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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王复兴:《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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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reading 从 学术信息 移动到本区(2018-04-16) —
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王复兴主编),已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并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并编入图书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是:2018938921。该书现已在亚玛逊(Amazon)全球图书网站、美国最大图书零售连锁店巴诺书店(Barnes & Nob Le)上架销售。

    目录

序一: 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 严家祺

序二: 不可重踏文革覆辙 印红标

红卫兵运动的预演 王复兴

   暴雨欲来风满楼 丁广举
   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的原因 王复兴
   附录:5.25后聂元梓、黄一然会面真相
   毛泽东与《新北大》 智 晴
   北大文革与我有关的两件事 谢甲林
   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联大有来头 智 晴
   我亲身经历的北大“7.10”事件 藍绍江
   我逼迫林杰制造假声明 赵建文
   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 宫香政
   北大、三门峽西、达密滩 沈耀才
   关于聂元梓遇刺 王复兴
   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王建鑫 周善丰 丁向阳
   我涉历翦伯赞先生最后的故事 王渊涛
   微人闲话文革 姜国廷
   附录:姜国廷2018年1月22日给校友孙兰芝的信
   文革中我亲历的几个小故事 王明美
   我所知道的“臭老九”的来历 夏清和
   我被押回北大参加清查“5.16”运动 胡宗式
   终生在阴影下挣扎的人 马云龙
   我的《文革日记》和有关的追忆 扬子浪
   我对孙蓬一遭遇的思考 章 铎
   羞言毕业与怕提专业 马士林
   被亵渎的青春年华 孙兰芝
   非常年代 刘 若
   狱中杂记 马云龙
   聂元梓文革后琐事 刘 若
   后记 主编: 王复兴
  
   本书序言:序一
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


严家祺

    一个幽灵,文革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埋葬后,近五年来,文革的幽灵却悄然地掀开北京地底的狭小裂缝,像一股地下旋风一样,升向空中,并蔓延到中国各地。
    五十多年前的六月一日,从毛泽东宣布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起,文革像疾风骤雨一样,在一天中狂扫了中国大地。这一天,中国就被划分为两个时代,在这之前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弥漫的“旧时代”,从此以后,“新时代”就要在文革中降临。
    文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搅动被统治的亿万民众,让他们起来向全国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员宣战,而毛泽东就这样做了。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正如王复兴在《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一文中所说,引爆文化大革命有两大要素,一是长期存在的“官民矛盾之激化”,二是号召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学生、中青年教员和几乎所有年轻人,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更未见过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是投入进去,而是被卷入了进去。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当权派,当他们被揭露、被批斗时,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文革风暴,也只知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清除刘少奇一大批党内反对派。在1966年,他当时完全不可能依靠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刘少奇的势力就越大。毛泽东写进《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想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五一六通知》后两个多月公布的《十六条》,用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纲领,这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3事件”,直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这一纲领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执行。由于执行这一纲领,
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

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

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

第三,人民的权利剥夺殆尽;

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旧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受难者。孙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后被彻底打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1966年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文革后进入了邓小平“开明专制”时代,但邓小平不去追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却怀着报复之心向当时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开刀。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一次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当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物极必反。被毛泽东推向极端的经济制度,必将走向反面。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需要,是对文革十年的“反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走到了绝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毛泽东没有说错,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邓小平又继承了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一党专政。
   文革结束后,被打倒的当权派一个个恢复了权力,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子孙后代,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表。对文革反动的最大后果,是江胡时期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5000年中国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国,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用权力控制市场、渗透市场、垄断市场,从而使极少数权贵掌握了中国大部分财富,两极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现代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有“良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良好资本主义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任何人无需政府特许,只要办理注册登记就可以创办工商实体企业,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严禁用政府权力和金融权力掠夺私人财富的行为,财产权的保障还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决财产争端的法律体系;三是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担遵守承诺、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四是政府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并用经济办法保障社会公正。权贵资本、权钱交易、金融掠夺、严重的两极分化都是坏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欧美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批判的“老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1848年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11·9”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就开始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在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业“社会化”,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相反,中国今日资本主义弊端发生的原因,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
    
文革有四大要素,一是反资本主义,二是反官僚压迫,三是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四是强化个人独裁。现在文革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对中国来说绝不是福。改变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政治强制,另一种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依靠毛泽东热、提倡个人崇拜、动员民众、唱红打黑,是第一种途径。遗憾的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许多人只有文革记忆,找不到其他思想武器来改变中国现实,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厉行法治的前提下用经济政策来解决。

   文革时代,是一个红色与黑色、理想与崇拜、造反与屈辱、残暴与苦难交织的时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是一部真实历史的见证,正如王复兴所说:“北大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十七年到50天,始终贯穿着专制统治与反专制统治的斗争。”而文革的幽灵、专制的阴魂至今未散。不论是北大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整个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北大文革影响全国,北大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为年轻一代留下十分宝贵的历史记录,这有助于进一步总结文革教训、有助于实现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人人权利受到保障的中国的伟大目标。
    2018年1月写于华盛顿DC近郊
   严家祺,1942年生,原籍江苏武进;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数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6-1987年在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1989年后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著作:1979年《四五运动纪实》(人民出版社),1982年《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3年《终身制与限任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与高皋合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行100多万册,有英文、日文、香港等十几种版本;1987年《首脑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台湾远流出版社),1992年《联邦中国构想》(明报出版社),1996年《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台湾远流出版社),2006年《霸权论》(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09年《普遍进化论》(纽约明镜出版社)。


