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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玉洪:张钦礼案调查 (1-3, 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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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乌有的“谢清渠含冤而死”事件——张钦礼案调查之一

2015-05-15 12:04:16  来源:乌有之乡网刊  作者:曹玉洪


判决书关于谢清渠之死的指控,以及任彦芳那本书中关于谢清渠之死的描述,从自杀日期、自杀时间、自杀地点到自杀原因、埋尸地点等,没有一条是经得起检验的  

1980年8月2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80)予字法刑上第379号终审判决,判决张钦礼犯有煽动策划“打砸抢”等罪,处有期徒刑13年。

三十多年来,张钦礼及其家属、很多关注张钦礼案的人士坚持不懈地对此案进行申诉,认为此案罔顾事实,枉法裁判,是一个大冤案,要求复查平反,但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

本人一直关注张钦礼案申诉的进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多有关此案的证据材料,笔者将陆续发表有关张钦礼案的调查文章,以供所有关注张钦礼案的人们参考。同时,欢迎知情人提供有关张钦礼案的材料和线索,联系邮箱:cyh116116@sina.com,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39044715


附录1: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予法刑上字第379号

附录2:兰考文革大事记(1967年1月-1967年10月)


子虚乌有的“谢清渠含冤而死”事件——张钦礼案调查之一

河南省高院(80)予字法刑上第379号判决书指控张钦礼犯有煽动策划“打砸抢“罪的证据之一是:”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原副县长谢清渠”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

有一本专门“控诉”张钦礼“罪行”的书,书名叫《焦裕禄身后》。(作者任彦芳,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关于谢清渠之死,在这本书中作了如下描述:

“谢清渠回家探亲到巩县,在家里听到张钦礼“胜利“回兰考又开始残害干部的消息,他心如油煎要回兰考“。”忠诚的谢清渠没有想到,他到兰考迎他的是张钦礼给他制好的”特号“帽子——”走资派“、”三反分子“,被监禁了“。”

8月31日上午,张钦礼策划了“玩活猴“的一幕:走资派”亮相“大会“。”谢清渠胸挂“走资派“大牌,从容挺立在囚车上……上来人把谢的头往下按,只撞得车板当当响,接着便是拳打脚踢,枪棒齐捣,他满脸流血,头部打肿,眼睁不开了……

就在这天夜晚,谢清渠以死对张钦礼的残暴进行了抗争。……当夜,冒雨把谢清渠背到黄河边在乱草丛里埋掉了。“

就上述判决书的指控和书中的描述,笔者开展了调查,找到了一位当年在兰考县工作的干部肖百孝,肖百孝曾是焦裕禄组织的兰考“三害”调查队队员,他讲述了他了解到的情况:

“1967年7月28日,河南省军区奉周总理之命解救张钦礼,为了避免反张钦礼派的阻拦,就打着“提审”张钦礼的旗号把张钦礼接走了,此消息一传开,兰考反对张钦礼的一派人心浮动。谢清渠为了稳定人心,在县人委礼堂召开大会。谢清渠在会上讲:“省军区接走张钦礼是去提审,不是平反,张钦礼肯定平不了反。如果张钦礼平了反,让你们往我屁股上洒尿,如果张钦礼平了反,我不活着见他。“等等。谁知大话刚说过,7月30日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张钦礼的消息就传到了兰考。谢清渠无法面对现实,就自杀了。“

肖百孝还说,上述情况是他间接听别人说的,但张明常是直接的当事人,可找张明常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

另一位当年兰考县人委办公室主任樊哲民,也讲述了他了解到的情况:

“三月七日,李地山支持建立了兰考革委会筹建委员会,由周化民主持。七月,筹委会成立的张钦礼罪行调查组提审了反革命分子牟中明,逼迫牟中明承认曾发展了张钦礼为反革命组织“救人党”的成员。

谢清渠在会上说:“张钦礼反革命证据已拿到手了,张钦礼肯定平不了反。如果张钦礼平反了,我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扔到地上让你们戳。如果张钦礼平反了,我就不活着见他。”结果,周总理接见张钦礼的消息一传到兰考,,很多各个单位的卫焦派群众欢欣鼓舞,自发举行了庆祝大游行,很多中间派立即宣布支持“卫焦”,”反张钦礼”派呈土崩瓦解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谢清渠上吊自杀了。“

