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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说说陈伯达和康生与“四个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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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说说陈伯达和康生与“四个伟大”


问题的提出

闲来翻书,顺手拿到阎长贵和王广宇先生合著的《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2版,2013年第3次印刷)。这是阎先生赠送给我的。

王先生我不熟悉,阎先生倒是有过几次深谈。阎先生后来专门治史,并成为“文革史”研究专家。他特别强调一点,要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我特别钦佩这一点。记得在一起去上海的火车上,我也开玩笑地说,我给自己学习研究历史定下的一个“座右铭”:“只讲事实,不讲道理”。阎先生微笑称许。

阎、王两位先生,当年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阎先生还担任过江青的秘书,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了解甚详,书的价值非常高,特别体现了阎先生“求信”的风格。

不过,对书中有的关于史实的考证,我也有疑问。比如,《“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一文(P55-58)。

经历过“文革”,或者如我这样在“文革”开始蹒跚学步年龄的人来说,“四个伟大”到现在也可以脱口而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这是当年对毛泽东地位的定位。当然,后面还有“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颂词。

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固执地印象是,这是林彪提出来的。当年各种挂在家里的“毛爷爷”的图像,几乎下面都有林彪的题字。我最早会写的字就是这些字。林彪的题字中“四个伟大”用的是繁体字。父亲教我写这些字的时候,用简体字一笔一划地写出来,让我照着写。

现在,阎先生考证认为:“四个伟大”“并不是林彪首先和直接提出来”,“发明权当属于林彪与陈伯达和康生‘共有’”,自然格外引起我的关注。

阎先生所列证据为:

第一,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林彪在讲话中提出一个“伟大”:伟大统帅。这是陈伯达和林彪“共有”的证据。

第二,文中引用穆欣的回忆,说康生引经据典,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这是康生也“共有”的证据。

第三,8月22日,《人民日报》在“报眼”位置上刊登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比林彪8月31日在毛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说得要早,和林彪没大关系。

我的疑问有两条:

第一条,阎先生只是考证了从8月18日至8月31日的“共有”。既然要溯源,单纯地截取这一时间段,显然不够,还要把此前的时间段框进来,得出来的结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求信”。

第二条,说林彪8月31日讲话后,“‘四个伟大’也就铺天盖地地流传和流行开来,谁不这样说,就是‘大不敬’,就‘罪该万死’!”,也不尽然。话说的有些满了。

从一般考据意义上来说的,如果证据有疑问,结论基本上也站不住。所以,我认为,用所谓的发明权“共有”的角度,来否定“四个伟大”与林彪的关系,多半说不清楚。

何为“共有”,说不清楚

如果把溯源的时间段放在8月18日前就会发现,“四个伟大”的“共有”者不限于这三个人,以此来框定是谁的发明权,意义不大。

“四个伟大”中的“伟大的领袖”,在“文革”前就有,我们不必去翻阅资料库,仅举一例来说明就可以。1965年1月1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 使创造四好连队运动落实再落实》中,就用了“伟大领袖”这样的称呼,到1966年8月18日陈伯达讲话之前,有很多,不必列举。这个发明权恐怕不能归到陈伯达身上。

再说“伟大导师”。在“文革”初期,把导师这个词用在毛泽东身上,从我能看到的资料,是陶铸。1966年7月1日,陶铸在北京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说:“毛主席是世界革命导师,毛泽东思想就特别伟大”

1966年7月27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称呼毛泽东为“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

1966年8月4日,康生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中,直接称呼毛为“我们英明伟大的导师毛主席”。

这个发明权也不能给陈伯达。

而“伟大舵手”,在1966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提出来了。文章说:“我们伟大舵手就是毛泽东同志”。

同一天,《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说:“由于我们有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我们能够冲破惊涛骇浪,克服种种困难……”

也是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首都青年师生的讲话中说:“同志们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从这个公报中可以看出伟大舵手毛泽东思想的作用。”

再往前捋,用“舵手”这个词来说毛,还是源于周恩来的肯定。1964年6月,周恩来在哈尔滨听了歌曲《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歌曲后,给予充分肯定。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65年第3期,推荐了13手歌曲,这首歌被改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并广为传唱。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个著名的讲话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如此说来,“伟大的舵手”的“共有”发明权比较乱,但陈伯达也没份。

