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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富兰尔基:驳刘沂伦“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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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久不博了,实在是太多的材米油盐的事儿。且有了QQ后即便要博,也是在QQ。今天所以博,实在是这内容不便在莺歌燕舞一片祥和的QQ上展开。所以我来也。

在共识网看到“刘沂伦: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213100477.html)。本博不是知情人,本没有发言权。但本博是那个时代的当事人。尽管小,66年6岁,但家庭受冲击严重,父亲一大国企车间书记,七品芝麻以下,却灵魂肉体都受了严重冲击,加之全家在根本没安排房那怕是一间小平房的情况下被扫地出门,只好全家净身仓促从黑龙江边城逃往万里之外的湖北老家。这对小小年纪的我的连带冲击自然不言而喻。所以对文革想没有感觉都难。所以尽管自知草根一个,恐怕连人微言轻都不好意思说(那往往是人不微言不轻的谦虚)还是免不了在柴米油盐的百忙中关注文革,关注共识网。关注了自然就多有感想,一直以来。但那些感想都比较丰富,非宏篇大论不能,这就不是我的菜了,水平不够,也没那工夫。而今天看的这“刘沂伦: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不同,太清楚了,不说都难。


显然,“刘沂伦: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的动机是顶宋彬彬的,但效果适得其反啊:





1.既然没有红卫兵组织,为什么由宋挑选人?





2.上天安门见毛主席天大的荣幸啊,由宋来挑,可见宋的影响和权利,不用说宋被选给毛主席戴袖章,仅凭她被授予这“挑选”的权利——就算她自己还不知道被授予的是这么重大的权利,但选她的人知道呀!为什么选她?她是“头儿”呀! 这样的“头儿”能没有影响没有威信没有组织能力号召能力么? 为什么就偏偏劝不住那些打人的跟屁虫似的小屁孩儿呢?





3.说什么如果知道“宋要武就是宋彬彬,从同学的友谊出发也不会拆她的信”——就在旁边看着把熟悉的老师往死里打都没有顾忌不回避的你们,还会顾忌去拆那个时期不会有任何个人隐私概念的革命的信?





4.刘沂伦“。。。有一天到学校。。。注意到一个纸箱里全是寄给‘宋要武’的信,。。。我就在门口拆信看,。。。信的内容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向‘宋要武’表示致敬,学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云云,一类是向‘宋要武’汇报他们那里文化大革命如何遇到挫折了,走资派或保皇派如何压制造反派了,希望‘宋要武’能去支持他们。但是有一封信被我记住了,那是从武汉一个什么学校寄来的,信中说,‘宋要武’在武汉发表言论支持保皇派,保湖北省委,‘我们革命造反派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还有其他很多话,有一句大意是‘希望你悬崖勒马’。。。”——!?那个时候宋正红的发紫呢,英明领袖毛主席8.18接见宋、接受宋给自己带红袖章并给宋改名,充分说明他老人家根本没有介意宋7月在武汉(请注意时间)有神马“悬崖勒马”的事儿,又还没到后来他老人家卸磨红卫兵广阔天地的时候,那么反对毛主席的红卫兵宋不就等于反对毛主席么? 找死呀!哪个学校的造反派这么弱智?





5.刘文关于她去学校看到“宋要武”信这段儿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宋不承认她叫宋要武;二是宋不是造反派——纯属多余呀!宋还是叫宋彬彬我信,在当时公安派出所都瘫痪的情况下她想改名都不成。可她那时敢说她不是宋要武么?公然抵抗最高指示,抗旨啊,谁敢?待公安派出所恢复运行后已经时过境迁,这时不仅宋老爹宋家本身已经被冲击得七荤八素,宋这些红卫兵也已经被老人家卸磨了,此时谁还有心情关注这要武还是要文的破事儿?至于宋不是造反派一点也不稀奇,她爹是谁呀? 这用得着说么?不是造反派就能撇清她对8.5事件的责任?





