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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我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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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与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阅历,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还能以长者的智慧给人以启迪。以下文字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1、大字报

我一回到华师,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批判对象,有些大字报是专门针对我的。不过,我很快发现,批我的大字报并不算多。那时还在批“三家村”,我够不上那么高的“规格”。并且,工作组的“革命”方式相对文明,只是“文攻”,尚未发展到“武斗”。进驻华师的工作组的组长是药检学校的一个团委书记,年纪不是很大,他还与我们一起到东湖游泳,显得有点“敌我不分”。

不久之后,工作组被赶走,造反派起来,“群众专政”开始,那就变得厉害了。华师桂子山校区一号教学楼到二号教学楼之间有数百米长,号称华师的“长安街”,都搭起了贴大字报的篾棚,所贴的大字报,有很多是针对我的。篾棚所用的材料是篾席,本来是晒粮食用的。为了把篾席竖起来,先要把书柜摆好,作为篾席的依靠。有的大字报是写在白纸上,更多的写在旧报纸上,旧报纸有点供不应求。

针对我的第一张有影响力的大字报,是我过去的一位学生贴出来的。他之所以能制造出有影响的大字报来,与他参加了红卫兵串联有关。借调期间,我有一段时间住在社会主义学院招待所,旁边就是玉渊潭。玉渊潭有一个不错的饭馆,叫做紫竹林。玉渊潭水很清,紫竹林很幽雅。有好友来时,我常做东在紫竹林雅聚,把酒论学,海阔天空。有那么一两次,这位学生刚好在那里,我当然邀请他一起进餐。文革期间,他到北京串联时,看到当时与我交游的很多人,如中华书局的李侃、人民大学的戴逸等人,在各自的单位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了,而我却还在华师逍遥,于是,他决定要扔一颗具有爆炸性的“炸弹”。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里,看望我的女儿,带着点心,买了玩具,还把过去借我的钱也还了。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热情,但是第二天,在历史系召开的会议上,他抛出一张大字报,一下向我提了十个问题,我才知道,他昨天的举动,是为了表示与我划清界限,或者说是“先礼后兵”。

这颗“炸弹”很有效果。在那之前,历史系遭批判最多的是张舜徽。在他扔下那颗“炸弹”之后,我被全校关注,张舜徽成了“死老虎”,而我则成了“活老虎”。

在那之后,华师“长安街”上的大字报中,我的专栏就多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有两组。

一组是校部的两位干部写的,其中一位供职于宣传部。他们把我在北京时给历史系党总支写的一些思想汇报和信件,模仿毛泽东批注胡风往来信件的样子,用编者注的方式,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精心细作,上纲上线,说我是桂子山上忠实地贯彻中宣部黑线的骨干,真是太抬举我了。

另外一组是我的亲密助手、弟子刘望龄写的。他们进行“策反”,要刘望龄揭发我,与我划清界限。望龄没有办法,只有揭发我,因为他与另一年轻教师组织的“瓦窑堡战斗队”已经成为学院教工中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他不得不带头“大义灭亲”。他在我身边时间较长,有很多笔记。他就根据这些笔记,写了一组颇为壮观的《章开沅论章开沅》的大字报,做得很仔细,很漂亮,像做学问似的。我知道他很为难,虽然写大字报与我划清界限,但实际上又很同情我,暗中还经常帮助我家里做一些事情。

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张出自某位中年教师的大字报,篇幅虽然不大,但标题却耸人听闻,干脆说我反对毛主席,理应按照现行反革命处理,要求院革委会把我送到武汉市警备司令部。我一看,不禁笑了。真要送我到警备司令部,那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那时我已经被关进了“牛棚”,不过换一个地方罢了。问题是,警备司令部地方有限,不可能因为某个造反派说谁是现行反革命,就把谁关进去。

相对地讲,批判我的还是正经事多一点。有很多大字报就显得五花八门、无事生非了。华师有一位老先生,在日记里写着:“肥皂又贵了。冰棒三分钱一块,还不甜。”这也被革命小将们抓住,说他不满社会主义,不但被贴大字报,还被在胸前挂一串肥皂示众。身边诸如此类的事情再三上演,令我高度警惕起来,找机会把自己的《昼梦录》、《下乡日记》、《上山日记》、郑君里和田汉等“黑帮”写给我的信件、林则徐写给我十二世祖的条幅和对联等等,一股脑都烧了。烧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卧室的地板下是可以藏东西的,但为时已晚,只剩下《张謇传稿》的书稿了。要是我头脑清醒一点,把那些东西都藏到地板下,那该多好!