序二

不可重踏历史覆辙

    
印红标

   这是二十位北京大学校友的文化大革命回忆文集,讲述了文革期间他们在北大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计划在2018年春天,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庆典之前出版,作为向母校的汇报,也可以算是献上一份非同寻常的纪念。这本书提醒人们:北京大学不但有其辉煌的历史篇章,也有过真真切切不堪回首的一页。对于智者,教训是一笔财富,其分量不亚于成功。著名的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就曾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争取到出版他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备受赞誉。
   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看重北京大学的影响力,始终将北京大学置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从运动之初被盛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引起中央最高领导层截然相反评价的6月18日批斗事件,派工作组与撤工作组,文革后期推广到全国的“六厂二校”经验、奉命撰文引导舆论的“梁效”大批判组,北京大学经历了太多牵动全国的事件。更不用说对于学校领导、教授学者、教职员工、普通学生的非人道迫害。正因为如此,社会期待北大的当事者、见证人能够讲出亲见、亲历,还原自己所知道的那些场景和卷入者的心态,揭示历史的真实,澄清不实或不够准确的说法。这是北大人的责任、也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在中国内地被长期压抑着难于展开。客观地说,清华校友率先行动,走在前面,北大人自应当仁不让,至今已经有几本回忆录在美国、港、台或自印出版,告诫世人:不可重踏历史覆辙。这本回忆文集是冲破羁绊,作出的又一个努力。
   本书收录的回忆文章,涉及到几件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例如:1967年聂元梓赴沪串联的幕后指使、翦伯赞教授遭受迫害含冤自尽的某些细节。也有作为学生对文革中错综复杂矛盾的观察以及对文革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梳理。这些回忆为北京大学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不可变更的,而人们的记忆是主观的,难免受到个人情感、后续经历的干扰;历史事实是多面的,而亲历者个人的见证是单面的。尽管如此,回忆性文章常常能为研究者和后人提供文字资料未曾涉及的重要信息,多人的回忆汇集起来,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或纠错,有助于像拼图一样还原历史的真相。
   这本回忆文集的作者多为文革运动初期的参与者或旁观者,他们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渐感到了困惑甚至遭到伤害。他们有的讲述了派性斗争令同学之间反目,有的回忆了亲去外地,为在派性冲突中被害的同学收拾遗骸的痛苦经历。有一篇文章记录了一位同学被调去协助《红旗》杂志调查“五一六兵团”,卧底参加其几次活动,向中央作了汇报。不想后来中央却无视事实,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那同学自己也成了“五一六”的嫌疑,阴影伴随一生。这些校友的燕园岁月被文革扭曲、摧残,正如一篇回忆文章的标题所说,成为“被亵渎的青春年华”。
   阅读这些回忆,人们不免感慨:是什么使这些从全国选拔出来进入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学子陷入了如此的狂热、愚昧,以致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时不胜唏嘘愧疚?事实上,当年不仅是学生青年,而且是全民的迷失。长期的学校和社会教育,把领袖捧上个人崇拜的神坛,引导青年对“大救星”、“红太阳”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很多学者早已指出:对领袖的神化与民众的愚昧化合二而一,是酿成这场悲剧的一个基本原因。文革结束之后,全民反思,中共中央痛定思痛做出不要突出领导个人、不搞个人崇拜的决定,成为党内外的普遍共识。当今回顾文革浩劫,以史为鉴,尤感遏制个人崇拜,坚守思想自由、理性批判精神的必要。
   本书作者均为本人的学长,他们排除阻碍,勇敢、坚决地向母校的青年一代、向社会讲出他们的文革经历,即使在国内不能,也要在海外出版,表现了可贵的历史责任感,令我十分感佩和深受鼓舞。主编王复兴学长嘱我写一段序言,实在令我有不敢当之感。但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也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防止文革资料流失和文革研究领域在封禁中荒芜,为了不走回头路,不揣谫陋写下这段文字,期待推动更多的回忆和反思面世。2018年3月5日
   印红标,生于1951年;学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学与研究领域:中共党史、文化大革命史。
   与文革史有关的主要著述有:
   《升温与降温:文革期间个人崇拜的工具性运用》(日文,发表于《文化大革命を問い直す》文集,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6年。)《失踪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信息传播》(日文,发表于东京:《亚洲游学》2004年)《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訂》(《文史精华》2004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07期);《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2期);《“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本书后记

