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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剑涛:我的“文革”经历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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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写真——我的“文革”经历兼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一)


各位林校老同学及有兴趣的先生女士:


     关于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的书稿,我已初步改定。现全文发在这里,诚望读后对于错误之处予以纠正,并设法告知我。我将按照各位意见,最终修改成书出版。在此先谢谢大家。


                                                马剑涛


                                                            2014年2月26日

















目 录











             写在前边的话


             山雨欲来风满楼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造反派”与“保皇派”


             革命大串联


             反击“二月逆流”


             进驻眉县公安局


             眉县林校保卫战


             真枪实弹的流血武斗


             扑朔迷离的王玲霞案件


             走了样的“教育革命”


             军宣队、工宣队“一边倒”


             眉县林校的“群众专政”


             卑鄙无耻的李贵明








             全校老师批斗一个学生


             顽固不化的极左堡垒


             张文瀛的传奇人生


             说不清道不完的“文革”

















写在前边的话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的一场灾难,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大浩劫,这是已有的结论,也是绝大多数人认可的结论。还有论者更为深刻地指出:“文革”是一次不同于自然灾害的“社会灾难”。即由于人为因素、特别是由于体制因素、由于执政者的重大决策失误或政治文化迫害造成的、给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造成全方位重大伤害并波及大量受害者人群的集体性灾难。很多人难以接受这种结论,而我却持赞成的态度。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这样的灾难和浩劫,无论是正统的权威机构还是各种各样的理论家,至今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阐述。林彪和“四人帮”集团的破坏可以说是顾及毛泽东脸面的一种托词,很难自圆其说,连他们本身的存在现在看来似乎都是一个谜。许多研究者的目光盯在高层权力之争,把接近权力中心的某些人披露出来的人所不知的秘闻,没有认真地考证也无法考证其真伪便作为依据,只能让人感到神秘却难以完全认同。


改革开放后清理“文革”遗毒,基本上是就那个时期带来明显恶果的某些事件和人员进行了处理,并没有触及造成“文革”原因的深层次问题。社会上有不少人至今都愤愤不平于当年的肆虐者,说很少有人站出来向受害者道歉。偌大一个国家只有那么几个人向当年的被打者说了声“对不起”,即被视为新闻。不久前有位律师自曝“文革”中曾举报母亲在家里说的话,致使母亲被枪决的情形,顿时引起大哗,咒骂者居多,同情者极少。我认为,“文革”中的肆虐者公开道歉如此之少,不只是勇气问题,也不是缺乏反思精神的问题,而是历史真相问题。真相不明,责任不清,连现有这些零星的反思与道歉,也会常常面临被曲解的尴尬。  


“文化大革命”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作为“文革”亲历者,我读过数百万字关于“文革”的种种公开和不公开的资料,至今仍然找不出满意的答案来。现有电视和电影上的“文革”镜头,由于种种原因注入了人为想象。不但不真实,而且有把人们引入歧途的负作用。在当今比较开放的政治环境下,关于“文化大革命”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有说是不堪回首的一幕闹剧,有说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大民主;有的要采取得力措施千方百计避免那样的悲剧重演,有的呼吁再来一次“文革”彻底打击官僚主义者的威风;有的对当年受到的迫害和打击耿耿于怀,有的愤愤不平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那时是在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千秋万代而无私地奋斗;有的说“文革”中工人、农民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当家做主体现了国家主人翁的角色,有的说那是一种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此种种,都是因为没有还原“文革”的本来面目而造成的结果。


    难道“文化大革命”真的就像是电影、电视剧中描写的那样打打闹闹?想贴谁的大字报就贴谁的大字报?想批判谁就把谁拉出来批判?想游谁的街就把谁拉出去戴上高帽子游街?想打谁就棍棒齐上地去打谁?各级领导说打倒就打倒,说夺权就夺权?这一派那一派像疯了似地真枪实弹相互激烈战斗吗?凡是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都知道,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一切都有个前因后果,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我“文革”时所在的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志》,惊异地发现其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叙述错误百出。明显的硬伤是把齐镇中学被枪毙了的学生伍应宽写作“伍银宽”,把死在监狱的眉县林业学校学生彭龙德写成“彭德龙”,把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眉县林业学校学生刘刚善写成“刘岗善”被执行了死刑。其他我所知道的具体事实上的错误也不少,这里暂且不说,在随后的章节中将一一予以澄清。


  类似《眉县县志》严重与事实不符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史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中,肯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是因为拨乱反正后对于“文革”的态度有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造反派”是胡作非为者的代名词,“打、砸、抢”众所痛斥,且长时间揪住不放清来查去。于是当事者便一律禁声,不要说主动站出来对歪曲了的事实予以澄清,即使看到什么资料所述有误,也佯装不知唯恐被扯进其中。后来的史志撰写者即使不带有偏见,也不会去找当年的“三种人”或者“打、砸、抢”者加以核实。那些人早已不愿提及往事,去找也不予接待。这种现象看来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改变,史志上的不实之处很可能要被后来人信以为真了。


  对于历史事件的公正评价,历来都是若干年后的人们完全摒弃了各种有碍正确评价的种种因素后才最终做出来的。远古时代没有文字无法详细记载当时的社会生活事件,印刷术发明之后,同时代的人又囿于当政者的态度,很少就当代发生的重大事件留下真实的记录。后代历史学家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只能从残留的只言片语或者各种遗物遗迹中,煞费苦心地加以考证,然后得出一些似是而非而后又被一再勘误纠错的结论,这是人类历史的悲哀。


  从目前的社会环境看,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恐怕也要遵循若干年后才能得出公正结论这一规律。不过我们可以避免历史上的悲哀,当事者仍有不少人存活之际,就可以把它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计算机技术几乎把文字记录功能提高到了极致。中国的政治制度已走到不再追究思想罪的进步,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翔实地记录下来,即使不能公开发表出版,也可保存在某个角落,留待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历史沉淀之后,把当事者的记载作为进行研究的参考资料,省却他们再去耗时费神考证真伪。


基于上述缘由,我想在头脑尚且清楚,记忆力还好的状态下,发挥一下我所具有的文字能力,把“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当然,我记录下来的只是那个时期发生在自己周围以及耳目所及范围内的事情,是那个时期中国大地上整个事件一个微乎其微的部分。既不是反映全部的缩影,更不是牵动全局的主线,所能留给阅读者的只有一点:真实!


我已年过花甲,退休在家,远离政治和社会纷扰,不顾及什么人的好恶,也不怕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在我的记述中涉及到的人的行为,无论是光彩还是不光彩,都不可能危及到他们现在的生活。即使十恶不赦的“罪行”,也都过了法律规定的追诉期,不会给当事者带来灾难。至于有人不高兴再提当年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公开或者暗地里咒骂挖苦我,我也能够谅解并甘心情愿接受。因此,我在这里一切都既敢实话实说,又能够实话实说。


    “文革”时我所在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国家包吃包住包搞革命。我和同学们既不像大学生们那样,比较成熟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也不像一般初、高中学生那样,需要家里供养着到学校里瞎胡闹持久性上比较欠缺。我们学校远离大中城市地处偏僻乡间,受西安地区整个形势影响较小,但却是眉县地域内最高学府,在眉县有一种“文化大革命”领头羊的作用。因此,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文革”史,应当说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


可是,要想点滴不漏地写出一份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革”史,是一个浩瀚繁杂的工作,如今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再去收集各种翔实的资料,仅靠我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做到的。于是,我便采取了这种方式,从我的经历出发,尽可能地把整个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叙述出来,争取给人一个全貌的感觉。因此,我把它定名为《“文革”写真——我的“文革”经历兼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只是把我自己经历中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尽可能完全真实地记述出来。


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东西对于整个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革”史来说,叙述一定很不全面也很不详细,因为我只是一个一般的学生,很多事情并非亲历,一些重要的活动并不通晓其来源始末,所以还可能出现谬误。为了更为真实地反映“文革”本来面目,留下一份为后人可用的珍贵资料,我先把它大致地写出来,然后采取各种方式尽可能多地传阅给原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老同学们,通过所有有兴趣的老同学不断给予修正,争取最终能够拿出一份相对严谨的资料来。抑或还未等到完成之际,我也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把这些东西再留给尚健在而又有兴趣的老同学,去继续这一我认为很有价值的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夏季,对于我一生来说都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初中毕业参加了升学考试,自我感觉考得还很不错,但是能不能进入更高一级学校继续读书,我暗地里担着很大的心。前途未卜,真是前途未卜!


  其时我还不满16周岁,正是从花季少年向成年人过渡之际,本该充满阳光、快乐和希望,但是却被不知不觉中感受到的一种巨大的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儿来。


  我家是富农成份。在1962年以前,对于这么个“富农”成份我没有感觉到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尽管解放后搞了各种运动,但是除了土改,镇反、私营企业改造和反右派等都对农村没有太大的牵扯。我们村里有个解放前当过保长的地主分子叫马金义,据说家里并没有多少土地,而是因为当过保长而被订为地主成份。地主分子马金义是个跛子,常常在开大会时被民兵押解着一瘸一拐地绕场一周,而后规规矩矩地站在台子前弯腰低头。台子上的人讲讲话,台子下的人喊喊“打倒地主分子马金义”的口号,便就散了场。会后,“保长”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地参加生产队劳动,照样拿工分。而且因为“保长”腿有残疾,还被照顾干一些轻松的活儿。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保长”还浑话调皮话不断,该把“保长”叫叔的仍然叫叔,叫爷的仍然叫爷,相处得和和睦睦。似乎开大会时的“保长”只是演戏时的一个道具或者角色,戏演过之后则一切恢复原状。“打倒地主分子马金义”也好象是一句玩笑话,被我们孩子在学校里喊来喊去。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父亲一直都是村里的干部,成年累月胳肘窝夹一只算盘,手里拿一个16开的白麻纸账本,还有一支黑色的杆儿很粗的钢笔。我的叔父在外工作,回家时还给村里的夜校教唱歌曲:“抗议英法,抗议英法,反侵略,反侵略,支持埃及斗争,支持埃及斗争,要和平,要和平。”“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他说好呀,背后来破坏……”后来叔父工作上出现过错被处理回家务农,1958年大跃进中,因为咒骂村上一个党员干部,被判处劳动管制三年,不久又给平了反。


  我在村里的小学读初小时,学习成绩很好,又很听老师的话,每学期都被选为班长。上高小时到了公社所在地的小学校,因为学校离家较远,便寄宿在校,三天回家背一次馍。适逢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很苦很差,几乎天天吃不饱肚子,以至最后到了差一点儿要被饿死的地步。可是我学习很好,有一篇作文被选入省里的《小学生模范作文》一书,学校因此而开展过向我学习的活动。小学五、六年级四学期,班上的最高学生干部“班长”一职更是非我莫属。1962年小学升初中,尽管那一年录取的人数非常少,我却以高分顺利进入距离我们家较近的华县少华中学学习。


  准确地说,我感到自己开始被另眼看待的时间是1962年下半年。刚上初中,我依然学习不错,加之小学期间曾有过的学生干部历史,被推荐担任了学校少年先锋队大队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堂而皇之地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坐过一次。时间不长,我被不明不白地免去了少先队大队委员兼秘书职务。尽管我还是学习成绩优秀,班主任靠着我在全年级考试成绩名次排列中拿第一,但是在班里却始终连一个小组长都没有当过。入团的申请书不知写了有多少份,每次接收团员连边儿都沾不上。


  十四五岁的少年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懵懂无知,其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在全国尤其在陕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县上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就在我们学校召开,学校组织学生听取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苦思甜,台上的人衣衫褴褛依然保持着贫穷形象,声泪俱下地控诉旧社会遭受地主富农压迫剥削的悲惨景象。班上几位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同学目瞪口呆,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随着会场上不时响起的“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打倒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等口号声,一次次机械地高举起拳头。渐渐地,学校里开始以家庭出身论优劣,学习成绩不再作为衡量好与坏的标准。过去由于学习成绩太差而抬不起头的同学,此刻却以革命的家庭出身而扬眉吐气。


  最让我感到恐惧而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亲眼目睹了华县公审枪毙一个名叫郑兆南的反革命杀人犯。


郑兆南原是西北农学院学生,村里开展社教运动,家里被补定为漏划地主,揭发出其家剥削贫中下中农的罪恶历史,该郑有不满言论而被反映到学校。西北农学院开除了郑兆南学籍,遣送回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和改造。郑兆南回家不久即患上了精神病变成疯子,后用镢头砸死了大队贫协主席的小儿子。如果从杀人偿命角度来看,郑兆南罪有应得。但是这么一个应当质疑其精神病的真伪才能确定是否承担责任的刑事案件,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被视为阶级报复反革命杀人而判了极刑,从严格的法制角度来说似应不妥。我初中同班同学郑兆兴就是这个村的人,从名字看很可能就是郑兆南本家弟弟。郑兆兴当时什么话都不敢说,生怕被扯上了干系。


那天的公判大会就在我们学校东门外大操场上召开,郑兆南被用一辆在电影中看到过的古时候押赴菜市口的木栅栏囚车拉进会场,头露在上边,脚镣手铐齐全,缓缓推至主席台前。午时三刻,随着宣判人一声令下,郑兆南被两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像抓小鸡似地从台子上拉了下来。我亲眼看到郑兆南的双腿已不能站立行走,完全是被拽扯着拖至古城墙根下,地上留下一条明显的痕迹。从远处开来的一辆吉普车里走下一个蒙面人,紧跟着犯人到达行刑地,只一枪便结果了其性命。历史上留下来的厚厚的土城墙上,黑森森的机枪口面对会场,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岗哨撒遍周围。随后,会场上的人群蜂拥而去,目睹了反革命杀人犯郑兆南的可耻下场。当时人们议论,看来精神病是假装的,知道要枪毙他了害怕了,要真是个疯子还知道害怕吗?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证明阶级斗争确实存在而且是尖锐复杂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枪毙犯人的现场,没有那种痛恨作恶者的大快人心,反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枪毙了郑兆南,倒把我吓坏了,从此一块巨大的阴影长久地笼罩在了心头。


  从学校回到家,村里的气氛也渐渐地与往日有所不同。父亲被从大队干部行列中清除出来,地富分子们被常常集中在一起训话,父亲成了其中的一员。按说地富分子的帽子只戴给家里的一代人,我的祖父母是富农分子,父亲就不应该再是分子了。因为村上召集地富家庭的人训话,我们家祖父母年纪大了,便由父亲代替着去了,久而久之就成了富农分子。后来全国统一为地富分子摘帽子,县公安局地富分子名册中竟没有父亲的名字,我的父亲糊里糊涂地把富农分子帽子戴了20多年。


  就在初中即将毕业之际,我被学校党支部书记叫去谈了一次话,说是要我写一份检讨,坦白交待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言行。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头脑里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平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时候要我交待说过哪些反动话,实在是记不起来都说过些什么没有说过什么。我一言不发只是痛哭流涕,伤心与害怕交织在一起。最终,校党支部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我进行了一番教导,说是小小年纪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共产党连清朝皇帝都改造过来了,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都从美国回来了,改造你这么个小孩子,容易得很!从这一刻起,我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共产党改造的对象。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同村贫农出身的同学刘天喜,在参加招收飞行员动员会上,不知怎么头脑发热,说他要是当上了飞行员,就开上飞机回来把我们学校华县少华中学炸成平地。这纯粹是顺嘴而出的胡说八道,不存在什么政治思想上的反动倾向。不料他的话被反映到学校,党支部书记跟刘天喜谈话,让他深挖思想根源提高觉悟。刘天喜这样认识那样认识都过不了关,最后竟把思想根源挖到我头上,说是富农出身的我跟他每个星期回家到学校去的路上,说了很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话毒害了他。于是,他过关了,却把我套进去了。


  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我们初中那位校党支部书记叫裴建勋,原来是县委宣传部的干部调到学校的,在当时来说头脑还是比较清楚,也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没有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不然我会当即被学校开除,我一辈子都感激他!不过,我的档案里很可能塞进了有关这件事的材料,后来到了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革”中我又因为初中同学刘天喜的揭发而遭了很大的罪。


  参加完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害怕因为家庭成份不好,又加上学校党支部书记找谈话的问题,而不被高一级学校录取,从此失去上学读书的机会。那样我将要回到家里,作为富农后代在农村生活一辈子,父亲的现在就是我的将来。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怕得要死!


  老天有眼,我终于被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录取了。很可能是因为我考试的成绩特别高,我们初中652班地、富家庭成分总共七个人中,我是唯一被录取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我原来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师范学校,因为家里很穷,母亲是继母,还有弟弟妹妹5人拖累很大,父亲和继母都不太情愿供我上学。我心中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因此打算先读师范学校,上学不用花钱,国家还管吃饭,毕业后当教师就可挣钱,然后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再参加高考,最终目的是上大学中文系。不料却被录取到了林业学校,中专,据说还是半工半读性质,可以不再花钱了,还管吃饭,但是却有违于我的初衷,学习一肚子的林业专业知识,怕是再难得考上大学中文系了。


  过后我才知道,像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不但不能被录取到那些军工系统的中专、中技,而且也不得进入师范学校,国家已经开始注意改变“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我是自不量力,报错了志愿,能够被录取到林业学校已经很不错了。据说,与我们同级的采运专业9班的左长信家里也是地主成份,是以宝鸡市中考第一名被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录取的。


  1965年9月,我来到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读书。学校座落在秦岭主峰太白山脚下,一个原来名叫齐家寨而后称之为齐镇的地方,民国时期的水利专家李仪址当年勘测修建的关中地区八大水利工程之一的梅惠渠干渠,就紧靠着学校东侧的土墙外流过。学校另外还有一个林场,距学校所在地五六里,紧靠20世纪50年代陕西苹果集中产地秦岭北麓,除了林木苗圃还有40多亩果园,所产苹果和梨低价供师生食用。


  学校有一座新盖起的四层教学大楼,我们入学时共有林业、采运两个专业。据说原来有好几个专业,1962年困难时期做了调整,还把正在上学的学生停课回家度饥荒,经济好转后才又返回学校,最终只留下林业和采运两个专业。林业专业最高年级只有一个19班,我们进校时他们正在毕业分配,接下来应当是1966年毕业分配的也是20班一个班。我们上一年级是21、22、23、24四个班,到了我们这一年级就是25、26、27、28四个班了;采运专业最高年级没有,接下来每一年级也只各有一个班,分别称为307、208、109班。高年级两届入学时当是六二、六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头一年仅招收了林业专业一个班,第二年两个专业各招收了一个班。三个年级总共十二个班,全在大楼里上课,大楼里除了教室还有实验室、教办室等一切与教学有关的机构。


  教学大楼前有一个小小的两层楼,二楼是图书馆和阅览室,一楼为学校党组织系统的政治处等政治机构所占据。两座楼之间的空地上,有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楼房左右两侧是一排排平房,东边的男生宿舍是原为教室的大房子,女生宿舍则与一个个单身教职工宿舍为伍。校园里有一座青砖水泥砌成的高高的水塔,是齐镇地区大大小小单位唯一用上自来水的标志。整个校园设施不错,各种名贵树木掩映,环境比较优雅,颇具读书学习的理想氛围。


  开学后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典礼活动,校长张岂凡在台上讲了不到几分钟的话,党委副书记杨登风便作起了报告。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原来是党支部,书记是杨登风,后来省林业调查设计院搬来林校,就住在大楼西边的一排排平房里,两个单位的党组织合并称党委,书记是省林业调查设计院的,姓高,但具体不管林校的事儿,杨登风是副书记,却是林校最高领导,另外还有个叫来卫东的是省林业调查设计院的,也是副书记,穿一身黄军裝,大概是从部队转业来的。杨登风作报告并不念稿子,但也没有什么中心思想,而是说到哪儿算哪儿。据说这个杨登风年纪不大却是个老革命,山西抗日根据地吕梁山区人,自小儿跟着父亲参加了八路军,打过游击,后来随人民解放军直打到甘肃天水,在那儿留了下来,娶了老婆名叫魏素琳——一个又黑又瘦长期患有肝病的女人。看来杨登风文化不高,名字似乎应当写作“杨登峰”,却写成“杨登风”,不伦不类。


  杨登风很可能是当时全国上下为了改变“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特地从各级党政干部中挑选政治上特别可靠者调入教育系统,安排在陕西省林业厅直属的眉县林业学校领导岗位的。杨登风不负所望,一到学校就像农村土地改革那样组织阶级队伍,把林校毕业生中的党团员留校当教师,让中专毕业生来教中专。这些人有李天葆、张志栋、卫凤英、梁培基、刘修身、雷永禄、焦作勤、于进海、张文秀、李腊玉、简东成等,我们刚到校时正在分配中的林业专业19班的张淑霞,也是这样留校的。杨登风有一番长远的规划,把这些人按照要求给予不同安排使用。政治处青一色全换成这种人,有李天葆、张志栋、卫凤英、焦作勤、于进海、李腊玉,雷永禄、简东成安排在教务处,另外送刘修身、李贵明、张文秀、梁培基到南京林学院继续学习,归来后张文秀安排在林业教研室,没有什么作为,刘修身到森工教研室,很快就被提拔为教研室副主任。李贵明、梁培基大概学习上没有太大出息,仍到政治处工作。这一切,都是为着全面夺取已被资产阶级占据的林校教育阵地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革”前,杨登风领导的全面向资产阶级夺取教育阵地的斗争已经明里暗里地进行着。学校三大中层机构,除了政治处青一色党团员外,教务处主任是政治教员出身的党员张树仁,行政处主任是部队转业的党员陈登鸿。校长张岂凡是参加民盟的党外人士,原来在西北农学院林学系任主任,后来调来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全国通用的中专教材《森林学》等书就是张岂凡编写的,算得上是个专业权威。杨登风到林校后,公开地开展了“关于学校领导权问题”的大讨论,批判了“校长治校”的资产阶级观点,强调党领导学校的必要性,已经让校长张岂凡的权威一落千丈。学校党支部暗地里实施了打倒校长张岂凡的计划,已经着手调查张岂凡曾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包庇妻子王学锦右派问题的有关材料,准备在林校开展城市社教运动时抛出来。另外,对森工教研室主任余汉华、林业教研室主任缪礼科、教务处副主任郑在琏以及在业务上颇有造诣的老教师刘毅、穆振华等注意收集错误言论,准备届时“一锅煮”。这一切,已经为林校教职工们所觉察,每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采取各种方式竭力向党支部靠拢,以免灭顶之灾降临到自己头上。老教师中出身亦不好的张全学、孙文钧等做得最好,已被划入可信任行列,郑在琏、刘毅和行政处副主任陈文质亦有成效,作为可争取对象。至于张岂凡、缪礼科、余汉华等,那是再怎么靠拢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紧锣密鼓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夺取教育阵地的同时,在学生中也开始大抓阶级斗争。政治处的李贵明是专门负责学生工作的,在上两届学生中抓到过一个写反动日记的张凯夫。李贵明曾得意洋洋地解说过他抓到张凯夫反动日记的经过,那是事先得到班团支部书记的密报,在早操时先去教室里偷偷看了,却没有立即拿走。待同学们回到教室后,李贵明站在讲台上大讲了一番阶级斗争时时不有处处有,警告思想反动的家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张凯夫因为一无所知未有任何反应,李贵明当即走上前去,从书桌里一把拿出张凯夫的日记本,高高地举过头顶,喊道:“这就是证据!”随即读了其中的几句话,让全班同学大惊失色。张凯夫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后来被开除了学籍。李贵明还用同样的办法,从我们上一年级一个同学的书桌里,搜出了该同学父亲国民党时当兵的军徽,把这个同学吓得半死。好在这个同学家庭成份好,最终没有被开除。


  此前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可以说阶级斗争的弦儿已经绷得很紧很紧了。此时在台上做报告的杨登风显得胜券在握,只让校长张岂凡站着象征性地讲了几句话后,便拿起麦克风大不咧咧地做起报告。开口便是“我们当年打游击的时候……”,风马牛不相及地进行了一通革命传统教育。尽管如此,台下还不断有人带头,而后响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杨登风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最为出格的教育改革,是贯彻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倡的半工半读制度改革,未经上级任何机关批准,将三年制中专林校改为四年制半工半读,“文革”后经陕西省政府认定不算数,仍以中专三年制对待。半工半读就是参加劳动,学校机械地把每学期分为两个阶段,半学期在校上课,半学期出外参加林业生产劳动。第一年主要是学习高中阶段的数、理、化和语文等基础知识。我们进校后两个多月,新发的教材都刚讲了几课,就于11月初被拉去陕北黄龙山参加劳动。


  到黄龙山原来是说采集松树种子的,据说是派去勘察的化学教师黄自治不懂林业知识,坐着汽车从公路上朝山坡望,把往年已开裂无籽的松塔误以为松球,说满树都是好采得很。我们林业专业25、26两个班到了当年发生瓦子街战役的瓦子街林场,除了邀请老战士讲了瓦子街战役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外,却没有采集到多少松树种子,卖了大概都不够汽车拉我们到那里的油钱。后来不得已转场到上年级所在的官庄林场,其他地方的班级也集中了过来,随同一起去的院校党支部副书记杨登风就吃住在那里。在官庄林场先是“砍灌”、“清林”,即清理砍掉森林里的杂灌木,后来又挖过开春后准备栽树的鱼鳞坑,这些都是林业生产中的劳动项目。


  在黄龙山半工半读劳动的两个多月里,我只记得一个“饿”字。学生的粮食定量标准国家规定每月31.5斤,我们的伙食和补助费是每月14.50元,参加劳动每天补助0.2斤粮食指标、0.50元钱。正是十七八岁长身体的小伙子,每天这点粮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加上上山抡镢头干体力活儿,肚子总觉得饿。早饭四两,中午带一个杠子馍上山,也是四两,下午回来再吃四两。同学们都饿得不得了,有的早饭时连同带的中午杠子馍一起吃了,谓之“早吃八两饱一天”,实际上下午回来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在山上采集各种野果充饥,有黑色的山葡萄,有红色的山楂,还有金黄的杜梨果,到了冬季都熟透了,叶子落光,果实挂满枝头。山楂助消化,越吃越饿,杜梨又涩又酸,山葡萄不错,就是很难找得到。


黄龙山人烟稀少,粮食实际上光用钱就能买得到。管灶的教师孙文钧曾从当地农民手里买过一口袋玉米糁,熬粥时饭就显得稠一些,说是二两其实要更多一些,可以缓解一下大家的饥饿问题。后来不知谁向杨登风书记汇报了,被批评为资本主义,吓得孙文钧连往常买的老南瓜也不敢买了,早上的二两粥又变成稀溜溜的。后来山区又因为降雨垮方公路中断,正常伙食标准内的粗细粮也无法去粮站购买,杨登风号召大家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每天少吃二两,劳动量不减少。他本人据说胃动过手术,专门吃的是从学校带来的大米白面,也不参加劳动,总是说人可以每天不必吃那么多。对此,同学们背地里没有少骂这个家伙。


我们林业25班班主任叫翁筠眉,刚从西北大学植物系分配来不长时间,还是个29岁的大姑娘,身材娇小玲珑长得很秀气。据说翁筠眉的父亲是正在修筑的成渝铁路工地工程师,母亲在成都当会计,家境很好。翁筠眉饭量极小,每顿饭总说吃不完,给过我们班同学姚俊俏吃剩下的饭馍,后来每顿饭姚俊俏早早吃完后,便端戳戳站在翁筠眉旁边,只等着吃翁筠眉剩下的东西,显得很不好看。当时都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林业26班同学姚安劳每天挖坑数量很多,介绍经验时说是“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们班李缠本说:“给我一个杠子馍吃了,给你一本毛主席著作去学习,看咱俩谁上山挖的坑多?”后来被反映上去挨了批评。


  进入林校后的第一学期后半期,就是这样在荒无人烟的黄龙山中艰苦劳动度过的。即便这样,还要对那种糟害教育的方式大加歌颂,饿着肚子排练节目。回到学校后举办了文艺晚会,我们同级林业26班出了节目对口词《镢头赞》,由田振华、陈民二位同学演出,颇受称赞。我们班主任翁筠眉平时要我们不要称她老师叫她大姐姐,喜欢唱歌跳舞。她让我写了个《半工半读育新人》的歌舞剧脚本,亲自导演并参加演出,也受到了好评。翁筠眉不是党团员,那时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小姐式的人,属于可以争取的对象。翁筠眉也感到了压力,谨言慎语,但是能够看得出她卑视那些靠整人生存的人,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翁筠眉后来找了个在马鞍山铁矿研究院工作的姓黄的老公,生下儿子起名黄涤非,宣称系荡涤非无产阶级思想之意。


  1966年上半年第二学期,在学校勉强又上了两个多月时间的课,再次被拉到诸葛亮寿终归天的五丈塬南边秦岭大山中,在一个名叫瓦房沟的林场劳动。我们刚去时就住在林场场部所在的瓦房沟,后来因为距上山劳动太远而搬到了瓦房沟林场的九龙山生产点。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间房子,我们林业专业25、26两个班近80名同学,全都住在帆布帐篷里,帐篷搭在山坡上,地上铺着厚厚的茅草。五六月天气还不太热,但是大晴天白日里帐篷内的温度就有40℃以上。


  在瓦房沟林场九龙山的劳动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只是对带领我们来这里的学校最高领导教务处主任张树仁印象十分恶劣。张树仁那时候40多岁,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共产党员,官不大,却有一副官僚主义的臭毛病。每天他不去上山劳动,躲在驻地消磨时间,却在傍晚时分收工回来后,让大家排好队讲一阵子话。他大概一整天都在考虑讲什么怎么讲,只等同学们回来后展示一番。同学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整天,回来后又困又饿,急等着吃饭和休息。这时却被集合起来,端戳戳站着听他训话。张树仁每天讲话都是一个腔调,开口就是说“我今天讲四个问题”,接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地啰嗦大半天,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具体讲些什么已记不得了,其中讲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最多。包括带领学生去劳动的老师在内,大家真是烦透了,私下里骂得很难听,但是没有人敢于提出取消这种讲话。


  我们去瓦房沟林场劳动时的时间是5月份,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在北京开始闹起来了,我们只从报纸上看到先是批判《海瑞罢官》,后来又扯到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揭露出《燕山夜话》的反动思想,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不知道更为具体的内容。随后不久,各种信息不断传来,大家已经嗅出了全国上下正在发生的变化,私下里都在悄悄议论……





    这里叙述的是我在“文革”之前所感觉到的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过程,以及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已经存在的极左思潮,想要说明“文革”并非是在突然之间由毛泽东的异想天开而发动起来的,而是有着长期而稳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那些“文革”中挨整的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也是这种基础的制造者。只不过过去是整别人,而今整到了自己头上,便觉得格外受不了才认识到是一种灾难和浩劫。


makuanhou



事情真实,文笔隽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了倍觉回到当时情景中去了!
2014-9-18  03:16举报分享回复(0)


makuanhou


千真万确!历历如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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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写真——我的“文革”经历兼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二)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不管是学生还是带队教师,大家都在送到秦岭大山上的瓦房沟林场九龙山生产点的报纸上看到了,当时还不知道此前中共中央已经颁发了《五·一六通知》。可是我们这里却还是纹丝儿不动,每天仍然早上起来吃过饭上山劳动,回来后听一阵子张树仁要死不活的训话,然后再吃饭睡觉,连个学习讨论的时间都没有安排,更不要说联系实际提出问题了。

  6月19日,26班两位同学因事回学校返回山上,悄悄讲到学校里已经开始贴大字报了。实行半工半读大概是从我们上一年级开始的,高年级林业专业20班和采运专业307班一直就在学校,因为消息比较灵通,先行一步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傍晚时分,两个班各自有同学议论后,便千方百计找了些旧报纸,没有墨汁就用蓝墨水,找不到毛笔寻了个条帚刷子,写了几张所谓的大字报和标语,强烈要求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声讨“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我也是热心者之一,因为我的毛笔字写得不好肯定不是我执笔的,我具体干了什么已记不清楚。从内容上讲没有什么出格,只是不是领导安排或组织写的,于是便被视之为非法,后来称之为“6·19闹事”,因而我对这个时间记得很准。

  就是这么一点儿小小的举动,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带队领导张树仁立即召开了党团员会议安排布置,随后是带队教师和团员干部,分别找写大字报的同学谈话。跟随带队的政治处干部焦作勤煞有介事地说:“娃呀,五七年右派闹事就是这样弄的!”有人反驳说:“我们是照着报纸上抄的呀?”焦作勤说:“五七年右派分子的话也是登在报纸上,照着抄一遍写成大字报贴出去,最后都定成右派了。”

  应当说焦作勤是一片好心,他是用1957年反右时的模式看待这次“文化大革命”,认为报纸上点名批判某个党员领导,不过是“引蛇出洞”。尤其是这种目无领导的“强烈要求”什么的,就是一种无组织的非法活动。于是,经过一番有组织的“围剿”,“6·19”之火便被一泡尿似地扑灭了。

  诸如“6·19”这样的行动,在学校其他劳动点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于是到了6月底前后,学校便统一提前结束了原本要半学期的半工半读劳动,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我们从瓦房沟林场九龙山上回到学校时,校园里已经铺天盖地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内容比我们在劳动点上的尖锐深刻,提出打倒学校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与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是从贯彻《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精神开始的。这时候最为积极的还是那些靠近党组织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把矛头指向了以校长张岂凡为首的“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政治处的李贵明、梁培基、卫凤英最为活跃,连篇累牍直接署名写出大字报,揭发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三家村”张岂凡、缪礼科、余汉华,后来又加上郑在琏或刘毅,称作“四家店”。雷永禄、刘修身、简东成、焦作勤等亦有大字报与之配合。往日暗地里收集的材料此时派上了用场,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说的什么话,全都写得清清楚楚,连被揭发者也目瞪口呆无法狡辩。还有揭发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林校的右派分子总共三人,分别是图书馆管理员张文瀛和鄢明钦,二人是在西安单位划为右派劳动改造后安排到林校工作,另外一个黄自治是原来的化学教师,此时三人都早已摘掉了帽子。张文瀛和鄢明钦同住一个房子,听说两人整天都在吵架,没有什么同流合污的表现。矛头所指的范围不断扩大,到了后来几乎所有的老教师都被贴有大字报。

  大字报揭发的所谓反动言论,其实并不明显地带有反动性,大都是抓住只言片语上纲上线。揭发张岂凡欣赏校长治校,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排斥党的领导;揭发缪礼科以林业专业权威自居,辱骂党员教师没有本事;揭发余汉华鼓吹知识至上,对学生讲“要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知识”;揭发穆振华说党员教务主任张树仁“像旱烟包包一样,干着一个样儿,湿着一个样儿”;揭发刘毅在新疆搞什么测绘工程时,自恃有能力,看不起领导;揭发张文瀛污蔑社会主义,上街只买了一根葱,别人问,他说只能买得起一根葱;揭发张文瀛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论》时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就像狗撵兔,兔撵狗,狗再撵兔……还揭发张文瀛曾经说朱德说过“猪毛猪毛,猪身上离不了毛,我朱德离不开毛泽东”,认为是造谣和污辱毛主席,这句话最终无法找朱德落实是否真正说过而不了了之。写出此类大字报者,主力军当然只能是那些平时已经注意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党团员们,尤其是那些政治处干部。

  在政治处党团员大字报内容的启发下,学生也贴出了一些类似的大字报,但是都没有什么杀伤力。因为过去没有留心,不掌握什么爆炸性的东西,只是照着那种思路去搜索记忆。矛头也没有按照某种授意只对准几个老教师,而是对所有老师找岔儿。揭发党员政治教师彭耀斌污蔑毛主席像太阳,太阳早上从东边升起,晚上不就从西边落下去了;党员政治教师张松柏讲课时爱说顺口溜,譬如“教师生活苦,四十八元五”,“多吃豆腐营养好,少提意见威信高”等,原意是批判那种消极情绪,却因为逼真形象让人记忆深刻,还有“汽车响得轰轰,学生推得哼哼,你看林校威风不威风”,此时都被作为罪状写在大字报上。

  学生写大字报不像政治处那些干部和教师,很少署名,一般都是什么战斗队。我和同班同学熊永庆写的大字报,署名为“秦岭风雷战斗队”。也有直接写明姓名的,多为高年级林业专业20班同学,记得有任君礼、李万哲、曹毓德等。学生大字报揭发某个人某件具体的事比较少,大多是发表一些评论。其中任君礼带有杂文笔法的大字报引人注目,像《白菜心·菠菜根》什么的印象深刻。也有置疑矛头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样的大字报记得是以李万哲为首的几个同学写的。

  在写大字报的同时,就是召开批判会。当时好象不是什么人专门组织的,一轰轰便就闹了起来,说把谁谁谁揪出来,立刻就有人走上前去,反扭起被批判者的胳膊推到前边台子上去。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那是学校党委在暗中指挥,喊要把谁谁谁揪出来的也就是李贵明、梁培基等几个政治处的人。先后被揪出来批斗的有张岂凡、缪礼科、余汉华、郑在琏、黄自治、张文瀛、鄢明钦,还有中年教师张松柏。张松柏因为家庭地主成份,虽为党员却未被特意保护。批判发言不是事先安排念稿子,而是一个又一个人自动走上前去揭发,被批判者稍有辩白,即响起一阵愤怒的口号。

最早被公开揪斗的是校长张岂凡,地点在教学大楼前。记得好象是省林业调查设计院的一个人,最先喊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张岂凡揪出来,张岂凡就被拉到教学大楼前,顿时同学们都从教室里涌了出来。张岂凡低着头,弯着腰,脸色灰青站在台阶上,主要还是政治处那些人在围攻和批判。那天,张岂凡的爱人王学锦竟上前发言,指责张岂凡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宣称要与张岂凡划清界线。可是不等王学锦说完话,即有人指责王学锦是大阴谋,被轰了下来。

王学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在天津读中学时与王光美同学。王学锦一年级第二学期给我们班教数学,那真是叫做有水平,一堂课十多分钟就把要讲的内容讲得清清楚楚,与第一学期教我们数学的福建林学院毕业的印尼华侨林庆安,以及正在教我们物理的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李永昌一盆浆糊粘不清,总是下课铃响了还讲不完形成鲜明的对比。王学锦原来是武功农校教师,1957年调来丈夫任校长的眉县林校。杨登风认为是王学锦要被定为右派分子,张岂凡赶忙包庇而调来的。这样一位有着较高造诣的知识女性,此时公开站出来与其并未被揭发出有多大问题的校长丈夫划清界线,其内心的痛苦和无奈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全校性的批斗会似乎是在学校党组织暗中指挥下组织的,而到了班这一级则完全失去控制,各个年级各个专业各个班都自发召开各种各样的批斗会。批斗的对象随心所欲,并不经过什么研究讨论,有人提出把那个牛鬼蛇神揪来批斗,大家也就都同意,几个人前去拉来就开起了批斗会。我们班批斗了第二学期的班主任张全学,还给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进教室门时张全学的腰几乎弯到了90度以下。张全学家庭出身富农,但却是学校党支部最为信任的老教师。当时批斗张全学最为积极的是我们班同学李缠本,李缠本画有一幅张全学的画,脑袋前后较长,俗称马sa(头的意思),很逼真。李缠本春节后回来写作文,用了鲁迅《故乡》开头的笔法,把农村景色描写得有点灰暗,班团支部曾因此而批评了李缠本,但因为李缠本出身贫农,也没有怎么得了,李缠本认为这是张全学搞的鬼。批斗张全学没有多少实质内容,不过是羞辱一番而已。其他班批斗班主任的极少,而是随意找来一些与本班稍有关联者。有个班批斗了党员政治教师彭耀斌,还有个班批斗了化学教师孙文钧,为其糊了顶带有双翅的纸官帽,写着“孙警犬”三个字,会后仍不许摘掉,一直戴到饭堂去。

在批斗这些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死老虎”的同时,报纸和电台一再强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于是大家便瞪着眼睛找党员及领导干部的事。可是学校党组织却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党,不断地予以抵制,为了说明也在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抛出了党员教务主任张树仁。说抛出并未有什么明确的证据,只是最先由那些政治处干部贴出张树仁的大字报。紧接着,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有人喊“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树仁”,张树仁便被拉到了台子上。

在那天批斗张树仁的大会上,我们林业专业25、26两个班表现得最积极,大家都还记着他每天傍晚让我们又累又饿听他又臭又长讲话的事,还有制造了那个所谓的“6·19”闹事事件。我们班女同学王芝霞走上台去,用一口完全的歧山土话怒斥张树仁说:“张世(树)仍(仁),看你蓝(难)日的喔(那)样样!”惹得全场一阵大笑。后来听说张树仁被学校党组织抛出来,是因为其爱人惠芳英在老家蒲城乡下出了事,说了什么反动话被批斗,反映到学校连累了张树仁。我之所以一直记着张树仁爱人的名字,是因为我初中一位漂亮的女同学也叫惠芳英。后来我在中篇小说《礼崩乐坏》中写到一对夫妇,用了张树仁夫妇的名字,内容实际上与张树仁夫妇毫不搭界,也不是故意羞辱张树仁。

揪出张树仁总算是触及到了党内当权派,但是“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家不可能就此而止步。再说也没有什么权威的机构来评价学校里搞的这些事是对还是错,揪出来批斗的人只是揪出来批斗,就连校长张岂凡也没有被宣布撤销职务,更不要说罢张树仁的官,开除张树仁的党籍。随着报纸、电台不断传来的舆论导向,学生们的目光盯上了院校党委和杨登风。然而,作为校级党组织领导和老革命的杨登风,公开发出向其挑战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按照以往逻辑,这就等于反革命行为。最先把矛头指向党委和杨登风的是一幅署名为“林业20班部分同学”的白纸黑字横幅标语,内容为“炮轰院校党委,炮轰杨登风”。横幅标语贴在教学大楼东边二楼窗子下的墙上,学生都住在东边一排排平房里,到教室去那儿是必经之地,是全校最为显眼的地方。

    林业专业20班贴出来的“炮轰院校党委,炮轰杨登风”的大标语,在全校上下引起了震动。接下来围绕着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反对群众中的过激行为,展开了激烈的大辩论。学校党组织暗中组织班团支部,在学生中大抓“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一些人公开贴出“院校党委是革命的”、“誓死保卫院校党委”的标语和大字报,另一些人则针锋相对地批判院校党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出现黑云滚滚,运动进入低潮的艰难形势。这种情形大概就是所谓的“刘邓路线”,北京镇压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



“文革”开始之际,尽管高层是从打倒彭、罗、陆、杨党内当权者开始的,但是基层却仍然按照以往逻辑把矛头对准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敌人。所谓镇压群众运动的“刘邓路线”自上而下确实存在,如果不是毛泽东一意孤行支持学生“造反”,让各级党委去领导运动,很可能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那种引蛇出洞后加以反击恶作剧的重演。











“造反派”与“保皇派”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和单位的情况截然不同。一般单位的“文革筹委会”都是在党委领导下组建起来的,因而被称之为“保皇派”;与“文革筹委会”相对抗成立起来的“文革临委会”,则被视为“造反派”。而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革筹委会”是“造反派”,而“临委会”反而是“保皇派”。

    就在围绕着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反对群众的过激行为展开激烈大辩论,使得刚刚掀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低潮的时候,陕西省林业厅于1966年8月初给眉县林校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叫梁尚云,是林业厅国营林场管理局局长,因而大家都叫他梁局长。梁局长是个挺不错的老头儿,戴着金丝眼镜,说话不急不躁,没有太大的官气,看起来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林业厅工作组另外还有些什么人,如今已不记得了。

    陕西省林业厅工作组既没有公开指出院校党委和杨登风有什么错误,但也没有一屁股坐在他们一边指责学生的造反行为。梁局长分别找了各个年级各个班的同学谈话,深入了解情况。那时候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尚未出现“学生领袖”之类的人物,不存在跟什么代表协商的问题。粱局长不偏不倚的态度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大家都愿意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实际上,陕西省林业厅工作组进校后就完全取代了院校党委,直接领导了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一个短暂时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公开颁布了。《十六条》总结了前一阶段开展“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指出“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提出了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方法、政策,其中指出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求各单位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称其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陕西省林业厅工作组当即全力以赴组织贯彻落实《十六条》精神,首先着手成立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后来简称为“陕林筹”。

关于成立“陕林筹”的情况,原眉县林校采运专业09班同学王克华(现名王国华),在一份写于上世纪70年初的题为《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的关于林校“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第一部《挥戈造反》中,有过比较详实的叙述,这里不妨原文照录:

    文革筹委会和各班的文革小组是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经全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共同酝酿、反复讨论多次提名选举产生的,它的成立伴随着一场尖锐激烈的阶斗争。

  在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按照《十六条》指明的方向,酝酿讨论人选的时候,旧党委就伸出了黑手,妄想把这个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一把抓过去,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为自己服务。于是在上司的授意下,各班就出现了旧党委的“驯服工具”(大多是班、团干部)争人选,你选我、我选你的怪事,令人笑破肚皮。但是,因为这些比较保守的人在帮助旧党委镇压革命小将的丑戏里表演得很充分,经过几天来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他们一个个地都落了选。旧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美梦破产了。

  革命的师生员工按照自己的愿望选出了敢于革命、敢于造反、运动中冲在前面的同志。我也就在这时肩负着战友们的希望,进了采运九班文革小组和校文革筹委会。筹委会的成员有:李荣华(主任)、曹毓德(副主任)、李志德(副主任)、吴越、苏效芳、胡治兴、王贤家、朱宝德、马宽厚、张丽霞、李明明、王克华等。还有一个彭耀斌,旧党委走资派忠实爪牙,是比较保守的教职工选出来的,没有两天就被革命同学游行示威,从筹委会中轰出去了。

  八月十九日,当筹委会的成员和各班文革小组名单用大红纸公布出来后,全校革命师生欢欣鼓舞、热烈祝贺。这是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造反派自己的组织,这是我校革命造反派的盛大节日!

这里我没有对王克华同学文中的过时词句进行修改,目的在于保留原有的真实。王克华同学在转送我这篇文章时反复嘱咐说,如果原文抄录,一定要说明这是他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认识观点,如今早已完全改变,不然会被耻笑,因而在此特别予以声明。下边再有原文抄录时亦如此,将不再赘述。

    实事求是地讲,“陕林筹”的成立学校党支部未能染指,是工作组按照《十六条》的要求,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完全尊重群众意愿,先由各班选出文革小组,再在文革小组的基础上推选出学校文革筹委会组成人员的。主任李荣华、副主任曹毓德、李志德以及各个委员,开始时都并非众所注目,也不是什么带头造反的人物。

各个班级在缊酿选举文革小组成员时,依然参照着过去评选先进的条件标准,挑选那些家庭成份好,政治上可靠,平时表现也不错的同学。李荣华不仅家庭成份好,而且是来自瓦子街林场的调干生,本身就属于工人阶级一分子。李志德是遵照《十六条》“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的要求,吸收到文革筹委会中来的。李志德最终是“陕林筹”里唯一的共产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学校的水电工,本身就属于工人阶级。刚开始还有党员政治教师彭耀斌,开会时同学们轰他走,他不走,说革命导师列宁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后来几个班的学生游行示威让他滚出筹委会,他才不敢再来参加开会了。吴越是1965年才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与同时分配来的同班同学雷瑞德正在谈恋爱。马宽厚是我们同年级林业专业26班的,李明明是27班的,张丽侠是我们25班的,朱宝德、苏效芳、王贤家是上一年级林业专业的,王克华是我们同级采运专业9班的,胡治兴是上一年级采运专业8班的。我们班最早的文革小组长是兰海楼,后来是解弟良、田印虎,最后是赵树建,都分别是贫下中农出身。张丽霞是个娃娃性格的女孩子,说话奶声奶气,脑袋从来不考虑什么问题,却被我们班推选为学校筹委会委员,实际上是团员积极分子和受压制者较量的最终选择。

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革筹委会和班文革小组中,除了李志德外,再没有党团员,但也没有一个学校党支部掌握的“右派学生”。因为确实是以选票来决定,党团员积极分子得不到大多数人的选票,“右派学生”也难以获得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同意。从这一点说来,“陕林筹”的产生是真真正正民主选举的结果。曹毓德是高年级林业专业20班同学,本该1966年毕业分配,后来在1967年8月林校被围之前离开了学校。李荣华和李志德便作为“陕林筹”自始至终的主要头头,领导了这一派开展“文化大革命”,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66年8月19日,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革筹委会成员和各班文革小组成员名单用大红纸公布了出来,全校师生欢欣鼓舞、热烈祝贺。当天晚上,工作组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新上任的文革筹委会委员全都在主席台上就坐,杨登风也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但已不再是中心。这次大会的目的,据工作组组长梁尚云讲是进一步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会议开始时,工作组组长梁尚云讲了话,说革命同学的组织成立起来了,他们工作组就要撤走了,希望继续深入学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接着,由林业专业22班的吕亭同学读了一封广为散发的北京来信,实际上是一份传单。北京来信谈到了首都文化革命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大家前一天刚在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时说到“红卫兵”一词,此时弄清了其中的含义。北京来信写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首都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称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北京来信立时在眉县林校广大革命师生心中燃起了斗争的火焰!大家纷纷站起来控诉和揭露院校党委一小撮走资派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敢于起来造反的革命师生的滔天罪行。会场上有一些人在台下不断抗议,大多是那些忠实执行院校党委指示院的党团员教师,公开与学生的造反行动相对抗。同学们实在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将他们一个个揪上台去批判斗争,最先被揪上台去的是家在华县的于进海。

于进海“文革”前担任林业专业23班班主任,曾经与班团支部书记王玲霞一起策划过一个政治迫害事件,使该班同学朱宝德、张宝藏等几乎被逼自杀。这时他也跟着吆喝抗议,立即就被愤怒的同学们揪着拉到台上去。当于进海被揪往台上时,他手里拿着一本《十六条》,同学们站在两边抓他时,他偷偷用手撕《十六条》,企图给同学们栽脏,被坐在前台的林业26班刘树森同学看见了。于进海被揪上台后果然反咬一口说是同学撕毁了他的《十六条》,林业专业26班同学刘树森立即跳上台去揪住他,揭露是于进海自己撕烂《十六条》的。于进海的卑鄙行径顿时激起了同学们的更大愤怒,口号声震动了整个大礼堂。

会场上立时一片混乱,各种声音都有,立场和观点形成了鲜明的两派,于是持反对观点而吆喝不止的李贵明、梁培基、焦作勤等,也被一个又一个地揪到台上去了。坐在台上的杨登风虽然没有被揪出来,但是却像受罪一样坐卧不安。筹委会当场宣布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并要这些人交代自己镇压学生运动的幕后策划者。那天唯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同年级的采运专业09班同学姬志诚,不知怎么的也实在接受不了,首先跳出来直指台上读北京来信的吕亭同学,斥责是在进行反革命宣传,当即就被轰出了会场。姬志诚好象也不是很受党组织信任的党团员,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据说几十年前就去世了。梁尚云的“点火会”变成了斗争会、造反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一个劲地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可不敢负这个责任!”