2、牛棚

被关牛棚是在“群众专政”阶段,也就是学生“造反派”掌权的阶段。“工作组”时期没有牛棚,“军宣队”时期也没有。

华师的造反派,有“二司”,有“三司”。“二司”是“第二司令部”的简称,“三司”是“第三司令部”的简称。“二司”造反的劲头足一些,“三司”稍微保守一点。后来“二司”把“三司”灭了,全校上下,都是“二司”掌权。华师“二司”是一个女司令当头,叫王彩珠,物理系学生,父亲是来自上海的钢铁工人,可说“根正苗红”。她不是特别左,相对还比较稳重,虽有些冲冲撞撞,但还没有为非作歹。

华师历史系造反派将牛棚设在桂子山校区三号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被关的“牛鬼蛇神”不是很多,六七位的样子。有的人有“历史”问题,有的人有“现行”问题,大家被关在一起。我是“现行”问题,地位特别重要。所以学校开全院批判大会的时候,我就被拉上台,与走资派反动权威一起。不批判的时候,就自己在那里写检讨,写交代,或者出去看一看大字报,“接受教育”。

全校性的批判大会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坐喷气式”那次。

那一回,造反派把全校重点批判对象都集中起来了。被批斗的面很宽,台上站有20多人。我站在前排,是比较大的目标。两个人把我押上去,我的双腿要尽量绷直,头要尽量往下低,手臂要尽量往后往上抬,摆出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这就是所谓“坐喷气式”了。我尽量配合,努力做出这个姿势,以免吃眼前亏,但糟糕的是,我的手臂向后抬不高,押我的人难免要帮忙抬一抬。我在感到疼痛的同时,也感到他们的手在颤抖。押我的两个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平常都熟识的。从他们手的颤抖中,我也就得了一点安慰,知道无论如何黑暗,人性尚未灭绝。对于那次批判,我后来唯一记得的,就是两位红卫兵手的颤抖,这仿佛带来微觉温暖的信息。

当然,除了全校性的,还有各个单位的批斗。各个单位批斗的情形,差别很大。有的单位很激烈,有的单位则相对温和。后勤部门工人比较多,批斗的时候比较乱。外语系和政治系也比较野蛮。外语系有一个“北京公社”,很左,很野蛮。有一位老教授叫张恕生,长得非常胖,肚子特别大,被打翻在地,还被人在肚子上踩了几脚。他后来受不了,跑了,失踪了,肯定是死在外面了。政治系也殴打人,让被批斗的人打扫厕所,还故意往厕所里丢石头,溅起污秽。历史系打人的很少,张舜徽被打过,是一个后勤工人动的手,往他头上打了几巴掌,还不算严重。我很幸运,虽也挨批挨斗,但从没有被打过,也没有被粗口辱骂过。

我为“李秀成问题”写了很多交代,后来平反,被党委清理烧掉了。若不烧掉,收集起来也是历史文献。不过写得虽多,但缺乏“新意”。总要我交代,但我实在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意图”没有挖出来,“思想”也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历史问题”更无法创新。

有一回,我在交代中“认错”了。我写道:“戚本禹确实有政治觉悟,我没有他那样的高度。他坚定,我不坚定,所以我不能发现李秀成叛变问题。”没有想到,认错的时间不对。那时戚本禹已经被挖出来了,成了“小爬虫”,我的认错,又成了为“小爬虫”唱赞歌!真是左右为难,啼笑皆非。

