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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吴琼:难忘的燕园·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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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燕园·1969年(上)

吴琼

〔作者简介:吴琼,1944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1968年本科毕业,1981年研究生毕业,中国哲学史硕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处长、编审、退休干部。〕

  现如今,我已经过了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距”之年,以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难以忘怀,但最难忘的,还是在“文革”时期1969年前后,在北京大学度过的那一段还没有离开母校的特殊日子。那时,我只有二十四、五岁,正好处于一个人的青春期,所谓人生的“黄金时代”。

第一章 毕业前夕,被押进东语楼“监管所”

  1968年8月,在毛泽东接见全国造反派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后,北京大学的武斗结束,由4587部队和北京618厂工人组成的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燕园,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北大展开。同年10月,军工宣队通知1968届本科生毕业,一律分配到全国各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改造从旧学校带来的资产阶级旧思想。本来,在毕业分配时,我已经报名,自愿去西北落后、贫穷的宁夏隆德工作,不料,就在还没有领到派遣证的一天傍晚,忽然接到哲学系军工宣队办公室的通知,要我去学生宿舍38楼206寝室,接受“政治审查”。

  38楼206室当时的气氛一改往日的文明和宁静,变得杀气腾腾,十分紧张。只见一张书桌横放在寝室中央,在强灯光的照耀下,书桌上放有非常引人注目的、两大摞一尺多高鼓鼓囊囊的、浅黄色的“卷宗”袋。身体又高又瘦、身穿一身黑衣黑裤、平日不苟言笑的618厂工人李元和师傅,整个身子朝前倾,双肩、双手支撑在书桌上的两大摞“卷宗”袋之间,两眼放射出凶狠目光。他劈头盖脸地对我呵斥道:“你就站着,不能坐下——看好!这两摞袋子里,装的都是哲学系和其他系师生揭发你的反革命罪行材料!”

  接下来,他便向我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告诫我必须放弃侥幸心里,必须“竹筒倒豆子”,老老实实地交待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而在李元和的左右两侧,分别威武地站立有我的四位同班同学:其中左侧两位,居然是北大“文革”运动中与我的观点一致、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兵团”战友;右侧两位,则是与我的观点不一致、一直拥戴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成员。待李元和发言之后,上述四位同学马上加以配合。他们或者和颜悦色、娓娓动听地劝告我,最低限度也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放弃一切幻想,如实交待问题,以便按时毕业到工作岗位上去,获得一个不错的个人前途;或者,声称我的问题已经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不断地对我恐吓、威喝,甚至与李元和一起对我拍桌子瞪眼,走过来动手动脚,强迫我弯腰低头认罪……当时206寝室的那种情景,真像读者在一些电影和现代京戏中所欣赏过的戏剧性场面。至今,我仍然记忆忧新,历历在目。

  对这种遭遇的到来我早有精神准备,并不以为然。当时我想,该来的事情终于来了,躲也躲不开只能强硬对付。所以,无论这五位审讯者如何表演,怎样气急败坏,我的回答只有斩钉截铁的一句话:“我没有反革命罪行。”

  审讯在继续,愈演愈烈。38楼二层楼道里鸦雀无声,似乎各个寝室里的同学们都在侧耳倾听……

  我站立在那五位审讯者和那张横放的桌子之前的一小块地面上,不时微微眯起双眼,越过五位审讯者的头顶,遥望玻璃窗外阵阵寒风吹拂下不断摇曳的树枝头和路灯的光影,在自己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文学作品《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两位主人公——牛虻和伏契克的不屈形象……

  这场突审,一直持续到晚间睡觉熄灯时间,才不得不结束。审讯者们一无所获。审讯结束前,倒是李元和的头上不断冒汗,他不断用一块白毛巾擦拭。他已经完全失去常态,对我大声咆哮道:“你说你根本没有反革命罪行?你没有?!你现在敢签字画押吗?——这里有笔和纸,料你也不敢!”

