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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谋清:记忆中的母校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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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母校风景

许谋清



    眼前的东西总是具体的,清晰的,过去的东西就模糊了;但眼前的东西是复杂的,让我们分不清主次,过去用遗忘擦掉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留下珍贵的记忆。

  青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是最美好的,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我的三个母校度过的,那个时期在脑海里留下的记忆残片,总是叫我回味不尽,而其中历历在目的是三个母校的风景。

  我上过的小学是我生身的乡里的小学,叫可慕小学,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风景,它甚至没有一棵树,在我的记忆里它是绝对的一棵树也没有。它是由乡里的祠堂改装而成的,那时上边的雕梁画栋就已经十分斑驳,现在记忆中更是一片模糊。上边还挂着几块匾,鼓突着几个金色的大字,什么字,也统统忘却了。课桌是长条木板架在两个方凳上,我们坐的小椅子是上学时各自从家里带来的。教室没有窗户,或者窗户太高,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窗外的风景。大厅后边用木板墙隔开,上边倒是有一些木头窗棂,但我们不敢趴着往上看,那里边堆满了我们乡里老辈人的木主,添了一点阴森。我没看过,只是感觉到它们,听到它们,当老鼠在上边奔跑,我听到过它们一方方跌落的木质的脆响。没有窗户的教室,大厅用屏风隔开,几间教室空气自由流通,声音互相参杂。能看到外边的大概只有天井了。天井是石板铺地,倒也整洁大方。先生——我们小学称老师为“先生”,先生经常把学生集中在天井里。小学学生不多,天井又不小,排几队刚好装得下。先生站在台阶上讲话,学生不老实,想看看外边,也只能是坐井观天,或者是立井观天。

  但小学,它还是给我留下一片好的风景的记忆。那是把大门打开的时候,我就喜欢小学的大门门槛儿,门槛儿下边是石头的,上边是木头的,很厚。我们总是在门槛里外席地而坐,无论教室里有多么的闷热,这儿总是凉爽的。坐在门槛上往外看,外边的地不平,分几个坎儿,都种着葱绿的五谷。不能看得太远,只几个坎儿,那绿便齐刷刷地断了,枝叶可辨,直接就接在蓝天上。—南方的天是朗润的,五谷是绿油油的,蓝和绿,润和油,非常和谐地镶嵌着,交融着。翻过一坡一坡的绿的尽头就是大海,从海面上收足了清凉又轻拂过五谷地里尖尖的嫩绿而后扑入胸口的海风总是叫人感到十分惬意。当时我还不懂,后来的多少年里,就为了剪断这一缕凉爽,我们挥汗如雨地搏斗,我们血性方刚,我们又不吝惜使不完的力气。当然,那是我离开小学以后的事了。

  中学呢,它几乎可以说是美丽的。我上过的中学叫养正中学,原先是私立的。后来才是公立的。解放后怎么会还有私立的学校,这是特殊。侨办。我在小说《看不清桃红李白》里描写的史校长常常凝视的那窗风景,就是我记忆中的母校:

  过去他就有这么个癖好,站在教室里排房的高坎上,俯瞰下方。他是看着那教室一排排盖起来的。屋顶用的是机制瓦,分灰红两种。墙壁都是石头的,打得平平整整的条石,垒得挺讲究。那条石,崭新的,闪着白光。白条石和白条石之间,嵌一道黑色的水泥,远远看去。,一白一黑一白一黑。煞是醒目。他站在高坎上教室排房的廓子里,前边就一层一层迭落下去。先是新开辟出来的体育场,这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一个体育场,从上往下看,已经看不出那碍眼的砂砾,竟然是嫩红的一圈,再跌落一层,可以叫杂色,但杂而不乱。榕树,龙眼的墨绿,老了点儿;各种菜蔬的翠绿,嫩了点儿;此外是蕃薯一畦畦的绿,水稻一波波的绿;但都汇在一个总体的绿调子里边。再远处再跌落下去的就是海了,当然看不到波涛的起伏,于是只是凝碧的一块。那一道白一道黑,那一圈红一圈蓝,构成了他生活的梦。

  我在《初恋没有故事》里继续描写我记忆中的母校:

