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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上海的“阎王”杨西光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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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上海的“阎王”杨西光



  前言

  旧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是旧上海市委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一员重要反革命干将,是旧上海市委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准备的主帅,是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长期以来,他紧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和旧中宣部“阎王”陆定一,伙同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目的、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地干尽了篡党篡政的种种罪恶勾当,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他恶毒诋毁、攻击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疯狂镇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贯反对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
  他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卫生工作方针,反对教育卫生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狂热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和卫生路线。
  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实行阶级投降路线,竭力保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地位。
  在组织上,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打击报复,排斥异己,包庇坏人,积极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在农村四清工作中,他抵制和违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和“二十三条”,积极推广“桃园经验”,大力贯彻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又死心塌地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边,同上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陈丕显、曹荻秋一起,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竭力抵抗和破坏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灵魂丑恶。
  杨西光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杨西光这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终于原形毕露了。但是,杨西光并不甘心死亡,至今依然负隅顽抗,拒不老实交代,假检讨、真反扑,刮阴风、放暗箭。我们一定要遵循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以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穷追猛打,口诛笔伐,痛批狠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手杨西光,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本《打倒上海的“阎王”杨西光》是根据部分揭发材料(末全部核实)汇编而成的,供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时参考。
  上海市教卫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杨西光反革命罪行斗争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



  一、攻击毛主席,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而一切国内外阶级敌人,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毛主席、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则极端恐惧,极端仇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也正是如此。他为了实现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就倒行逆施,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指出:“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林彪同志还特别号召我们:“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搞好思想革命化。”我们的学校,也只有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指针,坚持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才能把学校办成名副其实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才能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却公然对抗林副主席的指示,紧跟其黑主子刘、邓,伙同陈、曹,恶毒诋毁、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竭力贬低“老三篇”;同时,又利用其窃据的职权,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疯狂扼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其用心可诛,其用意极毒,其手法又何其阴险狡猾!

  (一)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污蔑毛泽东思想是“教条主义”。
  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上海教育战线上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广大革命师生高涨的革命热情,杨西光惊恐万状、极端仇视。他在这一年八月的一次报告中,以所谓“反教条主义”为名,大肆攻击毛泽东思想,说什么:“根据目前状况,最大束缚是教条主义,妨碍前进最大的也是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不良作风。”
  一九六零年,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而杨西光却在一次会议上说:“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这是不科学的,如果是顶峰了,还怎么能发展。”同时,他还竭力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六三年,杨西光在体委的一次会议上别有用心地说:“现在都讲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底有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你们哪一位讲得出吗?”肆意诋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复旦大学第五届党的代表大会上,他说:“我们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没有整套的理论武器,因此斗争还不是很简单的,所以中央采取了控制的态度。我们要当心一些,国内也同样如此。”杨西光如此明目张胆地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反修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更明显地暴露他早已站到现代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一九六五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空前发展,广大群众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无往而不胜的。这时,杨西光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也愈演愈烈,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六月十四日,他在团市委五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露骨地诋毁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说:“过些时候,日本青年到上海来,你们总要和他们介绍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吧?介绍的时候,不要介绍二十条(按: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也不能随便讲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又说:“现在很多东西,都随便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究竟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反正偷懒就是了,不讲又不行,就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究竟怎么胜利的,都不知道。胜利嘛,就是拿毛主席著作来解决问题,但有的实际上没有解决。”九月二十五日在一次会议上,杨西光又疯狂叫嚣“不要把什么功劳都归于毛泽东思想”。十月间,他到奉贤县,当听到汇报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情很高时,又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说:“农民大都不识字,学习毛主席著作,内容不一定懂得。就因为毛主席威望高,大家知道什么事情是毛主席号召的,照办就是了!”他公然抹煞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污蔑广大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盲从”。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杨西光在梅陇公社说:“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的好处很多。一、毛主席思想正确,可以避免胡说犯错误。二、主席的话鲜明生动,针对性强,也可以避免讲长话、罗苏话。三、主席著作用得好,也可以减少许多重复,可以节约好多时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竟把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贬低到如此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团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杨西光以所谓提倡“想问题”为幌子,更加露骨、更加疯狂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说:“现在有些学生头脑太简单,不大想问题。有些学生则很会想问题。如有人问对毛主席著作、对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你们可以回去讨论讨论。”一九六四年八月,杨西光又在一次政治课教师大会上讲:“马列主义可以讨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讨论(即怀疑之意)。”直至一九六五年夏,杨西光在召开各报社负责人会议上,在谈到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时,更疯狂地叫嚣:“你们不敢回答,我来回答,毛择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他妄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妄图动摇青年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感情,用心何其毒也!

  (二)贬低“老三篇”,反对“立竿见影”,攻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贴标签”。
  林彪同志指示:“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可是,杨西光却一贯竭力贬低和反对学习“老三篇”。污蔑“老三篇”是“四书五经”,污蔑学习“老三篇”是“太单调”。一九六三年,他在复旦大学团代会上说:“现在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太单调,为什么宣传来宣传去,都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几篇体会?”在一次与干部谈话中,他又说:“大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和工农一样要求,不能光是学习‘老三篇’,……”。“现在大学生只读毛主席著作不行,还要选读马、思、列、斯经典著作,光学‘老三篇’怎么象个大学生?”
  一九六五年七月,他在一次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学习毛泽东著作,不要搞形式主义,学什么文章应该研究,现在学来学去都是‘老三篇’那几篇,耍创造些经验,不要那么简单。”他还胡说:“‘老三篇’对护士、运动员来说是合适的。知识分子靠学‘语录’就很不够了。”“知识分子有他的特点,不能和服务行业一样,老是学习‘老三篇’,应该另有一套。”同年春天,他还对奉贤县四清工作团党委调研组同志说:“现在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呢?这是因为毛主席威望高。其实,象‘老三篇’里的那些道理,在中学政治教材里都说到了。”一九六六年,《解放日报》刊登了十学《为人民服务》的体会等,他轻蔑地说:“什么十学、二十学,我根本没有兴趣。”杨西光如此狂吠嚎叫,证明他对光辉的“老三篇”,极端仇恨,怕得要死!
  林彪同志指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对此,杨西光也是竭力反对,他学着大“阎王”陆定一、周扬的腔调,屡屡攻击林彪同志关于“立竿见影”的指示。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他以辅导学习《实践论》为名,直接攻击“立竿见影”的指示,说:“立竿见影是有困难的。立竿见影有条件,下雨天就不能立竿见影,见影耍有个过程。”还说:“思想工作理解简单化,急于立竿见影。”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在对共青团干部的报告中谈到一些学生忽视思想改造的问题时竟说:“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改造不好,到了工作岗位上还可以改造。反正跑不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多再来一次赎买政策。”这些事实都说明,杨西光竭力反对林彪同志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指示,就是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思想改造,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一条十足的“挖心计”!
  杨西光为了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又对如饥似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青年们,一再横加所谓“庸俗化”、“贴标签”种种罪名,大肆攻击。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他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纠集的一次高等学校文科座谈会上又叫嚷:“最近半年来,读书风气比较浓厚,但读什么书,还有问题。……现在学生读文艺理论、毛主席著作读得多,当代作品也读得多,但历史看得少,反面书看得更少。”一九六二年,他在复旦大学毕业生会议上说:“学习毛选,应用毛选,不要庸俗化,不要贴标签。不要随便什么都贴毛泽东思想的标签。比如打球,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输了怎么办呢?医生治好了病,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末治不好的怎么说呢?这是贴标签,庸俗化。”一九六五年,他又在复旦大学团代会上厉声厉色地说:“有一句话,我很有意见,我们工作搞得好,学习得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还说:“中医工作成就宣传过头,动不动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什么工作都讲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庸俗化。”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杨西光刚钻进旧市委书记处不久,便借在团市委五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作报告的机会,对广大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全面的、恶毒的攻击。他摆出一副凶相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不是打击敌人,而是用毛主席著作乱套,打击自己人,给人戴帽子。特别是中学,中学是很乱的。”又说:“现在还出了一个纰漏,乱摘用毛主席的语录,摘的时候前面一句、后面一句,犯了政治性错误。这就是你们学校干的事情。”杨西光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真是刻骨仇恨,充分暴露出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丑恶的嘴脸!

  (三)挥舞“烦琐哲学”、“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几根大棒,疯狂镇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杨西光不仅恶毒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竭力反对学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于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也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扼杀。一九五八年以来,上海教育战线上曾经掀起几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革命热潮。第一次,就是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中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并有大批革命学生同工农相结合,一起学哲学、用哲学。第二次,是在一九六零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结合反修学习,学校又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第三次,在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广大革命师生以雷锋为榜样,又一次掀起了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第四次,一九六四年,通过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学校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更是空前发展。但是,这每一次革命高潮,都被杨西光伙同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挥舞“烦琐哲学”、“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几根大棒,以及横加“强迫命令”等罪名,一次又一次的扼杀了。
  一九六五年,在林彪同志进一步大力号召下,上海教育战线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规模更为壮阔.运动更有组织,学习更加自觉,学习小组象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出来。这时候,已经钻进旧市委书记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利用他窃取的大权,赤膊上阵,竭力推销其主子邓小平“三因”(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四自”(自选题目、自由参加、自愿结合、自定时间)的黑货,更加狡猾,更加恶毒,更加疯狂地破坏和镇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六月十四日,他在团市委五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规定形式,非要学习,组织很多小组。我们报纸上有一条,从来不报道小组数字。……要反对形而上学、烦琐哲学,反对不严肃的态度。”  .
  六月十七日,在复旦大学团代会上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搞了许多条,这是形式主义。”
  七月十一日、十五日,他又借贯彻毛主席“七.三”指示为名,施展了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手法,先后两次对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团市委的干部部署说:“毛选学习不要硬性规定写心得,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庸俗化。”又说:“政治学习要积极引导,集体活动不要太多,不要形式主义写心得。初中以下不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与此同时,他又通过旧上海市教育局、团市委炮制了一个所谓“六条意见”的黑文件。七月二十一日,这个文件以旧市委的名义下达各级党组织,以“学生中各种组织重迭,名目繁多”,“学生负担过重”和“克服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为借口,公然下令各学校“一律不另外建立学习小组”。于是,全市中、小学以至大专院校成千上万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一下子就被强行解散了。
  八月四日,他在中学党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当前中学工作的报告》,为了推行“黑六条”,又再次施加压力,说:“现在的风气是有压力,粗暴,连学毛选也有压力,动不动就坦白、检讨。”随后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话中,又横加“强迫命令”的罪名来施加压力,说:“学习毛选也有粗暴的整人家的情况,学生有错误,就叫人家学毛选。纪律不好,就叫人家学《反对自由主义》,拿毛选来压人家。学习毛选要自愿,不要强迫命令。”
  八月十七日,他再次利用在市学联委员会议上作报告的机会,进一步推行全面扼杀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恶毒阴谋。他说:“你们是带着任务学,扣帽子学毛选。现在有些单位带任务来学毛选,就是为了要工人加班加点。但是有些人怕了,怕戴帽子,有些地方作为惩罚人家的手段。有些学生迟到了,就叫他站在墙角边学习《反对自由主义》。这样学毛选不是启发教育,而是变成了惩罚人家的手段……。现在都提突出政治学毛选,没有问题也学,搞了许多烦琐哲学、形式主义的活动,没意思,开会冷场,这样的会也不要开了。”
  杨西光还竭力扼杀医务人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胡说:“学习毛选不要形式主义,不要强迫命令。你们医院里医生、护士、公务员混合编组,一起学习,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瞎扯一通,这是形式主义。”还说:“医院公务人员不一定都要学毛主席著作,可学《支部生活》,派人上上课。”
  如此种种,无不说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是扼杀上海教育卫生战线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元凶。真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这笔帐非彻底清算不可!

  (四)极端仇视和压制宣传毛泽东思想,公然反对学习和宣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标兵。
  一九六四年六月,杨西光在筹备第二次文教群英会布置宣传工作时,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他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单化,不能把什么事都挂到毛泽东思想上去。譬如说有个歌子叫《日夜想念毛主席》,这只歌子就不好嘛!日夜想念毛主席不要神经衰弱吗?!”还胡说什么:“不要都是毛主席如何,如何。跳绳也想念毛主席……不要表现在口号上,如恩人毛主席。”杨西光如此仇视革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如此害怕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在团市委五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杨西光又抛出一整套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黑纲领,同时,还对报刊上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进行了极恶毒的攻击。他狂叫:“有些人就是好引证毛主席著作,引证多少条,也不严肃。我是管报纸的,对报纸就有意见;管党刊,对党刊也有意见!对你们共青团也有意见!我们很多人会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是你是否体会了?现在我们大肆宣传,就是国际朋友听我们讲话也有点烦呢!你讲来讲去就是那一套。”
  一九六五年举办《上海阶级教育展览会》,原来打算展出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单位如何推动广大工人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预展前夕,杨西光到馆审查,见到了就勃然大怒,污蔑说这是“大杂烩”、“五花八门”、“变成好八连展览会了”,随即勒令统统改掉。
  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广大红卫兵小将上街破四旧,荡涤了一百多年来上海马路旁的陈污积垢,一霎时商店橱窗全布满了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广大革命群众看了无不欢欣鼓舞。但是,杨西光却觉得大为刺眼,恨得要命。他大为不满地说:“你们看,现在街上是不是都象新华书店?”他还说:“现在不好讲,慢慢的以后再想法子改变。”
  多年来,全国不断涌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标兵,杨西光也竭力反对学习和宣传这些先进标兵,以达到其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毛主席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大加反对,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七日在复旦大学团代会上又骂道:“学习雷锋七条、八条,我不提,要提可以提它四十条,我就从反面提出一条,请团、学生会考虑,为什么现在学生不活跃了?我从反面提出这个问题。”当毛主席向我们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伟大号召,他又大唱反调,恶毒地污蔑说:“现在有人提出要学习解放军,这是用‘丘八’管‘丘九’,行不通的。”还攻击林彪同志关于“四个第一”的指示,公开宣扬“高等学校情况特殊,‘四个第一’怎么搞法是个问题。”后来他还提出了所谓“以教学为中心,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的折衷主义口号,公开对抗林副主席。一九六五年,他在奉贤县肖塘公社程河浜大队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这里不是学大寨的问题。如果是学大寨,八百斤的产量,我们这里早就达到了。”后来,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展览的机会,同彭真黑帮进行勾搭时,他又公然说:“上海郊区是学习北京郊区的问题。”竭力为北京旧市委涂脂抹粉,蓄意贬低显示着毛泽东思想巨大威力的光辉样板一一大寨,矛头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用心何其毒也!

