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260阅读
  • 3回复

孙源:关于我家文革初期情况 (1966)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关于我家文革初期情况是父亲留下来的底稿,不知是要求,还是主动的。

(孙源上交单位的 汇报一)
第一次抄家
   (孙行玲注:1966年)8月27日7时左右,红卫兵(是35中高中学生)四人来我家。我们拿出金首饰及港币交给他们上缴国家,红卫兵说你们自己去交银行就是。至于书籍,他们要我整理一下,我请求星期日有空即整理,他们也同意。这时群众把红卫兵拉出门外向他们反映情况。这批红卫兵走后不久,另外来了一批20来个红卫兵(后来了解不是35中的),进屋后解下腰上皮带,有的跳到床上,举起棍子,声势汹汹,气氛紧张。要把我孩子孙行刚带走。我妻沈耀文(家庭妇女)立场不稳,怕儿子挨打,大声叫嚷,要加以阻拦,我则拦住后房门,不让她和另外三个孩子出来。红卫兵拉拉扯扯把我孩子带走,(后来听邻居说我孩子还骂了红卫兵)。我妻跟着去了。红卫兵叫我也跟着,把我另外三个孩子赶出门外。我穿上衣服还未跨出房门,留下的红卫兵打开柜门拉出衣服,动手抄家。
   我到二龙路派出所(红卫兵当时就在那里办公),不叫我进屋,叫我在院里面墙站着,后来叫我跪着。这时我可以听到红卫兵、我孩子及我妻在屋子里的声音。(因为我跪着,见不到,但从声音辨别到)。
  (这时)有人把我家箱子、照相机等搬到派出所院子里。有一位民警过来问我姓名职务等,然后叫我回家。我回到家门口,屋里红卫兵还在搜查,不准我进屋,叫我仍回派出所,叫人押着。到了派出所,门口的红卫兵不让我进去,说里面人太多,就押送我西城区公安局(同一胡同内)。我在公安局耽了一个小时左右,把我叫到办公室。民警问我对红卫兵抄家怎么看法。我回答这是革命,不是绣花绘画,我拥护红卫兵行动等等。民警从旁屋叫出同院住的***、***两位同志,带我回家。
   这时抄家还没完,我站在大门口等着。到天明,我妻也被红卫兵押回家来,头发剃去一半。回来先到一个空屋,我妻挨打不服气,又遭红卫兵用板子打她头皮(已光头)好几十下。大约七时许,红卫兵抄家完毕,允许我们回自己屋。我儿子到十点多回家,头发也剃了半边。
               抄去物品
   (1)毛主席像(带镜框)大小各一,乙种本、语录,抗美援朝纪念章、5.1纪念章、亚非作家会议纪念章等。
   (2)定期存单(西单北大街人民银行,沈耀文名下)1500元,活期存折一个(西单北大街人民银行,孙源名下)确数不记得,大约315元,现款(放在手提包内)70多元,建设公债120元,港币34元。
   (3)金首饰(戒指7个,项链一条,手镯一个,耳环镶珠、绿玉各一副)约计3两。手表(女式2.男式2)共4块,怀表一块,闹钟一个,台钟2个。银器:酒盅3只、筷子2付、碟子3个、汤勺2个(是朝鲜祖国阵线送我的,刻有我名字)。电筒一个,钢笔4支,理发推子一把。
   (4)奶油色流线型燕牌缝纫机1架,男式(28寸)永久牌自行车(新买)2辆。德国蔡司公司Relecoid(?)双反光镜照相机(带皮匣)1个,国制小相机(极普通)1个,孙源、沈耀文私章各两枚。
   (5)三个普通皮箱,一个航空轻便皮箱,一个樟木箱,一个铁皮箱,一个羊皮小口箱。----箱子装有新旧西装14-15套,两顶双人蚊帐,我母亲遗下的旧衣服,我二儿子的羊皮里外套,蓝色卡其布裤(新的),我的丝绵长袍(外有蓝色布罩袍),我女儿及妻的棉袄等。
   (6)属于我儿子孙行刚的:收音机,电表(苏制毫伏表、日制伏时表各一),变压器、电子表、其他无线电零件,拍报键子、计算尺、钳子等。北京市无线电运动俱乐部所发的:三级裁判员证章证件,普通级报务员证件,无线电辅导员训练班结业证(三张)。
    (7)户口本、购粮本、购货本各一,粮票8月份40多斤,9月份178斤半,通用粮票60斤,油票8月份4斤,9月份3斤,布票7丈3尺,棉花票4斤9两,工业券60多张。
     注(1)抄家后取回现款10元,粮票150斤。
       (2)户口本、、购粮本、购货本已于8月底9月初由派出所补发。
   据邻居说,当天晚上红卫兵曾在群众前展示一小盒的珠玉。实际上都是赝品,供小孩玩用。值钱的已于62-63年响应国家外汇的号召卖给来收购的人了。红卫兵又展示两条翠玉,实际上是料制的镇纸,是1950年局里连同一个墨水瓶发给我的奖品。
    
