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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风暴历程》(连载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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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莫文骅事件


    1964年7月,解放军政治学院根据军委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9月18日,贺龙、徐向前、罗瑞卿等军委领导到学院接见学员,在接见前,他们和院长莫文骅中将谈了话,对政治学院和莫文骅本人提出了批评,实际上为整风运动定了调子,在学院内引起极大震动。

1965年2月9日,派驻政治学院的总部工作组,向军委呈送了《关于莫文骅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提出撤销莫文骅职务的建议。3月13日,军委批准撤销莫文骅的院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5月7日,军委指定总部工作组成员、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为政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孔石泉[1]为第二书记。5月26日,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任命蔡顺礼为政治学院院长,孔石泉为政治委员,宋维栻[2]为副院长,免去邓逸凡的副院长职务。[3]

宋维栻晚年回忆道:

1965年4月,政治学院教育长李丙令到首都机场直接把我接到学院。刚到职的蔡顺礼当院长,孔石泉当政委,我当副院长,就三个院领导。政治学院最早是罗荣桓任院长,萧华任副院长。后来院长是莫文骅,领导班子按大区配置。1964年院校整风,莫文骅有错误被免了,副院长邓逸凡也被免了。莫文骅的主要错误我不太清楚,一般说是“右倾”,说他不尊重领导。他写回忆录,说邓小平在最紧张的时候脱离部队,就是逃跑的意思。蔡顺礼是总政保卫部长,参加整顿院校,是政治学院的工作组组长,孙毅是副组长。为什么派我到政治学院,搞不清,我根本不知道院校整风的情况。[4]

莫文骅的免职,与院校整风有关,更与“对总书记邓小平造谣诽谤”有关。

  

                罗荣桓(左)与莫文骅(右)

   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材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莫文骅挨整的过程。其中一份材料称:

    一九四五年,中央七大召开之前,为了总结经验,中央委托朱德,陈毅召集原七军干部举行座谈会。会上,同志们提出邓逃跑的问题,由莫文骅同志整理成“红军七军简史”送交中央参考,莫文骅同志忠实地记载了历史和同志们的意见,写下这么一段:“而邓斌(邓小平)、邓岗、陈豪人(陈后来脱党)等领导人未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

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在20年后,居然成了邓小平伙同罗瑞卿、贺龙等反党份子迫害莫文骅同志,整垮他所领导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理由![5]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狼狈为奸,篡改历史,公然对抗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的指示,利用这一事件疯狂地进行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是全国第一个用毛主席著作为教材的学院,64年前这样的学院只有一个。毛主席曾经在63年12月16日亲自指示:地方干部“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林付主席说:政治学院成立以来是有成绩的,学毛著学的最早,这是对的,这是由于罗元帅(罗荣桓同志)领导和上级指示的,莫文骅照办了,是好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解放军政治学院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好学校。正因为这样,邓小平,罗瑞卿,贺龙这些反党份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对他恨之入骨。在64年9月竟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指使工作组,以莫文骅同志在20年前的那段记录“诽谤总书记”为理由,把莫文骅同志定为反党性质,妄图整垮最早开始毛著上课堂,认真传播毛泽东思想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把矛头指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副统帅,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疯狂以极,我们决不答应!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付主席就打倒谁!

65年2月19日通知莫文骅同志去参加军委办公厅会议,蔡顺礼讲:莫文骅对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缺乏阶级感情,对刘主席,彭真,贺龙,特别对总书记邓小平造谣诽谤。罗瑞卿立刻插话说:“就是这个问题,人家是中央调走的,你说是开小差,造谣诽谤!如果邓是别人那好办,不是总书记也好说。其他思想作风问题也好说,而你是诽谤总书记,造谣!我们不能那么没有原则,你是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不能思想不通,撤了你的职!”

事后莫文骅同志找蔡顺礼谈。莫文骅同志说:“从我整个历史来看,没有犯过大错误,我一直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说我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不是事实。”蔡说:“你有你的理介,元帅,总长,我们有我们的理介。”

由此可见,把莫文骅同志打成“反党”,就是由于他忠于历史事实,不替贪生怕死的胆小鬼邓小平文过饰非,就是因为他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他们对这样的好同志千方百计地陷害,贺龙、罗瑞卿亲自到政治学院开展对莫文骅同志的斗争,撤了他院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邓小平一伙反党份子结党营私,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妄图篡党,篡国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

千钧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宏伟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的怒涛,决定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崩溃,决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人提出,接着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平反,11月24日总政下发平反通知,党中央给被邓小平、罗瑞卿、贺龙等反党份子陷害的莫文骅同志平反了!他激动地说:“中央给我平反,是党的伟大,毛主席的伟大。首先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毛主席亲密战友林副主席。”[6]

以上材料注明:“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等揭发,北航红旗编辑。”

还有一份材料,在莫文骅的问题上指责了罗瑞卿及贺龙:

罗贼对政治学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听从他们的摆布并与他们的阴谋活动坚决斗争,万般仇视,一心想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他们要篡军反党,没有培养其反革命骨干力量的基地是不可能的。1964年6月底学院××队学员毕业,为了抬高自己,打击莫文骅同志,罗跑来与同学照相,当着学员的面,故意训斥莫文骅说:“你们就那么好,没有错误?要工作组来检查!”这就暴露了他们处心积虑想砍掉这面红旗的黑心。

事情没过几天,7月2日,罗瑞卿、梁必业就派其老部下,得力打手蔡顺礼带着工作组杀气腾腾地进入了政治学院,这个工作组集中了几个检查组的力量,来势汹汹,拉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迫害和夺权斗争的序幕。