虽被关牛棚,但偶尔还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点书看一看,可见对我们的看管也不是那么严。历史系本来是在一号楼,文革发生后,一号楼成了文革的指挥部,历史系搬到三号楼了,资料室离“牛棚”很近。大家一般都会拿文史资料等不容易惹事的东西看一看。有一回,我偶尔翻阅校报合订本,发现我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唯一的一次座谈发言,被详详尽尽地刊登在上面,有整整半版篇幅。这很令我担心了一阵子。如果造反派翻出来,是可以大做文章,说我不满党的统治的。幸好,造反派的工作没有做得那么细那么深,要不然,至少又得出一期批斗我的大字报专栏了,甚至会把我提升为“漏网右派”(陶军就不幸有此遭遇)。

有人可能会说,被关牛棚的时候,可以到“长安街”看大字报,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书看,关牛棚原来并不是完全不自由啊。确实如此,关牛棚和蹲监狱还是不一样,和我在青年军时期关禁闭也不能比。除了挨批挨斗与不能离开校园之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视。比如说,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牛鬼蛇神们没有资格参与。

最荒谬的时候,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先喊几句口号,读几段《毛主席语录》,那架势,和基督教的“谢饭”一样。我们很尴尬,不参加吧,要说我们不忠于毛主席,参加吧,也可能招来一句半冷不热的“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忠于毛主席?”为了不惹事,当人们“谢饭”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稍微站一下,一言不发,待大家“谢”完了,默默地跟着进去吃饭。

伙食不好。不是说别人吃得差,而是我自己吃得差。被打为牛鬼蛇神之后,工资紧跟着也被冻结了,每个月大概只发20块钱,家用只能靠妻子的工资维持。那时已有两个孩子,小的还要喝牛奶,还有保姆,所以有点紧。我不忍心亏了孩子,因此自觉吃得差点,节省一点钱。不过,我食量大,加以劳动量也大,哪怕只有辣椒和白菜,我也能吃很多饭。大字报也好,批斗也好,都没有影响我的食欲。在被关牛棚的日子里,最坏我心情的,是小女儿病危那一次。
3、小女病危

小女儿雪梅生于1967年冬,可以说是生不逢辰。由于我被关进了牛棚,妻子要工作,照顾雪梅的任务,都落在一个中年保姆的身上。保姆来自广东梅县,很泼辣,既能带孩子,又能做家务。做家务的时候,就把孩子背在背上。有一回,北风呼啸,她背着孩子在室外水池洗衣,孩子太小,经不住北风猛吹,得了急性肺炎。只有把孩子送进湖北省中医院,妻子也请假回昙华林家中照顾,但不久便传来了病危通知。

我一听非常着急,迫切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作为“牛鬼蛇神”,我长期都被隔离在“牛棚”,很久没有回家了。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未经允许,不能私自离开。这一次,情况实在紧急,只有硬着头皮去请假。

我去的时候,四个“小将”正在打扑克,无人理我。我怕打扰他们,就站在旁边。过了好一会,还是没有人理我。我心中着急,忍不住和其中一个头头说了一下。

他头也不抬,冷冰冰地说道:“不行!你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写检讨!”

我说:“我的女儿确实是快不行了……”

他还是没有抬一下头,反而抬高了嗓门道:“病死了活该!”

这话真伤了我的心。他是一个学生,而且是我妻子教过的学生,以前给人印象还不错,没有想到在文革之中,变成了那一副模样。

后来还是通过造反派的老师疏通,我才得以赶往家里,其时已近黄昏。妻子守护了多个晚上,身心俱疲,认为孩子已经没得救了,陷于绝望之中,我也以为那是最后一个晚上。我平常不敢戴毛主席像章,但那天晚上,我珍重地戴上了。我想作为一个父亲对心爱小女的告别,应该隆重一点。

到了医院一看,雪梅被安置在病危病房,满屋子都是垂危的病孩。雪梅长得很清秀,虽然生了病,嘴唇发紫,双目紧闭,连水都喂不进,但看着还是挺可怜爱的。我把雪梅抱起来,心想:“这个孩子,生的真不是时候啊!”想着想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旁边垂危的孩子,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死了好几个,更增加我的忧伤。

小病号们的一些家属,第一次看到雪梅的父亲来作陪,好奇地跑过来看一看。看完了,摇着头,用武汉话说:“这伢,长得这么灵性,造孽呀。”大家都认为没得救了。我一听,更加难受。但束手无策,只有将孩子紧紧地抱在怀中。