            (孙源上交单位的 汇报二)  
非法证件
    抄家后的早晨,我们回到屋里。屋里床柜等都已掀翻,地上满是纸片、玻璃碎片(玻璃杯、瓶、罐都已打碎),油、糖、盐、洗衣粉满地。我们粗粗清除一下,一夜折腾,就休息。这时我局机关红卫兵四位同志来到。说红卫兵搜出我所藏的新闻官委任状和国民党党证,叫我把所有非法证件全部交出来。我乍一听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做过官,何来委任状。以前在法国新闻处工作是个“当地雇员”,再说外国人也不用委任状,我想起所指的该是我在法新处工作时曾给我一张证件(系法国文学院证明书)作为奖励的。至于国民党党员则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占领香港后,我携全家(我母亲、妻子和刚4个月的孩子即现在的孙行刚,当时叫小南)于1942年到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转入内地,在那领的归国华侨证(证上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此外有一枚证章,即法国文学院的证章(法国文学院最高是院士,我是最低级)。
    我遵照我局红卫兵的命令,在地上纸堆中找寻。找出香港法国邮船公司、前法国新闻处的退职证件,重庆居民证,桂林缓期兵役证,以及来往函件等等交给我局机关红卫兵。另外还交了些旧书旧杂志。(孙行玲注:也就是上交本局的这些东西幸存了下来,其他----父亲的书、笔记、和朋友的信件、友人墨迹,父亲存的邮票,全没了)。
    解放前,我向来习惯把所有证件收藏起来。解放后,我未加清理。收藏至今,这点我是有罪的,9月2日我已向政治处作了书面交代,甘受任何处分。关于同国民党关系,解放前我从来未参加国民党任何组织,未进过国民党机关做事。
  
   (孙源上交单位的 汇报三)
第二次抄家
   1966年8月27日我家被抄。四、五天后晚上十一时,我全家已睡,忽听有打门声甚急,叫我名字。我不及穿衣戴眼镜就去开门。见红卫兵拿了手电,站在门口,历声叫我举起双手出去,我妻及我大孩子也都举手出去,屋里的人统统出去。把我,我老婆和我大儿子拉到院子中叫跪下。红卫兵打了我嘴巴问我,你犯了什么罪,快说,你不是右派吗?等等。大概同院有人轻声对红卫兵说我已摘除帽子,就不追问了。红卫兵问我老婆是不是国民党,说搜到国民党证,我老婆说不是。另外一个红卫兵大声问谁是刘贵金。我说是我母亲,她已经死了多年了。事后我想一定是第一次红卫兵抄家时搜出的华侨归国证所引起的,不然不会问到我母亲。华侨归国证是1942年3-4月我全家从香港日军占领下逃难出来,在广州湾由国民党侨委(由中国旅行社代办)发给每一个香港难民的证件,作为沿途身份证明用。我母亲,我妻,我和我大儿子都发一张。我大儿子当时年龄只三个月,取名孙小南也有一张。红卫兵没有追问我是不是国民党,也没问孙小南。我想我和孙小南的证不知什么时候遗失的。
   当天晚上,红卫兵把我们三人关在厨房里。叫我们举着双手站在那里,我妻因有病要求跪着举手。他们在我家进行搜抄直至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没搜出什么来。这样举手十个小时多些,我们夫妻被放了出来,大儿子仍然关着要他写交代,第三天上午放出(孙行玲注:因我哥哥是北京无线电俱乐部的,在家里也爱玩这些,所以有人怀疑是特务)。从墙上贴的标语看来,这次来的红卫兵不是上次的35中,标语署名是北京工学院。
   这次搜查十分仔细,把地板、墙板都撬开了。