   2016年9月,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了笔者拙作《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此书并编入图书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也都收藏了此书。中国《记忆》电子杂志曾选登连载,美国《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通讯”亦永久收藏并曾在《华夏文摘增刊》(电子杂志)上选登连载。
   2017年1月,北大校友丁广举、孙兰芝伉俪参加和安排了向校友推荐、赠送该书的两次聚会。聚会时,丁广举与笔者等人倡议:专由北大的“老五届”校友写作、编辑一本关于燕园文革的亲历者文集,与会校友深表赞同。于是,笔者肩负着众多校友的期望,不揣冒昧,立即投入了编辑、出版此书的工作。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在海外早已是热学。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的40多年里,在中国大陆当然也被广为关注和研究,多年來也曾发表和出版过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和著作;但近年来似乎成为禁区。
   令人费解的是:那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被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认为对中国人民是一场浩劫,是一场灾难;但如今却讳莫如深,噤若寒蝉?!
   但由于它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因此,文革结束几十年以来,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学者、专家直到民间、亲历者们,都在持续不断地艰辛地追寻“文革”的真相,研究其内核。
   发生在1789年7月14日、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监狱这一中世纪专制象征为爆发点的法国大革命,200多年来全世界都在不断地研究。甚至就在前一、二年还在中国政界、学界、民间成为热议的话题,讨论其革命前的制度、政策与爆发革命的关系以及大革命的教训、大革命的作用与意义等。这显然是由于人们普遍地希望:从大历史的轨迹中,探索当代中国的路向选择。
   中国的文革与法国大革命虽发生于不同的时代,性质亦不相同,但二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一样极其深远。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分奇特、怪异、激烈、持久。它反映了哪些中国社会矛盾?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何关联?它暴露了哪些国民性的深层弱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心理到底为何?“官僚集团”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作用如何?文革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命运有何关系?文革必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文革的失败对“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文革黑暗的背面,有何正面的闪光亮点值得挖掘和吸收?文革中诸多悬案(如“林彪事件”,等等)如何解释?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可从文革史中汲取什么经验与教训?诸多课题,需要梳理、研究、探索和挖掘。而研究文革史,责无旁贷,当然首先应当由亲历文革的中国人来做。可以预期:在悠远的未来,人们仍然会对中国文革史抱着浓厚的兴趣,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
   本书是北京大学那场文革亲历者的文集,作者有北大“老五届”校友(指文革前----1965年及其以前考入大学、1966年文革爆发时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也有文革时在校的教师、干部、研究生。作者中,原文革中分为两派的学生都有。北大在文革时曾处于那场疾风暴雨的中心。当下,尚在的北大文革亲历者们,年龄最小者也已进入古稀之年。但大家普遍仍有一种十分赤诚的心愿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希望在人生最后的路途上,把对文革的记忆、回顾、反思与教训记载下来,留给后人,以供后人以史为鉴,避开险滩、暗礁,开拓光明的未来。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文革亲历者的历史责任!
   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对北大文革史(对中国文革史也是一样)中某些事件、某些细节的回溯,校友们的记忆可能不尽相同,观点也会有差异。毕竟年代已经久远,每个人的经历、视角又不相同,故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是很自然的。但重要的是:众多历史“碎片”的展观,包括细节与体验,相互印证、平行、交错,乃至对立,都有益于拼接历史的全景画面,有益于后人探索历史的真相。本书编、著者主张:自由畅言,抢救记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探索真相,以便得出科学的结论。
   本书以此为宗旨,征集、选用了20位北大校友作者的25篇文章,结集出版。希望能抛砖引玉,诚恳祈盼将来有更多的文革亲历者秉笔直书出:更多关于文革的衔华佩实、精辟详尽、鞭辟入里的锦篇佳著,发表出版。
   本文集在编辑、校对的过程中,校友孙兰芝、丁广举等人曾给予大力支持。孙兰芝曾在《告别未名湖》三集中担任过主编之一(第二、三集是第一主编),丁广举曾在《告别未名湖》第二、三集中担任主编之一(第一集是副主编之一),他们的经验为本书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他们在征文、选编、审稿、校对、编排方面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在此,对孙兰芝女士、丁广举先生、等校友,表示衷心感谢! 主编: 王复兴 2018年2月23日
本书销售网址:


   美国南方出版社: http://www.dwpcbooks.com/product/html/?196.html

亚马逊美国网上书店:https://www.amazon.com/Retrospect-Stormy-Days-Chinese-Fook/dp/1683721292/ref=sr_1_4?ie=UTF8&qid=1523033749&sr=8-4&keywords=dixie+w+publishing+corporation
   巴诺书店:
   https://www.barnesandnoble.com/w/retrospect-of-stormy-days-fook-hing-wong/1128314141?ean=9781683721291
   注:
   1、该书美元定价:$19.99。不含运费。2、纸质书有邮寄服务。3、以上网址有纸质书和电子书出售。王复兴启 2018年4月6日
(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http://blog.boxun.com/hero/201804/yanjiaqi99/1_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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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4-16
王复兴:新书《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博讯2018年04月11日发表)

    
    通讯:新书上市
    
    2018年3月30日,新书:《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已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并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并编入图书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是:2018938921。该书现已在亚玛逊(Amazon)全球图书网站、美国最大图书零售连锁店巴诺书店(Barnes & Nob Le)上架销售。
    