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病房外一个扫地的中年妇女,很面熟。仔细一想,是医院的吴医生。由于中医院离我们在昙华林校区的住处很近,家人生病都去那里,因此认得。她那时已被“夺权”,没有给病人看病的权力,只能打扫卫生,医院是护士当家。当我盯着她看的时候,她也看了我一眼,似乎想和我说话又不敢说的样子。

我把孩子放在床上,走过去向她打听情况。正好,旁边没有护士。她轻声问我:“我们好像见过面,你家里人谁生病了?”

我说:“我出生不久的女儿得了肺炎,连水都喂不进去。”

她说:“我去看一看。”

说完,前后左右看了一下,确认没有护士,她把洁具一放,蹑手蹑足来到雪梅病床前。没有任何检查器具,就凭着经验,凭着感觉,凭着双手抚摸,观察了一下,听一听呼吸,说:“是肺炎,拖的时间比较久了。不过,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给她喂一点东西。”

我一听,非常高兴,但担忧还是很大:“您看,她的嘴巴闭得紧紧的,连水也喂不进去啊。”

她说:“用勺子肯定不行。我给你一样东西。”

她匆匆忙忙地又跑出去了,趁护士不在,拿来了一个小滴管,后端有一个橡皮头。将前端伸进液体里,将橡皮头捏一下,液体就能吸进滴管里那种,非常简单,可惜我缺乏生活经验,此前完全不知道。

她把滴管交给我,又匆匆交代:“你去弄点带糖分的果汁,先一滴一滴地喂,不要太急了……”因担心被造反派抓个正着,她话未说完,就匆匆离去了。不过,我已经感激万分!

按照吴医生的指点,我立刻买来一瓶果汁,吸了一管,轻轻地伸进雪梅的嘴里,小心地滴上一滴。没有反应,流掉了,我只好给她擦掉。又滴一滴,还是流掉了。如此反复滴了五六次,都流掉了。我有点着急了,心想:“这法子到底行不行啊?”

后来,终于有一次,滴下去之后,她的嘴蠕动一下。我那时眼睛很好,不会是眼花的问题,灯光也还可以,绝对不会看错。我高兴极了,又滴了两三滴,她真吮吸进去了!我按捺激动的心情,继续慢慢地往她嘴里滴果汁。

不久之后,孩子的嘴唇变成红色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孩子睁开眼睛了,好像有点饥饿的样子。医院有奶粉。我用开水冲了点奶粉,她恢复饮食了!我想,这就差不多了。因此,第二天一早,护士就把她从那个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去了。我和同病房的人说一声,请代为照看一下,自己赶紧往家里跑。

到了家门口,我“咚咚咚”地敲门。因为心情激动,敲得有点急。没想到把妻子吓坏了,她以为是孩子不行了。门开了,她一脸悲伤,我则兴高采烈地告诉她:“好转了,好转了!”妻子听了,喜极而泣。

4、苦中有乐绿化组

在“群众专政”之初,横扫“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一度如火如荼。但时间一久,大字报、批斗等活动,即使调子高了再高,也慢慢无法引起大家的兴致。但是,对这些人,还是应该有个安排。最简单的,就是劳动惩罚。于是,我们有一段时间被安排到绿化组,参与桂子山的抗旱工作。

被安排参加抗旱的,都是华师规格最高的“牛鬼蛇神”。以党委书记刘介愚为首,还有副院长、大教授,我在里面算是年轻的了,享受“破格待遇”。

管理我们的,是绿化组的一个具体负责人刘有信。刘有信原来是一个工会干部,1957年我和妻子上庐山的时候,是他管的生活,与我们关系很好。他在反右时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也被贴过大字报,不过问题不那么严重,还能够领导绿化组,绿化组的工人们都还听他的,我们当然也都听他指挥。绿化组的工人对我们也很关照,太累太脏的活,总是他们抢着干,而且总是与我们有说有笑,友情堪说甚浓。