樊哲民也强调:谢清渠自杀情况自己也是听说的,要了解详情,还应该找直接当事人。他建议笔者去找申显奎了解详情,因为申显奎到过谢清渠自杀现场。

于是,笔者找到了曾到过谢清渠自杀现场的目击者,县人委干部申显奎。申显奎当年是兰考县水利局技术员,参与过焦裕禄组织的“除三害”活动。申显奎回忆说:

“1967年7月28日,张钦礼从狱中被省军区接走,在兰考引起很大轰动。反张钦礼的副县长谢清渠为了安定人心,于7月30日在县委礼堂召开了县人委干部大会,我作为县人委干部也去开会了。谢在讲话中说:”张钦礼被军区接走是提审”,“张钦礼绝对不会平反”,还说:“有谢清渠就没有张钦礼,有张钦礼就没有谢清渠,如果张钦礼平反了,我就不会活着见他。”

谁知第二天,周总理30日在北京接见张钦礼的消息就传到了兰考。谢清渠听到这个消息肯定非常震惊,听说还有人当面奚落谢清渠。谢清渠于当天或第二天下午,在县人委大院自己的宿舍里上吊自杀了。到下午吃晚饭的时候,通讯员陈宪民发现谢清渠没去吃饭,就去叫谢清渠去吃饭,到那里一看那个情况,他一嗷嗷叫,大家都去看了。当时谢清渠住在政府大院里的宿舍里,房子很小还有一个柱子。门开着,从外边就能看到上吊的谢清渠。后来张明常来了,进到屋子里把谢清渠放了下来。谢清渠的身体已经萎缩下来了,人已经死过了。“

听了申显奎的话,笔者不禁大吃一惊。如果谢清渠真的是8月1日或7月31日自杀的,那么判决书所说的“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和书中说的什么“8月31日亮相大会”、“谢清渠在会上遭毒打”、“谢清渠8月31日夜以死抗争”等等说法都是子虚乌有的弥天大谎了。但笔者觉得,判决书上写的,正式出版的书中写的,总不能无中生有吧。难道申显奎的说法有问题?

但申显奎态度坚决地说,他的记忆不会错。谢清渠自杀的日期不是7月31日就是8月1日。因为他记得很清楚,谢清渠自杀和他在大会上的讲话的时间间隔非常近。

申显奎还说:“什么毒打谢清渠,什么批斗谢清渠,都是胡扯。因为直到谢清渠自杀前,卫焦派都没有掌权。”

申显奎最后说:“谢清渠自杀被发现后,是当时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明常从柱子上把谢清渠的尸体放下来的,可以找张明常进一步核实情况。”

于是笔者又找到张明常,这位84岁的老人回忆说:

“一天吃饭时候,通讯员给他送报纸,发现他自杀了。我知道后,就带几个人到了谢清渠的宿舍,几个人一块儿把人放下来了。

后来,他被埋到县城外五干渠河边,现在已经无法找到了。”

张广顺是第五个知情人,他说:“谢清渠自杀头一天在县委礼堂讲话了,当时我在招待所工作,一通知开会,大家都去了。在会上他讲了,有张钦礼没他,有他就没有张钦礼,如果张钦礼活着回来他就不活等等。谁知第二天总理接见张钦礼的消息就在县城传开了,谢清渠就上吊死了。自杀地点是在小西屋里头,用他的被子单儿上吊了。我去的时候人已经卸下来了,因为我是从县委院招待所跑到县政府的,去的晚了一点。”