(孙源上交单位的 汇报四)
斗争大会
    又过三、四天,9月4日,一个星期日。红卫兵又来,同居民委员会(亦街道文革会)在大院里召开大会斗争我们 。
    这以前,院内群众曾对我孩子斗争过一次,主要是追问偷听短波敌方广播,收发电报等(孙行玲注:无线电俱乐部是国家批准的,在规定波段中可以练习收发)。我夫妻陪同被斗争。这次小型斗争会后,同院把我妻叫去,要她交代为什么包庇儿子。
   上午9-10点,红卫兵来了,把我儿子挂上“反革命分子”牌子,我妻子挂上“资产阶级太太”牌子,我挂上“右派分子”牌。我们三人到东院举手跪在地上,戴上纸帽,脸上涂上蓝墨水。这次斗争会除同院外还有胡同里邻居。
    临末,红卫兵宣读通令:每天扫街,不许逛街,不准打电话等。会后游街。我们三人戴着高帽,各人拿洗脸盆沿街敲打报名,绕了两条胡同。回家后不久,来了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在我家,男的盘问我是干什么的,过去干过什么,子女几个在哪里念书,家乡在哪里,又问到右派问题等等。男的走了,女的问我:你是不是牛鬼蛇神,我回答说是。他们走后,大孩子要把牌子高帽扔了,我说扔不得,留着。
      斗争会后,我老婆和我儿子扫大街,约有三个月光景。
                                  1968.12

孙行玲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c695e0102wdbl.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4-14
《我的家庭出身》

    —— 孙源



我是1912年5月1日生于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黄家沙,祖籍浙江定海。

七岁丧父,从没见过祖父母。听说祖父是宁波府定海所的绿营百总,家住状元桥孙家弄,在方河头,有半片山和一块半亩大的坟地。祖父收入不多,而子女众多(四子一女),所以家境困难。大伯、二伯因取不上亲,一上吊,一发疯死了。姑母嫁到上海做添房,很早就守寡,无子女,寂寞一生,郁郁而终。我父亲(孙新槐)和叔父跟随远房叔叔到上海谋生,在英商夜总会(静安寺路斜桥)做“西崽”。父亲凭着聪明能干,从跑堂做到管理伙食的采办(那时又叫买办)。

父亲近四十,方有了我。我上面有个姐姐叫阿娥,长我十二岁,寄养在老家,后来就成了人家的儿媳。那家是铁匠,长子子随父业,次子即我的姐夫在远洋轮上做伙夫。我下面有一弟弟,一妹妹。孩子多了,为租金便宜些,我家从“石库门”的楼上厢房搬到楼下东厢房的后面。这间屋原住着我的一位远房姑姑,患肺病死在里面。结果父亲也得了肺痨,卧床两、三年,花光了所有的钱也没挽回他的生命。而我的小弟弟也感染上疾病,先他而去,那时他刚刚两岁。母亲拉着我去求洋人,只求得几十元。安葬完父亲后,母亲已身无分文。