  中学正中有一条大道,两边是两排高大的凤凰木,碎碎的绿叶中大朵大朵的红花开得极盛,像一团团无烟的火焰。这火焰又极娇弱,微风吹拂,可地落红。学生在家里等通知(高考录取通知)等得心焦,总一两个,三几个到学校里转一转。要是平时,女生总是踮起脚尖,避开那些落了地仍然赫赫红着的花朵,现在她们全无那心思,一脚脚踩过,一路落红零碎。红红的花汁都浸到泥里去,叫人觉着有几分的凄凉。

  这已经和我的母校有些距离,我的中学母校正中没有夹道的两排凤凰木。但凤凰木是有的,在橱房外洗碗池边上有几棵,火一般的花常常跌落在水池里。我洗碗时总看到一个个子矮矮的大师傅冲我笑。他曾对我说,他认识我父亲,十几年前我父亲溺水而死他全知道。他说,我母亲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我老记住他的笑。说这话时他是可以笑的。父亲已经死丁十几年,儿子已经长这么大了。他笑时,我看到跌落在水池里的凤凰木花,像开的时候那样红。几年后,这位大师傅围观武斗,被一颗子弹击中。那时,也有一朵跌落的凤凰木花,像开的时候那样红。

  记忆中还有两棵榕树,在体育场边上,那儿有两圈红土,高出周围的地面数尺,那两棵榕树就分别长在那两个红土坑上。跟过了马路那边的那棵几人合抱的老榕树相比,这是两棵小榕树。可人说,那两棵榕树总长不大。老年人甚至说,他们小时候,那树就这么大,到他们老了,还这么大。于是,我就感觉那两棵小榕树像两个小老头似的。离开二十多年后,再回去我就特别注意一下那两棵榕树,却发现它们明显地长大了,下边有好大一片荫凉。

  中学的教室都是大窗户,我总喜欢往外看,上课时开小差也往外看,那是一窗窗的风景。越过体育场,收归眼底的还有一个榕树林,离的稍远,没时间去。去过一回,发现那是一个神奇的去处。好几棵榕树拢成一个榕树林子。其中有一棵,它有好几个树干,老树干边上还有几个小树干,像一群儿子站立在老父亲的身边。榕树的横枝上总有些根须下垂,一旦触地便扎入地里,于是形成新的树干。从下边看,几个树干各自独立。从上边看,它们仿佛是搂肩搭臂地扭在一起。再细看,其实它们是连体。这在我心目中老态龙钟的榕树骤然变得谐趣盎然,这儿仿佛是一个童话世界。五八年学校也组织我们去炼钢铁,我们是低年级,力气小,负责砍树烧炭。我记得我们砍了山边上的好些相思树。而后在土坎下边挖洞,在里边烧炭,夜里还要守着,听到山狗的嗥叫,吓得要命,我们用相思树枝搭一个窝,藏在里边,真怕山狗来掏我们。成功的是高年级的同学,有人拉风箱一口气拉了五百多下,于是,火线入党。其它的都失败了,我们把树砍了,把木头烧成了灰,把铁砂炼成大乌龟,而后我们就班师回校了。坐在教室里发现少了好些东西,窗外的风景变得挺陌生,其中就少了那个童话般的榕树林。它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擦掉了,就像我们用橡皮擦掉画片上的一棵树一样……

  记忆中还有一棵垂杨柳,不知是谁栽的,它只摇曳了几天绿,柳条便枯死了。

  记忆中还有些普普通通的桉树,它们高大挺拔,每年春天换掉一层旧皮,新皮青青的白白的嫩嫩的,显的就它们年青。

  中学的体育场挺大,有一圈四五百米的跑道。跑道中间是足球场。北边一溜七、八个篮球场。东边有一溜吊环单双杠。西边还有好大一片平整的空地。

  头一次觉得体育场大,是我考上中学以后,我二哥和我牵着我们家那头小母牛到填上去卖。上小学每天放学时,我得去放牛。牵着它啃几道田埂,又到小溪里喝一肚子水。可怜的小母牛其实是终日在昏暗的厩里,啃着干草,所以好几年了总也长不大。我考上中学,我解脱了,它也解脱了。我和二哥,都光着脚,南方人都光脚,牵着那头黄色的小母牛,从体育场的边上斜穿过去。体育场是红色的。赤红色。那年月讲究拔草,不讲究种草,所以中学是红色的体育场,而不是绿色的体育场。区别于那些缩小着的耸立的绿色的,是这一片扩展着的红色。它也是我心中永不消逝的风景。