  (五)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党的领导。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杨西光积极加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大合唱,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三面红旗,作了最疯狂的攻击。他大肆叫嚣:“要求一个不犯错误的党中央是不可能的。”“一九五八年以来,只强调主观能动性,看不到客观规律,是党中央犯了唯心论的错误”,“大跃进时提的口号缺乏科学性”,“大炼钢鈇是一个损失”,“无产阶级专政有阴暗面,会产生官僚主义”。他还极其阴险地说:“现在我们还不能用许多事实证明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毛主席抓改变生产关系是有经验,抓发展生产还没有经验。”一九六二年,他在复旦大学借作“形势报告”的机会,竟然公开煽动造无产阶级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他说:“中国农民,老实、听话,如果其它国家的农民早就起来造反了。”又说:“三年困难时期是个非常时期,是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经济困难何时才能克服呢?七年、十年,因党中央对自然规律心中是无数的。”他还到处鼓吹推行“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复辟措施!说什么“安徽的包产到户是个办法,否则实在没有办法了,农民没吃没穿!”还说:“包产到户不失为恢复生产的一种方法。”等等,竭力煽动农村的地、富、反、坏起来分田分地进行反攻倒算。
  一九六二年,杨西光又借举办干部轮训班大肆放毒,把党内生活描绘得漆黑一团,竭力挑动干部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不满。在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的干训班上,他公然污蔑我们党“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他说:“一九五八年以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斗争多了,不应该提高的提高了。有的地方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们有气出气,上面搞错,上面要承认。上面说对就对,上面说错就错,这就是没有是非观点。”他还引用大“阎王”陆定一描述王明路线时期搞残酷斗争的情景,说什么苏区有个干部,随地吐一口痰,就被夸大为:随地吐痰,妨碍苏区卫生;妨碍苏区卫生,就是摧残人民的健康;摧残人民健康,就是反革命。杨西光讲得有声有色,影射当时党内生活就是如此。他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你们还不知道残酷斗争的厉害!”“你们对什么人有意见都可以提”。
  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杨西光还大肆攻击一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柯庆施同志。一九五九年,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市第二届党代会上,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杨西光就对复旦××讲:“柯老提出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但是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你们去翻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九六三年,柯庆施同志在第三届党代会上,又作了一个报告,后来《红旗》杂志发表了这个报告,杨西光攻击说:“柯老抓理论工作是不行的,柯老不会写文章。”“这篇文章是我与×××一起写的,我们是坐在办公室,眼望天花板想出来的。”一九六四年柯庆施同志作了关于革命化问题的重要报告,杨西光又狂妄地进行恶毒攻击,说什么“空讲革命化,在科学技术质量上不出成果是错误的”。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一九六六年筹备上海市农业展览会时,有同志提出要摆一张柯庆施同志在郊区农村参加劳动的照片,杨西光竟恶狠狠地说:“活人不放,放死人干什么?”这些都说明他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柯庆施同志是何等的仇恨!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气焰是何等的嚣张!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偶然,他本来就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他大搞政治投机,大捞政治资本。在陈丕显的包庇下,俨然以“反右英雄”自居,而事实上,杨西光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右派分子。当年四月,复旦大学的右派头目王造时、孙大雨之流喧嚣一时,狂叫“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时候,杨西光(当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去掉伪装,破门而出,与右派头目紧密配合,抛出经过他精心策划的两份反革命宣言书一一《关于改进学校工作的几点意见(初稿)》和《关于改进学校工作的几点建议(初稿)》。公然提出:“扩大校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的职权,由原来的咨询性质机构,改变为权力机构。”“党组织的决定,只能通过党员的工作和向校委提建议的作法,不能强制行政执行自己的决定。”甚至叫嚷“重新作人事安排,克服共产党员清一色”“人事处长也可以由党外人士担任”等等,等等,与“党天下”“教授治校”的右派谬论如出一辙,完全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党纲领。无怪乎,当时右派头目齐声喝采;连章、罗控制的右派喉舌《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地位以醒目标题报道“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大大助长了右派分子的反党气焰。这铁一般的事实,有力地揭穿了杨西光“反右英雄”的画皮,暴露了他反共反人民的右派真面目。
  综上所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一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蚍蜉撼树谈何易。”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强大的武器。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亿万革命人民出自内心的革命要求。杨西光之流妄图阻挡历史潮流,只能够碰得头破血流,在革命洪流中彻底被埋葬!



  二、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狂热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我们的学校,担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千年万年大计的重大任务,就必须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就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教育战线上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这是一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进攻的运动,是教育战线上两条道路之间的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动摇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里的统治地位,这就引起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的疯狂抵制和反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窃踞教育领导职位,扮演了反革命大头目的角色。他疯狂地对教育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公然把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指向毛主席,并且紧跟旧中宣部陆定一、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他们遥相呼应,狼狈为奸,有目的、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基地、有样板地推行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在上海教育战线上干尽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罪恶勾当。要彻底清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上海教育战线上的流毒,就必须彻底砸烂杨西光一伙狂热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一)抵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和一系列教育革命指示。
  一九六零年以来,杨西光在多次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中,对毛主席提出的培养目标,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篡改。他大肆叫嚷:要培养“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高级的技术工人”,“不是要大家去当普通的工人、农民”。胡说什么“所谓普通劳动者,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真正的普通劳动者。”“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以来,有些学校不适当地把学生培养目标说成是‘普通劳动者’或‘又是工人,又是农民,又是教师的多面手’。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忽视科学文化知识的缺点,特别是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他又说:“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在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下,使学生成为‘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人’,大学还要在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下,使学生成为‘有专门科学知识的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主要还得通过搞好学习来贯彻。”他还极其嚣张地说:“办共产主义大学,做普通劳动者,这些提法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没有搞清楚,……学生中滥提普通劳动者现在办不到!”“过去提劳动化,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加速世界观改造,这些要求都是不适当的。”杨西光这样明目张胆的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四年春节,毛主席对教育革命作了重要指示。杨西光耍弄两面三刀的手法,竭力的贬低、歪曲,并恶毒地借口这一指示会给学校“造成压力”,加以封锁,不准向下传达。当原市高教局教育局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带回毛主席春节讲话,向杨西光汇报,请示怎么传达时,杨西光竭力加以阻挠,胡说什么“关于教学改革的问题,不要用毛主席的指示去讲,如果这样讲了,就会造成压力,就会使人感到是政治问题。”还说:“不要向下传达,有些话传开了会有副作用的。”当下面干部一再强烈要求传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杨西光又耍了新花样,只让传达精神,笼统地讲:“毛主席春节指示是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诺方面都得到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不让把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传达下去。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一个所谓“思想积极,行动稳妥”的方针。同时,规定“三个不动”(不动教学计划,不动课程门数,不斗争人)的原则,并下令教改“应以教学方法入手,现在就是抓紧教学方法一条,别的暂时不抓”,“开卷考试只限于在大学中搞试点”等等,来对抗毛主席的春节指示。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主席对教育革命又发出了新的指示。指示下达后,杨西光却吹嘘说:“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四年年底已批了《九条》(按:指市教育局提出的控制教学负担的“九条意见”),这个精神我们早已注意了。”还说:“贯彻主席‘七.三’指示,不要以为是现在抓的,中小学在四月份就抓了。现在主要是改进现状,看看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效果,有什么问题。”他不仅不抓“七.三”指示的传达、贯彻,反而歪曲说:“教师教百分之七十,学生要学到百分之一百,这才算减轻了负担,又提高了质量。”甚至疯狂地对抗,说什么:“学制、课时、课程设置都不能改。”叫嚣“目前学校忙乱,劳动多,一九五八年有过教训,还是应该以教学为主。工厂以生产为主,学校以教学为主。教改抓教育部的《六条》(按:指《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和市教育局的《九条》,不要乱出主意,不要乱来。”杨西光如此恶毒地攻击、对抗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完全暴露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竭力保持旧的教育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狼子野心!

  (二)竭力抵制毛主席“半工半读”的指示,狂热推行刘少奇反动的“双轨制”一一“两种教育制度”。
  一九五八年九月,毛主席在视察湖北钢铁生产时说:“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立即在上海创办了八所半工半读专科学校和业余工大、工农师大。而杨西光却恨得要命,千方百计要加以扼杀。一九六二年,他借口“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名,竟要“痛下决心,坚决砍掉”。结果,八所半工半读工专全部停办。对业余工大,他也大肆污蔑是“烂摊子”,企图砍掉。后来柯庆施同志知道了批评了他,这个阴谋才末得逞。
  杨西光对黑主子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的反动黑货,却大肆吹捧,积极推销。胡说什么“这是反修、防修的根本措施”。
  一九六四年七、八月间,刘少奇特地来上海作所谓“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相对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等人极力阿谀逢迎,组织全市部局长以上干部听刘“指示”,还将其讲话录音记录稿全文印发给各级党委,大肆宣扬。在此期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极尽政治投机之能事,连夜纠集市委教卫部、市教育局一帮人,赶制一份《上海推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情况》和七八份所谓半工(农)半读的“经验”,把业余工大、工业中学、职业学校、农中、改制农村初中等统统算成“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表示上海对刘的“指示”领会最深、推行最早,向刘少奇报功请赏。陈丕显、杨西光向刘汇报后,立即部署大力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在全市出现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大发展”。杨西光还一手炮制了七八份所谓“经验总结”,也由市委办公厅代为编印成两期《教育卫生情况》,全部送给中央。
  一九六四年九月,杨秀峰亲自来电给杨西光,催办所谓“半工半读师院”。杨西光得知这是刘邓黑司令部的旨意,竟只化了半天时间,从学校的名称、专业设置、发展规模、师生来源、学校组织机构等等,亲手精心策划,经陈丕显批准,打电话给高教部报功。
  一九六六年初,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广泛推开,刘少奇十分惊恐,赶来上海作秘密部署。杨西光又向他的黑主子刘少奇丑表功。一天夜间,他匆忙赶到市教育局,同××等,连夜又炮制一个所谓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的汇报提纲,当面向刘少奇汇报。后来,又根据这个“汇报提纲”,改成正式报告,改了几个月,最后因旧市委书记处意见不一致而未报出。
  一九六六年一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来上海活动,要把大学文科赶下乡搞所谓“半工半读”,杨西光立即要高教局搞出规划,加快文科下乡进度;一九六六年三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手陆定一也来上海活动,要把“名牌”中学改为所谓“半工半读”,杨西光马上要育才中学、市二女中搞“半工半读”试点。
  杨西光如此积极推行所谓“两种教育制度”,再三再四向刘少奇“汇报”“报告”,可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对他的“祖师爷”跟得何等之紧!对毛主席的教育指示是何等的仇视!

  (三)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鼓吹“不立不破”、“保持稳定”。
  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杨西光却竭力污蔑。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在全市团干部会议上,以所谓“稳定教学秩序”为借口,攻击教育革命,说:“要注意科学文化的特点,一方面要改革,一方面要注意相对的稳定性,要有秩序,不能轰轰隆隆。这几年一个劲不断革命,没有革命阶段。有些课程还没有搞好就改了。有些老教师说:‘过去教科书至少出版五版、八版、十版,现在出版一版就没有了。’这是事实。讲义也如此。我给中学下了个规定,叫他们每年只能改百分之十,大学也要如此。要改五年改过来,不要年年改,否则老教师也要变成新教师了,而且教学经验是长期积累的,也许需要五年,也许需要十年。”
  一九六一年八月,他在《当前中小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对教育革命作了更加露骨的攻击,说:“几年来最大的错误,就是劳动、社会活动搞得多了,影响了教育工作,影响了质量,特别是基础课的质量。”他在一次会议上又说:“一九五七年之所以那样搞,是因为当时‘政治上一团糟’了,教学为主的秩序稳定不住了,才只好以政治为主,是不得巳的,希望以后不要出现五七到五八年教育革命的局面了。”他还攻击“六零年在体系、学制等改革中有瞎指挥风。”“大搞群众运动,影响了教学秩序。”
  杨西光在一九六一年还积极鼓吹“不立不破一,不能“中断”,公开宣布“以后几年不搞教改运动”,“教学上不搞运动,实行“四稳定”(指教师、干部、教材、教学计划)”。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杨西光却大唱反调,鼓吹“不立不破”,恶毒污蔑群众运动,真是十足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

  (四)狂热地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条例,亲自炮制“上海教育条例”。
  “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是旧中宣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一伙企图长期统治学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纲领。这个黑纲领,全面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全面否定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成果,猖狂地在教育战线上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从一九六一年这些黑纲领一出笼,杨西光就积极鼓吹和推行。当年十二月,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中说:“‘高校六十条’是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总结了我们十二年教育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来进行教育革命的经验的结果。‘中小学教育六十条’(按:这是由杨西光亲自主持炮制的上海“中小学六十条”),也是根据这个要求制订的。制订这两个‘六十条’的目的,是在总结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经验基础上,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建立一套新的适合于我们实际情况的教育工作规章制度,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前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杨西光又在复旦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肉麻地吹捧“要更好地建设学校各方面的制度,使‘高校六十条’具体化,有计划地办事,符合客观规律”。接着他又说:“从去年五月份以来,我们学校开展了五反运动,后来又学习了反修文件和‘六十条’。‘六十条’是整改的标准,是我们开展五反的武器。”他还说什么:“‘六十条’是高等学校的‘宪法”’,“‘六十条’,就是教育方针的各个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需要,培养人材,这是高校的任务。”
  直到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七日,杨西光钻进旧市委书记处后,他还拼命吹捧“六十条”,在复旦大学团代会、学代会上说:“还要注意青年人德、智、体全面发展,最近条件好一些了,如果日以继夜这样下去,身体又要搞坏,特别是团干部也不执行‘六十条’的规定了。”当时,许多同志已看出“高校六十条”是株大毒草,开始不执行了。他顿时慌了手脚,忙下令督促,强制执行。杨西光不仅狂热推行“高教六十条”,早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他还抽人组成专门班子,亲自主持,经过旧市委讨论修改,精心炮制了《上海市全日制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十章六十四条)、《上海全日制中、小学校工作条例》(六十条)。这些条例,在歪曲、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鼓吹智育第一,系统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方面,比之“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怪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对杨西光炮制的这些条例赞赏地说:“上海的条例对全国很有帮助”,“杨西光很有创造性”。可见,杨西光对旧中宜部陆定一、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跟得何等之紧啊!

  (五)反对在学校和教学工作中突出政治、坚持政治挂帅的原则。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任何工作都必须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杨西光却以“政治落实于业务”的谬论,来反对突出政治。早在一九六零年八月十六日,他在复旦全校政治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说:“明确政治工作的要求,政治工作内容,它主要内容是实现培养目标,包括政治要求、业务要求、身体要求,我们过去注意了,但注意世界观改造多,对业务注意不够……干部要学习得好,学习不好的不能当班干部,学习好的能当班干部,并且要巩固学习好。”
  杨西光又竭力抽去学校政治工作中的阶级内容,企图用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教会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一九六一年暑假,他在一次中小学党员干部会议上说:“这几年在政治教育上,忽视了基本政治常识,忽腼了做人的基本道理,搞了一些空洞的、成人式的口号,小孩子都不懂。”一九六一年九月,他在关于加强品德教育的报告中说:“学校思想工作的中心,就是道德教育,做人的教育。真正以学生守则与行为标准来教育学生,形成舆论风气。”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在一次报告中又说:“在思想教育方面,学校(指中小学)要把品德教育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要使学生在学校里规规矩矩,在家中、在社会上也规规矩矩。”一九六三年,他还对阶级教育进行恶毒的攻击,叫嚷说:“现在用死人、用回忆对比来教育青年人,是政治思想工作无能的表现。”
  杨西光以所谓“防止思想僵化”为幌子,更加露骨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妄图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来腐蚀青年。一九六五年九月,他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报告中说:“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不好的倾向,往往是背诵式的讲一些观点,千篇一律的搬一些条条,而不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也不通过脑子好好考虑问题。有些人并且把做政治思想工作只理解为开会、做报告、读文件……这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要造成青年思想僵化的。”而且早在一九六二年前后,他就在学校中鼓吹开设各种资产阶级反动课程,传播“反面知识”,突际上是不加批判地让名洋古、封资修大出笼,毒草、牛鬼蛇神自由大泛滥,妄图使青年在思想上潜移默化、和平演变。
  在教学工作和教改工作中,杨西光也是竭力反对突出政治的。一九六一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语文课本不是政治课本。”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大概第一篇选了毛主席文章就算政治挂帅了!”“无产阶级需要通的人还是不通的人?”又说:“不要乱发挥,老老实实按教材教,不要庸俗地、机械地强调联系实际。政治课也要严肃认真、老老实实地按教材去讲。”一九六四年,他在亲自炮制育才中学的所谓“教改经验”时,又说:“教改工作本身一定要从教学方法入手,不要搞两种思想的斗争,不搞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斗争,方法允许有不同,发扬先进不要有压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又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而杨西光却竭力反对突出政治,在教育工作中取消阶级斗争,大谈所谓“道德教育”、“怎样做人”,这完全是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黑《修养》的欺人之谈一脉相承的,我们必须痛加批判!

