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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和张钦礼 (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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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79年,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100多万人的责任人吴芝圃被中央平反,平反仪式由总设计师亲自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主持。就在同年,那个因舍身为信阳人请命而闻名全国的兰考县长张钦礼却被逮捕判刑13年,罪名是迫害老干部。

编者按:近日兰考人民自发为张钦礼送葬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为此贴上两篇文章(其中第二篇是右派诬蔑张钦礼同志的文章、供网友批判),供参考比较。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tG77OHwjAY/

第一篇 原作者:weijun6218,转自中华论坛

    公元1979年1月24日下午,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100多万人的责任人吴芝圃被中央平反,平反仪式由总设计师亲自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主持。
  
    就在同年,那个因舍身为信阳人请命而闻名全国的兰考县长张钦礼却被逮捕判刑13年,罪名是迫害老干部。人心是公道的,当2004年4月7日,张钦礼去世回兰考安葬时,兰考县万人空巷,无数群众沿途祭拜,很多人跪地泣不成声,场面十分震撼。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 命不彻底。派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信阳的一些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 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文革开始后,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进行残酷批 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惨遭迫害,不久“含冤”而死,年仅52岁。

    1979年1月24日下午,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为吴芝圃等人平反昭雪。他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两个名人,一个是原省委书记吴芝圃,一个是原兰考县长张钦礼,在河南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张钦礼挺身而出批评省委带头搞 浮夸,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结果受到残酷打击,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关押起来进行劳动改造。

      一九六0年十月当他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之际,张钦礼冒死写信给周总理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进京反映真相,几经 周折,周总理看到了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 “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 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 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 声。  
    接着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进行了批示,吴芝圃被停职反省,一大批信阳浮夸干部遭到逮捕,张钦礼得到重用升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

    人的命运往往一波三折,1979年吴芝圃被平凡昭雪,同年张钦礼遭到逮捕被判刑13年,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

  
第二篇 原作者:杜君立 转自共识网

(节选) 原文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51159495.html

  张申印象中,张钦礼虽然很有工作能力,但权力欲极强。在指派而非选举的体制下,张钦礼一直“李广难封”。王金碧下台后,张钦礼未能如愿升任县委书记, 而是空降来了焦裕禄,因此从一开始,张钦礼便对焦采取不合作态度。焦裕禄为此非常苦恼,曾专门向地委提出把张调走的要求。张申从兰考的工作现实出发,给焦 裕禄做思想工作,让他克服眼下的困难,不仅不要介意张的抵触情绪,还要团结张一起搞好兰考的工作。再说,张钦礼20岁就做副县长,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兰考的 情况。从后来的效果看,焦裕禄接受了张申的这番建议,全力支持张钦礼负责的“除三害”工作。在以后一年多时间中,焦裕禄没有再提类似的要求,即使如此,也 绝对谈不上张钦礼与焦裕禄之间有多么默契融洽。

  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兰考工作,颇有成绩。他本以为这次该舍我其谁地成为兰考的一把手,结果再次梦想破灭;空降的周化民成为兰考县委书记, 同时还调来了一位新县长。正是在这种怀才不遇的困境中,张钦礼意外地邂逅了穆青一行,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从此彻底改写了他的仕途和人生。在一种个人 化的叙述与文学化的写作中,在林彪与毛主席成为“亲密战友”的时代背景下,大通讯营造出一种极为煽情的感染力,焦裕禄被塑造成一个上帝派来天使——“毛主 席的好学生”;而张钦礼摇身一变,也成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1957年反右运动中,身为兰考县长的张钦礼差点被打成右派,受到党内处分;1958年大跃进运动,张钦礼因反对放卫星被撤职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 造。期间他曾多次向北京写信,揭露当时的大饥荒现实,并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吴芝圃被查处后,张钦礼于1961年平反复职。在焦裕禄来到兰考后,熟悉兰考现 实的张钦礼仍继续负责解决“三害”(内涝、风沙、盐碱)问题。任彦芳认为,在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张钦礼实际上将一些自己的事情也安在焦裕禄身上,从而使焦裕禄的形象更加“高大全”。在任彦芳看来,最为人不齿的是张钦礼自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从而借焦裕禄来拔高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反 对张钦礼的便是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焦裕禄在他离世2年之后一夜成名,兰考成为一个朝圣之地,兰考县委为此专门成立了“学习焦裕禄委员会”,自然由“亲密战友”张钦礼负责。经过长期的官场沉浮,张钦礼或许像另一个“亲密战友”一样幡然醒悟了:说真话寸步难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毫无疑问,死去的焦裕禄为活着的张钦礼带来巨大的荣誉;从 某种程度上,他不仅是焦裕禄神话的始作俑者,也就是焦裕禄的代言人。1967年,张钦礼宣布成立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这是河南第一个革委会。在火热的文革时代,张钦礼达到了权力和荣誉的巅峰,成为中共九大代表、河南省革委会常委、河南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在任彦芳的记述中,张钦礼制造了一个兰考版的“个人崇拜”神化运动,他不仅把焦裕禄变成了神灵,也把焦裕禄墓地变成了权力的道场。兰考的官员必须将焦裕禄叫爹,乃至穿上孝服,手持哭丧棒,到焦裕禄墓哭灵以示其忠。1977年11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职务。 1980年,在“四人帮”被审判的同时,张钦礼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法庭所公布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 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等等。

