪水雨水,草里水渐渐多起来,汇成一条小溪。流上三十里,又是一片沼泽,水散到草丛里,再往前就是干旱草地了。沿河东岸,几十里的沙丘连成长长一片。每年春秋,随风向南移动一点。化雪后,大风刮起漫天黄沙,扑头盖脸,细砂直灌到衣服、耳朵和毛孔里,紧闭上嘴也是满口细沙尘。刮这样的风,连骆驼都不一定受得了。
    夏天,河岸上草可肥了,嫩绿可爱。沙丘里短小的白花,叫不上名字,香得和“夜巴黎” 香水似的,随风散发着夏天的气息。河边的泉眼,往外渗水。水多的年头,这个泉像是小开水锅,咕嘟嘟往外冒。纯粹地下水,凉得冰牙,干净极了。如果不是牛车不好走的话,打水真应该上这儿来,不再吃那该死的河水,让河水长虫子去吧。
    两只黑天鹅,路经胡尔其格河。这是春天,让大兵给了一枪,肉也没吃,不过是练练枪法。黑天鹅现在已是禁猎的珍贵飞禽,可当时谁去管呢?孤零零剩下一只,在胡尔其格呆了一夏天,不肯离去。秋天来了,天气日益寒冷,河水已结冰,草已枯黄。初雪下了几次,那只黑天鹅才离开,临走时,盘旋哀鸣。我想它不会再来这儿了。
    夜深了,骑马回家,多少醉了点,马蹄在草丛里唰唰响,月亮在背后的地平线上,所以影子拉得很长。在地上一跳一跳地随人马移动。乌里吉敖包山前面,有几条东西方向的小山梁。每条山梁北面都有条两三米深的沟。每年春夏,化的雪和暴雨冲刷着沟底,这些沟就年年加宽加深,变得更长。每次暴雨之后,大块大块的土,带着青草,崩落沟底。沟边就像悬崖,垂直切割下去。沟底是散沙。蒙语把这种沟叫作“额尔赫”。它顺山沟发展,切断道路。
    暴雨马上就要来了。天空迅速阴沉,大朵乌云弥漫着天空。三个人:黄瓜、老五和我。马群沉静地散开吃草。刚抓住一匹小马,第一次骑它。小东西挣扎着,又踢又叫。看黄瓜骑稳之后,我和老五在后边,一左一右轰赶着不懂事的小马回家。这鬼东西死活不离开马群,只在周围乱转。风越刮越猛,清爽的空气中夹杂着雨的腥气,雷在头上轰鸣。离家还远着呢。黄瓜猛打小马,马驮着他跑起来,离开马群,直向南去。前边就是“额尔赫”,马根本不理会,它绝对跳不过这一两丈宽的深沟。马继续奔跑,老五和我在后面急得出了一身汗。沟就在脚下了,黄瓜毫无办法……大滴稀疏有力的雨点打下来,响起一片刷刷声。马猛然站住了,前蹄离“额尔赫”不到一步远。惯性使黄瓜同时猛向前一冲,……他不能掉下去,否则脑袋会摔到脖子里去。我和老五快速赶来,下了马,帮黄瓜下来。你知道,从未驯过的马根本不理睬人的指挥,它此刻不想走,你只会白费力气。暴雨来了,雨打在脸上生痛。马群开始骚动,跑开了。我骑的小萨尔抬头看看马群去向,急得嘶鸣。老五大声喊:“躲躲吧。”天色昏暗,风雨声压住他的叫喊。我看黄瓜的小马像木马一样站着,估计短时间不会出问题,就带小萨尔到“额尔赫”边上的一块土坎下躲起来了。风后的雨哗哗地浇下来,马靴像雨靴,闪闪发亮。小萨尔低着头,胸前滴答掉着水珠。看不见老五,也看不到黄瓜。我抬头向他们的方向望了望。突然,就在这一瞬间,一道闪电从空中划下,直入地里,仿佛离我只有二十米远。金色抖动的闪电把周围照得遍亮,震耳欲聋的雷声连绵不断,轰轰地向四处传去。黄瓜躲在小马背后,解开领扣,把头缩在怀里。老五牵着马紧紧贴靠在“额尔赫”悬崖边。风强劲地刮着,寒冷起来,只好等雨停住。草地上说晴就晴,太阳再次从云后出现,马群已离开此地。黄瓜站起来,老五走出来,我们一起上了马,向大队部跑去,浑身湿淋淋的,咒骂天气,却满心高兴。
    黄瓜骑马去串门,经过霍勒嘎的家。他想停下来喝点茶,略微休息一下。狗也没叫,只抬头看看,又接着睡自己的觉。黄瓜下马,向蒙古包走去,听见里面有两个妇女大笑的声音,他推门而入。只有两个妇女和几个小孩,她们一见黄瓜,高兴得不得了,说“可来了会算账的”,黄瓜莫名其妙。原来,东格勒布的老婆向霍勒嘎的老婆借钱用,数目是二十元,如果钞票是一元一张的,她们倒明白:数出二十张就够了。偏巧里面有两元一张的。这两个妇女手拿着一迭钱钞,颠来倒去数不清,不知一元、两元的钱多少张才够二十元。她们正在为自己不认识钱数相互取笑之时,黄瓜来了。顺利地帮她们找出二十元来,报酬是丰富的一顿午茶。这是黄瓜后来躺在土默特土屋的炕上抽着烟告诉我的。黄瓜告诉我说,那年夏天,张景瑞、他和武继烈、张淑敏四个人骑马去大队部看电影。这电影是一年演不上一两回的,自然是高兴事,人人都去。从阿都棚那边,四个人往大队部走,一路上高高兴兴。张景瑞随口唱起来: “九九那个艳阳天……”,再往下唱到“十八岁的哥哥……”,突然觉得不对味,脸一红,嘟囔说: “哎哟,唱什么呢!” 狠狠抽了马一鞭子,哗啦啦一个人先跑了,后边的黄瓜和两个女生都大笑起来。
    一天,夏和尚从土默特赶牛车上大队部,路过我的羊群。我正在包里喝茶休息,他带的狗冲散了羊群,咬死了一只,啃得乱七八糟,肠子拖了一地。我赶回来,只见死羊,气得干着急。晚上,在大队部见到夏和尚,他眉飞色舞地对我讲起在路上他的狗干的“英雄事业”,还说: “也不知哪个浪当子放的羊,也不在羊群看守着,我的狗一见羊就来劲,吆喝不住,干掉一只。” 我没好说是我放的羊,只说: “当心咬羊的狗会被牧民打死的。”但心里暗想下次还是小心为妙。
    于长海当马倌后,和牧民混得十分熟络和融洽。知青在一块发牢骚时,他总是不声不响地骑马溜走,从不开腔。夜里,不论多黑多远,他都能找回来,不迷路。一次夜里,可谓伸手不见五指,他把套马杆的“黑卜” 丢了。第二天,他又走这条路,硬是在草丛中把它找了回来。我们叫他“大找”,有时也叫他“土匪”,因为他常常歪戴着帽子,走起路来像牧民一样晃晃悠悠。
    老五走浩特时丢了宝贝马鞭,也不知丢到哪儿了,就知道在附近。请来“大找”,他骑在马上溜溜,转了几个圈。我正好来找他们玩,问他们找什么,老五说是找鞭子,让帮忙,许愿找到请客,我答应了。正要去找,“大找” 下了马,弯腰从草丛里把马鞭捡了起来。又一次,夜里大雨,王毅强守了一夜,我们的羊没出事。张景瑞名义上守夜,却在篷车里睡着了,哗哗下雨根本不知道。我醒了,叫他,他嗯嗯叽叽不动弹。黄瓜替他守了一会,回头一看,自己的羊丢了一半,不知什么时候丢的,于是气冲冲叫醒张景瑞: “你孵蛋哪!还不起来,羊都丢了。” 张景瑞“哇”地爬起来。羊丢了,又是大雨,黑得什么也看不清,千万别碰上狼群,这沙丘里,几十里狼挺多。天刚亮,人人都出去找,都丧气而归,找不到。请来“大找”,这“土匪” 骑上马一溜,十五分钟就把羊全轰回来了,当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土匪”啊。
    知青大都学得像牧民一样爱聊马,特别爱评论别人马的优劣,也爱上马群。像一组的小顿、曹宏,二组的我、我哥,三组的老五、黄瓜、李恂,四组的于长海、张景瑞、老舒,六组的张颖放,偶尔都可以在马群遇见。上马群成了牧民、知青的主要娱乐。看马、剪鬃、换马、选二岁马或三岁马,套马、驯马,成天热热闹闹。在奔跑飞驰之中,挥动套马杆,自有醉人心的地方。看着自己亲手抓住的马,心里真是高兴。从马群回来,一路上几个人都不免要夸自己的马怎么快,争执的结果就是撒开了一蹦子,让事实来评优胜。
    蒙古马的体格、脾气、性情各不相同。除了天性以外,和驯养也有很大关系。不同的马偏重于不同的用途。温驯的马供老人或孩子骑;强壮的马用来长途跋涉出远门;快速灵巧的“杆子马”用来套马;体形健美的马在节日里骑着聚会、串门、做客。蒙古马一般比较粗野,不像边防站驯的军马那样,骑的人跌下后,立即站住,不会受惊踢人。牧民驯马时并不在意它以后老实不老实,除非是准备给老人或孩子骑。牧民骑马时除非跟着马一起摔倒,很少因马躲闪、转鞍子而摔下来。所以知青骑牧民的马时要特别小心,如果跌下马,马通常会受惊,踢人,踢鞍子,逃跑。如果附近没有人家,没有马群,摔下马的知青可就惨了。
    草原的夏天非常短暂。七月底,热得要命。这里的热不是闷热,而是灼热。太阳早上四点出来,晚上八点也不肯落。人困马乏,我在沙窝子里热得头发昏。稀疏的榆树阴,挡不住什么阳光。马群站在水泡子里,不愿上岸吃草。中午,羊群一卧就是三四个小时不动。狗伸出舌头,拼命喘气。人和牲畜都无精打采。我牵马爬上附近一个小山包,脱下马靴,晒晒包脚布,脱下衬衣,看看能不能捉两个虱子。太阳晒着却没有风。我卸下马鞍,马疲惫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日光直射下,估计地面能到50℃左右。看着太阳像是过了晌午,我晒得实在受不了,担心中暑,就骑马回去了,翻箱倒柜找出一小瓶“十滴水”,一口喝下,又趴在水缸车上,连灌了两瓢水。我又给马头上淋些凉水,把马牵到背阴处,以防中暑。我躺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我只能喘息片刻,一会儿还得赶去照看羊群,稍不留心羊群就会出事。这地方冬天冻死,夏天晒死。