抗旱的时候,年纪大一些的“牛鬼蛇神”负责浇水,挑水则是年轻一些的“牛鬼蛇神”们的活。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喷水车,我们都是从化粪池里面,连肥带水一起挑。挑来了之后,“老牛”们一棵一棵地浇。挑水的时候,熟人碰到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头上有一顶大草帽,破帽可遮颜,垂头侧身过。其实,在内心里,我觉得参加绿化比挨批斗或看大字报或写检讨之类好多了。满园植物都有生命,我们在大热天给他们浇点水,珍爱生命,感觉很有意义。

我们非常努力地工作,挑水浇树,改造自己,但累了的时候,还是可以休息一下。华师的苗圃很大,为了供水,苗圃中间还留了一口池塘。池塘边有高大的柳树,池塘里养着鱼。我们休息的时候,经常就坐在柳树下,面对着池塘。清风徐来,苦难全忘。

当然,在我们享受着清风,望着池塘里的粼粼波纹,忘却一切的时候,绿化组组长会善意地提醒我们:该干活了。他不敢让我们太放松了,毕竟还是有任务的。万一树被旱死了,他无法交代,我们则恐怕要背上“破坏”的罪名。

听到组长的催促,我们马上回到现实,站起来,准备干活去。唯独老书记刘介愚,总是操着重庆口音,不疾不徐地说:“再多坐一会,好不好?”我们听了,就在原地站着,陪他再休息一会。

有一回,当我们坐在树荫下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个调皮的小男孩。他折了一根柳条,挥舞着,做出抽打“牛鬼蛇神”的样子。他不是那种太凶恶的,不是真正的抽打,只是朝你挥舞一下。每将柳条打到一个人身上,就要说一句:“你这个走资派”,“你这个反动权威”,“你这个……”

当他来到我跟前,看我年轻一些,就说:“你这个修正主义苗子。”说完,也拿柳条扫了我一下。

我说:“小将,我不是苗子。”

他说:“你不是苗子,你是什么?”

我说:“要说,我就是根子。”

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小将”闹不明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挥舞着柳条跑了。

如此这般,也可说是苦中有乐。
5、东风农场

1969年被下放到东风农场之后,乐趣就更多一些了。

东风农场离武汉不远,位于大冶,就在梁子湖边,靠近碧石渡,山清水秀。离开了华师本部,就没有什么批斗了,我们和其他革命教职工一起,被扔在农场里,以自我改造为主。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鞭策”。

比如说,我在劳动中经常会忘记一切,与职工打成一片,大家有说有笑,享受劳动的快乐。这时候,就有工宣队的师傅“提醒”我一下:“章开沅,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我在周末有时会和工人一起,走上二三十里地,到铁山镇去逛一逛。待我回到农场,也有工宣队的师傅敲打一下:“章开沅,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我很识趣,不回嘴,最多说一句:“啊,我知道我的身份。”但仔细一想,我究竟是什么身份,自己也糊涂。

陶军是湖北省乃至全国都少有的一位被补划右派的,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很大,这时也被下放到东风农场,并带了夫人,以便相互照顾。休息日里,几个来自中原大学的老战友有时会到他家里,弄点鱼,弄点酒,聚一聚。连这种休闲聚会也被“敲打”过。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把酒临风,广播响了:“你们不老老实实改造,每到周末还弄些不三不四的人,裹在一起吃喝玩乐!”我们听了,付之一笑,继续吃喝。

总体而言,在东风农场时的心情是愉快的。“革命群众”与“专政对象”之间,基本上是“敌我不分”的,大家一起在田间挥洒汗水,一起分享劳动的辛苦与欢乐。东风农场种双季稻,我把种水稻的全过程都经历了一遍,可说是为草埠湖下放补课。虽然“双抢”的时候很辛苦,起早贪黑,有时还要打夜工,产量也不是很高,但毕竟没有遇到天灾,享受到了收获的快乐,感觉很值得。

梁子湖的鱼非常好,大名鼎鼎的“武昌鱼”,就以梁子湖的最正宗。听说此处所产的武昌鱼,比别处所产的多一根肋骨,很有特色。由于鱼多,因此很便宜。最好的是桂鱼,只要四毛钱一斤。一般的鱼,就只有一两毛钱一斤了。因此,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品味一下,哪怕遭到“敲打”,也不去管它。要是有机会回武汉(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大家还要尽可能多买一些鱼,肩挑手提地带回来,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