    该书目录:
    序一: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 严家祺
    序二:不可重踏文革覆辙 印红标
    红卫兵运动的预演 王复兴
    暴雨欲来风满楼 丁广举
    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的原因 王复兴
    附录:5.25后聂元梓、黄一然会面真相
    毛泽东与《新北大》 智 晴
    北大文革与我有关的两件事 谢甲林
    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联大有来头 智 晴
    我亲身经历的北大“7.10”事件 藍绍江
    我逼迫林杰制造假声明 赵建文
    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 宫香政
    北大、三门峽西、达密滩 沈耀才
    关于聂元梓遇刺 王复兴
    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王建鑫周善丰 丁向阳
    我涉历翦伯赞先生最后的故事 王渊涛
    微人闲话文革 姜国廷
     附录:姜国廷2018年1月22日给校友孙兰芝的信
    文革中我亲历的几个小故事 王明美
    我所知道的“臭老九”的来历 夏清和
    我被押回北大参加清查“5.16”运动 胡宗式
    终生在阴影下挣扎的人 马云龙
    我的《文革日记》和有关的追忆 扬子浪
    我对孙蓬一遭遇的思考 章 铎
    羞言毕业与怕提专业 马士林
    被亵渎的青春年华 孙兰芝
    非常年代 刘 若
    狱中杂记 马云龙
    聂元梓文革后琐事 刘 若
    后记 主编:王复兴
    
    该书序言:
    序一
    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
    严家祺
    
    一个幽灵,文革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埋葬后,近五年来,文革的幽灵却悄然地掀开北京地底的狭小裂缝,像一股地下旋风一样,升向空中,并蔓延到中国各地。
    
    五十多年前的六月一日,从毛泽东宣布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起,文革像疾风骤雨一样,在一天中狂扫了中国大地。这一天,中国就被划分为两个时代,在这之前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弥漫的“旧时代”,从此以后,“新时代”就要在文革中降临。
    文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搅动被统治的亿万民众,让他们起来向全国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员宣战,而毛泽东就这样做了。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正如王复兴在《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一文中所说,引爆文化大革命有两大要素,一是长期存在的“官民矛盾之激化”,二是号召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学生、中青年教员和几乎所有年轻人,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更未见过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是投入进去,而是被卷入了进去。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当权派,当他们被揭露、被批斗时,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文革风暴,也只知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清除刘少奇一大批党内反对派。在1966年,他当时完全不可能依靠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刘少奇的势力就越大。毛泽东写进《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想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五一六通知》后两个多月公布的《十六条》,用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纲领,这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3事件”,直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这一纲领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执行。由于执行这一纲领,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第三,人民的权利剥夺殆尽;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旧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受难者。孙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后被彻底打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1966年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文革后进入了邓小平“开明专制”时代,但邓小平不去追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却怀着报复之心向当时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开刀。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一次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当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物极必反。被毛泽东推向极端的经济制度,必将走向反面。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需要,是对文革十年的“反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走到了绝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毛泽东没有说错,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邓小平又继承了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一党专政。
    
    文革结束后,被打倒的当权派一个个恢复了权力,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子孙后代,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表。对文革反动的最大后果,是江胡时期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5000年中国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国,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用权力控制市场、渗透市场、垄断市场,从而使极少数权贵掌握了中国大部分财富,两极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现代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有“良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良好资本主义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任何人无需政府特许,只要办理注册登记就可以创办工商实体企业,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严禁用政府权力和金融权力掠夺私人财富的行为,财产权的保障还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决财产争端的法律体系;三是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担遵守承诺、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四是政府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并用经济办法保障社会公正。权贵资本、权钱交易、金融掠夺、严重的两极分化都是坏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欧美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批判的“老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1848年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11·9”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就开始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在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业“社会化”,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相反,中国今日资本主义弊端发生的原因,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
    
    文革有四大要素,一是反资本主义,二是反官僚压迫,三是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四是强化个人独裁。现在文革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对中国来说绝不是福。改变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政治强制,另一种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依靠毛泽东热、提倡个人崇拜、动员民众、唱红打黑,是第一种途径。遗憾的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许多人只有文革记忆,找不到其他思想武器来改变中国现实,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厉行法治的前提下用经济政策来解决。
    
    文革时代,是一个红色与黑色、理想与崇拜、造反与屈辱、残暴与苦难交织的时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是一部真实历史的见证,正如王复兴所说:“北大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十七年到50天,始终贯穿着专制统治与反专制统治的斗争。”而文革的幽灵、专制的阴魂至今未散。不论是北大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整个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北大文革影响全国,北大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为年轻一代留下十分宝贵的历史记录,这有助于进一步总结文革教训、有助于实现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人人权利受到保障的中国的伟大目标。
    
    2018年1月写于华盛顿近郊
    
    严家祺,1942年12月25日出生,原籍江苏武进;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数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为于光远、龚育之的研究生;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6-1987年在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1989年后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1979年与刘长林等人合写《四五运动纪实》(人民出版社),1982年《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3年《终身制与限任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与高皋合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行100多万册,有英文、日文、香港等十几种版本;1987年《首脑论》(台湾.谷风出版社),1992年《联邦中国构想》(明报出版社),1996年《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台湾.远流出版社),2006年《霸权论》(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09年《普遍进化论》(纽约.明镜出版社)。
    
    序二
    不可重踏历史覆辙
    印红标
    
    这是二十位北京大学校友的文化大革命回忆文集,讲述了文革期间他们在北大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计划在2018年春天,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庆典之前出版,作为向母校的汇报,也可以算是献上一份非同寻常的纪念。这本书提醒人们:北京大学不但有其辉煌的历史篇章,也有过真真切切不堪回首的一页。对于智者,教训是一笔财富,其分量不亚于成功。著名的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就曾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争取到出版他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备受赞誉。
    