  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有一种奇异的病,经常突然昏厥,但倒下立马又可以爬起来。他姐姐也体育好,常常穿运动衫短裤在跑道上奔跑。她个子高高的,长的挺匀称,两条腿又直又长,皮肤被太阳晒成巧克力色。她曾经为我助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台湾。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高中就没有录取他们。后来听说,姐姐上了华侨补校。再后来她出了国,当然是在政策松动以后,据说她的生意做得挺大挺红火,并以巨资回报补校。但她从来没回过我们的母校,也许是心中的伤痕太深,她没有以她的财富给我贫穷的母校增加一片风景。

  如果母校是摇篮,那么各种运动就是风浪,摇篮总在波浪中颠簸。当时我并不敏感,只知道我们的课堂一直被延伸着,延伸到大海边,到海滩上。要走过那条古老的三里街,到海边,再走上那座横跨海面的五里石桥,一直走到桥中,顺着一道人工修筑的大堤走向海滩。书和笔变成扁担和畚箕。我们去围海造田。围海是筑堤。造田是挑海砂来改良海滩地。用一种特殊的工具,叫钿。柄是直的,上边有一横杠,下边安在木柄上的是口儿被磨薄的长方形铁板。双手攥着横杠两头,用脚一踩下边的铁板,钿便插入海土里边。把海土切成一方一方的。第二个把那一方一方的海土抱起来。长堤下排一长队,就这样把海土往堤上传。最后一个狠狠地把海土摔在长堤上。我们筑一道长堤,以抵挡海潮的冲击,把大海从眼皮底下赶出去。海里造地,龙口夺粮。正同学年少,真真显出一种英雄气概。不但风雨无阻,决堤时还要去堵漏,沙包不够用,人都敢跳下去。原来五里石桥两边都是海,我们硬是把大海给挤出去了。我还记得那挑海沙的场面,休息时,一部分人在堤上,一部分人在沙滩上,那次我留在海边,我们捉小虾玩儿,等哨子一响,我们还可以呆一会儿,等堤上的人走下来。海滩上不平,走着走着他们就看不见了,又过一会儿,一个一个脑袋就从坡顶上露出来,几百个人,一字儿摆开,一个个脑袋往上一窜一窜的,渐渐长高了,肩上都是横搁着的扁担。噢,那场面,真是壮观极了。那时,我从心里相信人定胜天。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围死了一个古港。原来五里桥两边都是海,海潮退走时,可以看清那些海滩地,上边尽是密密麻麻的小洞,像蜂窝似的,数以万计的赤脚蟹横行在它们的王国里,这些奇妙的风景也都被我们擦掉了。已经铸成大错,上边才又下了新的指示,五里桥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对象,还拨了一百万,修桥,还要把桥下边的土挖掉,让桥重新回到海里。这里已经没人义务劳动,得花钱雇民工。钱,只够挖那么一小溜,只够桥在里边趴着,就像让牛趴在一个小小的水坑里,显出几分滑稽。填海容易挖海难。

  那一道白一道黑,那一圈红一圈蓝,构成了史校长的梦,也构成了我的梦,甜苦掺半,这才是生活。生活其实由不得自己,过后才能明白,或者永远不明白。不明白也是人生,明白也只是人生。

  我未曾描绘过北京大学。它的带着黄铜蘑菇钉的红漆大门,构成了大半个世纪中国青年学生的梦,它的湖光塔影是我心中不可抵御的诱惑。

  未名湖边上有一个什么园,名字我忘了,司徒雷登在那儿呆过,陆平的党委在那儿呆过,聂元梓的革委会在那儿呆过,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它后边有一个小门,那小门好像永远是关闭的,门前边有几级石板台阶……一道径逶迤而出,夹道的是两大片,其实两片连一起,那是碧森森的青竹。有几杈俯下身来,想把它清凉凉的叶片撩拨在它前边伸展开去的径地。和千万枝翠竹遥遥相对的是几棵高大而孤独的白皮松,老树默默,青草萋萋,竹林絮语,曲径幽幽。这么好的去处居然被人忽视。北大的学生都是书呆子,早上拿个馒头,夹点儿咸菜,就都上图书馆。于是,这神仙般的好地方就留给了我。我回回上那儿去,没见过别人,竹林只属于我。草地,竹林,曲径,白皮松,我。