除了春节,我还获得过一次额外的回武汉的机会。那一回,我被指派与本系的吴量恺、崔曙庭两位回校本部,撰写一篇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接到任务之后,少不了尽可能多带些鱼。回来之后,我把最大的一条青鱼(九斤多重)送给了托养小女儿的那户人家。我心里多少有些期盼,希望他们家在收了我的“大礼”之后,会待孩子好一点。

写批判文章,由吴量恺负总责,但是他对此也并不热心。崔曙庭呢,是一个活神仙,一贯不紧不慢,也不急着要写出什么大批判文章,老是悠然自得,品茶抽烟,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至于我,更加积极不起来,因为所谓“让步政策”,主要是重于古代史,而我的专长在近代。这样一来,写批判文章,就成了我的一次变相休假。我一有机会就溜出去,跑到寄养小女儿的家里,陪孩子玩。有一次有飞机表演,我更是义无返顾地开了小差,带着小女儿看热闹去了。让她骑我肩膀上,她乐极了。看完表演之后,我还带孩子到一家名为“生香”的馆子开荤。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批判文章还是没有写成。后来量恺怎么向上交代的,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大家又都忙于批林批孔去了。

下放期间,令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小老虎班”。

那时的劳动组织是军事化的,按连队编排。政治和历史都是小系,被组成一个连,叫做“政史连”。政史连是第一连。我被分在第一排,并被安排担任一个班的班长。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年轻工人。这个农场本来是个劳教农场,他们多数都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这里接受过劳动教育。劳教农场改为国营农场之后,他们留下来,当了工人。我一个“牛鬼蛇神”被任命来当这么一个班的班长,应属“门当户对”,加上我曾经是全国青联常委,领导上以为我一定会做工作,因为这个班的调皮捣蛋全场闻名,特别是有几个刺儿头很难缠。

接受任务之后,我立即去和他们见面。他们分住在相近几间宿舍里,每间住着五六个人。其中一间宿舍的编号是“111”,人们习惯念成“幺幺幺”,那是他们的活动中心。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围在111寝室喝酒。喝得很豪放,都是用饭碗,一碗一碗地在那里喝。

我简单做了一下自我介绍。其中一个说:“我们已经听说了,来了一个老班长。”

我说:“我们以后就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我在劳动方面赶不上你们,请你们多指教。”

有人说:“不要客气。”

有人倒了一碗酒,端到我的面前。

我想第一印象很重要。因此,虽然我喝酒不行,但还是接过酒碗,学习川江木船上的水手,仰头一口喝完。掌声响起,大家齐说“痛快”,实际上已经接纳了我。在那之后,我们就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休息时一起到铁山镇玩,毫无界限。我从来不和他们谈政治,也不谈道德、伦理,更不去谈彼此过去的事情,只就劳动谈劳动,江湖义气。我种水田没有什么经验,在劳动上,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由于得到了尊重,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很快发挥出来了。他们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大多未曾结婚,身强体壮,无牵无挂,农忙需要出力的时候,他们样样都好胜抢先。因此,我们这个班很快就受到表扬。先是通过广播全农场表扬,称之为“青年班”。后来开会表扬的时候,则称之为“小老虎班”,夸奖他们干起活来像小老虎一样。受到表扬之后,青年们干劲更足了。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在军宣队率领下,华师全体教职员工都到农场拉练,集中进行斗批改。有一位李副指挥长,非常左,惯于无限上纲。他喜欢做大报告,嗓门很大,说话很冲,他一开口,就令人生厌。批斗中,他硬说中文系的一个老教授有特务嫌疑,这位教授受不了,用剃须刀割腕自杀了,据说他还是章太炎的弟子。另外一位老师,国民党时代参加过三青团,还当过分队长,当然是有“历史问题”了,不过早已“交代清楚”,成为革命干部了。在大会上,李某翻旧账,点名臭骂一顿。这位老师自己倒挺住了,但他爱人却被吓疯了。