毛主席佩戴“红卫兵”红袖章,于8月18日接见了首都红卫兵小将,又从“北京来信”弄清了“红卫兵”的含义,“陕林筹”便立即着手建立红卫兵组织。筹委会接连召集各班文革小组开了几次会,安排布置了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工作,写好了红卫兵章程,设计了“陕西林校筹委会红卫兵”袖章和“红卫兵证”的样式,派人联系预先印制就绪,还拟定了红卫兵宣誓的誓词。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红卫兵袖章的最初图案是:上方中央是鎌刀斧头的党徽,中间“红卫兵”三个金黄的毛体字略显弯曲向上围绕着党徽,下方是“陕林筹”几个小字。党徽在红袖章上方中央,表示“陕林筹”红卫兵永远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

    1966年8月26日,“陕林筹”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第一批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同学,佩戴着红袖章,排成整齐的横列队形,站在鲜艳的红卫兵战旗下,右手举起拳头,向着伟大领袖、红卫兵的红司令毛主席宣誓:“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您忠实的红卫兵。为了保卫您、保卫以您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那种光荣和幸福,那种庄严和神圣,令坐在会场上的同学人人羡慕不已。当西安地区以交大、西军电、西工大为首的革命造反派成立“西安地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正在兴旺时期的保皇派组织“工农总部”对立时,“陕林筹”红卫兵就是其下属成员单位。

    第一批加入组织的红卫兵战士,都是由各班文革小组负责召集全班学生反复酝酿讨论多次,自下而上提出名单,最后报请筹委会批准的。那时北京一个名叫谭力夫的学生宣扬“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执行得很彻底。参加红卫兵者必须是“红五类”,“黑五类狗崽子”是没有资格的,当时那些拥护院校党委的团员积极分子几乎个个都是红卫兵,而筹委会委员中的中农成份同学都还不是第一批红卫兵,使得参加红卫兵成为值得特别骄傲与炫耀的一件大事。我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自觉低人一等,一下子都抬不起头,更不要说搞什么革命了。

我们班同学张金仓是西安市郊区人,脸色黑青粗糙长相并不帅气,此时正当炎夏之际,却整天穿一身绿军装,头戴绿军帽,戴着红袖章,显得十分潇洒而得意洋洋。有一天在教室里,张金仓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历声吼叫道:“黑五类狗崽子们,统统给我站起来!”我们一下子都愣住了,不知道什么意思。有的地富出身的同学无可奈何只好站了起来,原本与张金仓来自同一中学的贺光明即是如此,脸上似乎还有点儿恐慌。我坐着没有动,想着我又没犯啥事你能怎么的。张金仓倒也没敢把我们没有站起来的人怎么样,只是手指着我们这些人,吼叫般地说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警告你们黑五类狗崽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砸烂你们的狗头!”张金仓并非那些受学校党支部赏识的党团员,与我们同班学习劳动,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竟这样莫名其妙地来了这么一通,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如今张金仓老同学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如果想起当年的滑稽行为一定也会觉得可笑。

就在“陕林筹”红卫兵组织宣告成立的这天,听到了宝鸡中学当天晚上要在市体育场同宝鸡市委领导面对面进行辨论的消息。几天前宝鸡市发生了有名的“8·17”事件,那天宝鸡中学“文革会”上街示威游行,造中共宝鸡市委的反。长寿中学数百名师生得讯赶来,斥责宝鸡中学游行的师生为“牛鬼蛇神”。宝鸡中学学生到宝鸡市委贴大字报大标语,受到了以长寿中学为主的群众围攻,宝鸡中学师生离开市委大院时,遭到夹道人墙挤拥、谩骂和欧打,造成流血惨案。首先在宝鸡地区造反的宝鸡中学,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陕林筹”当即决定,立即开赴宝鸡,参加当天晚上的辫论会,支持宝鸡中学的革命造反行动。

1966年8月26日,“陕林筹”400多名学生陆续被大卡车运至渭河边,再步行渡过渭河到眉县火车站,而后乘火车抵达宝鸡市。林校仅有一辆解放牌卡车,车牌号是24-11332,司机姓顾,拒绝听命于新领导。于是,在朝鲜战场上开过坦克的李志德便从此时开始,取代了司机顾氏,彻底掌握了学校汽车的使用权。这辆汽车可以说是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物质条件,没有这辆汽车也许很多事情压根儿就发生不了。

    傍晚时分,“陕林筹”数百名学生在宝鸡市火车站下车,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事先联系好的金陵旅社。金陵旅社是建成不久的比较高档次的旅社,大楼和设施看起来都还是新的。这次前来宝鸡的行动,由陕林筹两位副主任曹毓德和李志德指挥。我们刚刚到金陵旅社住下,还没有顾得上吃饭,就听到了紧急集合的哨音。大家当即跑到大门前排好队,在曹毓德和李志德带领下,高举红旗,迈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开往宝鸡市体育场。

  宝鸡市体育场人山人海,支持宝鸡中学和反对宝鸡中学的人都有,有工人、农民,还有商店、银行等各个行业的人。“陕林筹”的队伍开进去后,在一块较大的地方集中坐了下来。旁边就是一些商店、银行的人,看到我们的红卫兵战旗,就大喊起来:“外地的牛鬼蛇神滚回去!”“林中的,滚回去!”他们误以为我们是什么“林业中学”的。我们先是没有理睬他们,把红卫兵战旗高高地举起,由一个人高举着,两个人扯住两角,红旗上“红卫兵”几个大字下面是“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筹委会”字样。随即针锋相对地高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支持宝中战友的革命行动!”“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向宝中革命战友学习,向宝中革命战友致敬!”大会主席台广播要求我们“陕林筹”去一位同志进主席团,我记得是林业专业20班的一个同学去了。大会主席团还有来宝鸡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宝鸡市委前来对话的是市委书记朱子彤。

大会开始后,体育场大门关闭。不一会儿外面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和锣鼓声,是宝鸡市长寿中学的大队人马开来了。大会主席团要求各单位派人保护会场,我们林校不少人离开队伍来到大门口。不久,大门外面人声鼎沸,大门被挤得咯吱直响,守在里边的人拼命用身体扛住大门。相持对抗不长时间,大门就被挤开了,外面的人潮水般涌了进来,直朝会场中心冲去。我们林校与宝鸡中学的学生一起,挽起双臂,组成了一道又一道人墙,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挡住了继续冲进来的人群。长寿中学打头阵的都是大个子,冲进来后就拳打脚踢,嘴里骂骂咧咧唾沫星子乱飞,第一道人墙很快就被冲破了,后面的人墙继续阻挡着这些企图打砸破坏会场的人。

  被捣乱的会场就像暴风雨中飘摇着的小船,我们学校的人被挤得东倒西歪。混乱中,那些人奔向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战旗,把站在红旗前喊口号的陈金娃同学从台阶上拉下来摔倒在地,陈金娃坚强地爬起来继续高呼“毛主席万岁”,勇敢地护卫着战旗始终巍然不倒。

  会场中央一个工人身穿工作服,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和《十六条》,被许多人抬着高高地屹立着,大家马上跑过去在周围形成一道道人墙。工人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和《十六条》,大家有节奏地呼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要文斗,不要武斗”。冲进来的人想冲过去把那位工人拉下来却难得近前,只能在人墙外面干叫唤。这时的会场才逐渐地比较安定了下来,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站在人墙中央,身穿黄军装,斜挎绿书包,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和《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等章节。广播喇叭里响起:“我们陕西省眉县林校筹委会全体战士,坚决支持宝中战友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我们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向宝中战友学习,向宝中战友致敬!”

大会正式开始后,到会的许多工人、学生纷纷发言,揭露宝鸡市委走资派疯狂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罪行,表示不怕杀头和流血,坚决和宝中战友并肩战斗的钢铁意志。每一个人发言完毕,会场上都拼命地高呼口号,拼命地鼓掌,真是群情激昂。那些企图打砸破坏会场的人眼看着阴谋不能得逞便退了出去,原来在会场里边持不同意见者,也相退继出了会场。大会在已近黎明时分宣布胜利结束。

大会结束后,我们林校学生并没有立即回旅社休息,而是开始示威游行。迎着微凉的晨风,展开无数面红旗,我们的游行队伍自东向西,自市体育场涌向市中心,经过市委门口,从宝鸡市最繁华的街道缓缓穿过,声势浩大,举动神圣,蔚为壮观。除了沿途书写各种大标语外,还有不少人爬上两边房顶,一户挨一户地把那些认为带有“四旧”色彩的建筑饰物和门店招牌,统统砸烂清除。许多屋顶上的东西和一块块店铺名字或牌子,光天化日下被砸碎和从空中扔下来。

街道两旁的市民大都用冷眼看着我们,许多人还高呼口号谩骂我们,无非是“打倒牛鬼蛇神”之类,但令我们感动的是也有人敢于冲破阻力,不顾危险,公开表示支持我们,我们的队伍一过来,他们就激动地向我们鼓掌,我们的口号也喊得更加有力,更加响亮。

  正行进间,排在队尾的几个林校同学被许多人割断联系包围了起来,让人拉过来扯过去。赶过去营救的同学冲进去,和里面的战友们挽起胳膊朝外冲,又被人拉住不放,团团围住胡扯乱拽,大声吼叫着:“眉县的牛鬼蛇神滚回去!”“不许参与宝鸡的文化革命!”“我们会自己教育自己!”“外地的滚回去!”

  看看冲不出去,大家就宣传《十六条》规定和工农群众应支持革命学生的道理,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企图挑动武斗制造流血事件的罪恶阴谋。听了我们的宣传,许多人不再动手动脚了,可是还有一个人不甘心在后面挑动。王克华指着他大声说:“你想干什么?有本事你站到前面来煽动,不要偷偷摸摸躲在后面!革命的同志们,他想挑动武斗,大家不要上他的当!”这个人见事不妙,急忙溜走了。有的人还想纠缠不休,企图在辩论中找岔子把事态挑大,可是我们不理他,手挽手从容地冲出人群追赶队伍去了。

  示威游行队伍本来准备在全市游行一圈,可是前面传来情报,说市委调集了许多郊区农民手持镢头、铁锨、谷叉等在前面,准备大打出手,制造更大的流血惨案。为了不与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发生冲突,粉碎市委的阴谋,我们的游行队伍拐了一个弯,在宝鸡中学操场集合,然后解散了。

  这时已快到中午了,从昨天晚上至今还没有吃饭。身上有钱有粮票,本来以为吃饭不成问题,可是没想到走进一个食堂就碰了一个钉子,食堂里的服务员一看我们的红袖章就摇头,不是说没饭了,就是说这里的饭已经让外单位包下了不能卖,或者干脆就不理睬我们。肚子饿得咕咕叫,个别同学提出先把袖章摘了,吃了饭再戴,立刻遭到更多同学的反对。大家又找到一个食堂,一进去就围坐在桌子边。这回我们改变了方法,要求集体包饭,别人能包饭,我们为什么不能。食堂看我们人多势众,无法把我们往外推,我们的“吃饭斗争”才算胜利了。

  饭后大家分別成群结队在街上行走,这是预先向同学们交待的,不要单个行动,以免被包围遇到危险,失踪了都找不到。可是我们走到哪儿总有人在后面盯梢,我们站下看大字报,他们也站下看大字报。我们不去理他们,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行走。有几个人在新华书店看到正在卖新出版的《毛主席语录》,还不是后来那种塑料封面。在学校的时候,同学们千方百计弄来一本,当时只有部队里有街上没有卖的,大家互相传阅着、背诵着,逐条往本子上抄录。这回碰见了,每人都买了几本带回去,让大家十分羡慕。

  我们回到金陵旅社的时候,看到高高的楼顶上有一幅特别醒目的大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陕西省眉县林校文革筹委会。”听说市委特别忌恨这幅标语,后来几次派人想把它弄掉就是没法,好不容易爬上去也施展不开。天黑后形势更加险恶,偶然有同学出外,身后便跟着许多盯梢的人。旅社周围时常有人鬼鬼崇崇地转来转去,就连女服务员的神态也很奇怪,眼睛像总是监视着我们的行动。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的服务员许多是市委机关干部家属,她们随时把我们的行动向市委电话密报。大家站在楼顶平台上清楚地看见那些市委派来的探子,在旅社门口像夜游神似地转来转去。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竟然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第二天,我们林校有不少同学到宝鸡中学进行串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还有很多同学在街道上刷大标语,散发传单。中午时分接到情报,市委又组织许多不明真相的农民和市民准备包围金陵旅社,大打出手制造新的流血惨案。“陕林筹”几个领导成员研究了一下,决定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当即撤离回眉县。当我们来到火车站等车时,一位铁路中学的小姑娘跑来向我们报告,说旅社已被很多群众包围了,门也用铁链锁了起来,他们没敢冲进去。我们打电话给市委,揭露了这种罪恶阴谋,责成他们立即采取措施解围,否则,由此发生的一切后果由市委承担。

这次声援宝鸡中学革命造反的行动,使名不见经传的“陕林筹”杀出了名声。后来,“陕林筹”的人一到宝鸡,到处受到盛情的欢迎和称赞。

就在“陕林筹”到宝鸡声援宝鸡中学革命造反后不几天,西安交大三位学生来到眉县林校串联,谓之“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西安交大在“文革”初期,因为受到打击而自杀未遂的李世英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于是成为西安地区革命造反的领头羊。以交大为首的西军电、西工大等院校高举造反大旗,公开喊出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打倒刘澜涛、霍士廉的口号,鼓舞着全省上下的“造反派”。我们眉县林校的学生,就是看了他们印发的各种各样的传单,也起来“造反”的。而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些人,则攻击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牛鬼蛇神翻天”、“唯恐天下不乱”。西安交大学生前来眉县林校串联,无论对于“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那天得知西安交大战友要来我们学校的消息后,“陕林筹”集合了全体红卫兵和造反派同学,打着红旗,敲锣打鼓,等候在大门口迎接。西安交大一共来了三个学生,一个叫杨发存,一个叫肖宗甫,另一个名字记不得了。当他们进入学校时,全体红卫兵和造反派同学在红旗下列队鼓掌欢迎。筹委会副主任曹毓德领着大家高呼口号:“向交大革命战友学习,向交大革命战友致敬!”“坚决支持交大革命战友的革命行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交大学生也向我们鼓掌,并高呼向“陕林筹”学习的口号。接着,筹委会主任李荣华代表“陕林筹”全体战士致了充满革命激情和友谊的欢迎词,交大学生也致了答谢词并讲了话。随后,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大家一起高呼口号,一直激动地持续了很长时间。而那些明显对西安交大学生到来不欢迎的人,则远远地站着看着,一声未吭。    

西安交大三位学生在眉县林校住了好几天,与筹委会全体成员进行了座谈,互相介绍了情况。“陕林筹”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交大学生报告了西安以至北京和全国的革命造反形势,呼吁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就在交大学生到来的当天晚上,学校里一伙人找到交大学生住宿的地方要求与其辩论,被反复劝阻说到明天再公开进行,他们仍然纠缠了很久。第二天,由几个原学校政治处的教师执笔,写了一篇名为《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的大字报张贴了出来,占据了大礼堂门前一排平房侧面的大半个墙壁。大字报俨然一付教训人的架式,对西安大学生造西北局和旧省委反的行动进行了攻击和谩骂,用古代“太学士”一词来称呼和污辱交大学生。大字报最后声称,眉县林校不欢迎你们,革命怎么搞我们知道,不需要你们来指手画脚,要求西安交大学生滚回西安去!西安交大学生来了个针锋相对,写了一篇名为《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大字报,同样占据了相临的另外大半个墙壁。大字报说我们是来进行革命串联的,不是你们想轰我们走我们就走的,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反击。

  西安交大三位学生最后离开眉县林校时,代表西安交大文革总委会发表了一份庄严声明,表示坚决支持“陕林筹”的革命行动,永远和“陕林筹”的战友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到底。西安交大学生来到眉县林校,表示出的鲜明态度,奠定了“陕林筹”作为眉县地区“造反派”的坚实地位始终都没有改变。就在西安交大学生离开眉县林校那天,林校内那些不同观点者又追了上去,一直追到县城,又从县城往火车站追,要在路上围攻交大三个学生。他们仗着人多,要求与其辩论个结果来。消息传来,大家非常气愤,“陕林筹”一声令下,同学们纷纷涌出校门,步行或乘车赶往县城方向,要为交大学生解围。后来听说交大学生摆脱了他们的纠缠,登上火车回去了才作罢。

  1966年8月下旬,全国统一撤出“群众运动绊脚石”工作组,陕西省林业厅工作组也撤出了学校,于是“陕林筹”便完全担负起领导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化大革命”的职责。后来出现一个名为“八·二一红卫兵”的组织,按说“陕林筹”的红卫兵于8月26日才宣布正式成立,其中就有不少人是后来的对立派,这个“八·二一红卫兵”应当不是8月21日成立的。有可能是在“陕林筹”红卫兵组织成立前就秘密成立了,也许“八·二一”另有含义一直不为人所知,只是在贴出大字报署名时大家才知道有这么个组织,谁是头头始终不知道。到了后来,大约各班的团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八·二一红卫兵”的成员,反正我们林业专业25班从团支部书记张雅玲到所有团员以及接近他们的几位男女同学,都参加了“八·二一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参加“八·二一红卫兵”组织者后来又成立了所谓的“临委会”,彻底成为“陕林筹”的对立面。

  按照“文革”中的标准含义,“陕林筹”确实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但是其斗争矛头始终都没有直接犀利地指向“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对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院校党副书记杨登风。杨登风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揪出来,也没有被批判和斗争过,甚至连作为敌对分子对待都从来没有过。在全国范围来讲,都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杨登风出身红色家庭历史清白,没有任何辫子可抓;二是杨本人没有直接与学生对立,政治处的干事们得心应手,用不着杨登风亲自动手;三是毕竟地域偏僻,眉县林校的学生还不能完全做到与全国主流形势同步。

  1967年元月“上海风暴”夺权后,“陕林筹”名正言顺地掌握了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一切大权。再后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把原来的党员副校长刘德明结合当了主任,结合的另一位革命领导干部是总务处主任陈登鸿,还有个林场工人,据说是党员,革委会副主任还是筹委会的李荣华、李志德。刘德明“文革”前被抽调去参加农村“社教”,回校时“文革”已开始好长时间,与学生没有什么摩擦被造反派欣然接受。

“文化大革命”初期直至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之前,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行政大权一直掌握在“陕林筹”手中。对立面人数始终就那么多,而且处在受压制地位,教师中的党员虽然与其观点相同,却没有人公开宣布参加其组织。他们曾经在社会上和西安地区游说,以自己一派处于受压制的少数地位和“临委会”的名称,说明自己是“造反派”;又借着批判工作组,说“陕林筹”是工作组一手炮制出来的“保皇派”。这样做确曾让一些人信以为真,但是始终都没有撼动“陕林筹”这棵大树。



    “文革”中的造反派与保皇派,根本区别在于是继续坚持极左路线还是彻底与极左路线相绝裂。造反派把棒槌当成了真,始终坚持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终兔死狗烹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造反派确实是“文革”初期的祸水,但是不是他们自己要作恶,而是有人千方百计教唆着他们去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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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写真——我的“文革”经历兼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三)
革命大串联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革命大串联是自“陕林筹”成立后开始的,最先是有组织地每班选派两个人,到西安主要几个大学看看大字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可以说是真正的“革命串连”。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同学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中,听到了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哪个人不想去亲身经历一下那种幸福的时刻?

最早跑去北京串联的林业专业24班一位同学,幸运地参加了毛主席一次接见红卫兵,归来后“陕林筹”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听取传达。这位同学长得并不帅气而且有点缺陷,常年四季头戴帽子,此时竟被好多人抬着进入会场,一路上不停地高喊:“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完全发自内心,毫无表演做作。其场面之热烈,情绪之激动,当今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陕林筹”直到1966年10月17日,才煞有介事地进行了组织,由每个班选派赴京红卫兵代表,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各班代表均由民主选举产生,首先必须是“红卫兵”。随后不久,大家就都行动了起来,开始了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的“革命大串联”。先是一窝蜂似地朝着首都北京涌去,而后又选择去上海、广州、南京、重庆等地,再后来又发展到去延安、韶山、井岗山、遵义等革命圣地。去时只需带一份学校任何组织开出的介绍信和粮票,坐汽车、火车皆不用掏钱,到了哪里都有接待站,热情接待“毛主席的客人”,免费供应吃、喝,安排住宿。报纸曾报道南方学生到了西安,突然遇到降温,打个条子就借到了黄大衣。

  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刚开始似乎没有出外大串联的资格。因为名曰“红卫兵大串联”,我们都不是“红卫兵”。后来这样的限制不那么严格统称为“革命师生”,再说出去后谁又知道你究竟是不是“红卫兵”?于是,我们便夹杂在其他同学中一起出去了。我第一次大串联是在我们班文革小组长解弟良带领下,同去的还有我们班的史登云、贺光明、熊永庆、贾春香等。解弟良特别叮嘱我和贺光明、熊永庆,说谁问你你就说是“红卫兵”,因为贺光明、熊永庆和我一样都属于“黑五类狗崽子”。我们先去了延安,乘火车到达铜川,然后换乘汽车,是那种蒙上帆布棚的大卡车,到延安时已经黑灯瞎火一片。当晚被安排在一个说不上名字的地方住下,第二天像赶贼似地到宝塔山、枣园、中央大礼堂等处参观了一下,杨家岭、凤凰山麓、南泥湾等处还没有顾得上去就转回了西安。解弟良的目的是要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可能当时全国学生都涌向北京,有指示暂时不让去北京,学校的介绍信大概只能开去延安。

  我们班的解弟良是个很有点社交能力的,平时什么谎话都能讲,外号“百分之二十”,即讲话的真实率只有20%。就在我们要去北京之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并说毛主席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可是解弟良却不知怎么的就弄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我们紧赶慢赶,到达北京时已是1966年11月27日,前一天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刚刚结束。大家都感到很沮丧,但还抱着信心等待下一次。我们住在民族文化宫后边的太平桥中学,偌大的教室里地上铺着麦草,有一些被子却达不到一人一条。好在生了个大生铁炉子,日夜通红,室内温度还是可以的。吃饭就在太平桥中学,每顿饭都是馒头、面条什么的,以大白菜为主,还有豆腐、粉条和肉,不是很丰盛却能吃得饱。2008年我因事到北京,还专门去了民族文化宫后边,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太平桥中学。

  十一月下旬是北京最寒冷的时节到来之时,天气从早到晚都是阴沉沉的,刮着冷嗖嗖的西北风。我们那时候都是穷学生,身上穿的很单薄,寒冷成了最大的威胁。因为是来搞“革命大串联”的,所以除了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外,还先后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似乎在颐和园门前停留了一下,没有进里边去,还去看了西山红叶,也都是匆匆而过,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剩下的时间就是待在太平桥中学的大教室里,等待毛主席再一次接见。室外气温越来越冷,出去真是受不了,所以哪儿也不想去。同室住宿的有个来自新疆石河子的中学生,穿戴厚实不怕冷,天天出去,回来拿着一个又一个新买的东西,主要是一些玩具,说是北京的东西太便宜了!大家看着买的东西都有五六百元了,不知道那位同学兜里还有多少钱,而我们每个人身上大约只有三两元钱。我们同学史登云的父亲是眉县木材公司经理,家住在我们学校所在地齐镇街道上,好象比较有点钱,也不时买点什么回来。每当有人问史登云买的东西多少钱时,史登云总是赶快把东西藏起来,然后才说:“你咋老是钻钱眼呢!”

  我们就这样在太平桥中学待了四五天,仍然没有听到毛主席再要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12月1日又发出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联,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我们眼见得云里没雨了,便乘车返回西安。那天火车上挤得实腾腾,过道里、洗手池边及厕所里都是人,每排座位的空间也有人蹲着或站着,能挤上车来都算不容易。我一上车就感到想要小便却上不了厕所,下去了又怕再上不来。于是,一泡尿整整憋了24小时,中途到站车窗不敢打开,一打开就有人往进硬钻,直等到了西安下车,才失急慌忙跑向厕所去……

乘坐火车、汽车串联不行了,毛主席提倡步行串联,“陕林筹”又煞有介事地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井冈山长征队”,其中还有党治军等工人参加,于1966年12月4日启程,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后来每个班都有出发的,我们班刘正楷组织了个经汉中到重庆,再到遵义的徒步串联队,我觉得几乎全要翻山越岭没有参加。我和同学熊永庆商量去韶山,家在商县的王丁锁愿意加入,我们三个人便到学校开了份介绍信,每人背条被子,手擎一杆红旗,红旗上印有“秦岭风雷战斗队”几个字,从齐镇往东,一步步真真正正走着出发了。

  我们是1967年元月5日前后从学校出发的,每天大约行进50公里左右,第一天晚上住在周至县哑柏镇,第二天晚上住在户县大王镇,第三天早早就到了西安。我们手里有一本全国分省地图,对道路完全陌生,只是向着东南方向走去而已。第四天早上从西安出发,没有沿通往商县的公路行走,选择了从纺织城那儿上塬,经狄寨下塬,再进入秦岭大山,沿着一条山沟直往上走,当晚到达秦岭山顶的牧护关。牧护关像个小寨子,有城墙有门洞,里边一条街,两边是带有木板楼的房子。这里也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吃过饭后被安排住在一家木板楼上,凛烈的山风把窗户纸刮得咚咚直响,寒气十分逼人,我们连衣服都没有脱,囫囵儿盖着被子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就走,一路小跑着朝山下冲去。主要是因为冷,跑起来会热乎一些。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商县铁炉子,在那儿的接待站吃了早饭。随后就沿着公路,经麻街,晚上到达商县城。

  那时候真叫胆子大,三个十七八岁的小年轻,竟敢穿越崇山峻岭,沿着荒无人烟的山间小道行走。如果沿着西安通往商县的公路,也就是120多公里,碰到个好心的司机,坐上汽车就到了。可是我们都不这样想,既然是徒步串联,就要真真正正地一步步走,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经受艰苦的锻炼。是傻蛋还是真诚?恐怕如今的年轻人永远都想不明白。

  王丁锁到了商县后回了家,不愿意再去了,站在他们家所在的公路边上,送别了我和熊永庆。剩下我们两个人倒也自由自在,熊永庆家地主成份,我们家富农。从商县县城到丹凤县城只有七八十里,我们到丹凤城时天色尚早,在街道上买了两个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分别戴在左胳臂上,这样也就没有人知道我们是“黑五类狗崽子”了。从丹凤到商南比较远,大约120多里,走进县城时到处都已亮着电灯,根本没有看清是什么模样。天一明又出发,一路上碰到了几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学生,也是串联者。中午时分进入河南境内第一个乡镇,叫西坪镇,属于西峡县管辖。

  在河南境内最大的感受是粮食短缺,接待站的饭食以红薯为主,有红薯稀饭,还有蒸熟的红薯干,就是没有馒头。不过接待站的人态度非常好,我们亲眼看到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徒步串联的学生,竟躺在一位中年妇女的怀里,妇女在为其捉头发里的虱子。中年妇女为那个学生捉完后又要为我们捉,我和熊永庆都没有好意思躺到她怀里去。弄得那位妇女自己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说:“为革命小将服务就要做到完全彻底。”在西峡县我们看了一下地图,没有朝南往南阳市方向走,也没有往稍偏东的丹江口方向走,而是先向东到内乡县,再朝着东南方向到邓县,再到新野县,看了三国时“火烧新野”故地,从新野再一直朝着东南走。一路上在河南境内经过的街镇和乡村,到处一片萧条,地里光秃秃,遇见的人都用那种恐怖的目光看着我们,像是要抢劫似的。熊永庆说:“赶快离开河南,这里不安全。”我们尽量与人少搭讪,到了县城才去接待站食宿。

  进入湖北省境后是枣阳县地界,但是我们没有去枣阳县城,继续朝着东南方向到了一个叫唐县镇的地方。一进湖北境内,情况与河南大不一样,小镇上就有接待站,吃的全是大米饭,菜也不错,还可以连粮票都不用交,我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唐县镇处在武汉通往襄樊的铁路边,我们在接待站吃饭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央通知停止步行串联,要求尽快乘车返回本单位。吃过饭后我们当即去了火车站,看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2月3日发布的《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全国停止步行串连,规定返程时尽量就近乘坐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我们当即就在售票窗口办理了到武汉的火车票,回西安经武汉坐京广线再到陇海线火车,属于“尽量就近乘坐火车”。这时想着再用不上被子了,背着又不方便,便把背的被子打成包,通过邮局寄回学校去。怕寄到时我们没有回去无人接收,写了学校会计王宏钧的名字,回到学校后向他讨了回来。还有学生在外边借钱粮,都写的会计王宏钧的名字,后来讨要时都由学校偿还了。

  坐火车确实比步行好得多,即使没有座位站着也舒服,差不多半天时间就到达汉口火车站。在武汉我们被安排住在汉口不知是湖北省还是武汉市的粮食学校,吃的比下边接待站更好。时当农历腊月二十八九,我们到武汉两天后就是春节,湖北省委张体学特地要让串连的外地学生过好年,给每个接待站增拨了经费,规定每个学生要吃到多少鱼、多少肉,凭串连介绍信领取餐票。我们介绍信上开的是“3”人,我们在“3”后边加了个“2”,成了“32”人。当时改的时候想着到哪儿发纪念章时可以多领到纪念章,没想到在这儿一下就领了32个人的餐票。其实一张餐票就足够一个人吃了,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我们还去帮了厨,在灶房的案板上看到了像猪那么大的鱼,才知道鱼竟然能长那么大。

  在武汉似乎已没有必要去什么学校搞串联,但是长江大桥必须要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我和熊永庆举着写有“秦岭风雷战斗队”的红旗,从桥北一步步走到桥南。在江心桥面上,我们望着滔滔长江心潮澎湃,把手里的红旗使劲地挥舞了一番。而后想着随后再坐火车拿着红旗不方便,便把旗子卸下来,把那根竹竿扔进了江水之中。在桥南,我们登上有黄鹤楼的蛇山,站在栏杆边让揽生意的摄影者各照了一张像,头戴绿军帽,臂戴红袖章,挺胸抬头,很有那么一种自豪。照片后来寄到学校,我俩都偷偷藏起来不敢公示,因为我们冒充了“红卫兵”。

  整个步行串联的学生都要坐火车回学校,返程车票十分紧张。我们就在粮食学校等待着,有吃有喝有住的,心里也不着急。闲暇无事上街溜达,看见贴在墙上的一份公告:近日庐山发生流感,请革命师生暂缓来山串联。这才知道革命串联还可以“串联”到庐山这样的风景区去,可惜要回去了去不成。回到粮食学校后与住在一起的福建莆田几个学生闲聊,知道我们是陕西的,说他们原本是要去西安再到延安的,现在去不成了。谈到他们返程的路线,说是坐京广线到长沙要再换乘去南昌的火车,从南昌往福州才有车。火车票紧张,他们先坐轮船到九江,再从九江坐火车到南昌回福建。我们一听动了心机,说我们把返程的车船票一换,要到哪里还能到哪里。他们说你们两个人只能弄到两张到西安的车票,他们人多,只去两个人不行。我们掏出串联介绍信让他们看,说是最多可以办32张火车票。于是皆大欢喜互给方便,我们拿到了去九江的轮船票。到了九江逛完庐山,再去办理返回陕西的火车票,还可去一些地方,合理合法不会被拒绝。

  我和熊永庆都是第一次坐轮船,在长江大桥上看见江中驶来驶去的轮船就想去坐,可惜没有机会。如今坐上了像学校教学大楼那样大的轮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不停地上上下下,站在船边依栏而望,两岸山水田地尽收眼底。顺流下行速度较快,轮船飞速前行时时都能感觉到。整整12个小时后抵达九江码头,我们便名正言顺地去接待站报到,当晚就住在九江市。听说九江对岸离“林副主席”家乡不远,我们也想去“瞻仰”一番,最后决定还是先上庐山,随后看情况再说。

  因为庐山管理局已发出公告,流感流行要求暂缓来山串联,加之此时只办理返程车票,登庐山坐汽车不再免费。我们俩身上都还有几个钱,那是外出后没有用掉的学校餐券退的,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花这个钱的,因此没有乘坐从九江开往庐山顶的班车。经过打听,知道可以从北麓步行登山,便乘坐公交车到山下,然后一步步爬上山去。时当寒冬季节,山坡上全是皑皑白雪,陡直的山道几乎全由石阶组成,一级级石阶上冰雪覆盖,一步三滑,我俩手里拄着一根竹棍儿,艰难地朝山顶上走去。后来听说庐山北麓的山道称做“好汉坡”,当地人都很少从那儿上山。

  上到山顶后便去找了接待站,被安排在庐山大厦住宿吃饭。庐山大厦有五六层,一层最小,往上各层依据山坡向后伸展,五六层房间最多。大厦前是好多级的一层层台阶,下边道路上一根根粗壮的松树挺立,直通到庐山大剧院。据说当年打倒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就是在庐山大剧院召开的,中央委员就住在庐山大厦里。我们奇怪上山时看到山坡上尽是低矮的乔灌木,而到了山顶却是松柏参天,在冰雪中郁郁葱葱,感叹庐山确实是人间仙境。

  我们在庐山上与“革命”有关的活动就是参观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址,也就是庐山大剧院,里边挂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横幅会标,解员讲了粉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经过。而后就是游山逛水,参观风景名胜。我们主要是到仙人洞那边看了看,站在“纵览云飞”的大石头上各照了一张像。还去蒋介石、宋美龄下榻的美庐看了看,在写有“美庐”二字的大石头上坐了坐。还想去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打问无人知道没有看得成。

  我们在庐山只待了一个整天,为了避免返回九江会被再让乘轮船回到武汉去,便选择由南坡步行下山到德安火车站,想从那儿乘车到南昌,再转至长沙回西安,就可以再多逛两个省会城市。我们一大早出发,经过含鄱口,红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映射在波光粼粼的鄱阳湖上,景色极为壮观。我们完全不知道从南坡下去到德安火车站有多远,以为跟从北坡上山路程差不多,结果走了大半天经打问还远着呢,于是便到沿途的风景区去看了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庐山瀑布,即李白所写《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地方。

  我们是沿着一条山沟上去的,沟边有一个小庭院,叫“竹林轩”什么的,记得不十分准确,据说是当年李白隐居的地方。山沟一直通向瀑布所在的山坡,水从香炉峰上流下来,悬崖峭壁,落差很大,此时是冬季,水不大,似一条长带子。与瀑布正对着的是座小山头,原来好象有个亭子,大概被“破四旧”砸了,我们站在小山头上看瀑布,山脚池塘里溅起的水花很高。想着能够来到当年大诗人李白到过和赋诗赞美的地方,不免有一种满足感,不枉到此一行。

  天黑时我们还没有到达德安,在庐山温泉的工人疗养院住了下来,当然是由接待站安排的,吃、住免费,还洗了个澡。浴池墙上挂着“请不要超过15分钟”的提示牌,据说水中含有琉磺,时间长了受不了。我脱光下到水里仅几分钟就感到热闷难耐,赶忙跑了出来。第二天一早我们从温泉地出发,中午时分到了德安火车站,名正言顺地乘坐上“返程”的列车去了南昌。

  到了南昌原想停留一下,看看“八·一”南昌起义旧址什么的。到火车站的接待站去联系食宿,被告知先办理返程车票,按照候车时间再安排接待。我们不得已去售票窗口办理回西安的火车票,结果当天到长沙的车没有了,有到上海的,售票员说还可以从上海转乘回西安的车。我们大喜过望,去上海当然比去长沙吸引力大,当即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再到接待站去时,已不用住下来,每人发给几个饼子和鸡蛋,当晚就乘火车去了上海。

上海需要返程的学生特别多,我们到接待站联系后说是三天之后才有到西安的火车,于是便被安排住了下来。具体已不记得住在哪条街道什么单位,好象离南京路不远一座高楼上,每天从海上刮来的风呼呼直响,感到特别冷。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和四处逛荡,我们已经对游览名胜没有多大兴趣,只满足于到过什么地方,大致知道个什么模样就行了。因此,好不容易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没有去太多的地方游逛,只沿着南京路从西往东走了一趟,一分钱的东西都没买。到了外滩,倚着栏杆望了望黄浦江,听说只是浦西繁华,浦东还不像是个城市。回头再望望外滩原来外国人盖的白色楼房,外表很讲究,心想人住在里边,外边搞那么多花样不是白花钱吗?真笨!还去豫园转了一圈,因为“破四旧”,对那些老古董没有什么兴趣,只在街道上走了走,人很多,街道很窄,卖东西的不少,此外再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房子里睡觉,直等拿到车票回西安。

在乘车回西安的途中,我们又在南京下关车站下了车,勉强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看了看,算是到了南京看了风景,却不知道去看蒋介石的总统府和中山陵,回来后觉得很后悔。从雨花台回来后要坐轮船过长江,然后才又坐上到西安的火车,最后回到眉县齐镇学校。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当年号召“革命大串联”,是想要学生到处去“煽革命的风,点革命的火”。早期的大串联,尤其是北京到各地去的学生,确实起到了那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到后来,大串联已经纯粹变成了免费旅游,学生到大城市很少再去学校搞“革命”,去了也是看看那些知名的高等学府是什么模样,连如今官员“考察”做做样子都没有,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倒是真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这样的好事可能古今中外的学生们,都不可能再摊上了,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学生跟着他“造反”的一种奖赏。浪费了国家大量的钱财、人力、物力!

   









反击“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11、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的公开抗争。这些人随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并定为“二月逆流”的罪名。

  从19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半年多时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种种事实与结局,特别是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使全国上下彻底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党和军队内一些高级领导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拍案而起。在此之前,担任部队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等已开始采取措施,在林彪的支持下,于1967年1月28日颁发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由各级军队机关开始介入“文化大革命”。按照“八条命令”首条规定的“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各地军事机关则对他们认为的“反革命”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使得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受到了明显的打击和压制。

眉县人民武装部当然不例外,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由政委冯崇华亲自带领县中队战士,先后拘捕了眉县中学“新眉中”派头头学生穆哲、县水电公司一派头头刘汉周和齐镇供销社一派头头街道食堂炊事员秦铁山。秦铁山做的那种岐山臊子面特别好吃,每碗二两粮票,素面0.08元,肉面0.12元,我吃过很多次。拘捕秦铁山那天下着雨,眉县林校全体师生被通知参加了公捕大会。解放军战士甩开法绳,把秦铁山反背着双手捆起来,还从后边使劲一扯使秦铁山蹦了起来,而后又按下头去从眉县林校学生队伍前押上汽车。另外,还在齐镇地区逮捕了一个“一贯道”反革命复辟集团的几个老太太、一个奸污养女的老头子和齐镇医院地主出身的医生马国瑞,后者被说成是秦铁山的“黑后台”。这几次公捕大会都通知眉县林校全体师生参加,我亲眼看到并感受出杀气腾腾的“秋后算账”气氛。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此前一直限于校园之内,没有搞什么打、砸、抢、抄等过激行为,只是继续文斗那些“牛鬼蛇神”“死老虎”。同时没有也看不上去打倒齐镇公社以及眉县的“走资派”,“破四旧”打砸仅伤及物未伤及人,没有出现过可以被看做违法犯罪的现象,更与“反革命”行为相去甚远。学校内大权掌握在“陕林筹”手里,也不会对自己人动手,对立面想找谁的岔子,既一时施展不开又没有明显的对象。因此,眉县人民武装部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没有对眉县林校采取任何措施,“二月逆流”对“陕林筹”本身没有造成伤害。不过穆哲、秦铁山、刘汉周都是“陕林筹”同一观点的“造反派”,抓了他们就是一种警示,大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极大压力。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眉县林校地处偏僻,直到当天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才听到。随即整个学校便沸腾起来,大家不约而同走出宿舍,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然后打着红旗,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革命”等口号,走出校门,到齐镇街道上,浩浩荡荡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紧接着,第二天又到眉县县城,举行了类似的游行示威活动,吹响了眉县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号角。

    可以说“文革”初期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群众组织,对于中央高层中的斗争并不清楚,毛泽东关于斥责老帅老干部们的情形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各级党政都不再下发什么文件,“革命”怎么搞除了各种五花八门的传单外,正道途径的信息就是来自于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社论。大家是从《人民日报》社论中嗅到了要进行反击的信息。《人民日报》4月2日社论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严厉强调:“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人民日报》社论这种十分明确的态度和强硬的语气,无疑给一个时期来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造反派”打了一针强心剂,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一个“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眉县县城和齐镇街道相继出现大幅标语,强烈要求公安局释放穆哲、秦铁山、刘汉周并予以平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机关过去接到了抓人的命令,而今却没有放人的指示,因而公安局一直对“强烈要求”不理不睬。这种情况可能是全国性的现象,致使从北京发起,把矛头指向了政法机关,不断传来各种小字报,提出“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

1966年4月上旬的一天,“陕林筹”又在眉县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高呼“强烈要求释放穆哲、秦铁山、刘汉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镇压群众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向眉县公安局开火”、“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最后来到眉县公安局门前静坐,要求与公安局局长孙岗直接对话,声言不释放穆哲、秦铁山、刘汉周决不罢休。

“陕林筹”的“革命行动”受到了眉县县城各届人士的支持,眉县中学组织了支持“陕林筹”的游行,机关单位干部群众和街道居民,不仅从早到晚聚众围观高呼口号,还有送来开水和食品表示声援的。眉县人民武装部部长陈国清,据说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革”开始后他们这些人接到统一命令,保留职务,离职休养。此时以眉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名义,亲笔书写了“任何人不得冲击学生”的大牌子,醒目地竖立在街道中间,一切车辆彻底中断了交通。

    静坐的头一天无人理睬,到了晚上星空闪烁,漆黑一片,眉县公安局门前黑压压坐满“陕林筹”学生。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同学站起来,唱起歌儿《远飞的大雁》:“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哎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苦难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随后又唱《红军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心里明……”我至今都能记得学校文艺宣传队的罗彩玲,是和我一起从华县到林校去报到的同乡,一边倾情高唱,一边流着眼泪。稍经修改的歌词在旋律低沉委婉的曲调下,刚开始时是宣传队独唱和合唱,最后变成了大家一起反复地高唱,与此时此刻的气氛情景和心情融汇在一起,产生出特殊的悲怆效果。

  到了第二天白天,眉县公安局派出以杨国庆为首的三个人,坐在前面一张条桌旁,与静坐学生直接对话。具体都对了些什么话已记不清楚了,因为这个杨国庆能说会道,旁边两个人只是为他敲边鼓,所以记住了名字。后来知道杨国庆是个公安局一般干部,连个股长都不是。局长孙岗始终没有露面,当时以为这个家伙一定是个生性残忍的壮汉,后来我到了眉县公安局,看到孙岗原来是个不善言辞像个农民而又低矮的老头子。公安局政委姜维祯倒是能说会道,给我的印象是老奸巨滑,绝对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杨国庆有点像我们林校的李贵明,故意卖弄显得什么斱知道。学生刚开始不接受杨国庆,让他滚回去叫局长出来。杨国庆说学生要求与公安局对话,他就能代表公安局,不一定要局长来。这样僵直许久没有效果,学生只好与杨国庆对话。杨国庆狡辩抓穆哲、秦铁山、刘汉周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学生中不断有人站起来怒斥杨国庆颠倒黑白,甚至有骂其是走狗的,杨国庆不恼不羞,反而有点洋洋得意。

  整个白天与杨国庆等的对话没有任何结果,晚上继续静坐,继续唱《远去的大雁》和《红军想念毛泽东》。两天一夜没有合眼,大家都感到十分困乏,到了后半夜便各自设法或躺着或相互倚靠着迷瞪一下。地上本来就没有打扫,那时候眉县县城街道大都为土地面,同学们也不讲究。好在天气已是春夏交接之时,夜里不那么冷,不久竟响起了鼾声。

  再一个白天到来时,公安局依然派杨国庆等人来与学生对话,大家都不想再与其费口舌,只问放人不放人,要不放人就一直静坐下去,直到放人为止。杨国庆当然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最后被学生连轰带拥赶走了。“陕林筹”头头们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开始绝食。两天来有专门的后勤人员采购吃喝东西,到了吃饭时一一发到大家手里。那时候没有如今的方便面、八宝粥、矿泉水、香肠一类速食品,面包、饼干、点心被看做高档食品,不可能买来当饭吃。买来的就是馒头、麻花,开水有支持者送来。这天下午,大家尽可能地吃饱之后,便宣布绝食开始,不但不吃东西,连水也不喝。  

绝食的当天晚上,同学们都安安静静地躺着,尽量不消耗体力,做好长时间斗争的准备。但是歌儿《远去的大雁》和《抬头望见北斗星》还是要唱的:“远去的大雁,捎封信儿到北京,苦难的人儿,想念救星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心里明……”旋律缓慢低沉,与大家的心情完全融为了一体。

也许眉县人民武装部的领导秘密地进行着各种工作,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不向上级汇报,请求做出指示,但是表面上却纹丝儿不动。学生的行动看似指向公安局,实际上是对着人武部的。那时候尚无“军内一小撮”之说,“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不能直接把矛头指向人武部。绝食24小时后,眉县公安局依然没有给予答复,“最后通牒”之类的手段都用上了,就是没有效果,这样的对峙一直维持到宣布绝食后的第三天白天。

    人的肚子是没有信仰的,连续三天不吃不喝实在受不了。但是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坚持绝食,那种虔诚是当今的人们难以理解的。也有人偷着跑到街上吃点东西,我是其中之一。真正绝食的不时有人晕倒,急救送进医院,不用打针服药,吃点东西就缓了过来。有的到了医院还拒绝进食,医生只好吊两瓶葡萄糖水。也有因为饿假装晕倒,到了医院就可以吃东西。反正不停地有人被送去医院,绝食现场出现紧张恐怖气氛。到了第三天下午,眉县人民武装部派人请“陕林筹”头头去协商,允诺向眉县公安局做工作,争取尽快放人,条件是必须立即停止绝食返回学校。“陕林筹”头头借坡下驴,说是相信人民解放军,三天后若还再不放人,我们就来找眉县人武部。

穆哲、秦铁山、刘汉周随后就被释放了,确实不是在绝食现场。眉县公安局在释放这些人时,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更没有明确宣布他们无罪。可是“造反派”却都像英雄般地迎接其归来,眉县中学获知消息后前往公安局,拥着穆哲、秦铁山、刘汉周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而“陕林筹”在秦铁山回到齐镇后,又在齐镇街道上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给黑脸膛胖乎乎的饭馆师傅秦铁山胸前戴上了大红花。

以公安局释放穆哲、秦铁山、刘汉周为标志,眉县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军队高级干部在北京拍案而起,公开叫板江青、张春桥一伙,无疑是要制止“文革”动乱状态。不应当与全国上下镇压“造反派”联系在一起,《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林彪授意制订的,经毛泽东批准下发执行。全国上下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把“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假若不反这个“二月逆流”,就不会有以后的武斗,也不用派什么工宣队、军宣队。