  (六)竭力宣扬教学为主、智育第一,引导学生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
  一九六零年二月八日,他在旧市委文教会议上作的一次报告,更是一个宣扬“教学为主、智育第一”的黑纲领。他在报告中说:“要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贯彻学多一点,学好一点的精神,大学一部分主要基础课下放到高中,要调整各级学校的课程,修订教育计划,使上海的教学质量能够提高一级,高中毕业的学生在数理化方面要达到原来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水平。”又说:“高等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工作,就需要一面抓紧基础理论教育,使学生对反映现代科学成就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做到透彻理解,牢固掌握;另一方面又注意使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实验、操作、调查研究、写作等方面受到严格的基本训练。”又说:“在学生里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又红又专的优秀学生,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对他们提出更高要求,加以专门培养。对这种学生,从中学开始,就要注意培养,使他们到大学毕业前后在科学研究上就能做出很好的成绩来,并且为以后在科学上做出重大的贡献能打下比较巩固的基础。”
  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在全市人中学校团干部会议上,又拋出了资产阶级“英才教育”的黑货,大讲什么“拔尖”、“选苗”的问题。他说:“现在,总的说来,青年的成长很快,但是在这方面表现出突出才能的人好像不多。为什么不能在年青的时候在科学上就有重大成就?很多大科学家不都是在青年时代就有了成绩。因此,以后我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我主张在中学露出苗头的就送到大学预科去培养,在大学要选拔一批拔尖的学生,给最好的条件培养,他们可以不上课,在三年级就出来搞科学研究。”
  一九六一年八月,他在一次《关于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教学为主就是以知识教育为主,……离开了知识水平,观点就变成空洞洞。”又说:“以教学为主,对中小学学生说来,就是以知识教育为主。……,这不仅是时间安排问题,因为中小学教育中,各方面学科都应教给学生以必要的基础知识,包括文化科学知识、政治知识、社会知识。”同年十一月,他在旧市委扩大会议教育分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又说:“学校中经常而不可中断的任务是教学(在教学中又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应该把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放在主要位置上。过去曾经提出过教学、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口号,这实际上是劳动越多越好,科学研究越多越好这一思想的反映。实行的结果削弱了教学,影响了以教学为主。”“专就是要有知识,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如果我们忽视了对学生知识上的教育,那就没有完成办学任务,这也是一个方向性问题。应当认识,红不仅应当表现在思想政治上,还应当表现在学习的实际行动中。”“高等学校既然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就必须依靠他的专门知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政治家的。”从这两次讲话中,都赤裸裸地暴露了杨西光为“教学为主”所作的种种解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翻版。他就是妄图以所谓“教学为主”,来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复旦大学第四届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中,他又进一步贩卖了“英才教育”的破烂,并且把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更加系统化了。他说:“要注意培养拔尖人物。只有拔尖人物出现,各方面都有拔尖人物,才可以提高工作。拔尖是新的创造、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有了这些人,才能突破旧的方法,才能树立榜样,有了骨干,带动其它教师、学生,大家前进。”“要注意突出的人,有希望的学科,为学科、人创造条件。这工作还应该从中学开始……。中学应做出成绩,将来到复兴中学去搞一个语文班,请郭绍虞同志去搞,多学古代汉语,从初一开始。”“学校中就是如何培养科学干部,任何工作都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杨西光为了鼓吹“智育第一”,长期以来还大抓中小学的升学率。早在一九六一年,柯庆施同志鉴于学校只抓“双基”教学,忽视政治,在一次全市中学支部书记会议上曾严肃指出:“我们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政治第一。”而杨西光在另一次全市中学校长会议上却公开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对德、智、体,不能列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柯老说政治第一,是随便讲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在学生中也随便这样说。”又说:“上海学生高考比例很低,在全国来说,是排行第五,我们是‘王老五”’,“上海条件比任何地方都好,但是‘王老五’,我们交代不过去,我们有压力。”他还气势汹汹地说:“学校就是学校,学生就是读书,我们要狠抓“双基”,我们不能培养空头政治家。”直到一九六五年九月,经杨西光审查发表在《人民教育》《上海教育》上的上海市教育局、团市委的报告中,还说什么“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强调革命化、劳动化,在学校里一度出现了似乎只讲德才是革命的光荣的,一提到学习,就是‘唯有读书高’。”“集体活动多了,会使学生思想不活跃,甚至僵化,不利于因材施教,妨碍出人才。”而在每年的暑假,杨西光对一些“重点”中学,都要亲自抓升学率,施加压力,使各个学校卖命推行“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杨西光为了鼓吹“智育第一”,长期以来还一再诱使青年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早在一九五八年,他就提出“愈红愈专,愈专愈红”的反动口号。他在复旦大学校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说:“我们必须做到又红又专,愈红愈专,愈专愈红。”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他在毕业生工作问题的报告中讲到要区别政治上的问题与业务上的“专”的界限时说:“不能把用功读书讲成是白专道路。读书用功,政治不大积极,不能否定读书是好的一面。……有人说‘学习为自己,工作为大家’,这样把学习当成个人主义,学生也就不要学习了,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会有知识,是空头政治家。我们科学知识的前途就不堪设想。有的人不是什么政治不积极,只是不开展,不关心,这也很难说是什么大缺点,要帮助,但不要混淆。相反,有人思想进步,学习不好,也不能说他完全好。”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在《关于当前中学工作的报告》中又说:“讲德育,也是鼓励学生很好学习,如果把努力学习也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加分析,乱戴帽子,这怎么行。过去我讲教学为主,有人说不对。学生进学校总是要学习、受教育的,强调了学习知识,这有什么不对。”他就是这样竭力宣扬学习不好是大问题、政治差些是小事的谬论,使不少学生受到很大的毒害。
  杨西光为了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纲领,还亲自抓了不少“基地”和“样板”。一九五九年,他下令复旦大学把莫斯科大学的教学计划与复旦有关专业的教学计划相对照,提出向莫斯科大学看齐。一九六零年把复旦、华东师大、同济、一医等七所大学,确定为重点大学,以后又增为八所。又把廿八所重点中学,增加为四十一所,作为他大搞“和平演变”的“战略基地”。这些学校都集中了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设备条件上又得到特别优越的待遇,大搞白专道路。杨西光还亲自抓了复旦大学、育才中学、第二女中三所学校大树“教学为主”、“智育第一”的“样板”。当他得知育才中学的样板得到旧中宣部赏识后,马上组织专门班底去总结“经验”,这个“经验”,流毒全市全国,产生极坏的影响。
  杨西光之所以竭力宣扬“教学为主、智育第一”,是要使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攻读圣贤书”,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把我们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其用心何其毒也!

  (七)竭力抵制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反对在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杨西光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教育也有三种所有制:全民、集体、个人。”在此前后,他又伙同旧市委有关部门一小撮人进行策划,由上海工商联出钱办了光华补习学校,把大批考不上学校的、不愿去外地的资产阶级子女招进来,补习一年,送进大学。光华补习学校毕业生的升学率,在中学中是最高的一个.第一年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三,还提出要为“百分之九十”而奋斗。
  在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他一再命令复旦等重点学校压缩招收外地学生的人数,排斥工农子弟入学。为了达到其实现排斥工农子弟的罪恶目的,他还依靠一批牛鬼蛇神去物色学生。一九六二年招生,他下令各校组织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教授三人审查小组,掌握新生入学的生杀予夺大权。
  杨西光还下令重点大学大办排球队、篮球队、足球队、手球队、话剧团,让这些学校到中学打听那些学生球艺高、演戏好,不管政治思想、阶级出身,招生时一一拉入校内。如杨西光视为宠儿的复旦排球队,其中工农子弟只有一人,而反革命分子、有严重错误被开除学籍的倒有好几个。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手杨西光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狂热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教育纲领,这是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上向无产阶级发动的一次猖狂进攻。按照杨西光这套黑纲领搞下去,我们的学校就不可能办戍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大染缸;按照杨西光这套黑纲领去培养学生,他们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会变成资产阶级的继承人。无疑的,上海教育战线的革命派,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杨西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清除他的反动影响。



  三、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卫生工作方针,在卫生界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交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属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卫生工作,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生产建设和革命战争服务。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一贯的方针,是我们的卫生事业唯一正确的道路。长期以来,毛主席曾在这个方面作过一系列重要的指示。特别是近几年来,从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光辉战略思想出发,毛主席又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取消高干保健制度、取消高干医疗特殊化等伟大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卫生战线革命新高潮的兴起,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为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他利用教育阵地推行“和平演变”阴谋的同时,长期以来也牢牢控制住上海卫生战线的党政领导大权,疯狂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工作路线、方针,百般反对卫生战线的革命群众运动,竭力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在卫生界大搞“三自一包”和“和平演变”,充当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阎王殿陆定一之流在文教战线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是破坏上海卫生工作革命化的罪魁祸首。

  (一)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卫生工作方针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向全国医务人员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在全国医学教育会议上曾明确要求把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到所有医务人员。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蓄意违抗、妄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迟迟不向全市医务人员传达。下面有些单位要作传达,杨却以“统一传达”为借口,禁止下面先行传达。就这样,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竟被杨西光拖延了几个月不作传达。直到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经大家一再催逼,杨西光见拖不下去了,才召开了一个千人左右的会议,作了一个所谓“传达报告”。这时他又玩弄新的花招,含糊其词,七折八扣,对最高指示根本不作原原本本的传达,而且竭力贬低毛主席这一指示的伟大意义,别有用心地污蔑说:“毛主席这个指示,主要是对当前卫生工作的配备上有意见。”还说:“医院革命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不复杂,主要是解决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问题。”根本不提为五亿农民服务,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指示最明目张胆的歪曲!
  杨西光岂止歪曲最高指示,而且还在“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的幌子下,千方百计抗拒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一次,他找了旧卫生局的几个负责人密商。他说:“上海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不能片面性,要结合上海特点,否则要犯错误。”“要全面考虑工人、农民几方面的问题。为农民服务,决不能因此忽视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和二百三十万职工。”八月二十一日中午,杨又匆匆赶到卫生局,说:“今天不单是谈下农村的任务问题,主要是谈思想方法问题,应该怎样以全面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在此前后,杨西光还多次明目张胆地大放厥词,疯狂对抗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说什么:“上海负有科研、医学教育等任务,还担负着繁重的看病任务,还要有防疫力量。我不赞成每年下去百分之三十。”“经费百分之二十一用于农村已经差不多了,不能四六开,不能平均主义。”“每个公社卫生院要配备四、五个医生,我们已配备一些了。要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这批人搞好,提高他们的水平就不差了。……不然,农村养不起。”“‘彻底改革医学教育制度’这句话干脆不要提广等等。
  杨西光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惯用的伎俩是:开始百般封锁、抵制,接着肆意篡改、歪曲、攻击、抗拒,到这些手法均未能得逞时,则在贯彻中来个阳奉阴违。
  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指示下达后,按照中央的规定,城市医院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医务人员下农村。于是杨就千方百计在这“三分之一”问题上大做文章。他授意卫生局党委算几笔账,弄虚作假,妄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
  第一笔算“三分之一”的账。办法是:少算全市医技人员总数。把老弱残初级医技人员、放射科技师、行政人员等统统扣去。这样的“总人数”显然大大小于实际总人数,每年“三分之一”下农村的人数也就大大缩小了。第二笔算在乡医务人员总数的账。办法是:把一九五八年以来下放郊区的高中级医技人员、计划生育大队队员、血防人员、防疫人员以及当时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医技人员,全数列入。这样,杨便说:“上海郊区医生已经不少了,全国农村人口每一千人平均不到一个医生,上海高过许多倍。”于是把每年下去的四千人一分为二,分两期下去,每期二千人,各去半年。就这样,上海卫生工作方面的大革命几乎被扼杀了。六五、六六年下去的医务人员不多,质量也不符合要求。
  在抽调医务人员长期到农村“留种”方面,杨西光在一院做报告时公然宣称:“你们下去,不会把你们留在农村,农村养不活你们”,造成卫生工作队队员思想上毫无准备。后来全国各地纷纷搞“留种”工作,杨西光才急急忙忙要卫生局、医学院在卫生工作队中动员。卫生局提出要在全市动员,因为卫生工作队中护士多医生少,而杨又提出提拔护士作医生,有的毕业二、三年的护士也提为医生,对贫下中农极端不负责任,阴谋破坏毛主席关于把有经验的医生留在农村的指示。结果只有一百五十多人下去“留种”,其中有些人还是搞的假“留种”,二年后要调回市区;有些人是刚毕业一、二年的医生和毕业二、三年的护士。杨西光还把“留种”人员的三分之一放在他蹲点搞四清的奉贤县,捞取政治资本。
  在高干保健制度问题上,杨西光阳奉阴违,抗拒毛主席卫生工作指示,更加令人气愤。一九六四年八月,毛主席指示取消高干保健制度,取消高干医疗特殊化,高干医院要向市民开放。当时曾由卫生局出面打报告提出把华东医院和公费医院合并改成“上海第十人民医院”。报告批下执行不久,由于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一伙以及部分高干的不满,便由杨西光授意卫生局另打报告给市委,拒不执行毛主席指示,推说北京医院也没有改,于是把医院分成“一部”、“二部”。一部即公费医院对外开放,而二部即华东医院仍只为少数高干服务。此后又改名为“延安医院”。尽管名称改了几次,但内容没什么变,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增加了一个门诊部而巳。改名以后,杨西光更加肆无忌惮,所谓对外开放的公费医院也只是有控制的开放一部分工人;在原华东医院的范围里,杨则授意只在病房里增加了一张床。因此,表面上看,整个医院是对外开放了,病床也增加了,高干减少了,实际上仍为特权阶层服务。杨西光还无耻地说:“留点落后面也好,没有什么了不得。”对这所医院的基本建设上是一加再加,医疗设备上也是一再增添,而且都是先进的成套的精密仪器。为陈丕显治疗癌用的放射性“钴60”就是化美金十万元从加拿大进口的,是一架全国数一数二最新式的功率最大的治癌设备。
  在华东医院就诊干部准备划走后,杨西光仍千方百计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发出种种黑指示:“将康平路门诊部,江西路门诊部办得好些,使这些干部看病方便些。”“住院可以分别安排到几个大医院去”,“华东局、市委干部住院关系还是划至延安医院。”陈丕显患鼻癌后,杨西光一伙又到处奔波策划,不仅化费大量资金盖房子,添设备,还特地请城市老爷卫生部部长、副部长钱信忠、崔义田先后专程来沪,组织专家为陈治病。