工作组一进院就大量搜罗政治学院的“阴暗面”,审阅各种资料,工作组的后台贺龙、罗瑞卿迫不及待地在9月18日亲自跑到政治学院点邪火,工作组紧跟贺、罗。9月22日作了全院“整风”动员,事隔一日,连莫文骅同志检讨都未让作,贺龙就指示工作组:“莫文骅检讨不好就要考虑谁挂帅的问题”准备马上就把莫文骅同志一脚踢开,9月26日工作组常务付组长蔡顺礼便毫不隐晦地宣称:“我们这次整风是根据贺帅、徐帅、罗总长的指示,后来张副总长(张宗逊)、徐付主任(徐立清)亲自布置,现在看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盘算着,原来直接负责抓政治学院的罗荣桓同志已经逝世了,这一次贺、徐、罗一压,莫文骅倒台无疑了。

在“整风”期间贺、罗给工作组下了20次黑指示,他们下令把“整风”简报发给邓小平、彭真、林枫、吴冷西等根本与政治学无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要审莫文骅同志历史的讲稿;要调查莫文骅同志的“宗派”活动;要查莫文骅同志写的“红七军简史”等等,为了把莫文骅整下去,他们组织了专门人员翻阅,竞审查了几百万字的材料。

林付主席对政治学院整风非常关心,多次给予重要指示,但都被贺、罗工作组封锁、扣押或拒不执行。林付主席明确指出:“政治学院成立以来,工作是有成绩的,读毛著最早的。罗帅指示,莫文骅同志这样办了是好的”,可是贺、罗工作组却大肆收集“阴暗面”材料,并派人把它送到当时正在长沙召开的政干校现场会议上广为散发,把政治学院说得一无是处,打成全军院校四个坏典型之一。他们企图在长沙会议上一举搞臭政治学院,然后再打掉莫文骅便易如反掌了。可是他们的阴谋被林付主席察觉指出:“四个坏典型不要点政治学院的名。”还指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莫文骅不是反毛泽东思想,……要用他,当然要看一看他的问题。”但是贺、罗之流根本不把林付主席的指示放在眼里,真是猖狂至极。罗公开说:“莫有反党性质的错误”,又说“新老账一齐算……现在停职反省”公开与林付主席的指示对抗。贺龙则是更加露骨,他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把他(莫文骅)五张王牌剥掉”。(贺所指的五张王牌是①政治学院“通读”毛著全国全军最早,②长期在罗帅领导下,方针明确,方向对头,③在全军院校中教改最早,④毛主席1963年亲自批示地方干部到莫文骅管的学院学习,⑤没有请苏修专家、反党分子杨献珍、邓子恢等人作报告)。罗贺之流他们千方百计要搞臭政治学院,赶走莫文骅矛头究竟对准谁不是很清楚了吗?!贺龙、罗瑞卿反对毛主席、林付主席罪该万死!

贺、罗工作组通过一系列幕前幕后的活动,把莫文骅的材料整出来了。请看其中的“反党”主要罪状:①反刘少奇:莫文骅不完全同意刘少奇所谓“干革命就如同开飞机到莫斯科,总是时左时右才能到达”的谬论,认为人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了,在政治上就不会犯大错误,②反邓小平:莫文骅1945年根据红七军整风时同志们发言整理出一本《红七军简史》,上面实事求是地写上了“邓斌(邓小平)、邓岗、陈豪人(陈后来脱党)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邓小平脱队当逃兵,周总理也说过是错误的。③反彭真:1964年莫文骅说:“彭真在东北时期搞得乱七八糟,可以说是路线错误,不是林总出来纠正,东北站不住脚。”④反贺龙:1962年莫文骅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尚荣等写的一本回忆录吹捧贺龙不满,说:“这三位老兄怎么能这样写:那时他(贺)知道个啥?关于错误路线问题,除了毛主席明白以外,别人怎么能知道!”这几个罪状就是“损害中央领导同志威信”的反党罪状。这些罪状首先在工作组内部就没有通过,1964年11月24日工作组讨论莫文骅同志错误性质,到会有组员24人,有6人认为反党性质,3人态度不明确,15人认为莫不是反党性质。可是罗贺之流硬是狗胆包天,背着林付主席,不顾广大工作组员和广大群众的反对,在1965年2月19日罗主持召开的讨论莫的性质的军委办公室会议上,工作组付组长蔡顺礼根据罗贺的旨意说:“莫文骅同志对中央许多同志缺乏阶级感情,对刘主席、贺龙、彭真,特别是对总书记邓小平造谣诽谤”。然后罗便专断下了结论,定莫为反党性质,并宣布撤消政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罗贺之流就这样在他们黑司令刘邓的支持下,凭借他们窃踞的中央要职和掌握的大权,背着毛主席,林付主席,采用欺上压下等卑劣手段把莫文骅同志打下去了。而那位罗瑞卿的得力打手和帮凶蔡顺礼却爬上了院长兼党委书记的宝座。还需要进一步地指出,这个蔡顺礼与罗瑞卿并不是初次,他们是老搭挡。蔡是罗二十年前的老部下,抗日战争期间,罗任晋察冀军区付政委,蔡任军区保卫部长;罗在十九兵团当政委,提拔蔡任六十九军副政委,49年罗任公安部长,又指名蔡任武装保卫局局长,党组成员,当罗与付部长外出时,蔡就主持公安部日常事务。后蔡任总政保卫部长,罗任总参谋长。保卫部许多重大问题,蔡还去找罗。并且在这些工作中蔡一直是紧跟罗,执行罗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罗把蔡安插在政治学院,大权不就是旁落在罗贼手中了吗?[7]

以上两份材料,描述了莫文骅事件的大致轮廓,并清楚表明,莫文骅撤职事件的直接操刀者是贺龙、罗瑞卿。至于邓小平在其中是否有什么指示,材料没有披露。

1965年6月17日,总政治部以绝密文件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了“莫文骅同志所犯错误的问题”。