进驻眉县公安局







  “陕林筹”本来不大介入眉县地区“文化大革命”,没有写过打倒县委书记郝宗武和代县长辛述俊的标语和大字报。“陕林筹”对上的目标是陕西省林业厅,参加过批判副厅长刘仲谐和从河南洛阳揪回陕西的习仲勋的大会。刘仲谐是陕西地下党时的老革命,华县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关中东部方言,爱说个“安”字,是反问“什么”的意思,于是同学们常笑说“我叫刘仲偕安”。批判习仲勋那次我去了,大会在省林业厅会议室举行,习仲勋穿着一件黄军大衣,低头弯腰站在台子上边,好象始终没有说一句话。鉴于穆哲、秦铁山、刘汉周被捕的情形,“陕林筹”和眉县中学“新眉中”、红旗中学(即齐镇中学)“东方红”等各中学“造反派”协商,决定成立“眉县地区中等学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简称“中统指”。

  眉县“中统指”成立时西安地区“造反派”还没有分裂成“工联”和“工总司”两大派,不存在观点倾向“工联”、西工大派与“工总司”、交大派对立的问题,名称中的“统指”是和西安地区早期的“造反派”组织相一致。后来西安地区分成两大派后,眉县“中统指”还派人去西安交大联系说明,交大说“陕林筹”是“造反派”没有任何问题。对立面到西安游说,仅仅只迷惑了“总司”派下属的个别行业组织。围绕“中统指”,眉县又成立了“工联”、“农总会”、“机关统指”等组织,成为眉县地区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众组织。

  眉县“中统指”设在县文化馆二楼,文化馆门口挂着好几块牌子,这里其实就是这一派的总指挥机关。“陕林筹”主任李荣华是“中统指”总指挥,眉县中学“新眉中”头头和齐镇中学、槐芽中学头头是副总指挥。这些学校的头头都没有在“中统指”坐镇,“陕林筹”派林业专业23班赵玉有代表李荣华,赵玉有是眉县“中统指”的实际领导,各校都派了几个工作人员,我是“陕林筹”派出的工作人员之一。经常到“中统指”来开会和研究问题的有:工联的李启立,县农械厂工人,西安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机关统指的高海峰,县委办公室干部,身材魁梧,似很有水平;洪安琪,忘记了是县委宣传部还是县卫生局的干部,也是西安人;常和洪安琪一块儿来的还有个姓李的女人,长相清秀,说话文静。各学校学生具体记不起名字了,每次开会都有十五六个人以上。

  眉县中学的对立派叫“红眉中”,头头叫赵伟。最初“新”“红”两派的分歧在于一个批判校党支部书记,一个批判校长,后者显然是“保皇派”。西安地区造反派分裂为工联、工总司两大派后,林校“八·二一红卫兵”联络“红眉中”等,成立了“眉县地区学生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学总司”,而后又有了“工总司”、“农总司”、“机关总司”等,企图也说自己是造反派,驻扎在县城最东头的县委党校。眉县林校“八·二一红卫兵”在“总司”工作的有林业专业23班王玲霞、22班高文杰(调干生)、28班邵彩兰等骨干人物。

眉县两大派曾经围绕着穆哲、秦铁山、刘汉周的抓放,相互攻击是“保皇派”或者支持“牛鬼蛇神”什么。从这一点上说来,就与西安的“总司派”不同,西安两大派的分歧在于对21军支左的看法不同。此时最为热门的话题是“砸烂公检法”,实际上检察院全国上下同步早已被撤销不存在,法院“文革”开始后不久即已停止工作,只有公安局在行使司法权。眉县法院与公安局在一个大院,工作人员同在一个灶房吃饭,“文革”开始后就有三个人贴出大字报声明造反,这三个人的名字中最有名的那个已不记得了,据说因为写过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而受到过批判,第二个叫樊云,第三个姓白,但是对于释放穆哲、秦铁山、刘汉周始终没有公开表过态。而公安局一直似乎是铁板一块,有人放出话来:“别看穆哲、秦铁山、刘汉周放了,啥时候想抓就抓了”。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眉县公安局突然被砸了。“中统指”所在的文化馆离公安局只有三二十米,我们听说后都去看了,办公室的门和屋里的柜子、桌子全被砸开,文件材料扔得满地都是,公安局的人已跑得一个都不剩。赵玉有觉得这样不行,当即决定我和眉县中学两个人留下来看守,不准任何人再进入公安局院子。公安局在一个小院里,南北两排各有五六间房子相对,门朝东开着。后边是县法院一排房子,正对着公安局北边房子的后窗。公安局南边是公安局和法院灶房,座西朝东,前边是个小场子。再南边正对着街道大门,东边是看守监狱的县中队,西边是关押犯人的监狱。

  我和眉县中学两个人守在公安局门口,晚上也不撤岗。想着公安局里都是一些机密的东西,我们连里边被砸开的门都不进,更不要说去翻阅那些东西,怕将来说不清。后来听说公安局是被“红眉中”的赵伟领着人砸的,他们为什么要砸公安局却一直让人不得其解。有分析说可能是和公安局的人里应外合,抢去穆哲、秦铁山、刘汉周的案卷材料,作为“统指”派包庇要求释放“罪犯”的证据。同时,全国上下都在“砸烂公、检、法”,证明“总司”派也是什么都不怕的“造反派”。不过这样的分析始终没有被证实,但确实是“红”派的赵伟领着人砸的,而不是《眉县县志》所述:“‘新’派造反组织在‘砸烂公检法’口号的唆使下,以公检法‘镇压群众运动’为由,冲进公安局抢走了178宗刑事卷宗和许多揭发材料、会议记录等,砸碎了公检法和派出所的牌子,成立了所谓‘眉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公检法的领导均遭揪斗。”眉县中学“新”派砸公安局发生在1968年4月28日,要求公安局去抓捕杀害黄军琪的凶手被拒绝,因而以“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为名,砸了公安局,打了35名干警中的26名。1968年7月22日,已被军管领导小组取代的眉县公安局局长孙岗,因为被批斗和身体有病,在家中割断大动脉自杀身亡。

  赵伟这个名字我一直记得很准,连同齐镇中学被枪毙的伍应宽、槐芽中学被打死的黄军琪,还有后来和我一起在“反逆流战团”的吴飞,都是“文革”前眉县有名的乒乓球选手,黄军琪、吴飞分别获得过眉县单打冠军和宝鸡地区亚军。赵伟是眉县中学代表队团体赛出场队员,使用双面胶横拍,削球打得特别好。我当时是眉县林校乒乓球代表队团体赛出场的三名队员之一,几次都败在了赵伟手下。伍应宽是齐镇中学的冠军,我俩交手过多次。因而这几个人“文革”中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是不会错的。

  我们在眉县公安局连续看守两天后,“中统指”从眉县中学、齐镇中学和我们林校抽调来十多个人,成立了“反逆流战团”,团长是眉县中学学生杨明正,有吴飞和另外三名眉县中学学生,林校抽调的有采运208班学生崔兴安、林业专业28班学生韩尚荣和我,我被宣布为协助杨明正工作。齐镇中学抽来的学生叫霍秉全,如今已是国家一级编剧,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演出的小品《张三其人》,其编剧就是霍秉全。霍秉全待的时间不长就回去了,后来还是我在西北大学作家班时的同学,但缄口不提我们当年认识的经历。我们林校的崔兴安和韩尚荣时间不长也回学校去了,我则一直干到“反逆流战团”解散时为止。

  “反逆流战团”这个名称并非与在公安局要干的事情有太大的关系,是从当时全国上下高喊的“反击二月逆流”而来的。“中统指”安排的主要任务是驻守在眉县公安局,保护公安局不再被破坏,同时也作为直接调动的一个小分队,完成“中统指”随时安排的各种特殊任务。我们正式进驻眉县公安局后,先是把被砸得乱七八糟的几个办公室收拾整理了一下。个人宿办合一的房间基本没有动,主人离开时锁了门。我们把扔在地上的文件材料捡起来全部装进一个文件柜里,把一个个抽屉里的东西包括印章户口登记簿什么的集中在一块儿,准备将来移交给公安局的人。团长杨明正是66级高三学生,比我们年龄都大一些,做事比较谨慎,不是那种不考虑后果蛮干的人。

  我们在整理公安局被砸现场时意外的收获是,在最东边的房间墙角柜子里发现了很多手枪和子弹。柜子是那种类似于农村装粮食的家用柜,可能当时被砸者忽略了,以为不会装着什么好东西,连锁都没有扭开。眉县中学的一个学生原来想把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里边去,腾出并不多的桌子柜子我们来用,因而扭了锁打开了柜子。结果看到里边装着很多手枪和子弹,还有一包黑乎乎结成块状的东西。后者经后来回来的公安局一股股长刘森茂看了,才知道是没收的鸦片。

  柜子里的手枪并非公安局人员正在使用的手枪,是淘汰下来的老式枪,以驳壳枪为主,有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支有点像“五四”式的手枪,还有一些缺少零件的坏枪,子弹有不到30发。杨明正让大家不要乱动,要集中起来送交人武部。当时在全国已有武斗发生,对枪开始有了兴趣,眉县中学两个学生先各自拿了一把不丢手,我也挑了支不同于驳壳枪的拿在手里。大家都不愿意全部交上去,杨明正也没有办法。后来杨明正和我们商量,每人配一支,子弹平均到每个人三四发,剩下的全部上交,不准向“中统指”汇报,要不然都想要,这么多枪支从我们手里散落出去,打死了人我们负不起责任。大家同意杨明正意见,每人挑选了一支手枪,配发了子弹,剩下的好枪坏枪一起共有30多支,当天下午杨明正和我一块儿送到了人武部,交给作训科科长赵益山。赵益山是人武部内倾向于支持“陕林筹”的人,后来当了眉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领导小组组长,即“文革”中的公安局长,查处惩办“陕林筹”的打、砸、抢却一点儿也不手软。

  赵益山表扬了我们,说是做得对,不能让枪支流散到社会上去。当然我们讲这是全部,没有透露我们每人都留下了一支。一直到“文革”结束,没有人追查公安局枪支问题,大家以为我们当时都交到了人武部,后来外流与我们无干,各自手里的枪统一收缴枪支时主动上交就是好事,也不问当初是从哪儿弄来的。

  腰里别把手枪底气感到特别足,刚开始杨明正要求“反逆流战团”必须军事化,大家都不以为然显得松松垮垮。此时则行动敏捷,胸脯挺起,身子站得笔直,队伍走起来步伐相当整齐。不过枪支都是藏在衣服下边不敢外漏,因而知道我们有枪的人并不多,只是自个儿感到不同一般罢了。

  “反逆流战团”的人全部住在公安局,那几间被砸开的房子里每间住三至四个人,被褥自带,我们林校的人吃饭就在公安局、法院灶房,钱粮照交,眉县中学学生回学校去吃饭。林校学生每月发给14.5元钱生活补助费,好象出外每天还补助0.4元钱,花费就够了。中途杨明正因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无钱再供他在学校搞“革命”,回家去不来了,而后“反逆流战团”便由我来领导。我们当时惊叹公安局的狗都比我们吃得好,炊事员每顿饭要掰碎好几个馒头,还要打几个鸡蛋到盆子里,放进好多的油和菜,然后才端给警犬去吃,据说警犬每月伙食有标准,比人高得多,必须要喂足喂够。

“反逆流战团”始终没有参与公安局的业务,我们有一条严格的纪律:坚决不准进入监狱,不得与犯人有任何接触。并非《眉县县志》所述“成立了所谓‘眉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这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可能是指我们“反逆流战团”。曾经有群众在街上抓到小偷送来,有人说关进监狱去。但是谁来审讯办案,谁签字批准拘留或者逮捕?县中队要看到公安局的决定才收监,我明确声明决不涉及这类事。最终也就无法办到,只把那两个小偷打了一顿,我拿起公安局使用的弹簧鞭也抽了几下。听说那种鞭子每抽一下,身上就会有一道红印,我倒没有看到。后来在清查中有人说我曾是我们这一派进驻眉县公安局砸烂公、检、法的“公安局长”,我不承认说我态度不好,但是却抓不到我当“公安局长”干了什么坏事。又说我打过人,我承认,就是那两个小偷。

  “反逆流战团”从来没有像《眉县县志》所述“揪斗”过“公检法的领导”。我们与法院的人没有打过交道,与公安局的人相处得很好而且成了朋友。“反逆流战团”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尽快把离开单位的公安局人找回来,执行公安机关的任务,像对待那两名群众送来的小偷我们就没有办法,要是哪里发生了杀人放火的刑事案件该去找谁?当然最好能在公安局内有个属于我们一派观点的群众组织,那样就可以按照“中统指”的意图办事。我们通过各种办法联系,最先回来的是姓姜的打字员,紧接着回来的是一股股长刘森茂。一股又叫政保股,是专门办理反革命案的,是那时候公安局最重要的部门。政委姜维祯到公安局院子里来过几次,我和他谈过请他回来主持公安局的工作。他没有明确答复,说还是请孙岗局长回来,另外还有个副局长叫夜威。我以为是“赫威”或“黑威”,但却是“夜威”,“夜”在这里读hei不读ye。夜威也来过公安局院子,是个高大粗壮的外地人,对于回来主持公安局工作不热心。大概这两个人看着我这么个不足18周岁的毛孩子跟他们谈话,压根儿就没有当一回事。这两个人都住在县城家里,不主动到公安局来都难以找到。

  我记得还去家里找过孙岗,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公安局长形象,矮都都的个子,胖胖的身子,穿的是中式衣裤,白白的脸色有点浮肿,简直就象是一位种庄稼的老农民。孙岗说他有病,以前就不太上班,工作是其他同志负责的,要我去找姜维祯他们。我还去齐镇家里找过姓秦的秘书股长,后来秦股长回到了公安局,我们成了谈话投机的朋友。

  刘森茂跟我经常谝闲传,告诉过我一些侦破反革命案件的事。说是眉县横渠有个汤××,是国民党秦岭反共救国军司令,解放后被抓了起来,后来越狱逃跑了。据说是国民党特务暗中策划的,逃跑的第二天台湾电台就说汤司令胜利越狱了。这个汤司令始终没有再抓到,六二年汤的老婆又从家里出走没有消息,很可能是被潜伏在什么地方的汤司令接走了。听得我直觉得阶级斗争确实是尖锐激烈复杂的,不可掉以轻心。刘森茂还把他那里的一把精致的小手枪和整整一盒50发子弹给了我,说这原来是县委书记专门用来防身的,有效射程只有7米,叫“双伯剑”,是这么个发音,字不一定这么写。“文革”中我拿着两支手枪,却从来没有使用过。后来实在想过把瘾,便在一天中午骑自行车回林校的途中,看看前后左右四处无人,便照着路边梅惠渠一处落差较大轰轰作响的池水,拿出小手枪直打了半盒子弹,仅此而已。

  眉县公安局干部没有人愿意成立什么组织,只有姓姜的打字员跃跃欲试,我们同意他领头成立了一个战斗队,把公安局的印章全部交给了他,他却再没有发展到一名成员。刘森茂对我说:“他能领导得了公安局?要有那本事,早都不打字了。”于是,我也再没有把那位姓姜的打字员当一盘菜。在眉县公安局,我们直到离开时都没能动员出谁来担负起工作。叫回来的人与我们和睦相处,嘻嘻哈哈瞎聊天。我们没有认为哪个人是“反动的公检法”,更没有揪斗过任何一个人。有一天眉县中学把以前在城关派出所当所长的马学礼叫去批判,马学礼回来后对我讲了,说是明天还要来找他。我对马学礼说,他们明天来找你你不要去,让他们来找我,就说我不准去。我随后让“反逆流战团”里的眉县中学学生捎话回去,说咱们在这里就不能让把人随便拉出去批斗。我们成天动员人家回来,人家回来了被拉去批斗,谁还敢再回来?此后就没有人再来公安局找事,公安局的同志看到我们在保护他们,很感激也很高兴。

  在眉县公安局期间,有个40岁左右的男子来找我,说是反映公安局长孙岗的重大问题。这个人最显著的特点是把脚上的尼龙袜子翻过来穿,大概是脚下破了而把脚面上完好的部分再穿到脚下去。男子打问到我是领导,进门后神秘地把门关上,告诉我孙岗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他从孙岗年轻时说起,怎么加入的三青团、国民党,直至特务组织。又说到解放前孙岗如何暗杀地下党,毒打进步学生,血债累累。解放后孙岗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钻进政法机关,横渠那个蒋介石的“秦岭反共救国军”的汤司令,就是孙岗里应外合从监狱里救出去的。总之讲得头头是道,有前因后果,有详细情节,编造也难以达到那种程度。我有点信以为真,问他过去向哪里反映过?他说孙岗的黑线很严密,眉县公安局内就有他的人,因而对谁都不敢说。现在是你们革命小将掌权,相信不会是孙岗一伙的,才来专门找我反映。我嘱咐他千万要保密,不能透露出去,再更多了解情况后我会向上级有关方面汇报。

  这个人一连来了好几次,每次谈的情况都好象十分重要,而且不断有新鲜内容。不过我把他讲的孙岗形象很难与我看到的农民大老粗似的孙岗对上号,想告诉专门办理反革命案件的一股股长刘森茂,又怕真像那人说的刘森茂是孙岗一伙。但是我该去向谁汇报?向“中统指”赵玉有甚至回学校去向李荣华汇报,他们又怎么来管这件事?

  我一直犹豫不决该怎么办,这个人又三番五次找我谈,最后竟搞到一天一次,每次来了都那么神秘兮兮。一天这个人走后,刘森茂问我:“那个人找你谈啥呢?”我哼唧着没有回答。刘森茂又问:“是不是相当重要?”我大吃一惊,尚未开言,刘森茂扬天大笑。我这才意识到刘森茂肯定知道这个人来给我说的什么,便装做若无其事地说:“他来报告孙岗是国民党特务,这不是开玩笑吗?”刘森茂又说:“是不是还说汤司令是孙岗里应外合救的?”我点了点头。刘森茂说:“汤司令越狱后在公安部挂了号,每年都追问有啥进展或线索,只要是有一点点价值,别说一个孙岗,十个孙岗都跑不了!那人是个精神病,胡说好多年了,越编越圆。”我这才吁了一口气,笑着说:“我就没当真,要不你们都真是吃干饭的?”以后那个人再来公安局,我就让直接轰了出去。

  我这里所说“反逆流战团”在眉县公安局的所作所为没有半点假话。事过境迁,也不怕有人找后账,没有必要为自己和那一派涂脂抹粉。过后清算“文化大革命”,不管是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还是眉县的当权者,都把我们进驻公安局与“砸烂公检法”联系在了一起,想象一定是干了一系列的坏事,我们有口难辩。不过,我们也确实干了一些“恶事”,最为突出的是帮助眉县县城一批大大小小的部门和单位的“造反派”,彻底地从当权派或者对立面手里夺了权。

  1967年元月发生的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省以下各级都被“造反派”夺了权。中共眉县委员会于1月27日被“造反派”宣布夺权,2月18日县委、县人委领导成员被宣布罢了官。接着各公社、大队、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权也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相继被夺,原领导靠边站。但是在县城的一些单位,由于“造反派”人数较少势力单薄,一直都没有把权夺过来,或者被夺到了对立面手中。

  最早到我们“反逆流战团”求助的是眉县剧团一个叫小宝的人,个子比较矮,演戏时扮演武生或小丑角色,跟斗翻得比较出色。他说剧团团长把住权不交,还骂他们成立的战斗队是“癩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带着几个人整队出发,跟着这么个小宝来到眉县剧团,把团长叫出来,当面让其把印章交出来,从办公室滚出去,在门口挂上“造反派”组织的牌子,完成了夺权的全过程。叫小宝的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有你们大力支持,我们什么都不怕!”后来我还到剧团去过几次,那些漂亮的女演员都很热情。我们林校林业专业20班的付来明不知怎么的在那儿拉二胡,好象是在和最漂亮的女演员谈恋爱,我被热情接待增加了付来明的砝码。

  眉县剧团这种夺权方式很可能引起其他未夺到权的部门和单位的兴趣,又有人来找我们,我们都如法炮制了。后来我们干脆从县城街道自东向西走了一遍,凡是权还不在“造反派”手里的,统统帮助夺了过来。不管是当权派还是对立面组织,看见我们那种杀气腾腾的样子,有的人很可能把枪都露了出来,谁还敢说半个“不”字?都乖乖地把象征权力的印章什么的全都交了出来,期间我们确实没有动手打过人,压根儿就不需要使用暴力便把一切都摆平了。因此,我很可能在眉县县城大小单位“恶”名远扬,尤其是被夺了权的对立面,都听说过有个叫马剑涛的林校学生凶神恶煞。

  我一直都不清楚我那时在眉县县城留下的恶劣印象,意识到已是1984年年初。当时全国上下进行县级机构改革,我时任中共镇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被内定破格进入县级领导班子。因为我在1970年11月被学校开除学籍,后来彻底平了反,被认为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考察“文革”表现一项,镇安县委仅向已迁至杨凌的陕西省林业学校去了个函,让简单地写个证明材料就行了。没想到学校却寄来一个眉县清查“文革”时涉及到我的材料,其中说到在眉县“8·23”党校武斗中,我打断了一个人的腿。关于“8·23”党校武斗,《眉县县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在罗列其恶果时首先是“‘总司’派一人腿被打坏,一人被打成脑震荡”,这就是说打坏“总司”派一人腿的是我。这件事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因为事发之时我一直在围观的群众中,根本没有与对立面的人碰过面。因为有了后果不容忽视,镇安县委便反复向我落实无果,最后派人拿着我的照片找到被打者辨认,才说打他的人不是我。那位被打者确实是被手持镢头把的林校学生打的,但却不知姓名,我在眉县县城名声很大,他便就说了我的名字,其实这个人根本就不认识我。

  也许这就是我在“反逆流战团”那段时间里,所做过的“恶事”理所当然应该付出的代价。我担任镇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时只有三十岁出头,已经有望进入处级干部行列。按照现有仕途规则,如果没有那么一档子事,我的人生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辉煌”。时也命也,一切都似乎是老天注定,我并不感到后悔。按照我的道德观和性格特点,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当了官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我在“反逆流战团”期间的1967年10月,正当全国大规模武斗盛行之时,回过一次大荔家里。那是因为我与同班同学潘玉丽刚刚谈恋爱,家里不断来信问情况,我回家是专门向家里说说这件事的,也有征求家里意见的意思。可是,却因为带着那把小手枪,使得这次回家充满了惊险色彩。

我从眉县车站上了火车一路向东,行至兴平火车站时,突然车厢两头上来了不少人,手里拿着长枪。待列车重新开动后,领头者大声对大家说:我们是收缴武器弹药的,谁身上带的有,主动交出来,不然让搜出来大家就都不好看了。半天没人吭声,搜查就开始了,所有的旅客一个都不放过。

我在公安局住时有两把手枪,出外却只带那把小巧玲珑的“双伯剑”。此时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头,看起来不像是公家单位,像是某个群众组织在千方百计搜罗武器。如果这样我带的手枪被搜出来便要大祸临头。即使人不被带走,可是枪被不明身份的人拿走,我将来该怎么交待?要是拿走枪的人打死了人,我更脱不了干系。眼看搜查的人就要到我乘坐的车厢中间,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情急之下看到放在面前茶几上的饭盒,是铝制的,我那时出外时常带着用于吃饭和喝水,突然灵机一动,把饭盒轻轻拿到身后,避开他人目光,把兜里的手枪悄悄放进饭盒里,然后盖上盖子,又放回茶几上去。几乎所有的旅客都把视线集中在搜查的地方,周围没有人看到我反常的举动。 

不一会儿,搜查的人来到我们座位这里,过道南北两边面对面共10个人,从南往北,无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全都让站起来,周身上下齐齐摸了一下,又在行李架上把所有的大包小包解开来翻看。到我面前时,我主动地站起身,高举起双手,让搜查者从上往下摸了一遍。问我有什么行李,我说没有脸色毫无表情。搜查的人既未对我表示任何怀疑,也没有朝茶几上看饭盒。他们大概是瞧我就不像是个带有武器的人,也想不到饭盒里藏着手枪,一般人都不知道手枪会有那么小。在整个车厢没有搜出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当列车到达茂陵车站后,那些人隔着整个车厢远远地相互打着招呼,便都下车去了。这时候我才放下心来,把饭盒移至座位上屁股下,在周围人不注意的情况下,重新把手枪放进衣袋里。

有了火车上这么一场虚惊,我对带着这支小手枪回家有点后悔。从莲花寺车站下车往家走的途中,我去了潘玉丽家所在的华县下庙公社西周大队。此前我已经与潘玉丽一起去过她家了,家里只有潘玉丽父亲一个人,虽然婚事没有完全确定,但是老人对我们的恋爱没有表示反对。此时潘玉丽在学校,她的父亲热情地接待了我,特地做了好饭让我吃。我吃过饭准备再回大荔家时,才对老人讲我带了把手枪,要放在这儿,等我返回学校去时再来取。老人也没有多问我为什么带着枪,那时候华县也在武斗,可能是见怪不怪了。实际上是我突然想到,我家成份不好,带回枪去让别人看见了会说我要搞阶级报复,可能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幸亏我没有把手枪带回家,这次回家确实出了点不大不小的事儿。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在给家里的信中提到在眉县公安局的情况,很可能家里人向街坊邻居提及过。就在我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晚上,村上掌权的群众组织一个小头目敲开了我家的门,说是巡逻时遇到一个陌生人,说他是我的同学,现在就在大队办公室,让我去看看是不是我的同学。我没有觉得不正常,便就跟着来人去了大队办公室。

走到大队办公室门前,去家里叫我的人让我先进门。我前脚刚踏进,突然看到屋里好几个人手里都拿着木棍一类的家伙,厉声要我举起手来。我一下子懵住了,乖乖地举起双手。有人把我从腰里往上再往下摸了摸,说是没有枪,大家才都把手里的家伙放下来。此时听说是大队革委会主任的马有才开口说话,说听说我在学校那里的公安局干事,让把我的手枪交出来。一开始我怎么都不承认有枪,那些平时的叔叔伯伯还有我的一个自家屋舅舅,此时全都凶神恶煞,不停地举起棍子要给我点颜色。直到半夜时分我实在挺不住讲了实话,说是有枪没敢带回来,怕家里成份不好惹出事来。他们不相信,说现在到处都在武斗,你不怕别人收拾你?又说要把我扣下来交到公社去处理,或者让我们学校来领人。我考虑他们会这样做,为了能够脱身,便告诉了他们枪在华县下庙我未来岳父家放着。我答应明天去取回来交给他们,他们说要派人一起去,我表示同意。这样我才被放回家来,到家里后才知道,我被带走后,家里被好几个人搜了个遍。还问我父亲看见没看见我带回来的枪,我父亲说确实没有看见我带回来枪。

我回到家后又发现,我家门口已经有人在监视着,直到天大亮后来了好几个人,其中有我小学同学马江运,说是要跟我一起去华县取枪。我在告诉他们枪放在华县时,已经想到枪绝对不能交出去。一来枪给了他们打死人怎么办?二来我回到眉县该怎么交待?三来一旦看到有枪,就会把我回家带枪这件事落实,于家里人和我都是祸事,说要把枪交出去不过是“金蝉脱壳”之计。于是我对他们说不敢去这么多人,到了那边一看有这么多人进了人家门,认为一定是有什么事,村里的人就都围来了。再一看你们要拿着枪走,肯定让你走不了,打起来人家一村人打不过你这几个人?他们一听有道理,问那该咋办?我说去上一个人就行了,我去把枪取出来交给去的人,谁都不知道。就是有人看见我们两个去了,也以为是同行的同学。他们相信了我的话,便决定只派马江运跟我去。

我和马江运从我们村码头渡过渭河,说说笑笑地走了十多里河滩路。到了潘玉丽家村边时,我对马江运说,你恐怕不敢进村到家里去?要是我对象她爸问你是干啥的,我该咋说?再要是当面把枪交给你拿走,她爸不让拿走咋办?你要硬拿着跑,人家喊上一声村里人就都撵来了,你咋跑得脱?弄不好还得挨顿打!你在这儿等着,我到屋里就说要回学校去,取了枪出来拿到这儿交给你就行了。马江运点头说就这样办,我在这儿等着,你尽量快点。于是,我一个人来到潘玉丽家,没有敢对老人说遇到的麻烦,只说要回眉县学校去。随即取了手枪藏在衣兜里,当即又出了门。马江运在村西边等着,我则朝着东南方向,出了村子,过了罗纹河大坝。我不敢走穿越村庄的道路,而是从一望无边的盐碱地里,顺着往莲花寺车站的方向和小道,飞一般地跑去。

一路上我做好了马江运识破我诡计的准备,怕他在通往莲花寺车站的路上拦截我。我知道他赤手空拳一个人,跟我相比还是劣势。我有了枪后第一次把子弹上了膛,打算只要马江运敢拦截我我就开枪。当然不是朝他身上打,无论如何不能伤人,我想着只要枪一响,他就吓得屁滾尿流了。最终没有再看见马江运,我是高估了他的智商,他可能是实在等不到我再出现在他眼前时,才知道上当了,空手回去交差了。

我原来害怕我走后村上会找家里人的事,我父亲头上有帽子,少不了挨批斗。后来知道就在我逃离后第二天,我们村上另一派一个人参加渭南塬上阳郭武斗被打死了,这一派把尸首武装押运回我们村,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我们村掌权的这些人是对立面,当即就被打垮了,那天晚上传我去大队办公室的大队革委会主任马有才,被枪支逼着披麻戴孝丢尽了人,此后再也没有东山再起。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人为这件事找我家里人的麻烦。“文革”后我多次回家去,马有才、马江运大老远望见我就躲开了,躲不开碰面也是低下头匆匆而去。



描述“文革”不能靠想象,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文革”中确实有很多非正常现象,但却不是无缘无故,总有个前因后果。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再现“文革”,所以从来就没有真实过。更为可悲的是像《县志》这样的严肃资料,叙述“文革”也凭想象,那就是中国史书的灾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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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写真——我的“文革”经历兼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四)
眉县林校保卫战







眉县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首次大规模武斗,应当是发生在1967年8月23日的眉县党校武斗,起因并非《眉县县志》所述:“‘统指’派约200人围攻‘总司’派驻地县委学校(今水泵厂北院)。”此前眉县两大派虽然势力对比悬殊,但都只是“文斗”,相互写一些大字报和标语攻击对方,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

“总司”派在县城仅仅只占据着街道最东头的县委党校,党校大门朝南,东、南、北三面都是庄稼地,只有西边与一个小单位相邻。眉县林校是“陕林筹”掌权,对立面“八·二一”红卫兵毫无施展的天地,但也没有被强制取缔,他们照样可以在学校里生活,也可以把在灶房吃饭的餐券兑换成钱和粮票。于是一些骨干分子就把活动重点放在了社会上,先在齐镇街道串连组织起以农民为主的对立面组织“齐镇联指”,后来又在县城组建了“学总司”等。在眉县“学总司”和“齐镇联指”中,林校“八·二一”头头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像在“中统指”中林校只派了个赵玉有和我这样一两个人应付差事,其头头王玲霞、高文杰直接指挥着这些机构。

1967年8月23日下午,眉县中学两个学生提着浆糊桶沿街刷写大幅标语,大概到了县委党校门前,仗着“统指”派势力雄厚无所顾忌,在墙上刷写了影射“总司”派的大标语,后来听说内容是“打倒保皇派”,虽然没有明显指出是“总司”派,但却是不言而喻的。在党校门口的几个“总司”派的人看到了,上前去撕大标语,双方争执了起来。随后“总司”派的人把两个刷标语的眉县中学学生,连拉带扯拖进了党校,而后关起了大门。

看到上述一幕的群众飞速跑到“中统指”和眉县中学报告,顿时县城“统指”派不约而同一齐奔向党校,在大门前聚集起一二百人。“反逆流战团”是被“中统指”通知前往的,团长杨明正带着我们排着队跑步前往。我们到了党校门前也跟围观在那里的人一样,只是朝着里边呐喊,要求立即释放被抓进去的人。党校大门紧闭着,任怎么敲打和呐喊就是不开,而且从里边顶得越来越结实。

我们“反逆流战团”的人身上虽然带着家伙,却也没有用武之地。我和另外一个人曾经爬上党校西邻单位墙上朝里边望了望,院子里看不到人,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杨明正曾提议“反逆流战团”的人从墙上翻过去,把枪提到手里去打开大门。这样可能是一个特效办法,但是立即遭到我和吴飞等反对,说咱真的敢对着人开枪?打死人了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听说真枪实弹干的,打死人要偿命的恐惧主导着头脑,杨明正也就没有坚持和强行下达这样的命令。当时“统指”派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李启立是总负责人,他还不知道“反逆流战团”有枪,要不然会做出与杨明正同样的决定,命令我们去干不能不执行。即使我们提出打死人怎么办,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说由他们承担责任,那样又将是另外一种无法预料的结局。

相互对峙毫无进展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天黑之后,期间有人向里边扔土块、石块,使用过“严正警告”、“最后通牒”之类的威胁方式,党校内始终没有应声毫无效果。我们“反逆流战团”的人和众多围观者一样,一直都站在党校门前高高的土坡上望着。直到街道上的路灯亮起来后不久,突然一支头戴柳条帽肩扛镢头把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跑至党校大门前。是眉县林校的援兵到了,指挥部向“陕林筹”求助,李志德开着汽车,运来了身体精壮的林校学生。那时候“陕林筹”还没有枪,用上山伐树时带的柳条安全帽和挖栽树坑所用镢头的粗木把临时武装起来,做好打一场恶战的准备。

眉县林校准备恶战的学生到来后开始也没有办法,大门不开连对立派的人都看不到。后来调来一辆链轨拖拉机直接向党校大门撞击,这办法肯定是李志德想出来的,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坦克手有这种经验。轰轰作响的链轨拖拉机只三两下就把大门撞开了,林校学生随即手持镢头把高喊着“冲啊”进入党校大院。林校学生总共就那么三四十人,一辆大卡车不会装得太多。围观的群众很少有人跟着往里冲,连我们“反逆流战团”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跟进去。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黑灯瞎火,赤手空拳,凑那种热闹可能有危险。

说是团团围住了眉县党校,实际上只是在大门外的南边有好多围观者,东边和北边就是庄稼地根本没有派人去把守。因为指挥部的目的只是要营救被抓的两名眉县中学学生,不是想要围歼对立面,所以也就没有断绝其逃跑的路子。当大门被履带拖拉机撞击的那一刻,里边“总司”派的人就从东边和北边开始逃跑了,那两个分别被打坏了腿和打成脑震荡的人,可能是跑得慢了点被冲进去的人打了。眉县中学被抓的两个学生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挨了打没有重伤,被冲进去的林校学生很快就救了出来。

《眉县县志》记述这次武斗:“开始,双方以石块对打,接着‘统指’派以链轨拖拉机拥倒学校围墙,并火烧大门后冲进党校,‘总司’派一人腿被打坏,一人被打成脑震荡,10多人被拉到眉县中学关押毒打,抢走党校公款、粮票、布匹、布票、手表、眼镜、乐器、收音机、照相机、鼓风机等若干,砸坏门窗21副,箱、桌、椅、柜11个,门窗玻璃8000余块。”应当说这样的叙述大多与事实不符,只有外边的人向里边扔土块石块,里边没有任何反应;链轨拖拉机没有拥倒党校围墙,直接向大门撞击;开始时有人在大门外点火企图烧开大门无效,大门是被链轨拖拉机撞开的;“总司”派除两个被打者外,其余皆逃炮,没有抓到10多人更没有拉到眉县中学去关押毒打,如果抓到了人,放在“反逆流战团”关押处理是首选,不会放到眉县中学去;当时黑灯瞎火,林校学生集体行动不是去抢东西,寻找被抓的眉县中学学生砸坏了门窗,至于丢失的那么多东西,是党校武斗后无人看管,以后被偷盗和砸的东西都算在了这次武斗的账上了。

客观地讲,如果驻守在县委党校的“总司”派不抓去眉县中学的两个刷标语的学生,抓了后在被围困时放了那两个学生,“8·23”武斗就不会发生,两大派之间仍还会继续维持在“文斗”状态。是“总司”派首先打破了这种僵持局面,武斗是完全由他们引起的。后来清查时矛头只对着“统指”派,以至《眉县县志》上也那么写,似乎是“统指”派无端地围攻“总司”派挑起武斗。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就在眉县党校“8·23”武斗的当晚,被眉县林校“八·二一”控制的“总司”派下辖组织“齐镇联指”,组织了上百人聚集在齐镇街道,第二天又抓走了“陕林筹”两个上街的学生,报复“陕林筹”在县城党校的行动。“陕林筹”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于8月25日黎明,派出30多名与到眉县党校去时同样武装的林校学生,雄赳赳气昂昂地冲向“齐镇联指”驻扎的地方,救回了被抓的同学,抓了两名没有逃脱的“总司”派人员。“总司”派也不善罢休,当即到周围农村以至全县各公社,煽动和调动农民,人数最多时达到2000余人。他们造谣说“陕林筹”抓了多少农民,在校内设立监狱,有的已被活活打死。因而,为了营救这些农民,就来包围和进攻眉县林校。

突然而来的严峻形势,迫使“陕林筹”上下同仇敌忾,开始了一场壮烈的林校保卫战。学校里已经没有明显观点的对立派人员,倾向于“八·二一”的教职工窝在宿舍里不出来,但也没有与外边围攻者遥相呼应的任何举动。除此而外,几乎所有的师生员工都被发动了起来。学校大门紧闭,公开对峙的地方主要发生在学校东边的围墙内外。不高的土质围墙,外边有梅惠渠流过,紧靠渠道的是通往县城的公路。围攻林校的农民大多聚在公路上,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在渠道上架了木板来到围墙下,企图挖掘和推倒围墙冲进学校。梅惠渠道与围墙之间只有一个不到一米宽的狭窄地带,容纳不下太多的人。“陕林筹”学生手持棍棒沿墙脚排开守卫,听到哪里有挖墙声就隔墙扔过去各种可以砸伤人的物件,即可有效制止挖墙行动。再说参加围攻的多是农民,打轰轰凑热闹的居多,手里拿件铁制农具,真正冲到前边拼命的没有几个。白天凭着人多势众掀起几次进攻高潮,到了晚上就没有人愿意出动了。

林校保卫战教职工中贡献最大的是化学教师王一志,带领着林业23班的朱宝德、林业28班的王天祥等同学,把不知一些什么东西装进玻璃瓶内,先是平端着,在扔出去的那一刻发生化学反应,造成玻璃瓶爆炸,谓之玻璃瓶炸弹,面对面开打很有杀伤力。有几次进攻的农民在围墙上架起木梯,已经爬上墙头,硬是被这种玻璃瓶炸弹炸回去的;隔墙听见外边有挖掘声,扔颗玻璃瓶炸弹过去,十有八九会伤及挖墙者,且不会造成较大的伤亡。到了后来就是因为害怕这种玻璃瓶炸弹,围攻的农民才不敢贸然进攻。主一志带领的几个人后来还研制出手榴弹,试验时炸掉了王天祥同学一只手,王天祥在校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当选委员。化学教师王一志因此而被对立派看做眼中钉,军宣队进校后,开始查处打死王玲霞事件,就被以“幕后操纵者”的罪名抓了起来。后来王一志把制造武器的责任全部承担了起来,没有涉及到朱宝德和王天祥等同学。

在林校保卫战的日日夜夜里,“陕林筹”的所有人都是竭尽全力的,男女同学齐上阵,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无论哪里出现紧急情况,只要有人吆喝,就都挺身而出,直到把进攻者打退为止。很多人就是拿着被褥躺在围墙边的,在学校或者班上担任委员和文革小组长的,此时都非常负责,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个个双眼熬得通红。平时那些所谓的逍遥派,即什么天大的事儿都与己无关者,此时也都一反常态积极行动起来。因此,林校保卫战组织得很成功,围攻者从没有踏进校园一步。后来听说张全学老师的一张虎皮褥子在此期间丢了,那是因为“八·二一”派的人和倾向于“八·二一”派的一些教师离开了学校,林校被围是“八·二一”煽动农民的结果,此时由于愤恨有把他们的被褥拿去用于晚上值班守卫的,张全学老师的虎皮褥子很可能是被顺手牵羊做了这种用场。

“总司”派凭着造谣煽动起来的农民毕竟是乌合之众,以王玲霞为首的“八·二一”头头们智商并不怎么高,眉县林校原政治处干部虽然是“八·二一”的铁杆后台,却没有人公开站出来跟学生们一起干。因此,对于围攻林校始终没有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按说林校周围那么大,为什么单要从东边进攻?北边是村庄不好展开行动,而西边是庄稼地,南边是一条大路,如果迂回进攻或者奇袭,肯定能够攻入学校里边来。很可能是组织者没有这种谋略,或者是压根儿就指挥不动那些乌合之众。最终东边的围墙全都被推倒了,但是慑于“陕林筹”众志成城誓死保卫学校的气概,围攻者始终都没有占领林校一寸阵地。

眉县县城的“统指”派领导,此时把尽快解除眉县林校被围视为头等大事。8月27日成立了“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9月1日,动员“统指”派观点的金渠、城关、第五村公社数百名农民,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棍分别从东、北、西三路增援林校,分别都被包围林校的“总司”派拦截。双方没有怎么动手,但是支援的人想要靠近林校很困难,最后只好都撤了回去。

眉县县城“统指”派与眉县林校完全不通音讯,电话线一开始就被切断。因为关乎我们林校的事情,这期间“文攻武卫指挥部”每次会议我都参加了。一次会议上李启立提出,派人去林校讲定在校内最高的建筑物水塔上安装一支红色电灯泡,亮着就说明安全,有紧急情况就把灯泡熄灭,这里便立即组织前往救援。大家都说好,派人去林校送信的任务义不容辞地布置到我们“反逆流战团”头上,我答应立即去办。

当天下午,我带领了另外两个人,拿着枪,甚至把子弹都上了膛,乘坐汽车绕道西边的第五村公社,等到天黑之后潜行到林校去。那天晚上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夜战,我们行至距林校一里地之遥听到喊声连天,便没有再敢往前走,联系送信未能成功。第二天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假扮解放军。那时候军人威信极高,没有人敢轻易找执行任务的解放军的事。我到县人武部找政工科张科长,谎称我们要演节目需要借几套军装。张科长很热情,在人武部里只找到了两套,说随后他再想办法。我计划着要去三个人,少一套军装,又去找了住在县公安局旁边的县人武部陈国清部长。

前边已说到陈国清部长是离职休养的老红军,爱人能说会道。据说是陈部长带着部队打到甘粛某县时,枪毙了伪公安局长,便娶了其姨太太。平时陈部长爱人见了我们就常打招呼,我也到陈部长家里去坐过。陈部长的儿子是爱人前夫伪公安局长的孩子,在西安卫校读书,身边的女儿是亲生,都对我很热情。听说我为了演节目借军装很支持,说他还有套校官服。我说要战士装,“文革”后部队领章帽徽不分官阶,一律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挂两边”,便把他正穿的那一套给了我。

假扮解放军到林校我不能去,怕被围在外边的林校“八·二一”的人认出来。我挑了三名身材魁梧的眉县中学学生,吴飞是齐镇公社雷村大队人也不能去。我把军服装在一个大提包里,和三个人一起走到眉县县城西头往齐镇方向的公路上,看见前后无人时钻进了玉米地,让他们换上军装,连同腰里的皮带一起扎上,然后把他们的衣服装进大提包。为了避免出大的意外,我让他们都把腰里的手枪取出来交给我,塞进了大提包。一切装扮停当,我先提着大提包走出玉米地,看看四周无人,才招手让三个人出来,朝着齐镇方向大大方方地走去。

假扮解放军去林校送信顺利完成了任务!听说三个人走到林校墙外时,围攻林校的农民在公路上聚集了很多,目瞪着他们从眼前走过。他们板着脸,连那些人瞅都没有瞅,在十字路口右转弯走向林校大门。我曾为我的策划和实施颇为得意,李启立问过我具体过程,他说还有漏洞,并非持枪执行任务,大热天哪有三两个军人风纪扣扣着,还扎着皮带在路上行走?我想了想也是的,可惜那些人没有李启立聪明,没有识破这一点。否则让抓住这个把柄,就是天大的事。

就在围攻林校双方面对面交锋之时,有林校的七八个学生被抓了去。还有林校的数学教师林庆安,自恃是印尼华侨,没有公开表态站在“陕林筹”一边,一天去了齐镇街道买东西,被“总司”派的农民围住盘问。林庆安汉语讲得并不标准,也听不懂农民的方言土语,被怀疑是“陕林筹”的探子而抓了起来,与学生一起关在“总司”派指挥部。后来林校仗着有辆大卡车,由李志德开着大白天突然驶出校门,即使被拦阻也不害怕,完全可以朝着拦挡者冲去,然后往西绕道第五村公社而到县城来,李荣华还坐着汽车到县城来过两次。9月3日,来县城的李志德把林校学生被抓的事告诉了“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营救被抓林校学生的事。李启立提出邀请曾担任解放军营长的眉县面粉厂赵轩,具体部署和指挥战斗。

赵轩果然不负众望,当天晚上坐着林校的汽车到了林校,连夜研究部署营救方案,决定采取突然袭击。9月4日中午12时过后,“陕林筹”一支100余人的队伍,又是头戴柳条帽,肩扛镢头把,在赵轩带领下跨出校门,迈着整齐的步伐杀向齐镇街道,直朝“总司”派指挥部所在的齐镇大队办公室冲去。正在吃午饭的“总司”派人员顿时慌作一团,毫无抵挡扔下碗筷四散而逃。“陕林筹”所有人毫发无损,成功地救出被抓的学生和教师林庆安,还顺便抓回10多名没有逃掉的“总司”派人员。

在林校被围期间令人最为担心的是“总司”派有了枪。林校之所以被久困而没有攻破的原因,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农民手里只拿着干活儿的农具,没有构成太大的威慑力,“陕林筹”凭借有利地势和顽强的抵抗精神,就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如果“总司”派手里有了枪,就可以远距离地朝着守卫人员射击,尤其是林校东边围墙被推倒后,林校已陷入岌岌可危之中。

“总司”派可能有枪的忧虑来源于眉县人民武装部,作为当时全面主持人武部工作的政委冯崇华,明显地支持“总司”派。“文革”开始后,全县原来拿在民兵手里的武器和训练民兵的弹药,全部被收回存放在人武部院子的枪械库。此时冯崇华万一利令智昏,把武器弹药发给或明抢暗送给“总司”派,林校就将立即处在极端危险之中。这样的担忧不知道是谁最先意识到的,我们“反逆流战团”被“中统指”赵玉有通知,立即对人武部进行24小时监控。人武部在县委大院东南角,白天我们放出流动哨紧盯着人武部朝西的大门,到了晚上我们便爬在县委办公室的房顶上,对人武部院子进行全方位监控。杨明正明确告诉大家,如果发现私运枪支弹药就可立即开枪,打住打不住人就会报警出去。自从林校被围后,“中统指”总部24小时都有人,届时会迅速组织从四面八方堵截从人武部开出的车辆和人员。

我们连续在县委办公室房顶爬了两个晚上后,那天中午李志德开着汽车,拉着二十多个林校学生到了县城,李荣华也来了。他们先到“中统指”商量了一下,然后开车直接去了县委大院,把汽车停在人武部门口。“反逆流战团”被唤去帮忙,我们到人武部时,“陕林筹”几位学生正在会议室里与政委冯崇华交涉,我便加入其中。

“陕林筹”提出:鉴于目前林校被数千名“总司”派农民围攻的现状,为了避免发生更大的武斗,必须保证现有存放在人武部枪械库里的枪支弹药的绝对安全;人武部前一阶段的表现我们很不放心,认为应当把这里的武器转移到驻扎在第五村公社的8163部队去。8163部队是21军63师8145部队的一个团,当时21军被认为是支持“造反派”的。因此,要求冯崇华下命令打开枪械库,派人跟“陕林筹”一起把全部枪支弹药送到8163部队去,当面清点数字,与8163部队办理交接手续。

冯崇华时年50多岁,秃顶,光溜溜的脑袋上一根头发都没有,身上穿着便装,趿拉着鞋,大热天圆领白汗衫从下往上卷起来,露出白白的肚皮。对于“陕林筹”提出的要求,冯崇华可能有两种考虑。一是纯粹多此一举,8163部队和眉县人民武装部都是解放军,安全的程度是一样的;二是怕“陕林筹”在搞阴谋,枪弹装上了汽车,怎么挡得住不往8163部队拉而拉去林校?因此,始终不答应“陕林筹”的要求,也没有多余话,顶多说一句:我们绝对保证存放在人武部里的武器的安全,不会出任何问题!