  (二)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示,否定一九五八年卫生工作大搞群众运动的成就。
  杨西光在一九五九年初窃踞旧市委教卫部部长后,打着“红旗”反红旗,抓住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卫生工作的一些缺点大做“纠偏”文章,竭力否定一九五八年卫生工作大搞群众运动取得的成就。
  一九五九年三月杨西光找旧市卫生局的几个书记、局长开了一个座谈会。杨在会上大泼冷水,大肆污蔑大跃进,大肆否定卫生工作大搞群众运动的成就,他针对旧卫生局提出的一九五九年计划大加批评。他说:“五八年工作浮夸,头脑发热,指标过高,一九五九年计划还提继续大跃进就不对了”。杨还说:“医院不能乱提口号,一九五八年提的口号许多不恰当,例如医护合一、医护工一条龙提法不对,万人大军下厂、下乡、下地段,下去的人过多过重了,与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学习中医齐头井进,现在医院秩序混乱,医疗质量下降”。杨西光在会上下令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医院正常秩序,提高医疗质量”,并要市卫生局根据他的指示重新修订一九五九年卫生工作计划。
  在一九五九年这一年中,杨西光还亲自召开过各区教卫部长、医学院校院校长会议,在这些会上大放其毒,说什么:“医院不能搞群众运动,大搞群众运动是要死人的(指死病人)”,“医院不能搞竞赛评比”,“人人学针灸,提法不对头,浮夸”。更恶毒的是杨西光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教导,竟说:“医院中许多好的制度破了,新的没有建立起来,医院制度要先立后破”。
  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召开的卫生工作会议上,杨西光又借“总结经验教训”为名,对三年大跃进中卫生工作进行全面攻击,疯狂地反攻倒算。杨除了在他亲自主持反复修改审定,而由何秋澄在会上所作的《三年来卫生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报告中,提出三年卫生工作中有四个方面十六个错误和问题外,还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医务人员下厂下乡下地段会“增加医务人员负担,造成工作上混乱”,使“坚持常规方面有的不好,有些医院的护理人员水平此过去差了,基础护理不好”;对大跃进中创建的医师、护士、公务员大协作制度,污蔑为“护士想学习技术,当医生”,这样“医疗质量不高”,统统加以推翻;还指责医院“不整齐、不干净、秩序较乱,使人看了心情不舒畅”等等。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具有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重大意义。这是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资本主义卫生事业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体现社会主义卫生事业优越性的标志。杨西光抓住大跃进以来群众爱国卫生运动中的一些缺点,加以夸大,否定主流和本质,他说:“不切实际地提出了一些过高过急的指标,追求形式,浮夸”。又说:“有些群众需要的又应该管的事没管好,群众不需要而可以不管的又管多了”,“爱国卫生实效,就是落实在病上”,“把除四害和疾病作斗争看得过于简单,急于求成”等等。毛主席指示,爱国卫生运动要有能力的人管,不能当作可有可无的事,而杨西光却把许多民主人士安排到市、区、县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总之,杨西光就是借口反对形式主义,扼杀群众爱国卫生运动。柯老在世时说过:“有人破坏爱国卫生运动”。杨西光就是破坏上海群众爱国卫生运动的祸首。
  杨西光还竭力否定大跃进中的医学教育成就,推行修正主义的医学教育路线。一九五九年杨西光在几次会议上说:“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医务人员下厂下乡的人太多了,影响了他们的教学质量”,“医学院附属医院包地段,没有必要,医生、教授扫地搞爱国卫生运动是浪费人力”,杨借口医学院有意见,要卫生局减少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下厂下乡任务。
  在大跃进中全市医院、农村办的许多中等卫生专业学校,学制由原来的三年改革为二年或二年牛,而杨西光却极端仇视这个改革,提倡办所谓“正规化护士学校”,一九六零年杨说:“护士学校教学质量降低了,医院办校质量不高、护士学校要恢复三年制。”在杨的黑指示下,一九六零年起又恢复为三年制。杨西光借口贯彻八字方针,将全市四十多所中等卫生专业学校砍剩十所,砍掉的都是医院办校以及九个县所办的卫生学校,杨还硬性决定把为工农培养医生的一所三年制医学专科学校砍掉。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杨西光和石西民还下命令要卫生局撤销了全市唯一的一所中药学校,将校址让给专为资产阶级子弟服务的外岗工业学校。
  反之,杨西光却竭力推行陆定一的修正主义办学路线,一九六一年杨挖空心思地要办高级护士学校,他说:“医生有高级的,护士为什么不能有高级的”,“要二医负责办一个高级护士学校,招高中毕业生,培养高级护士。”后因遭到抵制末成。

  (三)推行修正主义的卫生工作路线,亲自策划炮制卫生工作黑条例,在卫生界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杨西光在卫生工作方面主要中心就是抓资本主义的正规化办院,还美其名曰“提高医疗质量”。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盗用中央名义批下《高教六十条》和《科研十四条》后,杨西光在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即布置要市卫生局搞医院工作条例,杨说:“订条例基本精神可参考大学六十条、科研十四条”,“医院要以医疗为主”。有人提出“医疗为主”与“预防为主”的方针提法不符,杨又提出“以医疗为中心”。杨还说:“党组织不要包办代替行政业务,科室支部不要提监督保证作用”,“要发挥院长、科主任的作用”等等。在卫生局组织班子制订《四十条》过程中,杨还具体作了一些黑指示,说什么:“专家教学自古皆然,医院工作应以医疗为中心”,“党外人士要有职有权”,“医院工作不能管得太死,不能大呼隆,不能搞群众运动”,“制度要先立后破”等等。《四十条》草稿写出后,杨西光又亲自审查修改,去掉了草稿上的“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加强工矿地方卫生工作”和“医院负责一个直属地段医院和工厂”,改为“以医疗为中心,结合医疗开展预防”。公然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卫生工作“预防为主”的方针。
  一九六一年卫生工作会议上,各区县卫生局科长对条例中没有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纷纷提出意见,杨西光还是顽固坚持提“以医疗为中心”,甚至还想提“医疗为主”。他在会上叫嚷:“医院工作总应该以医疗为基础,是否提医疗为主,还有争论”。
  经过杨西光一手精心策划炮制的医院工作《四十条》在一九六二年出笼,这是一个医院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根本没有贯彻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抹杀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谈改造,强调团结,搞“合作共事关系”;突出医疗为中心,大谈“提高医疗质量”,反对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提倡“先立后破”反对“不破不立”。这个黑网领出笼后,得到了老爷卫生部“走资派”的赏识,紧接着拋出了一个全国医院工作条例。
  杨西光大概嫌这个《四十条》还不能表达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意图,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中还更露骨地叫嚣:“耍将医院办成各自的特色,一个大医院要有几个大专家,要解决图书设备问题”,“要办重点医院”,还说:“中山、仁济医院过去是很有名的,现在在我们手里办坏了,我们有罪”等等。一九六二年杨西光借口增加收入,要卫生局设立高价病房,说什么:“要在一部分市级医院中减少些病床,恢复单人房间和双人房间,这是因为有些病情需要,外宾需要,社会上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需要。”这不是很清楚了吗?杨西光要办的是资本主义正规化的医院,是为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服务的医院。
  一九六一年,杨西光还亲自策划炮制了《上海市联合医疗机构暂行管理办法》即《二十五条》,在制定这个《二十五条》过程中,杨从授意到定稿,都亲自出马。一九六一年四月份,杨要市卫生局组织调查组,对农村公社卫生院进行调查时说:“农村教育卫生工作发展太快了,要退尽退够”,“今后要痛改前非,民办医疗机构要自给”。六月份杨又说:“农村联合医疗机构也混到公社大集体里去了”。九月间杨又提出要对市区联合医疗机构进行调查,说什么:“要明确性质是集体性质”,“要医生办院,民主管理”,“经济上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工资待遇不能改革,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可以固定工资加奖励”,“可用分红的办法吸引他们”等等。根据杨西光的这些黑指示,卫生局起草了《上海联合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共二十六条,在草稿上写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一章,其它条文中也写明了党政关系和卫生工作四大原则,上报教卫部后,杨借口“文字太长”、“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由党的系统布置下去”等为理由,亲自口述,另找人重写成《二十五条》,将草稿中“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一章全部砍去,只字不留,将四人原则的全文改为“卫生工作方针政策”,而添上了“应本着自愿原则经过协商签订协议书,规定医务人员可以自由参加退出”的第十六条。经杨西光亲自修改的《二十五条》不仅取消了党的领导,而且不谈阶级斗争,不讲政治挂帅,更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一句话,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大毒草。条例出笼后,原来按区为单位的大联合倒退为所谓医生联合举办的小集体。郊区已划给了公社的卫生院也倒退了出来,大大助长了资本主义经营倾向。《二十五条》成为联合医疗机构通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盏大绿灯。
  从一九六一年四、五月份开始,杨西光还在上海卫生部门大刮单干风,大力鼓吹私人开业。杨在多次会议上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卫生工作要三条渠道并行”,“国家集体医疗机构、私人开业并存才能满足人民需要”,“国家办,合作性质的集体办,个人办,三种长期并存是合理的,必要的。”还胡说:“开业医务人员不能包,否则国家要吃亏”,“对私人开业不要限制过死了,人应该有自由市场”。等等。杨西光对个体开业医务人员爱护备至,要市卫生局制订《开业医务人员管理办法》即《十一条》,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杨还阴谋扩大开业医生范围,杨提出:“农村联合医疗机构,经费维持有困难的,可以自找出路,自谋生活,自行开业”,“中医学徒分配不了的可以开业。”杨西光还破坏国家对大学生的统一分配,他说:“过去不服从统一分配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也允许他们开业”。更恶毒的是杨西光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还提出“可以让国家医院的医务人员退出去开业”,还美其名曰“可以减少国家编制”。杨西光还在市卫生工作会议等多次会议上提出“要发扬中药店的经营特色”,“中药店的坐堂医生制度很好嘛!方便病人配药”,“过去有二千多个药店随堂医生,现在很少了,要考虑恢复。”并要卫生局检查一下很快把它恢复起来。在杨的煽动下,卫生部门刮起了“拆账”、“自由开业”、“单干比联合好”等等阴风,开业医务人员从原来仅有的几百人,在一年中就猛增到三千六百多人,其中地、富、反、坏、流氓阿飞、骗子等牛鬼蛇神约占一半左右,甚至连算命、测字的也要开业当医生。还有无照非法开业的,以及在职医生晚上及礼拜天在家搞业余门诊的,资本主义势力一度大大泛滥。

  (四)反对和歪曲党的中医政策,把医学科学研究引到只搞“提高”、反对普及的邪路上去。
  杨西光在口头上打着要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幌子,而在实际行动上是抵制、反对和歪曲党的中医政策。一九六一年春,旧市委教卫部卫体处和卫生局对中医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写成了调查报告,提出了贯彻意见,并建议召开一次全市性中医工作会议贯彻下去。杨西光对调查报告不理不睬,长期扣压,不同意召开会议。另一方面杨西光却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勾结,狼狈为奸,在那里大喊大叫要促进所谓“中医的、西医的、中西结合的三条渠道都能更好地发展”,“要正确处理三方面的关系”。其实质是把三方面对立起来,不突出中西医结合,而是扩大中西医的矛盾。杨西光还在市卫生工作会议上歪曲党的中医政策,贬低中医工作的重要意义,杨胡说:“我们应懂得中医的心理状态,过去受到歧视,解放后还有人把中医称为封建医的,他们情绪上受了影响,现在不要多提批判,弃其糟粕,而要多提倡学习继承”,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指示。
  杨西光反对党的中医政策,轻视、歧视中医,反映在针刺麻醉科研成果上更为突出。针刺麻醉的成功,是中西医团结,共同努力的结果。杨西光看到针刺麻醉有了成绩,就削尖脑袋钻了进去。杨搞出一套脱离实际、为理论机制而研究理论机制的办法,胡说:“针麻临床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后主要搞理论机制研究的问题”,“一九六七年是机制年。”要针麻临床研究人员和基础研究人员都搞理论机制实验研究,集中在病人身上作试验,收集资料,找数据,大大增加了病人负担和痛苦,严重地违背了针麻研究人员必须为病人服务的方向。杨还命令卫生局成立针麻研究领导小组,从各方面抽调六、七十名研究人员搞针麻研究,走专家路线,反对发动群众,并亲自把内心反对针麻研究的一些学术“权威”也硬拉进来。如直接点名把华山医院的陈××、林×等人塞进“针麻领导小组”,并到处吹捧陈××,强调西医研究的作用,否认中医的作用,把针刺麻醉研究引向邪路。杨西光特别在针麻研究定名问题上大耍阴谋,硬把原名“针刺经络穴位麻醉”中的反映祖国医学特色的“经络穴位”四个字抽掉,可见杨的用心恶毒。为了搞出所谓“成果”来,杨西光还大搞物质刺激,贩卖修正主义的一套。他说:“针刺麻醉要编制给编制,要人给人,要仪器可以给外汇买仪器”.“搞针刺麻醉的人可以不下乡,不搞农村卫生工作队,不搞四清”。
  杨西光上台后,在医学科研工作上先后曾插手烧伤、断手再植与针刺麻醉,而对血吸虫病防治在一九六五年以前从来不加过问,不加支持,一九六五年后,他强迫命令地抓了一下血防工作,也仅是为自己窃取政治资本;对农村贫下中农常见疾病、工厂职业病、多发病的防治研究工作则从来不抓不支持。第六人民医院断手再植成功后,杨西光不是从政治思想上引导该院更好地为工人服务,而是大搞物质刺激,大搞技术挂帅。杨曾亲自交待六院和卫生局两项任务:一是要保证陈××每周看二次门诊,查三次病房,作几次手术,有二、三个晚上看业务书,就是不提要陈××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思想改造。二是要卫生局为六院骨干配备医生护士,充实研究设备,建设实验研究室。后来还再三查问,要下面给他汇报,妄想树立一块脱离政治,埋头搞业务、搞科学研究,出成果的样板,把医学科学研究工作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四、反对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竭力保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和医院的统治地位

  毛主席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里,毛主席是把一个学校贯彻什么样的教育方针和实行什么样的组织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导我们对组织路线问题耍同对教育方针问题一样给予高度的重视,井明确指示,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状况,才能真正建立无产阶级在学校中的统治地位。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卫生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就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反对毛主席这些极其重要的指示。为了从组织上和舆论上作好复辟资本主义的准备,他利用其窃踞的党权,在教育卫生界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网罗各种牛鬼蛇神,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组成反革命的阶级队伍。因此,长期以来,杨西光制造了种种“理论”,既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一笔购销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之间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叛卖无产阶级利益,实行阶级投降,死心塌地地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贯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妄图实现篡党、篡政、篡军的复辟“美梦”。