莫文骅有关红七军的历史回忆,其实有“内部版”和“公开版”之区别。延安时期整理内部存档的《红七军简史》,外间难以寻觅。而1960年代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有“诽谤”嫌疑的一句话是:“军长张云逸同志在前线观察地形(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在红七军诞生后不久,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指挥队伍作战。”[8]

因为这么一句表面看来并无大的不妥的表述,总政治部文化部于1966年4月8日专门发文通知,要求在军内停止借阅《回忆红七军》一书。



             莫文骅惹祸的《回忆红七军》

如此看来,红七军时期这一经历,确实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

1967年1月9日,周恩来接见政治学院部分群众组织代表,谈及邓小平与莫文骅的问题:

代表:③整风时群众给莫文骅提了不少问题,可只是抓住反邓小平的问题,也不实事求是定性。据说是蔡顺礼写报告给张宗逊,张宗逊给贺总,贺总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推给罗瑞卿处理。我们怀疑。④定莫文骅反党性质错误时,是由军委办公厅会议由罗定的,军委未讨论,中央怎么看法,我们不知道。

总理:中央根据罗的报告,当时就有些矛盾,当时邓离队伍说是请了假的,到上海,莫当时在连队。现在看在困难时应该跟着,跟着部队到比较安定的地方以后,去中央是可以的。有个小册子,莫文骅关于七军决议草案,中央未批准,他自己写的文章,在手续上有缺欠,在七大前后对这个问题没有作结论,人不齐未搞。这次张云逸同志给中央写信,证明邓小平那时离开队伍是不应该的。

代表:听说是中央让邓小平到上海去的。

总理:有介绍信,临时中央叫他到江西苏区去,我碰到过一次,是在一个同志家里。他本来是中央秘书长,后来派到七军。以后邓小平在江西被左倾机会主义打成右倾,大家觉得他正确。我知道这件事,这次莫文骅的文件发现后,我看了一遍,分开之前前委讨论了,决定到江西,但当时环境艰苦,军事行动,两军未汇合,他写了封信,没有回去。从军事上看,政委离开是不对的,这是个错误。他自己也承认是事实。红七军决议是一部分同志搞的,中央未通过。事情就是这样。把莫文骅说成是反党严重了。当时,我们只提了个人意见没定反党,是罗瑞卿定的,你们说得对,不是军委,是办公会议,是罗。[9]

1968年6-7月间,邓小平在向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中,专门检讨了他所谓的 “严重的政治错误”: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个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0]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为此检讨:“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11]

文革结束后,莫文骅一改文革中他对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的揭发,将1964年被整的责任推到了林彪头上。他在回忆录中声称:

1964年7月,军队院校开展整风,政治学院又成为运动的重点。工作组进院搞了一个多月,抓住了我抵制林彪实用主义学习方法的“罪行”,说我对新军委的方针和林彪的指示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等等。9月16日,工作组向林彪汇报,林彪对工作组恶狠狠地说“政治学院很不政治,莫文骅不知天高地厚,要和他摊牌!”于是,工作组便发动学院开始了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后来,他们挖空心思,找到了我在延安时期写的一本《红军第七军简史》,说这本小册子中有诽谤原红7军某领导人的话,给我又加了一条“罪状”。[12]

然而,随后莫文骅又说:

1966年7月,组织上分配我到福州军区担任副政治委员。虽是降级使用,但让人从中也看出些变化,先前决定说得那么重,怎么又让去紧张的前线军区任职呢?

8月初我去福州军区报到,8月下旬便赶回北京,准备搬家到福州。当我整理好行李准备启程时,我打电话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辞行。叶帅说:“暂不要走,等一等再说”。

过了几天,叶剑英同志又来电话告诉我:“你的问题可以平反了,你也可以不走了”。

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也来电话说我的问题将很快得到平反,平反后的工作将有所变动。不久,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总政作出决定:撤销原来对我的处分决定,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13]

叶剑英告之莫文骅可以平反了的1966年8月底,林彪已被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如果是林彪要整莫,为什么在林彪地位正冉冉上升之际,他倒可以平反了呢?其实,他可以平反的真正原因,是不悦于他的邓小平当时已经失势!莫文骅文革后的“回忆”颠倒黑白到如此地步,夫复何言!


注 释:

[1] 孔石泉,原政治学院副院长。政治学院整风后,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孔被任命为政治学院首任政委。

[2] 宋维栻,此前为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

[3]  参见国防大学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第二卷,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页194。

[4] 宋维栻口述历史记录,未刊稿。

[5] 据莫文骅称,《红军第七军简史》写后作为秘密文件存档。1964年,高等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这本小册子,拿来作为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印发给学员参考,并送政治学院10份,院校整风工作组看到这本小册子后,“拿来大作文章”。见《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页676-677。

[6] 《打倒邓小平》(一),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1967年5月,页46-47。

[7] 《斩断罗瑞卿的魔爪——打倒篡军反党分子罗瑞卿》(四),首都红代会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公社革命大批判联络站斗罗兵团编印,1967年9月,页27-29。

[8]  莫文骅:《回忆红七军》,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年12月版,页20。

[9] 周总理接见政治学院部分革命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9日。载佚名编:《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99-100。

[10]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10日,附件二: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1968年6月20日-7月5日。

[11]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10日,附件一:邓小平同志的信,1972年8月3日。

[12] 《莫文骅回忆录》,页675。

[13] 《莫文骅回忆录》,页678。1966年11月24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废除总政《关于公布莫文骅同志所犯错误问题》的通知。1967年4月,军委重新任命莫文骅为政治学院院长,原院长蔡顺礼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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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4-16

       第八节 罗瑞卿事件之一——上海锦江饭店会议


1959年9月,在周恩来、林彪力荐之下[1],罗瑞卿从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任上重返军队,填补黄克诚被打倒后的空缺,担任军委常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批准了罗瑞卿的新职,这也是他对罗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积极表现的奖赏。