“陕林筹”学生再三明确提出,对眉县人武部主要是冯崇华不放心,只信任8163部队。冯崇华对此也不予以反驳,一副不哼不哈毫不理睬的神态。尤其是歪坐在排椅上,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乳头,好在现场没有女性,否则会被认为是在耍流氓调戏妇女。冯崇华的态度惹恼了学生,有人把桌子拍得通通直响,还有人走上前去扯住冯崇华胳膊,冯崇华始终都没有松口。这期间我没有开口也没有动手,心想冯崇华肯定不会答应,走走交涉的过程可以,最终只能强行打开枪械库搬上汽车运走。

后来,我去找了人武部作训科长赵益山,知道是他负责民兵训练,枪械库的钥匙一定在他手里。赵益山是人武部内倾向于“统指”派的人,我向其上交过公安局的枪支还打过其他一些交道,不但认识而且熟悉。我对赵益山说,跟冯政委交涉不会有结果,你还是把钥匙交出来打开枪械库,免得最后砸开锁子就成抢了。赵益山说,钥匙确实在我这儿,这些东西放在人武部最担心的还是我。但是我不能主动交给你们,那样就全是我的责任了。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不能把赵科长套进去。

最终,枪械库是被砸开的,林校学生和“反逆流战团”的人一齐涌了进去。哇!真是大开了眼界,库房里的枪支弹药堆得满满的,还有两门八二炮,炮弹13发,子弹都是整箱整箱的,有三四万发。轻重机枪有十多挺,剩下的都是抗日战争中那种三八大盖,大多数枪栓已被拿下来集中放在一起。好多人都惊奇地拿起枪来看,杨明正不知怎么“嘭”的一声扣响了扳机,好在枪口朝上子弹打在了房顶,顿时吓得把枪扔在了地上。这时候李志德吼了一声:“他妈的,都赶快搬!”大家这才都缓过神来,想起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大大小小的人一起动手,个个都累得汗流夹背。人武部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制止,眼睁睁看着把一捆捆的枪支,一箱箱的子弹搬上停放在人武部大门外的林校卡车上。直到搬得枪械库里什么都没有,装了快要与车厢持平那么一大车,学生们才都爬了上去或躺或坐,然后由李志德开着驶走了。

“陕林筹”当时确实只是要把眉县人武部存放的武器弹药,搬到信得过的8163部队去,没有抢回林校的一点儿意思。那天我也坐在装满武器弹药的汽车上,直接开到了第五村公社的8163部队驻地,然后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一件都没剩,全都交给了8163部队。部队首长很支持我们的行动,特地给我们做好了饭,猪肉豆腐粉条和青菜熬了一锅,雪白的大米饭,大家放开肚皮吃了个饱。饭后,李志德就又开着车把大家拉回了林校。

这就是“文革”中眉县人民武装部抢枪的详细经过,可以归之为“抢”,但也应该与那种抢了拿到自己手中有所区别,本意是为了防止流散到社会上。至于后来这些枪支弹药又到了“陕林筹”手里,那是林校被围解除后,“陕林筹”为了防止再次被攻,开车去了8163部队,要求将眉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交给林校。恰在此时部队执行至今尚未公开承认的毛泽东要求武装“造反派”的指示,便欣然同意让“陕林筹”拉走了放在他们那里的全部眉县武装部枪械弹药。8163部队的首长曾拍着李志德肩膀竖起大拇指,夸奖李志德是好样的,还送给了李志德一支军用“五四”式手枪。8163部队这种做法在眉县地区“文化大革命”中随后所造成的恶果显而易见,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一些人到处去武斗,打死了人,受到了惩处,皆是因为拥有这么一车武器弹药而造成的。对于这样一种责任一直未予追究,就连如今的《眉县县志》也没有一字提及,清查中只是追究了一派群众组织的责任。我估计,迄今为止全国所有关于“文革”的文字资料中,可能都没有这样如实的记载。

眉县林校被围的彻底解除,最终是由宝鸡军分区出面制止才得以解决的。“统指”派对政委冯崇华领导的眉县人民武装部完全丧失了信任,直接去向宝鸡军分区和8145部队求助。我记得曾奉命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去了宝鸡军分区汇报情况,听说军分区政委杨建鼎支持“保皇派”,我们专门找了司令员和姓张的副政委。后来张副政委亲自乘车来到齐镇,才说服动员围攻林校的农民全部撤离。

这一时期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支左”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现在已很难说哪个支的对哪个支得错。后来, 冯崇华被调任长安县人民武装部政委,8163部队被调往武斗严重的安康地区制止武斗。他们到了新的地方,则扮演了与在眉县时不同的角色,制止武斗收缴枪支,促进大联合,帮助成立革命委员会立了新功。8163部队政委和冯崇华分别当上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和长安县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副主任。

到此为止的眉县“文化大革命”武斗还没有动用枪支,因而也没有伤及人命。应当说这些武斗都是被称之为“保皇派”的“总司”派挑动起来的,由于“统指”派在力量对比上占据着优势,“总司”派没有占到便宜,似乎就是受害者,岂不知始作俑者正是他们自己。

《眉县县志》在记述这些事件时,对事发原因含混不清地叙述或者压根儿就不讲,只是罗列其过程和造成的恶果,给人的印象是“统指”派无缘无故就去武斗打人,这显然与历史事实的真相不相符合。这样的叙述恐怕不只是《眉县县志》仅有,而是一种描述“文革”的普遍习惯。“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个怪胎,它的形成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原因造成的,又是一个占据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庞大群体,如果只是简单地为其定义,说成是一群喜欢打打杀杀的疯子,或者说就是天生专事破坏的施虐者,那就很难涵盖出历史的真实性。



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本来是相同的,出现不真实是人为的,这就是当代人评述当代事件的局限性。党校武斗和抢枪两件事都是眉县“文革”中的大事件,早被定论为“造反派”打砸抢,但是其中的细枝末节不会有人像我这样去叙述。以小推大,全国“文革”中的无数事件,很可能都被“宜粗不宜细”了,后来人真正想要了解“文革”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了。











真枪实弹的流血武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1军(又称8133部队),是1967年2月由山西调防至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1967年7月,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热潮。由于以21军军长胡炜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在某些问题上与同样是“造反派”的“工总司”派观点不同,以交大为首的“工总司”派在西安建国路陕西省支左委员会门前举行了长达20多天的“八·五静坐”,矛头直指21军,最后无果而终。据后来的胡炜回忆录披露,当时21军是周恩来亲自指挥的,被认为是“支左”的“模范”,军长胡炜因此而受到重用,于1974年12月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

驻扎在宝鸡地区的8145部队是21军的63师,支持“造反派”不仅在表态上,而且有一系列具体行动。眉县林校被围问题的最终解决,应当说就是这种具体行动的组成部分。紧接着又于1967年9月,调整了眉县人民武装部领导,8145部队驻眉县五坳农场一连奉命在眉县“三支”“两军”,生产科科长吴瑞谦就任眉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而后又调来常好仁任部长。1968年1月27日由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批准,2月13日在宝鸡地区支左委员会主持下,召开万人大会宣告成立眉县革命委员会,38名成员中没有一名“总司”派代表。于是,眉县地区形成了“统指”派的一统天下。虽然“总司”派未被宣布非法和取缔,但是其针对“统指”派的活动却被视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眉县地区的一系列流血伤亡事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接连发生的。据《眉县县志》叙述,“文革”中发生在眉县地区的流血武斗总共有8次(包括眉县林校打死王玲霞,此案似应不属持枪武斗),其中“陕林筹”参加的有6次。

1967年9月8日眉县林校被围解除后不久,隶属于8145部队一个团的8163部队,把我们从眉县人武部搬送到他们那儿的武器弹药,交给前来讨要武器弹药的“陕林筹”副主任李志德,一汽车拉回到眉县林校。此时西安“八·五静坐”刚刚结束,全国各地都在“文攻武卫”,武斗不断升级,已经开始动起真枪实弹,解放军交给的这么多急需的东西,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时隔不久,8163部队还派出指战员到眉县林校,训练从来没有摸过枪的学生怎么使用。同学们全被组织了起来,每个班一名军人指导,教大家怎么拉开枪栓推子弹上膛,怎样瞄准射击,要求把敌人放近了再开枪,一枪一个不浪费子弹。

实事求是地讲,“陕林筹”绝大多数人对于舞枪弄炮并不热心,只是因为这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去参加,从心底里讲也怕伤到了自己。真正热心这种事儿的是一些情绪容易激动,或者有点英雄主义的同学。要说一开始就抱着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为革命而英勇献身的人也不多,是随之而来的形势把某些人推上了那种历史舞台。“陕林筹”并没有明确宣布或专门抽调哪些人成立什么武斗队,而是每有行动便由一些情绪容易激动者拼凑起来。这次武斗参加的是这么十多个人,另一次未必就是那么一些人,一般每个班常去的就是那么三几个人。

眉县县委党校“八·二三”武斗和林校被围事件结束后,“总司”派完全处在了劣势地位,不但在县城就是连齐镇也无法立足,只好流窜到一些边远地区,采用毛泽东当年搞革命的办法——农村包围城市,“总司”派的“根据地”主要建立在靠近周至县的东部边缘地区,横渠公社王家堡大队是其核心堡垒,包括眉县林校“八·二一红卫兵”王玲霞等人的“总司”派骨干都聚集在这里。随着整个陕西境内武斗不断升级,“总司”派通过各种渠道也弄到了一些枪支弹药。

眉县林校被数千名农民围困11天,虽然未被攻破造成伤亡,但是这种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挑衅行为,让“陕林筹”几乎所有人都耿耿于怀。大家都很清楚这是林校对立面“八·二一红卫兵”一手挑动起来的,一种复仇的心理始终笼罩在心头。此时其骨干分子已逃之夭夭,千方百计寻找这些人秋后算账乃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总司”派盘踞在东部地区并且开始拥有枪械的状况,此时成为眉县“统指”派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大事。“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经过多方侦察掌握情报后进行了周密研究,决定对“总司”派总部所在的横渠公社王家堡大队进行“围剿”。1967年12月14日,“陕林筹”接到命令,由李志德驾驶汽车,率领林校和齐镇中学自愿参加的学生,除了在车头上架起两挺轻机枪外,每人发给一支步枪,弹药充足,直接赶至横渠公社王家堡大队。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武斗,远非战争中的两军对垒可比,大都是一种毫无章法的混战。李志德把汽车停在王家堡村外,大家便跳下车来,随即一窝蜂向村子里涌去。不是那种冲锋陷阵似的奔跑,而是端着枪齐头并进式的缓慢前进。事先没有讲怎么打,一汽车总共拉那么三五十个人,没有实行四面包围截断退路聚而歼之。当汽车停在村外持枪人员跳下车时,村子里就有人飞跑着去报信了。“总司”派闻讯并未组织抵抗,而是撒开腿四散而逃。“围剿”的人看见有人跑即开了枪,随即枪声不断一片喊杀声。村里的老百姓一看这种阵势当即回家关门闭户,从门缝里朝外瞧热闹。“文革”中农村一个大队真正整天蹦跶着搞“革命”闹派性的人也没有多少,绝大多数人家是闲事不管过自己的日子,王家堡村的一般农民都与“总司”派无关。“围剿”的人没有去骚扰群众,直接冲向“总司”派聚集的大场中,冲到屋里时已空无一人。随即朝四面八方搜索,在村外朝着远远逃跑的“总司”派胡乱地开着枪。《眉县县志》记载这次武斗“农民孙志发、王明珠分别被枪和流弹打死”,死者可能是农民身份,但属于“总司”派的骨干,绝非王家堡大队不相干的群众。

武斗结束后李志德即开着汽车把学生拉回了学校,由于没有彻底摧毁根基,“总司”派很快又回到了王家堡,继续在这里对全县的“总司”派发挥着影响。为了报复“统指”派对王家堡的“围剿”,为死难的孙志发、王明珠报仇,“总司”派于1968年1月22日,将横渠公社“统指”派10余人抓至王家堡非法审讯。由于被“统指”派上次打死的孙志发是“总司”派孙良成的亲属,审讯中孙良成用木棒打死了10余人中的刘明刚。

消息传到县上“统指”派指挥部,指挥部立即组织眉县林校和城关地区150余人,于1月24日再次开至横渠公社王家堡大队,分三路包围了王家堡。眉县林校只是由李志德开车拉去40多人,这次武斗由“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李启立亲自指挥,有点像战争中那种攻城夺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的意思。可是,由于兴师动众走漏了消息,等到大队人马开到王家堡时,“总司”派的人已逃得没有了踪影。“统指”派气愤之下砸了“总司”派居住的生产队办公室,烧了办公桌,却自始至终没有也没有必要放一枪。为了彻底拔掉“总司”派在这里的“据点”,“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在村里贴出公告,不允许全大队任何人家再参与“总司”派的一切活动,也不允许接纳“总司”派在村里活动,否则将追究所在人家的责任。这一招还算管用,从此“总司”派再没有占据过王家堡。也许是众多的村里人出面讲了话,不许那些蹦跶的人再给村里带来祸害。《眉县县志》记载这次武斗“砸了生产队办公室的公文柜,烧了办公桌和一年的会计账目,抢走印章、粮票和布票等”,或许这些东西过后查看确实丢了,但归结为被“统指”派抢了却未必是事实。这是看惯了电影中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镜头,把“文革”武斗中的“造反派”视同于日本鬼子。实事求是地讲,“文革”武斗中不排除有人趁伙打劫,但绝非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目的和有过这种行为。如同革命战争中的革命战士,也有占领阵地后私拿贵重物品的,却不能说整个革命部队都是如此一样。

王家堡“据点”被彻底拔除后,“总司”派便被驱赶到与周至县交界的青化公社和秦岭山脚下的营头公社等更为偏远的地方活动。紧接其后分别于1968年2月12日晚和1968年3月4日下午,发生在营头公社街道和青化公社凤池村的两次有伤亡武斗,“陕林筹”并未参加。而这两次武斗都是“总司”派的武斗人员先行行动而引起的,前者是袭击营头公社的“统指”派,后者是去凤池村抓“统指”派的人。摩擦中双方各有伤亡,造成了流血事件,而且并非对打扫射时击中,全是相互吵闹中开的枪。

眉县周边地区不断发生的武斗事件,使得“统指”派越来越觉得拥有枪支的“总司”派是心腹之患。因此,千方百计解除其武装已成为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1968年4月5日上午,“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接到西安地区“工联”派下属的理发系统群众组织电话,告知其对立面“西安理发造委会”一个文艺宣传队,今天乘火车到眉县。名义上是去宣传演出,实际服装箱和乐器包中藏有几挺轻机枪,是专门给眉县“总司”派送武器去的,可能在常兴火车站下车。

“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听到这一消息后尚心存疑虑,想着眉县“总司”派不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再说眉县“统指”派和“总司”派的分歧对立不同于西安的“统指”派和“总司”派,西安两大派在眉县支持的对象是一致的,“工总司”不会支持眉县的“总司”派,更不可能有为其送来好几挺机枪的反常行动。正当举棋不定之时,常兴车站“统指”派把电话打到县城,报告“总司”派的武斗队到了常兴车站,把他们赶到了北边的土塬半腰,控制了车站站台,好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

西安传来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当即打电话给“陕林筹”,希望迅速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武器落在眉县“总司”派手里。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意识到的严重问题,“陕林筹”不能置之不理。李志德立即通知各班那些一呼即应的同学,有两挺机关枪架在车头上方,分别由林业专业24班刘万宝和我们林业专业25班兰海楼掌握,剩下的人发给步枪和手榴弹。20多人匆匆登上汽车,李志德开着朝常兴车站南的渭河边疾驶而去。

“陕林筹”汽车到达常兴车站渭河南公路上的时候,就看见常兴车站方向的教坊渡口渭河便桥上,有好多人正在匆匆过河。渭河从宝鸡流至眉县境内的河水,除了夏秋季外一直比较小,那时候渭河上连最早的蔡家坡大桥还未修建,枯水季节便搭建一个狭窄的便桥代替木船摆渡照样收费。“陕林筹”武斗人员迅速从汽车上跳下来,提着武器弹药朝河边冲去。在距离河边50多米时,双方便都开了火。对方武斗人员以河岸土坎为掩护,发射强劲火力,竭力阻止“陕林筹”人员前进,保护掩人耳目的文艺宣传队顺着河边朝东撤退。“陕林筹”武斗人员被密集的子弹阻止,只好伏下身来,架起机枪对射,寻找机会匍伏前进,双方因此而处在胶着状态。

“陕林筹”在渭河南岸占据着优势,李志德看见对方一群人从河边向东逃跑,随即带领几个人,开着车去东边截击,于霸王河桥东堵住了企图逃走的文艺宣传队,共计20多人,不少人手里拿着大提琴小提琴一类乐器。这些人都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看见拿枪的“陕林筹”人员,都乖乖地举起双手表示投降。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只知道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演出的。李志德不听他们啰嗦,一挥手全都被赶到了汽车上。汽车转回正在激烈交火的阵地公路边,李志德下车望了望处在胶着状态的远方,自语道:“这不行,得赶紧再搬援兵来!”随即开上车,押解着俘虏的文艺宣传队回到林校。

那天我正在宿舍里和几个同学闲聊,突然看见李志德手里提着枪骂骂咧咧地沿着宿舍找人。此时正当中午时刻,各班宿舍里的人不多,找来找去没找到几个有用的人。李志德看见了我们几个,骂道:“他妈的都是些耍笔杆子的,要紧的时候一个都用不上。”我接过话说:“你说弄啥我们弄不了?”李志德说:“现在常兴车站那边正打着,得人去支援。”我说:“那我们去,你们去时就没有叫我们呀?”李志德笑了笑,一挥手:“那走!”我们几个就跟着李志德上了停在教学大楼前的汽车。汽车上已经架好了机枪,有一些步枪和子弹放在车厢里。另外还有十多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支枪,都是一些过去没有上过武斗战场的人。李志德叫把一支机枪交给我,我毫不犹豫地就把枪托顶在了肩膀。李志德笑了,说:“这一回就看你的了!”

李志德开着汽车到达县城时,没有从南边公路上直接往常兴车站渭河边驶去,而是开进了县城街道。原来李志德拉着我们这些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想到“中统指”所在的文化馆二楼去找些有用的人来。不料汽车行至县委大门前丁字路口时,遇到县革委会主任薛海平。薛海平看见汽车上的人全副武装,知道是去武斗,便站在车前阻挡。李志德不理,发动着汽车让薛海平让开。薛海平伸开双臂拦挡着汽车,用哀求般的声音说请大家不要去武斗。李志德接连按响喇叭要薛海平让开,围观的群众很多,薛海平就是不让,最后竟爬在了车头前。李志德只好从驾驶室出来,对着车上边说:“下来几个人把薛主任抬上去,跟咱们一块去!”于是薛海平就被抬上车来。这样一来耽误了半个多小时,李志德怕赶不上支援便没有再去文化馆楼上,立即开上车驶出了县城。在县城外把薛海平一个人放在了公路边,带着反对武斗的县革委会主任去毕竟不方便,随后汽车便朝着常兴车站方向的渭河边急驰而去。

等到我们乘坐的汽车还行驶在教坊渡口阵地不远的公路上时,就看见我们“陕林筹”的人拖着枪走了过来。汽车开到跟前,我们班的姚俊俏大声吼叫:“咋这么暮囊(慢的意思)?早来十分钟,就把狗日的包了饺子!”原来早在十多分钟之前,“总司”派硬是凭着机枪的密集扫射,顺着河岸朝东杀开了一条血路逃跑而去。如果支援的人早来10分钟,从截获文艺宣传队的东边堵住退路,河北边被赶至半塬上的“统指”派已追杀了过来,控制了便桥北岸。这样以来,在河边对峙的“总司”派便彻底没有了退路,“统指”派四面围攻,最终只能是“总司”派武斗人员被击毙得一个不剩。

那真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可怕结局!我扛着机关枪,只会朝着对面的人不停地扫射,打死人是肯定的,而且可能不止一个。此前双方对峙都是远距离对射,还没有达到面对面开火的白热化程度。尽管如此,最终清查这次武斗还是死了三个人。一个是“总司”派的机枪手罗秀明,落实为我们班的文革组长兰海楼打死;第二个是“总司”派埋伏在清湫原的王文岗,落实为林业专业24班的刘万宝射中,两个人都是中弹后顿时脑浆迸流而亡;第三个是“总司”派的陈志实,因不慎被自己带的手榴弹炸死。

当时兰海楼和刘万宝都不知道打死了人,后来认定那两个人都是中了机枪子弹而死,“陕林筹”这边的两挺机枪分别拿在兰海楼和刘万宝手里,便给他们各自落实了一条人命。刘万宝同届学生毕业分配时留校继续审查等待处理,最后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家劳动。兰海楼在学校时被给以记过处分,分配到镇安县工作。我后来也被安排在镇安县,听说已在腰庄公社做农业干事的兰海楼,又曾被眉县公安局派人进一步讯问,好象要重新处理关押。兰海楼当时几乎精神崩溃,清理了东西准备去坐牢,后来却不了了之。想着刘万宝肯定也会有这么个反复,最终还是继续在农村当了一辈子农民。这两个同学都是贫农出身尚且如此,如果我这个富农出身的打死了人,恐怕早就要脑袋搬家了。

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人上了车,加上我们这些没有派上用场的援兵挤了一卡车。算不上是凯旋而归,但也不是打了败仗,汽车开着回林校,大家说说笑笑好不热闹。行至去往金渠公社的岔路口时,有几个人在前边拦挡汽车,说他们是“统指”派的,“总司”派好多人到了金渠,拿着枪找“统指”派的人闹事。李志德决定去看看,让那几个人上了车,把汽车拐去金渠公社的公路上。

金渠街道紧靠着太白山,从山上流下来的雪水终年不断,是“太白酒”的正宗产地。我们在报告情况的人带领下转了不少地方,都没有看到“总司”派的踪影,更没有看到拿枪的陌生人。那几个人跟我们这些拿着枪的人一起走来走去,壮了胆格外高兴。我们所到之处都扬言要是有“总司”派来骚扰,就来找“陕林筹”,我们会派人来对付他们的。我们在金渠街道待了半个多小时,就从那儿直接往西,由土路开回林校去了。

被押回林校的那些西安理发系统“造委会”的文艺宣传队员并未受到虐待,因为他们说不知道眉县真正的“造反派”就是“统指”派,看着对立面叫什么“总司”便以为是西安的“工总司”派,上当了。“陕林筹”在学校管了一顿饭,当天下午便用汽车把他们送到眉县火车站南的渭河边上,让其由便桥过河,从眉县火车站乘车回西安去了。

1968年4月5日常兴车站教坊渡口武斗,“总司”派死了两个人算是吃了大亏,同时仗着新增加的几挺机枪,便四处寻机报复。4月22日,“总司”派武斗队公然到槐芽中学,抓去该校“统指”派头头黄军琪,押到小法仪公社吕家庄大队严刑拷打审讯。消息传到“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当天晚头头们便议决次日攻打吕家庄,营救黄军琪。

1968年4月23日早上,“统指”派眉县林校、槐芽中学、金渠中学和营头公社等地300余名武斗人员,团团包围了吕家庄。“总司”派突围撤走时又把五花大绑的黄军琪拉着,转移至郝南堡村。“统指”派追至郝南堡村,救出黄军琪时已是一具尸体,身上缠着的铁丝直勒进骨肉里,情景极为凄惨,令在场者无不动容流泪。事后查明,黄军琪是被“总司”派的刘炳才、杜华山最终开枪打死的,被审讯时还遭受到严刑拷打。顿时,“为黄军琪烈士报仇!”“向总匪讨还血债!”激烈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伴随着朝天鸣放的枪声,气氛十分壮烈。正当此时,没有逃掉的“总司”派武斗队员张西存、王宏斌被抓获,拉至李志德面前。李志德二话没说就对其开了枪,而后眉县林校林业专业28班学生刘刚善和“统指”派的董广才一齐开枪,当场击毙了这两个俘虏。

黄军琪尸体被抬到了县城,穿上黄军装,复盖上鲜艳的红旗,“统指”派召开群众大会,沉痛悼念黄军琪“烈士”,县革命委员会领导悉数到会。会后抬着黄军琪遗体,在街道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喊:“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总匪讨还血债!”“血债要用血来还!”一种大规模武斗的气氛笼罩在眉县地区上空。

1968年5月20日,到处流窜的“总司”派头头带着武斗队,占领了设在常兴火车站的县食品公司,随即又控制了整个常兴火车站,作为“总司”派新的据点和根据地。正在千方百计寻找“总司”派为黄军琪报仇的“统指”派,当然不能允许它的存在,“围剿”和攻打常兴火车站“总司”派据点,便成为“统指”派大大小小头目们的共识。经过连续几天派人侦察收集情报,“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于5月29日开会决定,次日围攻常兴,占领县食品公司,全歼“总匪”残余势力。

1968年5月29日晚,“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调集眉县林校、齐镇中学、眉县中学、槐芽中学和城关、金渠、横渠等地“统指”派武斗人员400余人,分三路秘密完成了对驻守在常兴火车站县食品公司“总司”派的包围。30日凌晨5时许,总指挥一声令下,“统指”派四面开枪。睡梦中被惊醒的“总司”派立即从两栋楼和院墙上组织还击,双方火力都十分凶猛。激烈的战斗持续到八九点钟,“统指”派仍未能再前进半步,固守的“总司”派也没有打开缺口冲出包围,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

眉县地区的真枪实弹武斗发展到此时,两大派中都已融入了“高人”指点,也就是所谓的“幕后黑手”。“统指”派里有曾经是人民解放军营长的赵轩,“总司”派里却有原眉县贫协主席曹振山。曹振山外号曹大麻子,当年是河北平原上有名的抗日英雄,流传着一首快板就叫做《曹大麻子打日本》。后来曹振山因指挥武斗被抓了起来,其老婆仍还享受老干部家属待遇,到处找领导说他家老曹是老革命,咋还能让共产党抓起来?不久也就真的释放了,可能是有大领导讲了话。在这些“高人”指挥下,打起来是有那么一些章法,譬如“统指”派的四面秘密包围,没有留下“总司”派拼命突围逃跑的缝隙;“总司”派凭借楼房和四面高墙的优势固守,使得人数多于其近10倍的“统指”派也未能攻进县食品公司。但是被指挥者却不是当年的八路军和解放军,没有那种冲锋陷阵的勇敢精神。“统指”派没有只身抱着炸药包炸碉堡者,“总司”派也没有用自己身体吸引对方火力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即使指挥员下达这样的命令,也可能被拒绝,指挥员却不能像在战场上那样执行纪律,这儿毕竟不是真正的战场。

这样以来,双方交战虽然进入白炽化程度,但那只是火力凶猛浪费子弹,战斗形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在双方对打射击中,“统指”派的李志义被“总司”派苟再贵击中身亡,“总司”派的魏浩民又被“统指”派董广才击毙。直到中午11时左右,解放军8145部队一个排从宝鸡乘铁路巡道车赶到常兴,荷枪实弹高喊双方停止射击,而后进入中间地带,才最终结束了激烈对抗的严重局面。

这次武斗最为可悲的一幕发生在停火后。双方在部队制止下停止了射击,解放军一个排持枪站在中间地带,邀请两派头头到远离现场的铁路道房谈判。双方都不是最高首长出面,而是派去了代表,“统指”派的代表是赵玉有和眉县中学一个学生,“总司”派的代表叫包秉琪和杨生春。正在谈判之时,“统指”派齐镇中学学生伍应宽和眉县林校林业专业22班学生程华智,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铁路道房外,从窗户伸进枪去,当场打死了“总司”派谈判代表包秉琪,打伤了杨生春。谈判当即中止,现场秩序大乱。部队竭尽全力制止再度开火,被围在县食品公司内的“总司”派武斗人员仓皇逃跑。那些赤手空拳的“总司”派人员来不及跟武斗队一起逃走,被部队保护起来最终带回了宝鸡。

“陕林筹”除了在县境内参加武斗外,还参与了眉县境外的两次武斗。一次是 1968年5月18日,岐山县“造反派”攻打五丈原嘴头村的武斗;一次是1968年6月上旬,支援蔡家坡西北机器厂被围的武斗。

“陕林筹”“文革”一开始就在宝鸡地区造成一定影响,后来又拥有足够的枪支弹药也不是什么秘密,周围县先后都派人来眉县联系过。我在“眉县反逆流战团”时,曾带着人到扶风县益店镇一带侦察过,到过法门寺所在的村庄。那时候看见的藏有舍利指的宝塔,孤零零竖在那里,似乎还有点儿倾斜,周围拴着不少耕畜,牛粪与黄土搅混在一起,要走到跟前还不容易。具体去益店镇侦察什么,为什么去侦察已记不起来了,反正是与扶风县“造反派”来联系有关。后来经常到眉县林校来联系的是蔡家坡西北机器厂的一个工人,家在眉县,40多岁,能说会道。因为我们班同学李中建就是西北机器厂的工人子弟,学校不上课后回了家不再来学校,直到1970年元月毕业分配时才又找到学校来。

岐山县“造反派”攻打五丈原嘴头村的武斗究竟因为什么引起,是谁联系“陕林筹”而去支援的我不太清楚。但是这次武斗中说我们班姚俊俏打死了一个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据说是战斗结束后抓住一个俘虏,拉至李志德面前,被李志德拿起别人手里的步枪打了一枪,然后踢下坡去。俘虏在滚坡的过程中,有人朝着开了一枪击中脑袋,自然就毙命了。后来清查中这条人命算在了李志德的账上,但是还要追究击中脑袋那个人的责任。眉县林校和眉县公安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落实到姚俊俏头上。

1968年6月6日,歧山县蔡家坡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而后西北机器厂被长时间围困。对立面把机枪架在北面半塬上,对着西北机器厂院子不停扫射,发现有人就开枪,打死打伤了四五十人。西北机器厂派人前来请“陕林筹”帮助解围,李志德开着汽车领着20多名精锐的武斗人员,带足了弹药去了蔡家坡。关于“陕林筹”支援蔡家坡西北机器厂的武斗,王克华同学在写于上世纪70年初的关于林校“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述,因为他就是参加者之一,所以真实而可信,这里不妨原文抄录。

    大约在1968年6月,不记得是哪一天了。这天下午有人来叫我去参加武斗。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武斗,觉得自己没有为组织出过力,内心有愧,所以人家一叫,我就毫不犹豫地去了,提一支老七九中正式步枪,上了学校唯一的那辆汽车,开车人是我们组织里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志德。

    汽车出发时好象天已黑了,要不就是在眉县县城等向导,天黑时才行动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汽车沿着渭河南岸向西往岐山高店开,然后向北开,在蔡家坡南岸渭河边停下。当晚明月当空,渭河水在月光下波光粼粼。我们在河边按照命令脱光了裤子,把枪支背在身上,裤子卷成团举在手上,跟在一个农民模样的向导后面,鱼贯下河涉水向对岸走去。显然,这个向导对当地的渭河水情很熟,直至走到对岸,水总在腰部与胯部以下,如果没有向导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过河后就是蔡家坡了。这是一个工业重地,有不少国防工厂都在这里,而我们是应西北机器厂造反派之邀而来的。当晚就在该厂食堂吃了一顿饭,然后在礼堂里抱着枪席地而坐休息。有人闭眼假寐,我无睡意,四处乱看,只见有几个人在打造棺材,旁边已停放着几口造好的棺材。我不由得想到,这次武斗不知谁会被抬下来放进这棺材里,心中不禁有了几分寒意。

    拂晓时分,我们开始偷袭敌人。除了我校的武装外,参加行动的还有西北机器厂和陕西第九棉纺厂的工人武斗队员——因行动中听到有人说“我是陕九的”,才知除了西北机器厂之外,还有陕九的工人参加,其它还有哪些单位参加,我就不知道了。为了防止误伤,每人发一个红领带,规定了口令。到了北塬下,先向东走,再上塬,上了一段时间的塬后再向西走了一段路天就亮了,偷袭就变成进攻,但我们都不知道要进攻哪里,只是跟着走。

    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遇到了敌人火力的阻击。这里的地势是这样的:道路深陷于庄稼地之间,也就是说长着麦子的麦田高于道路,我们背靠着麦田蹲着不动,有一个工人坐在路边半人高的麦田旁边放哨,没人向前进攻了。这就是文革时期武斗的特点:一是没有严格的班排编制,也没有人督战和执行战场纪律;二是除了少数二杆子,一般人都知道打死人是要偿命或可能要偿命的,而被别人打死则肯定是白死的!我们就这样蹲伏或坐在被火力封锁的路边不动,等待时机。我校的刘刚善和另一个同学是参加武斗的“老兵”,配备有我校自造的枪榴弹——步枪枪筒上卡一个套筒,把手榴弹插进套筒里,手榴弹的拉环拴在枪身上,枪膛里推上一颗空包弹,一击发,火药的推力就会把手榴弹发射出去。这时,他俩就坐在地上,把枪托顶在两脚之间,枪身斜向前上方,凭经验向对方阵地上发射了几颗枪榴弹。正在这时,坐在麦田边上放哨的那个工人突然喊了一声“麦地里有人”, 向麦地里打了一枪迅即滚下麦地躲在路边,说是麦地里有敌人的一个机枪手。我们都紧张地盯着头上方的麦田,如果敌方的机枪手突然从麦田里跳出来,居高临下地喊一声“不许动”,我们肯定会被俘虏的。过了一会儿,前面传来喊声,说是阵地攻下来了。我们提着枪上了麦地搜索前进,一个提着自制小口径手枪的工人可能是个小头目,果然从半腰高的麦地里用脚踢出了一个机枪手,机枪手扔下枪举起双手。这时,这个小头目用小口径手枪对着机枪手的脸打了一枪。这是一瞬间的事,我吃了一惊,吓得楞住了,心想这人完了。结果看见被打的人眉毛与鼻梁之间的眼角有一个小孔,流出一丝血水,还是举着手向前走,好象一时还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看来是子弹的口径太小,没有伤着要害的缘故。因为是工厂武斗队员的俘虏,与我们没有关系,一会儿我们就走散了,也不知这个伤者是死是活。

    经过了解,才知道敌方阵地被攻下来的经过:听说是有一个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的复员老兵,凭着战斗经验和不怕死的精神,利用地形地物运动了几下,很快占领了有利地形,扔了几颗手榴弹,然后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空档冲上了敌方阵地,一手持枪、一手举着拉环扣在手指上的手榴弹,喝降了敌人。

    我们又向前冲,占领了一个梯田,梯田外方的边上有一道土坎,我持枪趴在土坎后面,看见右边紧挨着一个工人机枪手,感到机枪手的目标太大,容易引来敌人的火力,就爬起来提着枪向左越过几个人才趴下。我小心地抬起头向前下方村庄里看去,看不见敌人躲在哪里——我这才感到自己不是打仗的料,眼睛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现敌人目标,而有的人探头看一眼就知道敌人躲在哪里。我向那位工人机枪手看去,只见他抬起机枪向下方射击着,敌人的子弹射在他面前的土坎上,打得土花乱溅,他也不在乎,只是射击,我不由得非常佩服,这是一个真正的战士。突然,只见他抖了一下,喊了一声“我中弹了”,头一歪,伏在机枪上不动了,有人大喊“卫生员”,扑过来抢救,一看,子弹是从后面打进去的。大家一齐转身向后面土塬远处的上方看去,看见有一个人正拼命地向后逃跑,因为很远身影很小。身边有人以为是后面自己人的误伤,高喊着“是自己人,不要开枪”。然而那个人只是跑,此时才有几个人举枪向那个远处逃跑的人射击,未打中,那人跑远了。我举着枪,想开枪,又怕万一打中惹祸,终于没敢开枪。

    相持了一会,敌方的火力渐渐没有了,像是退了,我们跃起向下冲锋。我跑在一条路上向下冲,突然在我前面一两步远的地方溅起了子弹打出的土花,我按照支左解放军战士训练的方法就地卧倒,把步枪夹在两腿与两肘之间,全身绷直,在地上滚了几滚,跳起来再端枪向下冲,和战友们直冲到一个高水塔下面卧倒。枪冲着上方,上方没有动静,我们向水塔上面开了几枪没有人还击,这才松了口气。万幸呀,如果有人坚守,别说用机枪扫了,只往下扔手榴弹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

    在这个村子里大体搜了搜(不进农民家),没有搜到敌人。有一处地上插着一颗没有爆炸的迫击炮小炮弹,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绕过去。我听说有一个我方的人正在村里搜索前进,突然被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几个人用枪逼住,他扔下枪滚坡而跑,对方开了枪,没有打中,捡了一条命。

    我们又跟着大队向西,朝土塬上面前进。没有统一的指挥,只是跟着前面的人走。突然前面枪声大作,败“兵”如潮水般地退了下来,问了一下撤退的人,他们说敌人的增援来了,人很多,顶不住,快跑!这时的我,真正体会到了“兵败如山倒”这句话的含意,人们只有一个想法,跑吧!越跑人越多,一窝蜂地跑回了出发的地方,我们则跑回了西北机器厂。

王克华同学记述的只是他参加这次武斗的经过,其余同学的行动并没有描述。据后来的传说,“陕林筹”武斗人员在支援西北机器厂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据《岐山县县志》记载:“1968年6月6日,蔡家坡地区爆发大规模武斗,死19人,伤30余人。”都与“陕林筹”无关。“陕林筹”武斗人员是攻取对立面据点的主力军,其他单位参加者只是配合。王克华回忆录中记述的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的复员老兵,一手持枪、一手举着拉环扣在手指上的手榴弹喝降敌人,可能只是最后时刻的勇敢表现,而冲上和拿下据点则主要归功于“陕林筹”武斗人员。武斗结束后,“陕林筹”武斗人员受到了西北机器厂众多职工“英雄”般的欢迎,主力队员还被抬起来不停地向空中抛去,场面十分热烈。

蔡家坡武斗后一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接连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后者还是针对陕西而发。随即,眉县林校驻进了军宣队、工宣队,收缴枪支弹药,清查武斗,逮捕了李志德,武斗彻底结束。

回顾眉县地区的真枪实弹武斗,应当说几乎都是一直处在劣势地位的“总司”派挑起来的。按照当时的政治倾向鉴别,眉县“总司”派确实属于“保守派”,与西安地区以交大“文革总会”为首的“工总司”派有着根本的不同,是应该彻底战胜的对象。“总司”派拿起毛泽东当年闹革命的办法,“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建立“根据地”,武装袭击“统指”派基层组织,与县革命委员会直接对抗,破坏全县形势稳定。几次武斗主要是“统指”派企图拔掉“总司”派总部据点,阻碍机枪落入其手和因为“总司”派抓了人或打死人后进行救援和报仇。似乎都是坚决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正义”之战。参加武斗者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决不是主观邪恶地杀人放火。如果追究责任,应当首先追究的不是那些参加者,而是发动“文革”致使人们形成那种神圣感的始作俑者。

武斗中杀人者也是受害者,他们按照刑事犯罪应当受到惩罚,但是不应按照一般杀人对待,应当实事求是地弄清前因后果,公正地让他们承担那些自身原因造成的恶果,譬如说打死俘虏,在战场上也是要执行纪律的。这样的观点一直没有人公开地讲出来,即使现在讲也不会有市场,反而会遭到痛骂。仔细分析眉县政法机关最终对武斗中打死人问题的处理,好象也不是“一碗水端平”。同样是打死人,这一个被执行枪决,另一个却只判了10年以下有期徒刑;凡是家庭出身不好者有人命在身,几乎都是枪毙决不留情。尤其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又把过去已做过的结论完全推翻,重新抓捕了人。1970年3月9日,眉县召开了7500人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杀死黄军琪的杜华山、刘炳才,作为震慑犯罪开展运动的先头炮,后又于8月4日处决了李志德、伍应宽,最终相继判处刘刚善、程华智、姚俊俏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完全把武斗中的杀死人命,与社会上杀人放火刑事犯罪同样看待。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7月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公布的,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此前的法律及审判依据五花八门,“文革”中先有一个《公安六条》,“一打三反”中有个3号文件,定罪的依据是这两个文件,审判程序则毫无法则可循。从全国来讲,对于“文革”中涉及人身伤亡以及其他问题的处理,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哪种情况该杀,哪种情况该抓,哪种情况应当不予追究没有具体规定,全由各地根据形势需要自行其事。再加上“逼、供、信”是普遍的现象,以口供为依据作为主要手段,其中的冤、假、错案应当说为数不少。由于当事人以及亲属不愿或不能申诉亦或不被立案,至今没有听说过对这类案件有一件进行过复查。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义上说来,这是不公平的!

李志德被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最终的当权者称之为“杀人魔王”,冠之以“反革命杀人犯”的头衔。但是在眉县林校当年大多数“陕林筹”人心里,不能说是“英雄”,却也被看做是一个有骨气的男子汉大丈夫。李志德家庭出身贫农,抗美援朝中被选定为志愿军坦克手,应当说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复员转业后分配到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当水电工,是工人中为数不多的三名共产党员之一。“文革”开始后,正是因为这些100%的革命元素,李志德表示站在“造反”的学生一边时,即被推举为群众组织头头,甚至一度成为“陕林筹”革命纯洁性的一张名片。

说到李志德“造反”,他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直接面对当权派杨登风有过什么举动,也绝对不会策划于密室误导学生。他具体的工作就是开汽车,汽车要到哪里去他就会到哪里。汽车拉人去武斗,他则必然要去参加武斗。李志德不是任何一次武斗的总指挥,而只是领着学生去冲锋陷阵。李志德的“罪行”应当说就是那两次直接开枪打死俘虏,在战场上是违犯纪律,避开特殊的时代背景不谈,也属于刑事犯罪范畴,与“反革命”毫无关系。被李志德打死的人与李志德毫无个人恩怨,之前甚至压根儿不认识。李志德打死他们既不是图财害命,也不是挟嫌报复,完全出自当时环境下那种至高无上的“革命”意义。

李志德被逮捕后,情知自己涉嫌的人命较多,终归难免一死,曾经表示林校人员武斗中总共打死的5个人都是自己的责任,与学生无关,因为学生是他开车拉去的,学生在学校里待着就不会打死人。在追查眉县林校学生刘刚善、姚俊俏打死人中,李志德说是他先开的枪,即使他们后来不补那么一枪,人也活不了。尤其说到姚俊俏开的那一枪,人在滚下坡时就已死了,后来那一枪打的是死人,算不上杀死人命。可惜李志德的这一番苦心完全都白费了,他被判了极刑,其他人一个也没有被轻判。

被关押在眉县看守所里的李志德,一直不知道外边已经发生的一切变化,把眉县林校清查看做是对立派“八·二一红卫兵”在进行反攻倒算的派性活动。我们班同学田印虎曾和李贵明一起到眉县看守所,提审李志德落实其他人的问题。田印虎回来后对我们说,李志德硬得很,戴着手铐脚镣连正眼看都不看李贵明。对李贵明提出的问题,一两句就回答完了,再要追问什么一声不吭。李贵明立眉瞪眼警告李志德放老实点,李志德则冷笑着说:“李贵明,我看你不是来落实问题的,而是想害人打击报复的!”随后任何问题都拒绝回答,搞得李贵明很狼狈。

李志德被执行枪决时,眉县林校已迁至武功县杨凌镇,“文革”中最后一届学生已毕业分配离开学校,我和同班同学熊永庆被留校审查。我因为是已被揪出来看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怕出现意外未被通知前往,熊永庆被和学校数十名教职工一起坐上汽车到眉县参加了公判大会。那天学校里和汽车上都张贴出好几幅同样内容的大标语:“枪毙反革命杀人犯李志德大快人心!”