6.时隔近半个世纪刘仍牢固地记得部队首长会上报告提到的:“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结果“是既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所以,师大女附中文革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既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造成的,都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都是“毛泽东确实一贯号召我们要武不要文质彬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成的,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们,无半点责任。。。








真的无半点责任么?可以理解战场的真刀真枪,但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还不要说是老师长辈,就算是一个小猫小狗,就算是一个物件,你忍心把它好端端地毁掉且是残忍的虐打折磨致死么?无论受什么教育,人心总该是肉长的吧?我们起码有责任扪心自问而不是急于撇清自己吧?








为方便阅读(虽然上面做了链接),将刘文拷贝如下:





刘沂伦: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4-02-13 14:27 作者:刘沂伦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410次
卞仲耘(女,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
  太阳快落山时,有人告诉我们卞仲耘晕倒在后操场那儿。
  我们到后操场去,在后门(朝北的一个门)附近看见卞仲耘瘫在一个平板车上,其状况只可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此时她躺在平板车上昏迷不醒,口吐白沫,白沫中还夹杂着粉红色的血丝,已经是有出气没进气了。她身上铺满了大字报,黑字红叉一片浑浊,灰色的糨糊汤,和她自己昏迷失禁排出的黄色的秽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显然,在她已经昏迷倒地后,女孩子们依然不觉尽兴,往她的身上铺大字报(无非是写些打倒黑帮之类的标语),甚至把墨汁和糨糊汤泼在她身上。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同学和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从北门进来,男医生比较年轻,我印象里还带着眼镜(这一点不敢百分之百确定),女护士看上去有三十来岁,比医生年长一些,背着一个药箱,就是那时很常见的皮药箱,一个白色圆形里画着红十字;同学中我记住的有宋彬彬和朱忠丹,朱忠丹是跟着宋彬彬等人一起去医院的。她们从学校后门进来后,宋彬彬等人和大夫说话,朱忠丹在一边悄声告诉我:在医院里找急救医生时,大夫一听说是抢救被批斗的走资派“黑帮”,还不愿意来,宋彬彬和他们争论说解放军抓了俘虏还给治病,这才来了两个人。
  那个年轻的男大夫一看昏死者的样子,鼻子眉毛立刻全挤到一堆去了,口中念念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还有救吗?”宋彬彬说:“那你也得想法抢救,不能看着她死呀。”(这两句对话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女护士立即蹲下打开药箱,取出酒精棉给卞仲耘擦拭胳膊打强心针,用了很多酒精棉才从那肮脏的胳膊上开辟出一小块清洁地。我印象里打了两针强心剂都没有见效,卞校长还是昏迷不醒,医生说不行了,送医院去吧。同学找来工友,让他打水清洗一下,然后拉到医院去了。
  把卞校长送到医院时,朱忠丹,李××和王丽莎有没有跟去医院我记不得了,我没有去,我在学校又呆了一会儿,听说医院传来消息,卞校长死了。
  我听说卞校长“不行了”时,正在操场大门附近,现在回想也许我正打算回家吧,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一大帮疯狂的低年级女孩子几乎全作了鸟兽散。校长老师们都瘫坐在路边喘着粗气,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在哭,梅树民老师在低头忍着,惟有胡校长不流泪,她即使在喘气也是抬着头。当我注意到胡校长时,她也恰巧瞥了我一眼,仿佛在对我说:你在看我们受难。
  那一瞥令我终生难忘,令我感到虽然仅仅做了看客也是有罪过的。
  (三)关于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会和“宋要武”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据吴法宪回忆,大会的全称为“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据原解放军报的卢弘回忆,8月8日中央“16条”公布后,立刻有很多大中学校的学生老师跑到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去表决心,中央办公厅就在那里临时设了一个接待站,那天毛泽东路过时突然就下车去接见革命群众,说了几句话才离开。据说那句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记者根据当时毛的话加工整理出来的。有过这一次突然性的接见,才有十天后更大范围的群众大会和接见。