罗瑞卿作风强悍,能力过人。惟性格上有较明显的缺陷,其一是不注意工作方法,惯于揽权;其二是不注意团结同志,易得罪人。在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任上,罗的性格缺陷不易暴露,因其上头除毛之外,基本没有婆婆。回到军队,则婆婆多矣!除毛之外,实际上,还有林彪,名义上,还有两位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同为军委常委,众元帅的军衔、资历也比他高出一大截。以罗的性格,很难不得罪人,实际上也得罪了不少人。


               罗瑞卿大将

产生罗瑞卿问题的原因,罗的性格缺陷固然是重要的主观因素,客观上,军内权力配置的失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罗重返军队后,身兼十数个职务,除上述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总参谋长外,在国务院层面,他仍然是国务院副总理,挂名为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12月,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编制属军队序列),1964年6月,又兼国防工业党委第一书记;在军委层面,他是极有实权、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人;在中共中央层面,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0月,又任中央专门委员会[2]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总参,他还任总参党委书记;1965年1月,又挂名为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这么多显赫的头衔,很难说是罗自己去争取的,但据说罗对赋予他的职衔,从不推却,这恐怕至少是缺乏自知之明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外人看起来,就是乐于揽权揽事。最明显的是,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初衷,就是“负责协调和组织国防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日常工作”,以一位大将去“负责协调”两位元帅,以一位军委常委去平衡两位军委副主席的关系,也亏罗接受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愿意去干这么得罪人的差事。

性格往往决定命运。罗的性格,以毛泽东的说法,“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 据说,毛还说过罗“浑身是刺”。告诫过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罗的性格缺陷随着权力的增长更为显露,更为惹人侧目,“揽权”被放大为“有野心”,成为政治品质问题。

邓小平后来称,“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周恩来也称,“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3]

林彪最早对罗瑞卿的不满,目前可从官方材料中得以证实的,是林1964年12月的一次讲话。

1964年12月29日晚11时,林彪在广州接见了刘志坚和唐平铸。据1966年1月军委重新印发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称,此前,林彪看了刘志坚和叶群[4]在127师379团红一连蹲点写的几份报告,并听取了叶群的汇报。林彪当晚称:

一九六四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流,不加纠正,那就不得了。[5]

林彪的指示,实际上是对罗瑞卿不点名的批评。

1965年1月4日,军委以[65]1号文件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至军以上党委。1月13日,林彪将其指示报送毛泽东,同日军委办公厅发出《转发<</span>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重新印发的通知》,收回军委[65]1号文件。1月15日,军委以[65]4号文件转发毛泽东当日对《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批示及林彪1月13日给毛的信。毛的批示为:“林彪同志: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6]1月18日,刘少奇对林彪指示作出批示称:“此件前次已经看过。完全赞成。退军委总参。”[7]以上均可视为毛泽东及刘少奇对林彪的支持。2月9日,军委以内部文件形式(注明:发至连,向战士认真传达,组织讨论),重新印发经修改后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8]

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2月14日、15日,刘亚楼[9]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在上海)向叶群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还对叶群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刘亚楼提出后,叶群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10]

刘亚楼向叶群讲的“四条”一事真伪,历来史学界争议颇大。其实,“四条”既然出自中央工作小组的正式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真伪问题当时就应有所判断。如属子虚乌有,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为首的中央工作小组难辞其咎!

当时是否有一定的政治气候产生“四条”?回答是肯定的。毛泽东在党内高层已公开表露出对刘少奇的不满及对林彪的倚重,以及对林彪不寻常的公开宣传,政治嗅觉灵敏的罗瑞卿应心知肚明,[11]寄望于林彪“要出政治舞台”而少管军队的工作,军队“一切交给罗去管”,实质以摆脱林对罗的批评,罗存有这样的心态,并不令人奇怪。

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2月19日,刘亚楼到林彪处(在上海),向林彪讲了2月14日、15日向叶群讲的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说要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并向刘亚楼指出了1961年以来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2月23日,罗瑞卿上午去见在上海的林彪,向林彪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的领导,更拥护林彪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因罗对刘亚楼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12]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4月22日,林彪与毛泽东谈及了杨成武的提升和扩权,以削弱罗瑞卿权力的问题。4月23日,林彪写信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报军委、中央称,“4月22日,我见到了毛主席,谈到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该信的第一个问题涉及为了备战而学游泳和修工事事。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萧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军委副秘书长之一,同时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瑞卿同志有时不在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还可以加强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的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13]6月10日,以林彪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6月7日命令形式,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参谋长,6月14日,中共中央批复中央军委,同意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

5月19日,林彪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与会人员。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发言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和其他中央常委的严厉批评。罗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泽东请示报告过,毛完全同意林的意见。[14]

5月25日,林彪看到军委作战会议简报第63期后立即指示:“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林彪的秘书立即将此指示用电话通知罗瑞卿的秘书。[15]

1965年4-5月间,应是林、罗关系最紧张的阶段。除军委作战会议问题上林对罗的批评外,《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又称,“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明确指示,今后军队六级(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罗瑞卿同志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打击。”[16]叶群在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发言时说过,“今年5月罗和林几乎闹翻了,文件都发了又收回来,因罗检讨了,我劝林彪压了下来,未搞翻。”

10月25日,雷英夫[17]给林彪送去一封信及一份题为《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的材料。信中写道: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6年的观察得出的。6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年5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18]

如果没有人在背后点拨,雷英夫是绝对不敢写这封信的!

11月15日,被视为罗瑞卿亲信的萧向荣,被宣布犯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的严重错误”,责令停职检查,并受到内部批判。18日,被免去一切职务。[19]

11月26日,据新华社电讯:毛泽东今天下午接见了柬埔寨王国朗诺中将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接见时在座的有罗瑞卿、许光达。这是罗瑞卿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后不及10天,毛即决定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由此可见,毛对罗瑞卿问题的解决,是极为隐蔽、突然袭击式的。这次由罗陪同的接见,是毛有意为麻痹罗而施放的烟幕吗?