  在此之前文革中,穆青周原等“焦裕禄”的炮制者也因福得祸。“他(焦裕禄)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批为“大毒草”后,这句无中生有的杜撰为作者带来一场横祸。“大通讯”被批判为“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红卫兵涌入新华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他藏身兰考,被群众一家家轮流保护,才得以保全性命。很多年后,大通讯再版的前言中写道:“在林彪、‘四人帮’ 横行期间,这篇写焦裕禄的作品被目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像那个“亲密战友”一样,张钦礼因为焦裕禄而飞黄腾达,最终又因为焦裕禄而黯然陨落,但焦裕禄没有陨落;焦裕禄失去了“代言人”,但焦裕禄的神话仍然在继续。只是在以后的日子,焦裕禄没有了“亲密战友”。在1990年的电影《焦裕禄》中,“焦裕禄”身边只有一个阴阳怪气的“坏人”,或许他就是暗指张钦礼。在那一片历史迷雾中,真实的焦裕禄与我们看到的“焦裕禄”已经相去甚远。无论制造了焦裕禄的张钦礼,还是成全了张钦礼的“焦裕禄”,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的必要步骤。在这场诡异的官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难以摆脱其悲剧性的角色,其实都不过是一枚被权力利用的棋子而已。

  张钦礼病逝于2004年,虽然他活得足够长,但他并没有等来“平反”。张钦礼的灵柩被运回兰考时,恰逢焦裕禄逝世40周年;历史就在这一刻交汇,两个当年的“亲密战友”或者“对手”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据说,当日兰考有10多万民众夹道迎送张钦礼灵柩归葬,人们焚香祭拜,不少人为之痛哭失声。对于这 些悲伤的人们来说,不知是同情张钦礼的遭际,还是伤感于那个将人变成神、将人变成鬼的不堪回首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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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年由焦裕禄主持制定,由张钦礼起草的《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中,依然白纸黑字地写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没有和群众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造成的恶果。”

  “一个最好的好人焦裕禄,老焦不在了!”焦裕禄在兰考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几步。一年多时间里,焦裕禄用尽各种方法来巩固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模式, “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他甚至不惜献上自己的身体,以身先士卒来换取民众对集体和组织的支持与信任。即使现在,也没有人会怀疑焦裕禄的纯洁与朴素,他的心愿是为了让兰考民众过上好日子,起码是可以温饱。然而,残酷的现实将焦裕禄的梦想彻底击碎,一切都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在这种大锅饭体制下,所谓理想和道 德都不堪一击,最终只能沦为粉饰权力的伪善道具。对一个权力至上的国家机器来说,心甘情愿将自己献上祭坛的焦裕禄无疑是一个最完美的牺牲品。

  从大跃进开始,兰考就以乞丐闻名。焦裕禄来了,迎接他的是乞丐;焦裕禄走了,送他的还是乞丐。焦裕禄穷尽其能也无法让兰考民众扔掉讨饭的棍子。正如焦 裕禄经常引用的一句民间谚语:“水牛掉到井里——有力使不上”。无论对于权力,还是对于历史,真实的焦裕禄其实微不足道,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搭了进去,但也未能让兰考改变。与其说焦裕禄死于疾病,不如说他死于饥荒,这对一心想拯救饥民但又必须维护饥荒体制的焦裕禄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事实上,即使 掌握兰考更为长久更有实干能力的张钦礼,他也并不比焦裕禄做得更好。可以想象,在以后的兰考,或许很难再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尽职勤奋、朴素廉洁的官僚 团队。1980年,整个兰考的所有人民公社和大队小队在一夜之间全部解散,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数十万兰考人就扔掉了曾经用来活命的讨 饭棍。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公社化就是中国式的农奴制。思想家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在一 种坏的制度下,好人只能演出一出悲剧,这是“剧本”决定的。回首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这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悲剧,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代 共产党人的悲剧。寄托于道德模范与权力清官,就如同将自己命运交给一个虚无的神祗,得到的将是失落与谎言。

  从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中,我们应当深切地感受到启蒙的缺失,这使一个现代社会在制度建设上走向歧途。亚里斯多德说过,“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法律和制度总是比人更加可靠,对于启蒙缺失的中国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个完善健全的制度建立之前, 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仍然会继续,只是以不同的版本出现。

  2009年4月1日,习近平在来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专程参观焦裕禄纪念园,还看了焦裕禄当年种下的泡桐树。在与当地干部的座谈会上,他说:“经过兰考人民45年的艰苦奋斗,焦裕禄同志的遗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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