    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看重北京大学的影响力,始终将北京大学置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从运动之初被盛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引起中央最高领导层截然相反评价的6月18日批斗事件,派工作组与撤工作组,文革后期推广到全国的“六厂二校”经验、奉命撰文引导舆论的“梁效”大批判组,北京大学经历了太多牵动全国的事件。更不用说对于学校领导、教授学者、教职员工、普通学生的非人道迫害。正因为如此,社会期待北大的当事者、见证人能够讲出亲见、亲历,还原自己所知道的那些场景和卷入者的心态,揭示历史的真实,澄清不实或不够准确的说法。这是北大人的责任、也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在中国内地被长期压抑着难于展开。客观地说,清华校友率先行动,走在前面,北大人自应当仁不让,至今已经有几本回忆录在美国、港、台或自印出版,告诫世人:不可重踏历史覆辙。这本回忆文集是冲破羁绊,作出的又一个努力。
    
    本书收录的回忆文章,涉及到几件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例如:1967年聂元梓赴沪串联的幕后指使、翦伯赞教授遭受迫害含冤自尽的某些细节。也有作为学生对文革中错综复杂矛盾的观察以及对文革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梳理。这些回忆为北京大学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不可变更的,而人们的记忆是主观的,难免受到个人情感、后续经历的干扰;历史事实是多面的,而亲历者个人的见证是单面的。尽管如此,回忆性文章常常能为研究者和后人提供文字资料未曾涉及的重要信息,多人的回忆汇集起来,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或纠错,有助于像拼图一样还原历史的真相。
    
    这本回忆文集的作者多为文革运动初期的参与者或旁观者,他们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渐感到了困惑甚至遭到伤害。他们有的讲述了派性斗争令同学之间反目,有的回忆了亲去外地,为在派性冲突中被害的同学收拾遗骸的痛苦经历。有一篇文章记录了一位同学被调去协助《红旗》杂志调查“五一六兵团”,卧底参加其几次活动,向中央作了汇报。不想后来中央却无视事实,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那同学自己也成了“五一六”的嫌疑,阴影伴随一生。这些校友的燕园岁月被文革扭曲、摧残,正如一篇回忆文章的标题所说,成为“被亵渎的青春年华”。
    
    阅读这些回忆,人们不免感慨:是什么使这些从全国选拔出来进入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学子陷入了如此的狂热、愚昧,以致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时不胜唏嘘愧疚?事实上,当年不仅是学生青年,而且是全民的迷失。长期的学校和社会教育,把领袖捧上个人崇拜的神坛,引导青年对“大救星”、“红太阳”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很多学者早已指出:对领袖的神化与民众的愚昧化合二而一,是酿成这场悲剧的一个基本原因。文革结束之后,全民反思,中共中央痛定思痛做出不要突出领导个人、不搞个人崇拜的决定,成为党内外的普遍共识。当今回顾文革浩劫,以史为鉴,尤感遏制个人崇拜,坚守思想自由、理性批判精神的必要。
    
    本书作者均为本人的学长,他们排除阻碍,勇敢、坚决地向母校的青年一代、向社会讲出他们的文革经历,即使在国内不能,也要在海外出版,表现了可贵的历史责任感,令我十分感佩和深受鼓舞。主编王复兴学长嘱我写一段序言,实在令我有不敢当之感。但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也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防止文革资料流失和文革研究领域在封禁中荒芜,为了不走回头路,不揣谫陋写下这段文字,期待推动更多的回忆和反思面世。
    2018年3月5日
    
    印红标,生于1951年;学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学与研究领域:中共党史、文化大革命史。
    与文革史有关的主要著述有:
    《升温与降温:文革期间个人崇拜的工具性运用》(日文,发表于《文化大革命を問い直す》文集,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6年。)
    《失踪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信息传播》(日文,发表于东京:《亚洲游学》2004年)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訂》(《文史精华》2004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07期);
    《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2期);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该书后记:
    后记
    
    2016年9月,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了笔者拙作《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此书并编入图书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也都收藏了此书。中国《记忆》电子杂志曾选登连载,美国《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通讯”亦永久收藏并曾在《华夏文摘增刊》(电子杂志)上选登连载。
    
    2017年1月,北大校友丁广举、孙兰芝伉俪参加和安排了向校友推荐、赠送该书的两次聚会。聚会时,丁广举与笔者等人倡议:专由北大的“老五届”校友写作、编辑一本关于燕园文革的亲历者文集,与会校友深表赞同。于是,笔者肩负着众多校友的期望,不揣冒昧,立即投入了编辑、出版此书的工作。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在海外早已是热学。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的40多年里,在中国大陆当然也被广为关注和研究,多年來也曾发表和出版过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和著作;但近年来似乎成为禁区。
    
    令人费解的是:那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被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认为对中国人民是一场浩劫,是一场灾难;但如今却讳莫如深,噤若寒蝉?!
    