11月30日,林彪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需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此致

敬礼

林 彪

十一月三十日

12月1日[20],叶群携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有关罗瑞卿的材料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从南空调派的里-2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汇报。

叶群在12月的上海会议发言时说,“罗个人主义已到野心家,除非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林今年问主席在哪里,罗明知他不告;罗见林是突如其来,但总理交代他报告的事都未报告。后来林觉得不向主席报告不行了,要我把材料和情况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考虑。主席很耐心的听了我七个多钟头的汇报,并要我马上离开,以保安全。”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陆军第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21]

陆军第五十五师是兰州军区的直属部队。兰州军区的报告,述及该师在战备和演习中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较落实的方面,及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林彪在报送报告时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五十五师的报告及林彪的附言,均没有只言片语涉及罗瑞卿。毛是借题发挥,虽然他的批语通篇也没有点罗的点,但知情者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

一个针对罗瑞卿的计划,已在极其隐秘中悄然展开。

12月5日,毛泽东从杭州抵达上海。

12月7日,毛泽东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负责人来上海:“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宋任穷、陈锡联(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于八日上午来此。”“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如卧病,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22]

12月8日-1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简称党中央上海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23]

参加会议共61人。其中政治局常委6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未到会);政治局委员7人: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彭真在京“看家”未到会,刘伯承请假);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6人:谢富治、徐子荣、吴冷西、汪东兴、李质忠、刘宁一;各中央局负责人6人: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陈丕显、李雪峰;军委、总部、军种和大军区负责人28人: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得志、张爱萍、吴法宪、李作鹏、苏振华、王新亭、张国华、秦基伟、刘志坚、邱会作、韩先楚、黄永胜、李天佑、杨勇、梁必业、张达志、黄新廷、杨成武、陈锡联、萧劲光、许世友、廖汉生、陈再道、张宗逊、郭鹏(聂荣臻请假,萧向荣未到会);另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林办主任叶群3人。

到会人员除毛泽东、刘少奇、林彪3人不编组外,其余编为三组,第一组召集人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谢富治[24]、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周恩来、贺龙。

上海会议既然名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明其规格是最顶尖的。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只有毛泽东动用其中央主席的权力才有可能召集。毛尤喜欢使用类似“扩大会议”的形式,随心所欲地将到会人等扩大至他本人认为合适的范围。上海会议到会总人数61人(原定63人,刘伯承、聂荣臻2人请假未到会),已经是常委人数的八至九倍。以党内最高层加上其他重量级人马共61人去对付罗瑞卿一人,充分说明了毛对罗问题的极其重视程度。同是大将级别,当年以军委扩大会议形式即可将谭政解决掉。

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1.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2.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3.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4.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5.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6.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7.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8.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9.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10.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11.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叶群在分组会议上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25]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26]

12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时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27]

上海锦江饭店会议结束后,随即停止了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12月29日,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调查罗瑞卿问题、肃清罗瑞卿影响的工作亦随即在党内、军内高层中展开,直至1966年3-4月间的北京京西宾馆会议,方作了一阶段性的了结。


注 释:

[1] 据叶剑英称,“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见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2] 又称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与组织协调机构,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

[3] 唐平铸工作笔记,未刊稿。唐平铸,时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为1966年3-4月参加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42人之一。

[4] 叶群,林彪夫人,时任“中央军委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

[5] 《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军委办公厅1966年1月21日印发。

[6] 毛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314。

[7] 见1965年2月9日军委文件。

[8] 1966年1月,又再次以军委名义重印了《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下发部队。军委1月18日在重印说明中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现在重新印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这次印发的是林彪同志指示的原文。毛主席、少奇同志批注的,也是这个原文。以前《工作通讯》一五四期刊登过并且印发到连队的那一个,是当时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日常工作的负责同志错误地修改过的,应予作废。”

[9] 刘亚楼,时为空军司令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因肝癌正在上海治疗。

[10]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1  罗是1965年1月13日刘少奇召集的作自我批评的党内生活会参加者之一。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79。

[12]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3] 军委文件[65]13号:《林彪同志给军委、中央的报告》,1965年4月23日。

[14]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5]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版,页506。

[16]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7] 雷英夫,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18]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23-524。

[19] 萧向荣此前任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免职后,杨成武任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代主任,路扬任第一副主任,增加金涛、郑汉浩为副主任。萧的免职比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11月10日免职仅迟了数天,他的罪名是否还有其他,是否指他与杨尚昆有联系,待查。参见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版,页360-361、426。

[20] 据《罗瑞卿传》页538,叶群向毛汇报时间为11月30日。而据随卫毛泽东的张耀祠的回忆,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的杨成武要他去一趟,在杨处,张见到叶群,翌日早晨五时,毛通知要见叶,叶即到毛处面谈。按张说推算,这一天应为12月1日。见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页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亦记载为12月1日,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页544。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页486。

[2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页545。

[23]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24] 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25] 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

[26] 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8日。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00。

[27] 《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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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军事实力


1966年1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解放军陆军军力估计如下:

1. 兵力:231.5万人

2. 装备:实际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有装备都是苏联设计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许多装备都来自苏联,但随后,中国具备了在他们自己的车间里生产一些苏式装备的能力。除了轻武器,中国还能生产一些重型武器,包括装甲车、火炮以及机动车辆。

3. 编制:陆军分成13个军区,由34个军指(军级指挥部)和160个师组成。这些师中117个是野战师(包括106个步兵师,5个装甲师,3个装甲兵师,3个空降师)[1],其他的20个师是边防或者武警部队,23个是炮兵师,包括14个野战炮兵师,3个反坦克师和6个高射炮兵师。除这些武装之外,还有59个独立的野战军团、炮兵团以及边防军团。混合工程兵、信号和后勤单位组成了另外62个独立团级部队。