  我走到桌子前,拿起笔来,在五位审讯者的包围、注目下,毫不犹疑地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我没有反革命罪行”八个大字,随后,签上我的姓名,以及年、月、日。

  ——整整一年之后,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又在解放军军工厂锻炼一年,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次,我从自己所任教的河北衡水到北京探亲。一天中午,我在前门珠市口大街,遇到当年曾经参与审讯我的一位京籍同班同学。那时,耸人听闻的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还没有发生。这位昔日的“井冈山”战友,把我悄悄地拉到街头一角,神秘又带歉意地对我说:“知道吗?当时,206寝室那些‘卷宗’袋里,并没有揭发你的过硬材料,袋子里装的都是一些吓唬你、冒充揭发材料的过期报纸……”当我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不回置一语,只保持沉默。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践踏民主与法制的事情层出不穷,人们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类似事件既然不幸落到自己的头上,我能够说什么呢?

  ……1968届毕业生开始陆陆续续离开燕园,匆匆忙忙地奔赴全国各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了。而我,却不得不仍旧滞留在38楼206室,过着囚犯一样的日子,“政治审查”并没有结束。李元和代表军工宣队命令我:一不得打电话,二不准向外写信,三不得离开燕园一步;只准我在寝室里看《毛选》和报纸,闭门思过,继续交待问题。哲学系68届同学在离校前,有的人紧握我的手说:“挺住,挺住,一定要挺住——挺住就是胜利!”有的人找个借口,来到206室走一圈,非常忧郁地望一望我,点点头,就算告别了;还有京籍的两三个同学,悄悄记下我母亲家的在京地址,向我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由他们去转告——而我自己只能听天由命,无聊又忐忑不安地消磨时日。我还听说,军工宣队领导班子里,对处理我的问题颇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学生出身不错,又没有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何苦就这样把他扣住不放呢?但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有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要等全校的“清队”运动全面展开以后再看,也许,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就会发现有严重问题。……就这样,到了10月末,事态竟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1968年的冬天比往年来的早些。10月末的一天上午,天气寒冷,从头天夜里开始,燕园里便开始落下初冬的第一场雪,不过,落下的并不是那种鹅毛大雪,而是像小米粒大小般的“沙沙”小雪。在一个参与过对我审讯、个头不高、还没有离校的同班同学的押送下,我冒着小雪从38楼走出来,肩上扛着铺盖卷,手上提着一个穷学生所有的全部不值钱的网兜、脸盆、生活用品,离开学生宿舍区,由南向北,穿过图书馆、办公楼,走进了北京大学西校门附近的东语楼——当时北大哲学系的“监管所”。

第二章 学习马列著作小组变成“反革命读书会”

  那时的东语楼内,关押着哲学系几十个年龄不等、从60岁到20岁左右的男男女女,所谓的“走资派”、“黑帮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学生”。他们统统集中关押在东语楼一层的西头,以一个洗手间为中心的几个大小不同的教室和房间里,接受“政治审查”。一间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被用来充当审问室,每天从早到晚,就在这个阶梯教室的入口处最高一级阶梯的层面上审问犯人。看管犯人的红卫兵值班室,设在审讯室的对面,隔着楼道就是洗手间,红卫兵值班室是一个狭长的房间,驻有军工宣队所信任的哲学系69届和70届的本科生。我被押进与红卫兵值班室仅一墙之隔的一个教室里,在这个教室的地板上,铺有两张供犯人睡觉用的草垫子,临窗有一桌一椅,供审查对象写交待材料之用。