    天气十分炎热,周围一片寂静。马儿已经遍身是汗了,仍然精神抖擞地快步跑着。一丝风也没有,我也热得难受,摘下帽子在脸上擦上一把,路还远着呢。走吧,至少还要再过半小时才能到。前边不太远,记得有口井,不知井边有没有帆布水桶。我的小萨尔真聪明,它自己就记得那边的井。在井边草丛里,露出白色的旧帆布桶,真是老天保佑。水只有一两尺深,水面也浅,刚打上的水在桶里晃荡着,人和马几乎一起低下头去,挤在一起。简直忘了,对,卸下嚼子,让马喝个痛快吧,伙计,喝够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秋天,云高气爽。雨后,空气极好。蘑菇长得有盘子大小。只要采上一筐,晒干也好,鲜吃也行。内蒙蘑菇被人叫“口蘑”,指张家口以北的蘑菇,国内外市场上都很有名。晒干的蘑菇四块钱一斤收购。那年走浩特,好像是那木吉勒正在搬家,见地上一片蘑菇,停车下马捡了半嘎夏车。拉到公社去卖,换回一双新马靴。知青也常采蘑菇,送北京亲友。
    芨芨草(“得日斯”)长高的时候是夏天。深秋,它们变成金黄色。风吹起来,芨芨草就像波浪一样不停地摆动,羊群就像在水里一样。老五最爱唱的一首歌:“迎着南风吹拂的草原,踏过金色的麦田,唱起丰收的赞歌,歌儿在空中飞旋。玫瑰花地毯人人喜爱,但怎比这金丝编的地毯,是十三个民族姐妹的双手,把它绣得这样美丽这样灿烂。”在这里,大家都爱唱些新疆、内蒙的民歌,优美、粗犷、活泼的旋律,足可以把草原风情表现出来。
    迷路是件可怕的事,刚到牧区时,特别是刚搬到一个新地方时,出门总是迷路。脚下没有路,远处没有标志物。朝着一个想象中的目标走去,越走越陌生,越走越荒凉。勒住马,四周看不见人家和牲畜,闻不到烟气,听不到狗叫,方圆几十里以内,大概只有我和我的马。太阳偏西,好像迷路了。后面是来的路,是犹犹豫豫走过来的;前面是去的路,不知还有多远,也不知方向对不对。我应该怎么办?如果返回去,将会被牧民、知青嘲笑,而且天色渐晚,返回去就能保证不迷路吗?如果走下去,方向又错了,等待我的仍是陌生、荒凉,结果会更糟。多少回,我硬着头皮走下去,最后绕来绕去总算到达目的地,却多走几里地甚至一二十里地。有时,人困马乏,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没有牲畜,我骑的三四岁马也不能把我带到哪个人家或马群,只好露宿野外。夏天还好;春秋天夜里会比较冷;冬天最好不要待在野外。在草原,马就是人的腿,夜里要上好绊子,千万别跑了。马乏了,可能会打滚,鞍子也要卸下。我和衣而卧。天像帐幕一样遮盖在头上,明亮的星好像伸手可摘,四周无声,只有马在嚼草。迷糊入睡,惊醒时,天刚蒙蒙发亮,满天朝霞无比瑰丽。经过一夜,马的体力恢复大半,骑上马继续赶路,肚子里觉得饥饿难忍。
    牧区的羊,八九块钱一只。山羊比绵羊便宜。羊皮卖供销社值三块钱,羊肠卖一块钱,骨头卖点钱。其它肝、胆,都收购送内地制药。一只羊基本上白吃,花不上两三块。最好的马,不超过六百元。好牛值两三百元。骆驼基本与牛同价。
    在内蒙这几年,除了牛羊肉外,我还吃过黄羊肉、马肉和骆驼肉。黄羊肉凑合吃,马肉和骆驼肉粗糙得不行,死硬,嚼不动。我还尝过旱獭肉、鹰肉,里边放了蘑菇、辣椒,但仍然很难吃。蒙古人的祖先很可能尝过各种动物肉,觉得还是牛羊肉味道好。传到今天,蒙古牧民除了牛羊肉,不吃别的。汉人爱吃的鱼和蛋,牧民都不感兴趣。特别是母鸡新下的蛋,他们会感到十分厌恶,绝对不吃。
    白音毛都风景是最美的。起伏不断的沙丘上,丛生茂密的红柳。几乎每年知青都要一块砍红柳,每年秋天采一大捆,接套马杆用。有的地方红柳连成一片,人马进去之后,从外边一点看不出来。在红柳丛里,谁也见不到谁,往往大声吆喝,“啊嘿———”,那边也回应“嗬———”。有时人在砍红柳,马钻到别的地方,半天也找不到跑哪儿去了。只要愿意,一直往北,紧靠边境线,有极好的柳条,不论做套马杆的cheej(前端)还是ujuur(杆梢)都合适。知青们砍完红柳,捆好背在背上,一起骑马回家。
    先前白音毛都有一个边防站,后来并到嘎特布其去了。边防站养了不少军马,是从军马场运来的,喂豆饼饲料,都特别有体力。高特布就有一匹好马,从旗里回来,并排和越野吉普高速跑了一百多里,速度不相上下。可惜回来后,不慎误饮冷水,几个小时之内就死了。后来边防站的马就直接从大队挑选了,牧民那叫一个心疼啊。
    据说蒙古与中国通过双方边防站举行边境会晤时,我方士兵总是身带香烟和糖果,外蒙兵在会晤时可以向中国士兵要烟要糖。他们平时只穿黑色布军服,会晤时穿黑色呢军服。如果在我方边防站会晤,会后总要例行招待,有中华牌香烟,茅台酒。外蒙人也常没事找事,找机会上中国来解馋。
    晚上,篝火映红了火堆周围的面孔,走浩特的人凑到一起。一只狗趴在篷车下边,另外几只呆在火堆旁。七八个小伙子,北京知青,放四群羊,共六千余只,散卧在火堆四周。小伙子们聊天,有人还忙着蒸包子。蚊子仍不断向头上、脸上、身上撞来,一巴掌下去,能打死好多只。月亮升起来,夜风吹动,蚊子才渐渐消失。入夜后,空气潮湿寒冷,夜露正在草上凝结,这时才是最好的聊天机会。每人谈着自己见到、听到的各种趣事。今天见到了谁,从他嘴里得到什么消息。谁的羊群和帐篷已不在原来地方了,谁走浩特到什么地方了,草场和水怎样,膘情如何。欢声笑语过后是片刻寂静,有人提议该休息了,明天还得赶路呢,大家才散去。马在周围不远什么地方吃草,时而有奇怪的鸟叫声,“吱,哩哩”。我意犹未尽,刚才少个手风琴,有人拉上一段就好了。躺下很久才睡着……
    那年秋天,大家走浩特,路过土默特时,摘了菜园里几个倭瓜,打算改善伙食。草原上的人,很少见到蔬菜,更不认识水果,分不清种类。公社书记,还算是走南闯北的人,知青从北京带水果回来,送他几个橘子尝。他一边吃一边说:罕乌拉的知青去年在菜园里种过这东西。大伙都愣了,然后才恍然明白,他指的是去年种的西红柿。
    倭瓜拿来放在箱子车里,我出去放羊。傍晚回来,见蒙古包外遍地狼藉。倭瓜被切开,中间的瓜子瓜瓤不知哪儿去了。谁来过家里?谁的恶作剧?第二天,上马群去,碰见格日勒几个小伙子,告诉我,昨天他们口渴,路过我的蒙古包,吃了我藏着的“西瓜”。我告诉他们那是倭瓜,不能生吃,只能吃外边,不能吃里边。小伙子半信半疑,认为我开玩笑。我问他味道如何,他笑着摇头:啊呀,不好吃。
    不能嘲笑蒙族人的无知,我们在牧区有多少不懂的东西,牛羊马从体态上分不出公母、年龄,放牧、搬家从生产到生活哪一样不笨手笨脚。知青和牧民彼此只能互相尊重,不能彼此瞧不起。但有的狂妄自傲的蒙族人让我极为反感。他们排挤汉人,看不起知青,他们不会帮你什么忙,只会看你的笑话。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内蒙“挖肃” 的后遗症。遇到这种牧民,我也忍不住要“报复” 一下。一次,公社演电影,像节日一样,知青、牧民骑马纷纷而至。演到化学纤维合成过程时,银幕上出现红绿色移动的小圆球,表示分子运动。罕乌拉有个平日显露轻狂的小伙子,问我这是在演些什么玩意。我简单告诉他“这是在演你最爱吃的糖果。” 小伙子很恼怒,他隐约感到这是什么科学文化,就唠唠叨叨说什么你们不告诉我们文化知识啦,什么你们瞧不起我们哪之类。我理也不理,继续看电影。其实我做得并不对,不过是一时想耍耍他。天下很大,知识无穷,不论是知青还是牧民,谁都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大家如果能彼此尊重、相互学习该有多好。当然,必须承认,在牧区还是牧民的知识更实用,知青的知识多是精神上的,知青应该多向牧民学习。
    每年秋季的打狼既是一种生产活动,也是一种游艺活动。事先大队开会,定于某日为打狼日,在某处集合。只要愿意早去,坐在山顶向下望,就可以见到在晨曦里,东、西、南、北,三五成群的人们向山上集拢。一旦人都到齐,由队长安排,某人守某处,把方圆几十里围成一圈。每人间隔三四里不等。
    由队长和有经验的长者在包围圈内可能藏有狼的地方开始搜索,一发现狼就不断驱赶,消耗其体力。狼往往会企图突围,围圈的人当然不能让狼突围。他们不能迎着狼冲上去,那样很容易让狼逃脱,而是顺着狼突围的方向在前面先跑,等狼靠近,再撒开马全力追赶。当一个人开始追赶时,他要向邻近的人发出信号,邻近的人也会配合地朝相同方向跑,以拉开包围圈。当狼靠近邻近的人时,由邻近的人接替他继续追赶。马不断地交换接力,狼则始终奔跑,直到筋疲力尽被人追上,或被开枪打死,或被套马杆套住拖死。死狼往往被当场剥皮,有时狼的肋骨也被挖下一根做烟斗。我原来就有一个狼肋骨烟斗,是当地老乡送的,装烟的斗是用子弹壳做的,烟管就是用狼肋骨做的,嘴叼的一端箍上一根细银条。忘记后来送给谁了。