共产党中国的野战军主要分布在从东北到西南的沿海地区。内地和西部偏远地区分布的兵力相对较少。……

4. 能力和局限:中共部队完全有能力维持国内安全,并能对付除美苏之外的任何国家的武力威胁,保护大陆中国。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侵入中国周边除苏联和印度之外的任何地区。部队军人纪律严明,吃苦耐劳,士气相当高昂,并且忠于政府。部队和在特定军事行动中的战术都经过战争的检验。

5. 兵源(略)

6. 机动能力

……

后勤支持能力存在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在铁路输送、机械化输送及油料供应上。现代化的火力支援武器、高科技设备和训练技巧上也存在着不足。如果没有苏联的物质支援,中国将很难完成那些要求大规模、长时间军事投入的行动。[2]

而据中共军方45年后即2011年的公开资料,实际上陆军兵力为:“至1965年初,陆军达338.5万人。陆军31个军部95个机动师等共162.2万人;炮兵18个地面炮兵师、7个高射炮兵师、14个独立团(含5个近程地地导弹团)共16.7万人;装甲兵3个坦克师又10个坦克团共6万余人;通信兵17个团共4.5万人;防化兵6个防化团又5个防化营共1.4万人;汽车部队30个团共5.8万人;工程兵4个建筑师99个独立团共43.9万人;铁道兵13个师又3个独立团共37万人。”[3]

中情局的估计,比中共军方公开数字少107万人。

中情局对解放军海军军力估计如下:

1. 兵力:7.65万(普通兵种6.2万,海军航空兵1.45万)

2. 船舰和飞机力量(略)

3. 建制:中国海军被编成三个舰队,其中潜水艇兵力集中在北海舰队,水上和水陆两栖兵力集中在东海舰队。南海舰队主要由巡逻舰组成。中国海军航空军主要由4个战斗机师,3个轰炸机师以及一个独立的战斗机团组成。每一个师有两个团。

4. 能力和局限:中国海军有32艘潜艇,因而具有防守能力。其中包含一个“G”级弹道潜水艇。这个军事单位还没有开始运作,而且一般认为还要等一些年才能为这个军事单位提供可用的导弹。共产党中国海军有能力发起机动鱼雷舰袭击和空中袭击,用陆基飞机支援海军行动,而且还有很强的布雷能力,以及两栖作战能力(两个步兵师,2.8万人)。中国海军至少还有两艘导弹巡洋舰。主要的不足之处就是缺少主要的地面军事单位和扫雷舰。海军的喷气机轻型轰炸部队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实战轰炸训练,但没有实战经验。

5. 武器和装备状况:共产党中国海军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和现代化计划,重点放在潜水艇和其许多老化的部队单位的现代化上。W/R级潜水艇正在修建或更换之中,但是,这次计划的范围就不得而知了。预计他们目前还没有重要的水面造船计划,但却正在建设潜艇,扫雷舰,潜艇驱逐舰,鱼雷快艇、巡逻快艇,以及轻中重型海军辅助舰。海军战斗序列中的船舰都是二战中过时的美国,英国,日本型号,前国民党装备,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船舰,以及中共组合装配、修建的苏联型号。所有的海军作战飞机都来自苏联,而且已经老旧过时。[4]

中共军方解密资料则称,1965年初“海军部队共18.2万人,编组9个舰艇支队共65个舰艇大队,7个航空兵师共16个航空兵团,6个炮兵团,23个勤务保障团。舰艇共895艘,其中战斗舰船416艘。”[5] 中情局对海军兵力的估计,比中共军方公开数字少10.55万人,对海军军力其他方面估计偏差也颇大。

中情局对解放军空军军力估计:

1. 兵力:14.81万人(其中8.45万人被分配到空军突击联队,地对空导弹和防空炮兵部队,6.36万人被分到共产党中国的空军部队)。

2. 飞机实力:中国空军总量:2500(架)。可投入作战的数量:2108(1684架喷气式飞机,其中1523架战斗机、2架中型轰炸机、159架轻型轰炸机)。424架螺旋桨式飞机,其中80架轻型轰炸机、60架强击机,13架中型轰炸机、253架运输机,18架直升机。

3. 建制:共产党中国空军分为25个战斗师,6个轰炸师,1个运输师;还有独立的1个战斗团,3个轰炸团以及两个运输团。每个师有2个或者3个团。空中防务由总部设在北平的空军司令部负责。战术的控制掌握在8个也可能是9个空军军区,这些军区控制着辖区内所有的战斗机。尽管遇到可疑情况时会和北朝鲜、北越通报情况,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共的空军司令部融入了共产党集团的体制。

4. 能力和局限:尽管绝大多数飞机已经老旧过时,但空军仍有强大的能力抵御亚音速轰炸机的白天袭击,并在地面部队和海军的支援下进行战术行动,但对抗高性能全天候飞机的能力有限。喷气机轻型轰炸部队的高空轰炸能力相对较强。轰炸部队的雷达轰炸和电子干扰能力,以及合理有效地开展行动的能力有限。

重大的不足是:⑴缺少适合于全天候、高性能的战斗机;⑵缺乏6.1万英尺以上的高空战斗力;⑶油料短缺,备件不足,没有维持持续作战的能力;⑷没有可替换陈旧的、荒废的以及缺损飞机的可靠资源;⑸由于油料稀缺而导致训练时间缩短,削弱了飞行员的战斗效率。

歼击机防御作战能够得到重型或中型高射炮及有限的地空导弹部队支援。战术地点主要限于防御选定的一些城区。

5. 武器和设备状况(略)[6]