  当我关上这个教室的门,把肩上扛着的铺盖卷放到一个草垫子上之后,转过身来,发现在临窗的另一个草垫子上,按照监管所的规定,端端正正坐着一个人。他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一付金丝眼镜、面目慈祥的先生。这位先生正是蜚声国内外的数理逻辑教授、英语非常好、过去被称为“燕京大学三大怪”之一、终生未婚的吴允曾先生。吴先生端坐在草垫子上,头一动不动,用他那特有的、沉稳而又亲切的嗓音对我说道:“欢迎你来和我作伴儿。我被怀疑是个美国特务,你的罪名是什么?——我早就认识你,过去,全系师生开会唱革命歌曲时,总是你在台上指挥,指挥得不错。你还是‘井冈山兵团’《新北大报》的主编,‘新北大公社’《新北大》报的主编是宋一秀——两种观点对立的小报主编都出自哲学系。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你也许会在这里和我一起消磨一段时日……”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和老实巴交、治学态度非常严谨、记忆力惊人、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逻辑学和计算机软件事业的吴允曾先生成了至交。在两个多月共处一室、朝夕相处的患难日子里,我得到过吴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一生难忘,现在每每想起来便热泪盈眶……

  我到监管所后没过两三天,不知怎么得到的消息,我家的老五、老六,“文革”发生时还在上初三、初一的妹妹和大弟弟,匆匆忙忙来到东语楼探望,给我带来两条《恒大》牌香烟和10元钱。她们告诉我:还没有把我被关押的事让母亲知道,母亲的身体很好,不必挂念。她俩离开东语楼时,我把妹妹叫住,特别叮嘱她说:这件事务必也不能让我的高中女同学马明明知道,要代我多看望她几次。妹妹含泪连连点头——因为,当时只有妹妹知道,我已经与马明明订婚,而马明明患有心脏病……

  自从被关进东语楼之后,军工宣队便更换了审讯我的人。他比李元和年轻,也姓李,长得很结实,也是身穿黑衣黑裤,脚上总是穿着一双擦得贼亮的黑皮鞋。此人原来是618厂保卫科的一个干事。他每周两次坐在阶梯教室最高一层一把宽大的椅子上,面对面地审问我。不过,李干事与工人李元和不同,他不像后者那样,在审讯我时不断地大喊大叫、威胁、咆哮,而是寡言少语,经常在审问我时故意停顿几次,有意识地让审讯冷一冷场,以便制造出一阵阵紧张的气氛,给我施加无形的精神压力;只有在审讯的关键时刻,他才从口中甩出一、两句十分刺耳、难听、气人的话。总之,他好像早已料到我不会松口,决不会承自己有“反革命言行”;他似乎在应付差事,每周只来审讯室和我见两次面,消遣消遣。

  是的,俗话说的好:“咬人的狗并不叫”。阅历不深的我,可以说真是低估了这位618厂保卫科的小干事——到了1968年年底,我的案情突然有变,情况直转而下!

  1968年最后一天的一大早,天还没亮,李干事打破常规,提前在东语楼阶梯教室突审我一次。这一次,他仍然没有收获。可是,在突审即将结束时,他的表现却与以往不同,态度相当诡异。他轻轻松松地舒展开身体,半坐半躺在那个大椅子上,面部表情分明是朝我微微一笑,却又迅速收敛起笑容,“腾”地突然站起身来,举起右拳在我的鼻子前挥舞一下,咬牙切齿地叫嚣道:“好,好,好!!你的态度很好很好——既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又不揭发别人,真有一股子别人没有的江湖义气,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硬汉子,大英雄啊!不过,我现在要严重警告你——你的事儿,很快就见分晓!”

  他说完这番话,就夹着文件包扬长而去,把我丢给了值班的红卫兵。

  那是1969年1月2日的上午。落下几天飘飘大雪的燕园里寒气逼人,但是空气清爽的很。所有古香古色的建筑物房顶上,还有高低大小不同的树木、灌木丛和地面上,都落下了厚厚的积雪。太阳出来了,照耀得人眼花缭乱。从东语楼通往南面学生宿舍区的大路和条条小路上,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大约上午9:30,李干事把我叫出东语楼,特别递给我一个又宽又大的棉口罩,叫我戴上,把脸遮住,然后,引领我往南走。他走在前,一个看押我的红卫兵走在后,把我夹在中间,一行三人踏着积雪,一直走到学生宿舍区的学四食堂。进入食堂后,三个人都不声不响地背靠在食堂东墙靠窗的一排暖气片上。只见这个食堂已经布置成一个大规模的批斗会场,在食堂北墙一个个卖饭的窗口上方,展开一幅醒目的“批斗反革命分子XXX大会”的红色横幅标语,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包括驻校军工宣队队员,共约两千多人,早已坐在自带的方凳或椅子上,正等待批斗大会的召开。会场的气氛相当紧张,有一股子萧杀之气,无人说话。