熊永庆后来对我说,那天枪毙的另外一个人,当被押上主席台时竟吓得瘫软下来迈不动步子。被反绑着的李志德走上前去踢了那人一脚,骂了声:“脓包!”而后大步跨了上去,脸上虽无英勇就义之态,却也不那么沮丧。被押在台子上的李志德抬着头目视前方,林校的李贵明领头高呼口号:“枪毙反革命杀人犯李志德!”“为死难的阶级兄弟报仇!”李贵明喊声震天,响应者却只有林校教职员工,而且声音不大嗡嗡嘤嘤。后来押解的解放军把李志德的头按了下去,但在宣布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那一刻,李志德又把头仰了起来,望了一眼台下的林校教职员工,他已看不到过去风雨同舟的“战友”,迈开步子走向了刑场。相比之下,同时被执行枪决的齐镇中学学生伍应宽,大概早已魂飞天外,硬是被拖下台子的。

我们班同学姚俊俏,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人,家庭出身富农成份。因为是“黑五类狗崽子”,自始至终连“红卫兵”都没有当上,但是却有着一颗“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心”。姚俊俏有那么点爱出风头的毛病,刚开始批斗“牛鬼蛇神”时,他时不时地走上前去“端正”一下被批斗者的态度。大家虽然也都“气愦填膺”,却不好意思动手动脚,有姚俊俏这么摆弄几下子,顿时增加了火药味。主持会议者虽不绝口称赞,却也不加阻止,甚至呈现出欣赏的目光。于是姚俊俏受到了鼓舞,每每有这种场合便自觉表现一番。后来发展到从上到下穿一身黄军装,腰里扎着皮带,需要时便解下来没头没脑地朝被批斗者打去。姚俊俏小名叫“二毛”,校内外很多人不知有姚俊俏,而“姚二毛”一名则传扬得很远。眉县林校差不多的“牛鬼蛇神”,都不同程度地挨过姚二毛的打。姚俊俏以此表现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岂不知他的父亲在家乡也被人这样地打着。

武斗开始后,姚俊俏是积极参加者之一,几乎每次武斗都少不了他。那时候我和李缠本、薛治民、赵树建、刘正楷、许长学、贺光明等跟姚俊俏住在一个宿舍,每次姚俊俏都是兴致勃勃而去,为能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战斗而自豪。同时也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有一次因为预计到战斗可能激烈,临走前便把被褥捆起来,把灶房的餐卷掏出来放在床上,对我们说:“回来不了了餐卷就是你们的,被褥麻烦给我捎回家去。”我们听得都有点毛骨悚,没有人答话,姚俊俏却跑着一溜烟去了。

姚俊俏在武斗中一直没有听说打死过人,是后来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清查武斗时,被审查落实出有人命案在身。负责姚俊俏专案的是奸诈狡猾的李贵明,千方百计诱使姚俊俏承认,在五丈塬武斗中先被李志德打了一枪踢下坡,在滚落中又被击中脑袋而死的那个人是他打死的。刚开始姚俊俏不承认,甚至说他那个时候就没有放枪。但是经不住李贵明翻来复去地倒弄,承认说那个时候放过枪但不是朝那个人开的。再后来李贵明便围绕着姚俊俏这一枪就是击中那个人脑袋的那一枪,施展出全身伎俩要姚俊俏最终承认。李贵明信誓旦旦地向姚俊俏打空头支票:“只要你坦白从宽承认了,我保证你一定宽大处理,不要说坐牢,连开除处分都不会给你!”姚俊俏是在一天中午快要吃饭时首次承认的。为了迫使姚俊俏承认,李贵明领导的专案组采取车轮战,连续几天不让姚俊俏吃饭。那天中午又到了吃饭的时候,李贵明说要是承认了马上可以去吃饭,不承认继续饿着。姚俊俏就是在这种连逼带骗的情况下开始承认那个人是他打死的。

姚俊俏承认打死人后晚上回到宿舍,想着害怕哭哭啼啼。我们问姚俊俏为什么哭?姚俊俏说他承认了那个人是他打死的。我们一听都不敢答声,只有李缠本问:“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打死的?”姚俊俏哭着说:“我不知道。我记得就没有朝着那人开枪。”李缠本说:“那你承认啥哩?”姚俊俏说:“李老师说只要我承认了,这件事就算清查结束了,不会给我啥处分。”李缠本说:“你再别相信李贵明那狗日的胡咧咧,那是在骗你呢!”这种话只有李缠本敢说,就是那些其他贫下中农同学也都不敢吱声。姚俊俏于是又哭了起来,整个晚上都翻来复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姚俊俏就去找了李贵明,把头天的口供全都推翻。李贵明并不气馁,说是允许犯错误的人思想有反复,让姚俊俏认真深入思考,是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呢,还是顽固不化抗拒从严死路一条。过些日子,姚俊俏在李贵明花言巧语诱骗下又承认了,晚上回到宿舍后又是哭哭啼啼。李缠本再次打问,姚俊俏又说他承认了那个人是他打死的。李缠本告诉他不要上李贵明的当,说那狗日的不知道用这办法害了多少人。于是,第二天姚俊俏又去翻了供。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多次,李缠本甚至说:“你要是承认了,非把你枪毙了不可!”但是最终没有阻止住姚俊俏,被李贵明诱骗着写了检查交待,签上名字按了手印。

1968年12月,我们上一届同学毕业分配后不长时间,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工宣队、革委会做出决定,把姚俊俏与程华智、刘刚善、刘万宝、彭龙德一起开除学籍,送回原籍农村劳动。1970年3月“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这几个人除刘万宝外,又都被逮捕押回眉县重新处理。姚俊俏看到李贵明的承诺完全是放了狗屁,在监狱里彻底推翻了原来的供词。也许是因为打人凶手“姚二毛”恶名在外,眉县公安局下决心要惩处姚俊俏,便施用了种种酷刑。据曾同时被关押在眉县监狱的同学说,姚俊俏在监狱里把打就挨扎了!后来办案人员告诉他只要承认那个人是他打死的,保证不枪毙他。姚俊俏在不堪忍受其苦的情况下又一次上当了。最后,当出示判决书要姚俊俏签字画押时,才看到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姚俊俏这一下完全清醒了,死也不在判决书上签字画押,为此而被弄断了手指头,再怎么痛打也不肯就范。于是,没有姚俊俏签字画押的判决书送去批准时,被最终判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俊俏被判决后并没有立即送往劳改场,而是在眉县看守所关了8年,脚镣手铐未取,每天放风时被拖到院子,好多公安人员围着你踢一脚他打一拳,各种打人的刑具齐上,受尽了折磨与摧残。直到8年后,眉县公安局的人气出够了,才被送往渭南的省二监关押改造。

姚俊俏在劳改场服刑期间表现不错。1980年我从工作的镇安县到商洛地区开会,在地区林业站看望林校同学时,见到了正在服刑的刘刚善。刘刚善因为父亲病故,被批准只身回家参加葬仪而后返回劳改场,见到刘刚善时是在他返回的途中。刘刚善说他们几个都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姚俊俏在里边烧锅炉,监狱简报有一次还表扬了姚俊俏,登了好长一篇,后来可能因此还被减刑1年。

姚俊俏坐了整整19年的监狱,1989年刑满释放回到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附近的大白杨农村家中。好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地处大城市郊区的大白杨农民生活过得不错,没有等到儿子归来的姚俊俏父亲,特地给小儿子留下了一些拆迁补偿款和房子。姚俊俏回家后依靠出租房子生活,娶了妻,生下一个儿子,没有从事过什么正当职业。晚年姚俊俏以组织秦腔自乐班演唱为乐,于2011年不幸患癌症去世。

我曾经要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同学,却一直穷忙没有与其晤面。听去看望过姚俊俏的同学讲,姚俊俏已不愿意提及往事,只对一位同学说过,他至今都不能肯定那个人就是他打死的。姚俊俏是因为连自己都不能肯定的“滔天罪行”,受尽折磨后在监狱里度过了一生中的三分之一时光,而后又带着这样一笔糊涂账,去见他当年为之“誓死保卫”的毛主席。我在这里用了不短的篇幅说了姚俊俏,为的是把这位同班老同学藏在心底不能对人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即使不能告白于天下,也可以告慰一下其在天之灵。

诸如姚俊俏这种证据上不能完全站得住脚的“文革”案件,恐怕不会是一些个案,其数量之多难以估计。从全国来讲,处理“文革”案件不要说有法可依,就是连一个统一的规定原则都没有,全都是随心所欲。当政者至今对于“文革”的矛盾心理和态度,不可能主动和允许去复查这类案件,谓之“不要翻历史老账”。这样一来,类似姚俊俏这样的人,就只能到上帝那里去讨公道了。



关于“文革”中的武斗,始终是一个人们不愿再提起的话题。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文革”研究家,也没有人在这方面花费功夫。似乎那是一种公认的破坏活动,没有什么文章可做,只是作为江青的一条罪状,鼓吹“文攻武卫”引起了全国大乱。江青真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恐怕回答是否定的。有资料披露毛泽东曾经要求武装“造反派”,各地支左的解放军一开始对武斗态度暧昧不是没有原因。实际上武斗作为“文革”中的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应该予以深刻的剖析,也许这就是解开“文革”之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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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涛记忆力真好!近50年前的事表现得活灵活现,我这里补充几点:1、1966年文革前夕,学校组织各班一名学生干部到西安位于龙首村的“阶级斗争展览馆”参观。因为同学中流传一个同学(眉县人)回来说“人家系安的公共车头上长着毛片(辫)子呢!”2、619事件源于几个同学当天从学校回到九龙山说了学校情况,一下子把大家情绪激发起来。3、农民围攻林校之前各地武斗频频,对方可能有了准备,所以陕林筹也在备战,由李志德开车,同学们到斜峪关拉回一车石头,都是拳头到篮球那么大,放在教学大楼各层过道,预备对方如果共进学校,大家扯进大楼,大楼各门都有沙袋。主战场除东边外,南边大门一带也很激烈,但都是远远扔石块。不知谁发明把李合才烧开水用的架子车推来做成大弹弓,不光射的远,而且可发射较大的石块。4、8163部队派进学校训练学生立姿、坐姿、卧姿的射击方法,可能就是一周时间,我们连名字都未记下。5、水塔顶轮流值班,向外观察对方动态,不知谁发明通一皮管子,上面对着皮管说情况,下面听的很真,如同附耳说话一般。这种值班解围后还坚持了很长时间。6、我、汶、王景瑞等到玉祥门外公交公司大修厂实习,我分到机器车间,跟着一个八级工学化油器、刮水板的修理;更多同学在底盘车间、其他车间。记忆中参加了公交公司革委会成立晚会,陕歌一个胖女人独唱(叫屈仲如吧);厂里组织去临潼零口水库游泳,吃忆苦思甜饭——菜团子;7.1排练节目,我校一女同学独唱《苦菜花》,李德元二胡伴奏。可惜尚未各车间轮转,学校就通知回校。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从未上街游玩。当时厂里造反派掌权,革委会负责人外号“大骡子”,我的二师父,30来岁,外号“二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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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05-08
“文革”写真——我的“文革”经历兼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五)
扑朔迷离的王玲霞案件







说起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化大革命”,不能不说到打死王玲霞事件。对于这一案件的处理,先是抓了化学教师王一志和林业专业24班学生鲁忠平,又叫鲁阳,是“陕林筹”广播室播音员,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人长得很帅。这两个人直到陕西省眉县林校所有学生毕业分配离校,都未曾宣判结案。1968年年底我们上一届同学毕业前夕,在对所有犯错误学生进行处理时,对李相元、岳有明和张玉莲等给予了处分,算是有了结果。可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又把已经参加了工作的李相元、岳有明、张玉莲等抓了起来,最终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打死王玲霞时我们这一级学生去西安工厂学工,不在学校,后来处理时大家始终都是一头雾水,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曾经私下里打问过王一志的爱人林校教师叶慧娴,王一志到底为什么被抓了起来?叶慧娴老师也说她什么都不知道,事前连问都没有问过,突然就被抓了,抓了后更是音讯全无,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到。

我对王一志一家的悲惨遭遇一直怀着极大的同情心,看着叶慧娴老师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子,还有王一志的老母亲,在人们的白眼下艰难度日,真是感到凄惶!因为我与王一志有点特殊的交情,知道他的为人和处事方式,绝对不会掺合到这种事情上去。拿王一志开刀,纯粹是重新掌握实际控制权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对立面,对王一志在林校保卫战中,制造玻璃瓶炸弹而后又制造手榴弹被称之为“兵工厂”厂长的恶意报复。

说起我和王一志的交情,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王一志是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乒乓球打得最好的人,手持一块有点方形的直握拍,师生中没有一个人打得过。我是“文革”前林校乒乓球队队员,经常跟着王一志练球熟识了起来。王一志患有肺结核身体不太好,家里孩子年龄尚小,我去其家里帮助干过几次力气活儿。1968年寒假期间,因为有规定说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假期,最好不要回到原籍去,于是我打算留在学校里过年。我们班同学方宏新的父亲是宝鸡西边一个名叫西铺的小站铁路职工,本人或者家属每年有一次免费乘坐火车到全国各地的特殊福利,便给方宏新办理了一份从兰州到广州免费往返乘车的证明,方宏新不想去给了我。我弄了张空白学生证,填写上方宏新的名字和有关资料,贴上我的照片,到“陕林筹”管着学校印章的同学那儿盖了个章,以假充真使用免费乘车准备去广州逛一趟。串联时去了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还没有去过广州。可是坐车免费吃饭却要钱,出了省还得有全国通用粮票。我为此去找了王一志,王和叶慧娴老师都很热情支持,给了我20斤全国通用粮票,我用陕西粮票与他们交换他们不要,还要给我钱我没有好意思要。

1968年寒假期间我去了广州,中途还去了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来回一个星期总共才花了不到7元钱,其中5元还是眉县人民武装部部长陈国清爱人给的。我去广州前到眉县县城陈部长家里去了,高兴地告诉说要去广州。陈部长爱人问是出差吗?我说不是,把拿着同学免票去逛一次的情况告诉了他们。陈部长爱人当即拿出10元钱10斤全国通用粮票给我,我硬不要,说已有30斤全国通用粮票了,钱也有。她最后说广州香蕉好吃,运到北方都坏了,让给陈部长捎点回来。我也不知道香蕉多少钱一斤,拿了5元钱,其实阿姨是在变着法儿给我钱。

我拿着写着方宏新名字贴着我照片的学生证一路顺风,从眉县到西安,在西安坐上直达广州的火车。为了省钱我不敢进餐车甚至连盒饭都不买,只敢买馒头和饼子之类充饥。火车驶出河南省境后,停车时站台上已无馒头饼子可买便就一直饿着。过了武汉不远,在一个站台上突然看见卖包子,说是猪油馅的,不要粮票5分钱一个。我一下子就买了10个,想着一顿两个可以耐到广州下车,不料咬了一口,却发现是白花花的猪油里放着糖。我一向不爱吃甜东西,用猪油拌着糖简直就咽不下去,气得当即就要往垃圾桶里扔。这一下惨了,5角钱白花了,想扔掉又觉得可惜,便要送给旁边的人。坐在我对面的一男一女是从武昌上的车,女的怀里抱着个小孩子,看到我懊悔不迭的情形,便说转卖给他们,说他们南方人就爱吃这种东西,掏出5角钱要付给我。我当然高兴却不好意思,就只收了4角钱,因为一个包子被我扔了剩下9个。为着5分钱又推让了一番,我到底没有收,这样已让我感激不尽了。

接下来我们便相互交谈起来,这一男一女原来是夫妻,男的在韶关火车站工作,女的娘家在韶山,一家人拿着铁路上的免票去武汉玩。火车过了长沙快到株州时,男的问我去过韶山没有?我说没有。男的又问我想不想去?我说当然想去,参观毛主席故居可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于是男的说他要把老婆送回韶山去,然后再回韶关。如果我想去韶山,就帮他把老婆送到韶山,他就可以不去韶山了。他把来回的免费车票送给我,我可以参观完韶山后回到株州再去广州。这时才知道有火车通往韶山,觉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当然打心眼里同意。

我和抱着孩子的女人在株州车站下了车,帮助她提着并不太多的东西,没有出站转乘到不大一会儿开来去往韶山的火车。通往韶山的铁路是新修的,沿途火车站都是新房子。韶山火车站还像小站那样没有封闭起来,下车后女人说他们家就在铁路边。我们从铁道旁直接下去不远就到了,我把提着的东西放在门口,连屋门都没有进就走了,女人一边开门一边回过头说了声:“谢谢!”

我在韶山只瞻仰了毛主席故居,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私人摩的之类东西,有我也坐不起,步行来到那个全中国人民都向往的小屋场。山坳里有两户人家,毛主席家在右首,正面三间,两边各有两间拐出来,是那种南方农家普遍的土墙瓦房,门前是池塘和稻田。我参观了整个屋子,心想比我们家的房子要多得多,我们家是富农成份,毛主席家成份也至少是富农,亦属“黑五类狗崽子”。这只是在心里念叨,没有敢说出来。后来我可能对熊永庆讲过,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作为“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状”之一。

韶山其他的景点我没有来得及去看,当天晚上就转回到株州火车站。在改签去广州车票时遇到了点麻烦,窗口女服务员看过我的学生证后,说是直接去广州为什么中途下车?不能改签。我一下子急了,说是我不懂下了车,现在怎么办?我是一个人出来的,扔在这儿咋得了?那女人又看了我几眼,拿起车票盖了个戳扔了出来。我虚惊一场,连忙拿了车票和学生证,等到开往广州的火车到达时进站上了车。

到了广州才知道这儿很热,在陕西正是数九寒冬,广州却到处绿树成荫花繁锦簇。我全身严冬打扮,绒衣绒裤外边穿着棉袄棉裤,脖子还围着一条大毛围巾,此时全都脱了下来,用围巾捆成一团背在身上,像个流浪的叫花子。我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广州烈士陵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广场和越秀公园以及中山纪念堂等。在“广交会”广场看着高耸入云的27层大楼,据说是当时中国最高的楼房,想着房子盖那么高会不会突然塌下来?在越秀公园登上建有“中山纪念塔”的山顶,塔名是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李济深题写的。此时塔脚被挖开了一个洞,据说是红卫兵认为里边没有毛主席语录而砸的。我从洞口爬进去,沿着里边的铁梯一步步登上塔顶。“中山纪念塔”所在的山顶已经是广州市的致高点,塔顶就是致高点上的致高点。站在塔顶鸟瞰广州全城,那真是尽收眼底,街道怎样围着山坡而建,京广线又是怎样从北向南弯来绕去到市区,看得清清楚楚。

我在广州先后待了三天,晚上睡在火车站候车室。头一天跑来跑去,等回到火车站时已是晚上9时以后,候车室大门上了锁。那时候广州火车站并不大,一个像机关单位那样的大铁门锁住就进不去了。天气虽然不冷,但我不能躺在街道上,掏钱住旅馆我连想都没去想,只能睡在候车室里。情急之下我踏着铁门上的横格攀援而上,刚刚骑在门头上时,突然从里边传出喊声:“干啥呢?”我灵机一动忙说:“我要出去。”“门锁了不能随便出去,下来!”我于是从里边跳了下去,装着很无奈的样子进到候车室,躺在没有多少人的空排椅上。我穷得不怕被偷,很快便放心大胆地进入香甜的梦乡。第二天晚上吸取了教训,8点多钟就来到火车站进了候车室。

等到要返回的时候想起了陈部长爱人给的5元钱,在街道小摊上买香蕉,每斤8分钱,甘蔗每斤6分钱。我估摸着携带方便各称了10斤,总共才花了1.4元钱,这是我此行最大的一笔开支。上了火车一路北上,切成段的甘蔗没有变化,香蕉却渐渐由黄变黑,到了郑州则完全成了黑颜色。我不知道香蕉遇冷就是这样,再说在广州时背着的衣物已逐渐穿回了身上,没有东西把香蕉包裹起来。到了眉县送到陈部长家里,老俩口吃得津津有味,说是皮黑了里边味没变,比西安城里卖的香蕉好吃得多。

这里我把去广州的行程说了一大堆,是因为“一打三反”中异想天开的李贵明曾经企图从中挖出我的严重“犯罪”,做足了文章。我亦借此给予李贵明诱惑,躲过了运动开始时的严惩。随后我将叙述其过程,怕届时三言两语说不清,此处予以交待。此外,我那次广州之行后,由于得到了王一志夫妇的帮助,交往就更多了,这是我始终关注打死王玲霞案件的缘由之一。

如前所述,王玲霞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八·二一红卫兵”以至眉县“总司”派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尤其是有人反映她就在打死黄军琪的现场等,因而使得“陕林筹”的人把对“总司”派的仇恨集中在了她身上。另外,王玲霞还是所在班林业专业23班团支部书记,“文革”开始该班“右派学生”的名单就出自王玲霞之手。

这里特别要说到的是,王玲霞曾经举报过他们班一个所谓的“反革命事件”,这件事发生在“文革”前夕。林校的教室前后各有一块黑板,前边的用做教学,后边的办板报,有时候空下来都去乱画。先有一位同学画了一片景物什么的,后来有一位同学又在上边画了个太阳,还有人画了《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总之很多人都在黑板上乱画。有一天,王玲霞发现这是一幅反动图画,有影射攻击共产党,攻击毛主席之意。应当说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后的牵强附会,王玲霞却当了真,报告给班主任于进海,又和于进海一起向学校政治处做了汇报。比王玲霞阶级斗争弦儿绷得还紧的政治处当即煞有介事地到教室察看,还借故让该班同学去了学校苗圃,进行了拍照以留下证据。随后学校报告了眉县公安局,要求作为反革命案件来处理。眉县公安局派人来调查,搞得人心惊胆战。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被追究,但涉案的该班同学朱宝德和岳有明被搞得几乎要自杀,在同学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文革”开始后,朱宝德以班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诈问出这件事是王玲霞向于进海和政治处汇报的,更让大家对其憎恨。如果有机会教训一下这个“作恶多端”者,是包括他们林业专业23班大多数同学在内的“陕林筹”人的共同想法。

应当说王玲霞自知“罪孽”深重,如果落入“陕林筹”之手必定是死路一条。常兴火车站眉县食品公司武斗被8145部队制止后,“总司”派武斗人员仓皇撤退,留下王玲霞等赤手空拳者没有来得及逃跑。“统指”派的人都敢当场把谈判代表打死打伤,要是抓住王玲霞等“总司”派头头哪还有活的命?于是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把他们保护起来,并且带回了宝鸡。王玲霞等在宝鸡从5月30日一直待到7月初,根本不敢回到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去。期间又有散落在各地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八·二一红卫兵”骨干成员,因为同样的原因找到宝鸡,与王玲霞一起共11人住在宝鸡军分区。

王玲霞等人不可能无限期地留在宝鸡,《眉县县志》记载:“7月中旬,林校‘统指’派在向专区表示保证学生安全的情况下,要回该校属‘总司’派观点学生11人。”我想“陕林筹”不会有人想把王玲霞等要回来,要他们回来干什么?也绝对不是想把他们要回来加以处置,承诺保证安全一定是根据宝鸡专区要把这些人送回林校而提出的要求做出的。7月11日,宝鸡驻军派战士将眉县林校11名“八·二一红卫兵”骨干成员送到了学校。

王玲霞等人一回到学校就感到了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来自“陕林筹”上层领导的安排布置,而是同学中自发的那种仇恨心理。“文革”中的群众组织以至后来由群众组织掌权时期的革命委员会,并不拥有对下属具特别有效约束力的任何权力,因而其权威性是打了折扣的。下属成员要干什么或者怎么干,除了需要头头们给予具体的支持和帮助外,不会向其请示报告。“陕林筹”头头向专区承诺保护这些人的安全,并不能完全做到不出任何问题。王玲霞一回到学校就四处躲藏,据说曾在与其恋爱过的同班同学董德龙住的房子里隐藏过一个晚上。

“八·二一红卫兵”被送回学校共11人,根据后来清查处理的情况看,有3人遭到围攻毒打。一个是林业专业22班调干生高文杰,其淫秽日记被揭露出来过,其中描写做爱时犹如“腾云驾雾”,被尚未尝试过的同学记了下来作为口头禅。高文杰被同班一位同学打断了腿,这位同学名字记不起来了,后来与林业专业23班的段开绪一起被开除学籍,送回了农村家里。再一个是我们这一级林业专业28班的邵彩兰,当时我们这一级学生基本上都不在学校,没有她所在班同学找她的事。再说邵彩云并不具备明显的派性作为,只是看起来有点爱激动。剩下一个就是王玲霞,应当说是众矢之的。

关于王玲霞被打经过,我是2011年在西安和马宽厚一起见到张玉莲时听说的。张玉莲说审讯毒打王玲霞的主谋是林业专业24班李相元,鲁忠平也是个跑腿的。李相元参加了那次抢救黄军琪的武斗,张玉莲说她也去了,亲眼看到被打死后还被铁丝捆着的惨状。李相元听说王玲霞就在逃跑的“总司”派之中,而且主持审讯了黄军琪。因此当王玲霞等被部队送回林校后,便想找其落实这件事。王玲霞东藏西躲到处找不到,鲁忠平是积极寻找王玲霞者之一。邵彩兰因为同班同学都不在学校,便与王玲霞住在一个房子。头天晚上有人去找王玲霞时,问邵彩兰知不知道王玲霞在哪儿?邵彩兰一向性格倔强态度不好,说不知道,就被找的人打了,而且下手不轻。邵彩兰被打后没有人理,一个人躺在宿舍迷迷糊糊。第二天张玉莲听原“陕林筹”委员后来的校革委会委员教师吴越说邵彩兰被打了,两个人一起去看了邵彩兰,到其他房子倒了一搪瓷缸子开水,扶邵彩兰起来喝。邵彩兰一口气就把大半缸子水喝了,随后还说要带邵彩兰去医务室看病。

王玲霞是在学校后边的杨树苗林子里被找到的,随即被拉到李相元住的大宿舍。听说找到了王玲霞,很多人都前去看热闹。张玉莲说她听到王玲霞被审讯赶去时,房子里已拥满了不少人,有男有女,七嘴八舌对着王玲霞吼叫,要王玲霞老实交待是怎样打死黄军琪的,又是怎样领导“总司”派到处武斗搞“破坏”的。王玲霞始终不吭声,也无法回答提出来的问题。现场不是那种有组织的审问和笔录,没有人管得住别人怎么办。这样的场合除了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外,谁遇到都只是害怕。王玲霞什么都不承认被看做是负隅顽抗不低头认罪,交待自己是杀害黄军琪的主谋,是“总司”派武斗的领导者,下场就更悲惨,因而只好选择一声不吭。这种情况激起了在场者一次次愤怒,一哄而上殴打王玲霞,顺手拿起什么都往王玲霞身上砸。

张玉莲说在一次群起而攻之时,她是拥上去朝王玲霞踢过一脚,有人用板凳腿砸了,用三角带抽了但确实不是她。实事求是地说,王玲霞的死并非三角带抽打和板凳腿所砸直接导致,而是身体和精神遭受到全面摧残的最终结果。王玲霞回到林校后被搜寻,四处躲藏担惊受怕,昼夜睡不着觉甚至吃不下一口饭喝不到一杯水,精神已彻底崩溃,身心完全疲惫,此时一巴掌就可能使其倒地毙命,更不要说被那么多人群起而痛打。王玲霞也并非当场打死,被审讯殴打后抬回宿舍,扔在地上就没有人再管了。据当时留在学校的林业26班胡宝琴讲,她去宿舍看到过王玲霞,浑身血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又据林业26班同学孙云英听后来一同分配到西安钟表元件厂的邵彩兰回忆说,当天晚上被打得浑身是伤的邵彩兰就和奄奄一息的王玲霞在一起,两人同时胸中像火烧似地口渴难耐。邵彩兰说她什么都顾不得了,爬起来喝了脸盆里的脏水,王玲霞嫌脏没有喝。天亮后发现王玲霞已经断了气,邵彩兰才被吴越动员来的人送去了齐镇医院。

王玲霞的死是“文化大革命”的奇耻大辱!她是一个极左路线塑造出来的思想僵化者,完全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一片深情,在一个女性豆蔻年华之际不顾一切地去奋斗。尤其是在大规模武斗之后,流窜式地生活在一群肩扛着武器弹药的男性群里,扮演着《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和《杜鹃山》中柯湘那样的角色。她一定在临死的那一刻,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无比正确的。她不可能被追认为“烈士”,但也不应该成为极左路线的殉葬者。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革”中总共死了4个人,李志德是被枪决的,彭龙德是死在监狱的,段开绪是跳楼自杀的。这三个人的死都没有再连累到别人,唯独王玲霞之死受到了彻底的追究。《眉县县志》把打死王玲霞列为“文革”八次流血武斗之一,与双方激烈交火的围攻吕家庄、攻打常兴车站县食品公司等大型武斗相提并论,说明了当时眉县当权者的一种心态。

1968年8月,宝鸡专区革命委员会派出“军宣队”和“工宣队”相继进驻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进校后时间不长,就报请眉县公安局,逮捕了打死王玲霞的“幕后黑手”王一志和打人凶手鲁忠平。据说王一志讲过“抓住王玲霞就往死的打”,结果王玲霞果然被打死了,他便成了“幕后操纵者”,而且被冠之以“反革命杀人犯”。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全部学生在校期间,打死王玲霞一案始终没有宣判,其详情大家都不知道,仅有的上述说法也是私下里的议论。

1968年12月,张玉莲那届学生毕业分配前夕,“工宣队”和新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革命委员会联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处理,李相元、岳有明、张玉莲等被给予了纪律处分。打死王玲霞一案中涉及的人没有被开除学籍都分配了工作。《眉县县志》记述:“对打死王玲霞的凶手,县革委会核心小组于1968年12月13日研究决定:给岳有明严重警告、张玉莲记大过,李相元记过后,均准予毕业分配工作。”当时学校的处理可能是在执行这一决定。

张玉莲对于把她作为打死王玲霞案件的主犯百思不得其解,说她前前后后在殴打王玲霞现场只待了10多分钟,吴越老师来叫她,让她一起去看邵彩兰,她就离开了。说她打了王玲霞也就踢了那么两脚,后来硬是把用板凳腿砸王玲霞往她头上落实。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出她看到是谁打的,也是女同学,人家根本不听,没有证据,被看做是为自己掩护往别人头上推。

在处理打死王玲霞案件上,是占据了优势地位的“八·二一红卫兵”观点的原学校政治处干部,借机向“陕林筹”反攻倒算。除了王一志和鲁忠平外,后来在清查学生问题时又把对象选择在李相元和张玉莲等人头上。在李相元宿舍打的李相元脱离不了干系,岳有明是曾经被王玲霞诬为“反革命”者有挟嫌报复之嫌,张玉莲爱好文学写过不少文字犀利的大字报。有人用板凳腿打了王玲霞,无法断定是谁,张玉莲到场了就按在了她头上。

把张玉莲视为主犯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因为张玉莲与教师吴越交往不少。据张玉莲讲,在学校审查期间跟她谈话时,就说到要她揭发吴越是如何策划审讯和毒打王玲霞的,而且向她承诺只要揭发了吴越就不再追究她任何责任。后来张玉莲被抓后,公安局的人又说只要张玉莲揭发了吴越,就可以放她出去。张玉莲宁肯自己蒙冤受辱,始终都没有诬陷吴越,而且说:“要不是吴越,死的就不是王玲霞一个人!”实事求是讲,吴越不但没有参与打死王玲霞事件,而且对那些送回来后遭到殴打的“八·二一红卫兵”学生深感忧虑,决不是助纣为虐者。那些人之所以要把矛头指向吴越,是想把这位教师中唯一一位“陕林筹”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置于死地而后快。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已在宁东林业局工作了一年多时间的张玉莲,与李相元、岳有明等一起被抓到眉县监狱。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一天看见有人被抬了出去,后来才听说是眉县林校学生彭龙德死了。彭龙德“文革”前是林业专业22班班长,家庭出身好,为人厚道,行事谨慎,却不料“文革”中却遭此命运。我至今仍不知道彭龙德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是否也牵扯到了王玲霞案件之中?有说彭龙德是头撞墙自杀而死的,但监狱当局说是患病而亡。如果真是患病,又是什么暴症毙命的呢?有了病为什么不能及时得到救治?监狱犯人患病也要给予医治,为什么直到死了才被发现?

打死王玲霞一案最终判了4个人:李相元有期徒刑15年,鲁忠平有期徒刑10年,岳有明有期徒刑6年,张玉莲有期徒刑4年。这些人按照有关规定都被开除了公职,刑满释放后的生活艰难可想而知。张玉莲回到陕北靖边县家乡,在人们的白眼下劳动。后来当了临时教师,“临时”了将近30年。尽管语文课公认教得很好,却连个民办教师都干不上,更不要说转正了。好在有一个赏识她才气的丈夫呵护着她,先是民办教师的丈夫恢复高考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中学任教,她又“临时”到了县中学。丈夫于几年前病故,已年过花甲的张玉莲没有退休费,为了不给儿子造成太大负担,竟还到西安市给人当保姆。

王一志的结局更为悲惨,打死王玲霞“幕后操纵者”的罪名根本难以成立,但是仍还揪住不放,最终只好扯出“制造杀人武器”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处之日已经被关押将近4年,不用去劳改场就被释放了。已迁至杨凌镇的陕西省林业学校开除其公职,连同其已80多岁的老母亲一起被遣送回四川省乐山县老家。王一志家地主成份,母子二人回去后还能有好日子过?我是1979年去陕西省林业学校复查平反我的问题时,偷偷去看望叶慧娴老师时听说的。回到镇安工作单位后,我往四川乐山写过一封信,王一志回了信,情绪还不是很坏,好象有申诉复查之意。后来不久,就听说王一志去世了。

叶慧娴老师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在陕西省林业学校那种一直笼罩着极左气氛的环境下,艰难地度日多年。值得庆幸的是逆境中的孩子都有出息,恢复高考后王一志一个儿子考入清华大学,一个儿子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小儿子也考入咸阳一所普通高校。两个儿子后来去了美国深造并留在美国工作,让那些一心要把王一志一家置于死地的家伙们,永远地闭上了嘴巴。

新千年之后,叶慧娴老师与丧偶的林校老师穆振华为伴。2002年10月,我去已是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一部分的林校看望了两位没有给我上过课的老师。叶慧娴老师高兴地拿出儿子从美国带回来的洋酒招待我,告诉我后来全家去美国继承遗产的眉县林校教师余汉华,也就是那个“文革”中的“里通外国分子”的一些信息,说余的儿子是美国一家大公司驻中国全权代表,住在南京。我还记得那个酷似余汉华老师的孩子,在父亲被揪出来批斗后总是怯懦地望着人从面前走过,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抬不起头。再后来,听说叶慧娴老师和穆振华老师一起去了美国,在那个被某些人视为“人间天堂”里去安度晚年。看起来老天爷还是公道的!



“文革”中的人命案件,行凶者和被害者之间绝大多数都没有个人恩怨,更不是挟嫌报复图财害命。造成这种悲剧的元凶是谁?人们不言自明。最终的结果是给双方以至整个家庭都带来了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行凶者遭受的损失更大,即使不被判处死刑,但却终生以至永远都背上了杀人犯或者凶手的罪名。我不是同情作恶者,而是感到不公平,相信终会一天,人们会用平静的心态去看待这段历史,去看待他们当年那种失去理智的行为。











走了样的“教育革命”







武斗并不是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学校绝大多数师生还是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着自以为非常神圣的“革命”。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陕林筹”也就是“造反派”掌权时期,给予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对于善良的人们造成的精神恐怖和伤害,要远比工宣队进校后在党支部领导下迫害知识分子,制造冤、假、错案造成的“罪恶”小得多。这种情况应当说是“文革”时期基层单位的普遍现象,因此把“文革”动乱造成的恶果,几乎全都认为是“造反派”在作恶,这是一叶障目严重违背事实的谬论。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地处偏僻的乡间小镇,除了参加武斗外,整个“文革”都只是在学校内瞎折腾,对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表个态。表态也是随大流,报纸上怎么写,电台上怎么喊,“陕林筹”也就鹦鹉学舌地写写大幅标语。西安地区炮轰西北局陕西省委,打倒刘澜涛、霍士廉,大家也就跟着写写批判“彭、高、习反党集团”的大字报,再无其他任何动作。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后,报纸上有叫嚷“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家也就写了写“打倒陈再道”,“坚决揪出一小撮军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眉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冯崇华与眉县地区“造反派”作对,“陕林筹”却连打倒冯崇华的标语都没有写过。尤其是“文革”后被官方深恶痛绝的揪斗“走资派”,迫害老干部问题,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可以说基本不存在。院校党委副书记即学校一把手杨登风仅仅只是被贴过几份大字报,始终连批判会都没有上过,更不要说挨打,其老婆魏素琳始终都傲气十足地在学校里走来走去,还骂这个是牛鬼蛇神,那个是反动学术权威。学校其他几个党员领导,刘德明是工宣队进校后揪出来送进“黑帮队”戴上白袖章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吴建恭已调至省森调队,省森调队后来搬来林校,吴仅被揪过来批判过。党委委员、教导处主任张树仁是被院校党委抛出来的,后来进过几天“黑帮队”,被批判过几次,最终也万事大吉。

“陕林筹”掌权期间认真进行的一件事,是搞了一下所谓的“教育革命”,企图打破原有专业分配去向,为日后参加工作开辟一种新路子。实事求是地讲,那是顺应同学们的普遍心理,以“教改”为幌子,改变毕业后去基层林业单位工作的原有办学方针。

早在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废除了高考制度。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公布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其中讲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教育革命似乎成为教育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课题。

“陕林筹”掌权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革命委员会,对学校的教育改革进行了安排部署,首先派出若干个调查组分赴各地,对全省林业系统的人才需求进行调查摸底。我有幸被抽调参加了这样的调查,先后去了省属楼观台林场和长安县的南五台林场。

我已记不起来当时是怎样选择去这些地方调查的,只记得我是和上年级林业专业24班一位同学为一组。这位同学名字忘了,是个红脸大汉,人比较瘦,上颚有点外突,汉中地区人。我俩先去了楼观台林场,领导不在没有人接待,我们当即就返回下山。如今楼观台已经是旅游热点,但是那时我们也没有想着去道教圣地的大庙里看看,因为那是“牛鬼蛇神”,人们避之犹恐不及。

我们到达西安南郊的南五台林场时受到了欢迎,似乎还没有到林场总部,在半山腰的一个生产点就跟工人们联系上了。当晚就住在那里,包括炊事员在内总共四五个人,大家聚在一起进行了座谈。关于主题并没有谈多少,工人反映林校毕业的学生和林场从农村招收来的人差不多,上山挖坑栽树,苗圃育苗,大家都能干得了。至于培育新树种,那是研究所干的事,也不是三年五年就能培育出一个新树种出来。总之,基层林场根本不需要林校培养什么技术员,搞科研有林学院毕业生。中专林校定位为基层培养林业技术员,是白白浪费了国家资财。我们听了虽然有点刺耳,但却正是内心所需要的结论。

三言两语谈完正题,接下来便是没有约束的胡侃。工人们向我们介绍了南五台的情况,我们能够看得见山坡上楼堂馆所式的建筑物,说那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修建的风景地。因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在其他不少省份开过,尤其是在庐山开了几次,刘澜涛便想在这里修建一个庐山那样的风景地,争取中央政治局会议能够在陕西召开。又说负责修建的是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要钱有钱,要材料有材料。可惜“文革”开始了,全面停工,修成的半拉子工程就白白扔在那里,里边现在住的是原来住在庵里的尼姑。说到尼姑就扯出了和尚,说南五台山上有尼姑也有和尚,“文革”后全被赶去农村生产队劳动。大家随后指着炊事员让我们猜猜有多大年龄?我们看着老头子满脸红光,胳膊上肌肉丰满,便说不到五十吧?大家一听都笑了,说是七十都过了!原来炊事员就是过去山上寺庙里的和尚,没有去生产队劳动,到林场当了炊事员。

此时有人问炊事员:“找老伴最近有啥进展?”

炊事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没啥进展,说的都是些老女人。”

有人问:“有多老?”

炊事员说:“都是五十岁以上的,头上都有了白头发。”

“哈哈……”大家一齐笑了。

有人问:“你想找个多大岁数的?”

炊事员说:“三十多不到四十的。”

有人说:“你都七十了,还想找人家三十的?”

炊事员说:“要能生娃的,不生娃我要她干啥?”

有人说:“你还想生娃,七十多了能行不?”

炊事员红着脸说:“能行,我能行。”

大家又一齐放开声笑了,说“文化大革命”把和尚都解放了。

只要是人都会充分利用一切对于自己有利的机会,不管是以人道还是革命的名义,有空子就会去钻。作为林校学生毕业后都要去基层担任技术员,大家对于这样的前途很不感兴趣,于是便想着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回到学校后汇报调查结果,竟与所有调查组不谋而合,即基层林业单位根本不需要林校培养出来的技术员。于是,便把教改的目标确定在打破现有专业局限,按照实际需要重新设置新的专业上。随后开展讨论,集思广益,寻找适合于自己的出路。

当时讨论的经过细节已不记得了,总之是围绕着工厂打主意。采运专业顾名思义是搞森林采伐运输的,现在改为森林工业简称森工专业,一切与木材有关的行当都成了方向。我们林业专业也朝这方面靠拢,毕业于南京林学院森工系的门泽民成了热捧对象。门泽民老师讲了细木工和纤维板制造两种专业,我们都看到门泽民拿的一本《纤维板制造》教材。最终决定就搞细木工、纤维板制造,再加上机修共三个专业。正当此时,传来了二年级就要毕业分配的消息,来不及改变了,于是便只好从我们这一年级开始实施。

我们林业专业25至28四个班,分为机修、细木工和纤维板制造三个班,各自在学校上了一段时间的课,便就到工厂实际参加学习和劳动去了。学校在西安为我们联系到实习的工厂,机修班好象在玉祥门外的汽车大修厂,细木工和纤维板制造两个班都在胡家庙的西安市木材加工厂,西隔壁是西北木材加工厂。在西安市木材加工厂带队的是校革委会委员林业专业27班同学李明明,我在纤维板制造班。我们这个班我记得最清楚的有28班田永川,周至人,名字与戏曲《游龟山》里主人公田玉川相近,是我们班同学田印虎本家兄弟。田永川似乎与被我们称之为“师娘”的热轧机操作手有点暧昧,本人却坚不认账。那位“师娘”比我们稍大点,长得不错,因而本该称“师傅”故意与“师父”区别而称“师娘”。不过“师娘”有个缺陷,一条腿小腿部曾掉入烧碱池内灼伤,治疗后腿上没了皮,看着让人有点恐怖。

纤维板制造的全部工序都在纤维板车间,从木材粉碎成块,块状木头用大铁筐装起来,放进高浓度烧碱池里浸泡,再把泡软的木块投入纤维机加工成纤维状,又投入巨大的打浆池加水搅拌均匀,然后流入成形机,简单挤压脱水,最后用两块钢板加起来,送进一层层的热压机,开动热压机在热蒸气条件下加压,几分钟后就生产出产品了。我们轮流在各个工序从事操作劳动,工人们都很欢迎我们,因为有我们劳动他们就可以不动手。再说我们上班不要报酬,一切费用由学校承担,甚至连任何象征性的补贴费都没有从工厂领过,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在西安市木材加工厂的时间大约是1968年6至8月期间,此时西安地区两派武斗正处在最为激烈的状态。我们既没有参与社会上的任何行动,也没有过问人家工厂“文化大革命”,西安市木材加工厂的生产还在正常进行着。我们看到厂里有几个戴白袖章的被监督着劳动,其中有个又黑又瘦上了点年纪的女人,据说是和另一位戴着白袖章的男人,在大院里像小山一样堆着的木材剁边搞关系被抓住了。其他工厂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是一门心思从事着实习劳动。

我们在西安市木材加工厂实习劳动没有任何报酬,仅靠学校原来规定的伙食及补助标准,每月14.50元钱维持生活,家里经济条件好点的还要继续补贴。我读林校整个期间,家里每个学期就给20元,包括去时和回来的火车票。从华县莲花寺车站乘车,到西安是1.70元,从西安到眉县车站也是1.70元,直接买通票还是3.40元。每学期往返车票就需要6.80元,中途在西安火车站中转签字,到了眉县车站下车后要过渭河,渡船费每次0.10元,剩下到齐镇共计30余华里的路无车可坐,全靠两条腿走着不用花钱,从家里到莲花寺也是30多里路一步步走着去,一天下来还要吃饭。因此每学期最终要留足回家的路费,至少还需4.50元,中间在校5个月时间,每月可补贴的钱只有2元多一点。学校每天一斤粮根本吃不饱,还需去齐镇街道食堂买点吃的,一个馒头就要2两粮票5分钱,每天一个馒头每月就需要1.50元。另外还要买牙膏、肥皂、洗衣粉之类日用必需品,那就要靠学校扣掉每月12元伙食费外,再发的2.50元补助费了。

同学中比我境况更糟糕的还有。我们班许长学是西安市人,家庭富农成份,听说其父有两个老婆,兄弟姐妹不少,许长学基本上是靠学校补助费生活。许长学身材高大,戴一副近视眼镜,整天都为吃饱肚子想办法。“文革”前学校学生灶与教工灶分开着,中午教工灶一般吃面条,但不像学生灶吃的都是糊涂面而是捞面,教工灶下面条后的汤炊事员倒在门外桶里准备喂猪。有一天许长学去把两只桶倒来倒去,最后沉淀出大半盆稠乎乎的面汤,喝下去很解馋。许长学保守着这个秘密,独自享受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被炊事员发现,直接把面汤倒进猪食槽无法再享受才遗憾地告诉了大家。

那时候我们学生生活的确很苦,跟现在的学生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可是大家却很满足,毕竟吃的是商品粮,学校还有补贴,毕业后工作有保障,比起农民和读高中的农村学生要优越得多。那时候我们乘坐火车大都不买票,能扒上货车就坐货车,一般都在西安东站上下车。一次回家从西安东站扒上货车,到了渭南车站停下来时没有下车,想着也许到华县或莲花寺车站就停了,谁知再开后却一直到了与河南交界的孟塬车站才停下来。我只好又从孟塬车站扒上西去的货车,不料一路未停直开到西安东站,结果折腾了大半夜又回到了西安。

有一次我从西安回学校后又返回西安,在眉县车站等了好久没有扒到货车,只好硬着头皮登上成都还是西宁到西安的客车。一路上倒还安全,我很清楚客车快要到达终点站时不会查票。列车到达西安站后下了车,却因为无票无法出站,只好等着从西安始发东去的慢车到东站下车。那天实在是饿急了,原想着赶下午饭时到工厂就能用饭票吃上饭,结果东去的慢车要到晚上11时才开车。我倒是早早登上没有放行旅客的车厢,随后还有不少人上了车,不一会儿有个人提着壶卖茶水,2分钱一杯。我想喝口水也能撑撑空肚子,在身上搜来摸去才找到1分钱,只买到半杯茶水喝下去。等到东去的客车开车到西安东站下车,回到西安市木材加工厂我们住的职工宿舍时,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那时我和同班同学即我的前妻潘玉丽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她还没有睡看到我回来了就走了过来。我问她有什么吃的没有,她说没有,我们俩一同走到街上去买。我们从往东一里多地的西安市木材加工厂生活区,直走到胡家庙什字,都没有看到有卖什么吃的东西的。最后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卖鲜枣的路过,潘玉丽挡住买了0.5元钱共2斤红绿相间的鲜枣,我一口气吃得精光才算止住了饥饿。

还有一次我又是半夜时分到西安,趁着无人之时从西安火车站西闸口溜出来,然后一步步朝西安市木材加工厂所在的胡家庙走去。那时候西安大街上的灯都不很亮,偏僻地方更是黑灯瞎火。我一个人不敢从火车站广场往东走近道到胡家庙,而是经过五路口转向,出朝阳门向东走去。大街上很少有车辆通过,我沿着左边人行道游游荡荡地走着,有时候就走到了街道中间,总是很晚了也不着急。就这样一步步穿过东环路,从西安搪瓷厂门前经过,还望了望被铲掉的刘少奇手迹“西安搪瓷厂”的痕迹。不料刚刚走过搪瓷厂不到20米,突然身后枪声大作,像炮竹似的急促而激烈,显然是机枪相互对射。第二天我才知道,正是后来被作为重点事件的西安搪瓷厂武斗爆发之时,两边隔着街道对打。我再次路过搪瓷厂时,看到两边墙上的子弹痕迹就像马蜂窝似的。也许我走过时双方正在对峙着准备开火,看到我这个无辜者出现在中间便都停了下来,待我刚走过危险地带才一齐向对方疯狂地扫射。

我们撤离西安市木材加工厂是在“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最早进驻的是“七·二四布告”刚刚发布后,以王参谋为首的“军宣队”,主要是收缴武器,与在校的二年级学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后来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携手进驻,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清查武斗。“军宣队”由一位团长带队,成员都是排以上干部;“工宣队”是宝鸡玻璃厂派出的,自称是“吹瓶子的”。

我们在西安市木材加工厂期间,不但错过了“统指派”围攻常兴车站县食品公司的大型武斗,还躲过了在学校里发生的打死王玲霞事件和围攻收缴武器的解放军问题。这几起事件都分别处理了不少学生,有被枪毙的,有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还有被判处长达10多年有期徒刑的,还有被开除学籍后跳楼自杀的。如果我们这一年级学生在学校,这几起件事件都不可能与我们无关,也许会被牵扯其中受到严惩。尤其是我们班同学姚俊俏,很可能就不需要李贵明那么挖空心思地诱骗,早就被眉县公安局抓去而后直接枪毙了。从这一点说来,走了样的“教育革命”还是值得回忆的。

我们同级林业专业26班同学汶书乾,可以说是走了样的“教育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汶书乾作为机修班的一员参加了在西安汽车大修厂的实习劳动,懂得了不少修理汽车的技术,还学会了开汽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林化厂,先开始在以收购原料栓皮为任务的栓皮队工作,后来管理车队,工作认真颇有成绩。再后来省林业厅需要一位管理车队的干部,汶书乾成了最佳人选。于是,汶书乾凭着能力和才干,先后任职省林业厅多个处处长和厅办公室主任,让那些来自全国名牌林学院的毕业生们都感到自愧。人们因此而对中专眉县林校学生不敢小看,于是被我们林校同学戏称为“眉县林校的名片”。如果没有那段西安汽车大修厂的经历,汶书乾后来的一切可能都不存在。



按理说教育革命应当是“文化革命”中的重头戏,可是不管是在群众组织掌权时期,还是在所谓最后正规化时期,都没有在教育改革上搞出什么名堂。开始时废除了高考制度,是适应全国上下学生造反的需要。后来搞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从推荐的程序到入学后的学习内容和方法,始终都是一榻糊涂。我们林校的教改,就是这种胡成精的一种反映。说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与文化毫无关系。











军宣队、工宣队一边倒







1968年夏天,全国各地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均以“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为借口,把武斗说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掀起了全面大规模的武斗,全国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广西柳州地区武斗的严重情况,发布了措词严厉的“七•三布告”,对全国各地参与武斗的组织及人员发出严厉警告。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针对陕西武斗日益严重的情况,发布了态度更加强硬的“七•二四布告”,明确提出“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七•二四布告”发布后不久,“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来到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为首的是某部姓王的参谋,执行“七•二四布告”收缴武器弹药。“军宣队”与学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争论的焦点是部队应该先把对立面的武器收缴干净,林校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出外武斗;如果林校先把武器上交了,要是再发生围攻林校那样的情况怎么办?上次是因为对立面手里没有枪,要是有枪早就冲进来砸得一塌糊涂。“军宣队”解释任何人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七•二四布告”,要求林校革委会首先带头执行。具体的冲突是与“军宣队”发生了辩论,当时只有二年级同学在学校,最严重的也就是所谓的“围攻”解放军。后来林业专业23班同学段开绪被宣布开除学籍跳楼自杀后,新任林校革委会主任陈登鸿宣布段开绪“罪状”时描述过这一情节。以王参谋为首的“军宣队”最终完成了任务,以刘德明为主任、李荣华、李志德为副主任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革命委员会,坚决地执行了“七•二四布告”,全部上交了所有的武器弹药。

1968年8月,宝鸡专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组建“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进驻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及各事业单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宝鸡市组织了6000多名工宣队员,按照专区革委会的统一部署,进驻全地区大专院校等知识分子成堆的130多个单位。解放军驻宝部队派出2400多名指战员,组成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工宣队”、“贫宣队”进驻重点单位,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是重点之一。

我们在西安工厂实习劳动的一年级同学,是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后被通知回到学校的。“军宣队”约有30多人,带队的是一位身材魁伟的团长,有几位文质彬彬的政工干部围绕在身边,派驻各班的解放军至少是排长以上干部。“工宣队”来自宝鸡玻璃厂,大约有上百人,刚开始那个王队长,自称是“吹瓶子的”,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在大会上像老子训儿子似的把知识分子说得一钱不值。据说这个王队长后来被宝鸡玻璃厂清理阶级队伍时揪了出来,也成了专政对象。后来来的队长也姓王,瘦瘦的,是个老工人。这种大兵压境的气氛,让我们一回到学校就感到有点儿恐怖。

“七•三”“七•二四”布告最后一条,都明确提出对于杀人放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这种专门针对武斗发布的布告,把武斗中的杀人等本来完全应当以刑事犯罪制裁的内容,统统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头衔。于是,全国上下在彻底制止武斗后,也把处理此类问题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进驻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理所当然地按照这种精神,领导这一“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斗”的对象首先指向武斗中的杀人者以及所谓的“幕后策划者”。在我们还没有从西安回到林校之前,也就是“军宣队”、“工宣队”刚一进校,就抓了打死王玲霞的杀人犯鲁忠平和所谓的“幕后策划者”王一志。从最终处理的结果看,当时对于这一事件根本就没有最起码的调查落实,纯粹只是听了“陕林筹”对立面某些人捕捉到的一点儿信息,就盲目地报请眉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抓了人。

李志德是在我们从西安回到林校后不久被抓捕的,那天的大会在学校教学大楼前召开,主题是惩治武斗中的罪魁祸首。据说在学校外边有一个连的解放军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冲入学校制止因此而出现的冲突。校革委会主任刘德明被以“幕后操纵者”的罪名揪了出来,另外还宣布对所谓的“武斗黑手”张文秀、朱献图实行群众专政。实际上刘德明在学校革委会中只是个摆设,张文秀似乎参加过武斗,朱献图没有听说有什么与武斗有关的举动,这两个人是教师中除革委会委员吴越和已被抓起来的王一志外,公开表态参加“陕林筹”的三五个人中的两个人。这种公开把矛头指向“陕林筹”一派的大举动,一下子就把占学校师生员工80%以上的所有“陕林筹”成员打懵了!