李某的做法不得人心,年轻人血气方刚,就以老虎班的名义贴了一张大字报,提了若干建议,也夹杂一点牢骚。没想到,李某对此也不能容忍,又开大会,点名批判。其中最伤人的一句就是:“幺幺幺(111),洞洞皆妖!”本来指望着可以得到领导表扬的,结果却被扣了这么一顶大帽子,“青年班”成员心一下子就寒了。

在那之后,他们就松懈了,有些甚至故态复萌。拜李某所赐,有的“小老虎”真的变成“小妖魔”了。

平心而论,军宣队的有些人还是有水平的,也是有良心的,据说侧面观察,最高领导指挥长与分管大冶农场的萧副指挥长,对知识分子都比较理解与尊重,但像李某那样的也大有人在。文革期间军宣队长期驻扎高校,还给高校留下了很多坏风气。最为明显的,就是等级观念。以前学校里几乎没有以职务相称的,一般都是以老师相称,或者叫某某同志。但在部队里,逐级都要要称官衔。他们把这一套带到学校,时日久了,给学校无形造成消极影响。文革以后,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在高校里,也“某校长”、“某处长”乃至“某科长”地叫开了。到了后来,你要不这么叫,有些“长”还会生气。

6、工农兵学员

华师在文革开始以后的五年之中没有招生,到1971年,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有了学生之后,很多老师慢慢可以教一点书了,我也在1972年被提前调回华师,参与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

那时的教学,采取所谓“三结合”模式,就是党组织、工农兵学员、教师三者结合教学。工农兵学员参与教学,听起来很“革命”,其实问题很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清华大学最早招的工农兵学员提出的如下口号有关:“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在那之后,全国跟风,“上管改”之说甚嚣尘上。工农兵大学生不仅仅是上大学,还要管大学、改大学,教师就成为改造对象了。

不知道是课程太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门课不是一个老师教到底,而是几个人合作,分章节,每人教一点。教的时候,也不能讲太多。原因有二。一则工农兵学员的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学员程度很低,稍微讲深一点,他就听不懂。二则工农兵学员因为成分好,盲目自傲的比较多,加上鼓励“上管改”,很多人喜欢挑老师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自然非常小心,唯恐被学生抓住了小辫子,挨批挨斗。虽然恢复了教学,但没有什么教书的乐趣。师生关系说不上很融洽。

华师发生的工农兵大学生挑老师毛病的典型例子出现在中文系。中文系有一位石声淮教授,是钱基博的学生,钱钟书的妹夫。石老师其貌不扬,但学问很好,因此被钱基博看中,将女儿许配给她。钱基博一手牵着女儿,一手牵着石声淮,将两人的手放在一起,宣布他们结为夫妻。这一“执手为婚”的故事,是华师历史上的美谈之一。

文革期间,石声淮给工农兵学员讲《说文解字》,讲到“母”字的时候,说了一句:“中间的两点,是女子乳房的象形。”这原本是一个极普通的传统观点,却被学生抓住不放,硬说他“耍流氓”。那时全国范围正在严厉打击流氓恶霸,石声淮被军宣队领导与这一行动挂起钩来,令他非常沉痛。以前批判他政治反动,他已经习惯了,这一回,进入道德批判,他连人品都被否定了,因此特别伤心,在一次会上,悲痛异常地说:“过去,我只认识到我政治上反动。现在,没想到我在道德上也这么败坏!”

石声淮那时已经60岁了,被学生逼着做出这样的检讨,真叫教书匠们不好受。因此,虽然在不久中央风向改变,周恩来、邓小平等强调基础理论与正常教学,那位点名批评过石老师的副指挥长又出来澄清,操着河南腔,宣布“这个‘母’字,就该这么写”,但石老师的心情大概不会有多少改善。反正我除了觉得这个副指挥长比较窝囊以外,没有因此而觉得教师受到了尊重,此后可以在课堂上畅所欲言。

不久之后,“教育革命”又出新花样,组织一些老师到外地交流,我居然也可以参加。这令我很高兴。一则终于受到了同等待遇,可以参加“革命群众”了,自然心情比较舒畅。二则文革以后,像我这种人是没有串联资格的,现在出去交流,等于是一种补偿,可以见见老朋友,交交新朋友。