    潮湿的秋天,早露沉重地压在发黄的草上。马靴湿透了,特力格下摆也湿了。和其他季节一样,草原上是一片死样的寂静。远方的天穹下,移动一条墙壁般的白雾,弥漫在四周,淹没了起伏的山冈,淹没了草原上的一切。这是秋天的寒雨加浓雾。隔开不远就无法辨认物体,这样天气下能回到家,不管早晚,只要能回去,就是了不起的汉子了。草原上的人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辨别力,还有健壮的体格,因而比我们知青更适应大自然。
    已是1月份。雪很深,冬季的皮得勒早就穿上了。在秋营盘呆了好几个月,不管放羊走出多远,都没有什么草了。蒙古包周围几里地以内光秃秃的,晚上给马上桩等于把马栓一夜。最终,大班通知全队搬往冬营盘。夜里两点,冷得能冻掉手指头。那是一年最冷的季节,也是一天最冷的时候,我们爬起来拆包,收拾家伙,装车。三十里路的距离,不早走不行。三点,羊群出发。我赶羊,我哥赶牛车。我怀里揣上一点吃的,贴衬衣放,怕放在外边冻硬。羊不习惯深夜走路,特别是顶风长途跋涉。我骑在骆驼背上一摇一晃,半睡半醒,吆喝羊群移动。寒风透过皮袍,吹得胸前冰冷,牙咯咯发响,我两手缩在袖子里抱住驼峰,想保持胸前的一点热气。身体冻得发僵,我爬下骆驼,牵着它走一走,活动一下。天色还是那么黑,星星亮闪闪,像发光的宝石,雪在脚下咯吱吱发响。我此刻此时想到,自古以来,多少游牧人就这样度过自己一生。羊群静静地走着,仿佛也没睡醒,偶尔有羊发出一两声叫。一路上见不到一个蒙古包,只有搬家后留下的一个个黑色的营盘。黑暗里,可以听见一串串牛车咯吱吱地压着雪从不远的地方走过,以及赶牛车的吆喝声。
    天格外寒冷,估计有零下四十度。天亮了,东边云雾蒙蒙,太阳比往日暗淡,一看就知道将是多云或阴天。早上,云越来越厚,阳光透不过来。不知道又过了多久,羊也累了,死不肯走。远近见不到蒙古包和其他羊群,听不见狗叫,看来到冬营盘还要赶一段路。我没有表,不知道现在是中午还是下午,生怕错误估计了时间,天会突然黑下了,于是骑上骆驼先跑出去几里地看一下,直到看到雪地上的车印。顺着车印赶羊,赶紧一点。终于,在天黑之前,见到了远处的蒙古包和炊烟。回到家,蒙古包刚刚搭起,包里一片凌乱狼籍,东西还没各就各位,我哥只是生上了火。他一路上也不顺,有的牛不走,牛头绳拉断两根,车撑子拉断一根,木车轱辘坏了两次,车上的毡子物件重捆了几次。今天天气格外冷,连牧民都受不了,小孩子冻得直哭。我的靴子开了口,没来得及缝,脚冻了,我哥的脸也冻了,都是二度冻伤,冻硬的部位苍白麻木,缓过来后火烧火燎地疼,厚厚的真皮变紫、变黑、坏死、脱落。过了几天才知道,大队冻花了脸的人不少,特别是知青。雪铲来了,在锅里融化煮开,加进小米、肉干、砖茶卤和盐,这就是牧区的饭了。放在远处的羊群也自己走近蒙古包,四周散开吃草,它们已经很久没什么像样的草吃了。闹钟指着下午四点半,奋斗了十四个小时。在这里要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季,严寒要到四月底才渐渐退去,雪要到五月才会全部融化。这里是长冬无夏,春秋相连。我期待着天气变暖。
    冬天晚上,寒冷极了。由于是狩猎黄羊的季节,卡车开来开去。在其他季节,边境上少见汽车。偶尔有车开过,人们要谈上几天。冬天不然,旗里各单位有任务,向国家交售黄羊。黄羊是野生动物,如果繁殖太多,成千上万,吃光了草场上的草,就成了一种灾害。卡车开来,上面是两箱子弹。夜里,车灯一开,黄羊傻呵呵地跑到灯光里站着,东张西望,眼睛被车灯照得发亮。一梭子打过去,好歹打上几只。黄羊顺灯光方向奔跑,卡车直追下去,枪声持续不断。然后把死伤黄羊扔到卡车上,回家睡觉。二天早上,鲜血冻在车上,黄羊完全僵硬了,把它们像石头一样扔下来,数一数。除了交售定额,剩下的归自己。每只送供销社可换半瓶白酒、五发子弹,十几块钱和一些布票。旗里和公社的人最热衷打黄羊,零下三四十度,穿上皮大衣还直哆嗦,怀抱一只半自动步枪,往手上不停地呵气,眉毛、帽子、胡子上全是冰霜,但为了赚外快,吃苦也心甘情愿。晚上我躺在蒙古包里,听到远处的卡车声就提心吊胆,生怕飞来的流弹打在我头上,总要到卡车走远没声才敢入睡。天一亮,我骑上马拉上小雪橇去转一转,看看能不能捡个洋捞儿,遇到一两只被丢弃的黄羊,可以拉到供销社换点酒和子弹,找几个知青在一起喝两口,聊一聊,也算是一乐。
    1972年春天,正是接羔时期,我们去白音毛都砍柳条子编笆,盖土默特的拱房。夜晚,狂风怒吼,在废弃的边防站里,我和王久忠的儿子新建在没玻璃的屋子里过夜。我们把砍下的柳条子铺在地上,再铺一块毡子,就睡在上边。大队的公用皮被散发着牧区特有的奶臭和砄气,熏得人难以入睡。迷迷糊糊之中,感到潮湿冰冷,我裹紧皮被,继续闭紧双眼,做着在游泳池里戏水的美梦。下半夜,听得有人喊叫,睁眼一看,风雪刮了半夜,穿过没玻璃和门的屋子,雪一直吹进走廊。我的皮被、衣物、靴子上盖着一层雪。外边是图木尔加那的羊群,因浩特里的围栏挡不住风雪,才到这里来躲避,老狼裹着皮得勒帮忙守了一夜。羊群很不安分,总要冲破阻拦,顺风逃窜。快天亮时,王毅强替换了老狼。春雪打在脸上身上,很快融化,感到从里到外都潮湿冰凉。我们赶快生起火来,这时才有了一点点生气。
    1972年冬天,天气寒冷,雪下得很大。狼、黄瓜、老赵、青格尔图和我,五个小伙子到白音毛都去割红柳。带了粮食,少量牛粪和极必要的用具。德特姆基用马车把我们送到边防站。军队已撤离这个站了,周围绝无人烟,房子不少,空荡得让人害怕。雪白的墙壁和混凝土地板上全是灰。院里生了荒草,窗子被风吹开,使劲甩在墙上,震碎了玻璃。只有两条枪,不够一人一条。每日,留一个人做饭,四人外出。枪是一边一条,为了防止意外,也为了安全。晚上,煤油灯照得人影在墙上晃动。大家就唱歌,大声讲话,听半导体。吃了粗糙的晚饭,躺下之后,就听见外面狂风呼啸和凄厉的狼嚎。月光像冰水一样明澈,照在睡在地板上的人身上。火已经熄灭,屋里没有丝毫温暖的气息。那时,我已重读了所有的书,满脑思虑,不能入睡。心里想起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的一首诗,不由低声哼着:滔滔的第聂伯河汹盠澎湃,狂风怒吼波浪滔天,高高的腀树挣扎呻吟,小小的村庄在睡梦中。惊动黄瓜,他翻身看看我说道: “睡吧,明儿还得忙呢。”我也因自己无聊的多愁善感而羞愧,蒙上头在狂风呼啸中睡熟了。这样过了十多天,粮食已吃光,牛粪也烧完,按原订的计划,马车该接我们来。可能因雪大,或其他什么原因,马车一直不来。这天晚上,大家垂头丧气地坐在火堆边,用斧子劈碎喂马的豆饼,放在罐里,加水煮着,这是唯一可以吃的东西了。夕阳里,晚霞绚丽,落日映照的雪原红如玫瑰,天上闪烁点点星光。忽然,马停止吃草,抬头凝视远方。我们随着望过去,才见到马车已经到了。简直像写小说一样,无巧不成书。最后一顿吃光,断粮之时,马车赶到了。我们把豆饼喂了马,又做了一顿饭。第二天动身回家。别人坐马车,我和青格尔图骑马回土默特。都迫不及待,希望见到人,希望能有人聊天,希望了解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也非常兴奋,沿着路奔跑着。六十里,简直一溜烟就到了。回到土默特,把马放掉,让它也自由自由。马在地上打过了滚儿,解了乏,一拐一拐地去找它的同伙去了。我也躺了下来,彻底休息一下,烧了水,不顾零下二三十度,稀里哗啦洗开了。晚上在睡觉时想起了“小黑”,它和我们一起去了白音毛都,却没回来。