中共军方解密资料称,1965年初,“按新编制,空军共43.3万人,编组10个军部50个师,共214个团及相当于团的大队。其中36个航空兵师,3个空降兵师,1个地对空导弹师,10个高射炮兵师。装备各型飞机4300余架,其中战斗机2500余架。”[7] 空军兵力方面,中情局比中共军方公开数字少28.5万人。

中共军方解密资料还称,“全军经过连续的调整整编,至1965年初,人数增至447万人(含公安部队30.3万人,铁道兵、工程兵80.9万人),其中作战部队占总人数的79.4%,机关占总人数的15%(含5个后勤办事处,311所医院,544个仓库的人数)。官兵比例为1:3.2。”[8]人民解放军的447万人,虽仅为当时中国七亿人口的0.64%,但能量须以几何级数计,它是毛泽东敢于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资本,最根本保证。

至1965年12月,全军师级以上部队建制序列如下:

一、陆军机动部队

31个陆军军,1个军级指挥部,95个陆军师。

(一)沈阳军区

8个陆军军,22个陆军师。                                

1. 陆军第十六军(陆军第三十二、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师,长春市 )[9]

2. 陆军第二十三军(陆军第六十七、第六十九师,哈尔滨市)

3. 陆军第三十八军(陆军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师,通化市)

4. 陆军第三十九军(陆军第一一五、第一一六、第一一七师,营口县)

5. 陆军第四十军(陆军第一一八、第一一九、第一二○师,锦州市)

6. 陆军第四十六军(陆军第一三三、第一三六、第一三七师,吉林市)

7. 陆军第五十军(陆军第一四八、第一四九师,丹东市)

8. 陆军第六十四军(陆军第一九○、第一九一、第一九二师,本溪县)

(二)北京军区

6个陆军军,14个陆军师。

1.陆军第二十一军(陆军第六十一、第六十三师,太原市)

2. 陆军第二十四军(陆军第七十、第七十二、第一九七师,唐山市)

3. 陆军第六十三军(陆军第一八七、第一八八、第一八九师,石家庄市)

4. 陆军第六十五军(陆军第一九三、第一九四师,张家口市)

5. 陆军第六十六军(陆军第七十四、第一九六师,天津市)

6. 陆军第六十九军(陆军第二十八、第一○七师,保定市)

(三)济南军区

3个陆军军,9个陆军师。

1. 陆军第二十六军(陆军第三十三、第七十六、第七十七师,烟台市)

2. 陆军第六十七军(陆军第一九九、第二○○、第二○一师,青岛市)

3. 陆军第六十八军(陆军第二○二、第二○三师、第二○四师,徐州市)

(四)南京军区

4个陆军军,11个陆军师。

1. 陆军第十二军(陆军第三十一、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师,清江市 )

2. 陆军第二十军(陆军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吴兴县)

3. 陆军第二十七军(陆军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无锡市)

4. 陆军第六十军(陆军第一七九、第一八一师,南京市)

(五)福州军区

2个陆军军,1个军级指挥部,6个陆军师。

1. 陆军第二十八军(陆军第八十二、第八十三师,莆田县)

2. 陆军第三十一军(陆军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厦门市[10])

3. 闽北指挥部(陆军第八十四师,连江县)

(六)广州军区

4个陆军军,14个陆军师。

1. 陆军第四十一军(陆军第一二一、第一二二、第一二三师,潮安县)

2. 陆军第四十二军(陆军第一二四、第一二六、第一二八师,惠州市)

3. 陆军第四十七军(陆军第一二七、第一三九、第一四○、第一四一师,衡阳市)

4. 陆军第五十五军(陆军第一四四、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湛江市)

5. 海南军区(陆军第一三二师)

(七)武汉军区

1个陆军军,4个陆军师。

1. 陆军第一军(陆军第一、第二、第七师,开封市)

2. 军区直辖 (陆军第二十九师)

(八)昆明军区

2个陆军军,7个陆军师。

1.陆军第十三军(陆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师,开远县)

2.陆军第十四军(陆军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师,大理县)

3.军区直辖 (陆军第四十九师)

(九)成都军区

1个陆军军,3个陆军师。

1. 陆军第五十四军(陆军第一三○、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师,重庆市)

(十)兰州军区

2个军区直辖陆军师(陆军第五十五、第六十二师)

(十一)新疆军区

1个军区直辖陆军师(陆军第四师)

(十二)西藏军区

2个军区直辖陆军师( 陆军第十一、第五十二师)

(十三)内蒙古军区

无陆军机动部队。

二、陆军守备部队

兵团级警备区1个,军级要塞区5个,守备师15个。另广州军区1边防师,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内蒙古军区各1骑兵师归入守备部队序列。

(一)沈阳军区                                    

1. 旅大警备区(兵团级,旅大市)

辖要塞区1个,守备师3个。

(1)外长山要塞区(军级,长海县)

辖广鹿、小长山、大长山、海洋、石城、獐子6个守备区,其中海洋、石城、獐子守备区行使副师级权限,其余行使团级权限。

(2)守备第一师(大连夏家河子)、第二师(金县)、第三师(庄河县)。

(二)济南军区

1. 内长山要塞区(军级,长岛县)

辖蓬莱、北长山、大钦3个师级守备区。

2. 守备师6个。守备第六师(烟台市)、第二十五师(威海市)归陆军第二十六军领导指挥;守备第十九师(青岛市)、第二十师(海阳县)归陆军第六十七军领导指挥;守备第十八师(连云港市)、第二十六师(日照市)归陆军第六十八军领导指挥。

(三)南京军区  

1. 舟嵊要塞区(军级,定海县)