旧社会人情薄如纸,我一家无依无靠,但母亲是个要强的女子。由于母亲有一双巧手,所以在一个洋婆子的服装店找了份裁缝工作。母亲因早出晚归,对我和妹妹无人照顾不放心,把我们送进私塾。每天一清早不管刮风下雨,我们便跟母亲出门,有时到校时老师还未起床。

干了两年服装店倒闭了,母亲去了一洋人家当保姆。其间我妹妹得急病,没钱治疗,仅三天就死了。从此只有我们母子相依为命。

母亲只在洋人家干了半年,后来再没有找到固定职业,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干些手工活:缝补,洗衣,有什么干什么。即使如此,母亲仍牢记父亲的遗嘱:一定要让孩子上学。我先后进过三所私塾,十一岁才进正式小学(新闸路大王庙和安小学,从三年级开始上的),十三岁初小毕业。听人说中法学堂是教会办的,贫困孩子可以免学费,于是母亲把我送进去。但是没想到母亲找活越来越难,时常没活干,收入有限,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实在艰难。可母亲坚持要我学下去,那时如果能考前三名连书费也可免除,所以母亲只要我好好学习,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十九岁时,离毕业还有一年多,但我家连勉强糊口也不可能了,实在没有办法。由校长介绍,我进入达理会计师事务所,至此步入社会,担当起养家的责任。

那时我只是个助理,工资不高,养家外,还报考了沪江大学的夜校,上新闻学专修科。一次同学们要搞联欢,说每人交五元。我写了篇小文说“少爷小姐作风”,没想到报纸登了出来。他们把剪报画上红框,还说要揪出这个“叛徒”。

在达理会计师事务所我只干了两年,后被推荐去了香港法国邮船公司。    

1950年划阶级成分,问我的家庭出身,我说父亲给洋人干事。他们说:那就是买办阶级。我虽然有所怀疑,但一直没向组织提出。1964年去衡水搞四清,重新学习了划分阶级的文件,更觉我的出身成分有问题。1965年回来就写了一个报告请组织上重新审查。这一报告一直没用下文,因此文革中就多了一项罪名。

(记得父亲说过,当时新闻专业是个新学科,只有几个学校有。所以报考过南京的中央大学,但缺钱---因为那样他不能继续工作了,而那两年工作所得工资本不高,没有多少积蓄。再不能把母亲一人留下,也没有搬家的费用。只好放弃了,才决定上夜校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c695e0100xfio.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4-14

孙源 (中国翻译家)

《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1931年在上海中法学堂毕业,上海沪江大学新闻专修科1933年肄业。1934年赴香港与友人创立香港世界语学会。1935年开始推广拉丁化新文学运动,曾主编这方面的书刊,同时加入国际新闻社,其间发表过一些政治时事文章及译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桂林,进文化供应社工作,继后,转到重庆自由法国驻华代表团,充任新闻参赞助手。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加坡任《南侨日报》特约记者,不久,因做过中法文化交流工作,曾荣获法兰西文学院骑士奖状。解放后,来到北京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局前身)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历任外文出版社法文翻译室编辑、翻译、副主任等职务。几十年来,孙源除译、校、审定过大量的各类法文稿外,又从法文译有:《海的沉默》(连载《法国文学》月刊,1945年第1、2、3期),《人质诀别书》(载《法国文学》,1945年第1期),[法]特莉奥兰《伊凡蒂》,[法]爱弗林纳《死亡时期》,《一个爱和平的人》(新群出版社,1946年初版;1950年再版、三版),《海龙王的琵琶》(生活书店,1947年初版;曾再版),《我怎样成为苏维埃代表》(中外出版社,1950年),《阿尼丝之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自豪的西班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法国共产党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合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法国工人运动》第1卷(合译,三联书店,1957年)等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04-14

父亲和读书


姐姐来电说,:你只写了很少的一部分,爸爸翻译的书还有很多,比如《戴高乐传,》《海龙王的琵琶》.....我说这些还是网上找到的。想当初我只关心小说,其它方面的基本没看过。所以记住书名的有些可以找到(当然大多也就是个介绍)。有些知道名字也找不到,还有我不记得书名就更难找了,但我会继续努力。

