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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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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陈健

2014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张钦礼(左)与老农


群众自发为张钦礼扫墓


(一)

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新华社一篇关于他的大通讯,使他轰动全国。而和他一起在兰考创建了一片新天地的县长张钦礼却鲜为人知。他俩是“亲密的战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我提笔写这桩案件时,突然改变写法,把结尾移到开头。

张钦礼铁窗生涯13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兰考十万群众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兰考县城万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怀念他在贫困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和焦裕禄结伴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们免受饥寒,甚至于饿死。

我和老伴周原当日给他的唁电:“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时隔九年,2013年8月,张钦礼88岁的老伴刘秀芝因脑梗住院,想见我一面,85岁的我,冒着近40度的酷热,从北京到兰考,与秀芝数次相拥而泣后,即去拜祭张钦礼。他的墓地周围已成一片碑林。这些石碑、玉碑的立碑者,不仅来自兰考和河南其他县市,也有来自山东、河北、上海、台湾的。数不清多少万人在60多块墓碑、感恩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每一块石碑、每一个人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有一块台湾的感恩碑,特别耀眼,碑文记载:一位叫刘中豫的老兵,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时,撇下他3岁的孤儿,这个孤儿在张钦礼的关爱下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就职于政府机关。碑文最后两句是:“以旌张公之德,彰显千秋大义。”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谁要是扯上和台湾国民党有什么瓜葛,是要整肃的。

张钦礼三次遭难时,周恩来总理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文革中,河南省委曾给中央一份报告,提出保护兰考、林县两个典型。毛主席在此报告上批示:“同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

习近平担任副主席期间,在兰考视察时曾问过张钦礼的情况。时间是2009年4月1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时任新闻干事的刘俊生答:“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习又问,“这位同志还在吗?”刘答:“他去世了。”

(二)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张元谋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圃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师华清一起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1954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座落在黄河边上,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形成了风沙、盐碱、内涝的自然灾害(以下称三害)。1958年以前的兰考,经过治理,三害有很大的变化,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的日子还过得去。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但当时的兰考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具体情况我后面再谈。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7年反右时,兰考九百多名脱产干部,却划了366名右派。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都划成右派。张钦礼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为此,他受到了“撤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孙跃堂呢?虽有“错误”,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县工作,不久又晋升为县委副书记。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他作为党内“异端”的形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终结。

1958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了,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八个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劳改的地方叫老君营,县里只给他16元的工资,每月还要交8元给生产队。开始在大食堂吃饭,1960年春群众普遍浮肿,村口路边经常有饿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张钦礼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从外地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当时外出逃荒被称为“盲流”是要受惩罚的,但这些去外地讨饭的群众不避讳他,告诉他不光兰考有饿死的人,外地也有,他们听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有一段时间,张钦礼也饿得不省人事,妻子来看他,他不认识她,她千方百计把他救过来。

张钦礼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当地截扣后败露坏事,干脆去北京找周总理。他们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张钦礼能见到周总理十分不易,门槛多,好同志也多,细写起来要用很多文字。总之,中南海接待处的一位马局长,先把他的信交给了周总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马局长带他去见周总理。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是用树叶掺一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总理眼里有泪光,张钦礼在一旁也哭了。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关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这中间地、县委给他平反留个尾巴,他不签字,又回到他劳改的老君营,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派人来找到他。

他先在省委大院碰到已经停职反省的吴芝圃,吴问他:“听说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问题?”张答:“我去了,连你也告了。”吴芝圃一时语塞,又问:“你爹可好?”张答:“我爹不好,饿得浮肿。”说着,用手指按了自己的腮帮,按了个坑,说:“我也浮肿。”这样的一问一答显然很不愉快,张钦礼赶紧走了。

刘建勋临危受命,来河南解决饥饿的问题。他来河南前,请示周总理,总理给他两个字“化缘”。刘建勋理解是“要饭”,就是向一些稍微富裕的省、市“要粮、要菜、要一切可能吃的东西”。

张钦礼见到刘建勋,刘对他说,国务院来了电话,问你的情况,让我听听你的意见。张钦礼谈了群众的饥饿和他的平反阻力。刘建勋请他吃了饭,代表省委正式给他平反。他回到兰考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领取了三年补发的1246元工资,把它全部捐给了“县救灾办公室”。这笔钱对张钦礼一家可不是小数目,他的夫人月工资40多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张钦礼对妻子说,群众比我们更穷,有的正在挨饿。

刘建勋了解了像张钦礼这样的干部,平反的阻力这么大。随即以省委的名义下达文件:凡在反对浮夸风中受处罚的同志,他们的问题一风吹。

(三)