    小黑是只一岁狼狗,是边防站军犬生的小崽,我们抱来养着。那小家伙,最聪明不过了。我们坐在水库地窨里,向蒙古人一样盘脚而坐。衣兜里是北京带来的糖果。原来喂它吃过糖,这回也是闻见糖味了,围着人爬来爬去,伸着鼻子咻咻地闻。找到谁身上有糖,就把鼻子嘴伸到人家衣袋里叼出来。灵巧得让人不易察觉被偷。实在伸嘴巴也偷不到了,就干脆把爪子也伸进去。最后被轰走,嘴里含着糖。像个小猫,藏到被子后面,流着口水一个劲地嚼。有时我们上工干活去,衣服放在地窨里,回来发现糖都不翼而飞。再看小黑蜷成一团卧在角落里,不时抬眼偷偷察看人们惊讶的表情,它身下的毡子里鼓鼓囊囊高起一块,大家一看就明白是谁干的事。一会儿,开饭了,小黑也去自己的盆里吃午饭,我们赶快从它卧的地方,毡子下面,把偷去的糖拿走。为了不让它过分失望,给它剩几块。小黑匆匆忙忙吃完,小跑步地遛回来,看也不看,又卧在老地方,八成还自以为得意。再上工时,我们把糖带走了。下午回来,发现小黑焦急不安,哼哼着跑来跑去。也许是它下午从毡子下边取糖吃时,发现自己也被偷了。狼狗聪明,对数量有概念。小黑怕蒙古犬,还害怕猫,曾被土默特的灰猫抓破了鼻子。它这次跟着去了白音毛都,不知什么时候生的病。它发着烧,很难受的样子,但没有药,我们希望它这几天能挺住。但早上醒来,看见它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僵硬了,死了。我们把它放在院子里,没有埋。开春之后,我去把红柳运回来,拖拉机停在边防站,我进去后,还见到小黑的尸体。冬天再去,只剩下腐烂的皮毛和零散的骨骼。小黑永远消逝了。
    1973年初,我和杨松锐从北京回内蒙。一路上,天气寒冷,又买不到车票。在宝昌呆了几天,闲极无聊之际,每人买了十几块钱的书。等到了锡林浩特,除了车票钱之外,饭钱已没有了。我们俩只好饿着肚子,每天吃一顿,还不敢多买。锡盟到东乌旗的车票也是买不上。坐在肮脏的新华旅馆里,听着内蒙汉人的汉话,看着内蒙汉人的形象,烦闷极了。我去找别的旅客下棋消磨时间,并不停地喝着旅馆里的开水抵御饥饿。一天,正在下棋,突然杨松锐跑来,告诉我叶坦、颖放他们来了,快去吃东西。我坚持下完了那盘棋,跑到叶坦的房间里,大嚼面包,心里总算松了口气。又过了两天,我们总算买到去东乌旗的车票,并辗转到了公社,回到大队。
    杨松锐年龄比我小,我们是在水库开工时认识的,虽不是一个大队,却常来往。他父亲懂阿拉伯语,我表露出敬意,这也许是松锐和我比较要好的原因之一。满图知青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像我们大队这样融洽,松锐在他们大队不那么开心,所以总爱到我的小屋来聊天。我也常常穿过菜地到他的小屋去,一聊一夜。我们用旧蒙文报纸卷成又粗又大的烟,烟气弥漫在小屋内。我们几乎无所不谈,历史、政治、社会、生活。我们一块回京探亲,一块回内蒙。尤其是去煤矿那次,我们俩一块去又一块回,同甘苦共患难更是加深了我们的交情。
    1973年5月13日草已经开始发绿了,马匹剪了鬃,人们也脱去了冬装。接羔期间,羊已分群,我放不带羔的大群,我哥放带羔的小群。清晨,天阴沉沉的,乌云压得很低,从头顶上迅速翻滚而去。冷风从北面刮过来,羊群在顺风移动。估计会下雨,也许要在羊群守一天,我们收好刚接好的两根套马杆,喝了两口面糊,各自去追羊群。风越来越大,天越来越冷,雪片开始掷在脸上、身上,脸和下巴像小刀在割,渐渐失去知觉。我骑的马不肯走动。牛群、羊群顺风迅速移动着。这是白毛风,人就像在雾中一样,辨不清几步之外的一切,耳边只有狂风在呼啸,眼睛睁不开,人站立不稳。背风的地方积起厚厚的雪。我吆喝着,呼喊着,极力拦住顺风逃窜的羊群,但听不清自己的呼喊声。雪打在脸上和手上,化在衣服上,冻成冰,结成盔甲一样的外壳,一动就咔啦啦地碎成冰渣。在风雪中,马也骑不走,没有套马杆,想拦住羊群几乎不可能,我只能一边尽力不让羊群散了,一边跟着羊群走。春天的暴风雪。我哥那小群羊现在怎么样了,也像这大群一样吗?我不能指望他来帮我,更不能扔下羊群不管。我也决不能停下来,否则羊群会跑散,我也可能被冻死。寒风刺骨,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人快冻僵,头脑发木,思想似乎也冻住了。想起平时在温暖的阳光下骑马漫步,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风雪渐渐变小,羊群不再顺风跑了。我开始慢慢把羊群往回赶,羊在厚厚的雪地里艰难地迈着步子。乌力吉敖包隐约可以看见了,但是又那么远,也许离这里有二十里。远远的山梁那边是我哥的小群羊吗?好像比我离家还远……从早上直到深夜十二点,经过十几小时的坚持,终于把羊群赶回了家。听说大班去帮忙赶小群羊了,我才松了口气。羊群似乎累坏了,卧下一动不动。这时风雪停了。天空深蓝,黑暗里星光明亮,闪烁着,给人以希望和鼓励。回到蒙古包,发现从围毡底下吹进来的雪把被褥、衣服、书籍全埋了。清扫了包里的积雪,想生火,但牛粪是湿的,点不着。浑身透湿、冰冷,想换身衣服,包里也没有干衣服。只好抖一抖皮被上的雪渣,倒头睡下。
    夜里一点多,小群羊也赶了回来,我哥见包里冰冷寂静,也疲惫地睡下了。半晌,我爬起来,叫醒他,说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吃点东西,不然人就垮了。强打精神,拆了牛粪筐,好不容易生起火,做了一锅面片,放进一些辣椒,我还在碗里放进仅有的一点红糖,吃起来味道很怪,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两匹三岁马拴在外面,没有撒开,用破毯子裹着,怕冻出肺炎。这天气,搞不好,马也能丧命。
    当猛然惊醒时,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半天上,羊仍一动不动。天空格外蓝,真像被水洗过一般,雪迅速融化成水,在草地上细细流动。两匹马都健在,我立刻把它们牵出去上好绊子。马打着响鼻,哼着,一步一步走到草地上。我步行去寻找昨天丢失的两只刚出生的小羊羔。融化的雪水又渗透了还没有完全干的靴子,冰冷刺骨。我拿着套马杆,嘴里大声呼喊,看看能否引起草丛里的小羊羔的什么反应。这寒冷的一夜,它们也许早冻死了。最后,听到山石后边传来隐约的羊羔叫声,才总算把它们找到,它们居然还活着。我抻了抻特力格,把两个冻得冰凉的小羊羔放在怀里,一步步走回家。路上遇见骑马寻找丢失羊群的牧民,彼此打听消息。满德拉图的马群在风雪里跌入钨矿的沟中摔死不少,乌拉盖公社的马群陷入河里,道木德公社死了一个知青,满德拉图死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据说是富牧的家属,放牧不给马骑。他只穿了件单衣,跟着羊群跑,后来冻僵了,出现了幻觉,觉得浑身发烧,像在火里一样。人们第二天找到他时,他赤着脊背僵死在雪中,青色的脸上表情奇特,呲着牙像是在笑……我骑上三岁马去马群,准备去换小萨尔,它在这场暴风雪中不会跟马群跑散吧?草原上风和日丽,春意盎然,完全看不出这里昨天经历了一场暴风雪。一路上我感受着阳光的温暖,只有经过严寒的人才能体会到太阳对他们是多么的可贵。
    巴图孟赫,一个好学、稳重、谦虚的小伙子,见到他时才十二岁,汉语学得很快,汉字也能认识些。和六组女生一起时,她们教给他不少东西。后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喜欢这小伙子,凡是他问到的,一切必要的常识都告诉他。比比划划讲到科学、石油、地理、国家、原子、化学……,他总是认真入神地听。回京后听说他由于好学,有知识,被旗里任命到某苏木担任职务。
    依德尔加那,我们都叫他“加那阿卜盖”,意思是加那大叔。“加那”是大象的意思。大队里有三个牧民叫加那,为了区分他们,加那阿卜盖也被人叫做“依德尔加那”, “依德尔” 是中年的意思。六组女生和依德尔加那一个浩特,搭伙放羊。依德尔加那两口子教她们怎样按牧区习惯做事,像骑马、放羊、搭蒙古包、挤牛奶。依德尔加那是个和气的人,也很窝囊,在大队里没有什么亲戚,只有个嫁出门的妹妹。大队牧民总爱拿依德尔加那寻开心,他也不在意,反倒喜欢和妇女和知青开玩笑,不了解他的知青容易对他产生误解,其实加那是个不错的人。据说73年5月13日大风雪那天,刚尔登的羊群跑散,有一部分被加那碰见。当时顶风行走都困难,老刚骑着马到处寻找放羊的儿子和跑散的羊群,心里发慌。好不容易见到依德尔加那,于是托他看好找到的半群羊,自己再去找儿子和别的羊。依德尔加那只好帮人帮到底,拼命挡住顺风逃窜的羊群。老刚再也没回来,加那一个人奋力到深夜。其实老刚找到儿子和剩余部分的羊群后,返回来找依德尔加那,找了一遍没找到,就顺风赶到土默特来,一打听,依德尔加那没来。老刚也懒得再找,回家就睡了。依德尔加那熬了一夜未合眼,次日凌晨,他把老刚的羊群赶到老刚家,已累得站不住了,一进门就把老刚臭骂了一顿,痛斥老刚不接应他。刚尔登嬉皮笑脸,连哄带奉承,依德尔加那才算消了气。
    ———嗨!牧羊的老人家,你告诉我,
    我还要走多远,
    还要走多远,才能到博格达山?