  我个人认为大会的组织者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组织大会的,以往这样的群众大会很多,虽然是群众大会,也还是有组织的,按照惯例就是群众都在广场上,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面,下面东西观礼台也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进入,从来没有群众或青年学生可以跑到天安门城楼上面去参加大会的。如果说那天有预先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去的恐怕就是一个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她是北大附“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领袖,口才很好,被安排在大会上代表红卫兵小将发言。至于后来上去那么多学生,红卫兵,那都是临时决定的。
  参加那个大会是谁通知的我也不记得,模模糊糊记得学校里还是有老师在召集,可能也是出身很好的老师吧。刘进、宋彬彬她们成立的“筹委会”我没印象,因为我也不是学生骨干。
  “8.18”那天去广场很早,我们学校所在的位置离天安门很近,就在金水桥前面,我记得当时我们前面没有什么人,很空旷,看城楼上面很清楚,上面有几个工作人员在走动,因此我们也是兴奋得不得了,觉得今天肯定能看见毛主席了。后来广播通知几个学校各出40名学生到城墙下时,谁也没想到是上天安门。宋彬彬就看着本校的学生点名,我们班我和王丽莎、张小青被点到,我看看被点名的大部分是高中生,个子比较高,家庭出身就不用说了,实际上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都是出身好的学生。有人问:“哎,去干什么?”我记得是宋彬彬回答:“不知道啊,大概是当标兵吧。”那个时候,开群众大会或者沿长安街夹道欢迎来访的国宾,都要选派一些个子高、身体好的学生站在前面当标兵,隔几米占一个,提示后面的人不能超出这个界线,我到北京后参加过好几次夹道欢迎国宾的事,几乎每次都被挑去当标兵。所以那天挑人的时候,宋彬彬很自然地按照这个条件来点名,初中的孩子尤其是初一的孩子被点名的很少,我记得有张小艾,她个子非常高。
  到了城楼下面集中后,一个穿军装的人笑呵呵地就带着我们进了城门,然后我们向右拐上坡道,这下我们就知道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了,那个兴奋劲就不用说了。我自己高兴地东张西望,看见右边有个摄影师在拍片子也兴奋地告诉旁边同学“拍电影呢”,指指点点地也被拍进了镜头。
  上了城楼我们被安排在东边空地上,还有一部分学生在西边,我站在墙边往下看,看见下面东西观礼台上也站满了学生,很多都是穿军装的,他们看见了城楼上的学生,就一起高喊“我们要上天安门!”“我们要见毛主席!”有的学生激动得要哭,我心里自是幸福骄傲得不得了。大会开始后,林彪讲话,彭小蒙发言我们都没好好听,就是不断地喊叫“我们要见毛主席”,其间也有一些领导过来看看我们,但是我们就是最想看见毛主席。这样就有人想方设法钻过警卫的设防跑到观礼台中间去,我和王丽莎听说宋彬彬、张小艾(还有一些同学)已经冲到中间去了,但是这时警卫战士也开始严防死守,不然我们也想溜过去看看。周恩来到两边安抚大家,告诉说毛主席一会儿会来看大家的。又过一会儿,毛主席果然来了,身边一个小护士和一个高大的警卫员,我们全都挤进过去握手,蜂拥一团。
  我后来听说,红卫兵能上城楼,缘于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当时一高兴,说了一句:“让娃娃们上来嘛。”不过这只是听说。另外,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她们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戴袖章,戴红领巾,也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如果有事先的计划,根本不可能随便让各校现场挑几个学生就上去了(上城楼的有一千多学生),无论如何中办、警卫局也要事先通知各校备选的条件、注意事项等等,这是常识。毛泽东本人也许心里早有计划或设想,但是他就是喜欢搞突然袭击。7月底,人民大会堂的大会他突然从后台走出来,8月8日在中南海西门一高兴就下车去接见师生,包括“8.18”那天穿正式军装,他都是突然决定。当时城楼上有点乱,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才会被一些学生钻了空子跑到中间去,不然,肯定不能谁想过去就过去的。