    但由于它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因此,文革结束几十年以来,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学者、专家直到民间、亲历者们,都在持续不断地艰辛地追寻“文革”的真相,研究其内核。
    
    发生在1789年7月14日、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监狱这一中世纪专制象征为爆发点的法国大革命,200多年来全世界都在不断地研究。甚至就在前一、二年还在中国政界、学界、民间成为热议的话题,讨论其革命前的制度、政策与爆发革命的关系以及大革命的教训、大革命的作用与意义等。这显然是由于人们普遍地希望:从大历史的轨迹中,探索当代中国的路向选择。
    
    中国的文革与法国大革命虽发生于不同的时代,性质亦不相同,但二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一样极其深远。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分奇特、怪异、激烈、持久。它反映了哪些中国社会矛盾?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何关联?它暴露了哪些国民性的深层弱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心理到底为何?“官僚集团”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作用如何?文革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命运有何关系?文革必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文革的失败对“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文革黑暗的背面,有何正面的闪光亮点值得挖掘和吸收?文革中诸多悬案(如“林彪事件”,等等)如何解释?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可从文革史中汲取什么经验与教训?诸多课题,需要梳理、研究、探索和挖掘。而研究文革史,责无旁贷,当然首先应当由亲历文革的中国人来做。可以预期:在悠远的未来,人们仍然会对中国文革史抱着浓厚的兴趣,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
    
    本书是北京大学那场文革亲历者的文集,作者有北大“老五届”校友(指文革前——1965年及其以前考入大学、1966年文革爆发时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也有文革时在校的教师、干部、研究生。作者中,原文革中分为两派的学生都有。北大在文革时曾处于那场疾风暴雨的中心。当下,尚在的北大文革亲历者们,年龄最小者也已进入古稀之年。但大家普遍仍有一种十分赤诚的心愿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希望在人生最后的路途上,把对文革的记忆、回顾、反思与教训记载下来,留给后人,以供后人以史为鉴,避开险滩、暗礁,开拓光明的未来。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文革亲历者的历史责任!
    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对北大文革史(对中国文革史也是一样)中某些事件、某些细节的回溯,校友们的记忆可能不尽相同,观点也会有差异。毕竟年代已经久远,每个人的经历、视角又不相同,故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是很自然的。但重要的是:众多历史“碎片”的展观,包括细节与体验,相互印证、平行、交错,乃至对立,都有益于拼接历史的全景画面,有益于后人探索历史的真相。本书编、著者主张:自由畅言,抢救记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探索真相,以便得出科学的结论。
    
    本书以此为宗旨,征集、选用了20位北大校友作者的25篇文章,结集出版。希望能抛砖引玉,诚恳祈盼将来有更多的文革亲历者秉笔直书出:更多关于文革的衔华佩实、精辟详尽、鞭辟入里的锦篇佳著,发表出版。
    
    本文集在编辑、校对的过程中,校友孙兰芝、丁广举等人曾给予大力支持。孙兰芝曾在《告别未名湖》三集中担任过主编之一(第二、三集是第一主编),丁广举曾在《告别未名湖》第二、三集中担任主编之一(第一集是副主编之一),他们的经验为本书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他们在征文、选编、审稿、校对、编排方面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在此,对孙兰芝女士、丁广举先生、等校友,表示衷心感谢!
    
    主编: 王复兴
    2018年2月23日
    
    该书销售网址:
    美国南方出版社: http://www.dwpcbooks.com/product/html/?196.html
    
    亚马逊美国网上书店:https://www.amazon.com/Retrospect-Stormy-Days-Chinese-Fook/dp/1683721292/ref=sr_1_4?ie=UTF8&qid=1523033749&sr=8-4&keywords=dixie+w+publishing+corporation
    
    巴诺书店:
    https://www.barnesandnoble.com/w/retrospect-of-stormy-days-fook-hing-wong/1128314141?ean=9781683721291
    
    注:
    1、该书美元定价:$19.99。不含运费。
    2、纸质书有邮寄服务。
    3、以上网址有纸质书和电子书出售。
    
    王复兴启
    2018年4月6日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misc/2018/04/201804110319.shtml)

http://www.peacehall.com/cgi-bin/news/gb_display/print_versiOn.cgi?art=/gb/misc/2018/04&link=2018041103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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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11-01
沈耀才:北大·三门峡西·达密滩
北大·三门峡西·达密滩
2018-09-13 08:42
来源:
回顾暴风雨年代
作者: 沈耀才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和社会上各单位基本上分为两大派——造反派与保守派。介于其间是态度不明朗的中间派或逍遥派。这两派后来都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大由于其特殊性,阵线比较混乱。有一保到底的三保派——保校党委、保工作组、保聂元梓;有两反一保派——反校党委、反工作组、保聂元梓;有三反派——反校党委、反工作组、反聂元梓。我们这一派就属于“三反分子”。反陆平、反张承先工作组时,我们也是支持聂元梓的,但她上台后,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压制、打击异己者,我们便和她分道扬镳了。

聂元梓是反陆平大字报的作者,实际上大字报的真正执笔人是哲学系杨克明。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带头签名,“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桂冠便戴到她的头上了。聂元梓就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树立的一面红旗。