第六个知情人是县科委干部王雷,他说:“张钦礼从监狱里走了以后,7月31号下午谢清渠上吊自杀了。自杀地点在县政府院儿西边有一小屋,县政府院原来是文庙,屋里还有柱子。被子把被套弄出来,用被面做成一个箍。然后挂到明柱上,下边一个小板凳,把小板凳一蹬就上吊了。水利局长郭世清和公安局的鲁献启去一起验的尸。谢清渠是副县长,是当时兰考筹委会的副主任。验尸后,8月1号在县委礼堂召开了两派群众都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了验尸结果:谢清渠是自杀。谢清渠自杀前留下了遗书,遗书内容涉及到了已怀孕的妻子、未出生的孩子和留下的饭票数量。大会由郭世清主持。当时谢清渠的侄儿代表家属去了,对验尸的结论都认可了。”

这样,笔者就得到了六份证言。其中,有4份是现场目击者的直接证据,另外两份是间接听说的间接证据。这六个知情人的回忆,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在主要事实上还是一致的,是互相吻合,互相印证的。把他们提供的情况进行梳理后,谢清渠自杀事件的真相就浮出了水面:

l  7月28日,张钦礼被省军区从兰考监狱中接走,在兰考引起了轰动,反张钦礼的一派人心浮动。

l  7月30日,反张钦礼派的谢清渠在县委礼堂召开大会,坚称张钦礼不会平反,并在此问题上说了很多大话。

l  7月31日,周总理30日在北京接见张钦礼的消息就传到了兰考。拥护张钦礼的卫焦派群众欢欣鼓舞,自发举行了庆祝大游行。张钦礼平反已是既成事实。

l  面对政治形势的突然逆转,谢清渠思想陷入极大的痛苦中。

l  1967年7月31日下午,谢清渠在县人委大院自己的宿舍里上吊自杀。

l  最先发现谢清渠自杀的是通讯员陈宪民,他是去叫谢清渠吃晚饭时发现的。

l  申显奎、张广顺、王雷等当时都去了现场,亲眼目睹了谢清渠自杀的情况。

l  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明常带人把谢清渠的尸体放下来的。

l  公安局的鲁献启和林业局长郭世清一起验的尸。

l  8月1日,郭世清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谢清渠自杀的验尸结论,也得到谢清渠亲属的认可。

image009.jpg

(曾为谢清渠验过尸的鲁献启,曾任河南省民政厅副厅长,现任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会长。图为鲁献启在郑州大学“弘扬焦裕禄精神座谈会”上致辞。)

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审视判决书的那个判决:

【原副县长谢清渠”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

说谢清渠屡遭毒打,这是不可能的。理由如下:

1 直到7月30日,谢清渠仍在行使自己县领导的职权,召开大会并发表批判张钦礼的讲话。显然,在此时及以前,他是不可能遭毒打的。

2 在7月31日以后,由于谢清渠已死,也不存在遭毒打的问题。

3 从通讯员叫谢清渠吃饭这个细节来看,直到自杀,谢请渠仍在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没有遭毒打的迹象。

4 公安局的验尸结论也证明了谢清渠没有遭受毒打。

5 从时间上看,政治形势的逆转(反张派的失势和卫焦派的得势)是在7月31日才开始的,而谢清渠在7月31日当天下午就自杀了。根本不存在“毒打谢清渠”的时间和条件,更不用说“屡遭毒打”了。

既然“谢清渠屡遭毒打”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含冤而死”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谢清渠不是“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的,而是“因精神崩溃,上吊自杀”的。

判决书指控:是张钦礼的策划、煽动导致谢清渠自杀,这也是不能成立的。

1既然“谢清渠屡遭毒打”的事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策划、煽动”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2 退一万步说,即便在7月31日以前谢清渠确实“屡遭毒打”了,也不能证明就是张钦礼策划、煽动的结果。因为在7月31日以前,张钦礼不是在狱中坐牢,就是远在北京开会,根本没有可能进行什么“策划、煽动”。

3 从时间因果关系上看,判决书指控的“张钦礼的策划、煽动”是在1968年,而谢清渠早在1967年7月就自杀身亡了,按判决书所说,1968年的“策划、煽动”竟能导致1967年的自杀身亡,这不是太荒谬了吗?