    ———哦!过路的小伙子,我告诉你,
    你一直走下去,不要犹豫,
    再翻三十座山,再越三十道岭,
    你才能到你要去的博格达山。
            ———蒙古民歌
    这几年,我觉得自己就像民歌里赶路的年轻人,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博格达山,不知它在哪里,还要走多远,前边路途如何。早春时光,我站在哈达台山上,向东瞭望胡尔其格河和两岸小块小块的草坪。沙窝子里的雪已经融化,使人感到一种淡淡的荒凉。我感到生活要发生变化,但不知道会具体发生什么变化,我怀着忐忑和希望等待着。
    1974年春天,六组女生羊群提前一个月产羔,正巧她们的人回北京了,忙得不可开交,于是队上派我和邱亮去帮忙。我们在阿尔毛都草棚旁搭起孤零零的一个蒙古包,没烧的,每日烧干草,满屋都是烟,呛得直咳嗽。每天吃小米干饭,累得够呛。小羊羔每天一只只抓回去,放在蒙古包里。早晚放出来吃奶,必须记得哪只羊羔是哪只母羊的。每天抱来抱去,羊羔一天比一天能跑,一天比一天沉。直到接羔季节正式开始,我们才重返土默特。
    颖放最爱讲几句古文。串联时去过好多地方。没事就背《长恨歌》、《琵琶行》、《滕王阁序》,念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禁摇头晃脑。他心细,对套马、放牧也挺爱研究,还会挑草场、选住处。
    新雪盖住了草原上的路。罕乌拉土默特灯光闪烁着,我踏着雪,到余平俩口子那里串门。温暖的小土房里,油灯昏暗,炉子上是冒着热气的水壶,我喜欢在这里坐一坐,聊聊天。偶尔有一两个知青过来,可以打上几把桥牌,热闹热闹。余平他们74年初调回北京教书。不到一年,我也回了北京。
    水库静静地展现在格日哈达山下,反射出一片水波。天气晴朗的夏日,水鸟,鸿雁,野鸭,有时有天鹅飞来,喧闹。芦苇里小野鸭叫着,水里游着。旗水利队小周告诉我,他见过野鸭搬家。小鸭子叼住母鸭腹部的羽毛,母鸭低低地飞,万一摔下一个,也不至摔死。肚子下面挂上三四只小鸭子,像个挂满炸弹的重型轰炸机,急忙转移到另一个湖泊里。他亲眼见掉下一只小鸭子,母鸭看到地上有人,停也不停飞走了。小周跑去找,用脚踢草丛,半天也找不到。母鸭送走一批小鸭,空身返回,嘎嘎地盘旋叫唤,地下的小鸭子,不会飞,扑动翅膀,唧唧叫着,母鸭迅速落下,带上小鸭飞了。当时他没带枪,不过,有枪也舍不得打。我也逮过一只活的小灰鹤。一尺高,小绒毛还没长全,眼睛像小玻璃珠,慢慢地眨动眼皮,细脖子细腿。我打算把它喂大。可惜,有一天它偷吃了不少东西,噎死了。
    这里原来只是一块低洼的河床,是我们三个大队的知青在几年时间里,一锹土一块石地把它砌成水库的。在这几年里,有多少人身上流过汗,手上磨过茧,为它激动过,奋斗过,这里又发生过多少令人终生难忘的事情!没有参加水库修建的人不会有这种体会的。最初来修建水库的知青,大多是没有牲畜放的“富余”劳力,被“逼上梁山” 的,也有嫌在下面放牧太寂寞,宁愿到水库来卖苦力的。他们后来成了水库的“铁杆派”,常年驻守在这里,其间遇到无数挫折困难,他们都硬顶下来了。他们的心血全用在水库上,他们认为建成水库是对牧区的贡献,建成水库成了他们心中最大的事。他们的事业、理想、生活、工作、学习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水库建设者们的一片赤诚的心,是人间最可贵的。虽然当年修建水库的人早已星流云散,但大家聚集在水库的那几年的情景,谁也不会忘却。多少年后,在困难之际,彷徨之时,想起那一副副熟识的面孔,就会感到鼓舞。
    印象最深的是初到水库。地窨子里,乱七八糟,这是男生宿舍。到处是散乱的书,水碗,衣服。炕毡子上踩得满是泥土。天上阴沉沉的,大雨不停地下了一夜。站在门口,看得见上游的水一个劲往上涨。水库里,水位升高,马上就要漫过土堰了。地窨里挺暗,人们在看书、闲聊,虽然太阳还不到落山时光,已经暗得够点灯了。透过碎了的小玻璃窗,雨被风刮进来,顺土壁往下流。人们脱鞋坐在土炕上,传来了打牌下棋的声音,爱聊天的人们偶尔大声争论。除此,一片寂静。
    站在地窨门口,透过雨幕,格日哈达山隐约可见,小草发亮,遍地泥泞。快天黑时,雨住了。大朵浮云飞快地在头上移动,使人感觉好像置身于动画影片中。水库里水位仍在上涨,需要马上去抢修土堰,保护未完工的大坝。一声招呼,人们翻身而起,不管手里在干什么。小车跑来跑去,泥土在铁锹上、车轮上、脚上都粘上了厚厚的一大堆。小车从新铺的土上推过,沉重缓慢,有人脱了鞋用手推车轮,五趟、十趟,五十车、一百车,土向下倒,汗往下流,水向上涨,堰也加高。紧张而有序,天黑下来,铁锹还在不停地挖着,刷刷地扬土声同人们沉重的喘气声混成一片。满天星斗,明亮沉寂,拖着腿,爬上山坡吃饭去。昏暗的油灯下,十多人坐在厨房里,每人都捧着碗,红高粱米粥,玉米面贴饼子,嗨,真香。
    水库的人们一到晚上,总凑在一起,大声唱歌,读自己写的诗,博得一片掌声。满图的大巴子把眼镜往上一扶,那个姿势就像日本军人。大家一首一首诗朗读开了,一个人接一个人,歌颂水库的劳动、生活、理想,讲述小时候的淘气,笑声不断,气氛活跃。在干活的时候,不管多累、多苦,只要有人起头唱上一句,马上就变成全体的合唱。《战地新歌》能从头唱到尾。牧区的歌也一首接一首,唱骏马、草原、家乡。还赞美过中秋的月亮,怀念首都,想起来怪有意思,大家从不拘束,争先恐后。
    太阳落山了,水库昏暗不清。坡上知青住的地窨子外头,军分区作战科何科长在和别人说话,几个人围在一起。一会儿“叭”的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我跑过去看,几个人向科长要来手枪打木桩子玩。我用一发自动步枪子弹换了一发冲锋枪子弹,六个人打了十来发,只中了两发,我的和二兵的。天色黑了,木桩只比腿粗点,五米之外,手枪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把枪口从上向下移动,食指紧扣在扳机上,当手臂端平时,食指稍一用力,“叭”的一声,木桩上撕下了小木片。后来我又用手枪打过不少发,活东西没打着一个。
    每天下工之后,水库的知青匆匆吃完晚饭,马上凑到球场上,光着脚的,穿球鞋的,穿马靴的,激烈的排球赛打起来。发球,二传,扣, “好球”,叫喊,喝彩,响成一片。每人都兴奋不已。每天都要玩到实在看不见为止。地窨子前面,由于长期玩球,草地已被踏成不长草的硬地。
    夜晚,叶坦从公社赶回来,为了几件高兴事,庆祝一番。二兵喝酒之后,半躺在粮袋上,半依半靠,大声喊:在这里,有没有我们的劳动血汗?大家一起喊:有!有没有我们的青春?有!有没有我们的爱情?有!有!喊声一落,邱亮就要跳舞,我凑上去,来了段“双人哥萨克”,球鞋、马靴,噼啪地踩踏着地面,兴高采烈,真痛快。