  批斗大会开始了。先是驻校军工宣队领导人讲话,他高调阐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北大“清队”运动的大好形势,向各系师生员工代表交待“清队”的方针政策,严厉警告那些还在负隅顽抗、暗藏的阶级敌人,必须无条件地交待自己的严重政治问题……随后,这场批斗大会的主要批斗对象上台发言,他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北大“文革”运动中同我的观点一致、个子矮小的外系同年级同学。这位外系同学用不断颤抖的手握着扩音话筒,慷慨激昂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声泪俱下地回顾自己苦难的出身和在党的关怀、教育下的成长过程。他痛心疾首地批判自己在任《新北大报》主编时,组织起一个“反革命读书会”的滔天罪行,此后,他又揭发另一个《新北大报》主编,如何猖狂地向他散布恶毒的“反革命言论”,他又如何向其他一些同学扩散了这些“反革命言论”。最后,他郑重其事地警告在场的北大师生员工代表,任何犯有同类罪行的反革命分子,都必须以他为榜样,效法于他,向军工宣队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严重问题……

  这场批斗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场上真可谓群情激昂,严肃热烈,声讨声和口号声连接不断。最后,大会在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戴着口罩,遮住脸,背靠在热烘烘的暖气片上,我自始至终关注着大会进展,仔细辩听从扩音器传来的每一个声音。当那位自我揭发、批判的“井冈山”战友开始发言时,我并不感到新奇和诧异,因为,他“文革”时一直是燕园里的一个活跃人物,经常出现在大大小小的辩论会场,他的发言一贯高调,富有煽动性。然而,随着他在这场批斗会上发言的继续和深入,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尤其是,当他说到《新北大报》编辑部里有一个“反革命读书会”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他说的话不可思议,简直是海外奇谈!但是,当他提及《新北大报》另一个主编对他如何散布反革命言论时,刹那间,我们心房不由得一阵紧缩,继而“咚咚”地加快跳动,我一下子傻了眼——原来,他所揭发的那些对他散布的所谓“反革命言论”,其中的实质性部分是我,确确实实就是我本人,亲口对他说的话!

  开过批斗大会,各系师生员工代表离开会场之后,我又被押回东语楼。在踏雪返回东语楼的一路上,我的心情变得极其恶劣,又气愤、又失落、又沮丧,坏得无以复加,以至于看到燕园里的一切景物——南阁,北阁,图书馆,办公楼,办公楼前那两根高高的汉白玉华表柱子,等等,我觉得它们统统都变了,变得歪歪扭扭,不像样子,一塌糊涂,甚至于燕园里的一木一草,乃至大地和天空,都改变了往日的颜色……

  当回到东语楼的那间教室,李干事离开我以后,红卫兵把吴允曾先生叫到值班室,说了几句话。神色凝重的吴允曾先生返回房间,立刻为我从暖瓶里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他欠下身子,对坐在椅子上发呆的我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现在你要冷静,沉住气,不要多想,身体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是,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

  是的,不错,现在要冷静,不要多想。可是,我能够冷静,能够不多想吗?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直在回忆,判断,思索,忍不住一直想呵想呵,午饭和晚饭不吃,水也不喝一口,整整一天都在不断地想,以至于倒在草垫子上以后,还在思索。我一夜无眠。