最终结论:所谓【“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导致原副县长谢清渠”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的判决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是一个错误百出的判决,根本不能成立。,

真相大白以后,再来看看,任彦芳那本书是如何制造【在张钦礼的煽动、策划下,谢清渠”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这个弥天大谎的。

书中说:“谢清渠回家探亲到巩县,在家里听到张钦礼“胜利“回兰考又开始残害干部的消息,他心如油煎要回兰考“。

张钦礼是8月20日左右回到兰考的。谢清渠探亲在家能听到张钦礼胜利回到兰考的消息,时间最早也得在8月下旬,这时谢清渠已死去20天了。

忠诚的谢清渠没有想到,他到兰考迎他的是张钦礼给他制好的”特号“帽子——”走资派“、”三反分子“,被监禁了“。”

很难想象,被“监禁“的谢清渠可以自由地召开大会,自由地发表批判张钦礼的讲话,自由地在宿舍里享受通讯员的服务。

8月31日上午,张钦礼策划了“玩活猴“的一幕:走资派”亮相“大会“。”谢清渠胸挂“走资派“大牌,从容挺立在囚车上……上来人把谢的头往下按,只撞得车板当当响,接着便是拳打脚踢,枪棒齐捣,他满脸流血,头部打肿,眼睁不开了……

谢清渠7月31日就自杀了,难道他能一个月后死而复生,来接受批斗吗?

就在这天夜晚,谢清渠以死对张钦礼的残暴进行了抗争。……当夜,冒雨把谢清渠背到黄河边在乱草丛里埋掉了。“

谢清渠自杀于7月31日下午,而不是任彦芳胡说的8月31日夜晚。谢清渠的尸体被埋到县城外的五干渠河边,而不是距县城一百多里地的黄河边。

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看了这些毫无根据的弥天谎言,也只能无语了。

任彦芳为什么要把谢清渠的死往后推一个月呢?因为张钦礼是8月中下旬才回到兰考的,只有把谢清渠的死放到张钦礼回兰考以后,才能把谢清渠之死的责任推到张钦礼头上。达到诬陷张钦礼的目的。

由此可知,判决书关于谢清渠之死的指控,以及任彦芳那本书中关于谢清渠之死的描述,从自杀日期、自杀时间、自杀地点到自杀原因、埋尸地点等,没有一条是经得起检验的,全是弥天大谎!

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对“谢清渠之死”的调查,人们不难推断,判决书中张钦礼的其他所谓“罪行”,是如何凭空捏造出来的。(待续)



附录1: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予法刑上字第379号

上诉人(即被告)张钦礼,男,55岁,河南兰考人。1945年参加工作,原任兰考县委副书记,1967年10月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1973年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1978年被逮捕,现在押。

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2月24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审判后,张钦礼不服,以“事实有出入,不应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等为理由,上诉了本院。

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犯有如下罪行:

一、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多次遭毒打: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椎弯曲变形,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维新被毒打右肘关节骨折;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一只眼被打瞎,右侧肋骨被打骨折。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二、包庇罪犯。张钦礼利用职权长期包庇打死人命犯张钦芳、和新民、曾昭泉等人。张调离兰考后,县公安局将上述罪犯逮捕归案,张又指使他人并亲自威逼地、县领导干部释放上述罪犯。1973年张钦礼被提拔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后,利用职权又将张钦芳提拔为县公安局教导员,和新民提拔为公安局局长;其它两名罪犯分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知青办副主任,影响极坏。

三、挟嫌报复。张钦礼对曾提过他意见的原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原县检察长庞保继、县直机关干部杨恒德、徐留根等人,妄加罪名致使他们惨遭毒打,其中有些人致残和受非法拘禁。

四、侮辱党中央领导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张钦礼多次在县、社会议上辱骂华主席、邓副主席。

以上犯罪事实,经再次查对,证据充分,本院认为上诉人张钦礼的上述言行,已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原判按反革命性质定罪不当,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商丘地区中级法院(79)商法刑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定性部分,改按煽动打砸抡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

二、维持原判有期徒刑十三年之刑罚,驳回上诉。

本判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审判长 陈杰三

           审判员 王路彤

         代理审判员 宋继庚

         1980年8月23日(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代理书记员胡烨。


附录2:兰考文革大事记(1967年1月-1967年10月)