当时,北大陆续成立了一些独立的反聂组织,我参加的是“红联军”。后来,这些组织通过合并,便成立了和保聂的新北大公社相抗衡的井冈山兵团。

1966年10月25日,我们贴出了我起草的大字报《两条路线的大辩论,两种思潮的大搏斗》,署名哲三“恐不乱”战斗队,随后我们便到东北串联去了。

串联回来,这份大字报居然还在,25张纸的空白处写满了“写得好”“坚决支持”的批语,红联军还印了许多份,让外出串联者在全国各地散发。

1966年底和1967年年初,我们这些最初的反聂组织便遭到了聂元梓们的批判、斗争,我那份大字报也难逃厄运。

我在大字报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5月25日,当聂元梓七人贴出那张著名的大字报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冲突是多么尖锐!陆平黑帮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是多么深厚!可是,一个星期之后,中央便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一切争端即化解于无形。从当时来看,结论似乎(黑点为笔者现加)早了一点,使北大师生失去了一次锻炼的机会;但从全国来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吹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冲锋号!这就是局部和整体的辩证统一。7月25-26日晚,中央文革参加北大万人大会,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辩论又是何等惊心动魄!随后,中央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一切争论又化解于无形。从当时来看,中央决定又似乎(黑点为笔者现加)早了一点,使北大师生再一次失去了锻炼的机会;但从全国来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擂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鼓!这又是局部和整体的辩证统一。但聂元梓却忙于拍电影、办展览,为自己树碑立传,把北大的分歧、争论、斗争密封在一池浑水中。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政治上改良主义,思想上实用主义,组织上宗派主义。聂元梓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同路人!历史常常会造成一些情势,把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推上政治舞台,让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但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还其本来面目。结论:北大必须搅动一潭死水,走清华、地院、北航、北师大的路,来一场两条路线的大辩论,两种思潮的大搏斗,创建名副其实的新北大!”

批判者认为,我这篇大字报的矛头是指向中央的,当时情况下,我也是百口莫辩。不过,批判只是“触及灵魂”,并没有触及皮肉,比起外系、外校的一些过火行动,要文明多了。

那一段时间,北大充满了肃杀之气,沉闷,压抑,我们决定走为上。

我们联系北大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一些同学,又联系了北京医学院的一些战友,决定到河南三门峡西站,和那里的造反派“二七战士”一起战斗。

通过铁道部的关系,我们搞到了免费票,几十人便来到了三门峡西。铁路上的人都知道,三门峡西站比三门峡站还重要。那时都是蒸汽机车,每开几百里就要换车头和驾驶员。不论慢车、快车、特快,都要在三门峡西停。三门峡西有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我们分组到各段活动。

河南省的造反派组织叫“二七公社”,三门峡西“二七战友”还为我们搞了宣传车。我们走街串巷,高呼和峡西的战友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甚至年三十还到三门峡市和那里的战友们并肩战斗……

到了1967年春,全国形势就有些不妙,好多造反派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青海军区司令员赵永夫竟下令向青海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开枪,打死一百八十多人。三门峡西的形势也急剧恶化,保守势力乘势反扑,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反动学生,到这里和反动组织“二七公社”“勾结在一起,捣乱在一起”,必须接受革命群众批判。

他们对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女同学傅华特别恼火。她是广播车上的广播员,能干、泼辣、风风火火。游行时,我们也随车行动,遇到对方阻拦或冲突时,我们随时写成文字,或抗议、或声明、或辟谣,交傅华广播。在对立派反攻倒算时,他们贴标语、画漫画,坚决要把“小妖精”傅华揪出来斗倒批臭。

峡西铁路上的战友决定助傅华出逃。他们让她女扮男装,化装成司机,悄悄上了“专列”,西下潼关。这“专列”,只是个火车头而已。傅华经风陵渡过黄河,安抵山西,直奔北京。

对立面获知傅华神秘失踪,暴跳如雷,对我们严加看管。一日下午,他们将我们送到农村。一到那里,便被农民分割包围起来。当地铁路上的人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反动学生,到这里来造反捣乱,现交由贫下中农批斗。贫下中农便吵吵嚷嚷、东推西搡地对我们批斗起来,我们也无法辩解,只得任由他们折腾。直到傍晚,贫下中农宣布,你们明天还到这里来,不要回去了,和四类分子一起,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监督。

回到峡西住地,对立面便将我们不分男女关到一间大房子里,门上了锁,外面水泥柱上亮着强光灯。大家七嘴八舌,说交给贫下中农那就完了,我们在他们眼中是坏人,怎么整都可以,何时出头?干脆分开跑吧,各谋出路。

我们从窗户上跳出去,车站都被他们控制了,上不了火车,只好化整为零,四下逃窜。我和几个同学在铁路旁高一脚低一脚地往西走。天亮了,我们已走了几十里,过了好几站,估计已冲出对立面的势力范围,这才敢买票上车。到了风陵渡,我们急忙下车,先躲到铁路桥梁下,看看动静。果然,有一个火车头开过来,显然是追我们的。我们连呼:“好险哪!”

过了黄河,到了山西地界,我们再无后顾之忧了,便急切地奔向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

后来,北大由“文攻”发展到“武卫”,直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内斗才结束。同时,我们也被“扫地出门”。

1968年12月,我响应毛泽东向大中学生发出的“面向基层、面向厂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的号召,告别未名湖,走出燕园,奔赴青海,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我们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学院等数十所高校的200余人,被安排到驻防在离西宁二、三十里的大堡子公社的8064部队“锻炼”。这个部队是汽车运输团,专门从西宁运物资到拉萨。

我们分为两个连,我在二连,全部是男生,又称“和尚连”,一连为男女生混合连。

刚到部队不久,就出了一件惊天大事:在女厕所发现“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部队便在女生中暗查,并让每人抄写一段文字上交,意在核对笔迹。此后便无声无息,仿佛把这件事忘了。