  我想到:“文革”时的《新北大报》编辑部共有六位编辑,大家分别来自哲学系、中文系、西语系、化学系,五个男生,一个女生,由揭发我的那个外系同学和我两个人担任主编。但是,活见鬼!我们从来没有组织过“反革命读书会”呀!如果说,我们六个人在一起认真读过书,那是真的。那是从1967年夏到1968年春,当1967年“一月革命”发生,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以后;当江青号召“文攻武卫”,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展开武斗,全国大乱以后,众所周知,全国大多数的师生都厌倦了这种没有章法、乱哄哄、自相残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都变成了力图摆脱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消遣派”。正是为了不虚度青春年华,认真学习那时还允许学习的书籍和知识,《新北大报》的六位编辑在北大28楼原编辑部的房间,自发地开始阅读并讨论马列著作。我们一共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路易·破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五本著作,更何况我们在学习讨论中,只是讨论马列原著的内容,从来没有议论过毛泽东、中央文革和“文革”运动。这样的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小组,怎么一下子忽然变成了“反革命读书会”呢?

  我还想到:如果说在那段时间和此后的一段时间,确实有议论毛泽东、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事情的存在,也不是发生在《新北大报》六位编辑学习讨论马列著作的时候。原来,从1966年底到1967年2月,因为我本人对这场“文革”和北大运动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感到奇怪、不可理解,为了弄清事实的原委和真相,我一方面阅读了一些马列、哲学、历史、政治书籍,另一方面,翻阅了收集来的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量小报和材料,经过个人独立思考,并且结合自己的亲身见闻,于是,形成对建国以来直至“文革”运动的几点看法。我当时认为,第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对彭老总的那种批判、斗争和处理是不公正的、错误的;第二,1962年“七千人大会”纠正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政策错误,则是正确的,是不应该后来“炮打司令部”,以林彪取代刘少奇在党内位置的;第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说明在党内存在一条“左倾”路线,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当然要负错误路线的领导责任——由于在《新北大报》六位编辑学习讨论马列著作以后,编辑部有些杂事还需要两个主编处理;又由于那位外系主编多次声称,他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难以理解,例如,66年“五·二五”聂元梓贴大字报;“七·二五”江青在北大东操场讲话;67年上海“一月革命”夺权;“七·二〇”武汉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抛出“王关戚”后,又揪出“杨余付”等等。他多次央求我谈谈个人看法,加之,他一再向我表示:“我非常非常苦恼,寝食不安。无论是对是错,请务必谈谈你的看法,不成熟也可以。我一定保密,决不会对其他人讲——刀架在脖子上也绝对不会泄露出去……”。

  于是,我就断断续续对这位外系同学,我自以为非常可靠、值得信任的“战友”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是,我哪里会料到,到了军工宣队进校开展“清队”时,到了毕业前夕,这位当初信誓旦旦的“战友”,不但把我讲的一些违禁的话,作为“反革命言论”向专案组合盘端出,又在批斗大会上揭发、批判呢?

  随后,我又想: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些看法,对揭发者说过的这些话,又可以统统承认下来吗?如果承认下来,那么,会给我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啊!那是要真的给我戴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株连母亲和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呀!可是,如果拒不承认,如今证人证词俱在,军工宣队能够就比轻易罢手,让我消遥法外吗?

  ……在令人恐怖的深夜里,我在草垫子上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于是,索兴披衣起身,在那间教室里踱来踱去。窗外,北风呼啸,还带着哨音;教室内,吴允曾先生躺在草垫子上,也一夜未眠,每隔一段时间,他便欠起身来对我说:“睡吧,睡吧,躺下来睡一会儿……一切等天亮再说。”可是,处在那种环境和心绪中的我,是不可能停止踱步思考的。

  我预料,发生在燕园里的这场“清队”运动非同小可,像这样在政治高压下一个人揭发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再揭发另一些人,被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凡是有头脑、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北大人,对这场运动都不免会有自己的看法,也决不会把这些看法只是闷在心里,不对自己的妻子、丈夫、最信任的亲朋好友进行交流。而这些在私人之间进行的思想交流、所议论的内容,假如全部被揭发、披露出来的话,那么,势必不仅在燕国,而且在社会上会牵连出许多许多人,那么,这些人岂不统统要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划入反革命阵营中去吗?