由于张钦礼案涉及的人和事均发生在文革期间,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时代背景,特编写了这个材料。本大事记只是客观地叙述事实,不作是非曲直的评论。


兰考文革一开始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叫卫焦派,拥护张钦礼,要打到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另一派的目标正好相反,拥护周化民,要打到张钦礼,可称之为反张派。

1967年1月23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和鼓舞下,兰考卫焦派的六十六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发表声明,进行了夺权,称为123夺权。

1月29日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带军队开进兰考,广播说:夺权是打砸抢,张钦礼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兰考“卫焦”是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同时逮捕了卫焦派的十几个成员。

卫焦派成员被捕后,张君墓等几个公社的卫焦派动员了二万人进城包围了军队,要求放人。第二天30日,军队把人放了。卫焦派把军队包围了两天,还把李地山抓去游了街。

2月10日,开封军分区发表声明,宣布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兰考“卫焦”是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20日开始了大逮捕,抓了一千多人。公安局、武装部、反张派的成员带人指认捆人捕人。

2月26日,张钦礼被捕。

3月7日,在军队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周化民为首的兰考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持兰考政务。

从3月份开始,在兰考轮流批斗张钦礼及其成员。

4月1日,中央发出117号文件。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批评了军队在支左工作中大规模抓人捕人的作法。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兰考筹委会开始陆续放人。

受到新形势的鼓舞,兰考卫焦派重新开始活动,与同样被军队镇压的开封“八二四”、河南“二七公社”站在了一起。

7月22日,河南省军区发表声明,承认“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7月25日,中央报刊公开称“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在河南被称为725表态。

7月28日夜三时,张钦礼被省军区接走,送往北京。

7月30日晚10点,张钦礼参加了中央首长处理河南问题的第八次汇报会议。会议中,周总理单独接见了张钦礼与焦守风。

7月31日,周总理接见张钦礼的消息传到了兰考,全县城轰动。卫焦派群众举行了庆祝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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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开封军分区发表声明,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镇压了兰考的卫焦派群众。

8月13日,经武汉军区批准,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大会,批判李地山在兰考镇压卫焦派群众的错误。

8月16日,在北京疗伤的张钦礼给兰考打电话,反对批判李地山,要求把李地山送回去。

10月30日,兰考县革委会成立。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505/84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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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鹤李仁德自杀案真相-张钦礼案调查之二

2015-11-23 15:15:09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曹玉红


  河南省高院(80)予字法刑上第379号判决书指控张钦礼犯有煽动策划“打砸抢“罪的证据之一是:”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因屡遭毒打,、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

  关于李林鹤之死,当年兰考县人委办公室主任樊哲民,讲述了他了解到的情况:

  1968年二月,县革委已成立。周化民、李林鹤等“走资派”被编成一个小组负责在县委机关打扫卫生。

  西安一批学生来到兰考,到县委要找走资派,没人告诉他们。他们从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口中得知了这些“走资派”住在什么地方。于是这些学生就找到了李林鹤并把李打了一顿。李当天夜里就在县委院里的一棵树上自杀了。



  当年和李林鹤在一起的县委书记周化民这样叙述了李林鹤死的情景:

  《新篇章》出来之后,那天刚下过大雪,从西安来一伙人还有开封“回民支队”到兰考,找那报上点名的走资派。他们先到我的住处毒打了我……打过我之后便去打刘呈明、李林鹤。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以后,李林鹤回来过我的门前,我见他浑身上下被雪水和泥抹得象泥人一样,……第二天早晨天不明我起来扫地,……也未见李林鹤出来。……早饭后,我见他的门前放了一口棺材,这时已把他放进棺材里去了。(任彦芳 《焦裕禄身后》 第171页)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新篇章》及其历史背景。1968年1月30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可能是为了配合宣传的需要吧,1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长篇通讯《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向英雄的兰考贫下中农致敬》。长篇通讯详细介绍了兰考文革几经反复最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特别是揭发批判了原县委书记周化民等人反对宣传焦裕禄,打击迫害张钦礼的错误。这篇文章随着人民日报的发行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很快引起全国的巨大反响。据说,当时全国到兰考的红卫兵和各地参观学习的就有二、三万人。打周化民李林鹤的就是来兰考串连的外地红卫兵。