  (一)咒骂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斗争扩大化”。

  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批判,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权威”的气焰,动摇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地位,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巩固了党在学校的领导地位。杨西光对这场革命却极端不满,刻骨仇恨。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伙同社会上一股反动势力,对教育革命进行疯狂反扑,反攻倒算,把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权威”一个个重新抬了出来,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杨西光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次会议上大叫大嚷:“这几年来,我们斗了不少人,伤了不少人。斗争的方式有问题,……因此使他们心情很不舒畅,有不少疙瘩,还有一部分是斗错了的。总之,斗争扩大化了。”“斗争的面宽了。”在另一次会议上他又说:“对知识分子思想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得很凶。……现在看来,在思想上、政治上主要的问题是:斗争有些扩大化。在科学上学术上主要的问题是处理得不够慎重,有些不该批判的也批判了。”又说:“方法比较粗暴”,“震动的面更大”,“过火了”,“打了右派,也打了中间分子和左派。”
  杨西光为了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又在一次报告中极端恶毒地把知识分子工作归结为所谓“三多一少”:“否定得多一些,批判得多一些,‘取而代之’多一些,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少一些。”杨西光还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呼冤叫屈说:“几年来,知识分子总感到压力很大,一听到运动就有些胆战心惊,担心暴风雨又将来到,心情不够舒畅”,“使不少人戚到仿徨”,“我们对知识分子沉重的心情还了解不够”,“把知识分子都作为运动对象来搞是危险的”等等。
  于是,为了改变这种所谓“斗争扩大化”的状况,杨西光在一九六二年亲自出马登门向那些被打倒、被批判的“专家”“权威”赔礼道歉,并要党员干部都要“兵对兵、将对将,逐个逐户地拜访道歉”,“在什么范围、什么场合内批判斗争的,就在什么范围、什么场合进行平反”,对一切批判对象来个“一风吹”。就这样,在教育革命中被打倒的反动家伙,不仅爬了起来,而且趾高气扬,甚嚣尘上,以十倍的疯狂同我们展开了一场新的阶级搏斗。杨西光这样恶毒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中批判反动学阀的伟大斗争,就是把矛头针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我们的党对知识分子一贯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从而制造舆论,保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二)吹捧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取消阶级斗争。主张“教授治校”,篡夺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权。
  杨西光在替被打倒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翻案后,又竭力地吹捧他们,美化他们,否定了无产阶级同他们之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杨西光一面至高无上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一面又大肆宣扬“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他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次报告中大叫:“要肯定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科学家进行任何科学研究,对社会主义都是有益的。肯定这一前提有很大好处,在政治上方向一致,大家做主人,在科学上也有很大好处。”又说:“对科学家要求比较明确,国家对科学家是要求以他们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能等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和世界观改造好以后,才肯定他们科学研究的作用。”还说:“知识分子工作实际上就是文教工作的统一战线问题。离开了这样的统一战线,文教事业是空的。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文化知识。要使自己知识化,就需要很好使用和发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应该肯定,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较多,这是旧中国所造成的。还需要利用他们来培养我们的知识分子。”他又说:“中国那个阶级知识多,肯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我们的责任在于把他们的知识学到手,而且要‘青出于蓝’,胜过他们。”“教改中不能重视专家教授,是我们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次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公然说:“知识分子本身也有进步。现在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敢和我们斗,他们知道斗是斗不过我们的;共产党反不得,社会主义反不得,他们也是有教训的。”还说:“有些老教师也参加了党,成了共产主义者了。”“现在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当基层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提出异议时,杨西光更其恶毒地采取了“全党统一思想”的办法。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另一次讲话中,他又叫嚷:“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他们知识的作用问题还需要在全党进一步明确。在中央宣布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以后,对他们还是要做工作,一方面是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继续帮助他们学习。在这方面,重要的问题是采取一些适合于他们特点的方式来进行。”他并大力提倡“举行各种‘神仙会’,由领导同志同他们多作个别接触,促膝谈心,利用假期时间参观访问”等等。杨西光还竭力主张:“要立中破,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方面,使他们顺着杆子往上爬。”
  杨西光为了竭力保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中的统治地位,最恶毒的一枝毒箭,就是以“调动积极性”和“抢救文化遗产”为幌子,抛出了一个所谓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让、二推、三帮”的“六字方针”。他在一九六二年前后各种会议上说:“在业务工作上尊重知识分子的职权,实行一定的业务工作责任制。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将应该由行政决定的事情,采取‘一让、二推、三帮’的办法,帮助行政搞好工作。”又说:“要妥善安排每个知识分子的工作,注意用其所长,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如果安排得不妥当的,还可以适当调整。”“实行业务工作的责任制,充分发挥导演、主任医师、教研组主任、主编、教练等的作用,在他们负责的工作范围内,要做到有职、有权、有责,未经协商同意,不得随便变更他们的计划和部署。”杨西光竭力推行的对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让、二推、三帮”的方针,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黑纲领。所谓“一让”,就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权;所谓“二推”,就是推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权;所谓“三帮”,就是帮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权。在这个反动的“六字方针”下,杨西光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一个个塞进领导岗位,直接掌握许多大权,而党的组织和干部竟退让一旁。有的同志十分不满,提出意见,杨西光竟暴跳如雷,骂他们“不懂事”,要他们去“睡觉”、“休息”!这个“六字方针”就是“教授治校”的反动纲领,完全暴露了这条毒蛇伙同反动学阀篡党篡政的狈子野心!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为了千方百计实现“一让、二推、三帮”的黑纲领,还一再强调要“组织落实”。把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权威”拉进了我们无产阶级政权机关。诸如,上海选送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不少是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之流的反共老手和反动“权威”。在学校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对“专家”“权威”也都一一作了安排。有的当上了校院长,有的当上了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有的成为研究员,挂上了种种衔头,加官晋爵,还把一批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一个个拉进党内。在大学的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员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如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了百分之八十二,系一级的主要负责人,有百分之五十六出身子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有不少就是反共老手。与此同时,杨西光一伙又趁机将大学、中学党总支(支部)由领导地位降低为所谓“保证监督”地位。这样,就把学校一切党政大权统统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杨西光为了使那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老爷们休养生息,出谋划策,搞资本主义复辟,还以“调动积极性”为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百般照顾。他要各个学校专门为他们另辟宿舍,对“头面人物”的“学者”专给别墅照顾,有的还拨给专用小汽车。有的专设什么“经济食堂”和“专家招待所”等等。一九六三年三月,在杨西光亲自主持下,在中小学搞了一个《关于表扬奖励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优秀教师的办法(草案)》,提出“知名优秀教师”“超级评薪”办法,进行物质刺激。有的工资一次就增加六十元,甚至有人一次增加九十六元,相当于三名小教的工资总数。这些所谓“优秀教师”,实际上都是些学店老板,反共老手。这是杨西光搞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培养高薪阶层,阴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罪证。
  如此种种,比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奢求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之苏修所推行的,也是毫无逊色!杨西光披着“党的领导干部”的外衣,却代表资产阶级势力,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同我们进行了一场极其尖锐激烈的阶级搏斗。

  (三)鼓吹青年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在竭力保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中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又一贯违抗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公然鼓吹要培养“拔尖人才”“学者”“头牌演员”等等。他这密切配合的反革命两手,就是妄图依靠一支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来培养一支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杨西光一九六二年亲自主持制订一个所谓“文教事业规划”,就提出:“文教队伍中,总要有点突出人才,包括突出的学者、艺术家。这是培养文教队伍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个人之间,由于才能条件和努力程度的不同,总是有进步快慢、成绩大小的差别。不承认这个客观的差别,硬要人为地拉平,结果只是妨碍了那些有较高才能、较好条件又较努力的人做出更大的成绩,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又说:“文教工作要表现水平,都要专家,杰出的人。学术方面要学者,艺术方面要著名艺术家、头牌演员,研究所没有几个理论家还算什么,中学也要有几个出名的教师。”“文教、科学、艺术事业的水平是要由一个最杰出的人才来代表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只是‘一般齐’,就会没有水平,也难以不断提高。”“在集体进步中,有个人的冒尖,结果既可以树立榜样,又可以形成骨干,从而也有利于影响和帮助集体的普遍提高。”
  杨西光为了把青年培养成为精神贵族,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培养干部的办法,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一次报告中主张:“培养队伍一定要反对平均主义,对重点对象,一定要给予条件,给予时间,不能拉来拉去,今后要有个名单,一级级掌握。”“要特别注意,安于专业长期埋头苦干,文教工作需要长期培养才有结果。”他还特别强调:“要允许专家挑选自己比较满意的青年人作为工作的助手,并订出计划进行培养。非经专家同意和有关领导批准,不得变更这些青年人的工作。”认为“这是件大事情。现在就有拉郎配。如一医×××的继承,在一医内挑不出人,要到二医去挑,应该允许。各单位要有一盘棋思想,导演也可以自己挑选演员”等等。
  杨西光生怕这些主张还不能实现其目的,又特别提出“师徒挂钩”的措施,为“专家”配“助手”,要“良师”带“高徒”。他还以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长的身份,公然号召青年对那些反共老手、封建余孽顶礼膜拜,发扬什么“甘为老教师‘拎皮包’、‘倒夜壶’的精神”,拜倒在资产阶级“权威”的脚下。鼓吹“给他五个,烂掉四个,还有一个好的也合算”的混蛋理论。一九六四年杨西光为了拼凑一个御用工具,特地亲自在复旦大学物色了十名“年青有为”“脑子灵活”“笔头快”的“秀才”,委托一个混入党内的反动文人代为培养。一时间,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身价百倍,反动透顶的牛鬼蛇神甚嚣尘上。杨西光还到处吹嘘说:“一个带一批,一批出一个”是“培养干部的有效途径”。杨西光要把青年引向何方,把下一代培养成什么样的人,难道不是很清楚吗?他这样做的罪恶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四)竭力在医务界推行阶级投降路线,实行“技术挂帅”,鼓吹“专家办院”。
  在医务界,杨西光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实行了彻头彻尾的阶级投降路线。一九六一年,他大刮“翻案风”,说什么:“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批判学术权威搞错了,医院拔白旗也拔过头了”。杨西光还布置要卫生局和一、二医党委书记、局长亲自为×××、×××等反动权威“平反”,向他们道歉。在当年的全市卫生工作会议上,杨西光还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改造,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有一部分人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共产主义者。二是多数人可能逐步进步,以后有的也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第三种人则可能改造不过来,甚至思想上对党怀疑、抵触。”以此来迷惑群众,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资本主义复辟捞取政治资本。在另一次会上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靠他们去治疗病人,与疾病作斗争,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成为医院办得好不好,医疗质量高不高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更加恶毒的是,杨西光还在一九六三年利用广大工农兵忆苦思甜的机会,别有用心地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忆苦思甜”,甚至在报上为他们特设专栏,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乘机反攻倒算,忆倒苦。杨为了抬高这些人的身价,要让他们“有职有权”。把不少资产阶级医学“权威”,如×××、×××、×××、×××等人,捧为几个研究所的正副所长;一九六三年医务界的几个学会改选,理事中极大多数都是这些人,甚至几年来从不参加学术活动,政治上反动的家伙也拉上了台。如擅自提升护理界“祖师爷”、反动“权威”、六十一岁的老太婆×××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杨西光在大力庇护、吹捧反动医学权威的同时,又千方百计为他们培养接班人,妄图在卫生界形成一支资产阶级新老“专家”的队伍,一九六一年底杨在卫生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全市卫生系统要培养一百名“专家”接班人。条件是:“有成绩的、努力的青年医生或主治医生,给他们时间,安排他们与老专家挂钩,作重点培养。名单固定下来,不要随便变动。”“让他们以一半时间搞医疗工作,一半时间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只提年龄技术条件,不提政治条件。杨还公开在会上号召青年向“祖师爷”学习,说什么“沉克非二十八岁就当外科主任,就是很有名的专家了,三十多岁就当院长”等等。还说什么“培养专家不能光靠我们,还要靠党外专家,应该注意不要损害教与学的积极性,在政治上业务上均不要有狭隘情绪。”选择培养对象时还要考虑“专家是否合得来”,“要征得老专家同意”等等,要青年拜倒在这些资产阶级“权威”的脚下。在杨的唆使下,卫生局党委就匆匆忙忙在全市卫生系统挑选了一百多名所谓基础好,头脑清楚,肯钻研,政治历史清楚,具有主治医师或相当主治医师水平以上的人员,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拜“专家”、“权威”为师,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个人主义严重,有的发展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事实证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在教育卫生部门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投降路线,是直接为其实现修正主义的教育卫生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我们必须把这条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同修正主义的教育卫生路线一起连根铲除。这样,才能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牢固建立无产阶级对教育卫生部门的绝对统治地位,真正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卫生路线,真正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实行“任人唯亲”的干部政策,积极推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在干部问题上,疯狂地推行着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相对抗。他一方面竭力保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在他所把持的各个部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为他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阴谋作好组织准备。

  (一)安插亲信,扶植私人势力。
  十几年来,杨西光到那里就在那里拉拢私党,安插亲信,培植私人势力。一九五四年他从福建调来上海时,就带来了一批亲信,有的放在身边,有的安插在重点大学,加以重用。杨西光调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又物色了一大批跟他跟得很紧的,出身于地主、大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作为他的基干队伍。如有一个大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的女儿,由于能对杨西光阿谀逢迎,在一九五五年刚毕业,便被留校当团委书记,没有几年,青云直上,成了杨西光的心腹和得力帮凶,一九六三年调整工资时在杨西光的授意下,她连升了两级。杨西光调任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后,又以“培养新生力量”为幌子,实行干部大“换班”,陆续把一些出身成份不好、社会关系复杂、阶级立场不稳的人,加以精心培植,提拔重用,作为亲信,并利用这帮人牢牢地控制着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的一切大权,使教育卫生工作部成为杨家黑店。
  杨西光为了控制整个上海教育界,还陆续把一些心腹人物塞进自己所主管的部门。市高教局的四个局长中,两个是在复旦大学尾跟他很紧的老部下。他还利用职权把自己的老婆塞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充当办公室主任,以后又将其提为政治部副主任。
  杨西光为了培植私人势力,实行一套修正主义的选拔干部的标准。他的所谓“好干部”的标准是: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能说会道,善于逢迎拍马。对于顺他心的人,他一句话就可以提二级,甚至提三级。一九五六年工资调整时,杨西光亲自提了六个人的名,要各升二至三级。后来有关部门不同意,把这六个人各拉下一级,杨西光就大发雷霆,骂道:“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怎么可以不经我看过就擅自决定!”“其它的人我可以不管,这几个我一定要管,我只管这几个!”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原办公室一个副主任,一九六二年不服从组织调动,到杨西光面前哭诉,杨不仅同意其不调动工作,以后还提了她一级,送她一个正处长的职务。原复旦大学一个系总支书记,为杨所赏识,一九六四年调任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高教处副处长,不久又提为部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掌握大权。
  杨西光钻进旧市委书记处后,野心更大,凡是他所分管的部门,都要来一个大改组。如一度他管统战,就想把复旦党委一个副书记提为统战部副部长。并提出统战部下面的处室要与学校调换一批干部。在分管团市委工作时,他又提出了一个全面改组计划,要把团市委来一个“彻底更新”。他并想把自己在复旦大学亲手培养出来的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团委书记,破格提拔为团市委副书记。在农村政治部,他除了在内部培植了一批亲信外,还想安插自己的力量。《解放日报》等宣传阵地,杨西光也要伸进他的魔爪,为了在新闻界伸展他的势力,亲自点名调去复旦大学两个“秀才”。