    从小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手不离书。只要他在家,几乎除了吃饭,什么时候父亲都端坐在他那张大大的写字台前。父亲有一张带扶手的藤制靠背椅,一边的圆洞里卡着一杯茶或咖啡。父亲一边看书或写字,另一只手看也不看,不时地端杯喝着。母亲会很及时地续上,那种关切和温馨,体现了父母的琴瑟和谐。温文尔雅的父母一辈子都是这样相敬如宾。

    可能那时年龄小,可能那时房子小,所以觉得父亲的书桌很大很大,特气派。其实它就是后来常见的人们俗称的两头沉,形状是:带三个大抽屉的桌面放在两个各带三个小抽屉的小柜上,(是可以分开的)。所以在桌面下与小柜上的后方有一空间,成了我和大弟私的人储物处。不过要钻到桌子底下去放东西,但我们已经很满足了,直到我上学父亲才腾出一个抽屉给我。从二年级父亲就要求我们写日记,所以每年过年父亲会根据我们的年龄送一本日记本。有一年父亲给哥哥一本蓝色的,姐姐一本紫红的的是布面的精装的日记本,让我羡慕得不得了。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得到一本呀!由于我的日记本都放在爸爸的书桌里,所以抄家时也都被红卫兵没收了。一共有十几本,从写在薄薄的方格作业本上的到精装本的----我还没得到过布面的。不算多,也不少,因为父亲并不要求天天写,他说有感而发才会写好。

    那时我家的住房并不宽敞,奶奶一间,我们五兄妹分男女各一间,只有父母的一间比较大,是他们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全家吃饭的饭厅还是客厅,摆了一套那时普通人家还不敢奢求的沙发。我的母亲也真能干,能把一间房子分成几个区域,还不显太挤。最重要的是母亲充分理解父亲的需要,劈出一大块,安置下父亲的书桌,书柜,书架,成为一个相对安静的工作区。于是回到家我们和父亲也就是一起吃饭,然后就自觉地退避三舍。尽量不从父亲眼前来来去去,否则父亲会不高兴。记得一次我们玩得得意忘形,就听父亲在外屋(除了奶奶一间不在一起,其它三间是相连的)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喝一声:“太吵了!”。吓得我们立刻殓声歇气,长这么大,头一回见父亲发火。虽然父亲平时寡言少语,总是很严肃,但还是很慈祥的。父亲常常说:“孩子管多了就不天真了,要让他们自由发挥。失去了个性的孩子也就没有创造性了。”

    不过那次领教了父亲的厉害,从此后只要看见父亲坐在桌前,我们就噤若寒蝉。安安静静地学习看书,因而也从小养成了看书,读报的习惯。父亲也经常一摞摞地往家借书,父亲很支持我们看课外书,甚至不看我们的记分册,不像有些父母只盯住孩子在学校的成绩。

    在文革中没有书读,我真心烦难耐,所以见到有字的东西就抓住不放。即使是课本(我们单位技术员的流体力学,地质学---半懂不懂的也是字啊);青年工人的培训教材(电工.瓦工----用不着也好玩啊);最多的是“四史丛书”(那时不在违禁之列);还看过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等等。耽误了我们多少年华,少学了多少东西,有多少该看的书?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

   多年后,我们从四面八方回到父母跟前,家里有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进门觉得怎么这么安静,以为大家都没到呢!再一看原来早到的各位分散在各屋都在看书。也许真不在乎那点时间,只是想重温那种气氛。以至我那位初到我家很不习惯,说:“好不容易聚会,怎么谁也不理谁?你家人之间太冷漠了。” 可人到齐后就没他说话的份了,因为我的哥哥弟弟们都是小百科全书。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让我们几乎插不上嘴。后来我老公挺喜欢这样的聚会,可以开心畅谈。


孙行玲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c695e0100wh0h.html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批量上传需要先选择文件,再选择上传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