  我又向自己:凡是正常的人都有一颗正常的头脑,这颗正常的头脑不就是为了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支配自己的行为、采取行动的吗?而现在军工宣队这种“清队”运动的一系列做法,难道是想从根本上剥夺人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吗?

  我整整思考了一天一夜。

  我最后决定:第一,那种违背内心良知和道德铁律、揭发他人的丑恶之事,我是决不能做的,至少,这种丑事到我这里必须中止;第二,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符合客观实际,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正确结论,所以,必须坚持;第三,“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应该把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书写下来,公开出去,留给历史和后人,然后,就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免得承受我不想承受的、那些完全可以预料到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以及人身污辱。

  做出上述决定以后,我见天已大亮,便推门走出房间,敲开红卫兵值班室的门,向他们索要了纸和笔,然后,回到房间坐下来,痛痛快快地书写下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大运动和“清队”运动的全部看法,毫不隐晦,淋漓尽致,竟一口气写了三十多页纸。写完后也没作修改,我马上交给了在红卫兵值班室里等候多时的618厂保卫科的李干事。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对他说的:

  “别人对我都说了些什么,我对别人又说了些什么,我都忘记了,回忆不起来。但是,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的交代材料。请你过目,并请呈转有关部门。”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洗手间方便。当我经过红卫兵值班室时,只听见那里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喧哗,估计他们刚刚看完我写的交待材料。有两句非常刺耳的话很清楚地传到我的耳朵里:“这也太反动、太恶毒、太系统啦!对这个反革命分子必须进行严惩!”

第三章 逃离燕园,在北京电报大楼和中山公园

  上交材料之后,我想就应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自杀以前,还应该给母亲和亲友们留下遗信,而遗信还必须能够让她们亲眼看到。所以,我想首先要逃离燕园,去市里北京电报大楼写几封信——这些想法,都是我在写交代材料之前,早已盘算好的。

  而燕园又是可以逃出去的。我逃离燕园之前,已经分析过对我有利的三个条件或因素:其一,我刚刚交出交代材料,专案组和红卫兵们决不会料到我在交出材料之后的第二天就逃出燕国;第二,东语楼里有两个楼梯,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红卫兵值班室设在一层的西头,西头是哲学系监管所,他们对一层西头的那几个教室和房间把守得很严,但是,往往不注意一层的东头——而我只要登上一层西头的那个楼梯,上到东语楼的二层或三层,再从二层或者三层东头的那个楼梯沿梯而下,会很容易地到达东语楼一层的东头,进一步走到东语楼的楼门;而这个楼门平日又很少上锁,这样,我就会凭运气走出监管所;其三,两个多月来,我已身无分文,所幸妹妹和弟弟探望我时,给我留下10元钱。这宝贵的10元钱,足够我逃离燕园后乘公交车、买信封、信纸和邮票用的了。

  1969年1月4日是我一生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清晨5:30,东语楼内的一层一片漆黑,夜里值班的红卫兵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刚刚起床;监管所里的一两个犯人刚刚去洗手间洗漱;只有吴允曾先生早已醒来,轻轻地咳嗽,仿佛在警告我不要轻举妄动,然而,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我决心冒一次险。我在黑暗中穿好一件草绿色的绒里夹克,衣兜里揣好妹妹和弟弟给我的那10元钱,若无其事地走出房间,只见长长的楼道空无一人,只是洗手间那里露出些许昏黄色的灯光和一个洗漱人的身影。我蹑手蹑脚地踏上洗手间后面的那个楼梯,上到二层;二层更是一片漆黑,一派死寂。我来到二层东头的那个楼梯,顺着楼梯下行,到达一层的东头——只见一层的西头有个刚刚起床的红卫兵朝我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但是,他并没有发现我是个他应该看管的犯人,他扭头又朝西头的那个洗手间走去——于是,我加紧了行动脚步,拐个弯儿,飞快地奔到东语楼的门前。上天保佑!这个楼门果然没有上锁。