  (二)包庇坏人,结成死党。
  杨为了进行复辟活动,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包庇重用坏人,与他们结成死党。
  上海外国语学校有个干部,解放前曾与反动军官鬼混,是有名的“交际花”、“吉普女郎”。杨西光在一次宴会上结识了她,对她十分赏识,竭力主张发展她入党。当她入党后,杨又迫不及待地把她提为了个中学的副校长。
  复旦大学有个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供出团组织及成员名单的叛徒,一九六五年由杨西光提名,把他提为复旦大学的副校长。
  原第六人民医院有个干部,在历史上自首叛变过,杨西光对他却十分重用,一九六五年上半年把他带到奉贤县安插在人民医院工作,一九六六年又提名要他参加县委常委,说是让他抓全县卫生工作。农村政治部干部处认为此人不宜参加常委,但在杨西光的坚持下,还是让他窃踞了常委要职。原农业局有个处长,历史上参加过伪军,问题很严重,并一贯乱搞男女关系,品质很坏。但此人善于奉承拍马,在奉贤县社教工作团任办公室主任,颇得杨西光的信任。一九六六年调整干部班子时,杨西光亲自提名提拔他为奉贤县委书记,后因受到抵制未成。但杨西光不甘心,还是一意孤行,提拔他为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杨西光对右派分子也是关怀备至,包庇重用。一九六一年八月,杨西光在“关于组织处理上的意见”的报告中,公开为右派分子翻案,说:“右派分子情况要摸一下,该摘的要摘,条件可以宽一些。”接着,大右派分子王造时(现已被捕)被摘了帽后大作“科学报告”。另一个大右派分子王中,与杨西光促膝密谈后,又被提为教务部理科教学组组长(即科长),去指挥一批党员。由于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而被开除出党的×××因能动笔杆而被杨西光看中,还要拉他入党。
  杨西光在窃踞旧市委候补书记职务后,更是明目张胆,网罗亲信,在他把持的农业战线上同样安插了一批坏人,实现他控制农村工作和对抗党对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奉贤县有个副县长,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歪曲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的方针,他借口“自力更生”,大搞资本主义活动,不仅自己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自由市场出售农副产品,牟取暴利,而且还要机关干部也这样做,并利用职权到处大吃大喝,多吃多占。对于这样的人,杨西光不仅不予严肃处理,在运动后,还提拔他为县长兼县委副书记。还有一个干部,原是前上海市贫协常委、宝山县贫协副主席,一九六五年强奸幼女,严重违法乱纪,已由公安局拘留。宝山县委提出要逮捕法办,杨西光不同意依法处理,并指令“放在离当地较远的地方去劳动”。宝山县委提出要开除这人的党籍,并给予降级处分,杨西光也不同意。

  (三)打击报复,排除异己。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在他把持的部门还一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称王称霸,飞扬跋扈,实行个人独裁。他对工农干部,竭力排挤,竭力打击。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和敢于向他提意见的人,则采取极为阴险、恶劣的手法,实行明攻暗算,进行排挤打击。
  杨西光为了纠集自己一套黑班底,使他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能够得逞,对一些“不顺手”的干部,采取“挤”的办法,调的调,放的放。如他到复旦不久,就把复旦的原来班子中的工农干部,一个个的调离复旦。到了教育卫生工作部又一个个的把与他意见不合的老的副部长挤走。
  原农办有一个主任,对杨西光在领导郊区农业生产和农业改制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谈了,曹荻秋就把这个主任的意见告诉了杨西光,杨西光立即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处告了状。杨西光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责成旧市委办公厅农村组写了这个主任的大字报,分别贴在农口各单位,接着又指使农村政治部主任召开农口负责人会议揭发批判他,七月份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搞大会揭发批判,甚至赤膊上阵给他套上了“抵制市委决定”、“坚持自己错误主张”等罪名。杨西光还威胁他说:“如果你检查得好,农办的工作仍让你负责,不然的话……。”

  (四)精选心腹,向上伸张触角。
  杨西光有计划地与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高教部挂钩。一九六一年,杨西光把自己的一个心腹安插到旧中宣部,为自己牵线搭桥,通风报信,传达“阎王殿”黑意旨。一九六五年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调文化部工作,杨西光又从复旦选派两个“人才出众”的人物跟随石西民打进文化部.为此,杨西光甚至不择手段,修改他俩的人事档案,将一些已经肯定的历史问题和错误予以否定。杨西光对旧教育卫生工作部的干部说:“鉴定,你们不敢改,我来改。要让人看了鉴定敢用这些人。”杨西光就是这样阴谋使他们成为他与石西民同旧北京市委之间的牵线搭桥者。旧高教部,杨西光也安插了“处长”、“教授”等人,以培植他的私人势力,鼓吹他在领导上海教育工作中的“伟大成绩”。



  六、在农村四清运动中积极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杨西光由陈丕显推荐,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以市委常委名义去奉贤“蹲点”搞四清,同年十二月兼管奉贤、金山两县运动。不久,杨西光窃踞市委候补书记职务,又由陈丕显推荐,以书记处名义分管郊区工作,并直接领导郊区其它八县四清运动。在四清运动中,杨西光积极贩卖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私货,对王光美的所谓“桃园经验”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以前的一段运动,完全是按照“桃园经验”的步子走的,搞“扎根串连”,“做秘密工作”,把运动引上邪路。在“二十三条”下达后,杨西光一方面疯狂攻击“二十三条”,另一方面又死抱住刘少奇的私货不放,公然为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辩护,反对毛主席。

  (一)积极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攻击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和“二十三条”。
  (1)竭力抵制、反对“前十条”,积极推行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
  一九六四年九月,刘少奇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写了一封信,公然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以所谓“反对教条主义”、“要有创造”为幌子,竭力反对按照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前十条”搞四清。十月间,杨西光到奉贤参加四清,正好拿到刘少奇这封黑信,真是奉若至宝,四处宣扬。在工作队长会议上,不仅布置到会干部“认真学习讨论”,还和刘少奇唱一个腔调,一再叫嚷什么“四清不要有框框,要有创造性”,“上面发下釆的东西不要多看,越看越糊涂”,“工作队不要具体去抓毛主席著作学习,让群众自己去读好了”,疯狂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来,他为了忠实执行刘少奇的黑指示,就亲自在肖塘公社程河浜大队和全县推行一整套形“左”实右的做法,还一再吹嘘自己是“创造”了什么“经验”!同时,他为了讨好刘少奇,博得刘少奇的青睐,就百般鼓吹并积极推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奉贤工作团党委讨论肖塘公社四清试点打算时,有些同志感到照王光美“桃园经验”的一套搞会冷冷清清,便提出学习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分清敌我,大搞群众运动。杨西光竟说:“运动要少而精。现在我们没经验,按后十条、‘桃园经验’已经够我们做了。”
  “桃园经验”文件刚下达后,杨便在工作组长等会议上大作形势报告,完全按照“桃园”的调子,把农村的情况描绘得“一团漆黑”,说“农村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干部都有四不清的问题”,说“大批干部已经走上了‘和平演变’的道路”,并且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去套,到处要找吴臣,抓大鱼。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积极主张不论问题大小,不分矛盾性质,把干部统统撇在一边,对干部统统耍斗争。工作队进村后,他就亲自在程河浜大队试点,“发明”一个所谓“前哨战”的“经验”。在这个大队,规定每个生产队都要抓住主要干部的某个问题,开斗争会,“煞威风”,“造声势”。有的队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问题,对比较好的队干部,也硬是要狠狠地斗一通。还利用《社教通讯》大肆吹嘘,在全县大力推行,造成许多不分青红皂白对基层干部过火斗争的情况。有的干部挪用了一二角钱,有的干部多吃了一条鱼,都开大会斗了。把干部统统撇在一边,不让干部抓工作、抓生产,甚至对于部子女、家属也当成敌人一样。杨西光还闭门造车,搞出一个所谓《五三五工分是怎样清出来的?》的“经验”,在全县推行,用同样的形“左”实右的手法,去清干部的工分,逼干部退赔,把许多不该清、不该退的都清退了,扩大打击面,造成严重顶牛,使运动无法进展。
  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二十三条”下达了,有力地粉碎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给了全党极大教育。奉贤四清工作队内部,在学习“二十三条”时,开始揭发王光美那个典型的形“左”实右的所谓《桃园大队经验》的严重问题。杨西光发觉后,大为慌张,竭力压制,不许动他的黑主子的一根毫毛。他在团党委、工作队长会议上和一些私下的场合,一再玩弄硬一套软一套的手法,说什么“王光美作报告又没有叫你照搬,犯了错误,你不怪自己还怪谁!”
  (2)疯狂攻击“二十三条”。
  一九六五年一月,旧市委传达“二十三条”时,会传达过毛主席和刘少奇面对面斗争的情况,对“二十三条”制订前后,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杨是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杨西光非但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反而歪曲、篡改甚至疯狂攻击。杨反复歪曲宣扬:“‘二十三条’是‘双十条’(言指后十条)的发展”,以混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杨还明目张胆地篡改“二十三条”。搞好四清运动,毛主席提出有六条标准,“二十三条”重申了此六条。而杨竟说:“领导班子建立好就可以打八十分了。”“二十三条”明文规定,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不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竟伙同陈丕显,篡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处讨论城乡学习“二十三条”情况时,杨又别有用心地说:“有的队员讲,想想文件(指‘二十三条’)有道理,看看过去也不错,文件越明确,思想越糊涂,方向越明确,工作越难搞。”杨还挑衅说:“工作队中的一些干部有‘今日座上客,明日阶下囚’的情绪。”
  杨西光在几次会上说:“‘二十三条’中对运动性质的几种错误提法,我们过去也讲过”(意即没什么了不起),并明目张胆地站在刘少奇一边说:“要大胆肯定成绩。贯彻‘二十三条’不是纠偏,对前段运动不能纠偏。”
  (3)为刘少奇出谋献策,提供炮弹,反对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二月,刘少奇带了臭妖婆王光美来上海检查四清,并召集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开会。杨也明知刘少奇在北京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却积极为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出谋献策,提供炮弹,忙得不亦乐乎。
  刘少奇来上海前一个星期,杨西光便对奉贤调研组的人说:“少奇同志要来,他是管农村四清的,我们要准备材料向他汇报。”接着便通知几个团党委委员所在的点准备材料。刘少奇来上海前两天,杨深夜十点赶到南桥,通宵赶出宵塘公社程河浜大队和扶拦大队的两份“经验总结”(其中程河浜“经验”由杨逐段扣,提纲均由杨口述),在写的过程中,杨西光说:“这个报告要送给少奇同志看的,要写出我们的特色。”所谓“特色”,主要有两条:一是如“桃园经验”把形势描写得漆黑一团,总结“进村”以来的所谓“成绩”;二是按刘少奇的调子,所谓“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紧接着,杨又对奉贤调研组说:“单搞两个大队的经验,还不够,还不能说明整个县的经验。”还要按此调子拼凑一份《奉贤县四清情况汇报提纲》。这些所谓报告竟把“二十三条”作为陪衬,仅在报告末尾作了一点点缀。
  在向刘少奇的汇报过程中,由于人数较多,杨西光未按原来准备的长篇提纲进行汇报。杨西光讲了一条把佃中农划入下中农之事,得到刘的赞许。刘说:“你们有成绩嘛,为什么不写写文章。”杨便答道:“我们虽然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到一些问题’也有些想法,但是我们没有象王任重同志、王光美同志那样高的水平。”
  汇报回来,杨西光在奉贤县团党委会议上传达说:“我和杨××分别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农村四清和城市四清的情况,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的社教已有了自己的系统的经验,(按:刘少奇六四年夏来沪时,会暗指柯老按‘前十条’搞的四清试点说:‘你们还没有自己点的经验’)。”同时,杨还把刘少奇的黑指示归纳为五条,系统的作了传达。杨还厚颜无耻地说:“少奇同志来了以后,好多政策问题都解决了。”
  一九六五年三月,杨西光听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北京郊区通县开了几十万人的大会,就到处宣扬,为彭真这个家伙涂脂抹粉,并说上海也要学北京样子。不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就在全市搞了一次有线广播,宣扬彭真的黑货,对抗“二十三条”,恶毒攻击毛主席。此后,杨西光不仅不对照毛泽东思想检查前段运动中的错误,还说什么“程河浜不存在纠偏问题”,“前段运动是抓住了重点,搞得还是好的”,“成绩和缺点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或者是八二开”等等。当广大工作队员和群众纷纷揭发、批判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时,杨西光要办公室通知各公社队委不要反映这方面的情况,甚至说:“我宁愿犯工作上的错误,也不要犯组织上的错误。”后来,在进行运动总结时,他又竭力掩盖形“左”实右的错误,顽固地站在反动路线一边,真是十恶不赦!

  (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二十三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二十三条”在谈到关于运动性质的几种提法时指出:“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
  杨西光在掌握四清运动中,公然以他的一套所谓“自觉革命”、“思想教育”、“清思想为主”的主张来反对毛主席关于运动中必须抓住阶级斗争为纲、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指示,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运动引入了歧途。一九六五年五月六日,他在奉贤工作团党委一次会议上说:“干部问题要解决,中心周题是政治觉悟问题、作风问题,少数是组织上问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杨西光在团党委书记会上讲:“运动总是有重点的,我们提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钻进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四类分子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根本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一黑指示下,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大量的有一般性的经济、作风问题的一般干部和群众。从十县清经济的数字中看,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群众的。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队委、劳动组长、记工员等都挨了整,商业系统的营业员几乎是人人要“洗手洗澡”过关。相反,杨西光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千方百计加以包庇。当八县四清运动即将开始,杨西光在一次县委书记会上打招呼说:“其它各县四清运动快开展了,你们思想上要有准备,不过也不打算把你们整得灰溜溜的,顶多紧张十五天就行了。”过后,杨西光就抛出干部“下楼检查”的四项内容:①官僚主义;②骄傲自满;③特殊化;④党不管党。他还竭力违背“前十条”和“二十三条”关于与干部逐步实行“三结合”的指示精神,亲自主持制订了“上海郊区四清运动部署”,说:“县级机关经过了比较认真的五反,几次面上的运动又解决了一批问题,一般说,县委颔导是可以依靠的。运动一开始工作团就可以同他们结合起来。”
  这样,郊区各县第一书记未经揭发批判,都当上了工作团副书记,第二把手都当上了团党委委员。公社党委书记也分别当上了副队长。杨西光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庇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嘉定县县委书记牟××。牟是紧跟刘少奇、陈丕显的“红人”。机关运动刚开始,便揭出重大问题。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三面红旗,对五反运动疯狂反攻倒算,搞资本主义复辟等等。对这样的走资派,杨西光伙同陈丕显竭力包庇。在县委扩大会议交锋第五天,杨西光和方×就去嘉定。杨谈到:嘉定县委问题、领导问题市委清楚,特别是牟××问题市委更清楚,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复杂,不要把关系搞得太紧张。为牟××之事,嘉定团党委书记张文韬专程向杨西光汇报,要杨下决心把牟的问题搞清。杨也未置可否。但不久,正当嘉定团党委要对牟××杀回马枪时,陈丕显、杨西光便封嘉定县为上海郊区第一块大寨式典型,并组织嘉定县委在报上写文章,大肆吹嘘。牟××还撰文大谈“农村主要矛盾是小农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杨西光便为此反动论点发社论吹捧。
  另外,如嘉定县副书记兼县长,大流氓徐××也是由杨西光等人包庇下来,至今未作处理。
  从杨西光亲自掌握的奉贤县四清运动中看,县、社两级机关就没有揪出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它各县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都逍遥法外,没有得到沉重打击,使县、社机关的运动走过了场。