  当时在兰考革委会政工组工作的白玉赞是事情的目击者,他说:

  “外地串连学生打刘呈明和李林鹤时,我就在现场。其实也没有怎么打,就是把他们按翻在地上,弄了很多雪到身上。文革时学生很厉害,学生打人,谁也不敢管。学生打过人就走了,当时都担心刘呈明受不了,因为他是县委副书记,而且打他打的比较厉害。政工组安排我注意招呼刘呈明,就是怕他出事。没想到刘没事,反倒是宣传部长李林鹤自杀了。”

  通过上述几位知情人的描述,李林鹤自杀的事实真相就比较清楚了。

  1968年元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详细报道了兰考文革的情况,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的很多人到兰考参观、学习,也有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连。

  二月的一天,来自西安、开封的串连学生来到兰考,找到“走资派”的住处,分别批斗殴打了周化民、刘呈明和李林鹤。

  不堪忍受学生的批斗和打骂,李林鹤于当天夜里上吊自杀。

  张钦礼的判决书说,是张钦礼在大会小会上的煽动策划,导致李林鹤遭毒打而自杀的。这根本是不符合事实的。

  1 殴打李林鹤的都是外地的学生,与兰考毫无瓜葛,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自发的行为。

  2 退一步说,就算张钦礼的所谓“煽动策划”是真的,他在兰考“煽动策划”的能力再大,也不可能影响到远在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学生身上。

  3 从因果关系上说,张钦礼的所谓“煽动策划”发生在4月份[1],而李林鹤自杀发生在二月份。说4月份的“煽动策划”竟能导致二月份的自杀,岂不是荒谬之极?

  结论:李林鹤自杀的起因是外地学生的殴打。与张钦礼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李仁德自杀案,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直接当事人都早已不在人世,但仍有很多健在的老同志知道这件事,而且说法都是一致的。下面是对多人回忆综合后的情况概括:

  李仁德是县直机关党委秘书,属于反张钦礼一派。他在1967年二月抓捕卫焦派时亲自领人捆人捕人,表现非常积极,因此在卫焦派中民愤很大。兰考成立革委会后,由于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只有少数人组成了革委会。县直机关原有的没进革委会的大部分干部都进了斗批改大队,李仁德就属于斗批改大队。

  1968年4月,中央号召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鉴于李仁德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斗批改大队对其进行了批判。批判中有人揭发李仁德贪污了各支部上交的党费。李仁德心里害怕就自杀了。

  上述事实说明:

  1 李仁德并不是如判决书上所写“屡遭毒打,含冤而死”的。他是因被人揭发贪污党费而自杀身亡的。

  2 对李仁德的批判是斗批改大队决定的,是事出有因的。既没有受张钦礼的“煽动”,也没有受张钦礼的“指使”。

  结论:李仁德自杀的直接原因是被人揭发贪污党费,与张钦礼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种为这个错误判决辩护的观点认为:当时判案的原则就是,既然在张钦礼主政期间发生了这些自杀案件,张钦礼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不管这些自杀案件与张有没有直接关系。

  可以用兰考历史事实证明,这种“判案原则”是只对张钦礼等人是有效的,而对周化民等另一类人,却是无效的。

  1967年二月逆流镇压了张钦礼一派后,周化民主政兰考。在他主政期间,兰考发生了三起自杀案件:

  张邦兴:66年方调任的兰考县委副书记,来兰考以前,开封地委领导亲口交代:张钦礼要下来,你就是去顶替张钦礼的。就因为张邦兴参加了张钦礼主持的一次生产会议,被认为是参加了黑会,要求在批斗张钦礼大会上发言揭发张钦礼。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揭发的,被逼上吊自杀。写有遗书,还有给周化民的信。