不只是在处理武斗问题上,武斗问题可以说是“陕林筹”咎由自取,但是并不能说在其他各种问题上“陕林筹”都是清算的对象。进驻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在整个进驻期间的态度可以说几乎就是“一边倒”。如果说一开始“军宣队”还有一点儿实事求是精神,那么在“军宣队”撤离后的“工宣队”,则完全是在持有对立派“八·二一红卫兵”观点的原政治处那些人直接影响和左右下,处理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革”中一切问题的。

客观地分析这一现象,并非“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带有什么偏见,也不是上级大人物有什么指示,而是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当时的具体情况造成的。因为此时似乎抛弃了“十六条”中提出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搞运动的办法,恢复党的领导。“军宣队”、“工宣队”进驻林校后依靠党团员,而林校几乎所有党团员都在“八·二一红卫兵”组织内或者持“八·二一红卫兵”观点,所以依靠党团员就等于依靠“八·二一红卫兵”那一派。

“军宣队”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待了大约3个月左右,撤离前完成了所谓的“整党建党”,恢复了党组织,由原政治处干部张志栋任校党支部书记。此时省林业调查设计院已离开林校,因此不能再称党委而恢复为党支部。张志栋“文革”前与刘德明一起被抽调出外搞“社教”,“文革”开始后没有与“造反派”产生过任何摩擦。如果说此前是因为刘德明运动初期不在学校,而被“陕林筹”接受为校革委会主任,那么此时则是考虑到“陕林筹”一派的心理感受,选择张志栋担任校党支部书记,而且是唯一人选。

实事求是地讲,“军宣队”、“工宣队”也很想把“一碗水端平”,只是实在没有条件。假如完全由“八·二一红卫兵”派的人选择校党支部书记,他们是不会让张志栋干的。张志栋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以及用他们的标准衡量其业绩表现,都与李天葆、李贵明、梁培基、雷永禄等人相比有所逊色,甚至连焦作勤、尚凤英都不如。“军宣队”、“工宣队”选择张志栋担任校党支部书记,是想要尽量淡化“八·二一红卫兵”的派性观点,不料张志栋日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和那些人完全是一丘之貉。另外,校党支部委员中还有个姓刘的女的,是学校图书馆管理员,“文革”中没有表过任何态,但当时从形式上是作为“陕林筹”一派代表;“整党建党”中吐故纳新,“陕林筹”一派的林业专业27班学生樊治文唯一被吸收入党;林业专业26班学生刘世森,也是“陕林筹”的,后来当了“群专队”队队长,还被推荐出席陕西省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些都应当看作“军宣队”、“工宣队”维护公平公正的具体措施。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眉县林校初期的工作方法是举办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班为单位,分别派有军人和工人具体组织和领导,名为“斗私批修”,实为人人过关,检查自己“文革”以来的表现。说是人人过关,参加“八·二一红卫兵”一派的人却不做检查,只是抓住“陕林筹”一派人不放。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的是,采运专业9班的     ,洋县人,是“八·二一红卫兵”组织中的活跃分子。不料在武斗期间回到家乡后,却成了当地的“造反派”,参加了武斗并且打死了人。    的问题在学校从未被追查过,而是后来洋县公安机关抓了人,听说最终还没有判决就死在了监狱。    

在家乡有人命案的事儿不可能没有风声传到学校,掌权者因为同派而故意包庇企图蒙混过关而已。

最早分派到我们班的工宣队员是个30多岁的宝鸡玻璃厂女工,黑黑的,胖胖的,与我们班来自宝鸡的团支部书记张雅玲等女同学关系要好。人看上去严肃认真,话不多,也不让人觉得讨厌。“斗私批修”的内容主要是对照毛主席一系列最高指示,检查“文革”以来自己有哪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行为。其实大家心里明白是清查武斗中干了些什么,便都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

“军宣队”、“工宣队”在大会小会上一再强调:“革命小将”不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承认和认识错误,检查和认识了错误就是好同志。我们班那个女工宣队员也是这么鹦鹉学舌地一遍又一遍对同学们讲,我十分天真地相信了这些鬼话。在班上“斗私批修”中,我把在眉县中统指尤其是“反逆流战团”时的情况,从头到尾十分详细地讲说了一遍。我一个人竟然讲了两个整天,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很长时间后我才意识到,我之所以被学校党支部和工宣队揪住不放,正是最初在“工宣队”进驻学校“斗私批修”时主动检查的内容埋下了隐患。我在眉县县城的作为要是自己不说,林校没有几个人知道,譬如我曾经有两支手枪,在检查中压根儿没有提起,后来就没有被追查过。全校各班大体上都是这么搞的,我们以为检查认识了就没事了,实际上却被暗地里记上了“黑”账,最后一个不漏地秋后算了账,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政治上影响了很多人的一生。

“军宣队”在学校大局稳定后就奉命撤离了,而“工宣队”则在同学们全都毕业分配后好长一段时间,还都在“领导”着实际上到了最后只是一种象征性地待在陕西省林业学校。“军宣队”可能自以为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创造性地开展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因而接待过一次《陕西日报》的记者。我亲眼看到过记者采访“军宣队”的情形,那位戴无色镜框眼镜书生模样的部队政工干部与记者一起有说有笑,当时感到很神圣很神祕,后来却没有看到报纸上有一个字的报道。那些还是有点头脑的记者编辑们,怎么能把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这种极不正常的状态,作为经验向全社会推广呢?

“军宣队”撤离后只剩下了“工宣队”,刚开始还保持着那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架势,派有队长、指导员,各班至少有一人整天和学生打交道。后来逐渐地有点应付差事,“工宣队”领导机构也不健全,派来的工宣队员素质越来越差。我们班先后来了两个都是操着陕南汉中口音的工人,前一个脸色惨白,整天说他有病要吃药,后一个年轻身体好却是个“白痴”。这个人大概是当兵出身,穿着一身黄棉服,一到我们班就摆出一副教训人的姿态。我们班同学熊永庆写了首《满江红》的词,他批评说:“毛主席写《满江红》,你也写《满江红》,你想跟毛主席一样?”班主任翁筠眉解释说《满江红》是词牌名,谁都可以写。他说:“啥子词牌名不词牌名,毛主席写了别人就不能写!”他向我们全班同学讲抗美援朝,说是林副主席领导志愿军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彭德怀开始领导志愿军,一过雅鲁藏布江就折了一半。”大家一听轰堂大笑,他把鸭绿江说成了雅鲁藏布江,但是没有人纠正他。他却一下子恼了,说:“笑啥?笑我们大老粗,不如你们臭知识分子?”我们班女同学薛花萍长得不错,名字“花萍”二字叫起来有点肉麻,大家一直都是把姓连起来叫。可是这位工人阶级老大哥,却当着大家的面色迷迷地叫:“花萍吔……”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最后来我们班的工人师傅叫卢学俭,据说身体那根骨头断了,在厂里不能参加劳动。但是此人能言善语,工作态度认真,直到最后林校搬到杨凌,只有一个工宣队员时还是这个卢学俭,“工宣队”就是卢学俭,卢学俭就是“工宣队”。

这个样子的“工宣队”长期待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和摆设,自身所能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学校大权逐渐地就完全掌握在了校党支部书记张志栋手里。张志栋不善言谈,也不像李贵明那样张扬,似乎城府很深,但是做起事来却是心狠手辣。

迄今为止,关于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所犯错误的处理情况,一直都没有见到过相关的介绍。但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从各种渠道点点滴滴获得的信息看来,当年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那样,始终抓住毫不留情一个都不放过的情况似乎绝无仅有。清华大学“井岗山”公然与毛主席派去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枪炮对峙,打死了数名“工宣队”员,但只是作为审判蒯大富时一条罪状,没有听说枪毙了哪个人?西安地区近百所大专院校,听说有一些人被留校审查过,最终都给予了安排分配工作,很少有大批处理学生给予各种处分记录在案的现象。

就在“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的清查武斗结束后,以张志栋为书记的林校党支部和象征性的“工宣队”,一直把矛头指向“陕林筹”一派学生,各班都有一些人被列为审查对象,逐个调查和落实问题。从最终宣布给予处分的情况看,审查的对象不只是限于武斗或者打、砸、抢。

我们林业专业25班,除了我被专案审查外,还有兰海楼、姚俊俏和方宏新。兰海楼是那次教坊武斗中打死了对立派的人,姚俊俏也是武斗中打死了人,我是在眉县中统指“反逆流战团”那一摊子事,而方宏新却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问题。方宏新当时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走火入魔,按说这种表现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充分体现,但是他却用辩证法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理论,批判林彪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方宏新公开与“工宣队”辩论,说毛泽东思想不是顶峰,真理是永远发展没有止境的,因而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真理,不是绝对真理。“工宣队”的人本来就没有读过多少书,怎么能辩过不断引经据典的方宏新?只能以势压人痛斥方宏新思想反动。方宏新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本身有那么一种翘杆脾气,偏就不认错也不检查认识,搞得“工宣队”很狼狈。

像我们林业专业25班的情形,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其他各个班级。就在1968年12月我们上年级毕业分配前夕,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以“工宣队”和校革委会名义,宣布对这一年级总共约40多名学生的处分决定。被开除学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林业专业22班一位同学,打断了对立派同学高文杰的腿,另一个是林业专业21班段开绪,说是说了什么恶毒攻击的话,不能扩散也就没有具体讲。除鲁忠平外,打死王玲霞一案的其他人,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布给予纪律处分的。这一届学生中的刘万宝、程华智、彭龙德,因为在眉县公安局立了案,后来分别编入我们这一年级各班学习生活,等待最终结论。刘万宝被分在我们班,彭龙德分在林业专业26班,程华智不记得在哪个班了。

那天的大会是在一种十分恐怖的气氛下召开的,自始至终除了台子上宣布者的声音外,整个会场再没有任何响动。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后,大家又是不声不响地站起身来,相继脸色沉重地离开大会堂。李贵明负责遣送那位打断高文杰腿的同学,经验丰富自始至终跟随着那位同学。化学教师孙文钧负责遣送段开绪,段开绪说他要上厕所,孙文钧同意了在路边等着。突然,不远处传来喊声:“段开绪跳楼了!”顿时,许多人不约而同朝教学大楼方向跑去。我是最早跑至现场的几个人之一,看到段开绪仰躺在大楼后边西北部的转角处水泥地板上,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鼻子口里全是鲜红的血,早就断了气儿。紧接着,李贵明等人跑来了,大老远就喊着:“自绝于人民有什么好看的!”我们便都四散而去……

也许是做贼心虚,就在段开绪死后不到一小时,学校又在教学大楼前召开大会,大家都站着,由代替刘德明担任校革委会主任的原学校行政处主任陈登鸿,宣读了段开绪的具体“罪状”。其他的内容已不记得了,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王参谋带领的“军宣队”进驻林校收缴武器弹药时,“军宣队”与学生发生争吵,段开绪指着王参谋说:“你姓王,王光美也姓王,我看你们就是一家子!”

就是这么一句话,要了一个20岁刚过的年轻人的命!大家当时听了虽然不以为然,觉得怎么也够不上开除学籍呀?但是却没有人敢公开提出质疑。不管王光美最终证明并非罪大恶极而且还是老革命,就是王参谋姓蒋,说跟蒋介石是一家子,又有多大的罪过呢?段开绪死后没有等到家人前来见上一面,就被学校派人挖了个坑,像埋狗似地埋在西边树林子里。老实巴交的段开绪家人,从商洛山里赶到学校,还被李贵明训斥了一顿,要求与自绝于人民的段开绪划清界线。段开绪的家人胆战心惊,唯唯诺诺,连把孩子的尸骨搬回去的要求都没敢提,只把段开绪留在宿舍的被褥和旧衣服拿回去了事。后来平反冤、假、错案,老实可怜的段开绪家人也不知道到陕西省林业学校来讨个说法,那些负有责任者更怕提及此事,没有听说主动为段开绪搞一个平反昭雪决定一类的东西。我在这里重重地把这件事写上一笔,为的是能够告慰段开绪同学在天之灵!

这几年在网络上看到过不少“文革”中极左暴行的材料,但我宁愿那些都不是真的,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可是段开绪这件事我是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过的,多少年来其悲惨的面容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不相信那些致这个他们的学生于死地者能够永远地心安理得,他们就没有过良心发现的时候吗?单从段开绪一事就可以看出,当年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那些极左者,是如何处心积虑搞“秋后算账”,对不同观点者进行报复的!



要想准确地评价“文革”中的军宣队和工宣队似乎是个难题。“文革”之初毛泽东把刘少奇、邓小平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说成是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后他又亲自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似乎又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事实证明,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并没有发挥什么好作用。工人大多头脑简单,执行极左路线不折不扣,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甚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残酷。

makuanhou

补充一下:1、当秋后算账的时候,一片白色恐怖,林校抓走一批,判刑许多,大小处分50多人,陕林筹个个胆战心惊。26班比较平稳,没有批斗过人;前几年碰见27班王文娟,她就因家庭出身受到批判。2、据我所知,8.21最早也就七八个人,还在大字报、大辩论阶段,高峰期26班参加821的也就几个人。陕林筹积极参加活动的人也不多,26班也就几个人。陕林筹得力于工宣队在十六条后非常民主地选举出来,学生中大部分人随风,随大流,不愿意独出心裁去参加821 ,结果形成陕林筹400多人,821充其量二三十个人。陕林筹团员干部不少,26班就有许多;而821确实都是出身好的、团员、起码都是积极分子。陕林筹随大流的人多;821 同学人虽少却个个精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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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写真一—我的“文革”经历兼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六)
眉县林校的“群众专政”





    

    毛泽东在“文革”之初曾经讲过“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当时全国上下都建立了“群众专政队”,简称“群专队”。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最早的“群专队”组建于“陕林筹”成立之后,以前开大会说把谁揪出来,只是把谁拉上台去乱批一通就到头了。“陕林筹”成立后有组织地召开了一些大会,相继把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都揪了出来。为了对这些人集中看管,便从各班抽来一些学生,成立了“群专队”。记得被“群专队”关押过的有张岂凡、缪礼科、余汉华、张文瀛、鄢明钦、黄自治、张树仁、郑在琏、梁士锐、任天玺、吕子英等。吕子英曾从二楼跳下自杀未遂,腿摔坏了一瘸一拐地走着。  

对于“文革”中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后来被统称为“牛棚”,但是在当时绝对不是这么叫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牛棚”一直就叫做“黑帮队”,谁被揪出来了就说是被关进了“黑帮队”。房子是原来的一个教室,上十个人全都住在里边,每人一张床,跟我们学生住的宿舍几乎完全一样。看管的人住在隔壁另一个教室,看管也不怎么严密,只是不能随便出走,上厕所必须报告。每天要参加打扫厕所一类的惩罚性劳动,劳动结束后就爬在一人一张桌子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写改造思想的心得体会。

  右派分子张文瀛是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黑帮队”里的一个另类。别人被关进“黑帮队”后整天愁眉苦脸,见了人脑袋低垂,一副羞愧难当的神态。张文瀛则不然,一切都不怎么当回事,据说要在“黑帮队”里选个头头,大家都不愿意干,张文瀛却自告奋勇,说:“你们都不干,我来干。”张文瀛曾任解放后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教育处处长,管着西北五省区农林院校,此时便诙谐地对张岂凡说:“过去我管着你,后来你管着我,现在我又管着你了。”

  张文瀛对戴在他胳臂上的白袖章内容有过激烈的抗争,其他“黑帮队”的人都把“群专队”按照揪斗他们时的定义而写的白袖章乖乖戴在胳臂上。记得张岂凡戴的是“三反分子”,余汉华戴的是“里通外国分子”,张树仁戴的是“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等,与张文瀛同样的鄢明钦和黄自治都戴的是“右派分子”。而张文瀛偏不戴那个“右派分子”白袖章,说他是“摘帽右派”,“右派分子”与他实际身份不符。“群专队”的人强行给其戴上,张文瀛当即就把它卸下来,而且态度坚决宁死不从。几番折腾,“群专队”只好让张文瀛戴了个“摘帽右派”的白袖章。

  张文瀛个子最高,又是“黑帮队”队长,“黑帮队”集体外出总是排在队列最前头。每顿饭时去灶房,张文瀛领头,“黑帮队”排成一行,用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曲调旋律,高唱“规规矩矩,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不许乱动”。别人只是低声哼唱,唯有张文瀛高喉咙大嗓子,有板有眼,与大家极不协调地唱完每一个字。到了灶房前场子上,又对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画像请罪。作为队长的张文瀛让大家横排成一行,然后发令开始,三鞠躬喊“向毛主席请罪”。结果总是大家弯腰他抬头,众人喊完他才喊,而且声音特别响亮,吐字清晰,惹得满场子教师学生一阵哄笑,成为每顿饭时一次开心的闹剧,很多人已经打了饭菜,却还要等着看完这一幕后才端着碗离开。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这个时期关在“黑帮队”里的人,除了行动上受到限制,人格上受到侮辱外,身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摧残。每个人只是在被揪出来时受到一次大会批斗,而后则分别被分配到各个班去小会批斗,谓之“拼刺刀”。打人问题在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并不特别突出,“黑帮队”里真正挨过打的人可以说连一个都没有。学校内也没有打、砸、抢、抄一类行为,个人财产损失方面基本上没有突出的问题。所谓各班分别与“黑帮”“拼刺刀”,也不过是叫来就一些问题落实一下,胡乱训斥一番而已。

  我们班“拼刺刀”的对象是余汉华,父母及其他家人都在美国。据大字报揭发,1962年前后困难时期余汉华父母不时寄来一些食品,就说余汉华一定写信说吃不饱,才招致不断从美国寄吃的东西来,因而说余汉华是“里通外国分子”。余汉华对写信说吃不饱坚不承认,说父母寄来食物肯定是从新闻报道中听来的,他一直写信说吃得很好,不需要他们寄任何东西来。余汉华只承认说过“学习知识要像海绵吸水那样”,鼓吹白专道路毒害了学生。余汉华始终都是一种可怜巴巴的神态,说话轻声细气,完全没有我们听说过的广州林学院的高材生,教授把女儿黄宁仪嫁给了的那种气质,再加上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大家批斗起来兴趣不大。有一次批斗会实在不知批什么,便让余汉华背诵《老三篇》,余汉华竟一字未错地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背了一遍,还引得大家表扬了一番。

  张文瀛被分配在林业专业26班接受批斗,情况则与我们班批斗余汉华大不一样。张文瀛被带进教室,站在讲台上,双脚并拢,两臂下垂,脑袋低下,标准地90o弯腰,俨然一副规规矩矩决不乱说乱动的神气。从开始到最后,只要有人喊一声“张文瀛”,他立即先伸直腰,抬起头,然后“啪”地一声双脚并拢,再次低头弯腰,大声应道:“有!”待喊话者讲完,张文瀛又一次伸直腰抬起头,而后又低头弯腰,大吼一声:“是的!”如果有人揭发他什么“罪行”,他只等你话音一落便进行辩白,不管你怎么制止打断,他都要把想说的话说完。整个批斗过程完全像是在演戏,惹得所有人一阵又一阵轰堂大笑。我们班与26班教室相邻,只要那天26班批斗张文瀛,大家便都跑过去看热闹。到了后来有点故意逗乐,专找那些可以让张文瀛露出丑态的话来说,直笑得大家肚子疼。张文瀛在全校性批斗大会上亦如此,常常使得严肃的“对敌斗争”大会笑得开不下去。

“陕林筹”领导下的“群众专政”并没有搞出什么名堂,除了林业专业26班批斗张文瀛的情形不同外,其他班都和我们班批斗余汉华差不多,既没有给“黑帮”定什么罪,也没有宣布他们的问题审查结束。紧接着全国性革命大串连吸引了每一个人,大家都想着不用掏钱去北京或者其他地方逛荡逛荡,谁还有心思待在学校跟这些“死老虎”较劲?于是“黑帮队”象征性地存在了不长时间,也就解散了。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全国便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斗争“走资派”,但是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主要目标却变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了一年多,是“文革”中同一内容的运动持续时间最久的阶段。有人说“文革”中的真正恐怖不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大搞“红色恐怖”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1968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可以说把原院校党委副书记杨登风“文革”前想要在城市“社教”运动时整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打算,完全变成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实。

1968年8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在清查武斗的同时,也开展了全国上下统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重新成立了“群专队”。不过此时的“群众专政”,已非过去“陕林筹”时期相比,不只是批一批斗一斗了事,而是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每个人都组织了专案组,调查、审讯、落实问题,实行了实质性的“专政”。每个人在成为“黑帮队”成员之前,都是由“军宣队”、“工宣队”以及后来的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研究确定后,再以大会的形式被革命群众揪出来。

被揪出来关进“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后的“黑帮队”的人,除了与武斗有关的“武斗黑后台”刘德明和“武斗黑手”张文秀、朱献图外,基本上都是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不好者。校长张岂凡、林业教研室主任缪礼科、森工教研室主任余汉华、教务处副主任郑在琏等教学骨干中的老教师首当其冲,中年教师门泽民是以“漏网右派分子”的罪名被揪出来的。另外还有右派分子张文瀛、鄢明钦、黄自治,张文瀛仍然只承认他是“摘帽右派”,但又被加上“自首变节分子、特务”等新头衔。党员中除了原来被院校党委抛出来的张树仁外,还有学校政治处干部李天葆,据说被揭发与某女教师有不正当关系,但是从来没有公开批判过,“整党建党”时分配到我们班接受群众教育,而后就被第一个“解放”了。

在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在“黑帮队”里的人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大小批斗会不断,专案组总想把那些捕风捉影或者牵强附会随意上纲的一些“罪状”一一落实到各自头上,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非法手段。总的是想制造出思想罪来,因为一些言论表面上看没有多大问题,便逼迫其承认思想反动,一贯仇恨共产党。这样的罪恶目的连小孩子也能识破,那些一肚子墨水的人怎肯上当?于是就说态度不老实,或者说是老奸巨滑,便发动群众批判斗争,尽情予以羞辱,使得一个个毫无尊严可讲,企图从精神上先行击垮,然后逼其就范。

对于校长张岂凡,“清理阶级队伍”时想要落实的问题,与“文革”前企图搞倒他的借口相同,是说张岂凡曾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这样就够上了历史反革命的杠子。张岂凡承认在山东老家读高中时参加过国民党,当时班上有三个国民党员,他负责领导这个班上的三个国民党员,充其量也就是个小组长。张岂凡否认他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理由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是国民党里的正式职务,一般都由学校领导至少是教师担任,并说出他们中学当时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是谁。按说这样的否定理由是完全能够站得住脚的,校党支部和“工宣队”以及专案组都说他不老实交待,认为国民党里最低的职务就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承认在国民党里有职务,那一定就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还说张岂凡包庇老婆王学锦的右派问题,反右运动中王学锦要被划成右派分子时,张岂凡利用校长职权把王学锦从武功农校调到了眉县林校,包庇了下来。这个问题同时直接关系到王学锦,到武功农校向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马伯援调查,马伯援是个爱护知识分子的老革命,否认农校反右时要把王学锦订为右派分子的说法,使这一欲加之罪最终破产。1978年农林学校合并期间,又作为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马伯援,还力排众议接收张岂凡为共产党员,给了眉县林校那些极左者一个响亮的耳光。

缪礼科和余汉华的问题,仍然是“文革”初期政治处的人从“黑”账中抄来写在大字报上的内容,多为乱扣帽子无限上纲,本人坚不承认思想反动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也就上升不到“罪行”上去。至于说余汉华里通外国,更没有证据,有证据也在美国拿不回来。

中年教师门泽民被揪出来,是因为他在1957年反右时被揭发说过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霍查“政治上不成熟”。显然这是被记入档案中的问题,政治处的人翻看了门的档案后抛出来的。门泽民被揪出那天,门的爱人刚从湖南老家来到眉县林校,千里迢迢夫妻相会,门却被关进了“黑帮队”,只好第二天一早又抱着孩子哭哭啼啼地回湖南去了。当年反右时都没有订为右派分子的老问题,此时翻出来又能定个什么罪呢?“文革”后门泽民调至太白林业局工作,曾被授予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张文瀛是1958年经省委批准定为右派分子的,早年间参加地下党时因为交通员被捕而暴露入狱,写过“反共启事”刊登在报纸上,此后为革命做过很多工作,但也与国民党高层有过接触。“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想要给其罗织的罪名是“特务”、“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张文瀛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些上窜下跳的小丑,对所有指责和置疑一概不予承认,说他的历史党组织比他自己都清楚。专案组的人对张文瀛简直无计可施,一天梁培基在审讯时对张文瀛动了一下手脚,不料几天后在一次大会上批判张文瀛时,梁培基走上前刚要训斥张文瀛,张文瀛突然对着麦克风大声说:“梁培基,咋呀,还想打我?”梁培基顿时面红耳赤,狡辩说:“你胡说,我啥时候打过你?”那时候表面上还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打人行为是见不得阳光的。张文瀛又对着麦克风说:“咋的,你还不承认?那天晚上在二楼下边你几乎都快把我打死了!”梁培基一下子乱了方寸,一边指着张文瀛说:“你胡说!你胡说!”一边却狼狈不堪地逃下台子去。此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对张文瀛动手动脚了。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张文瀛曾对我讲过他挨过两次最严重的打。一次是在批斗大会上,我们班的姚二毛也就是姚俊俏用带有扣子的皮带狠抽了他几下,说的时候牙齿恨恨地咬着;另一次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派两个军人来,通过张文瀛调查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刘秉琳的问题。刘秉琳曾任二野保卫部长,在一次去往上海的火车上,发现被特务盯梢而在苏州下了车,找到时在苏州的张文瀛掩护脱了险。调查者要张文瀛证明,那次刘秉琳在苏州被捕过,进而诬陷刘秉琳是叛徒。张文瀛坚持不能无中生有,与调查者辩论,把调查者辩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李贵明是学校派来协助调查的,不断出坏点子折磨张文瀛,让张文瀛站在独凳上接受问话,最后竟一脚踢翻凳子,三个人一齐动手,把张文瀛一根肋骨都打断了。张文瀛说到最后气愤愤地骂道:“狗日的李贵明,不得好死!”

张文瀛是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黑帮队”中最后一个被宣布“解放”的。当校党支部和“工宣队”向他宣布说,经组织认真审查,除1957年已经处理过的右派问题外,没有发现任何新的问题,因此予以解放,享受公民正常待遇时,张文瀛非但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表示感谢和再为人民立新功,反而质问道:“你们弄了这么几年,这样就算完了?”张志栋非但不觉得理亏,却说:“不这样完了,你还要咋的?”张文瀛扬起头,哼了一声,说:“那这几年你们倒弄了个毬!”说完,转身扬长而去。张志栋气急败坏,在后边指着张文瀛背影说:“张文瀛,甭嚣张!啥时候想弄你还要弄你!”果不其然,一年之后的“一打三反”运动,张文瀛又被揪出来批斗关押。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唯一一个最终落实定案处理的,是一个名叫党治军的工人,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与全国各地一样,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也在深挖细找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教师、学生和职员工人,都不放过,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很紧。听说过烧开水的河南籍工人李合才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最终没有见动手。后来有人发现学校那幅游行时抬着的很大的布质毛主席油画像,眼晴上有被戳破的痕迹,于是便成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调查侦破。

查处这一特殊的反革命事件的重任,不可替代地只能由李贵明来完成。李贵明是人所共知的专案高手,凡是别人拿不下来的问题,最终都由李贵明落实定案了。二年级被开除的打断高文杰腿和段开绪反动言论两个学生专案,都是李贵明一手完成而最终做出决定的。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革”中几乎所有案件,李贵明都插手了,我也是差一点儿就被李贵明送进监狱。听说后来李贵明去太白山,被滚落的石头砸断了腿,连他自己都说是“报应”。

毛主席画像眼睛被戳破一案,刚开始时可以说没有任何线索,后来追查到党治军头上,据说是经过认真勘察科学分析的结果。党治军原来是学校炊事员,李志德当了副主任开汽车后他做了电工,整天腰里挂着螺丝刀一类工具。党治军原来和李志德住在一个房子,两个人的关系应当说十分亲密。当时流传党治军和李志德的老婆有一次同时来林校探亲,两个人便各自在床上办完事后,又互相对换着玩了一回。据说有人当面与李志德开玩笑证实,李志德只说了句“胡扯”,并没有恼羞成怒。李志德当了副主任后,党治军似乎不言而喻就是“陕林筹”派的。

在反复察看毛主席画像上的破洞后,发现痕迹是条状,不是被尖状利器刺穿,而是被很窄小的东西戳破的,于是想到了螺丝刀,而随身带着螺丝刀的人林校内只有电工党治军。李志德成了汽车司机,可以排除不是李志德干的。犯罪嫌疑人锁定为党治军后,便由李贵明来具体予以查证落实。最终的结果是党治军认了罪,写了检讨画了押,报眉县公安局依法惩处后,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学校按照有关规定开除了党治军公职,送回原籍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党治军一案只有被视为“犯罪”的结果,毫无任何人证物证确认是党治军所为。用当今较为健全的法制原则重证据不重口供来衡量,即就是党治军所为但死不认账,政法机关也难以做出结论定案。至于说到严格的法制原则无罪推定,党治军即使承认是自己干的,因为缺乏得力的证据也不能最终认定。那时候法律不健全,检察院和法院已停止运转,只有公安机关一家执法,自己承认就能定案。党治军既不疯又不傻,头脑正常,为什么能够把天大的事情揽到自己头上?始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再说党治军也并非什么非无产阶级出身,家庭和个人经历中没有任何被整肃过的问题,更不要说与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要对着画像戳那么一螺丝刀呢?因此,这就要说到李贵明在制造冤、假、错案上的非凡天才和能力。究竟李贵明是怎样制服党治军,让党治军乖乖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对他的惩罚?我至今没有获知到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李贵明绝对不是按照规定,即使极左规定也是规定办事的。党治军不是屈打成招,当时没有传言党治军受到严刑拷打,我所知道的李贵明不是靠酷刑办案,即使动手动脚也只是敲打一下你的脑袋,说是让你清醒一下头脑,或者发泄一下情绪,不具备威慑作用。在随后的一章,我将专门叙述李贵明是怎样企图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的详细经过,一一细述其卑鄙无耻的手段。大家可以从中领略一个被极左思想彻底征服了的“疯子”的智慧与丰采,能够想象得到党治军的遭遇。

我手头没有党治军一案最终平反的准确信息,但是可以从全案的情况分析,《刑法》都能够不再有“反革命罪”这一罪种,党治军即使确曾对着毛主席画像戳了那么一螺丝刀,也不能说明他就犯了什么弥天大罪。画像毕竟是画像,不能等同于毛主席,对其人身构不成任何伤害。一切画像或者塑像最终都会成为垃圾,难道也要追究处理这种垃圾的所有人吗?说穿了那还是一种极左状态下的思想罪,而党治军连这样的思想罪也不存在。

纵观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全过程,可以说就是在千方百计地制造冤、假、错案。尽管最终没有制造出几个冤、假、错案来,但是并不能说明没有制造冤、假、错案,其审查过程就是一种迫害,让知识分子那种受人尊敬的形象一落千丈,人人都留下了被耻笑的把柄。

相对于全国范围深入持久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说,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还是平稳的,没有自杀的,也没有刑讯逼供致伤致残的,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党治军被戴上了“现刑反革命分子”帽子,其他人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段不寻常的岁月。其原因应当说是多方面的,有地处偏僻乡村信息不灵的局限,有仅是中专学校知识分子并非大权威,其家庭背景简单旧社会经历也不复杂,没有太多文章可做的束缚,也有被揪者几乎全是过去“陕林筹”支持者,占全校师生员工大多数的人私下里有一种愤愤不平和同情的心理情绪,制约了那些企图施虐者不敢有过于出格的举动,要是没有李贵明,可能连党治军也难最终定案。











卑鄙无耻的李贵明







1968年12月,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原二年级学生毕业分配后,剩下了我们这一届5个班继续在“工宣队”和校党支部的领导下,深入持久地进行“斗、批、改”。时隔不久,武斗中打死人的问题被宣布定案处理。上一届留下来的程华智、刘万宝、彭龙德,还有我们这一届林业28班刘刚善和我们班姚俊俏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我们班兰海楼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另外我们班的方宏新因为批驳林彪“顶峰论”,在此时被宣布给予警告处分。

1969年春季,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迁到武功县杨凌镇的陕西省武功农业学校内。据后来看到的资料称,是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为了国防科技事业的需要,解决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某高度机密单位的转移地址问题,特意决定后由省农林局执行的。后来陕西省林业学校曾要求退还“文革”中被占用的校址,省政府因为牵扯问题复杂,宁肯另外划地建校也不把原校址归还。我在西北大学作家班时的同学鲁军民,就曾是这个单位的一员在眉县林校原址驻扎过,转业后分配在省国防科工委工作。2013年9月,鲁军民和他的几位战友重返故地到了眉县齐镇,想到我是毕业于眉县林校的,便打电话告诉我他在那里。我于是问他当年是个什么单位那么牛逼,鲁军民仍还保密着不肯告诉我。由此可见当年占据眉县林校校址的,确实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要害机关。  

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迁到武功后,就名正言顺地彻底把校名中的“眉县”二字去掉,实际上“文革”后早就被“陕林筹”去掉了。武功农校紧傍着西北农学院坡下路西,南边与西北植物研究所为邻。一条宽阔的大渠自西向东穿过校园,一进大门的大楼全归农校,林校占据的是大渠南一溜平房,总共大约十多排,每排十多间房子,各排房子之间的桑园等空地仍归农校。因为农校没有像林校那样独出心裁搞什么四年制半工半读,此时“文革”前入学的最后一届学生已经毕业分配离校。于是原来农校的学生灶就用做林校学生灶,后来学生毕业分配后,又在学校大门外路东给林校划出一个平房小院,作为教职工灶房。林校搬到农校后不久,又据说是李瑞山为了发展陕西农业建设化肥厂,特地向化工部争取来的化工部第三建设公司从河北省石家庄迁来,农校大渠以北房屋又划给了化建三公司。这样一来偌大一个武功农校,就被三个单位瓜分得七零八落,农校的配种站、种鸡场、种猪场等特殊设施,分散地保留在原来地方。再后来林校与农校合并为陕西省农林学校,但是直到我1970年11月最终离开林校时还没有合并。

我们林校最后一届学生搬到杨凌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这一年3月有个珍宝岛还击战的伟大胜利,防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了大事。1968年在眉县时就曾落实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工宣队”组织挖了好长时间的地道,我们班在学校后边挖的地道人都可以弯腰行走,记得我们班同学李缠本精于此道热衷于这件事。1969年这一年在杨凌就是配合全国形势,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庆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干一件与学校或学生本身有关的事。

尽管这一年同学们都在无所事事地等候着毕业分配,但是对于我来说还仍然处在有问题而被查证落实之中,学校党支部、“工宣队”始终对我的问题抓住不放。也是活该我倒楣,我在开头时写到华县少华中学同村同班同学刘天喜,初中毕业后考入西北第一纺织印染厂技校,“文革”中印染厂原来分为两大派,刘天喜搞了个第三派,参加了西安地区“工联”、“工总”之外的一个被视为非法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头叫常本宽,刘天喜任该组织组织部长。“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刘天喜被厂里揪了出来,两派一齐整他,揭发出很多“反动言论”搞得很惨。刘天喜家庭出身贫农,检查认识时寻找阶级根源,竟然像在初中时说要炸平少华中学一样,把阶级根源找到我这个富农出身的同学身上,说他讲过的反动话都是听我说的。我和刘天喜初中毕业后几乎没有见过面,他却说成是初中时从家里到学校路上讲的。西北第一纺织印染厂把刘天喜的揭发材料寄到林校,林校党支部、“工宣队”如获至宝,连同我原来没有最终落实的问题,抽调专人成立专案予以查证落实。

开始时负责落实我问题的是青年教师雷开寿,雷开寿1962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林学系林业专业,先分配到陕西省黄龙山林业实验局工作,1964年调入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雷开寿老师日后的经历和在林业科技上的突出贡献表明,原本就是个德行高尚的人,压根儿不会干那些鸡鸣狗盗之事。他和我谈过几次话,对我讲过说是我初中时的一位同学揭发我有言论问题。我当时确实不记得讲了什么,也就无法承认错误,更谈不上提高认识。从随后李贵明落实到我头上的问题看,就是两段话,一段是所谓的“为反党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上“万言书”,为老百姓说话,毛主席怎么怎么的;另一段是说中国乒乓球队,“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打输了该咋说呀?”后者刘天喜还揭发是听在华县少华中学任教的我的姑父说的,我的姑父因此也被开除了公职。

上述两段话可以说“文革”前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可能知道和想到,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也许雷开寿老师当时自己也思考过上述两个问题,认为没必要硬往一个学生头上按。同时,两个人说的话,一个人说说了,另一个人说没说,该怎么落实?于是,雷开寿老师向校党支部、“工宣队”做了汇报,被认为是“右倾”。这是1972年我去杨凌要求复查纠正时,在学校大门口碰见雷开寿老师,他对我说:“去找他们!我当时就说不要对学生纠缠这种事,他们说我右倾,换上李贵明整你。”雷开寿老师的坦诚和人格,让我感动得登时流下了眼泪!而这次去学校的当天晚上,我住在杨凌火车站对面街道的旅馆里,遇到去杨凌出差的林校一位同班同学,知道我是来翻案时却说:“人家这样处理你还是有一些道理的,自个儿总是有错,别折腾了,不顶啥!”这样的话我至今都还记得很清楚,这里我不想把这位同学的名字写出来。

李贵明从雷开寿手里接过我的专案后,果然不再像雷开寿那样把我视为一个学生,而是看做敌人。我那时刚满20周岁,刘天喜揭发我的是四五年前初中十五六岁时的问题,如今要是一个大人跟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较劲,那就要被人骂做禽兽不如。李贵明“文革”中一直干的就是这种事情,凡是由他整的对象,从来没有拿不下来的。正当此时,我们这一届学生开始进行毕业分配。当同学们都在各自为工作去向努力的时候,我却整天被李贵明传来传去,好象毕业分配压根儿与我无关。

李贵明制造冤、假、错案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想得出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歪点子,被整者不上当受骗都由不得你。1970年元月,当宣布我们这一届学生最终分配方案时,我被宣布留校审查。然而令人实在想不到的是,竟然同时宣布我同班同学熊永庆也留校审查。我可以说没有走“坦白从宽”道路咎由自取,而熊永庆却从来都没有听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理由让人家熊永庆留校审查呢?理由是后来告诉熊永庆的,说他跟我关系好,揭发了我后才能毕业分配。

这种蛮不讲理的行径要是放在现在根本行不通,很可能当时在其他地方或单位也难以行得通!当事人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你为什么,讲出那样的理由来完全站不住脚。如果跟你讲不清道理,大可一走了之到上级机关去告状,不会乖乖地留下来由你整治。如果熊永庆那样做了,不但可以避免他自己随后的悲惨遭遇,而且对我抗拒李贵明施展阴谋诡计十分有利,我也有可能不被整治得那样惨。熊永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性格有点怯懦,被林校当时所具有的极左政治气氛吓住了。后来我们一起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回想后也觉得很后悔。又说到当时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不可能给自己搞出什么问题来,说一下也就没事了,不过迟去几天报到而已。我和熊永庆关系密切并非整天粘在一起,由于家庭出身都不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过去一起步行串连过一次,此外别无密切举动。教师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李贵明以前也不会想到,因而我们怀疑是同班同学有人告诉李贵明,或者说是李贵明打问回答李贵明的。

我们两个对于李贵明的卑鄙无耻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掉入了李贵明布设的圈套。同学们相继离开学校后,熊永庆被安排住在与校党支部、“工宣队”办公室一排的穆振华老师房子,我住在前一排中间位置。李贵明公开告知我们“不许在一起搞攻守同盟”,熊永庆说我有啥必要跟他搞攻守同盟?李贵明说,那好,不许你们两个私下交谈,能做到吗?我俩都说“可以”,这就算我们都做出了承诺。

接下来的几天,李贵明分别找我们谈话,开始找我时还是那样讲,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不要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坚持以往态度,说刘天喜纯粹是胡说呢,我那时候还是小孩子,能知道什么呀?后来李贵明对我说熊永庆对我有揭发,让我考虑对熊永庆讲过些什么。我坚执说我与熊永庆之间没有讲过什么无原则的话,李贵明反问我你敢保证你俩讲过的话都符合毛泽东思想?还要我也揭发熊永庆,争取立功,要是熊永庆承认在我面前讲过什么,我要是不揭发就是包庇罪加一等。如此这般,翻来复去地对我讲。

李贵明同时对熊永庆也是这么讲的,熊永庆首先忧虑起来。一天,我前去开水房那里打开水,熊永庆看见周围再无其他人,便也提着热水瓶走了过来。在开水房龙头前,我俩同时打开水,熊永庆低着头似乎没有看我,却说:“你给李贵明说啥了?”我说:“我啥都没说呀?”熊永庆说:“他说你揭发我了?”我说:“他还说你揭发我了?”熊永庆说:“真的啥都没说?”我说:“真的啥都没说,这狗日的狡猾得很。”熊永庆说:“千万小心,都别上狗日的当!”我说:“好,都小心点!”随后,我们便各自离开热水房回住的地方去了。

实际上我和熊永庆热水房前偷偷见面正是李贵明布设的圈套,他就躲在隐蔽处观看,对着手表看我们什么时候到热水龙头前,谁在哪个位置,什么时候离开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当天晚上李贵明就找我谈话,问我最近见过熊永庆没有?我回答说没有。李贵明冷笑一声,说:“不老实!”我说了假话心虚,便不敢再答声。李贵明说:“连这点小事你都不讲实话,说明你过去从来没有老实过。”接着,李贵明把这天我和熊永庆私自见面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我俩分别站立的位置,总共一起待了多少分钟讲了出来。我顿时傻了似地说不上话,只好承认见过。李贵明问我都说了什么话,我随便编了几句说没说什么。李贵明也不再追向,只要求我把这次与熊永庆见面的经过详细写出来交给他。

李贵明当面戳穿我的谎言道出我掩盖的事实,虽然让我震惊但还没有崩溃。我不能如实道出我和熊永庆说的话,按照李贵明要求写见面经过时,写了大约的时间,见面的地方,各自的位置,但是那几句相互寒暄的话却是编造的。最后写上我的名字和日期,还按照要求按上手印。我以为这样就可以糊弄过去,岂不知又上了李贵明的圈套。

李贵明拿着我写的东西找熊永庆谈话,跟开始问我那般问了一遍熊永庆,熊永庆也像我开始时那样矢口否认。李贵明便说他不实事求是,最后说是我主动交待的。熊永庆不相信,李贵明拿出我写的东西,先让熊永庆看了标题《关于我和熊永庆见面的经过》,再看了时间、地点和相互站立的位置,中间内容完全盖起来,只露出我最后的署名、手印和日期。李贵明说:“你们见面的当天,马剑涛就来检举揭发了,说明马剑涛还想走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道路。”这一下子就把熊永庆的心理防线打垮了,李贵明再巧簧如舌地连骗带吓地教育了熊永庆一番,使得熊永庆把我们那天见面讲的话供述了个差不多。最后,李贵明又要熊永庆把讲述的经过写一个材料,跟我一样签名按上手印。再接着,李贵明又拿着熊永庆写的东西找我,说我顽固不化抗拒到底,把熊永庆写的内容遮来盖去地让我看到几句话,使我哑口无言。于是再让我如实交待,重新详细供述其经过,这样三番五次就把我们的秘密全都抖漏得一干二净。

自从揭露了我和熊永庆私自见面的问题后,我们俩就被严格地管束了起来,直至我们一起被开除回家都再没有一块儿说过话。接下来李贵明便不断地威逼引诱熊永庆回忆都和我谈论过什么,有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直接问了和我一起串连到庐山时,关于彭德怀我都说了些什么?其中再三声明熊永庆和我不一样,只要揭发了马剑涛就可分配去工作单位报到,要他抓紧时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等。熊永庆实在搪塞不了时,便写了一些和我一起时谈过的问题。其中有几条被李贵明曲意引申和想象,采取写那个私自见面材料同样的卑鄙手段,不断地让我们两个人加以修改和“完善”,最终变成了恶毒攻击。

我的“罪状”中最大的一条是“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实际上林彪即使后来没有自我爆炸,也谈不上是恶毒攻击。江青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印成小册子供全国人民学习,其中说到毛主席讲过春秋战国时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是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和熊永庆一次交谈中说到此事,熊永庆精于古文,解释了触詟说赵太后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接班人问题很难说,过去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是他的父亲,对斯大林尊敬得五体投地,结果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变脸了。现在林彪对毛主席也很忠,可不敢将来毛主席百年之后,林彪也跟赫鲁晓夫一样就失塌了。”熊永庆也点头说就是就是。

上述就是事实的本来面目,可是最终写入我“罪状”的最后一句话却变成了:“我看林彪也是赫鲁晓夫式人物!”熊永庆的“罪状”则成了:“我看也是这样。”熊永庆开始时是完全按照原来面目讲的和写的,只是说我把林副主席与赫鲁晓夫对比着来说有点大不敬,绝非恶毒攻击。但是李贵明却说我是以肯定的语气说的,要熊永庆予以揭发证明。又对我说熊永庆是那样揭发我的,要我老实交待。我懂得那样说性质就完全变了,怎么也不承认那样讲过。卑鄙无耻的李贵明便要我就没有说过那句话写一个解释,我写了,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把那句话罗列出来。李贵明拿着我写的解释,只把其中这句话亮给熊永庆看,说是我交待就是这样说的。逼着熊永庆按照他的要求重新写了检举材料后,又拿来威逼我最终承认才算罢休。我这样讲了熊永庆不能不说话,点头称是和“我看也是这样”一样,都是在恶毒攻击,把熊永庆也套了进去。

自从落实了“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问题后,熊永庆也不再只有揭发我的价值了,也被立了专案,由教师李永昌负责审查落实问题。李永昌没有李贵明那样的“本事”,但心底同样卑鄙,二人狼狈为奸。我的“罪状”中还有几条和熊永庆说的话,其中有我说过:“你是老婆脸,毛主席也是老婆脸。”“我到韶山去了,毛主席家至少是个富农,比我们家这个富农富多了!”“现在地主、富农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像我们家土改时是一家,后来我父亲和我叔父分了家,就成了两家。下边我们又弟兄四个,将来就成了四家富农。”我原本接下来的话是:“说消灭阶级呢,这样咋能消灭呢?”却给我演变成了:“我看这地主、富农的力量将来越来越大,对共产党就是个威胁!”另外还有说江青什么的,彭德怀怎么的,给我定罪的同时也把熊永庆套进去了,使得我们两个一起难逃人生这一劫难。

在落实我的所谓问题过程中,李贵明曾想拿我和潘玉丽的恋爱关系做文章。在同学中有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处分的,他就断言我一定与潘玉丽已经发生过性关系,为此直直纠缠了我一个多星期。如今已不必隐晦这种事,但那时确实还没有。李贵明说我一定有,我说没有,李贵明就说我不老实,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被逼得无法,便说:“李老师,我确实没有过,你总不能让我编造出一个事实来?”李贵明当即接过话去,说:“行,你就给我编造一次你们是怎样搞的,而且非编不可。”

这一次我没有上当,凭着我看过的小说爱情情节,一定能够编造出一个做爱的过程来。我一眼就看出这家伙是以让我编造为名,然后又把编造出来的情节强行“落实”到我头上。会说从你编造的过程说明你一定干过这种事,即使不是跟潘玉丽干的,也是跟别人干的,必须交待出来。接下来围绕着要我编造做爱过程的问题,使劲地拍桌子,用拳头敲我的脑袋,折腾了很长时间。我始终坚持不编造也不写出一个字来,李贵明实在无计可施后才作罢。

我这里用了专门的一个章节,详细叙述李贵明是如何“落实”我和熊永庆所谓的问题的,从中让大家不难看出,这个被极左思想彻底征服了的家伙是多么的卑鄙无耻!我不十分具体地知道陕西省眉县林业学校“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是如何被李贵明一个又一个地制造出来的,想来使用的手段大致都和对付姚俊俏和我跟熊永庆相同,抛弃了作为人的起码道德,像疯狗般地看见人就想扑上去咬一口。

在极左路线盛行时期,有很多人整了人,那是形势所迫不能不为之,或者说是在无意识中干了坏事。我们村当了好多年的老支书何祥玉,改革开放后没有一个人忌恨,大家反而认为如果不是何支书,换了别人也会那样去干,而且只能比何支书更凶恶。但是李贵明却绝对不是这种人,而是毛泽东90%的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专门要跟那剩下的10%的人做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理论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创造性地加以实践的极个别疯狂者。他把从各种人群中制造出一个阶级敌人来视为乐事,尽管自己并不能从中获得任何直接的好处。这样的人在一个单位所干出的恶迹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在已经消逝了的岁月里,有这种人的单位是一种不幸,他带给善良的人们是灾难和祸害!