1966年8月1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中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经作了决定,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并带头喊“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这个讲话,比《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文章晚一天,比8月18日讲话早两天。

以上材料,是我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和《十年文革中央首长讲话传信录》中粗粗搜索、翻阅摘录的。

这个过程很繁琐,但可以证明一点:陈伯达讲两个伟大也罢,三个伟大也罢,按照阎先生的“发明权”的说法,没有一个发明权是他的。进而我想说的是,“四个伟大”的所谓发明权,不是谁和谁“共有”的问题,硬要去探讨,而且以此为证据撇开林彪的干系,意义不大,也撇不开。

陈伯达凝练“四个伟大”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四个伟大”单个说法的“发明权”,陈伯达一个也没有,但最大的可能是,陈伯达把这些说法凝炼成“四个伟大”的固定词组。

陈伯达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长,5月底,又是进驻《人民日报》夺权的工作组组长。他一手负责改组了《人民日报》,直到8月30日肺炎住院。他应该一直是负责《人民日报》的版面报道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陈伯达在讲话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林彪在讲话中加了一个“伟大的统帅”:“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的统帅的指挥下。”

据负责这次大会保卫工作的吴法宪回忆,在大会开始前,吴法宪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P605)。这就是说,陈伯达的“三个伟大”与林彪的“一个伟大”,是毛泽东当时审阅同意的。

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中,采用了陈伯达两个“伟大”,加上了林彪的一个“伟大”,形成了这样的表述:“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漏掉了陈的“伟大的导师”。

为何如此?不必过度解读。记者报道,不是社论,为突出毛泽东身穿军装的形象,当然要强调“统帅”和“舵手”,不强调“导师”也正常。

8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开头强调了“四个伟大”:“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8月22日《人民日报》“报眼”上的强调,这应是陈伯达的凝练和推广。理由前边说了,他在主管《人民日报》。

阎先生引用穆欣的回忆,说把“伟大导师”排在前边,是康生的主意。但我认为,至少在9月13日前,还是陈伯达的“自选动作”。陈是秀才,当过毛的秘书,他能够体会到“伟大的导师”一词的分量。

“四个伟大”的排序,由康生固化

阎先生说,林彪8月31日讲话后,“‘四个伟大’也就铺天盖地地流传和流行开来,谁不这样说,就是‘大不敬’,就‘罪该万死’!”

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林彪8月31日讲话后一段时间内,中央和地方的负责领导讲到“四个伟大”时,并没有按林彪讲的排序整齐划一,有点乱。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陈伯达肺炎住院,没有参加,江青主持接见仪式,林彪、周恩来讲话。即使在这一天,对“四个伟大”的排序,也并不统一。

林彪开口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

周恩来在讲话中,用的是这样的表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文章中,也并没有采用林彪的排序,而是称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突出强调的是“伟大统帅”。

9月5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的排序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

1966年9月9日,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的解学恭,在内蒙赴京革命师生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排序与上同。

1966年9月10日,周恩来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最后,高呼的口号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9月13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也高呼了同样的口号。

1966年9月24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张平化,在湖南省委礼堂接见革命群众的讲话最后,高呼了和周恩来一样的口号。

再比对在此前后的材料,我发现,在1996年9月13日以后,“四个伟大”的排序基本固定下来,用的是林彪8月31日讲话中的排序: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张平化的排序算是个特例)。

这个情况是怎么出现的?这就联系到阎先生在文中讲到的关于穆欣的回忆。穆欣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把“伟大的导师”排在前面,是康生的“功劳”:“康生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阎先生据此说:“这大概是8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四个伟大’的次序那样排列的原因。”

阎先生引用穆欣的话,没有注明出处,我无法查阅,就不能断定康生排序的时间。不过,从我上面比对的材料看,康生这样做,应该是距1966年9月13日不久。

康生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要职,他既然定下了“四个伟大”的排序,也就是代表中央的意见了。这应该是9月13日以后中央和地方负责人讲话都按照这个排序的原因。

“四个伟大”,前有陈伯达凝练,后有康生固化,1967年5月1日,林彪再为《人民日报》题词,也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林彪为“四个伟大”题词的内情,是另一篇篇考证文章的内容了。且听下回分解。

(题图照片来自网络)

八十年代
由原炎黄春秋总编辑、当代史学者徐庆全创办,与您分享对于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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