  人民银行副行长杨孔昭、银行干部周性善,因揭不出张钦礼问题而多次挨斗,都被逼悬梁自尽。这时的周化民等人,不时在批斗现场拥衣高坐。

  按这个所谓的“判案原则”,周化民就应该同张钦礼一样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现实是周化民在张钦礼被判刑后,仍然官运亨通,一直升任地委副书记。

  所以,判决书的这个指控,完全是为定罪而栽赃,为定罪而判决,毫无公正可言。


  [1] 关于所谓张钦礼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问题,笔者将在《张钦礼案调查之三》一文中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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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拼西凑的“煽动打砸抢”罪证——张钦礼案调查之三

2016-01-20 22:25:32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曹玉洪

  河南省高院判决书说:“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多次遭毒打”还说:“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判决书的这些指控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1 指名诬陷问题 2 煽动打人问题

  所谓张钦礼“指名诬陷“实际上指的是68年春发生的”点名亮相“游行。杨捍东是当年点名亮相游行的当事人,下面是他的回忆内容:

  68年4月初中央号召反击三右一风,由于张钦礼去平顶山解决当地两派问题了,不在兰考。革委会副主任,县武装部部长王德庸主持常委会议,决定4月4日召开反“三右一风”大会并游行。会议确定了将周化民、秦一飞及二月逆流中捆人,打人最凶的庞宝继、徐留根等12人作反面教员点名亮相,然后跟随队伍徒手游行。大会由杨捍东主持,杨捍东开大会时讲了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许任何人搞武斗。游行前游行中,点名亮相的12人遭到上年坐监挨打的一些人的拳脚报复。

  当时的张钦礼和县革委态度很明确,认为在67年春坐监中的少数人擅自采取报复行为,系违纪、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为此,张钦礼及其他县革委负责人每会必批评此类事件,甚至破口大骂。当年冬,张钦礼专门为此事办了“拆墙平沟学习班”,让双方各自做自我批评,达成谅解。

  杨捍东为此事承担了责任,多次作了自我批评。例如在1972年中共河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上杨捍东说:“1968年,反“三右一风”,是我和桌兴隆同志抓这一工作的。由于我们掌握政策不严,对群众教育不够,当时出现了一些打人现象。去年,我们在向中央写信反映兰考问题时,也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承认了这一错误。(中共河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49期 1972年12月15日)

  
  杨捍东,当时任兰考革委会常委,后来曾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图为杨捍东正在介绍张钦礼的事迹。

  时任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的刘俊生的回忆也佐证了杨捍东的说法:

  “这个事我知道。(指点名亮相游行)。被点名亮相的那几个人如庞保继徐留根等都是政法机关的人员,是在67年二月逆流时抓人、捆人、打人很积极的人,被他们迫害过的群众对他们愤恨不已。点名亮相,一些受他们迫害的群众对其进行拳脚报复,也是事出有因的。这与张钦礼无关。“

 

  刘俊生,曾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那张著名的焦裕禄与泡桐的合影照片就是刘俊生抓拍的。曾当面向习近平汇报过焦裕禄事迹。图为刘俊生正在向观众讲述焦裕禄事迹。

  关于所谓“张钦礼煽动打人“的指控,张钦礼的煽动言行是什么?都煽动了那些人?判决书里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事实依据。也许张钦礼案卷里存在一些有关材料,但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不过,笔者猜想,在张钦礼被判刑的时期,当时的媒体应该会做一些配合宣传报道的。于是查阅了那个时期的报刊杂志,结果只查到了一篇有关的报道。这个报道说:张钦礼“竟然在会上公开说:“我要把老保(指反对他的人)碾成面,团成弹,装在炮筒里,打到东海喂老鳖!”还说:“玩猴要会玩,打人也要会打,只要不打死就行,打死了,就没头玩了。”(《当代》1980年第4期 热流   ——河南漫行记  作者:张锲)

  那本专门揭露张钦礼“罪行“的《焦裕禄身后》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描述:”要把那些走资派、坏头头一、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要进行修理(即打),显显我们造反派的威风,要把他们碾成面儿,团成蛋儿,上到高山顶,装到大炮里,打到东海喂老鳖,也不能解我们造反派的心头之恨!“、“斗走资派,好比玩猴,得会玩,不会玩,一下就玩死了。”