这一次交流,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分两拨,一拨往北去了北京和天津,一拨往南去了广州,然后两拨人又一起在广州会合。每到一个地方,都联系几所学校的历史系,找几个人谈一谈。大家见面,谈得很高兴,但有点不着边际,发牢骚的比较多,交流文革中遭遇的比较多,几乎没有正儿八经讨论过该如何推进“教育革命”的。因为局势未明,情况复杂,大家还不清楚下一步究竟应该如何走。

从外地交流回来之后不久,我接到通知,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参与复刊后的《历史研究》的编辑工作。这是我在文革后期的一次重要经历,将在下一章专门介绍。在本章的最后,我想谈一点文革的启示。

7、两个场景,一点启示

每当回首文革岁月,华师校园里的两个场景经常会在我脑海中浮现,并给我启示。

场景之一是一号教学楼摆着的一副战棋。

一号楼被改为华师的文革指挥部之后,历史系搬到三号教学楼,在其中的一间房里摆着一副战棋。很多老师在那里“鏖战”过。小将们“武斗”时,作为革命群众的老师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被关在牛棚里写检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写完了检讨,在历史系资料室找书看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头顶烈日在桂子山上抗旱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被下放到农场接受改造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下棋。

那副战棋的利用率实在太高,后来棋盘被磨损得看不清了。但人们仍然斗志昂扬,干劲十足,只要被磨损,很快就会有人用笔画好,继续鏖战。

他们没有注意到,磨损掉的,不仅仅是棋盘的格线,还有自己的青春。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的老师一个个意气风发,青春年少。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却两手空空,一无所长。磨损掉的棋盘格线尚可补画,磨损掉的青春却无法弥补。于是,很多人要么继续蹉跎岁月,要么唉声叹气,宣称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是被耽误的一代,更有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怀念文革,歌颂文革,以此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唯我独“古”,年轻时并不荒唐。

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么说不公平,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在那样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民族的灾难,那个时代的青年,也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并且,他们被耽误,主要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国家的过错,社会的过错。不过,我想表达的是,在社会处于病态的时候,真正有为的人,也可以不随社会而病,可以逆流而动,有所作为。

在我回首文革岁月的时候,经常会进入我脑际的第二个场景,就与一位老师的自强不息有关。

这一场景,是华师昙华林校区的澡堂。这一位老师,是历史系的张舜徽先生。

张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我被揪出来成为“活老虎”之后,他被称为“死老虎”。在“群众专政”阶段,张先生也被关进牛棚,也接受过大大小小的批斗,甚至还被学校的工人辱打过。不过,由于他当时已经年近六旬,又不是“活老虎”,因此还是受了一点关照。在牛棚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允许他白天蹲牛棚,晚上回家休息。再往后一点,则将他全家赶入由澡堂改造的陋室之中,批斗当然还是少不了,但没有让他参加劳动改造。

澡堂简陋,低矮阴湿,夏天如蒸笼,冬天如冰窖,下雨的时候,还四处漏水。但是,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张先生没有唉声叹气,而是发愤图强,抓紧时间撰写学术著作。雨季的时候,屋顶漏水,就找个盆子接一下,水从室外灌进来,就穿上雨鞋,继续写作。武汉夏天溽热,他就在胳膊下垫一条湿毛巾,汗水流入眼睛,他就用毛巾擦一下,继续写。如果遇上批斗会,他就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继续写。而且,他仍然保持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的习惯。

如此数年下来,张先生撰写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说文解字约注》,有二百多万字。仅仅誊写这部著作,他就写秃了50多支毛笔。

桂子山上文革指挥部里围着战棋鏖战与观战的众多青年教师,与昙华林澡堂里晨昏伏案撰著的张舜徽先生,这两个场景,定格在我的文革记忆链条中,并给我启示。当我年老之后,总喜欢告诫青年: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这两句话,就是我从这两个场景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虽有点我中学时代的“老马老师”的味道,絮絮叨叨,但我确实是想以此与青年共勉。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作者:口述:章开沅 整理: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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