焦裕禄1962年冬由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他在这个工厂工作十年。他带着大企业熏陶出的新知识、新思维来到兰考。

不错,他是带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来到兰考。当时兰考的情况怎么样呢?全年粮食的总产量只有六千万斤,是大跃进前的三分之一;以粮为纲,占全年总收入三分之一的芝麻、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有的连种子都没有了;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树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树,大办钢铁时,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一个总人口36万的县,三年来人口减少了12万,不能说这些都是饿死的,一是饿死的,二是农村妇女不生育,还有其他原因。

县委大院有一个办公室,叫“劝阻办公室”,从全城各个出口处劝说堵截外出讨饭的饥民,这叫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出去讨饭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留在家里的群众,坐等救济,又是一大批干部把国家的救济粮分送到群众手里。在没有任何副食的情况下,每人每天六两原粮。

焦裕禄撤下“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换上“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调公社干部卓兴隆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使领导救灾的干部成为除三害的干部,坐等救济的群众,成为生产自救的群众。坐等救济是伸手要恩赐;生产自救,是创造自己的生活。焦裕禄还到火车站,对外流讨饭的群众不劝阻不堵截,而是把他们送上火车,并嘱托他们,讨饭的地点不要太分散,便于大家互相照应。

他树立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生产自救的典型,称他们为“四杆旗”。它们是秦寨、赵垛楼、双杨树、韩村。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技术员魏建章和来自湖南的朱里楚,他们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的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可以防风固沙,适宜在沙区试验推广,所以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吃的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个南方的年轻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焦裕禄立马意识到这项研究的价值,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当时不仅是饥饿的年代,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贬值的年代。一般高级干部,是没有资格享受全部细粮的。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对以后张钦礼领导兰考生产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在豫东、全国几千万亩沙地大面积推广。这是后话,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多年了。

焦裕禄组织的120人的调查研究组,分三路调查摸清了风沙、盐碱、内涝的底细,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规划。他是作长期打算,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

焦裕禄在兰考没有像张钦礼、卓兴隆、潘子春、蔺永沛、樊哲民(他们以后都遭受迫害)等领导干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说工作成绩,恐怕也难以立足。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由中央电台著名的播音员齐越播出,他多次被焦裕禄对贫困、饥饿中的群众人性化的关怀情节所感动而哽咽着播不下去。

(四)

焦裕禄过世几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开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团员的“四清工作团”进驻兰考。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对准的就是当年焦裕禄抓生产的那个班底,张钦礼首当其冲,他被停职清算了半年多。

这中间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来兰考采访焦裕禄,向总社副社长穆青汇报了焦的事迹后,穆青、冯健来到兰考。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四清工作团一位负责人气急败坏地大叫:“早知道先来兰考采访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时就该把他轰走。”焦裕禄病逝在郑州,埋在郑州郊区,遵照他的遗愿:“我活着没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兰考举行了迎接他骨灰的迁坟仪式,几万干部群众自发地到车站迎接,四清工作团领导人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队员,谁都不准去,他自己也没去;在纪念焦裕禄的追悼会上,卓兴隆自编自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两侧: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画宏图。地委一位负责人喝令“拿下”,张钦礼喝令“挂上”。

焦裕禄在兰考和张钦礼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蓝图,在开始实施的时候,就看到一支想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队伍,打头的就是张钦礼。新华社的大通讯里,称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就触犯了长期整他的许多人。这场斗争对张钦礼来说是延续,就像一部书,分上下两卷,都由一根线串起。对张钦礼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罪名”,都挂在这一根线上,都是在中央合理合法的政治运动中罗织的。

焦裕禄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来兰考的思想、思维和一套工作运行机制,对于长期抓阶级斗争、抓老灾区救灾工作的路数是一种颠覆。

(五)

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立即改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副团长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抛出了张钦礼,让人贴出张钦礼的第一张大字报:“张钦礼是1957年的漏网右派”。9月间,大城市破四旧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连,县委借用他们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传单:新华社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理由是没有写阶级斗争。材料由张钦礼提供,他借此出名,是“政治扒手”。把他两手染黑,戴了高帽,打了花脸,游街示众。张钦礼东藏西躲,甚至于躲到临界的山东省。

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介入兰考的文化大革命,当天下午1时到达,立即开始大逮捕。县委书记穿上军装和部队配合,把当年焦裕禄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县树立的一批先进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甚至焦裕禄结交的农民朋友,都一网打尽。兰考一片腥风血雨,城乡路上到处是披枷带锁、五花大绑的干部、群众。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兰考和邻近东明、杞县等三个县的监狱,塞满了兰考的“犯人”。“要犯”都砸上了脚镣。对这些人的批斗场面惨不忍睹。