1969年春节一过,真正的“锻炼”开始了,我们戏称为“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我们被送到离西宁近千里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曲什安乡达密滩部队所属农场。达密滩为藏语,即鬼滩之意。

我们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地窝子。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再弄几个台阶供出入。地窝子上部有一根不粗的竖梁,再横搭几根木棍,堆上树枝、杂草,上覆泥土。一个地窝子住一个班,土炕左右分开,中间有通道。每人炕头墙上掏个方洞,用作放蜡烛或煤油灯。

这里生活、交通极为不便,团部一般十天左右来一趟车,带来连部和同学们所需物品及信件。因第二天车就要回西宁,大家便连夜复信捎回。即便来了电报,也只能待在西宁团部睡大觉,等下一次来车。

理发要互相帮助,有的怕麻烦,干脆剃了光头。这里是无法洗澡的,因是黄河上游高原地带,即便是夏天,水温也只有十几度,勇敢者只能在河边用湿毛巾在身上擦一擦。长虱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满脸横肉的张副团长“教导”我们说,这是“革命虫”,表明教育改造有成果。

一天夜里,大家正在睡梦中,四班一个同学外出上厕所,还未回来,地窝子上那根不太粗的竖梁便塌了下来,幸好砸在中间通道上,未造成事故。大家惊魂未定,纷纷要求连里向团部反映,用粗木头当梁,提高安全度。团部指示,让我们在黄河里捞木头。黄河里怎么会有木头?原来这里交通不便,黄河上游果洛林场每到夏季便将好多木头投放黄河,顺流而下,在下游某个集中点再打捞上岸。

这天,我们班及其他班因加了夜班,都在睡觉,捞木头的任务便落在了七班身上。七班班长曹万芝是个非常好的山东汉子,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早已结婚,并有两个孩子。他说自己游泳很棒,曾横渡过黄河。别的同学还在岸边做准备活动,他就跃入冰冷的河水中,并抱住一根木头,拼命往岸边划。黄河水流比较急,还有漩涡,他折腾半天也划不到岸边,自己反而精疲力竭。他决定放弃木头上岸,谁知一个漩涡把他卷入河底,再也没有冒出来。各班轮流到下游守候,祈望能找到他的尸体。整整一个星期,一无所获,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有一种压抑已久而无法发泄的情绪在蔓延。我们强烈要求连里和团部向上申报曹万芝为烈士。团里也这样做了,但省上没有批准,认为曹万芝虽然表现很好,但捞木头并没有经过林场和有关部门的批准,是为了小集体而损害国家的利益。这使我们懊恼万分。

这期间,还把一连的女班长陈明萱叫回西宁。陈明萱毕业于北大地球物理系,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锻炼时能吃苦,脏活累活抢着干,大冷天搬石头手上都裂出了口子。几个月后,陈明萱突然被押到农场进行批斗,说西宁团部女厕所的反动标语是她写的,她是现行反革命。原来,陈明萱回到西宁后,即被隔离审查,青海省军区、兰州军区都来了人。他们说经鉴定笔迹,女厕所反革命标语就是陈明萱写的,但陈明萱拒不承认。谁知部队也大搞逼、供、信,把陈明萱折磨得半死不活,还引诱她说:只要承认了,就宽大处理。陈明萱看不承认过不了关,又轻信了他们的承诺,左右为难中便承认了。承认后又反悔,认为自己不坚定,经不起残酷环境下的考验,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推翻了先前的“坦白”。有关部门认为她出尔反尔,态度恶劣,硬是把反革命标语案定在了她的头上。

批斗会上,陈明萱被绑成“喷气式”,批判者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反革命分子陈明萱”、“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陆君安是她的同班同学,又是她的恋人,也不得不跟着举拳头,喊口号。会后,在各班的讨论会上,我们和陈明萱熟悉的同学,都纷纷谈认识,作检查,说什么阶级斗争观念薄弱,政治嗅觉迟钝,反革命分子就在身边,却认为她表现很优秀。但私下,我们北大几个要好的同学,还是不大相信她会是反革命。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西宁大街小巷贴满了布告,“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明萱赫然在列。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在青海省劳改局下属服装厂劳动改造。她表现良好,虽有上诉,均石沉大海。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陈明萱又写了申诉材料。经西安、北京、沈阳笔迹专家鉴定,陈明萱的笔迹与女厕所“反革命标语”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她所写。平反通知下来,陈明萱已劳改了五年。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后,她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研究所研究生,后移居美国。

女厕所那个“反革命标语”原来是部队来自陕西农村的一名汽车兵写的。此案的侦破方向被他引入歧途(因标语是在女厕所发现的),居然好几年都安然无事,他不禁自鸣得意起来,在从西宁开往拉萨的汽车上,沿途他又多次散发“打倒毛主席”的传单,最终暴露……

文革初期,我是一个虔诚的拥毛派。当时全国各地两派,不管斗争如何激烈,甚至发展到武斗,动枪动炮,但两派的一致口号仍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毛泽东思想,且“万岁”不离口。两派都在争做效忠的臣民。

从批判“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我们从文革的造神运动中逐渐走了出来。但中国人思想上历史因袭的东西太多,在一定条件下,仍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文革思潮和新的造神运动的鼓噪者。

我们只有克服良民、臣民的自我矮化心理,牢固确立公民意识,普世价值,宪政理念,那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选自《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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