  未名湖边的小山上,有一棵古松,据说遭过雷劈,于是从中间裂开,但它没有倒下,不知谁又用铁箍把它定住,它倚斜着,像一个残疾人那样痛苦地活着,一束束松针都还葱绿,似乎在显示它的倔强。再往上走几步有一个亭子,亭子中间挂一口大铁钟,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的血很热,就用拳头去撞那口铁钟,以为钟声能象征一个什么的开始,没想到却反过来象征它的结束。

  记忆中还有一堵灰色的墙,那是大饭厅朝东的那面墙壁,由大门而劈成两半。靠南边的那段墙曾贴过5.25大字报,毛主席说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由此烧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月25日我不在北大,我没见过那张大字报。靠北边的那段墙,7月19日我们六个人在那儿贴了一张《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公开信》,没想到被利用,引出了北京大学7月25日,7月26日两个晚上的十万人大辩论。我们惹起了一场风波。写了认为工作组犯路线性错误的公开信,又写了“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联合声明,弄得我们自己也面目不清,并在无从解释中走向困惑。六个人签名,头一个是王海治。文革前,我们年级有一名同学到颐和园游泳溺水而死,为死者穿衣服的是王海治。:多少年后王海治分配到山西,并爱上一个农村姑娘,不久他在游泳时溺水而死。传闻:他是站在水中死去的。六个人少了一个剩五个。三个继续搞专业,当了历史系的研究生。王伟。朱瀛泉。叶文郁。我只见过朱瀛泉,在南京,到北京来查看北洋时期的外交史资料。他说美国政府的档案,三十年后就可以公开。但我们的有关方面没让查看,原因是没有先例。我是注定要改行的,我在进北大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写下一句话,不要成为我所学的历史(资料)的工具,而是把所学的历史(资料)作为自己的工具。另一个改行从文的叫高华,是位女同学,她保留了一些专业特色,写历史小说;我们也只见过一面。那堵墙,我曾回去看过,发现它是健忘的,但它是我心中残酷的风景,有一天它一定会重新恢复它的记忆。

  六院,是我们历史系的办公所在地。门不大,文革初,有人在上边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听说毛主席知道后,改了一个字,把“浅”字改成“深”字。这一个字,就已经划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那场浩劫中的灾难深重。有一位老教授就是从那个门口被逼着跪爬穿过院子。

  历史系几十名学生,曾经去包围过“反共老手”翦伯赞,他是历史系的系主任,我们包围了他的西式小楼。翦伯赞吓得赶紧关门闭户。学生声势极大,有人还借来梯子,想从窗户爬进去。后来是他的保姆从里边把门打开的。我发现翦伯赞的家里尽是书。翦伯赞只好出来,在台阶上撅着。学生就让他承认自己是黑帮。翦伯赞说,他不是黑帮,理由是他没有成帮,他是单干的。下边一片哄笑。文革末期,听说主席说翦伯赞还有用,可以当活字典。翦伯赞两口子感谢主席的宽大,而后寻块儿服安眠药自杀了。这是多年后我才听说的。听说时,脑海中正在模糊的那幢西式小楼骤然又清晰起来,成为我心中洗不掉的风景。

记忆中的母校的风景,并不都那么温馨,有些地方甚至常带血痕。一个历史时期的影响不易结束,批判的意义在于能走向自省。母校的风景形似社会而有别于社会,它对我才是这般地刻骨铭心。社会的人际关系,使我想起电影《莫扎特之死》(话剧《上帝的宠儿》)。嫉妒、扼杀,贯通人类历史。而母校则永远地扶助和企盼它的学生们的成长成功。仅此一点,它就是一块圣土。仅此一点,它使记忆中所有的母校风景都变得亲切了。这是我在离开母校后若干年才慢慢悟出的。记忆同时留下了母校的风景,并让它在我的心中发出神圣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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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谋清,福建晋江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房山县窦店中学教师,北京房山县文化馆、北京东城文化馆馆员,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家》编辑部编辑。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海土》,报告文学集《晋江人》(合作),小说《填海》,报告文学《受伤的白天鹅》等。小说《孩子·大海·太阳》获《芒种》文学奖、《土枪·牛虱子·吴先生》获北京庆祝建国40周年文学奖、《填海》和《台风》均获辽宁省首届期刊委员会优秀作品奖、《海土:金鸡盆的传说》获1990年《福建文学》佳作奖、《补丁》获1990年《北京艺术》征文奖、《红豆豆》获《中国环境报》征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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