张钦礼被游斗一百多场,几次打昏,打伤了肋骨。他在监狱半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1967年7月20日,周总理指示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来京开会协商,了解了张钦礼的处境,当即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限日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张钦礼半夜被人从监狱里架出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县界,他要求停车,他说,我死也要死在生我养我的兰考。几个解放军说,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点,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

周总理看到张钦礼,一时说不出话。七年前,他第一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劳改地偷偷来京“为民请命”,衣衫褴褛,面黄浮肿,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他立即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他去吃饭;这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监狱里放出,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把他送进医院。

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支左部队的军官说:“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洛阳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当时都播发、刊用了总理这一指示的新闻。从此以后,周总理支持的叫造反派,他的对立面叫保守派。河南广大干部、群众支持参加这些造反派组织的盛况可想而知。兰考“捍卫焦裕禄司令部”参加的是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三种人”的对象。

张钦礼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来见周总理。总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六)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二、三月间被逮捕的1200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4000多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被破坏的焦裕禄纪念馆,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条例。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仅仅两年的时间,兰考已经封住一部分沙丘,引黄淤灌出五万亩盐碱地。兴建了机械、农修、化肥等一批小型工厂,有力地支援了农业。不知为什么,省委突然派了一批解放军来到兰考,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批斗他一个多月,说他在兰考以生产压革命,那项劳动奖励条例,是典型的物质刺激,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完斗完,把他发配到信阳大别山里。后来张钦礼才知道,他在兰考的所有活动,都被对立面报告给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军长,支左到地方成为省委二把手。张钦礼当时并不认识王某,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张钦礼在信阳挂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在监管人员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周总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

信阳军分区派出十几名解放军在大别山里搜寻到了张钦礼。当张钦礼和杨贵走进总理指定的地点时,许多党政军的领导都在这里,刘建勋也在。这是批斗王某的一个会议。会上,张钦礼才知道王某此时已被定为林彪的死党,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总理质问王:“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俩?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连几个为什么。

张钦礼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一个贫困县的七品芝麻官,竟和林彪的死党挂上钩?他茫然不知所以,脱口请求总理帮他离开河南,总理答应了他,当然没有兑现。事后,他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想离开河南的心情:

“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掺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

(七)

总理想把杨贵、张钦礼留在中央工作,刘建勋说,两个典型总得给河南留一个吧。如果张钦礼当时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因为杨贵在北京安然无恙。刘建勋也是出于好意。

张钦礼回到兰考,在省革委会、省农协都挂有官职,还有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张钦礼对所有新封的官衔都很淡然,他只坐镇兰考。张钦礼说,苍天有眼,让他这一次能安安静静集中六年时间领导群众和三害斗争。

刘建勋有一段话评价他们,“你们这帮人啊,疯啦!不要命啦!从工地被捕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又去了工地;除夕干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刘建勋说的这帮人就是当年饿着肚子跟着焦裕禄苦战三害的干部、群众,之后又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而不改初衷,继续拼命除三害的这一帮人。

张钦礼这帮人在监狱时,都砸上脚镣、带着手铐。放风时固阳公社社长吴思敬还悄声对张钦礼说:“我睡不着觉,琢磨出‘九孔闸工程上、中、下的施工方案’。”张钦礼哽咽着:“我的好兄弟,咱俩在这种地方还能想到一块。”这帮人中的一些干部、群众,只要从监狱中、各种批斗学习班中出来,就直奔九孔闸工地。因为九孔闸工程是引黄淤灌的关键工程之一。

张钦礼这一帮人六年中干出的结果是:引黄淤灌出26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56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60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16个工厂,年产值4000多万元,税利760多万元,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6000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粮,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打出一片新天地,兴奋不已。不知在什么场合,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也只能给他们500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和四杆旗的支部书记给大庆送去1000头生猪、60吨粉丝、120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

(八)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运动,又给某些人迫害张钦礼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这个群众组织提供了机会。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张钦钦的那位领导人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被提升为商丘地区政法书记,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地区管理,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这位领导人一手运作了。负责河南省清查运动的是省委书记戴苏理、主管政法的副书记赵文甫。张钦礼被捕前几天,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并作检查,否则,矛盾的性质就要转化。纪登奎在文革中比较早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建勋和他有不少接触。张钦礼不揭发不检查,说了几句讽刺话,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拥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地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家给张钦礼准备点吃的,去郑州监狱探探虚实。三人来到郑州监狱门口,要求和张钦礼见面,刑警不允许,后要求把吃的转给张钦礼,开始不同意,他们苦苦哀求说:“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垫垫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无奈,三人在狱墙外面转悠,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同一条新闻还有其他两个。张钦礼的罪名是:

1. “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指文革中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2. “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

3. “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人);

4. “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实际是引黄淤灌工程)。

张钦礼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他的人员说:“你的问题由省委决定,法律服从政治,我们这里只是过个手续,你再辩,加判”。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张钦礼一案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杆旗的支部书记,两名死在狱中:一名是秦寨的赵新贞,一名是赵垛楼的李运兴。赵新贞原是国家干部,回村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时,连微薄的工资都搭上了。他当时想到群众身体普遍虚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焦裕禄把这个口号推广到全县,结果,外出要饭的群众听说新来的焦书记能体恤灾民的疾苦,都陆续回来参加生产。赵新贞是焦裕禄最看重的基层干部。他被判刑十年;双杨树的王发祥找不出“罪证”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监督隔离,第十年在隔离中死去;韩村的杨素兰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带领群众割草几十万斤卖给国家,买点小型农具生产自救。文革中,张钦礼遭难,她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狱,清查运动时,她闻讯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

卓兴隆当年在兰考时,被焦裕禄赏识,从公社调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他和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左膀右臂。姚依林来兰考视察时,也发现卓是个人才,建议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刘即调任他为柘城县委第一书记。他任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清查工作时,卓兴隆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后开除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患肝癌英年早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播出后,兰考云集了来自全国的300多名作家记者。新华社著名的记者华山已从新华社调到全国作协搞创作,也来到兰考。他见到周原第一句话就问:“你能用一句话概括焦裕禄吗?”周即回答:“焦裕禄像一道闪电,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还没有说完,华山接过话茬,而且一激动就结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兰考的这片火焰被集体合谋扑灭了。

(九)

张钦礼从郑州监狱转到新安监狱服刑,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带点能解救张钦礼“饿痨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从兰考到新安监狱有700多里,要乘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再步行几里才能到达。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食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也是在新安监狱。一天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尊容”。提审他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不动声色,不理不搭。他后来对刘秀艺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赵钦礼的老伴刘秀芝也是抗日战争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老党员,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她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46元,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先在郑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这天,她带着白面和肉馅,从兰考出发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他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逼她揭发张钦礼,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永远的七个字,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为;理解他把这么一个经常比一般农民还要贫困、比一般干部还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给她承担。

周原曾多次做过努力,保张钦礼监外就医。后来一封给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综的信,起了作用,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释放了他。时间是1990年5月20日。

张钦礼释放后,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去郑州看望他和刘秀芝。我们和他谈了两天两个半夜,从采访焦裕禄到监狱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谈到焦裕禄,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说,焦书记留下的不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说,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由于总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时间,带领当年和焦裕禄一起组织过的除三害队伍,创造了从解放到他被捕时的兰考黄金时代。他说,他不敢预测,如果焦裕禄不过世,他俩继续合作,焦该是何种命运?

(十)

张钦礼的葬礼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经见证了他和群众之间绵绵无尽的感人事迹。但有两件事例,仍令我感动。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省里、地区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张钦礼转手卖了,为什么?当时兰考有2564个生产小队,还有42个小队的群众口粮不足。张钦礼利用卖车的资金,为这些小队打机井,配了八匹马力的柴油机,旱时浇地,不浇地搞副业。解决了群众的温饱。他对刘建勋说:“一个县委书记,坐着小汽车开到吃不饱肚子的群众面前,我脸发烧,群众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捣共产党的脊梁筋。”刘建勋把这事告诉了一同来的姚依林。姚大声说:“我回去给总理汇报,让他对兰考的事放心。”

张钦礼有个女儿,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续办完,快要走时,张钦礼把她的名字划掉,换了一个贫农的儿子。他对女儿说:“这个贫农的儿子如果在部队里能提干,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改变命运。你爹是县长、是书记,你一走向社会,就有一个比他高的平台,你应该让出这个名额。”

张钦礼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做透做绝;人民的司法机器却把他砸进监狱。

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六年前看到了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说:“这是个大题目”;我老伴周原已过世两年,我在他留下的日记中看到“张钦礼代表一个时代”。

现在,兰考有两处墓地,都很出名。一处是焦裕禄的,一处是张钦礼的。历任的中央领导、河南省委领导,还有其他领导,也有群众,都来过焦裕禄的墓地;千千万万普通群众由于仰慕张钦礼的品格,感叹他的人生,也来过他的墓地。共产党要求的干部,应该是领导欣赏,群众赞誉,现实生活中这两者很难统一。焦裕禄、张钦礼两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却统一起来了,成为亲密战友。他俩都为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一个在工地累死,一个在工地被捕。

张钦礼和焦裕禄在兰考恰似“一对孪生”,讲一个不能逾越另一个,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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