    阴雨连绵,民兵集训的帐篷里滴滴答答漏着雨,还进行打靶训练。水库的知青们也捞上一次,排成一行,等待叫名字。军人喊:来两位!好,两个戴眼镜的,叶坦、刘惠明。之后,又喊:再来两位!好,又是眼镜:二兵,许杲。全队里,除了陈明明、邱居亮,全戴眼镜。细雨打在镜片上,马上就使视线模糊,擦掉再瞄准,射击,中靶。因为不反光,目标清晰,全队优秀,平均三发26环,还替陈明明两个脱靶拉平了环数。看来,水库的小伙子个个都不错呢,趴在草丛里,瞄准200米外水里游动的野雁,给一枪。好!打中了。一会儿,波浪把野雁推送到岸边,拿回去,红烧挺好吃。晚饭一人一勺,女生也尝尝,小伙子枪法不错吧?别光吃,夸夸我们的小伙子吧。
    水库差不多完工时,公社的领导们就张罗开“落成典礼”,这桩事拖了好几年,他们也想快一点结束。那天,少不了要摆上几桌酒席。附近的牧民、公社的外来户、土默特的人……能来的都来了。满图知青张秉庚掌勺,烧了好多菜。例行的蒙汉语发言,送纪念本。这之后,开了一瓶瓶白酒,上百人一通喝。再之后,例行的酒疯表演。下午,领导们退席了,公社的外来户也心满意足地撤了,牧民也陆续回家了。剩下宝音图,醉后从马上摔下来,马也跑没了,回不了家了。我看着题了蒙汉语的纪念本,感叹知青这些年真不容易,如今离开内蒙的人们,没机会看到水库的完工。知青们既高兴又伤感,高兴的是大家的辛劳终于变为成果,伤感的是大家从此就要分别了。很晚,知青们才散。
    我和老五骑马回土默特,黑暗中,马棚里有声音,马都吓了一跳,老五的手电照在地上,躺着一个人,那是宝音图,在满是马粪的地上,伸手拉住老五不放。他上闫荣家去找睡处,让人家给轰出来了。我给马放上青草,回拱房睡觉去了。一会儿,老五带着东倒西歪、满口酒气的宝音图也来到拱房过夜,没有多余的被子,给他找出一件破雨衣,安排他睡下。宝音图躺着,整宿不停地从牙缝里往对面墙上滋唾沫,我也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地上还下了一层薄雪,水库的“落成典礼” 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草原上有各种动物。旱獭、獾子、黄鼠狼,我都见过。还有蒙古跳鼠,长长的尾巴,尾尖上一撮长毛,一跳跳老远。还有艾虎,又叫臭鼬,当地人叫“沃木黑-呼棱”,据说能钻到牛肚子里。还有人见到从兴安岭跑过来的猞猁,像个大猫,也像小豹子。还有兔尾鼠,像小兔,瞪着大眼睛。狗要是饿慌了,就守在鼠洞口,静静等上半天,老鼠一出来就一口咬住,再吃下去。“狗拿耗子”在这里确有其事。这里的老乡还下夹子、掏洞捉狐狸或沙狐。格日朝鲁山上有只老狐狸,浑身火红,很多人见过它,从来抓不着。后来打猎的都不再去逮它,认为白费力。这只老家伙除非死了,是不会被捉到的,可能死了也找不到它的尸体。
    除了走兽,这里还有各种飞禽。像戴胜,在北京只有动物园里能见到,但在内蒙多极了,头上顶着小小的凤冠。还有红嘴鸭,像个大老呱,全身黑色,个子大,鲜红的嘴。夏天,云雀在头顶上“叮呤呤” 地叫,陪人走上好远。这里还见得到鹌鹑、百灵等。还有一种鸟,当地叫“傻半斤”,傻呵呵的,杀了大约半斤肉。还有猫头鹰,吃草地上各种鼠类。在一个明亮寂静的夜晚,一只大猫头鹰悄悄落在老五他们的包顶上,从天窗朝下望,瞪着两只贼亮的眼睛,一会儿猛然“嘎嘎” 叫了两声,把老五、黄瓜、若瞓他们吓了一大跳。这里的人还养鸽子。满图的马其昌从北京带回两对优种鸽子,结果死了一对半,只剩一只公鸽子,天天落在土默特土屋上“咕噜噜” 地哀叫。冬天,鸽子不回南方,在雪地上找食物。外来户用白色的马尾做成套,放在雪地上看不出来,放些食物,谷粒,能抓住活鸽子。在土默特井中,井壁的缝隙里藏着一些麻雀,贼头贼脑,叽叽喳喳。有一天夜里我和黄瓜去掏麻雀。据说麻雀夜里看不见东西,估计不难掏几只。我把麻绳拴在腰上,黄瓜在井口拉着,我下去摸。结果,一打手电,麻雀都飞跑了,一只也没逮着。
    骑上飞快的海骝马
    到战场去
    为了攻打西辽军队
    出发吧。
    如果打胜回家
    是天主保佑
    那是前生造下的罪孽。
    ———古代蒙古民歌
    我对有关内外蒙古、新疆、中亚(包括帕米尔、克什米尔、伊朗、阿富汗) 的文学、历史、游记、考察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不免要去找些书来看,以寻找蒙古历史的脉络。最近读了一本俄国人写的“成吉思汗” 的长篇小说,尽管可能是杜撰的情节,但仍然印象深刻。……成吉思汗和他的最亲信的几个战友,攻打西夏之后,坐在六盘山山峰上,下面是丛郁的森林。成吉思汗说: “南边是富庶的中国,西边是肥美的牧场和花剌子模汗国,我们先要哪块土地?”他的战友、纯粹的蒙古人毫不犹豫地指明:牧区草场是最好的东西。于是大军向西进发。……
    ……蒙古万户长骑马赶到,他后面是无数蒙古骑兵,但战败者的船正巧刚离开海岸。万户长把刀扔在地下,下了马,懊恼地用头撞击地面,嘴唇被咬得出血。一把一把抓落自己头发,痛恨来迟一步,致使敌人保存了性命。按习惯,战败者也不能免死。……
……壮丽的宫殿在燃烧,多少世纪以来被精心保存的书籍化为灰烬,神圣的清真寺里满是蒙古军马的粪便,妇女被带回蒙古,工匠是唯一被饶命的男性,花剌子模王后被强迫带领自己的臣民,步行走向蒙古,充当奴婢。……
    ……俄罗斯王公们的最大一次胜利是追击约几千蒙古骑兵。蒙古人急速撤退,俄罗斯人叫喊着,追击着。几天以后,蒙古人翻越过一座高山,向山下溃退。俄罗斯人追到山顶,站在上面往下一看,立刻掉头就跑。原来,几千蒙古兵是为了诱敌而故意失败的,引俄罗斯人不休息地追击,力尽精疲之时,山下是整齐待发的数万蒙古大军。黑压压的马队冲上山去,轮到俄罗斯人逃命了……俄罗斯王公们被捆住手脚,扔到一起,上面压上很大的木板。木板上是蒙古的万户长们宴会,庆贺。蒙古人欢唱故乡的歌曲,不停地斟酒痛饮。木板下传来俄罗斯王公们的咒骂和哭泣,直到他们被压得窒息而死。……
    ……成吉思汗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一次攻城胜利之后,城里国王跪着捧出一盘珍宝,每颗珍珠的价值,足抵得上全城财富,希望能饶恕全城人的性命。成吉思汗吩咐把珍宝散扔在草丛里,不许人取,下令屠城。明知自己要死了,也不让别人多活,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曾经真是这样暴戾凶残吗?……卫队送成吉思汗的灵柩到六盘山去埋葬,沿途见到一切活的、有生命的,无论人畜、野兽尽行杀光。卫队挥动马刀喊着:随着你的君主升天去吧!……
    经过元、明、清,700多年过去了,历史进了一大步。蒙古草原的面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物两新。蒙古人的历史、文化、习俗也保留下来,写进了新时代的东西和内容。
    外蒙古每年在边境上烧荒,可能是为了瞭望方便。这火有时也会越过防火线烧到我们这边。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外蒙的人坐吉普到防火线上,下车坐成一圈抽烟聊天,一会儿,火就从他们身边点起来,烧成一片火海。这帮家伙再坐车回家。据说烧荒是有讲究的,要事先了解风向、风力,要通知中国方面,要留神火星越过防火线,在中国境内造成火灾。风刮起火来,只有遇上下雨或逆风,才会熄灭。边境牧区的人谁没打过火?谁没见过满天荒火?
