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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王容芬谈红卫兵及红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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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容芬:818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是世界恐怖暴力事件重要来源



四十五年前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从六月份正式开始,但是八月十八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检阅红卫兵,却是整个运动的一个象征性的日子。

居住在德国的华裔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四十五年前曾经因为公开以死反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十三年后,七九年才重新获得自由。她曾经亲身参加了八一八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为此,在八一八四十五周年到来之际,记者电话采访了王容芬博士。

王容芬博士对记者说,“八月,进入红八月,北京市的一些中学的学生在校园里打校长、打老师,上街抄家、打人,比今天在英国发生的那种骚乱要严重得多。因为出了人命,而且还有公开的抢劫。出了这种事情以后,到八月十八号,毛泽东和林彪,执政党中央军委的主席和副主席,两人联手把打砸抢的红卫兵的头召集到天安门上接见。然后又在广场上,从四面八方到处组织和汇集了红卫兵一百万人,不知道更多,还是更少,那天我也在,但我不是红卫兵,我是去凑数的,很多人是去凑数的。”

对于这个不正常的活动,王容芬博士说,“在英国,人家今天是判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在脸书上煽动作乱的人,还没有实际行动的人。但是四十五年前在中国,有功的正是这种人。哪儿出了人命,打死人了,这个人就可以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打死了校长的那个学校的红卫兵的头头,可以给毛泽东献她的红卫兵的红袖章。或者是毛泽东参加了红卫兵,或者说红卫兵找到了毛泽东这样一个红司令。国家暴力跟民间的青春期,青少年的暴力联手做起来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这是一个反人类的,最原始的,最丑恶的,最暴力的行动!”

王容芬博士认为,八一八实际上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整个世界恐怖、暴力活动的一个重要起源。“这不但扰乱了全国,而且扰乱了世界,它输出革命。当时在北京外文局集结了一批全世界的所谓外籍的专家,他们翻译毛泽东的语录,把这翻成外文,用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去,那时候没有网络,到八一八的红卫兵暴力行动走向世界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六八年了。那时候在德国出现了一批六八年人。拿着小红书,德文版的上街游行示威,上街扔石头。还有一批人,直接就称自己是红卫兵,原文其实是‘红卫兵分部’(RAF,Rote Armee Fraktion),后来由德文翻成中文却成了‘红军旅’。这个红卫兵分部就是一个纯粹的暴力恐怖组织。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名单去杀人,去杀政要,杀经济界的银行行长,杀检查院院长,雇主协会会长,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杀人,这就是德国的红卫兵干的事。所以八一八是中国暴力的根源,八一八也是从那以后世界暴力的根源,那些毛分子,那些马列主义分子,那些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红色高棉,把人头骨头堆成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https://www.rfa.org/mandarin/guojishijiao/gr-08172011104232.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E7%8E%8B%E5%AE%B9%E8%8A%AC%E5%8D%9A%E5%A3%AB


王容芬博士介绍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



王容芬博士六六年在北京上大学,亲自经历,亲眼目睹了红八月的事件,为此在九月二十四号公开以死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十三年后才重获自由。关于红八月,王容芬博士说,“红八月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开始的。毛泽东在信里边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而且是热烈支持,并且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煽动造反的大字报都作为文件附在这封信下。”


八月初开始大发展的红卫兵运动,由于八一八毛泽东的接见把红八月的残暴推向高峰,在八一八接见后,八月十九号,第二天女三中的校长沙坪就被活活打死了,第三天八月二十号八中的党支部书记华锦,也是女的,也被活活打死了。沙坪死之前被红卫兵逼得喝痰盂中的水。华锦的尸体被挂在暖气上。这真是惨无人道、惨绝人寰!”


王容芬博士说,红八月的残暴并不只是发生在学校中,据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从八月二十号到九月底的四十天内,被打死的北京市民和教师有名有姓的有1772人。将近两千人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这还不包括北京市郊区农村的。


“在郊区那就更惨了。八月二十七号,这也是红八月中的事情,到九月一号,北京市大兴县发生了集体屠杀五类分子的惨剧。县里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了五类分子三百二十五人。六天啊,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绝户了。那些杀人的手段也太残忍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号夜里,大辛庄惨案,一个村子一夜之间就杀死了一百零二人。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棒子打死的,用铡刀铡死的,绳子勒死的,小孩两条腿一撕,劈成两半,摔到地上,摔死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ong-08252011094517.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E7%8E%8B%E5%AE%B9%E8%8A%AC%E5%8D%9A%E5%A3%AB



王容芬:研究红卫兵让我们看清恐怖与暴力的根源
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认为,研究四十五年前的红卫兵和红八月,可以让我们认清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的血腥暴力,而且可以让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恐怖与暴力根源。