辖岱山、普陀、嵊泗3个师级守备区。

2. 守备师2个。守备第十一、第十五师归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

(四)福州军区

1. 守备师3个。守备第七师(霞浦县)归福建省军区领导指挥;守备第八师(晋江县)、第十三师(长乐县)归陆军第二十八军领导指挥。

(五)广州军区

1. 海南军区

辖要塞区1个,守备师1个。

(1)榆林要塞区(军级,崖县)

辖第一、第二、第三守备区。

(2)守备第二十七师(屯昌县)

2. 万山要塞区(军级,珠海县)

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守备区。

3. 陆军第二二○师(原广州军区边防师改称),归广西军区领导指挥。

(六)兰州军区

1. 骑兵第二师( 临夏县),归兰州军区建制领导。

(七)新疆军区

1. 骑兵第一师(乌苏县),归新疆军区建制领导。

(八)内蒙古军区

1. 骑兵第五师,归蒙古军区建制领导。

三、地方部队

1964年9月23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从机动步兵部队中拿出十一二个师拨归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骨干的指示,总参提出《关于组建地方部队的方案》。方案提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各组建一个师或数个团的地方部队;各省地方部队,建制归省军区,由省军区、省委双重领导。8月28日,中央军委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准了上述方案。至1965年12月,已组建的有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6个省军区独立师。

四、炮兵

1. 炮兵第五十一基地

2. 炮兵和第三○三工程筹备处

3. 18个地面炮兵师,9个高射炮兵师。

(1)榴弹炮兵:炮兵第一至第十四师

(2)防坦克炮兵:炮兵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

(3)高射炮兵:炮兵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

五、装甲兵

坦克师3个(辖坦克团6个),独立坦克团10个,步兵师属坦克团45个,守备部队坦克团4个,总共65个坦克团。坦克第一师(河北蓟县)、第二师(徐州市)、第三师(四平)。

六、工程兵

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三师、第五十四师

七、铁道兵

铁道兵第一至第十四师

八、海军

兵团级舰队3个,军级基地4个,师级水警区12个,师级舰艇支队9个,航空兵师7个。

(一)北海舰队  青岛市

1. 舰队直辖

青岛水警区  

威海水警区  

潜水艇第十二支队  

快艇第一支队  

2. 旅顺基地  旅顺口,

旅顺水警区  

海洋岛水警区  

潜水艇第二支队  

快艇第十六支队  

3. 北海舰队航空兵部  青岛市

海航第一师  土城子基地场站

海航第三师  胶县基地场站

海航第四师  流亭基地

(二)东海舰队  上海市

1. 舰队直辖

淞沪水警区  

温州水警区  

潜水艇第二十二支队  

快艇第六支队  

登陆艇第五支队  

护卫舰第六支队  

2. 舟山基地  定海县

长涂水警区  

3. 福建基地  宁德县

厦门水警区  

海坛水警区  

4.东海舰队航空兵部  宁波市

海航第二师  宁波基地

海航第五师  奔牛基地场站

海航第六师  路桥基地

(三)南海舰队  湛江市

1. 舰队直辖

汕头水警区  

川岛水警区  

快艇第十一支队  

2.榆林基地  崖县

海口水警区  

3.南海舰队航空兵部  海口市

海航第八师  陵水基地

九、空军

兵团级军区空军指挥机关7个,空军军9个,军级空军指挥所3个,航空兵师36个,空降兵师3个,高炮师14个,高炮独立师(地空导弹师)2个,直属专机师1个(空军第三十四师)。

(一)沈阳军区空军  沈阳市

1. 空军第一军  长春市

2. 空军第二军  丹东市

3. 空军第三军  旅大市

4. 师级部队[11]:空军第一、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六、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三十师,高炮第一、第六师。

(二)北京军区空军  北京市

1. 空军第六军(空军第二十二、第二十九、第三十二师)  济南市

2. 直属师级部队:空军第七、第十、第十四、第十七师,高炮第七、第八、第十四师,高炮独立第四师。

(三)兰州军区空军  西安市

1. 空军第九军  乌鲁木齐市

   空军和田指挥所(师级)

2. 直属师级部队:空军第二十五、第三十六师,高炮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师,空军拉萨指挥所(师级)。

(四)南京军区空军  南京市

1. 空军第四军  上海市

2. 空军第五军  杭州市

3. 师级部队[12]:空军第二、第三、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三十一师,高炮第二、第四师,高炮独立第五师。

(五)广州军区空军  广州市

1. 空军第七军  南宁市

2. 空军兴宁指挥所(军级)  兴宁县

3. 师级部队[13]:空军第九、第十八、第二十六、第三十五师,高炮第九、第十师。

(六)武汉军区空军  武汉市

1. 空降兵第十五军(空降兵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师)  孝感县

2. 直属师级部队:空军第十三、第十九、第二十三、第三十三师。

(七)福州军区空军  福州市

1. 空军第八军  漳州市

2. 直属师级部队:空军第二十四师,高炮第三、第五师。

(八)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军级,昆明市)

(九)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军级,成都市)

十、国防科委

1. 第二十训练基地(军级,内蒙古额济纳旗)

2. 第二十一训练基地(军级,新疆马兰)

3. 第二十二器材基地(军级,青海民和)

4. 第二十三训练基地(军级,辽宁锦西)

5. 第三十一训练基地(军级,吉林白城)


注 释:

[1] 原文如此。

[2] 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手册:共产党中国》,1966年1月1日。载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三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版,

页528-530。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页303。惟陆军兵力中未列出陆军守备部队、省军区部队具体人数。

[4]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三卷,页531。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页304。

[6]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三卷,页532。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页304。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页306。惟疑尚有军事院校师生人数未计算在内。

[9] 括号内依次为所辖部队、领率机关驻地,下同。

[10] 1966年1月移驻同安县。

[11] 师级部队分属沈空直属及空军第一、第二、第三军。

[12] 师级部队分属南空直属及空军第四、第五军。

[13] 师级部队分属广空直属及空军第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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