    夜里,羊群不安地骚动。在蒙古包里就闻到焦糊气。出来一看,北部天空一片鲜红明亮,八成是外蒙古烧荒烧起来的,也可能是雷雨时雷电击着的。热风,焦糊气。灰烬随风飘着,像雪片,轻轻落在地上。马也有些急躁不安。估计如果真烧到中国方面,看风向,正好赶上,几小时之内此地将一片焦土。大火中,野兽狂奔仍不免被烧死,何况慢腾腾的羊群。山顶上火光之中,有牧民骑马瞭望。蒙古包旁边有人准备把牲畜赶到河里去避火,有人往蒙古包上洒水,孩子也醒来了,看着大人忙碌。阿嘎可别犯心脏病,这节骨眼上可真抽不开身了。气氛十分紧张,青年人骑马来回通报消息。
    站在山顶,望山下远方的火海,那壮丽的情景令人难忘。有知青说像是长安街的灯,有说像闪电。我缺乏想象力,就觉得像火,像,而且是,就是火嘛,几十里通亮,跟在后面有人打火,看不清。打火的人不带干粮,专门有人供应,不收钱的。供销社的粗月饼,成箱成箱运来,还有压缩饼干等。打火的人,满脸泥、汗,有的衣衫撕得褴褛,头发烧卷了,仍不停地扑打着。一百里外,肯定有拖拉机在耕出沟来,阻止火进一步燃烧。有火便有风,呼啸着,风助火,火生风,火堆里有烧焦的野羊,吱吱地冒油,糊臭难闻,人们的汗沾住头发,打散了,又聚拢来。牧区谁能忘了打荒火呢?火中映照的面孔红扑扑的,一个个紧张、严肃,都快认不出原来的样儿了。听说西乌旗兵团知青曾被人领着迎风打火,被烧死多人,令人感叹不已。
    胡尔其格大队的知青,主要是师大附中和景山学校的学生,相互间还谈得来。虽然在一起插队六七年,七八年,但接触牧民不多,甚至接触汉人也很少,基本上是在知青的圈子里,好像中学生下乡劳动,孤零零地一块干活。这种插队环境虽然不利于知青的锻炼,却是一个极好的读书和自修各种知识的机会。将来或回北京,或分配其他工作,谁还有工夫去从头学习呢。大队的知青中,读书多的人不少,都是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受到“封资修”的熏陶了。拿古文来说,唐诗、宋词,各名篇佳作无不背得滚瓜烂熟。在胡尔其格,几个人凑到一块儿,实在无聊之极,就齐声背诵《琵琶行》、《长恨歌》、《滕玉阁序》,什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呀,什么“别时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啦,比谁读得多,记得牢。何源就乱编唐诗: “夜来风雨声,羔皮知多少。”后来他跑到黄山、庐山,到南方玩了一遍回来,送了我一些自填的词,我至今还留着。我喜欢读史记,喜欢岑参、高适描写塞外的悲壮的诗。中国古代抗击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的文章、诗词,悲壮高亢,读之令人感慨。还有一些知青爱读外国文学,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贡古尔,左拉,海涅,歌德,狄更斯,莱蒙托夫,果戈理,高尔基,托尔斯泰,克雷洛夫,肖洛霍夫,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屠格涅夫,席勒,罗曼•罗兰,杰克•伦敦,契科夫,莫泊桑等。而且大家不满足于只读一两本,只要手里有书,有多少读多少。除了古文、外国文学,也有人自修外语。在大队小学和土默特,夏和尚叽哩哇啦读俄语,邱亮围着皮被坐在拱房土炕上怪声怪气读英语,小煤油灯一闪一闪的。在内蒙期间,我也像其他知青一样,因寂寞而读书。我看了几天德语,74年又开始学英语,后来还和邱亮用英语通过信。此外,我还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邱亮总是夸庄子《消遥》一文写得好,气势磅礴),读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马列专著,像《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马恩全集》部分,《列宁选集》部分,凡手头有的或能借到的全部通读了。回北京后,才发现知青刻苦学习的毅力谁也比不了,这都是因为当年在内蒙养成了读书的兴趣和习惯。
    河北徐水人跑到内蒙来搞副业,做木匠盖房子,挣点钱。他们是74年夏天来到沙麦水库的,见到我们喜形于色。可能一来是见到内地汉人,觉得亲;二来就是人地两生,语言不通,迫切希望有人帮助。当时在水库的只有邱亮、刘慧明和我几个人,要帮助他们解决肉食问题。除了向大队牧民买牛,还要帮忙杀。那一年夏天,我就帮他们杀了几头。为了表示感谢,也为了巩固这种关系,徐水人总要请我们几个。那些天确实很快活,喝了不少酒,吹了不少牛,酒足饭饱后再骑上小萨尔回土默特。
    炉火通红,铁锤敲打,土默特的铁匠小屋里叮当响个不停。小锤、大锤、风箱配合默契,邱亮、松锐和我在打铁。除了打农具、刀子、狼夹子,还有我哥给马灌药用的开口器。夜里,铁锤下火花四溅,透过铁匠小屋的门溅到外面,悦耳的叮当声传得很远很远。
    土默特以东,直到三棵树,再到乌里吉敖包,我最熟悉。土默特是胡尔其格的最西边,与罕乌拉大队交界。一般我们从土默特出门,除了上公社要往南走,总是往东边去。这么熟悉的地方,我也迷过路。73年底,杀冬季羊时,我们几人分别奔东南方向,到白音乌拉东边的几户人家去要羊。清早,天气很冷,我匆匆吃了早饭,骑了一匹三岁马到最南边的人家去了。赶着十多只羊回来时,刮起白毛风,正好顶风,羊和马都不肯走。我只好半顶着风,赶羊来回走“之” 字形。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和脖子上,我系紧皮帽的帽耳,但领子上没扣子,我只能用牙咬住两个领尖,低头用下巴压住脖子前透风处,用套马杆抽打羊,一步步艰难地走着。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十几米开外什么也看不见。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估计距离差不多该到了,可骑在马上感觉地形不对,像是一座又一座山丘,奇形怪状,好像从未到过。心里十分疑惑,心想如果风雪不停,今晚可能就回不去了,要在雪地里过夜。走着走着,地形猛然向下倾斜,前边像是一片凹地,那里也许可以稍微避避风,实在不行,就把羊赶到凹地里过夜算了。我咬紧牙,把羊一劲儿往前赶,不知道真到夜里会怎么样,听天由命吧。再向前走,有一条路横在眼前。看看,想想,不认识。我丢下羊,一人顺路快步跑下去,看看究竟。十几米之外,仍然白茫茫地看不清,马往前迈一步,视野才进一步,我根本不能根据周围的地形来辨别当时的位置,只能在马背上通过感受地形的高低变化来判断以前是否到过这里。路边,有口废井,红色的粘土。我恍然大悟,是土默特到白音毛都的路,也就是说,我在土默特的东北。本来我从白音乌拉的人家出来应该往西北走的,却往正北走下去了。我连忙骑马跑回去找羊,羊正顺风离开路向山上走,被我又赶下山来,顺路一直赶回土默特。到土默特后,风雪还没停,知道别人赶羊还没回来。我把羊关在棚里,换了衣服,吃了点东西,换匹马去找其他赶羊的人。风雪停止后,我又到自己迷路的地方,山上山下看了半天。从此以后,我对这片地方就非常熟悉了,再也没有发生迷路的事情。
    1974年夏,我一个人从白音塔拉赶回土默特。为了抄近路,到了大水泡子,就一直朝西扎下去。没路,只有深草,月光如水。临到土默特,月亮落下去了,四处一片黑暗,只有天边还残存微微一丝光亮。我仔细打量地平线上模糊的山峰形状,判断方位,估计翻过前面的山坡就应该是土默特。但翻过山坡,还是荒草一片,仍然静悄悄的。这次骑的是小萨尔,或许不必那么担心。我松开马嚼子任它走,小萨尔开始扭头向左。我知道马比人认路,但仍不相信自己选择的方向会有这么大的偏差,由它去吧。小萨尔一步步上坡下坡,耳朵竖立着,不停左右转动。我索性让马自己走,不看远处,只盯着小萨尔的耳朵。突然,它的耳朵朝前,不再转动,并加快了步子,我明白前面就是家了。两腿轻轻一碰马肋,稍微扯紧马嚼子,小萨尔一路小跑了起来。几分钟后,听到远处的狗叫。随后看见土房子的烟囱冒出的白烟,还有摇头摆尾迎上来的狗。小萨尔,真是好样的。这条路我已走过多遍,不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风和日暖,寒风冷雨,狂风暴雪,那些情形都记在了我心里。
    1974年,我已准备困退回京。黄瓜离开了羊群去土默特,想向大队要一匹马。大队领导说马群里没有多余的,出门就坐闫荣的大车吧。不知是真没有马还是有人“挖肃” 过后想为难知青。我和我哥建议去马群挑一匹达嘎(二岁马) 带到土默特养着,明年就能骑,黄瓜表示同意。我们三人带上两根套马杆去马群,黄瓜骑的是土默特的铃马。路上遇见老舒,也是去马群换马的。从三棵树奔大水泡子,看见马群已饮完水,正向西边山坡移动。两个马倌可能远远就看出是知青,和几个牧民离开马群向杰登山梁策马而去。我哥和黄瓜在马群里找没剪鬃的两岁马,我先帮老舒换了马,然后再抓住大笨白。最终挑定一匹黑毛达嘎。黄瓜骑上大笨白追了它几圈耗耗它的气力,然后把它追出马群,这时我骑小萨尔冲上去一杆子套住,我哥也给马脖子补上一杆,两边拽住,黄瓜牵着老舒的马,老舒给达嘎戴上龙头。我们一人牵着,一人在后面赶,没有费太大力气,就把达嘎牵回土默特。这个消息在大队牧民中传开,原来这匹达嘎不是“没主”,而是准备留用的儿马。知青中也有议论,认为这种做法会加剧“挖肃”后知青与牧民之间的矛盾。几天后,大队领导让人给黄瓜带来一匹马,牵走了黑毛达嘎。黄瓜的这匹马很一般,还算轻快,但有点迈不开步子,也没有样子和体力,凑合着骑吧。这件事当时没有想太多,事后想一想也觉得不太妥当,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挖肃”后牧民对知青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知青也各行其是,有的走为上计,有的隐忍不发,有的跟老乡较上了劲,各人情况不同,我们也是就事论事,想帮黄瓜解决坐骑问题,既不代表其他知青,也不想跟谁对着干,个人对个人的行为负责吧。
    马戎恨透了石玉那家伙,石玉不是好种,和知青不对付,一肚子坏水。马戎和黄瓜商量好要教训那小子。黄瓜把他叫到拱房里,说有事和他谈谈。小子一进门,被马戎迎脸给了一嘴巴,后面黄瓜冲上来,收拾了他一番。一顿臭揍,鼻青脸肿地跑了。以后见了知青老实多了,马戎给大夥出了口恶气。
