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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孙行玲:1966年的日子(师大女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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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需要查资料,想起以前的博文,却忽然发现我的几篇博文莫名其妙消失了。来来回回过了好几遍目录也没找到,幸亏还有底稿,只好重新录入。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失踪?(现在发现了三篇,这是其中之一)

   62年反右倾由彭德怀引起的,主要还是在党内,64年接着的“四清”运动就在全国铺开了,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教育战线贯彻阶级路线最明显的就是,招生要重出身。特别是我们这种重点学校不能把学习成绩放在第一,对干部子女要特殊照顾。据后来文革中的大字报披露,我们学校有5%的名额是留给她们的(父母是高干,考的成绩不够分的)。当时的在校学生1700人,家庭出身:24%革命干部(高干),0.9%贫下中农,6%工人,60%职员(多数是知识分子),其它为剥削阶级出身和国外或港澳的学生(不填出身)。
    65年各学校大张旗鼓开展的阶级路线和思想革命化教育,使我们充满了危机感:觉得帝国主义对我们虎视眈眈,国内反动派蠢蠢欲动,内外勾结妄想变天。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革命接班人,保卫祖国不变色,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学校对干部子弟与我们明显不同,召集她们的报告会座谈会,我们是不能参加的。她们回来后表现的那种自豪感让我们自惭形愧。学校对我们说的是:你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要深刻检查出身的影响、努力改造思想。忠不忠线上分,和父母划不清界线,说轻了,是受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毒害,说重了是坚持父母的反革命立场。

   学校对不同出身的学生的不同态度,明明就是在说:红五类是革命的主力军,黑五类是革命的对象,而两种出身也就带有了革命与反革命的遗传基因。为了表示自己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很多出身不好的同学在革命的口号鼓动下,积极要求进步的鼓励下,还有害怕当父母那样的政治贱民的担忧下,“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揭发、批判养育自己的亲人,她们被学校树为坚决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典型,同年级三班的查子慰就是当时的一位典型。“她的父母去台湾时她仅仅几个月,还有那么大的影响,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的还不好好深挖”,这给挖空心思检讨不出更多的的同学造成很大的压力。而她自己在文革中终于因为政治压力,被自己对自己苛刻的“革命追求”逼疯了。记得她老是精神恍惚、唠唠叨叨说自己还不够革命“我怎么就挖不出来了。你们揭发、批判我,帮帮我吧!”同学说“你已经很革命了。”她说:“不可能,出身不好先天就是反革命,怎么可能就成革命的了,但我真的想革命啊!”后来她自杀了,因为她觉得自己该死,自己没有权利活着。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班,但由于她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全年级的人曾经都很钦佩她,很可惜。可惜的还不只她一个;我们班的喻**(初中,她在*中学是大队长),因为父亲自杀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还有孙薇英,李黎黎、余慧生.....在文革中疯了、自杀的老师、同学可不少。

    阶级路线的教育把人划成了不同等级,造成了同学间人为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文革中上升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谁该斗谁,本来是一目了然的,可谁知道上面这次不是对死老虎来的,而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所以文革的形势有了出乎意料的变化。

   从对《武训传》的批判预热,到发布聂元梓的大字报,突如其来的风暴一下把学校搅翻了天。这应该是计划好的,要从教育口开刀,我们学校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刘进,父亲是教育部的领导。据她自己说底稿是她起草的,然后找到同班同学宋彬彬、马德秀,她们是班里仅有的三位预备党员。大字报就以三个人的签字贴出去了,距聂的大字报广播不到两个小时。

   在邓小平的直接指示下,当天晚上胡启立带着团中央的两位付部长(中学部、少年先锋队部)来视察,第二天宣布工作组进校,王光美也派出她的四清工作组来学校放有关的幻灯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运动就是冲他们来的,所以既然“工作组是镇压群众的”,他们作为后台自然而然被打倒了。

    我们学校开始也是高干子弟为先锋,斗校长、老师、同学,没多久就轮到了自己,都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我们班的“当然左派”,一个个消失了,因为他们自顾不暇了。我们今天听到**的父亲昨天在哪挨斗了,明天听到中央哪个部有很多**的父亲的大字报.....让我们震惊的是杨**的父亲(*炮付司令)自杀了。不光是这些高干在挨斗,几乎全班同学的家长都在挨斗。崔**(出身是我们班唯一工人),她父亲是新华印刷厂的党委书记,挨斗、抄家,(她家就住在工厂后的宿舍区),弄得她有家不敢回。魏**的父亲是某大学的教授,不忍侮辱在批斗他的教学楼跳了下去,造反派说他故意在最显眼的地方跳楼,是向造反派示威,不许家属收尸。她和妈妈只能看着屈死的父亲在夏日炎炎下暴晒,有造反派还骂她们,不让哭。张**出身资本家,她的六十多的小脚奶奶被押着游街。

    我的父母开始挨斗、不许回家,不给饭吃,后来剃阴阳头、扫街,还常常有人打骂。一次我家被抄后,红卫兵竟然把门封了,我和弟弟们只好露宿在走廊里。是邻居给我们吃喝,后来见红卫兵没再来,偷偷把封条撕了,我们才能回家。

   现在有人竟然呼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如果是文革期间的“既得利益者”,不奇怪。问题是我们很多五十岁以下的人根本不了解,以为文革是反腐败的运动,因而可以用来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回避历史,不承认错误,只能造成思想的混乱。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认识我们的过去,怎么能以史为鉴,不重蹈覆辙。

孙行玲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c695e0102x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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