四十五年前中国发生的红八月,单只是北京,有记载统计的就有几千人遭到极为暴虐的残害。旅居德国的华裔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六六年,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就以自杀公开反对这一反人类的运动。四十五年后,在记者关于红八月问题对她的采访中,她的介绍让人们看到:红卫兵、红八月的典型特点是暴力赤裸裸地唯一、绝对地和权力相联系,及凶悍的自以为占有真理的话语霸权。这两个特点,不仅和希特勒及此前东欧社会残酷的迫害民众各类事件类似,而且与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一脉相承,并且开启了德国红军旅、柬埔寨波尔布特,以及包括九一一在内的各种恐怖主义运动。

在记者对她的采访中,她在介绍了红八月的残酷的历史后,接着对记者说,在清华大学附中出现的红卫兵,是引发、造成红八月的直接组织。

王容芬博士对此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的确确是一个怪胎。这是六六年五月二十九号,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群中学生在圆明园成立的‘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第二天他们公开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

王容芬博士说,七月底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三论造反精神万岁”,毫不掩饰地宣示了这个组织的根本特点,“他们断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这真的是杀气腾腾啊!”

为此,毛泽东发现,他已经培养出来了完全为他的思想服务的“新”的一代人,毛泽东真正地是在这些中学红卫兵娃娃里找到知音了。所以他在八月一号,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

这封信在八月二号晚上,清华大学红卫兵办公室接到了王任重给他们的电话,招他们到钓鱼台,向他们正式转达毛泽东这封回信。这下可就不得了了。从此红卫兵就冲到大街上,冲到别人家里,打砸抢,杀人越货无所不为了。

王容芬博士说,“八一八”使得暴力和话语的凶悍、恐怖,在中国社会更疯狂地扩张,“到了八月十八号,毛泽东还嫌不够。在天安门城楼上公开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接受了打死校长的学校中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献给他的红卫兵红袖章,举起戴着红袖章的胳膊高呼,红卫兵万岁!他这一下子,就给了红卫兵至高无上的权力:话语权和行动权。所以红卫兵就进入了高潮了。”

为此,红卫兵和毛泽东的紧密联系的社会效应,在八月下旬发展到高峰,“这些红卫兵宣誓,无限忠于毛主席,不但是传统的文化,不但是人民的正常生活,连国家机器都被砸烂了。到处是红卫兵在主宰,红卫兵说了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ong-08262011100002.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E7%8E%8B%E5%AE%B9%E8%8A%AC%E5%8D%9A%E5%A3%AB


王容芬以亲身经历揭示红卫兵的本质



柏林墙倒塌后,世界上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的争论集中于究竟是否能够把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在这个争论题目下,究竟是否能够把红卫兵和党卫军相提并论,也引起人们的关注。

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六六年九月曾经以自杀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文化大革命以及“红八月”过去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她再次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为什么人类必须牢记“红八月”的教训。对此,她特别提到,红卫兵实际上对人类产生的危害和威胁比党卫军还要大。她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赛义德,汉名张承志,用日文写了一本书,叫《红卫兵的时代》。一九九二年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张承志认为,这是第一本关于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正面的总结。他说,对此我有认真的把握,因为在所谓老红卫兵成员中,我尚未发现有谁比我对红卫兵造反事实的意义更肯定。其次是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留心了西方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左翼运动。我注意到了他们不可否定的意义。这是赛义德,张承志的原话。”

为此,王容芬博士从自己所经历了解的历史和社会,从两方面具体驳斥了张承志的论点。

首先,她说,“红八月”的残暴是没有人敢于否认的,而这个残暴的主导和实施者不是专制机器的军队警察,而是红卫兵。“公安部长谢富治八月下旬竟然说了这么一句混账话,他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在他的指示下,八月二十二号公安部还制定了一个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这么一个规定,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学生运动。公安部长谢富治让红卫兵放手行凶去。”

王容芬博士说,“红八月”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的恐怖和残暴都有红卫兵的参与和影响,为此,她特别谈到北京郊区几天内屠杀几百人的大兴惨案。“我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号入狱的。两年后,一九六八年九月突然通知我参加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这个讲习班里为了帮助我们写认罪书。请来一个人作报告,叫陈荣金。陈荣金是何许人,他是政法大学政法公社的头。六七年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他担任了常委。他到我们那里讲的时候,提到了一点,说大兴惨案和他有关。后来军代表跟我们讲,说惨极了,这小子罪过不轻,可就这么轻易把他给放了。为此,我就知道,是政法公社下去要求大兴县要组织这种屠杀与阶级斗争的,说如果你们不起来,阶级敌人就要反扑了,就要杀贫下中农了。县里挡住了,后来他们就到公社煽动。公社一层正在开三干会议,里面大辛庄这些地方的干部就下去执行了。政法学院是教育法律的大学啊,是这种地方的红卫兵组织煽动制造的大兴惨案。这就是文革啊!”

对于红卫兵的国际影响,王容芬博士说,“我本人身在西方,也关注六八年人、毛分子,特别是铁杆毛分子,赤军旅的恐怖活动,他们是一群反人类的杀人犯。所以我跟张承志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https://www.rfa.org/mandarin/guojishijiao/w-08312011105424.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E7%8E%8B%E5%AE%B9%E8%8A%AC%E5%8D%9A%E5%A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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