《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由善变恶,并非只在某一种人群之中,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干出那种损人不利己的勾当。就在我们这一届同学毕业分配离开学校而我被留校审查时,被分配到咸阳永寿关中驴场的我们班同学郭彦启,在离开后不长时间不知因为什么事返回学校来,竟然写出一份大字报,贴在农校教学大楼西南边路旁的大字报专栏上,揭发了我11条问题,其中9条连丝毫的影子都没有,纯属捏造和诬陷。此时郭彦启已离开学校,不存在被鼓惑或强迫的问题,也与他个人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是同班同学,过去从来没有什么恩怨纠葛。几十年来我都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说这是丑恶本质使然,或者说是极左思想已经把某些人变得不再是人了。郭彦启的揭发虽然给我造成了一时的麻烦,让我额外地遭了一些罪,但是因为确属胡说八道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郭彦启日后的人生经历证明,他就是一个内心龌龊的卑鄙小人。我把这件事曾经说给好多原来眉县林校的老同学,没有一个不骂这个人不是东西的!我本来在这部书里不打算伤害任何一位同学,包括不同观点的同学在内,叙述其行为只是再现历史的真实。可是思考再三,最终我还是决定把郭彦启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抖落出来,让其卑劣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只是本书中的一个特例,在此特别说明。

1970年春节我和熊永庆都是在学校度过的,我们俩虽然名义上没有被看管起来,但是实际上已经失去人身自由,包括春节放假也不能回家。1970年春节过后就到了阳历2月底3月初,我和熊永庆的问题总算是最终“落实”了,每条问题有本人交待,也有揭发材料,二者一模一样严丝合缝,最终报告学校工宣队、党支部研究处理。据说最初的意见是给我记大过,给熊永庆记过处分,仍然分配工作。不料正要开会研究做出决定时,陕西省林业学校的顶头上级省革委会农林局通知学校领导去西安开会。校党支部书记张志栋便说先放一下,等他从西安开会回来再研究也不迟。

可是,等到张志栋从西安开会回来后,我和熊永庆却走不了了。



    李贵明是人群中极为少有的渣滓,已经失去作为人的基本要素,整人害人是他的天性。他的作恶与“文革”无关,在任何时候他都会这样干。极左路线是这种人的靠山,同时也因为这种人的存在而存在。这种人的存在不仅是善良的老百姓的灾难,也是毛泽东的悲哀。











全校老师斗争一个学生







张志栋到西安参加的是贯彻中共中央[1970]3、5、6号文件的会议,作为“文革”十年中国人民遭受的又一特大灾难,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即3号文件,是1970年1月30日发出的。根据当今披露的有关细节,毛泽东虽然批示了“照办”二字,但并非毛的部署,而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且由周亲自主导的。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记载: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示:照办。31日《指示》发出。可见,这份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指示》,从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的。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包括回忆文字)显示,是毛泽东让周恩来这样搞的。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又接连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即5号文件)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6号文件),构成了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全部内容。

“一打三反”运动实际上主要是“一打”,文件以“绝密”的形式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3号文件明确提出:“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张志栋参加贯彻中央3、5、6号文件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会议回到学校后,我和熊永庆的问题一下子升了级,成了“一打”的重点对象。此时学校里已经没有其他学生,上百名教职员工无正事可干,熊永庆被区别对待,却围绕着我这么一个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3月10日前后的一天傍晚,先后做过我们林业专业25班班主任的翁筠眉和张全学老师,不知为什么到我住的房子来看望我。他们没有谈及我的问题和今后去向,只是询问我的吃饭穿衣等生活问题,表示出一种关心的态度。事后我才意识到,在我即将遭受更大不测时,他们得到了消息,前来给予作为老师的一种安慰。他们只能如此,其他爱莫能助。而仅仅这样一个举动,也让我牢记了一辈子。

就在翁钧眉和张全学老师看望我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洗漱完毕,拿着碗筷去农校大门外斜对面的林校教职工灶房吃饭。刚刚走进那个小院,就一眼看到挂在房檐下的白纸黑字大幅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马剑涛!”“马剑涛”三字被打上了红×。周围墙上还有红红绿绿横七竖八贴着的小标语,写着“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一类内容。早就等候在那儿的梁培基走近前来,要我从现在起一切必须听从他的指挥。

接下来,我糊里糊涂地在卖饭窗口打了饭,勉强地吃了几口,就被梁培基带回到学校里边来。此时,农校大门口、教学大楼前以及去往林校党支部办公室的路上,到处是打倒我的标语。梁培基看管着我直到上班,隔壁会议室一声令下:“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马剑涛押上来!”立即有原来的炊事员张家全和鲍全华走上前来,将我双手反扭在后边,头被压下低着,揪进了会议室,押在会场前边站着,脖子被挂上一个白底黑字的大牌子。会场上方挂着“批斗大会”四个白纸黑字大会标。紧接着又是一声令下:“把历史反革命分子张文瀛揪出来!”张文瀛也就当场被从人群中拉了出来,张文瀛还脖子一伸,说:“关我啥事?”梁培基等则不由其辩,硬是把张文瀛连拉带扯地揪到前边,和我并排站在一起,弯下腰低下头才算了事。

会场下边坐着的,不管教过或没有教过我课的,我都应该称其为老师,这些老师如今却要同仇敌忾地斗争我这么一个学生。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事,大概只能发生在中国,发生在那种极左路线登峰造极之时。与吴越、雷瑞德、关应琴一同从西北农学院林学系分配到林校,而大概学习成绩最差的刘克斌,安康人,不仅第一个上台发言批判我,而且在开口之前先按了按我的头,踢了我一脚,让我放老实些。随后发言的是党员政治教师余光荣,巴蜀口音,没有人完全听得懂,脸红得像是要下蛋的母鸡,平时说话就颠三倒四。还有李永昌,一口醋溜普通话,不以为丢人反而引以为荣。雷永禄发言是批判张文瀛的,张文瀛连正眼瞅都没有瞅他一眼。这些人发言皆手拿批判稿,一字字地照着念,尽量装得声嘶力竭义愤填膺。批判发言中不时响起口号声,多为炊事员鲍全华领头,也像是事前安排的。

批斗大会过后,我和张文瀛被押解到原来一间学生宿舍,房间里分别靠墙放着四张两层架子床,里边靠窗的地方有两张靠在一起的条桌竖放着。我和张文瀛分别被命令睡在里边两张架子床下铺,张文瀛居东我居西。靠门口的架子床是监视我们的看守员睡的,东边架子床上铺睡的是张家全,下铺是闫凯,西边架子床上铺睡的是鲍全华,下铺是姚文定。姚文定是原来林场工人,眉县齐镇公社雷村大队人,会修剪果树,其余三人都是原来学生灶的炊事员。四名看守中张家全是党员,很严肃,从不跟我和张文瀛说话;闫凯有点不好意思,避过人总是对着我们笑笑;鲍全华本来就是个二流子式人,比较年轻,爱咋唬,却球不顶;姚文定说话很客气,自嘲没苹果树修剪了,来干这号差事,常跟我说起我认识的他们村的眉县中学学生吴飞,说小名叫飞子。不过刚开始进入这个“学校监狱”时,四个人都表现得高度警惕,态度严肃认真,俨然一副面对阶级敌人的杀气腾腾面孔。

负责“一打三反”运动专案组的是梁培基,在我和张文瀛被安顿下来后,又让我俩站起来听他训话。粱培基分别指着我和张文瀛说:“警告你们这一老一少两个反革命,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更不许串通一气,订立攻守同盟。否则,小心砸烂你们的狗头!”我听后唯唯诺诺,而张文瀛却扬起头,什么表示也没有。梁培基一看不满意,训斥张文瀛道:“老东西,听见了没有?”

张文瀛翻了翻白眼,说:“我是历史问题,他是现行反革命,我咋能跟他搅和在一起?”

我听张文瀛竟然把我说得都不如他,很不服气,便说:“他都成棺材瓤子了,我还年轻,决不会理识他!”

梁培基听了很觉满意,黑脸笑了笑,说:“那就好,互相监督,立功受奖。”转过头又对几名看守说:“提高警惕,白天黑夜都要有专人值班。他们两个一举一动都必须报告,得到批准才能出去。”几名看守皆点头称是。

我和张文瀛就这样被关进陕西省林业学校特有的“学校监狱”,以难友的身份度过了将近8个月的时光。据后来姚文定告诉我,他们一开始每人都准备着一把菜刀或砍刀那样的家伙,以便对付我和张文瀛疯狂报复时的穷凶极恶,白天晚上24个小时轮流值班,比监狱里看管犯人都紧张。监狱的犯人除了放风都关在有铁门的号子里,而我们就睡在他们身边,近在咫尺不可不防。后来看到我们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表示,渐渐地也就不那么当一回事了。到了后来眼见得派这么多看守纯属多此一举,便逐渐减少到一个人,最后又把能干活儿的工人变成老弱病残的教师。先是总务处的刘学谊,说是腰疼天天吃着药,后来是体育教师梁士锐,走路都摇摇晃晃,而且都是只在白天,晚上8时以后锁上门,便就只剩下我和张文赢在一起。梁士锐很随和,说他就是来陪我们说说话的,整天带着个木盒子,里边放着旱烟沫,不停地制作手工卷烟。张文瀛不抽烟,我买不起烟,抽着梁士锐卷的旱烟倒也消解了不少烦恼,我的烟瘾就是那时候抽梁士锐的旱烟开始养成的。当然,这样的过程是漫长的,开始时还挺像监狱那样。

“一打三反”运动后,原来负责落实我问题的李贵明,继续负责我的专案。这家伙这时候异想天开,根据3号文件精神,想要抓出一个深藏的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来,大显一下身手。于是,他便在我原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刨细找,要我反复学习中央文件,把那些还不为人知的反革命罪行,彻底交待出来。

李贵明好大喜功的企图被我一望而知,而我在被揪出来批斗后不久,即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想着运动一开始都比较严,问题很快落实就可能被从严惩处。于是,我便利用李贵明的卑劣心理,尽量拖延最终结案的时间,避过运动开始阶段的高压态势,以得到暂时的自保。这种心思是在参加了一次公捕大会时突然产生出来的,小小年纪竟然会有这种主意,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诧异。

那是整个“一打三反”运动刚刚拉开帷幕之时,武功县公安局在西北农学院大操场,召开杨凌地区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公捕大会,促进运动全面展开。那天我被看管押解着随同林校的人一起去了西北农学院,校园里到处张贴着有关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横幅标语,从学校大门到大会会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立着臂戴红袖章的值勤人员,偌大的操场上黑压压坐满了人。那天公开逮捕的是两案共四个人,一案是陕西省水利学校一个22岁的女青年,看来是个教职工家属子女,不像是学生,据宣布是在厕所里书写反动标语;另一案是紧靠陇海铁路南边的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家属母子三人,据宣布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母亲为首,带领两个儿子搞破坏活动,儿子一个20岁,另一个16岁,最严重的罪行是在铁道上放置石块,企图颠覆列车,因为儿子的父亲是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因而成了阶级报复的反革命活动。

公捕大会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当宣布对犯罪分子依法逮捕后,武警战士即在众目睽睽下扬起法绳,扑上前去分别把四个人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扭了起来五花大绑,而后又是背后膝盖一顶,四个人都被捆扎得蹦了起来,两个女的倒是没吭一声,两个孩子顿时疼得哇哇直哭。会场上响起了激烈的口号声,我则不敢不举起拳头,跟随着喊了几句,只是声音小得连自己也听不见。刹那间,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脑际,如果我已被李贵明落实的问题此时上报到公安局,我将难免作为打开运动的典型遭此一劫。在返回林校的路上,我一直沉重地考虑着这一问题。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开始与奸诈狡猾的李贵明斗智。李贵明大概没有意识到我会这么想,只以为我一定会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彻底坦白交待全部罪行。就在参加了西北农学院公捕大会回来后,李贵明即找我谈话,问我今天参加公捕大会后有什么感想?我装作十分惶恐地说:“我一定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李贵明说:“感想不错,但要有实际行动。除了继续检查交待恶攻方面的问题外,还要考虑有什么更不为人知的问题。不管啥问题,只要是主动坦白,我保证都能对你从宽处理。你还是学生,学生就是受教育的,跟社会上的人处理不会一样。”

我在心里暗自嘀咕:“狗日的又给我上套子!”可是表面上却还是装着很感激的样子,不断地点着头。李贵明装着毫不介意的样子,说:“你先认真考虑考虑,不着急,想好了竹筒倒豆子,心里就没有负担了。”我又装作很感激的样子,使劲地点了点头。

紧接其后的几天中,我先后向李贵明暗示了我可能有更大“罪行”的三个可疑情况。一个是说与林业专业20班的张延夫有过交往,此前我已记不清什么时候看到过一张法院布告,张延夫因为参加和组织一个名为“中国农民党”的反革命集团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另一个说我那年去广州,还想去与香港相邻的深圳看看;再一个是说我那年步行串连后去了庐山,是和福建省莆田县中学的一个学生交换的返程火车票,莆田县正对着台湾。这三个情况都立即让李贵明与中央3号文件中重点打击的“通敌叛国、阴谋暴乱”等反革命活动挂上了钩,顿时像注射了兴奋剂似地狂喜不已。

当然我不能无中生有承认我有什么具体的活动,只是把李贵明绷得很紧的极左神经去撞动那么一下,让他以为真有什么“大鱼”值得去大动干戈。就在李贵明和我谈话时,他让我认真检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时,我便似乎随口而言地说“我还和20班的张延夫照过相”。李贵明听了后立即就问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是在张延夫毕业一年后回到学校时,就在我们班和原林业专业20班住的那排房子中间。那天张延夫拿着个照相机,我们好几个人都去照了,有三两个人照的,有大家一起照的。李贵明又问有没有照片,我说张延夫只照了没有寄给照片。李贵明又问联系过没有?我虽然说没有,但说话时稍微迟疑了那么一下。李贵明当时并没有说明张延夫是反革命集团案犯,我也装做不知道。

说出要到深圳去是李贵明故意套我的,我则顺着他的思路讲了。那天开始我是交待我和王一志有点特殊的交往,其中说到去广州时王一志给了我全国通用粮票。原来以为我会被视为与“反革命杀人犯”划不清界线,因为我和打死王玲霞一案毫无牵连,所以不怕搞出更大的名堂。不料李贵明对我和王一志的关系毫无兴趣,却问我到了广州后还想去哪里?我一下子看出了李贵明心里想的是什么,便说火车从广州还通往深圳。李贵明问你想没有想去深圳?我说想去,但是免费的火车票只到广州,到深圳还得好几块钱,我没有钱去不了。李贵明又问有没有碰上什么人?我说在武汉开出的火车上认识一个韶关车站的人,让我坐他的免费车票帮他送爱人去了韶山。李贵明马上极感兴趣地问了这个人的情况,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又问年龄多大长什么样子,我则说了一大堆。

我一直以为李贵明只对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感兴趣,接下来会逼着我交待与张延夫一案的反革命组织有联系,或者企图叛逃之类“罪行”,我便就似是非是似有非有地忽悠上那么一段时间,反正是空穴来风压根儿没有的事情,最终不会给我带来伤害。后来听说学校还真的派人去了陕北靖边县监狱提审了张延夫,去了广东韶关火车站找了要我和他爱人一起去韶山的人,结果可想而知均毫无收获。2013年8月初林校同学太白聚会,我见到了同班同学王丁锁,他说早就听说我在学校时犯事,是因为福建省莆田中学的一个学生写信揭发了我的什么问题。王丁锁此前对我与福建莆田中学学生交换返程车船票的事一无所知,却能准确地说到我是因为福建莆田中学学生而遭了难,可见学校当时对福建莆田中学这一“线索”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看起来我那时候的“调虎离山计”确实起到了作用,奸诈狡猾的李贵明和校党支部、工宣队都被我牵着鼻子走了一大圈。过后这一帮蠢驴们肯定后悔透了,但是由于他们疯狂的极左理念,总想搞出个埋藏很深的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来的恶毒用心,导致了他们的利令智昏。

学校在分别前往陕北靖边、福建莆田和广东韶关调查的同时,还派张树仁和李永昌去了潘玉丽毕业分配后工作的韩城县林业站,明确讲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潘玉丽检举揭发与我划清界限。我只在电影中看到和在书籍中读过那些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大义凛然的高大形象,而我的前妻潘玉丽却是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这种嫉恶如仇的具体人。潘玉丽生性倔犟什么都不怕,她对有本单位领导陪伴的张树仁、李永昌说,她不知道马剑涛是现行反革命,也不知道马剑涛的什么问题,态度十分生硬。张树仁当即拍了桌子吼叫,潘玉丽站起身来就走掉了,让这两位企图施压于潘玉丽的作恶者连台都下不了。据说这两位曾要求韩城县林业局对潘玉丽采取措施,韩城县林业局领导认为一个学生娃能有多大问题?没有给予配合。张树仁和李永昌只好无功而返,没有在潘玉丽处捞到任何稻草。潘玉丽在学校期间是在和我谈恋爱,而那只是初步确定了关系,如前所述更没有发展到肌肤之情。潘玉丽并没有必要一定冒着自己政治上的风险保护我,她那样做是出于正直之人的一种道义,值得尊敬和称赞。

如此这般,李贵明一手导演的深挖马剑涛重大反革命罪行的恶作剧,最终以失败告终。时间却花去了两个多月,失去了原本可以重惩马剑涛的最佳时机。细数多年来的政治运动,开头都是以严为主,寻找典型,打开局面,而后则讲求政策,宽严结合。那些开头就被严惩了的人,最终也没有被正确对待,只能把冤大头当到底。我的“调虎离山计”正是为了避免当这个冤大头,最终目的达到了。后来,学校只好回过头来,又把我过去被李贵明“落实”的言论问题,上报武功县公安局要求予以严惩。

1970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学校监狱”里一个人坐着发呆。看守姚文定把上厕所的张文瀛送回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出去了。张文瀛突然对我说:“我看见公安局的人来学校了。”我惊恐地问:“真的,干啥来了?”张文瀛说:“我想是为你的事来的。”我一下子六神无主,顿时吓得眼泪流了出来。张文瀛说:“先冷静下来,心里不要慌,心里一慌啥主意都没有了。”我说:“公安局都来人了,还能有啥办法?”张文瀛稍作思索说:“你全部推翻,一句都不要承认,两个人说的话,你不承认就没办法定案。”我说:“我都给人家承认了,咋能推翻得了?”张文瀛说:“你就说逼供信搞的,打得你不得不承认。”我说:“这能行吗?”张文瀛说:“只有这办法了。”

自从我和张文瀛被关在一起后,我们俩无形中就成为相互信得过的难友。那天刚来到“学校监狱”时,梁培基警告我们时张文瀛说的那一番话,完全是蒙混梁培基和几位看守的。过后一避开别人视线,张文瀛便对我表示极大的同情,最早的一句话是:“这次运动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把我揪出来是让陪你的。”由此不难看出,与过去在“黑帮队”时一样,张文瀛心里始终是明白的。

张文瀛被关起来后似乎无所事事,整天抱着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认真”地从头至尾一个字一个字读起来,后来竟又一篇篇地往横格纸上抄写。张文瀛的钢笔字颇有风格,整个儿自左至右稍微倾斜,每个字又龙飞凤舞各具特色。我和张文瀛中间各有一张条桌,面对面坐在床铺上,也曾跟张文瀛那样一笔一画抄写过毛主席著作,还学着张文瀛的字体,结果被梁培基发现后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梁培基冷笑着说:“呵呵,这一老一小两个反革命还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快就成了徒弟和师傅?”张文瀛说:“我没有教他干坏事,他向我学习的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梁培基斥责张文瀛说:“你啥时候倒认真学习过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能是你这熊样子?”张文瀛说:“我在20世纪初就读了毛主席办的《湘江评论》,毛主席抗战中公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读过。”梁培基说:“读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在干反革命的事!”张文瀛说:“我干的是什么共产党早就给我做了结论,我给王震将军讲过一个月的哲学,刘伯承二野的保卫部长两次进上海都是我保护起来的,我被国民党的陕西省政府通报……”看起来张文瀛还要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被梁培基一口喝斥住:“好了好了,谁信呢?”张文瀛说:“这都是有案可查的,这都是有证据的……”梁培基又一次打断张文瀛说:“我们不听你放毒!”张文瀛这才闭上嘴巴不再说什么,扬起头,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梁培基说不过张文瀛,转过头来却恶声恶气地训斥我:“告诉你,别学张文瀛这老反革命,那样只对你有坏处没好处!”我诚惶诚恐地说:“我没有学他,我不会学他。”梁培基说:“还要咋学?字都学得快一样了。”我狡辩说:“那是抄毛主席著作,不是……”梁培基打断说:“抄毛主席著作也不行!”张文瀛立即接上话说:“抄毛主席著作是革命行动!”梁培基急不择语,说:“什么革命行动?”张文瀛立即反问:“你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革命行动?”梁培基自知失言,又被张文瀛抓住把柄曲解,顿时有点狼狈,只好说:“我不和你老反革命说,我不和你老反革命说……”然后走出房子去了。趁着看守送梁培基到门外去的机会,张文瀛朝着门口吐了一口,骂道:“狗日的,一天不害人你就活不下去了!”

此前我只是对于“黑帮队”里的另类张文瀛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以为那是一个“老运动员”无可奈何下的自我慰籍。自从被与张文瀛关在一起后,看到的张文瀛却是一个学识渊博经历丰富的硬汉形象,因而从心底里有了一股子钦佩之意。随着他那种对整人者嫉恶如仇,敢于说出或骂出我心中所想而不敢出口的言语的凛然气概,让我无形中产生了信任感从而上升到依赖感。

我还是个没有走出校门刚刚20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此时身陷这种人生道路上的灭顶之灾,没有一个人可以求救,甚至连一肚子的冤枉都没有倾诉的对象,更不要说求教应付各种不测或圈套的良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文瀛的一句不经意间的同情,或者对那些整人者恶毒的诅咒,都使我感激不尽以至充满敬意。

我刚被关入“学校监狱”之初,曾有过极大的恐惧从而想一死了之的念头。尽管看守日夜待在旁边,但是只要下定了决心自杀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张文瀛很快就意识了这一点,他没有向看守员揭露我,而是趁着不被监视之际,有一句没一句地撂过一句话来。他先后说过的话有:“顶多把你开除回去,到农村劳动当个农民还自由。”“光说了几句话,没干啥事够不上逮捕法办。”“不敢想不开,年轻轻的,往后的路还长得很。”“人一辈子啥倒霉事都会碰上,不要太当回事。”正是这些似乎不意间也不像是对我讲的话,使我渐渐冷静下来,从而打消了曾经有过的一死了之念头,并且开始与奸诈狡猾的李贵明们斗起心眼。

那天张文瀛告诉我公安局来人到学校后,不大一会儿梁培基果然来叫我,说是到办公室去一下。我跟随梁培基进入专案组办公室,看到有两名身穿黄军衣却没有帽徽领章的人坐在那里。我被指着坐在一张方凳上,梁培基也想坐在旁边,却被那两个人示意赶了出去,而后办公室的门就被关闭上。来人自我介绍是武功县公安局的,然后问了我姓名、年龄、籍贯等,接下来进入正题,要我如实交待我的问题。两个人大约都是30多岁,也好象都是从部队上刚转业到公安局的,脸上还没有公安人员那种职业性的凶神恶煞。其中一个讲到,不管以前你在学校是怎么交待的,今天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交待一遍。

古今中外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有怀有正义感的人,即使是在那种极左路线笼罩一切的时候,也不会个个都是李贵明、梁培基以及张志栋。武功县公安局来人的态度,使我一下子把张文瀛教给我的办法,毫无顾忌地使用了出来。我先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哭了一阵子,而后诉说学校专案组的人是如何折磨我的,真的假的罗列了一大堆,还说把我打得几天都爬不起来,连续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吃饭,连口水都不让喝。这一番哭诉一下子得到两位公安人员的同情,让我不要哭,把具体情况讲清楚。

接下来,我比较实事求是地恢复了李贵明落实到我头上问题的本来面目,讲到原来话是怎么说的,最终被逼承认是怎么说的,意思全翻了个过儿。对于可能说过的话则坚决否认,说硬是被逼着写出交待材料的。我说我的问题前前后后被落实了几年,写的各种检查材料有几百份,他们只拿我最后写的算作交待,要是把所有写的东西全摆出来,就能看到我被一步步冤枉的经过。很可能我所讲的陕西省林业学校的一系列做法过于恶劣,两位公安人员一直都在认真地听着记着,没有表示过质疑,也没有提出反驳。最终让我在他们的讯问记录上签了字,按上手印。他们本来让我看一遍后再签字,我则连看都没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我接受讯问的过程中,我看见梁培基就站在后边窗子下偷听,但是不管不顾把要说的话全说了。

公安人员讯问完毕后,打开房门唤来梁培基,把我交给他就走了。梁培基把公安人员送走后,返回身来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扑向我一阵拳脚并用,把我打倒在地又狠狠地踩了几脚,似乎还不解恨。我一声未吭,却把梁培基掉在地上的钢笔踩了个稀巴烂。我被送回“学校监狱”后,张文瀛偷偷问我:“咋样?”我说:“就照你说的办的。”张文瀛说:“那就好,你不会有啥事了!”我说:“把梁培基都快气疯了。”张文瀛说:“我看见了,狗日的不得好死!”张文瀛这句话最后应验了,两年后我翻案来到武功,一进学校就看见张文瀛在大门口搞收发。张文瀛第一句话告诉我的是:“梁培基死了,得的肝炎病,何该!报应!”

武功县公安局人员走后一直没有任何消息,我就一直在学校里等待着最后的发落。熊永庆因为我未被处理,也就一直待在学校,与那些无学可教的教师们一起,时不时到农校的果园、耕地上去干活儿。那年夏收时节,熊永庆还去了远在扶风的聚粮农场。而我开始时还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最早到学校西门外参加劳动时,不允许我手里拿镢头、锄头一类带铁的农具,只能干一些赤手空拳的活儿。到了后来才完全放松了对我的警惕,也没有人再看管。熊永庆一直和穆振华老师住在一起,我则和张文瀛一直住到离开学校时。到了后来,我似乎就成了一名农场工人,什么体力活儿都干,一天两大晌从不间断。于是,我和农校农场的工人们熟悉了起来,他们问我犯了什么错,我把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们。于是,时间不长农校的人都知道了,林校全体教职工靠批斗一个学生进行“一打三反”运动,耻笑真是左得出奇,说他们农校从来就没有这样整治过学生。直到三十多年后的2002年11月,我在《陕西农民报》当记者,去杨凌参加“农高会”,到已是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一部分的林校看望,刚进大门就被看大门的原农校工人认了出来,说是马剑涛,林校的小反革命,哪个人不知道?

我和熊永庆在留校审查期间的生活待遇,一直都是按照学生补助费的标准发给,每月14.50元。而与我们同样劳动甚至不参加劳动的人,都照常发着工资,实际上我们的待遇还不如劳改场的劳改犯。有一天,我在学校大渠北边的玉米地里灌溉看水,两只光脚踩进泥水里,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划破了脚上边小腿末端突出来的园骨肉皮,顿时鲜血直流怎么也制止不住。不得已学校派人把我送进杨凌医院住院治疗,因为创伤处于园骨上边,愈合十分困难,一直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好在在医院里没有人知道我的特殊身份,虽然从来没有人来看望过我,学校也没有派人照顾我,我一条腿蹦来蹦去,却感到比在学校里活得愉快和自在。

就这样一直捱到1970年11月,武功县公安局退回陕西省林业学校上报的我的材料,明确答复属人民内部矛盾,由学校自行处理。学校党支部、工宣队按说此时应当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行为,重新回到以前对我们处理的初步意见,分别给我和熊永庆一个处分,照常分配工作。可是,这些“左”得可憎的家伙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恼羞成怒,反而把我和熊永庆不加区别地一起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劳动。按照规定,开除学生必须上报过去的省林业厅或当时的省革委会农林局批准,我和熊永庆被开除却没有报批,属于陕西省林业学校越权行事。

熊永庆是被李永昌和一个人遣送回洋县谢村公社老家的,我是被李贵明带着一个人遣送回到家乡大荔县张家公社的。我不清楚熊永庆的处分决定中用了一些什么词儿,在我的处分决定中明确写有“马剑涛思想反动”,“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等极其恶毒的结论。我调回大荔县工作后,曾与在我们张家公社担任过秘书后来做到乡长的姓方的同志,谈到他当年接待林校送我回来的情形,说那个教师“左”得很,介绍我是怎么怎么反动,要求对我严加管制监督改造。方秘书当时很不客气地反击说:“一个学生娃,能有那么坏?要真有那么坏,你们把他送到监狱去不就行了,送回来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李贵明哑口无言,公社连饭都没有管就让他们滚蛋了。



    全校教职工批斗一个他们的学生,这就是陕西省林业学校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可能在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那时候的人们,什么人身基本权利,什么民主自由,统统都没有。一个学校的党支部就可以把你关进私设的“监狱”,昔日的老师呈现出凶神恶煞,这种状况如今的学生们恐怕连想都想不出来。这不是“文革”中独有的现象,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么干的。因此,只是彻底否定“文革”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彻底否定的很多很多。

makuanhou

读了你的纪事文章,半个世纪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一奇异事情!李贵明等极左分子确实不是东西。难怪你几十年过去,对林校事情记忆得那么详细,原来你刻骨铭心啊!26班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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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05-08
“文革”写真——我的“文革”经历兼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七)
顽固不化的极左堡垒







就在我被遣送回到家不到两个月,潘玉丽春节放假,从她工作的韩城县回到华县家中,渡过渭河到我们家来看我。潘玉丽似乎压根儿就不在意我当时的处境,继续谈论婚姻大事接下来怎么办,我当然求之不得。我们商定离开我的富农家庭,先把我的户口搬到她家去,她家是中农。当时也没有讲清楚我是入赘当上门女婿,还是过继给她的父亲当儿子,于是也没有改名换姓。我从1972年3月以后成了华县人,一直待到1974年6月安排工作去镇安县为止。

无独有偶,熊永庆也和我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熊永庆父母只有他一个亲生儿子,却让熊永庆回到家不长时间,从陕南来到关中平原,与林校同班同学王志刚原来介绍给他的他们村一位贫农家姑娘结了婚,这是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而做出的选择!熊永庆大概讲定是入赘当上门女婿,一度还曾随爱人改姓蔡。

我原来想着这辈子是彻底完蛋了!我的罪状首条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叶剑英曾经讲话说毛主席和林彪都能活到150岁,我想自己可能到死林彪还活着,这辈子还能有什么指望呢?不料在我被开除回家不到两年,林彪却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罕自我爆炸。不管当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一种什么心情,我自己心中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林彪成了坏人,我“恶毒攻击”他不能说有功,但至少无罪,我的出头之日该到了!然而,我真正开始翻案却已是“九·一三”事件大半年之后。

我和熊永庆被开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把准备翻案的打算写信告诉了他,要他和我一起行动。熊永庆回信表示同意,又担心会不会成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来。为了万无一失,我于1972年3月去了眉县县城东边的蔡家庄熊永庆家,与他详细研究了怎样共同提出翻案要求。我材料中写事实原来是什么样子,李贵明威逼利诱变成了什么样子,他又是怎样按着要求把原来写的东西改来改去,这样我们在口径上就达到了完全一,不会再出现相互矛盾。总之,我认为关于林彪的那一条肯定不再是问题,这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我那时看到的熊嫂,两条长辫子,脸庞儿很俊俏,觉得熊永庆还是很有福气的。

人一旦被极左思想彻底俘虏,说出来的就可能不是人话。我原以为关于“恶毒攻击”林彪的问题,在林彪成为坏人后就不攻自破,不料到了学校却被李天葆碰了一鼻子灰。那时候农林学校已经合并,李天葆是学校办公室主任。我事先把写好的申诉材料寄给了学校,一直没有音讯而找到学校。李天葆接待了我,直截了当就说:“你以为林彪现在倒台了,你攻击林彪就没有问题了?要知道,你过去攻击的不只是林彪个人,而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说明你骨子里就是仇恨共产党的。这个案你永远都翻不了!”

这就是李天葆的逻辑,足以说明其极左思想根深蒂固到了什么程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不说人话的东西,后来竟担任了重新分开来的陕西省林业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而且一直干到年龄过线为止。这就说明,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受到抵制和干扰,正是因为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内,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李天葆,他们不会从内心里拥护改革开放。听说原来的陕西省林业学校,一直存在着压制知识分子的态势,还是那些曾经大搞极左的“文革”前的政治处干部掌握实权,相互勾结在一起,使得整个学校政治气氛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

李天葆的答复并没有让我灰心,我在回家路过西安时,去了设立在建国路的省革委会来信来访接待站,一时弄不清杨凌归谁管,进了宝鸡地区接待室。恰巧这天上班的是一位刚从部队转业的军队干部,听了我的诉说后拍案而起,说:“这算什么问题?就是林彪再当副主席,这都不是问题!说他是赫鲁晓夫,他就是赫鲁晓夫了?”我听了后感动得哭了起来。这位同志拿出一张表来让我仔细填写后,又说:“我马上批给你们学校去,再让领导过目一下,你过几天就去学校找他们。”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包青天,要不是这位可敬的转业领导干部,我的问题不知还要被拖到什么时候。

我第二次去学校的时候,在大门口遇到了时任陕西省农林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马伯援。这位刚解放时就担任过县长的老革命,“文革”前一直是陕西省武功农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因为我留校审查一年多,认识马伯援是哪一个人。此时我快步迎上前去叫了声“马书记”,然后自我介绍说叫马剑涛。还没有等到我再说什么,马伯援就说了:“你的事情我知道,你去找张志栋,他是党委常委,你们林校好多问题他都不表态,学校党委也不好做决定。你先找找他,随后再说,好吧?”

马伯援不言而喻和十分客气的态度,使我心里不但高兴而且有了底。我到学校后直接去找了张志栋,张志栋冷着脸,说:“我现在只是党委常委,你去找学校领导,我不管你这事。”我因为有马佰援说的话,并且对张志栋这种态度顿感气愤,便也毫不怯懦地回答说:“是你开除我的,又不是人家马伯援开除我的,我为啥要去找人家?我现在谁都不找,就专门找你,你不给我解决我就跟着你,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张志栋不再吭声,恰巧到了吃饭时刻,拿起碗筷不管不顾地走了,我随即跟着他也走到饭堂。

此时农林学校合并后教职工又都在农校原来的灶房一起吃饭,进了饭堂有很多人熙熙攘攘。张志栋走到卖饭的桌子前,掏出饭票打了饭菜,正要端着走时,被我挡住了去路,大声说道:“你先别走哩,我还没地方吃饭呢!”顿时吸引来整个饭堂的目光,张志栋登时满脸胀红,一句话都说不上来,扔下饭碗扭回头空着手走了。

下午上班后我到学校办公大楼政治处,一位原农校的同志接待了我,说到我的申诉和省革委会信访办的批文都看到了,又说学校党委正在研究解决,让我耐心等待一下,态度非常好。我问大概要多长时间,要不我就在学校住下来等着。接待的同志说具体时间他说不准,劝我先回去,不会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于是这一次我就当天下午返回家去了。

时隔不久,果然有两位我不认识的同志,来到我在华县下庙公社西周村家中,说是农林学校派来的,跟我谈了话,还找大队党支部写了份我在农村的表现,当然村里人全都说的是好话。眼看着问题就要解决了,可是又等了三个多月毫无消息,于是我再次去了学校。

这次我去学校时带了被子,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和姿态。政治处接待我的同志看见我带着被子,笑着说要住下来咱们有接待室,还用你带被子来?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等到问题解决了再走,学校不接待我就在走廊上打个地铺,到了吃饭时去灶房讨饭吃。政治处同志当即就说,那好,先给你把食宿问题解决了,住下来之后再说。于是,我就被安排在大楼南边那排纵向房子的接待室,接待员是个年龄挺大的老头子,说话老是喘不上气来,但是态度很好。吃饭在学校灶房,炊事员大都认识我,拿给一副碗筷,要吃多少打多少,他们把账记下来就是了。

这次我去学校的时间大约是1973年6月上旬,除了找学校政治处外,还是揪住张志栋不放。政治处接待我的人始终都是原来农校的同志,连原来林校的人一个都没有再见到,也许是这些人一看见我来都躲开了。政治处的同志隐隐告诉我,还是张志栋在从中作梗。农林学校党委常委大约四五个人,只有张志栋一个是原林校的。对于讨论原林校的问题,张志栋始终保持不吭声,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同意,搞得马伯援很反感。但是,除了重要事项例如接收张岂凡入党,马伯援采取少数服从多数一锤定音外,其他事则要想方设法迫使张志栋表态。

鉴于这种情况,我便把功夫主要下在张志栋身上。在学校住下来的几天里,我每天不再去找政治处,而是只要看见了张志栋,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还故意说几句“恶心”他的话。反正光脚不怕穿鞋的,你张志栋也再把我怎么不了,我也不怕有什么影响。终于张志栋有一天看见我时对我说,研究过了,文件没有人打印,打字员要收麦子。此时夏收开始了,农校原来的土地上种着好多麦子,没有了学生,全靠教职工上阵。张志栋要我夏收过后再来,我说我可以代替打字员去割麦子,腾出他来打印文件。张志栋想想没吭声,走了。

当天下午,政治处同志找我到办公室,文件打印出来了,撤销对我的开除学籍决定。《决定》虽然撤销了开除学籍的处分,但却尽可能地把我说成还是很有问题,除了关于林彪的话明确讲不作为问题外,而和熊永庆谈话的其他内容,则说成证据不确不予认定。还有初中同学刘天喜揭发我的几句话,继续保留了下来。总之是撤销了开除处分,我当时就很满足了,当即在文件上签了字,表示同意。可是说到安排分配工作,政治处同志说现在正在精减机构,原来的分配方案林校的人说已经作废了。时值三夏大忙,家里自留地上的麦子要我去收割,我拿到撤销处分的决定便就回家去了。

我最终被安排分配去镇安县工作,那已是做出撤销开除学籍决定整整一年之后。在这一年时间里,我往返于华县与杨凌之间又达四五次。刚开始我还只是到学校哀求,希望能够得到同情解决问题。我曾经提出留在学校农场当一名工人,学校说那也要有安置指标,现在学校没有学生,教师都无事可干,上级不会给这个指标。

看起来学校确实无法解决我的工作问题,我只好去其顶头上司省革委会农林局反映情况。省革委会农林局政治处接待我的同志好象是原来林业厅的,他说省林业厅过去根本不知道我们被开除了,告诉我学校没有权力直接开除学生,必须报省林业厅批准。并且说到我这种言论问题,当时报上来就批不了,哪里还有这种后遗症?最后,接待我的那位政治处同志气愤地说:“你去找张志栋,他有本事开除你,就应该有本事给你安排工作。”看起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正直的人都有,张志栋那样的人是被唾弃的。

于是,我又一次理直气壮地去学校专门找张志栋。记得那天到学校后是在农校西门外的果园里找到张志栋的,学校的老师都在果园里锄草,还有打农药的,人很多。我直接走到张志栋跟前,大声说:“张书记,我又得来找你,我的工作问题你啥时候给解决?”张志栋似乎不想搭理我,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说:“你找我干啥?我又不管学生分配。”我说:“那你是只管开除学生?可你本来就没有这权利,我去省农林局了,你开除我就没有上报批准,是你私自决定的,你说怎么办?”张志栋顿时满脸胀红,停下干活儿,一句话都泛不上来。我不管不顾,更加放大声对所有的人说:“这就是原来林校干的事!开除学生要报省林业厅批准,张志栋根本没有报批就把我和熊永庆开除了。省农林局让我来找张志栋,说他有本事开除你,就应该有本事给你安排工作。”

张志栋不等我把话说完,早就感到无地自容,扔下手里的农具径自走了。我把要说的话给大家说完,又嘲弄般地说了林校一些情况。原来林校政治处或跟党支部近乎的人,都低着头不停地干着活儿,好象没有听。林校那些老教师,则偷偷地笑着不吭声。而农校的教职工大都停下手里的活儿,仰起头来听我讲说,不少人还发出各种惊讶之声。我说完话后,礼貌地对大家说:“你们忙吧,我还要去找张志栋!”

这一次到学校我好象再没有找到张志栋,张志栋真怕和我打照面,彻底躲了起来。我后来找到学校政治处,把我到省革委会农林局的情况讲了讲,说是我被开除根本就没有报批。政治处同志说那很可能安置指标还没有作废,学校再联系一下,争取按原分配方案解决。马伯援主政下的陕西省农林学校党委,对于原林校一系列极左做法都非常反感,所以倾向于为我们解决问题,让我感到了温暖。

果然时隔不久,我接到了学校通知,安排我去镇安县委组织部报到。我立即赶往学校,拿到了派遣证,又回到华县办理了户口迁移等手续,于1974年6月到了秦岭大山中的镇安县报到。镇安县委组织部的同志说我的名字早就分配到镇安,一直没有见来报到,还以为是因为镇安山区条件差而不愿意来。在县招待所没有住两天,我就被通知去结子公社,做了一名农业干部。当年跟我一起分配到镇安县工作的林校同学共七名,我们林业专业25班就有三名,其他六人除我们班兰海楼安排在距县城200多里的腰庄公社外,其余都在林业局系统。林业系统五个人中,有两个分别在条件更为艰苦的木王林场和黑窑沟林场,而我去的结子公社则是除城关公社外距县城最近的公社。

我虽然被撤销了开除学籍处分,走上工作岗位,但是留在《决定》中的某些内容,仍然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在结子公社的工作很出色,1976年,我所蹲点包队的结子公社农科站夏粮产量比上年翻了两番,在年终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第一名,我和农科站党支部书记邓富山一起披红戴花,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头。可是,我却一直未能被接收入党。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成绩是镇安县唯一各科平均及格者,却因为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

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中,我再次向学校提出申诉,要求彻底予以平反。因为镇安县结子公社农科站在科学种田方面成绩显著,我曾经作为代表参加过省革委会农林局召开的全省农业科技工作会议,张志栋代表农林学校参加了会议,看到我脸色很不好,冷冰冰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在会上发言介绍了经验,据说曾经担任过舒同秘书的农林局科教处处长亲自和我谈了话,鼓励我继续为全省农村科学种田创造经验。后来我在向学校申诉彻底平反时,给那位科教处长也寄了份申诉材料,写了请求给予协助的话。科教处长很重视,给我回了信,说他已经批转马伯援校长,相信一定能够得到解决。果然时间不长,我就接到了学校通知,去杨凌在平反决定上签了字,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磨难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人的一生不管事业上成功与否,对于当年母校生活总是觉得十分美好而留恋。可是我一想到陕西省林业学校,身上却似乎要起鸡皮疙瘩,因为它留给我的不仅不是美好,而且是痛苦。20多年前补发毕业证,我看到陕西省林业学校毕业证上,校长的名字竟然是李天葆,便觉得恶心一直未去领取。好多年来我听到关于林校的各种信息,都是说那些过去搞极左的人继续抱成一团,依然用极左的目光看待一切,压制和打击真正的知识分子,使得重新分开来的林校始终笼罩在一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直到李天葆下台后,这一切才逐渐改变了过来,再到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成立,这块顽固不化的极左堡垒终于彻底土崩瓦解了。



陕西省林业学校这座极左堡垒的长期存在是一个奇迹,但也可能是一种没有引起人高度注视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的步履始终非常艰难,大概皆由此而产生。然而,历史车轮不可逆转,改革是人心所向,任何想要继续坚持极左那一套的大鬼小鬼,终久都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张文瀛的传奇人生







按说关于我的“文革”经历抑或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到此就该结束了,可是我还想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说说张文瀛。张文瀛是陕西省林业学校一个众所瞩目的人物,他那种卑视一切把神圣的“文化大革命”当做儿戏的态度和举动,让当时的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我有“幸”和张文瀛一起被关押在学校监狱,共同度过了200多个日日夜夜。在最后阶段松散关押期间,我们这一老一少两个忘年交无所不谈。张文瀛完全向我敞开了心扉,把他大半生里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使我对这位有着不凡人人生经历的老人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同时,从张文瀛身上也折射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在那种特殊的年代注定会有的共同的悲惨命运。

张文瀛对我说过:“你不是在学着写小说吗?其实我的一生就是一部精采的小说,等你将来会写小说了,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我当时一口答应了下来。多少年来,我曾无数次想以张文瀛为模特儿,写一部中篇以至长篇小说,有几次已经动笔写了好多万字,但是始终都感到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直至如今仍未拿得出来。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张文瀛告诉我的关于他的一切,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一来可以满足一下当年林校同学的好奇心,让大家知道张文瀛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二来供水平更高者以此为素材,也许可以描绘出张文瀛精采的人生,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张文瀛儿子张磊的博客,看到了张磊写他的父亲如何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系列文章。据文章介绍,张磊还是在张文瀛去世前几年才听父亲告诉他的。这里,我把张磊的文章作为参考,企望能够更全面地描绘出张文瀛的人生经历来,故此特对张磊表示谢意。

张文瀛原籍陕西省渭南县(今临渭区)固市镇,距我的家乡沙苑地区只有20多公里。早年间的固市中学(又称渭南简易师范学校),曾经是中共陕东地下特委活动频繁的地点之一。我曾经看到过渭南地区一篇党史资料中,记录了张文瀛在固市地区发动群众抗击政府苛捐杂税的斗争。

张文瀛家应当说是属于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几代人都是农村私塾的教书先生,谈不上是贫下中农,但也绝对不是地主富农。教书先生再穷也要设法让自己的子女读书识字,张文瀛小学则是在父亲的亲自教育下读的,到了中学以至大学,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的“官费生”。

张文瀛的中学首先在固市中学读初中,那时候县以下大多只有初中,到了高中则要到省城西安去读,张文瀛是在西安中山中学读的高中。1932年,张文瀛高中毕业后,考入在苏州的江苏教育学院,所学专业是当时很热门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曾师从著名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担任了固市中学(又称渭南简易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张文瀛的革命生涯早在1927年于西安中山中学读高中时就开始了。他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思想激进,很快就被中共地下党所注意。当时直接影响张文瀛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刘秉琳,原名王嘉祯,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人,战争年代曾任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建国后直任至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刘秉琳1926年10月考入在西安的西北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宋文梅,陕西省三原县人,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共产党,任三原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在此期间作为介绍人接收习仲勋入团,1936年“西安事变”中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拘留了来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并守护蒋介石,后被以“劫持统帅”罪逮捕关押在苏州监狱,1949年1月由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再一个是蔡学周,陕西渭南人,1927年在西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次年参加了渭华暴动,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奉中共地下党指示在西安北郊渭河林场建立秘密联络站,利用林场场长的合法身份从事情报收集,人员、物资转送等工作,直至1949年西安解放。

张文瀛告诉我,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是蔡学周。那是1928年暑假的一天,他们俩从一起读高中的西安中山中学回到渭南家乡,躺在渭河边的沙滩上。蔡学周问他是要上中学还是上大学?他说,要上就直接上大学。中学是指共青团,大学指共产党,这样就算他提出了入党申请。暑假后回到学校不久的一天早上,起床后去上早操,队伍在操场上刚刚站好,突然从他身后走来两个身穿便衣的人,架着他拉了出去。与此同时,也有两个同学被同样带走了。

原来是地下党的交通员被捕了,从身上搜出蔡学周介绍他们三个人入党上报省委的材料。那天蔡学周起床后发现学校里情况有点异常,来不及告诉他们,只身匆忙翻后墙逃跑了。他们三个却被糊里糊涂抓了起来,关在西华门监狱即军法裁判处。入狱后一开始他们都说自己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儿,不知道为什么被抓了起来。审判他们的人反复告诫要他们老实交待无效后,便揭穿说:“蔡学周那小子溜得快,可是我们想什么时候抓他就什么时候抓他!我们也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蔡学周的哥哥时任国民党部队营长,蔡学周藏在哥哥那里。

这一下纸里包不住火了,但是他们三个人都还死不认账。那时正是蒋介石“四·一二”公开屠杀共产党之后不久,与共产党沾上边就有生命危险。这样死抗着几天后,监狱来人把时任陕西省长宋哲元亲笔写的一张纸扔在他们牢房地上,上边写着“我以诚相待诸君,诸君仍如此顽冥不化,那就……”,几个大大的省略号墨迹未干。这就说明再不认账就死到临头了,那时候已听到许多人被半夜三更装在麻袋里杀害。张文瀛说他看过宋哲元的手书后,靠在墙壁上闭起眼晴一声未吭,而那两个人却顿时吓得哭了起来。

接下来监狱当局认为他们还没有加入到共产党内,也没有什么活动,便要他们三人各写一份表示悔过的声明,表示年幼无知被共产党宣传所盅惑,今后则专心读书不再参加共产党。他们照办了,张文瀛开始时还写着“今后不再参加任何政党”,人家看了说这把国民党也包括进去了,不行,只得又改成“不再参加共产党。”于是,他们三人就被释放回了学校。让他们三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获释的第二天,他们的声明被全文刊登在《新秦日报》上。中国共产党有一条始终执行的严格规定,凡是公开声明反共自首者,一律不准重新入党。这种规定成为张文瀛一心一意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不已,而却再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最大制约。