  (三)包庇四类分子、污蔑贫下中农、搅乱农村阶级阵线,为复辟资本主义打基础。
  杨西光在农村公开包庇牛鬼蛇神。他说:“地主、富农早就臭了,农民谁也不怕他们,主要是解决干部问题。”因此,对待四类分子,杨西光竟然强调主要是“教育”。杨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奉贤的一次工作队长会议上说:“四类分子评审工作很简单,只要一带就可以了。”杨还强调不要开大会,主要是开小会,主张“文明评审”。开会时,不要叫四类分子站着,让他们坐下,更不能罚跪、挂牌子。肖塘公社社员出于义愤,发生了罚跪的情况,杨西光竟大发雷霆,多次点名批评。有一个工作队员写了“四类分子永无出头之日”的标语,被杨多次点名批评,恼火至极。在程河浜大队杨西光竟要工作队和社员先给四类分子摆成绩,再指出不够的地方和努力方向。评审会就象是谈心会,没有一点斗争的气氛。杨西光还把这些当成经验,要各队去参观、取经。运动一结束,这个队的四类分子,气焰嚣张,公开向贫下中农倒算土地。有些干部说:“工作队斗争干部比斗争地富反坏厉害,干部还不如四类分子。”
  在戴帽问题上,他先定调子、划框框说:“戴帽子问题,一个大队一两个,没有的不戴。帽子包括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各种帽子在内,超过三个的要掌握。”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有些大队让真正的敌人滑脚溜掉了,逃避了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划富农问题上,杨西光公然对抗中央指示,胡说什么“掌握宽些,不要划得太多,对漏划富农十五年表现好的或一般的,可以不划为富农,特别是干部中的更可以不划,这就可以大大缩小面,因为一划就牵涉到一大群子女的问题。”他还说什么“富农剥削率计算要严格些。富农财产暂时不动,债务废掉好了,不要追算太远。”等等奇谈怪论。更阴险恶毒的是,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提出“剥削率超过百分之三十才作漏划富农处理”的黑指示,杨西光明知这与国务院规定有矛盾,但仍竭力贯彻,并不准把陈的这一意见见于文件,只准口头传达。杨西光伙同陈丕显,就是这样用心险恶地包庇土改中漏划的富农的。杨对从外地逃来上海的四类分子也照顾备至说:“只要表现好,就不要追查过去(指过去的问题)。”杨西光公然包庇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罪责难逃!
  但另一方面,杨西光对待贫下中农,却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他在农村各种会议上经常说什么“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身也有小缺点”,“农民是现实主义者,一定要有东西来给他们,这样群众才相信你,才可以发动群众”。他还胡说什么“中农和贫农的界限不要太强调”,以混淆阶级界限。在农村建立贫协组织时,杨说:“好的地富子女为什么不能发展贫协啊!他们已经劳动十几年了。”在他主持制订的《参加贫协的六条规定》中指出:凡是复员军人、下放工人、中农子女、以及其它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女,表现好的,是共青团员均可参加贫协。在这个《规定》的指导下,有些地方吸收了地、富子女参加了贫协。杨西光耍这个阴谋,目的不是很清楚吗?就是要使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变成一个“大杂烩”,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好组织基础。
  杨西光在建党路线上,也不遗余力地推销“全民党”的黑货。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八日,杨西光召开各县书记会议,研究发展新党员问题,他以“走群众路线”为幌子,大肆宣扬修正主义黑货,说什么“发展新党员要‘三结合’:党内教育和群众教育相结合;支部排队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内部审查和群众鉴别相结合”等等。杨西光还积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的建党路线,并提出每个生产队要发展党员的指标,限令发展党员的数量从百分之一提高到百分之三。事实说明杨西光推行的是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是与黑帮合伙攻击、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党路线的。他妄想把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搞成“全民党”,居心何等险恶!

  (四)伙同陈丕显、石西民,反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柯庆施同志。
  一九六四年春,在柯庆施同志亲自领导下,按照“前十条”精神搞了四十六个公社的农村社教试点。一九六四年冬,“后十条”下达后,杨西光伙同陈丕显、石西民等竭力主张推倒重来。
  一九六四年十月,石西民到奉赀专门作了“反右倾”的报告。不久陈丕显要奉贤、金山两县汇报,并说:“要好好地反右倾,不是一般地反,要联系过去的工作(即指柯庆施同志抓的一段工作)。”杨西光对此十分起劲,他指着柯庆施同志搞过的点说:“这几个地方以前搞过了,但是很不彻底,要有推倒重来的思想准备。”并经常宣传刘少奇的“打了败仗论”。
  在这个“反右倾”的基础上,陈丕显、石西民、杨西光等便向中央写了一个所谓“反右倾”的报告,大谈所谓“反右倾”。报告由石西民、李××、方×等送到广州,柯庆施同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不相信按照主席指示去做就不行,什么框框,毛泽东思想怎么会是框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向工交系统指示建立各级政治部,并指示也包括农业、包括商业,都要这样搞。六四年下半年旧市委农村工作部按此指示曾有个设想,被陈丕显否定了。与此同时,柯庆施同志指定若干公社社教运动中建立宣传员,以总结经验,打下建立农村基层政治机构的基础。但在一九六五年初两县运动快要进入组织建设阶段,杨不同意建立政治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并说:“丕显同志不同意。”(陈丕显说过,还有不同看法嘛!即指柯庆施同志和陈有不同看法)到八县四清进入组织建设阶段时,大家又提起此事,杨便问刘杰,有什么根据?刘杰说:“有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报告规定。”杨说:“市委没有决定。”杨西光这个大坏蛋,狗胆包天对抗最高指示,并猖狂攻击柯庆施同志,罪该万死!



  七、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抗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自知末日来临,惊恐万状,竭力要掩盖自己罪行,保护自己过关,进行垂死的挣扎。为了逃脱灭亡的命运,杨西光利用窃踞的旧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的大权,阴一套,阳一套,软硬兼施,文武并用,策划于密室,灭火于基层,竭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充当旧市委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一名重要的反革命干将,犯下了新的滔天罪行。

  (一)密谋策划,频繁部署,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竭力引上“学术批判”邪路。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起,毛主席先后发动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一场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伟大战役展开了!这场斗争从一开始,杨西光就站在反动立场进行疯狂的破坏。
  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几次内部讨论中,杨西光明知毛主席对批判《海瑞罢官》作了重要指示,却居心叵测地反复逼问姚文元同志:“应该给吴晗戴什么帽子?”竭力反对文章的第四部分。甚至恶毒污蔑说:“抓住人家一两句话,一两件事,尽量往上提,当然没有问题也会变成有问题。”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五日和七日,由《文汇报》出面召集的两次座谈会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周予同等人同声诋毁姚文元的文章,特别疯狂攻击文章的第四部分。杨西光对姚文元同志说:“这个问题要考虑!”有次旧市委书记处讨论,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要不要和彭真打招呼,杨西光站在陈丕显、曹荻秋一边,主张给彭真通气。后张春桥同志竭力反对未成。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一九六六年二、三月份,吴晗写了一篇假自我批评的文章,姚文元同志针对吴晗这篇假自我批评的文章,又写了一篇批驳文章,在旧市委书记处讨论时,陈丕显说:“这篇文章太尖锐了,不要谈组织问题,一谈组织问题就要追到北京市委了。”杨西光连忙帮腔说:“不要追后台,追后台一定要追到彭真,这样和北京市委的关系搞得紧张了。”后来在他们的百般阻挠下,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发表。此后,杨西光又力图把尖锐激烈的阶级搏斗引导“学术批判”的邪路。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杨西光召开各大学负责人会议,为这场斗争定下了总调子,做出了总部署。杨西光说:“这次革命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要“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形成学术批判气氛”。杨西光甚至公然对抗中央指示,避而不谈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提出了一个“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资产阶级权威”的口号。
  在此期间,杨西光上窜下跳,四出活动,天天都在发布黑指示。他下令把各文科院校的骨干力量紧紧控制起来,组织了许多所谓批判反动“权威”的“战斗组”,他说;“要对学术、文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方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权威’的反动观点,反对毛泽东思想观点作认真的调查研究。他们不少是黑话,隐晦曲折,不大容易理解。……不仅要调查,还要研究、分析,抓住他们最反动的论点,彻底解除武装。”这样做,就使各个学校的大批革命同志埋头于理资料、写文章,陷入了他和旧市委设置的“学术批判”和“教材批判”的陷阱。
  后来,姚文元同志的《评“三家村”》发表前,杨西光妄图阻止该文的发表,当阴谋未得逞时,他又拼命要姚文元同志把“丢牢保帅”等要害的话去掉,说:“这样写太露骨了,文章里不好追后台,”公然包庇彭真反革命集团。文章中有一大段“是谁在挂帅呢?是谁支持‘三家村’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活动呢?”等等直追“三家村”后台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文字,竟被杨西光勾结陈丕显、曹荻秋,趁张春桥同志不在上海的时候,利用职权强行删去了。《评“三家村”》一文发表后,广大工农兵从政治上狠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要害问题,《解放日报》编辑部准备发表一个版面的文章,而杨西光闻讯后急忙阻止,并说:“你们应该搞点理论文章,不然怎么在理谕上、学术上压倒人家呀!”新华总社播发文章时,通知全国报刊都要全文发表这篇文章。杨西光狗胆包天,竟不准上海《支部生活》和《农村支部生活》转载,并只许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摘要广播”,妄图缩小这篇重要文章的政治影响。

  (二)玩弄反革命的两手,大肆镇压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
  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决定了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掀起了全国性的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革命小将奋起投入战斗,整个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杨西光依然坚持彭真“二月提纲”的反革命纲领,百般掩盖这场斗争的政治实质,竭力转移运动的大方向。他大肆散布“上海和北京不一样,上海市委不同北京市委,上海大学党委和北京大学党委不一样,复旦党委和北大党委不一样”等等。杨西光还讲:“运动是主席亲自发动的,谁也跟不上,我们有毛病就应该检查。复旦我就逼他们检查。我们都可能讲错话,除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外,我们谁都不敢说没有讲错话”;“至于学校教育革命、教学改革,问题就更多了。受黑线影响,各校都有。许多问题是组织问题,不听还行吗?戏剧不听夏衍等的话还行吗?我们不听陆定一的话还行吗?当然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们的话,一方面是主席、柯庆施同志的话……”等等的奇谈怪论,以此安钉子,定基调,保自己,保市委,疯狂抵制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召。在多次会议上,他又接连提出了所谓“三点部署”和“稳扎稳打,打而不乱”的“八字方针”,甚至还宣布了不许学生上街游行等若干禁令,妄图以各种条条框框,把刚刚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
  杨西光为了进一步转移斗争大方向,匆匆布置:“各学校赶快把运动引导深入,要批判学校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权威。”并立即布置音乐学院、华东师大、复旦大学等保皇党委,组织一班人连夜赶制大字报,抛出贺绿汀、李平心、周予同三个早已臭不可闻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杨西光又下令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的黑店头目,夜以继日开了几次黑会,同各大学党委一一排定所谓“重点对象”。各校排出的“重点”,几乎全都是党外的那些老右派、大“权威”、死“老虎”。“目标”明确了,杨西光跟着又提出了一个鬼主意,“指示”各校由骨干带头贴这些“重点对象”的大字报,“掌握”斗争方向。谁如果脱离了杨西光的这个“方向”就被认为大逆不道。例如复旦大学一位革命小将,写了一张把矛头指向复旦保皇党委的大字报,引起了复旦党委反革命的围剿。当晚,杨西光怕因此闹得不可收拾,连忙纠集党委一小撮人密商,由他一字一句口述,拟了一个《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通告》抛将出去,引起了更激烈的对这位革命小将的围攻。并要在“稳定”两三天情绪之后再转入对资产阶级“权威’的“重点批判”。真是万变不离其宗,目的仍在保自己、保旧市委。
  杨西光为了更进一步镇压大中学校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伙同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反动家伙,先派出了第一个工作组去同济大学。此后,又陆续派出五个工作组、十四个联络组去大学,一百六十多个工作组去中学,还派了大批的联络员严密地控制了所有的大学和大部分中学,大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杨西光之流一再吹嘘上海“紧跟”毛主席的“理由”之一,就是派出的工作组不多。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尽管杨西光手法多端,但是广大革命师生冲破阻力,直捣“心脏”,终于揪出一个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杨西光眼看原来的阴谋未能得逞,连忙又施出“丢车保帅”、“弃下保上”的手法,企图溜之大吉。于是他在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就提出上海文化大革命分四个阶段:“第一,大揭,第二,斗批;第三,全部群众自我教育;第四,整改。”还规定整个运动在八月结束。并且说:“现在已揭得差不多了,再搞十天,就可以转入斗、批、改了。”过了不久,杨西光就发黑指示说:“九所学校是可以转的(按:指复旦、师大等校)”。
  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黑店头目,按照杨西光的黑指示,策划各校召开所谓“党委扩大会议”,开展“党内思想交锋”新阴谋。这是一个庇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过关,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一箭双雕的大阴谋!于是,各校“党委扩大会议”相继开场。“党委扩大会议”刚收场,杨西光就赤膊上阵,责骂复旦党委:“赶快转,赶快转,你们还等什么!”真是图穷匕首见,一副凶相完全暴露无遗。
  杨西光不仅镇压大学运动,也是扼杀机关运动的罪魁祸首。七月中,旧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机关有几个青年同志第一次贴出杨西光的大字报,杨西光就指使爪牙“做工作”,并造谣说:“市委办公厅有个规定,不贴书记大字报。”杨西光还亲自赶到部里,找了当事人摸了底,找贴他大字报的同志谈话,说什么“教育方面有很多问题你们好揭,不过很多是从上面来的,以后中央会出来讲话的,现在还不到时候。总不会把账算到下面的头上,很多问题是执行的问题”,以掩盖罪责。过后,他还追查大字报是谁起草的?追查贴大字报的人是如何调来的?并别有用心地对爪牙们说:“现在要注意,斗争很复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都要争夺对运动的领导权!”不久,部里出现了第一个战斗组,写了揭杨西光的大字报,杨西光又赶到部里,一面装成高姿态假惺惺地说:“可以指名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面又暗暗地叮嘱他的亲信注意动态。并指使调查战斗组中几个成员的出身成份和政治情况,并通过教育卫生工作部爪牙,借口战斗组内有个成员是团员,不适宜在市委机关工作,派人另行物色干部,准备将这个团员调走。
  教育卫生工作部机关的革命干部经过反复斗争,争得了每周两个半天搞运动的权利。有一周,部里多开了几次会,集中揭发问题,杨西光大为震怒,马上批评说:“你们怎么只抓运动不抓工作!你们还要不要向市委汇报情况……。”八月份,机关干部又强烈要求多腾出时间搞运动,杨西光一面搪塞,一面暗地里,他又对他的亲信说:“现在再不抓工作,还到什么时候!”杨西光就是以抓工作来扼杀机关文化革命运动的。