  看来,张钦礼的这段话就是指控张钦礼煽动打人的唯一事实依据了,因为《焦裕禄身后》这本书就是专门为揭露张钦礼“罪行”而写的,张钦礼很多鸡毛蒜皮的“错误”都写了出来了,如果张钦礼存在更多更严重的“煽动打人”的言行,这本书是不会放过的。

  就张钦礼的这段话的真实性,笔者采访过杨捍东,杨捍东说:

  “1968年3月底,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林彪、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发表讲话,宣布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时提出要批判三右一风。全国各地立即纷纷响应,兰考也同全国各地一样,组织群众收听中央首长讲话录音,同时召开了反击三右一风动员大会。张钦礼在会上讲话里自然要高呼“打到杨余傅,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风 揪出变色龙小爬虫”之类的口号。联系到兰考对立派干扰革委会工作的表现,也确实说过:当初他们是怎样迫害我们的,我们胜利后又是如何善待他们的。按他们的表现,要把他们碾成面儿,团成蛋儿,上到高山顶,装到大炮里,打到东海喂老鳖,也不能解我们造反派的心头之恨!”这段话里并没有要打人的表示。所谓“碾成面儿,团成蛋儿”之类的很夸张的话,在文革时期是很普遍的现象。诸如打倒、火烧、油炸、踏平、消灭、灭亡等等之类词汇,在文革时期是屡见不鲜的。这类口号也就是说说而已,谁也不会认为是真的要火烧、油炸。”

  杨捍东认为:“那些话明显是气话。至于斗走资派,好比玩猴这段话,明显是引导群众不要殴打干部。“

  刘俊生也说:“反击三右一风动员会我也参加了,在我的印象里,张钦礼讲话还是比较温和的,根本没有什么煽动打人的内容。”

  把上述当事人提供的情况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事实真相的全貌了:

  1968年4月,中央号召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风。兰考召开了反击“三右一风”动员会。

  张钦礼在动员会上,针对对立面搞翻案,攻击革委会,干扰革委会正常工作的表现,说出“要把他们碾成面儿,团成蛋儿”等等一些气话。

  后来,张钦礼去平顶山处理两派问题。王德庸主持革委会常委会决定4月4日召开反“三右一风”大会并游行。并确定了将周化民等12人作反面教员点名亮相,然后跟随队伍徒手游行。

  4月4日,杨捍东主持了反“三右一风”大会,将周化民等12人点名亮相。

  在而后的游行中,周化民等12人受到了一些人的殴打。

  事件发生后张钦礼及革委会领导都对此提出了批评。杨捍东承担了领导责任,多次做了自我批评。

  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就可以分析判决书的所谓证据了。

  1 所谓“张钦礼多次召开大会小会”,实际上张钦礼仅召开了一次反击“三右一风”动员会。

  2 张钦礼在会上虽然说过一些气话,但那都是文革期间流行的套话。既没有指名,也没有诬陷,也没有说过“打人也要会打,只要不打死就行”,“ 要进行修理(即打)”等这些明显违法的话。

  3 所谓张钦礼召开的小会,实际上是王德庸主持的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决定4月4日召开反击三右一风大会,举行游行,并确定了亮相人员名单。

  4 所谓张钦礼“指名诬陷”,实际上是杨捍东主持大会并点名亮相的,与张钦礼毫无关系。

  5 游行那天,张钦礼并不在兰考,发生的打人现象也与张钦礼无关。

  6 从张钦礼事前事后的言论和行为看,他是坚决反对打人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判决书的所谓证据,落到实处,除了张钦礼在反击“三右一风”动员会。说过的一段话外,其余都与张钦礼无关。而且,就是那一段话里,也根本没有“煽动打人“的内容。

  结论:判决书的所谓证据,是把不同场合、不同人物说的话、做的事情都拼凑到一起,不管是不是张钦礼说的,也不管是不是张钦礼干的,都统统算到张钦礼的头上,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假证据。所谓张钦礼“指名诬陷”,“煽动打人”,都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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