    1974年8月1日,我最后一次在内蒙过“八一” 节,大家到嘎特布其边防站去。二十多人都是知青,三个大队的都有。从土默特一直往西北下去。开头,还并排走,聊聊天。马里边也有性急的,一见二十多匹马凑到一块,勒不住地要跑。聊天马上变成赛马,一阵尘烟,马匹渐渐拉开距离。'出二十里以后,前面只有我和罕乌拉一名知青,我们勒住马慢慢走,等着后边的人,但远远落在后面的人已经不再纵马追赶了。二人先到了罕乌拉大队,点火为后边的人烧茶,歇口气再继续赶路。
    八月的边防站,充满节日气氛。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为边防战士、知青、牧民演出了节目。后来在北京从收音机里多次听到牧兰、拉苏荣这些人的节目表演。边防站养了一头小梅花鹿,像匹马驹大小,当乌兰牧骑演出时,小鹿在人前人后走来走去,给大夥凑趣。传说清末民初,现在外蒙与中国接壤的地方有座寺院,一个年老的喇嘛驯养了几头鹿。老喇嘛死后,鹿全部放生。后来那个地方总能见到梅花鹿。五六十年后,有人捕到的鹿在鹿角上还留有记号,人们认出是老喇嘛在世时养的鹿。我只在草地上见过一次活鹿,共大小四只,极轻巧地跳跃着逃跑了,根本追不上。
    记得最后一次在白音毛都搞绵羊配种工作时,认识了中央民族学院的美术老师张加言。他是桂林的回族人,走遍全国好多地方,在凉山彝族地区当过工作队队员,到过新疆、中缅边境等民族区,到内蒙也是来体验生活的。我们一见如故,在地板上躺着,一聊就到深夜。他对我们每个人印象都很好,我们对他也如此,他约我们回京时到他家做客,招待大家足喝啤酒。他给大队不少牧民画了像。
    我在那里的时候,一边搞绵羊配种工作,一边抽空读书。读了一本德文小故事Bambi,边翻字典边做饭。读完之后,德语学习就告一段落,改学英语了。开头,一看英语就头痛,和德语相混。好不容易英语入门了,德语又忘得差不多了。俄语是我中学的课程,因没有坚持学,已丢得一干二净。蒙文也学了一点点,满足于一知半解,没有钻进去。看来,没有毅力把事情做到底,什么也做不成。
    小萨尔是一匹典型的蒙古马,兔褐色,四肢和嘴部发青,牧民将这种毛色称为“呼和萨尔勒”。小萨尔当年三岁时个子就很小,因而由我来驯,它后来成了一匹相当不错的马,不论是套马、串门、过节、出远门,我都骑着它,我为它感到骄傲。它不算高,我骑上骑下很方便。它灵巧,速度快,温驯,健壮,能识人意,在马群放一段时间就会变得胖墩墩的。
    小萨尔是一匹好“杆子马”。套马时不论前面的马左闪右拐,它都紧紧跟着,绝不被甩开。不熟悉它的人骑上它套马,容易被闪下来。小萨尔赛马也不落下风。一次,三个大队的知青在水库赛马,跑十几里,不少牧民也参加了。罕乌拉知青的一匹青花马第一,小萨尔第二。小萨尔体力也不赖。记得7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从白音塔拉赶回土默特。太阳落山才动身,路程约六七十里。我拖着沉重的雪橇,在冰冻的路上,骑着小萨尔赶夜路,雪橇在身后一路沙沙响。为了抄近路,我骑马踏进没膝的深雪。小萨尔打着响鼻、喘着气,吃力地踏着雪,我却不断焦急地磕马前进,快一点,再快一点,否则十点也到不了家。路边是棵老榆树,再过去一点儿是沙窝子,再往前是大队部。到大队部后休息了片刻,给小萨尔找点干草吃,然后再接着走。从大队部到土默特一路上没有人烟,只能不停地赶路。快一点,再快一点。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见土默特的狗叫。
    小萨尔也特别老实,好几次因转鞍子摔下马,我也没受一点伤。一年冬天,我刚从北京回来,穿得臃肿不堪,骑着小萨尔到马群抓一匹还没驯熟的三岁马。套住那匹小马后,它拼命挣扎,地面又不平,小马突然不顾一切地纵身跃进前面的深沟,我不甘心撒手,一下子被从小萨尔背上拖下来,当时我左脚还在马镫里,身子从马脖子上跌向马的右侧,小萨尔立即站住了,一动不动。当时如果骑的是一匹别的什么马,也许后果不堪设想。
    一次,我哥骑小萨尔去公社买东西。回来的路上,见到水库后,从大坡上纵马奔驰。路中间一头奶牛,大模大样地不让路。我哥没有勒马,以为冲到奶牛跟前它就会吓得躲开。小萨尔眨眼间就冲到奶牛跟前,没有停也没有闪,奶牛也没有躲。水库的人远远看见飞奔的马高速撞在牛身上,马、牛、人一起摔倒,跌出老远,半天不见人从地上爬起来,以为被摔昏了,慌忙骑马来救。只见我哥伏在草丛里,摸索从怀里摔飞了的糖球和红枣,人们哈哈大笑。小萨尔低头站在一边,也许在暗自羞愧。我哥再次骑上它回土默特,一路上狠揍了小萨尔几鞭子。小萨尔在我手里从没挨过打,又惊又慌,更是拼命狂奔。在菜地南边的路上,不知什么时候横架起一根杉篙,防止牛群过去。我哥可能眼神不好,没有看清,继续飞奔。黄瓜在菜地里急得大喊: “留神!有栅栏啊!”我哥听见也来不及了。蒙古马飞越能力较差,齐胸的高度是跳不过去的,我哥意识到,不论马是停,是闪,是跳,是撞,都不免再一摔。但那一瞬间,奇迹发生了,小萨尔竟然背负一百多斤的人一跃而过,引起一片惊叹,赞美。我带小萨尔去井上饮水,它在我胸前擦着头,我知道它是无辜的。小萨尔,我的好伙计,你现在跟着谁?他对你好吗?
    严冬一过,候鸟北迁,停也不停地飞走了。积雪融化,大地解冻,有的地方泥泞不堪,人踩过后,靴子变得沉甸甸的。土默特仅有的那片农田里,顿继昌的拖拉机在春耕。除了耕地以外,其他农作方式就很落后了。开垦的一大片地,才几个人经营。一把把地撒种子,一下下地锄草。井水仅够浇菜地,大田只能盼下雨。如果不下雨,就会一无所获,全年白辛苦一场。土默特是个靠天吃饭的“饲料基地”,大队原先仅安排老尹个别知青和王久忠在这里种地,后来闫老板、张虎仁、刘宝等外来户和“闲散”知青也都来了。大队领导可能觉得土默特是个负担,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多余的人力安排不了。知青中除了放牧的留在组里,其他人都去打石头、垒棚、挖井、修水库或去土默特。土默特也是知青的聚集地,特别是在“挖肃”之后。大邱、小邱、黄瓜、狼、和尚、我和我哥都在这里。有时老舒、王毅强也来干一段时间,偶尔张景瑞、陈若瞓也来呆几天。人多的时候,土默特偶而改善一下伙食,一般是一锅“红烧肉”,气氛也就活跃了。这些年来,在土默特,知青一起过了多少节日。每逢集会,大家兴奋得通宵唱歌,把过去所学的一切歌都唱上一遍,直到天明,直到嗓子嘶哑。黄瓜是主席,是总指挥,每次由他来主持必有新花招,别生风味。但回城风还是从其他地方刮到内蒙,这里不可能不受影响,特别是经过“挖肃”。也有不少 人作了抵制,在小报上也发表些看法。记得在74年还见到额仁高毕公社知青的油印小册子:“1126精神万岁!”看过之后很受感动,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随着一个个上学、参军、招工、当老师,大队的知青越来越少,土默特也渐渐变得人心浮散,死气沉沉,大家除了干活吃饭,不再像以前那样兴奋、那样团结了,有时甚至为一些小事闹别扭、争吵。
    土房子里不时响起破旧的吉它、小提琴的弹奏声和忧郁的歌声。歌声绵延,从二百首唱起,一直唱到“苦咖啡”、“蓝色街灯”,奇奇怪怪的歌儿, “樱花啊樱花,三月里盛开的樱花,樱花啊樱花,晴空里灿烂的云霞。它不怕狂风吹,不怕暴雨打,花朵虽然凋谢,花枝依然挺拔……妈妈,妈妈,不要难过,不要悲伤,那美丽的樱花明年还会盛开在富士山下……” 大队的知青以后怎么办,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或许我也要走了,我和我哥,有一人可以困退。我想让我哥走,但他觉得我参加过“挖肃”, “底子” 不好,将来在这里很难再混下去,坚持让我走。谁走不重要,母亲一人在北京办得下困退吗?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心里不免总感到烦躁。每天干活之余,我都牵着小萨尔到井边冲洗一下,然后骑上它去串个门,或到后面山上转一转。我坐在山上,在太阳的余晖中遥望阿尔塔拉。一望无际的草原,天边的山峰和丘陵就是外蒙。多少回,我在山顶上向四下眺望。胡尔其格这片土地,从陌生到熟悉,它是那么美丽和亲切。这里的每个地方,我都住过,到过,山山水水都有段故事可讲,就像保加利亚民歌中唱的巴尔干:“你知道多少痛苦,隐藏多少秘密。”刚到沙麦胡尔其格土默特时,只有五间破土房,现在已经有二十多间房子、五百亩开垦的土地;原来吃水要到满图那边去,走一里路,现在这边已有五口水井。这些都和我们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我静静地坐在山上,马在一边低头吃着草,我有朝一日会离开,小萨尔和这里的一切都将留下,在内蒙插队的日子只能迷蒙地留在记忆中。像候鸟不停地飞来飞去一样,生活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蔡兴龙是印尼华侨。记得是1970年夏天,我们在土默特吃饭,听见西面罕乌拉土房子那边一声爆炸响,随后有人又喊又叫。因为知道他们队知青自制手榴弹玩,开始也没有去注意。一会儿人马来往匆匆,喊声不断,吉普车也来了。我们这边离他们那里有几里路,就让那森陶克陶去看看怎么了。他一会儿就骑马跑回来,满脸惊慌地说死了一个知青。我们慌忙骑上马跑去看,竟然是他,已经炸得面孔有些模糊了。原来自制手榴弹的时间不准,第一个没响,第二个一拉弦就在手里炸了。他被埋在公社南面的山上。按汉族习惯,有一座小小的坟和一块石碑,上刻:蔡兴龙同志之墓。每年,罕乌拉的知青都会在清明去祭他。我困退回京手续已办妥。临动身前,想一想还有一个地方应去看一眼,这就是知青的墓。
    我马上就要离开沙麦,也许以后不会再回来了,但可怜的战友却永远长眠在这里。我站在蔡的墓前,看着他的碑和被风雨打烂的花圈和干枯的野花。阳光明亮,强烈地使人眯起眼睛。和风有力地吹动腰带和特力格,衣襟抖动,心情也翻腾起伏。蔡墓的旁边是新修的另一座墓,石碑尚未刻字,新培的土,旁边还有把锹,这是赵万里,一位开枪自杀的满图知青。据说他办不回北京,二线站岗时因擦枪走火打伤牧民,绝望自杀了,这里成了他最后的归宿。风里带着青草泥土的气息,令人惆怅。我告别了两位长眠的伙伴,带着行李乘汽车去旗里。汽车开出很远,我一直回望沙麦的山峰原野,直至青蓝色的山峰逐渐暗淡,消失在视界外。
                                                    1976年8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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