  (三)疯狂抵制、对抗“十六条”,炮制御用工具,瓦解革命队伍,竭力对抗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
  正在两条路线斗争趋于激烈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推向新的高潮。作为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但是,杨西光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阴一套、阳一套,施尽各种手段,分化瓦解革命队伍,暗中组织和操纵一些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十六条”公布以前,杨西光风闻北京决定撤销工作队,就先下手为强,下令“工作队赶快撤退”,说“再不撤退就要被动了”。但是,为了控制运动的领导权,他又玩弄了一个极其险恶的花招。他一面下令工作队(组)、联络组撤退部分人员,同时留下一部分精干充当巡视员、联络员,继续控制各校运动,一面又炮制御用文革,推行没有工作队的工作队的反动路线。杨西光还亲自出马在复旦大学搞“试点”,“先走一步”。随后推广复旦“经验”,限期数日内把御用文革组织起来。这样,在杨西光亲自导演、各校党委第一把手的策划下,各校名目繁多的御用“文革”组织,便接二连三地炮制出来了。
  在毛主席热情支持下首都出现第一批红卫兵之后,八月廿日,上海百万群众召开欢庆文化大革命大会。会上师院附中一名革命小将要求向全市倡议建立红卫兵组织,遭到了杨西光的疯狂压制,竟不许发言。小将经过激烈的斗争,争得了发言权,杨西光又在会议报导问题上煞费心机,阻挡宣传。
  八月廿五日,复旦大学千余名革命学生前往戏剧学院大串连,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革命队伍,这是全市范围革命大串连的创举。对此,杨西光惊恐万状,疯狂镇压,阴谋策划,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三十多名学生晕厥的严重事件。次日,杨西光又周密布置,一手制造了围剿革命派,破坏大串连的“八.廿六”大黑会,在复旦大学和戏剧学院实行了长时间的白色恐怖。
  “八.卅一”、“九.四”等事件中,杨西光充当了调动一医、戏剧学院、交大等校数千名红卫兵,前往“保卫”旧市委一班老爷们的罪魁祸首。在北京革命小将第二次冲进旧市委期间,杨西光以极其狠毒的手段,亲自修改所谓《事件真相》的传单,围剿革命群众,井亲自布置伪造蔡祖泉等同志给毛主席发出《紧急电报》,伪报情况,欺骗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此煽动群众对北京红卫兵的对立情绪,把矛头直接指向革命群众,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此期间,杨还借“保密检查”为名,下令销毁干部笔记本,务必达到“片纸不留,只字不留”。结果,教育卫生工作部、高教局、教育局及复旦等校,干部凡记有杨西光和党委报告的笔记本全部上交焚毁。杨西光毁灭罪证,罪责难逃!
  当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时,杨西光一伙又改换策略,匆忙拼凑保皇红卫兵组织,采取拉一批、打一批的阴险手法,竭力分化瓦解革命队伍。在杨西光策划下,复旦在全市第一个成立了红卫兵复旦大队,大队部的每一重要活动都由党委布置。当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红革会)成立以后,杨西光害怕红革会队伍扩大,急忙要把大队部红卫兵、红战友要发展到三千人(占复旦全校学生五分之三),以更便于利用多数对付造反派。杨西光还通过“红卫兵联络站”,连续召集几次黑会,策划组成“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保皇组织。并召集有关大学的党委书记会议,一一审定安插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密谋对红卫兵总部和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方针。
  当复旦“换新天”战斗组贴出了“炮打罪魁祸首杨西光”的大字报后,杨西光怕得要死,暗示要组织反击。党委一些干部纷纷出动,策划一些战斗组,突击写为杨西光“保驾”的大字报。这些保杨西光的大字报,稿子均由党委审查,事后还要送杨西光亲自过目。
  十月廿二日,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开全市大会批判杨西光、杨永直、常溪萍,杨西光就打电话通知复旦党委要调复旦大队红卫兵前往“保卫”。

  (四)顽固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明确指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为了保自己、保刘、邓黑司令部,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在干部问题上,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
  首先,杨西光放火烧人不烧鬼,矛头向下,把一般干部推到第一线,恶意把水搅混,阴谋制造混乱。他大肆散布要“烧掉野草抓毒蛇”,公然要把一般干部当做“野草”来烧。杨西光公开说:“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学生要揭什么人都应该让他揭”,“大是大非可以贴,小是小非也可以贴”。甚至还说:“趁大好形势,再放手烧一烧,护士长、主治医生、科长以上干部,人家要点名都可以点。”他到处放火,各单位一下手点名的面很广,造成很大混乱,有些单位反映打击面太宽了,杨西光却说:“这是正常的发扬民主。”这样,就把矛头直接引向了广大中下层干部和教师、医生,而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大字报寥寥无几,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更是逍遥自在,毫无触及!
  杨西光还借“层层引火烧身”为名,挑动群众斗干部、干部斗干部。他跑到复旦和二医找政治指导员开座谈会,一方面假惺惺地说:“你们在第一线,大火烧到你们,烧得很苦,我代表市委向你们表示慰问。”一方面又要指导员主动到学生中,让群众放火烧烧自己,说什么“上下两面夹攻,可以得到锻炼”。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既然这样“可以得到锻炼”,为什么杨西光自己却对此怕得要死,不敢引火烧自己!. 杨西光不仅把广大干部推到第一线,而且为了进一步转移目标,“保护一小撮”,还极其狡猾地抛出了大批干部和党员,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带上“反党”、“反革命”、“右派”、“政治扒手”等等帽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如上音学院总共教职工只有三百二十名,在运动中被杨西光指使该院党内“走资派”被打击的就有一百十九名,其中除了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十八名,占百分之五点九外,完全是属于“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被打击的,共占教职工总数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党员干部九十八人中,有四十一名中下层干部和普通党员被排入了三、四类黑名单,被监视、控制,残遭迫害,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八。
  特别是去年十月份,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杨西光伙同陈丕显、曹荻秋还精心策划了一个“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阴谋,下令全部大中学校党组织一律停止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使各级党组织的全体干部全部靠边。杨西光利用这个办法,更进一步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掩盖起来,把广大中下层干部推向与革命小将对立的地位,挑动群众斗中下层干部。
  杨西光对广大的中下层干部进行迫害和镇压,而千方百计要保护刘、邓黑司令部,保护“走资派”,保护大叛徒,保护自己。
  常溪萍,就是杨西光竭力保护的大叛徒。去年六月份,北大聂元梓等同志揭发常溪萍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的大字报达到旧市委后,杨西光极端恐慌,千方百计要保住常溪萍,保常溪萍就是为了保他自己,保住他伙同常溪萍阴谋策划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行。大叛徒常溪萍去北大前,杨西光曾指使常溪萍:耍注意与各方面搞好关系。一九六五年春节,常溪萍回沪向杨西光汇报北大情况,杨西光即“指示”:北大情况很复杂,与各方面有关系,直通中央,你们要注意与各方面搞好关系,对北京市委的问题,不要轻易发表意见,表示态度。当邓小平对北大问题作了“结论”后,常溪萍向旧市委书记处写信汇报了工作队追北京市委后台的问题和邓小平的反动结论,请示要不要写信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情况,表明态度。杨西光伙同陈丕显、曹荻秋同意常溪萍写信。随后,杨西光有事到北京,非常赞扬常溪萍,并宣布常溪萍提升为市委教卫部长。
  由于这样的罪恶黑勾当关系,因此,常溪萍的问题刚被揭开,杨西光就急忙为常溪萍定调子,论什么“常溪萍是一个‘好同志’,组织观念强,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北大的问题,顶多是个立场问题”。他又策划把常溪萍送到师大去,交给保守派保护,挑动群众斗群众。更严重的是,当中央工作会议后,旧市委准备开三级干部会议,杨西光还公然向书记处提出,让常溪萍参加三级干部会议,杨西光玩弄这些花招,其企图就是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保住常溪萍,以达到保住自己的目的。
  对他们的黑主子刘少奇,杨西光更是不择手段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死死保护刘少奇。嘉定卫生学校一个青年职工,冲破重重压制贴出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杨西光闻讯极端恐慌,亲自指派爪牙前往密谋镇压,对她进行围攻迫害,开斗争会斗她,说她是“公开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把她斗争了两天两夜后,又下令公安局逮捕入狱,捏造罪证,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她关了五个月零五天,对她的迫害简直是骇人听闻,被逼疯,住了四个月的精神病医院。又如上音学院的孙××同志,因为起来造杨西光及黑党委的反,遭到了杨西光指使的各方面的围攻和迫害。杨西光闻讯孙××同志造反了,立即指使上音学院旧党委对孙××同志进行疯狂的迫害。旧党委指派了十几名党员、干部,内查外调,重新审查他的家庭出身,布置盯梢、围攻,甚至进行政治陷害,把他送到公安局去,把他打成了所谓“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个人野心家”等等。单整他的黑材料就有一斤多重。在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还迟迟不交出黑材料,甚至把一部分黑材料装入孙××同志的档案袋内,准备到运动后期反攻倒算。
  杨西光不仅对革命派进行血腥镇压,还一再制造舆论,妄图“秋后算账”。他曾在许多会议上多次叫嚷说:“这次运动很复杂,要警惕,要掌握政策。不仅党委要警惕,而且要引导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暴露几个坏人不要怕,暴露那就更好。”又说:“……可能有些坏人,先记一笔账,将来再说。”一次他指派一名心腹人员到复旦大学作密探,从保卫部门抄来了四十多人黑名单。杨西光看了这份黑名单之后,凶相毕露地说:“这种人不止几十个,是几百个。”并要在某些基层单位摸底排队,制造大量黑材料。杨西光还伙同曹荻秋布置一些人搞各个学校造反派头头的名单。为了“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杨西光之流真是罪大恶极,万恶不赦!
  十月二十九日,复旦造反派要杨西光到校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杨西光急忙打电话到复旦,下令调兵遣将,气势汹汹地说:“把他们的会搞乱掉算了。”指令大队部和工人赤卫队占领会场,围攻造反派,并包围汽车“保卫”。杨西光就端坐在汽车内,听被蒙蔽的群众对他大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真不知天下羞耻事!

  (五)反动面目暴露后,退居幕后活动,阴谋挑动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全国范围内群众性的彻底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角吹响了。复旦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和全市革命造反派一起,穷追猛打,顽强战斗,终于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揪了出来。但是,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一小撮人竭力庇护和纵容下,杨西光还疯狂挣扎,出谋划策,充当旧市委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狗头军师,继续破坏和镇压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从十月间开始,杨西光名义上“停止了对大学文化革命的领导”,实际上,仍然一直出席旧市委书记处召集的大学党委书记的种种黑会,竭力压制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批判,对抗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策划全市各大学党委“停止运动领导”的脱身阴谋。
  杨西光这个时间背地策划的一个最恶毒的阴谋就是竭力进行煽动,挑动炮打张春桥同志,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他在文化广场被斗后一天,即找复旦《孙悟空》小组一个成员和红三司负责人等“座谈”,别有用心地对张春桥同志散布流言蜚语。革命小将提出四、五月间为什么转移斗争目标,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学术讨论”的歧途,杨西光竟胡说:“这是策略上的问题,这是张春桥同我一起掌握的。”还说:“你们最好不要问这些斗争问题,如果一定要问,我要和张春桥同志联系。”杨西光在复旦红革会检查交代问题时,又大肆恶意攻击张春桥同志,胡说什么“张春桥与××、×××过去在一块工作过”;“张春桥也是书记处的书记,负责报纸、宣传、文艺以及市委主要文件的起草审定工作,文化革命期间,上海文化革命主要情况和问题,张春桥都知道的,如北大聂元梓等同志贴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市委,市委末贴出来,春桥也是知道的”;“我们犯错误,张春桥也有一份”。他还恶毒地说什么“《大学风云》张春桥也看过,最后一次排演,他还把演员、导演、编剧找去开了座谈会,你们可向青年话剧团去了解”等等,等等,竭尽挑拨之能事,挑动群众把矛头直指张春桥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
  以上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西光这个坏蛋,这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扼杀上海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的元凶。旧债新账,必须一起清算,一起讨还!



  八、贪生怕死,生活腐化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生活上也一贯腐化堕落,灵魂丑恶,贪生怕死,过着极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

  (一)贪生怕死的活命哲学。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是个怕死鬼,根本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为了长寿,杨西光公开违抗中央指示,经常叫护士到他家去打滋补营养针。平时,他走到那里,就把补药带到那里,吃补药,打价值八元一支的强身激素。药品必须是国外进口的才用,连安眠药也耍进口货的。嗓子有点不舒服,就干脆把喷雾机器搬到他家里去,每天叫护士为他治疗。
  特别是担任了市委候补书记后,杨西光更是“身价百倍”,显得十分娇贵。连红眼睛之类的小毛小病也要兴师动众,请护士,找医生。每天体温要量四次,体温三十六度七分就说发烧了,如果达到三十七度一分,那简直不得了啦!脉搏每分钟八十至九十跳就认为病很重了。
  杨西光这个混蛋,怕死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缘无故每月要送三次痰去医院检查,说要找癌细胞,月月检查,从不遗漏,且经常问护士,检查的结果怎么样?直到这次揪出以后才停止检查。
  在奉贤时,他怕得要死,要有专门人员保卫。晚上,当身边的人到贫下中农家去串门时,他恐慌地说:“你们都不在了,谁来管我呢?”

  (二)腐朽糜烂的精神生活。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也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大流氓。他一贯调戏、玩弄、侮辱妇女,甚至同有夫之妇发生腐化。为了满足其私欲,他简直不择手段,无视党纪国法,真是十恶不赦!早在解放前,他就是一个逛窑子、玩女性的淫棍。解放后,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利用职权,勾引、污辱妇女多人,例如他在复旦大学担任党委书记期间,就利用职权勾搭了几个大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的女儿,用封官晋级的手段进行引诱。平时,常借汇报工作为名,要她们星期天或晚上到他的办公室或家里去,搞不正当的行为。他还厚颜无耻地对被他玩弄的妇女说:“我个人生活很不幸福,……”
  一九六四年十月,杨西光到奉贤县搞四清,他又以培养干部为名,带了一批女干部,随其蹲点。在工作期间,他经常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杨西光听男同志汇报工作很不耐烦,要人家“长话短说”,但对年轻漂亮的女同志却大感兴趣,他可以搁下工作,和她们扯上几个小时。他常常当着群众的面,在女同志肩上拍拍打打,甚至要女同志在他脸上摸来弄去,真是无耻下流之极!杨西光还以“检查工作”为名,带着一些女同志,坐了小轿车去各处兜风,有时兜到海滩,有时兜到南翔古漪园玩乐。
  杨西光住在农村期间,平时出入要一对“金童玉女”(一个秘书和一个女干部)陪着;生活起居要女干部侍候,给他穿衣服、迭被子、端洗脸水、倒尿盆、打针、贴狗皮膏药,甚至他午睡时还要这个女干部坐在身边作陪,杨西光走到那里,将她带到那里,有时深夜同牢陪杨西光返沪,带到家里。杨西光还不以为耻地问她:“我同××相比,你看那个老?”“我现在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真是无耻透顶、下流之极!
  杨西光还经常以“审查”文艺创作节目为名,要下乡参加社教的文艺单位到他这里来演出。有时甚至点名要上海音乐学院一个女教师来拉小提琴给他听;还要某女同志唱越剧“梁祝”,他则悠悠然地欣赏一番。他还和一些女演员以及工作队里的某些女同志说些低级下流的话,影响极坏。

  (三)贵族老爷的享受生活
  杨西光不仅腐化堕落、道德败坏,而且在物质上也追求享受。
  杨西光的衣、食、住、行十分阔绰,讲究资产阶级的一套,完全过着贵族老爷的享受生活。他的家中,一切设备,多系高级用品,室内有冷、暖气设备,甚至连窗帘都是四季分明:春、秋是粉红色的布制窗帘,夏季是乔其纱的,到了冬天则换成丝绒的了。
  杨西光一家五口人,原住在瑞华公寓,那里已极为宽敞舒适,设备很好,但他还不满意,又搬到康平路宿舍。照理应该让出原住的瑞华公寓,但他借口“在康平路宿舍,来人进出不便”,不肯让出来,一户却占用二套宿舍。在复旦大学最好的第九宿舍(原教授宿舍)有一幢很好的房子也给他专用。
  杨西光吃喝也极其讲究。机关高干食堂也不愿吃,要在衡山、锦江饭店包饭。他本人每月的生活费竟要花一百三、四十元之多,单香烟费每月就要四十余元,茶叶非二元多一两的不喝,可见其生活上的奢侈程度。
  杨西光在担任教卫部长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期间,特别是在国家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杨每到复旦大学,都要请一个技术最好的厨师,到学生食堂拿来为他而购的鱼翅、海参、开洋、香肠等高级食品烧莱招待,还叫人送饭端菜。如此高级的食品说是三角一客,实际上一毛不拔,吃在广大学生头上。搞得不好,他还要大发脾气。真是一副十足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


 这本《打倒上海的“阎王”杨西光》是根据部分揭发材料(末全部核实)汇编而成的,供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时参考。

  上海市教卫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杨西光反革命罪行斗争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6982&fpage=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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