  从城楼下来后,很多同学都羡慕死了,有一个初一的孩子就搂着张小青的肩膀直哭。但是到了那天下午,学校里出现一张大字报,说张小青的父亲张明远是高岗集团的“五虎干将”之一,她有什么资格上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云云。我们看了大字报也无话可说,张小青自己也只好低着头回家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没什么严格的组织程序,谁要是被揭发说父母有问题,自然就不能说自己是红卫兵,连讨论都无需讨论。张小青早上还被宋彬彬挑选到天安门城楼前集合,下午就被人说成是黑帮子弟,这只能说那个时候变化万端,令人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最后,坦率地说,“8.18”这样一个群众大会,确实是后来红卫兵们从开会批斗“走资派”“黑五类”发展为肉体摧残的一个催化剂;能上天安门城楼见到毛主席,也是我后来积极参与“辩论对联”,抄家,斗地主,甚至还用皮带打了“地主婆”一下(还好因为胆小没打出效果)的巨大动力。所以如果说“8.18”之后,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暴力的、人性丧失的阶段,那么最高的、幕后的指使者是谁,是不言而喻的。
  “8.18”之后,我,我所认识的同学,并没有认为宋彬彬从此就改名“宋要武”了。就是报纸上登出了那篇文章,就连我这么愚钝的人也觉得那是为了文化革命的宣传需要。我没觉得宋彬彬已经改名了,我也没觉得毛主席就是要给她改名。
  我是8月底就开始跑到外地去“串联”的,中间回来休息几天,找到几个好朋友又结伴出去。这样,一直到1967年军训前,我没有再看见宋彬彬。1966年的国庆节我是在兰州度过的,10月初我回北京,临时结伴的同学散了,有几天我也找不到熟悉的同学好朋友,很无聊。那时候学校已经很冷清了,有一天到学校没看见熟人,就在传达室窗口外面注意到一个纸箱里全是寄给“宋要武”的信,还有几封刚到的放在窗台上,有些信已经被拆开过,也有些没拆。传达室的王大妈,胖胖的,嗓门很大,是个很负责的校工,我和她闲聊几句,知道这么多信都没人接,宋彬彬不承认自己是“宋要武”,所以就不接信,因此这些信就堆在窗口随便哪个同学来了都可以拆看。那天上午我就在门口拆信看,拆了不少,但是也没有封封都看,说实话根本看不完,也没多大意思。
  信的内容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向“宋要武”表示致敬,学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云云,一类是向“宋要武”汇报他们那里文化大革命如何遇到挫折了,走资派或保皇派如何压制造反派了,希望“宋要武”能去支持他们。但是有一封信被我记住了,那是从武汉一个什么学校寄来的,信中说,“宋要武”在武汉发表言论支持保皇派,保湖北省委,“我们革命造反派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还有其他很多话,有一句大意是“希望你悬崖勒马”,这是那个时候很时髦的词语。这封信给我留下两个印象,第一,宋彬彬去了一趟武汉,第二,她在武汉做了“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
  这些信不是我首先乱拆乱翻的,在我注意到之前,已经有很多被其他同学拆开看过了。这说明,在学校里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并不认为宋彬彬就是“宋要武”,不然,至少从同学间的友谊出发,我们不能、也不会私拆别人的信件。
  毛泽东确实一贯号召我们要武不要文质彬彬,在文革爆发之前,我们经常背诵的一首诗就是“不爱红妆爱武装”。暴力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对于文革中红卫兵所作所为最具影响力的,其实并不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几次学生,更不是一句“要武嘛”,而是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的这篇文章在文革前几乎是每个中学从初中到高中都要学习的,是对青少年进行政治教育的必读教材。那里面的很多话语,后来成为红卫兵施暴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谈“所谓‘过分’的问题”,毛在文章中明确地说:“矫枉必须过正”。还有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的语录,当时几乎人人都会背,人人都要背。在被关押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每天都要背诵的语录中,这也是必背的一条。其目的是教育他们正确看待群众运动。我甚至记得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里,也引用过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一次广场上的大会,一次接见所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但也只是一种诱发因素,而十几年的暴力斗争教育,对“敌人”的仇恨教育,才是文革初期暴力行为的思想基础。看不到或者回避这个思想基础,只是在“要武嘛”三个字上做文章来探讨追究文革中暴行的根源,那真是舍本逐末。
最后,我借此机会向1966年8月5日下午在校园里被殴打、被侮辱、被残害致死的校长老师表示我个人的道歉。虽然我没有加入到打骂老师的行为中,但他们是教育过我的老师校长,在他们受难时,我在一边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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