张文瀛这次被捕入狱后有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亲耳聆听了中共陕西省委组建者之一的李子健讲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子健是陕西省三原县人,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月受共青团中央派遣回三原,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建立团组织,同年10月奉中共组织指派赴苏联学习,1926年11月回国,次年5月协助耿炳光等组建中共陕西省委,9月26日在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初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张文瀛等人被捕后曾与李子健关在一起。李子健知识渊博经历丰富,用通俗的语言向他们讲解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使张文瀛非常佩服受益匪浅而终生难忘。可惜的是,李子健1929年5月出狱后却脱了党。直到1942年又与杜斌丞、杨明轩等一起创建民主同盟西北地方组织,而后任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宣传部副部长,曾陪同杨虎城一家游览过杭州西湖边上的岳坟。 

张文瀛这次被捕入狱后聆听了李子健的教导,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信仰。此后,他虽然没有有组织地从事革命活动,却又在共产党员刘秉琳的直接指示下,继续冒着各种风险,为共产党的事业做着极大的贡献。

    在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时,正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做兵运工作的刘秉琳,被党中央调往南昌做情报工作。此时张文瀛正在江苏教育学院上学,与东吴大学附中学生胡希仲(陕西辛亥革命元老胡景翼将军之子)一同租住在苏州一户居民家里。1934年的一天,刘秉琳在把一件重要情报送往上海途中,由于叛徒出卖在南京火车站上车时被特务盯了梢。为了摆脱特务,刘秉琳在苏州下了车,去张文瀛所住的地方躲藏。特务带着警察跟踪追捕来到张文瀛住的地方,刘秉琳在胡希仲和张文瀛安排下出后门走了,而后成功地将情报送到党中央留驻上海的情报机构。

    特务带着警察冲进来时,胡希仲和张文瀛提前做好了准备,都说是刚从学校回来的,故意拖延时间,后来被抓到警察局审问。张文瀛个子高,被当成了刘秉琳,特务和警察叫来房东辨认,才知道抓错了人。张文瀛被放了,胡希仲因为年轻气盛,怒斥国民党被关起来,后来经上层人士说情才得以获释。

    “文化大革命”中,刘秉琳在山东被“四人帮”爪牙诬陷为“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进行了长达四年多的监护审查。山东省革委会专案组曾派两名军人到眉县林校,要张文瀛作证刘秉琳那次在苏州时被捕过,被捕过就意味着是叛徒,为此对张文瀛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残酷批斗。配合山东来人调查的是李贵明,把张文瀛折磨得死去活来,张文瀛始终坚持“刘秉琳没有被捕”的历史事实,最终使得“四人帮”在山东省的爪牙对刘秉琳的诬陷以失败告终。      

1936年12月,张文瀛在渭南县固市中学担任教务主任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社会各方反应强烈。此前刘秉琳于1932年被党中央派到西安,在陕西省建设厅任庶务主任,主要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与张文瀛曾经有过交往而成为知己。此时因为要及时全面地向党中央正确处理“事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刘秉琳的工作量大增,便立即唤张文瀛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在西安期间,多次听取刘秉琳的汇报。张文瀛曾在刘秉琳住处见到周恩来,还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演讲和答记者问,使他对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有了深刻的认识,后来在很多地方和场合,积极向乡绅、群众和学生解释共产党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主张。

   1937年元月,张学良在南京遭软禁,国民党亲日派指挥中央军进攻潼关,进逼西安,内战危险一触即发。为了稳定局势,应杨虎城、王以哲两将军请求,中共中央派遣红军南下,在渭北一带布防,协助东北军及十七路军抵御中央军。

当时关中地区有很多实力较强的地方武装,为了保证南下红军的安全,周恩来在西安时特别指示刘秉琳带领胡希仲和张文瀛赴富平县迎接南下红军,向红军提供关中地区地方民团武装的情况和情报,协调红军与地方武装及当地民众的关系防止遭受暗算。行前,杨虎城将军就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向胡希仲作了叮咛。

    1937年1月,刘秉琳遵照周恩来指示,带着胡希仲和张文瀛抵达富平县庄里镇,向贺龙、王震、陈伯钧等红军将领详细介绍了附近各县地方民团武装的情况。张文瀛陪同红军将领拜访社会名人,向各界人士和群众解释党的和平解决事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方针,还组织群众开展拥军活动,组织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并在拥军大会上代表老百姓讲了话。张文瀛与刘秉琳、胡希仲的富平之行,不但圆满完成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还推动了当地上层人士和普通群众拥军的热潮,胡希仲家族带头向红军捐粮捐款。                

    在富平县庄里镇期间,张文瀛和王震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友谊。张文瀛自小于私塾读书,在父辈私塾教书先生的严格教育下,精通诗文和四书五经,读中学和大学时又刻苦努力,是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生”,因而知识渊博,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王震特别器重张文瀛,让他搬来一起住。白天忙于工作,每天晚上两人说话到半夜甚至凌晨,内容有国内国际时局和经济、哲学等。王震谈到自己当铁路工人和参加红军的经历,介绍了陕北延安的情况,并请张文瀛介绍了西安的情况。王震时常谦虚地提出一些理论问题向张文瀛请教,让张文瀛系统地给他讲了哲学知识,每天晚上休息前还请张文瀛教他说几句英语。临别时,王震给红军大学刘伯承校长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张文瀛去延安。

王震将军尊重知识分子,迫切希望提高军队文化教育水平的精神,使张文瀛非常感动。他决定将自己全部藏书包括马列著作、经济类书籍及辞典、古诗文等赠送给王震,写了字条并留下渭南老家的详细地址,请王震派人去取。后来王震派人两次到张文瀛家里取了书。

张文瀛最终没有去延安。张文瀛对我说到这件事时并没有流露出遗憾的情绪。他说他回家去和母亲商量,兄弟分家后由他赡养母亲,母亲说要靠他挣钱养家,去了延安就顾不了家了,不同意他去。实际上他心里也不想去,听说延安啥都没有,生活非常苦。后来又听说延安抓“特务”,凡是从国统区的人都不放过,像他这种在报纸上刊登过“反共自首”声明的人,肯定要被当做特务对待,浑身有嘴都说不清,于是便彻底打消了去延安的念头。后来张文瀛让亲弟张文澄去了延安,当时张文澄在西安当汽车修理学徒工,开着一辆卡车去了,曾往返延安和位于甘肃兰州附近的苏联红军飞机场运送人员和物资。张文瀛对我讲这些事时,关于延安整风中扩大化问题尚很少有人提及,说明张文瀛对我的信任,我们之间是什么话都可以讲的。

1937年,张文瀛离开了固市中学,到西安小学教师训练所教书。西安小学教师训练所所长是西安地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杨明轩(1961年任民盟中央主席),实际上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因此这里也是地下党控制的地方。张文瀛在课堂上向学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批评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行为,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学员们要求派代表去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张文瀛公开表示支持。这一切都被国民党当局视为不法,1938年6月,陕西省教育厅通令西安所有学校不准聘用张文瀛等一批进步教员,使他在西安无法立足。不得已于1938年秋离开西安到了华县,在省立华县农校教书。据说华县农校就是解放后的眉县林校的前身,从华县迁到了眉县齐家寨。

张文瀛在西安教师训练所和华县农校期间,一直积极地组织和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陕西分队的活动,鼓动学生去延安,多次介绍并亲自护送民先队成员去泾阳县安吴青训班学习。安吴青训班是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需要,组织沦陷区和国统区有志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而建立的战时干部学校,校址设在国统区进入陕北根据地的交界处——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那时候缺少交通工具,往来全靠步行,从华县到泾阳安吴青训班至少要走两天,从西安到安吴堡也要走1~2天,途中还要过渭河。作为一名教员,有着相当不错的薪水,却勇于吃这么多的苦,可见张文瀛有着多么执着的信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国民党的训育主任作争夺青年学生的斗争。”

    华县农校的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张文瀛的宣传鼓动下参加了“民先队”,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另一些“民先队”成员在安吴青训班学习后去了延安,成为了党的骨干分子。张文瀛在华县农校期间因为领导和组织“民先队”活动,遭到军警武装威吓。就在宪兵前来逮捕他时,“民先队”进步学生搬来梯子帮他翻墙逃脱。农校校长李天笃(解放后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因支持和“包庇”张文瀛,也被当局撤了职。

   1939年,张文瀛逃离华县后先到西安,因为教育厅下过通令,各校不敢聘用他,只好再到兰州,在兰州师范学校教书。1940年,张文瀛又因为向学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受到学校训育主任的攻击,随后被校长解除了聘约。张文瀛只好又离开兰州重新回到西安,因为是陕西知名的知识分子,于是被陕西省银行聘任为经济研究专员,直至1946年整整6年时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工宣队听说张文瀛解放前当过专员,便和专区一级的专员职务联系了起来,说属于反动官僚。张文赢瀛费了好大的劲才解释清楚,说那是银行的一种业务职务,研究分析社会经济状况,为制订金融政策服务。张文瀛告诉我,他当陕西银行经济调查专员时,每个月就写那么几篇文章,薪水却是200块大洋,比普通职员一年的薪水都要多,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待遇相当优厚。

1946年4月,西安发生了有名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被反动当局捣毁,几位名报人遭杀害的事件。《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原本是两家,即《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都是陕西地方性名报。《秦风日报》创刊于1937年5月,董事长为杜斌丞,发行人是成柏仁;《工商日报》创刊于1934年4月,发行人是刘文伯。这两家报纸在抗日战争初期都曾尽力于联合统一战线的抗日斗争,反对封建,反对贪污腐化,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早就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1943年民盟西北总支部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建议,为促进民主运动,由杜斌丞、杨明轩等人提议,主张秦风、工商两报合版。两报联合后,改组并加强了领导和编辑力量,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杜斌丞担任董事长。“联合版”的社务由成柏仁、刘文伯领导,由梁益堂、张性初、李敷仁、关梦觉、耿坚白、李子健、葛凤梧等当时的名报人分担编辑、经理、采访等职。报纸名声大振,日出一大张,平均发行8000份。秦风工商“联合版”出刊后,坚持两报持论公允的一贯立场,在本省新闻报道中,经常揭露省、县行政当局贪污舞弊及有关施政方面种种黑幕,对此当局一直很恼火。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该报不但不反苏反共,而且在1946年旧政协会议前后,不断发表响应中共“要求团结、和平、民主”的文章,坚持“反对内战”,呼吁释放全国政治犯,释放杨虎城将军,揭露国民党当局在旧政协会议期间破坏和平、制造惨案的诸多行径,这就更加触怒了陕西国民党当局。

就在国民党特务捣毁报社营业部的那天早晨,报社同仁就是在张文瀛家开的会。张文瀛家住在柴家什字22号,离五味什字的《秦风·工商报》营业部很近。张文瀛那天去银行上班的路上,发现特务们来势凶猛,就立即返回家中派爱人张婉容去向杨明轩通报消息,让他躲避一下免遭迫害,同时在半路上拦截了几位报社同仁,在张文瀛家里开会商量对策。

参加这天在张文瀛家召开会议的人有耿炳光,即耿坚白,报社主要创办人,1927年带领在陕的中共早期党员创建第一届陕西省委并任书记,做过《扫荡报》记者。毛泽东在延安接受三位记者采访时发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著名论断,耿坚白就是其中的一位。还有李子健、张性初、葛凤梧等,都是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张文瀛爱人向杨明轩通报回来时拿个板凳坐在门口,一边纳鞋底一边注意望风,防备特务来抓人。后来,杨明轩等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李子健、葛凤梧等先去西安北郊草滩渭河林场躲避,后流亡到了上海。

    张文瀛因为协助《秦风·工商报》几位人士逃离追捕,受到了国民党省党部的恐吓,恐吓他的人叫武蔚华,富平县人,还被胡宗南宪兵队抓了去,经过其他报纸进步记者出面担保才于当天被释放。后来有消息说国民党准备逮捕进步人士,张文瀛上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黑名单。张文瀛夫妇这才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张磊和哥哥匆忙逃离西安。在《秦风·工商报》事件中,国民党杀气腾腾,先后杀害了王任、李敷仁、杜斌丞等多名进步人士。张文瀛和朋友们曾经策划过投奔延安,无奈通往延安的路被胡宗南军队严密封锁无法成行,张文瀛一家只能先乘火车南下,再设法乘船赴东北解放区。

    1946年冬天,张文瀛一家在逃亡的路上,于南京火车站偶遇马志超。马志超是陕西省华阴县人,祖籍甘肃平凉,出身贫寒,1924年经于右任介绍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参加过北伐,1936年曾任西安市警察局长、军统陕西站长。张文瀛与马志超是通过于右任认识的。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刘秉琳,就指示张文瀛要和警察局长马志超维持好朋友关系,以便了解国民党内部情况。蒋介石被张、杨抓起来后,马志超化装成乞丐逃出西安,到河南洛阳向南京政府报告了详细情况,因此而受到国民党以至蒋介石的青睐。据张文瀛对我说,马志超是国民党的特殊党员,有相当大的权力。“西安事变”后不久,马志超调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在沦陷区抗击过日寇,解放战争期间又被委任为国民党军统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后被授予国民党陆军中将。正是因为这个马志超,让张文瀛解放后一直摆脱不了特务嫌疑,“文革”中更是遭尽了罪。

    一别十多年,马志超此时已经升任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驻山东办事处主任,他邀请张文瀛去青岛游玩。张文瀛和爱人商量,可以利用这个关系作掩护,先到青岛,再从青岛乘船前往东北解放区,于是便答应了马志超的邀请。

    1947年元旦前后,张文瀛一家到达青岛,因为港口封冻轮船停航,张文瀛在马志超处做了两个多月的座上宾。那时候国民党高官都在经商做生意,马志超便要张文瀛利用不是他部下的关系,帮他做一些投机谋利的生意和管理私人钱财。张文瀛告诉我,马志超在青岛有一处果园,他还去那里指导过修剪和管理。有时也假冒秘书的名义去套购一些紧缺商品拿回来倒卖,具体曾去过华纱布局套购棉布,华纱布局的老板听说是交通警察局办事处马主任的“秘书”非常客气。实际上张文瀛从来没有被马志超委任过,也没有领过他们的薪饷,更不是交通警察系统的任何成员。

张文瀛为人耿直,帮着马志超做生意和私人理财时赚了钱自己却一文不贪,马志超就更加敬重张文瀛的才华和人品。张文瀛与马志超的关系只是朋友关系决没有任何组织关系,这一点张文瀛解放初期就向组织谈过,刘秉琳也做过证明。在宋任穷、苏毅然和刘复之合写的《忠心为党正气长存——回忆刘秉琳同志》一文中,曾举有一例:“有一次,造反派威逼他证明一个老同志是‘特务’,他直言相对:‘这个同志是党派遣到敌占区工作的,是我跟他谈的话。他不是特务,是党的好同志。’”这个老同志指的就是张文瀛。

1947年3月,由于战事日趋紧张,到处盘查都很严,东北去不成了,张文瀛一家只好离开青岛流亡上海。离开青岛时,马志超送给张文瀛两根金条和一块手表作为酬谢。不久,马志超也离开青岛赴南京,任军统交通警察总局局长。

在上海的江苏区监察使署是监察院的派出机构,监察使严庄是陕西省渭南县孝义镇人,距张文瀛家所在的固市镇不远,张文瀛到上海后就来找这个乡党。严庄热情地接纳了张文瀛,征求他想做何工作时,张文瀛说:“不问政治,只谋个饭碗。”意思是“不为国民党做事”。严庄于是就安排他当了总务科长,管理房屋、汽车、勤杂卫生等。这就是张文瀛旧社会在国民党政府机构里做过的最大的“官”,也是陕西省农林学校“文革”中关于审查张文瀛的最终结论里所说的“历任要职”,却又无可奈何地说“但查无重大罪恶活动”。

于右任先生是一位饱受称赞的民主爱国人士,素与蒋介石不和,虽然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却大多时间住在上海的江苏区监察使署。张文瀛是1930年前后经李子健、耿柄光介绍认识于右任先生的,张文瀛的到来,让于右任先生很高兴。张文瀛一家先是住在汾阳路79号江苏监察使署,被当地人称作“海上小白宫”里,1948年底原监察使严庄调南京任监察院常务委员,新监察使一上任张文瀛即遭解聘后,就搬到林森路1829号1829弄于右任先生住所。于右任先生家的小型三层楼房里,于右任夫人沈建华女士及小儿子住二层,一层住的是于右任外甥周伯敏,张文瀛一家住三层。于右任先生对张文瀛支持《秦风·工商报》的做法和流亡上海的遭遇非常同情,挥笔抄录了自己的《生日诗》赠张文瀛:



   文瀛仁弟法家

   耕牧河山愿未酬,渡江亡命作春秋。今年偶遇劳工节,做炮孤儿已白头。诞降之辰罹百忧,中山世系削琉球。同盟争起全人类,不独歌呼为亚洲。

   三十四年生日诗

                       三十七年六月 于右任



    张文瀛在上海江苏区监察使署期间,因其招牌和家里住所的特殊性,使其成为陕西流亡上海进步人士的避风港。当时民盟流亡人员秘密联络处就设在葛凤梧的公司驻沪办事处,离张文瀛家不远。先后逃离西安流亡上海的葛凤梧、李子健、张性初、耿炳光、杨晓初、李馥清等人常在这里商讨时局和对策,用张文瀛家的收音机收听新华电台广播。张文瀛夫妇每天把收听到的新华广播电台消息及时告知各位同仁,自始至终参加了民盟流亡人员的各种会议和活动。

    杨晓初、李馥清夫妇都是陕西早期著名共产党人。杨晓初曾经担任渭华起义主要领导人,受中共派遣长期做兵运工作,解放后任西安市副市长。李长期做地下工作,是陕西省妇女革命运动的优秀领导者,解放后任民盟陕西省副主委,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其前夫雷晋笙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时被捕,1931年4月被军阀韩复榘杀害于济南。内战全面爆发后,胡宗南在陕西掀起反共高潮,1947年杨晓初夫妇在西安受到迫害逃出陕西。他们刚到上海时处境困难,张文瀛安排他们住进监察使署院内,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1948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监察使署内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张文瀛立即帮助他们转移到陕西南路李子健先生住处。因为处境十分危险,杨晓初夫妇决定到解放区去。为了能够安全通过军警和特务在上海周边设立的层层关卡,张文瀛通过私人关系开了监察使署出差证(也就是通行证),并派机关的小轿车把他们送到苏北的安全地点。送走他们后,张文瀛和爱人特别注意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直到听到他们到达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才放下心来。

    1949年初,国共和谈破裂,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国民党要员陆续逃往或者被迫去台湾,尚未离开大陆的国民党高官和立法委员都受到军统特务的监视。据王方南在《保密局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一书中披露,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交给王方南一张有吴蕴初、刘鸿生、王晓籁、武和轩、周伯敏等8人名单,说:“不要让他们留在上海,将来为共产党所用。”周伯敏是于右任先生外甥,早在担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和西北农学院院长时曾压制过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以后又长期担任国民党高官,担心共产党来了受冲击,在“走”与“留”之间犹豫不决。张文瀛夫妇与周伯敏谈论形势发展情况,介绍从新华广播电台听到的党的政策和新政协等情况,还专门请来李子健先生一起动员周伯敏打消顾虑,与国民党决裂,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周伯敏终于转变了立场,不顾特务的监视和威胁毅然留在上海,并于1949年5月与其他立法委员共53人共同发表了《脱离国民党宣言》。

张文瀛对我说,于右任先生有个小老婆,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是监察使署总务科长,于右任小老婆处的日常生活事宜皆由他安排照料。1947年到1949年期间,刘秉琳曾两次秘密潜入上海搞情报,都和张文瀛取得了联系。刘秉琳每次一到上海,很快就被国民党当局获知消息,说是共产党二野保卫部长进了上海,全城大搜捕。于是刘秉琳就来找张文瀛,张文瀛第一次把刘秉琳藏在自己家里,第二次竟让刘秉琳藏在于右任小老婆家里,两次都是张文瀛弄到监察使署的特别通行证,用小轿车把刘秉琳安全送出城。刘秉琳与张文瀛之间的深厚友情,就是这样用身家性命的危险建立起来的,刘秉琳从中深刻体会到了张文瀛对于共产党的真诚!

张文瀛还对我说到,于右任先生对于国民党的最终失败早有预感。1948年的一天,他在于右任家客厅和先生一起闲聊,于右任突然问他:你对国民政府的未来有什么看法?他没有立即回答,低头沉思片刻,想着实话实说后会有什么后果?最终大着胆子说:“大厦将倾,恐无回天之力!”因为说谎话逃不过于右任的眼睛,也不合于他的性格。于右任先生听了后一声未吭,既未表示赞成,也未斥责张文瀛。

1949年4月,面临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上海解放前夕,于右任被国民党裹胁着离开上海,登上轮船先去了南京,而后由蒋介石派专机送往台湾。临行前几天,于右任先生曾问过张文瀛去不去台湾,张文瀛摇了摇头。于右任便说:“那你就在我这里一直住下去吧!”1949年初,准备逃往台湾的马志超在机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派人给张文瀛送来了飞往台湾的机票,却被张文瀛断然拒绝了。

实际上张文瀛在于右任家并没有再住多久。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最终灭亡。几天后,张文瀛在新华广播电台听到的一条新闻中说到,刘秉琳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便当即打电话过去。刘秉琳问他现在在哪里,他说在上海,问干什么事,他说无事可干在家,刘秉琳当即就说,那你马上到南京来,这里正需要你。

张文瀛到了南京,被刘秉琳安排在市公安局外事处工作。南京解放后,原来与国民党政府建交的各国大使馆以及外国侨民,每天都有到公安局外事处办理各种事务的,张文瀛的英语水平不错,此时派上了大用场。张文瀛说他虽然没有被公开任命为外事处处长,但是由于刘秉琳的特殊信任,外事处的大小事基本上都是他说了算。另外还有二野联络部长杨松青,“西安事变”前后和刘秉琳一起在西安做地下工作,与张文瀛也是老熟人老朋友,他们的工作任务多有联系。张文瀛说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开心最为忙碌的好时光,工作如鱼得水,满腹才华和智慧此时全都发挥了出来。

    人的一生往往有很多岔路口,往左往右常常结果大不相同。假如张文瀛从此在二野干下去,随后又跟着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抑或说一直就在刘秉琳手下工作,那后半生肯定会是另一番风光。可是就在1949年10月,二野上下正在动身开赴大西南之际,张文瀛的弟弟张文澄来到南京,带来杨明轩和杨晓初的信,要他立即回到西安去,参加建设陕西家乡的事业。

张文瀛具体对我讲过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安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正在热议着建设新中国大计。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杨明轩,此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后来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一次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杨明轩突然看见张文瀛在会场,当即对着大喊:“张文瀛!张文瀛!”其实参加会议的是张文瀛的弟弟张文澄,弟兄俩长得十分相像。我曾为张文瀛捎过东西到过西安张文澄家,见过张文澄,弟兄俩确实长得很像。张文澄听杨明轩喊哥哥名字,便走了过去说:“我是张文澄,张文瀛是我哥。”杨明轩急忙问:“你哥现在在哪儿?”张文澄说:“在南京,跟二野刘秉琳干着。”杨明轩说:“那还不赶快叫回来?过去咱不敢待在西安跑出去了,现在还赶紧往回走等啥呢?回到西安要大干哩!”于是,张文澄不久便带着杨明轩和杨晓初的信来到南京。渭华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杨晓初,西安解放时随军入城,任西安市军管会副秘书长,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委副秘书长兼计划局局长、西安市副市长。

于是,张文瀛离开了二野回到了西安,用张文瀛自己的话说就是,走了人生中最臭的一步棋。1949年11月,张文瀛携带一家大小回到西安,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人事处教育科长。张文瀛对我说,那时候他管着西北地区农林教育,坐的是屁股冒烟的小汽车,到了武功农校,马伯援见了他也点头哈腰,为他打开和关上小汽车门。

1954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张文瀛被派去甘肃省农林厅做领导工作。1956年国家决定筹建西安林学院,又调张文瀛担任西安林学院筹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西安北大街通济坊,负责选址、征地、建设、招生、选教材及参与全国教材审定等工作。当时校址选定在小雁塔苗圃一带,已经面向全国招来第一届学生,暂时送西北农学院林学系代培。

正当西安林学院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开展时,全国上下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张文瀛告诉过我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具体过程,说他那时候忙得团团转,哪里还顾得上呜放提意见?省委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非要他去参加不可。他去了,在会上表态说,人家都不敢提意见怕被说成不怀好意,我就不怕,因为我张文瀛的底细共产党比我自己都清楚。座谈会上发言的人不少,他只提了一条,是针对建国以来“肃反”等政治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提出了“有运动,无法制”的意见。

张文瀛说主要是在省林业厅那次呜放,他说的多了一些,而且言辞有点尖刻。省林业厅厅长亲自来邀请了好多次,他都说忙顾不上。人家说张老是咱省农林界名人,你要不呜放谁敢鸣放?并且说他们把会组织好后,再来车接他,他去了一鸣放就回来,不会耽误他多少时间,他实在推辞不过答应了。那天是个星期六,下午上班时,他在办公室正要安排人去秦岭山里边调运一批木材,省林业厅的小车来了。他对听他安排工作的同志说,等一下,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了,随即坐上接他的小车去了省林业厅。省林业厅会堂里坐满了人,他一走进去掌声就响了起来,直到他走上台子开口讲话才停止。那天他在省林业厅鸣放的内容有三条,头一条跟在省委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讲的差不多,具体做了些解释,说到一个村的民兵连长,就敢随便把人捆绑起来斗争,好多单位也是随随便便抓人拘人,整个社会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制。另外又讲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国家定个价,你就非得把粮食卖给我,这就出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剪刀差问题,对农民不公平。还有一个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一解放就换老婆,有没有能力都要做个官。我们是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是农民起义,为自个儿打天下。我每讲一个问题,台下拍一次手,全讲完了,又被拍着手送上停在会堂外边的小汽车。

大约半年后的1958年3月,张文瀛被定为“右派分子”,而且据说是省委直接定的“极右”,撤销职务,行政降六级。1958年,张文瀛被下放到陕北定边县牧场放羊;1959年又到陕南平利县水利工地劳动。直到1961年11月,摘掉了右派帽子,调回西安,在省林业厅苗圃栽花;1964年又调往眉县林校,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张文瀛是在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后,才打电话告诉在山东省委工作的刘秉琳的。刘秉琳听了后直后悔,说是我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想到给你打个招呼,那是“引蛇出洞”,你说那些话干啥嘛!又说,现在定了就定了,不要紧,随后我跟陕西打个招呼。刘秉琳当即写信给陕西省委,证明张文瀛解放前确实为党做过很多工作,不会对共产党有什么二心。也许是刘秉琳这封信发挥了作用,张文瀛没有被送去劳改,而且还保留了公职,并且在不长的三年多时间里摘掉了帽子。不像当年很多右派分子那样遭受了更大的折磨,甚至最后丢了性命。

张文瀛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行为,我已在前边章节做了叙述。1979年初,当平反冤、假、错案涉及到1957年的右派问题时,张文瀛就提出了申诉,而且紧紧抓住不放松。我在1979年10月去杨凌解决我的最终平反问题时见到了张文瀛,那时张文瀛的问题已经解决,关系又转到正在筹建中的西北林学院,恢复了原来的职务。

那天我听说张文瀛在杨凌医院住院,据说是看到省林业厅纠正右派问题的决定后突患心肌梗塞,特地赶往医院去看望张文瀛。我走近张文瀛病房的楼道里时,有个女护士挡住了我,问我找谁?我说找张文瀛。女护士当即说,张老正在休息,请不要打扰,也不告诉我张文瀛在哪个房间。大概是探视的人太多,张文瀛不厌其烦给护士打了招呼。我估计张文瀛就在附近,大声喊道:“张文瀛!张文瀛!”话音刚落就听到旁边病房里传出张文瀛的声音:“剑涛,快来!快来!”

我推门走了进去,张文瀛正从床上坐了起来,高兴地直让我坐到他身边去。过去我在申诉翻案时多次去学校,好多人都避着不和我接触,唯独一见到张文瀛,他总是毫不在乎地跟我谝上一阵子,有一次还带我去了他在西北农学院的家,见到了在图书馆工作的他的爱人张婉容。这一次我们见面谈的都是高兴事,心情十分愉悦。张文瀛说到他申诉右派问题,学校里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认为全国的右派都平反了,看还轮得到轮不到张文瀛。于是他就去找省林业厅,省林业厅政治处的人说他的右派是省委直接定的,要省委表态才行。他就说你们省林业厅先表个态,报上去,省委不批我就去找省委,不会再来找你们。省林业厅政治处还想再拖下去,他就拿条被子,上班时坐在政治处办公室,下班时拉出办公室的排椅到外边,被子拉开睡在楼道里。丝毫不妨碍机关办公秩序,不可能叫来警察把他拖出去。就这样紧催慢赶,当张文瀛接到错划右派问题被纠正的通知,办理好补发工资手续准备第二天去领取时,中央通知工资不再补发而泡了汤。张文瀛十分可惜地说:“两万多元呀!”说着咬咬牙直摇头。

那天张文瀛还说到,他现在到了西北林学院筹备办公室,林校好多人都来找他“走后门”,请他帮助调到正式建成后的西北林学院去。张文瀛说这些话时显得有点得意,又问我愿不愿意到西北林学院工作?我说我一个中专生,“文化革命”又没有学习专业,到林学院能干啥?张文瀛说搞行政嘛,办公室后勤处都需要人干。我笑了笑说:“那好,等你在西北林学院掌了权,把我调去当你的部下。”张文瀛哈哈大笑着说:“那就太好了!”

天不遂人愿,我也没有想到,当我从杨凌回到镇安不到一个月,却接到张文瀛爱人张婉容写的信,告诉我张文瀛因心肌梗塞再次发作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了!呜呼哀哉,苍天不公!张文瀛熬过了苦难,迎来了光明,享受到了祖国大地回春后和绚阳光的温暖,然而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张文瀛逝世后,1948年参加革命的好友老干部尚侠先生送来一幅挽联:“有志伏枥奈未遂能不顿足?无端蒙垢幸已雪犹可瞑目”,当是张文瀛传奇人生的真实写照。



张文瀛是个人物,张文瀛的人生经历像是一个传说,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张文瀛为了他所挚着的共产主义,在旧中国奋斗了大半生。而在建国后的遭遇,有他个人性格独特的因素,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而难逃一劫。庆幸的这已经成为历史,今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尽可甩开膀子,为振兴中华而大展宏图。











说不清道不完的“文革”







这部记述我的“文革”经历的书,到此就算结尾了。按照官方正统说法,“文革十年”还包括1976年10月以前的岁月。对于一般普通群众来说,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之后,可以说就不再有多少实际内容。“庐山会议”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批陈整风陈伯达倒台,“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那是上层权力斗争与老百姓无关。紧接其后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导致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也是上边说什么大家就都说什么,弄不清真相也没有发言权。随着一些人的回忆录相继面世,这些问题都已明朗化,“文革”研究者的分歧似乎不是很大,只是尚存在着“为尊者讳”,有些事儿没有直截了当地去说而已。

所谓“文革”之谜,集中“谜”在1966年5月到1971年之前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全国大乱,党政机关瘫痪,以至专政工具都失去了作用;以学生为领头羊,工、农、商、学、兵齐参与,把矛头直接指向执政党各级领导;所谓的大民主逾越了各种清规戒律,把除毛泽东之外的任何权威,都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种“乱”象在迄今为止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都达到相对高度发达的时候,竟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持续数年之久,却还没有撼动一个政权的稳固存在。实在让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难以给出让人心悦诚服的解释。因而说研究中国“文革”,是世界范围内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令人遗憾的是,“文革”事发中国却在中国一直被视为“禁区”。早期揭发和控诉“四人帮”罪行,是彻底否定“文革”的需要,深层次的探索则嘎然而止。后来的“文革”研究被严格地控制在《关于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之内,任何逾越都被视为不端。使得好多身在事中者长期保持沉默,并且渐渐被遗忘。等到我们这些亲历亲为者,一个个都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很难想象将来的人们对于中国“文革”的解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早在198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就曾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认为“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况,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今25年过去了,巴金老人活到101岁都还没有看到“文革”博物馆的影子,而今又似乎越来越遥远了。

长期以来,许多著名的中外学者围绕着“文革”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与研究,合法或半合法地出版了不少专著,阐述了他们的见解和结论。国内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有: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等。严家其是有名的民运分子,现流亡美国,王年一是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授,现已去世,金春明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另外还有大量资料性的东西出版,2001年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委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主编:宋永毅)是有关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权威、最大规模的数据库,内容翔实、资料庞大,包括中央文件、指示、公报、领袖讲话、重要报刊社论及当时异端思潮文献等共3000多万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我没有全部认真阅读过上述有关“文革”研究的著作和资料,但是浏览过其中的一些章节,对其基本观点有所了解。我认为这些专家们大都是根据所掌握的尽可能多的资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不乏独到新颖之说,但是最终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让人难以心服口服。譬如王年一晚年提出林彪在温都尔罕自我爆炸是“不惜一死粉碎文革”,彻底否定了林彪反党叛国的罪行,似乎不无道理却又难以置信。大量的研究者围绕着高层之间的历史恩怨,把毛泽东发动“文革”说成是权力之争,也是一种传统的猜测,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这里,我想鹦鹉学舌地说说我对“文革”的认识,不是标新立异,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是根据浏览过的汗如牛栋般的“文革”资料,生发出的感觉。也许是谬论供大家批判,也许能够启发人们深思或者驳得读者一笑,即可非常之满意。

首先要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领袖,其功绩无人可比,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的天下。

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有过初步的结论。之所以说是初步的结论,是因为据说在全党高级干部4000人的讨论中,大多数人想要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彻底否定毛泽东未被邓小平接受。而今围绕着毛泽东,又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全面肯定继续神化,认为毛泽东一直都是正确的,除了“文革”之外其他都没有错,个别的则认为连发动和领导“文革”都是对的;另一种则是彻底否定,从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事件和做法,到毛泽东个人私生活极尽丑化之能事,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暴君形象,让过去无限崇拜毛泽东的人实在难以接受进而表示愤怒。

我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期间的做为,虽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其路线和方向始终都是围绕着共产党的胜利而竭尽全力努力奋斗。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以至周恩来,作为知识分子的革命家,本质上接受的是民主思想,他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民主制度下的政体。可是在中国这个长期受皇权思想控制下的国度里,谁上台都想独裁统治,抗战胜利后,美国千方百计促成国共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根本就不答应,这就决定了他最终失败的命运。毛泽东是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和尚搭伞无法无天”,信奉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采取各种手段扩大共产党实力。对于共产党内不按照这一套行事者,排除异己加以肃清,不断把全党上下的思想统一到自己的观点上来。毛泽东硬是靠着逐步发展起来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战胜了国民党,打出了共产党的天下。至于打AB团、井冈山清除王佐、袁文才、延安整风抓特务等等,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长征中四渡赤水过来过去躲避蒋介石围追堵截,抗日战争中避开日军锋芒发展根据地,这些奇招怪才超越了普通人的思维;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后共产党已完全坐大,便拒不接受斯大林的意见隔江而治,坚决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出中国大陆。这一切如果要按照那些知识分子的想法去办,哪里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因此,不应当因为有错打AS团、延安整风以及其他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就否定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一代领袖和开国元勋的巨大功绩。李锐曾经评价毛泽东的前半句“功高盖世”,是当之无愧的。当然,新中国的建立究竟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带来的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毛泽东终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彻头彻尾地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本该遵循经济客观规律,发展生产,造福人民,使国家不断强盛富裕而立于世界之林。令人遗憾的是,他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一直都在讲,相信90%~95%以上的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么就是说人群中有5%~10%的人连比较好都不是,而是斗争的对象。中国有10亿人,5%~10%就是5000万到1个亿,把这么多的人视为敌对势力,就会对整个思想路线和工作方针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回过头来看,解放后全国上下正是按照这种奇怪逻辑的路子走着,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合作化运动、反右派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社教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先是搞倒了农村富裕户,接着搞垮民族工业先行者,再到把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一棍子打死。搞了党外又搞党内,从农村基层干部搞起,直到打倒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打倒。因此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建国后领导全党全国不断革命思想路线的继续。所不同的只是形式,过去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而“文革”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内部各级政权。

实际上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对象,悲惨遭遇远远超出“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无数倍。“文革”中被关进监狱以至致死者只是极少数,家破人亡者更是不多,群众专政关进“牛棚”,那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普遍做法。“文革”之所以似乎让大家深恶痛绝,并非残忍度超出了以往,而是因为整到了领导者头上,甚至是过去高高在上的整人者,接受不了一下子从天上到地上的巨大落差,因而一提起“文革”就咬牙切齿。“文革”后他们有了广泛的话语权,便一再声称一定不能让“文革”悲剧重演。可是说到纠正历次政治运动的极左做法,他们又不愿意,害怕亮出自己的丑来。这大概就是现阶段不能深究“文革”渊源,认真加以研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的根本思想障碍。

其次不能庸俗地把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看做那种封建帝王为巩固家天下而排除异己的狭隘之举,而是领导共产党和治理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思谋着干大事。小时候父亲想让他学点文化会打算盘做生意,毛泽东却离开并不缺吃少穿的家庭走出去,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又只身到北京闯荡,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从此他把为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生奋斗目标。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是把共产党掌权看做建设心中理想社会制度的保证条件,开始了新的长征。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除了镇压反革命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外,其余都是主动向一切阻碍他实现远大目标的敌对势力发起进攻。

可以说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开展各种政治运动时,并没有掺杂任何私人利益,完全都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解放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家的领袖地位,自始至终都坚不可摧,从来不存在可能导致他下台的任何隐患。朝鲜金家父子完全沿袭了封建王朝的代代相传制度,我们不能相信如果毛岸英活着,毛泽东就一定会把主席位置传给儿子的臆猜,因为永远无法证实。那么毛泽东在痛失大有作为的大儿子之后,还有必要为着毛家天下处心积虑操劳吗?如果说为了个人私利,毛泽东应当考虑的是自己长寿,享用人世间的一切幸福。然而就从丑化毛泽东目的出发的一些文字揭露出来的内容看,也就是有那么几个女人在身边伺候,吃过山珍海味也以薯片和红烧肉充饥,住房不见得如何豪华,出行专列那是安保的需要。他是无产阶级领袖,我们不能与封建皇帝相比,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总统大概在享受方面也比毛泽东奢华得多。至于和几个女人的事儿,即使确有其事也是个人私生活,别人干预不上。从披露的内容看,没有超越男人爱美之心范畴,算不上荒淫无耻。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已经55岁,如果再操劳上一届两届退下来,享受生活,颐养千年,那将是一个完满辉煌的人生!同时也肯定不只活到83岁,活过百岁都是完全可能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应有尽有。

古话讲,人活七十古来稀。毛泽东是在1966年73岁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而且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全国上下各级政权领导人作为对象。虽然可能得到广大群众拥护,但是群众是什么?主宰命运的是掌权者,难道他就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吗?毛泽东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从反修防修的迫切需要出发,要把他认为有点走上邪道的共产党,通过发动群众群起而攻之的方式进行整肃,引上正道。因而他把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与推翻蒋家王朝相提并论,说成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因此,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排除异己权力之争的结论,既缺乏有力的证据又让人难以认同。但是要说他是好心办了坏事,也不十分准确,其中的因素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

再次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思想意识的严重影响,加之从延安整风时期开始对毛泽东的神化宣传,使得人们把毛泽东看做了“大救星”。这既使毛泽东一呼即应想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又使得毛泽东陷入一种误区,似乎自己被广大群众真心拥戴而铸下大错,即“成亦肖何,败亦肖何”矣。

台湾作家柏杨出版过一本称之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其中指出中国人的丑陋有“脏、乱、吵”、“窝里斗”、“死不认错”、“喜欢装腔作势”等等,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最大的丑陋在于头脑里的封建残余意识,习惯于由一个皇帝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要是领导干什么都是正确的。这种现象时至今日仍随处可见,你要表示出对领导正确性怀疑,就被视为大逆不道。“文革”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正是因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有一个比任何神灵都还要英明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人类智慧的化身,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封建时代的皇帝只是“君子口中无戏言”,而毛泽东的话却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于是,毛泽东指到哪里,全国人民就打到哪里,毛泽东说打倒谁,全国上下就群起而攻之,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要说是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国务院总理和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似乎都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的正确性,就连这种怀疑也被视为犯了逆天大罪!试问世界各国领导人,有多少在国内民众中的威望达到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程度?而且是完全自发的、不被强迫的、争相竭尽全力做到的。这就是“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土圵条件,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在中国发动“文革”,依靠的就是这一条。

如果我们要想不使“文革”悲剧在中国重演,就应当高度重视封建思想意识的严重影响,从我们每个人做起深刻反省,而不是单纯去指责谁是“文革”中的作恶者。任何人都首先是人而不是神,是肉胎凡身,五藏六肺各种器官大致相同,毛泽东也一样。人的大脑思维随时都在变化,存在着老化问题,不可能永远处在高度灵敏状态,即便过去一直正确,也有可能突然间糊涂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毛泽东抛出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已经让不少高级干部心中一头雾水。继尔又“炮打司令部”,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更加让人莫名其妙。最后又来个全国上下“一锅烩”,全都成了“走资派”,纯粹就是如同儿戏般的胡闹。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对共产党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奋起抗争,毛泽东还能继续胡闹下去吗?可惜的是,不仅仅只是林彪,包括周恩来在内很多人,墨守封建意识的愚忠,拥护毛泽东的决定,推波助澜,使得毛泽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也一直自视为“人民的大救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正确性。要说毛泽东是想打下自己的江山当皇上可能难以成立,但是说毛泽东也有帝王思想则肯定无疑。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有着严格的章程和纪律,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可是毛泽东从来都把这些不当一回事,就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想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才能开。毛泽东领导中央政治局,完全像是清朝皇帝指挥上书房,半夜三更一个电话就把周恩来唤去开会,党中央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长期弥漫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封建思想意识遗害,导致了毛泽东一人独尊令行天下畅行无阻,违背了无产阶级政党起码的组织原则。这样以来,“文革”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

基于上述论点,要想使“文革”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我以为必须深刻地认识和解决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是要彻底打破共产主义乌托邦,回到正常的人类社会发展轨道认识上来。马克思曾经解构人类社会最终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提出了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科技无限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全世界共同一起进入这个理想的境界。是否真有这么一天?肯定或者否定都是没有依据的。然而迄今为止从整个地球人类发展现状来看,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列宁想要在俄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提出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实现,颠覆了马克思理论的前提条件。将近一百年过去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土崩瓦解,走上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民主宪政制度,这就证明了列宁颠覆马克思的前提条件是错误的。中国开始时完全以苏联为榜样,后来毛泽东曾经吸取苏联的“修正主义”教训,继续虔诚地按照列宁指出的路子走下去,实际上也是以不成功而告终。至今仍然号称社会主义的越南、古巴以至朝鲜,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相去更远,更不要说显示出让人对社会主义充满希望的任何迹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虽然没有改旗易帜,但是所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已经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彻底地抛弃了共产主义乌托邦。我认为只要始终按照这样的方针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任何再想在中国搞“文革”的人,都注定是不能够得逞的。

二是要彻底地在一切领域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残余影响,反对一切造“神”运动,树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正常思维观。“文化革命”中召开大会,结束时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而会议却是在《东方红》歌声中开始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前后矛盾,可笑之至。过去我们造出的一个“神”来,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种深刻教训应当永远记取。新的领袖人物权威性的建立,要靠他自己的才干和工作实绩去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戴。像朝鲜那样宣传当今领导人“三岁会弹钢琴,五岁会开汽车”,早就是个“神童”,这样人为制造出来的权威,只能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妖怪,决不会给党和人民大众带来福荫,也为最终倒台埋下隐患。不光是领袖人物,也包括各级领导,不要去一味歌功颂德,要建立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不少地方的贪官过去青云直上,一查却是数百上千万元的大贪污犯,便是封建思想意识影响下的恶果。如果中国再不出现“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毛泽东,还会有谁再能够发动起“文化大革命”来呢?

三是要严格执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民主制度,从总书记做起,不允许有任何一个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人物存在。我常常想,不论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领导和治理国家的总还是人。中国的事情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办,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万党员,除了未成年人和痴呆傻外,在中国13亿人口中大概占有五分之一以上,从绝对数字上讲也是全世界政治集团之最。其中不能说囊括了中国的全部精英,至少说中国的大部分精英都在共产党内。如果说共产党还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那么还有哪一种政治派别能够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呢?关键是要按照共产党的宗旨和规矩办事,建立起党内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共产党的《党章》除了某个时期的个别改动不具有科学性外,整体上是严密而卓有成效的,只要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就会无往而不胜。十八大以后高压惩腐,十八届三中全会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如果这样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建设一个不同于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民主宪政制度不可能是唯一。那样以来,“文革”悲剧作为一种不正常状态下的社会现象,只能永远深藏于世界历史博物馆,不可能再在人们面前出呈现。



我这样胡说八道了一通,是否就把“文革”的事儿说清楚了?远远没有。“文革”是个说不清道不尽的话题,在当今大量史实资料不能完全解密公开的情况下,只能是雾里看花,很多猜测也可能是一种戏说。











后 记







这部关于“文革”的书是我个人的经历,但也是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以个人经历贯穿始终只是一种较为顺畅的叙述方法,由此及彼,反映整个学校在“文革”中的全貌。最初提及要写作一本关于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的书的是林校同学马宽厚,后又得到林业专业20班任君礼同学的支持。原来我们打算联络林校有兴趣的老同学,采访当年在学校比较有影响的同学和老师,分头执笔写出一部较为完整的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来。后来因为工作量较大,接触了个别同学却因为不堪回首而引起伤感,如今都已大把年纪,为此而造成不测得不偿失。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决定自己先行动手,写出一部书稿出来,然后传阅给有兴趣的老同学征求意见,不断加以完善。

2013年7月,当我的初稿刚好过半之时,马宽厚和任君礼提出搞一个林校同学纳凉聚会。我紧赶慢赶,直至到了7月31日去太白时,才写出了总共18个章节中的12个章节,匆忙打印出来带了去。太白林校同学聚会由于组织工作上的失误搞得不尽如人意,我一直感到很愧疚。但是对于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凡是看到我的半成品书稿的同学,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称赞,并且会中会后以各种方式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让我甚为感激。

在这里,我尤其要感谢原采运专业9班王克华同学,现在叫王国华,把他写于上世纪70年代关于林校“文革”的回忆录,特地打出来传给了我,又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照片,我放在了开头,为这本书增色不少。我曾经想把王克华的回忆录作为本书的一部分,全书为我们二人合写。王克华一再声明那是四十多年前写的东西,观点和用语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如今已被扔进垃圾堆,最好不要原文引用,一定要运用必须予以说明。后来我亦觉得作为全书一部分,和我写的很难协调一致,也就打消了原来的想法,引用部分遵嘱予以特别说明。因此,我要对王克华同学的帮助表示特别的感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总的原则是不伤害过去林校任何一位同学,包括不同观点同学在内。除了极个别者外,我一般尽量不写出同学名字。但是为了保持真实性,在绕不过去的情况下,还是出现了很多同学的名字。我相信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但是如果仍然不高兴,我只能表示歉意,请他们谅解。但是对教职工,不管是说对还是错,我都毫不客气地直呼其名,尤其是对少数作恶多端者,以鄙视以至诅咒的语气,具体罗列了他们的恶行。有同学提出他们也是受害者,望我笔下留点情,我没有采纳这条意见。我以为他们的作恶已经给他人造成了灾难,然而却始终没有受到惩治,其中不少人继续青云直上,这就是不公平!我以这种方式暴露一下其本来面目的丑恶,让他们不要过于得意洋洋,甚或灵魂深处得到谴责而永不得安宁!

这本书总的思想倾向,我以为并不有悖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但是很可能在大陆找不到出版社敢出版,只好寻找一个香港出版社。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只要能够与读者见面,留存于世就行了。同时我还要把书稿永远保存在网络的某个角落,作为历史的见证。希望读到这本书的林校老同学,对于书中的事实谬误,及时予以指正并尽可能地告诉我。出版后的书已无法修改,我可以把网络上的书稿修改过来,把真实留给后代。

                             作 者

                       改定于2014年2月26日

玉山樵夫

感谢望眼世界真实系统地记录了先父的传奇经历,读罢不觉泫然。历史风云诡谲,人生亦无常。无限感慨,何可道哉!
2014-4-22  17:05举报分享回复(0)

新浪网友

马剑涛先生:用了几天时间,分批拜读了你的大作,情景浮现,感慨系之。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虽然讲述的是眉县林校及您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境况,但那真实的如同纪录片般情景再现的描述,令我们一下子回忆起那些岁月,仿佛如同置身于噩梦般的昨天。我虽年龄比您小,但因曾在眉县下过乡,家又在宝鸡,对您书中说的地方较熟悉、对一些大事件也有印象,所以读来又有另一番亲切感。好在哪一页永远翻过了,善恶有报,出来混的,该还的终究还是还了。希望您能写出更精彩的作品,也祝您身体健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d5f8de0101h89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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