  我一步跨出东语楼,回手轻轻把楼门关上,朝楼外东西两个方向望了望:只见东边的办公楼西南角的一个窗口,一道日光灯的灯光穿过一小片冬季里的晨雾,有几个蛾子在晨雾中飞舞;西边的北大西校门,只有半扇大门紧闭,而另一扇大门洞开。于是,我像一个早起锻炼身体的学生那样,边走边做扩胸运动,伸出双臂双手,又缩回双臂双手,我非常顺利地走出校门,再穿过蔚秀园,经过彭老总住过的挂甲屯吴家花园的那条土路,终于,来到一片极其开阔、黑黝黝、到处堆有零零碎碎雪堆的旷野里……西面的玉泉山上,有一两点微小的灯光忽明忽暗;东面的市区方向,有一小片湖水般荡漾的黄色灯火。因为是在冬季的清晨,天色还昏黑,我便朝东面市区那一片鱼鳞般闪耀着灯火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去……

  我终于获得自由了!一个人有自由是多么可贵啊!尽管是在严冬雪后的清晨,我只穿着一件绒里夹克,但是我不怕寒冷,一边奔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旷野里的新鲜空气——但是,我也到了即将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时候。想起“文革”以来的许多事情,尤其是想起这次被“政治审查”以来的种种遭遇,我感到太不公平,我有满腔的怒火、悲愤和委屈,一路上不禁痛哭流涕,热泪不断夺目涌出,潸潸而下,泪水把绒夹克的前胸打湿一片……

  天色微明时分,我发现已经幸运地来到高中母校北大附中的所在地——黄庄,而且,一辆几乎无人乘坐的32路公交车,正朝黄庄车站驶来。我连忙跑几步,一脚踏进车门,随便找个座位坐下,用衣袖擦干脸上的泪水……32路公交车不紧不慢地向前行驶,我不时张望车窗外平日那么熟悉、现在变得那么可亲可爱、今后很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各色景致……公交车已经到了北京动物园,我从动物园下车,上了另一路公交车,倒车两次,终于,来到西单高高耸立的电报大楼。按照原来的计划,在电报大楼里歇息片刻,我要写几封信,留下遗言,把遗信发出,然后,自杀。

  因为还是清早时间,偌大的电报大楼营业厅里只有两位营业员,一位在柜台后的一个角落里打盹,另一位低头整理邮件。我买了三个信封、几张信纸、三张邮票,随后,在大厅中央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旁,在一盏绿色台灯温煦灯光的映照下,站着写信:一封写给养育我多年、为我操碎了心的母亲;一封写给与我心心相印、但不幸患有心脏病的未婚妻;另一封写给我的男友、情同手足的高中同班同学梁宝璟,他毕业于北京商学院,已经分配到云南楚雄,在一个工厂的职工子弟学校教书。

  我边哽咽,落泪,边把三封信写就,把三张邮票也贴在三个信封上。可是此后,我却开始犹豫,不知应不应该就这样把三封信全部发出。我设想她们,尤其是我的母亲和病中的未婚妻,接到这种信以后的反应,可能继而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情……反复思考后,我撕掉两个贴着邮票的信封,把写好的三个封信合叠在一起,都塞到那封寄往云南楚雄的一个信封里,把这封信果断地投入到信筒里——这时,营业厅的顾客已经多起来。我便走出电报大楼,穿过车水马龙的人行横道,开始在西长安街以南的人行道上散步,边走,边痛苦地思索……

  是的,自杀前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再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我的心终于踏实下来,头脑也冷静多了。可是,现在,我究竟应该到哪里、以哪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而且,不结束自己的生命就不可以吗?要知道,生命是非常宝贵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这些话,是我少年时代就背诵过,一直引以为生活座右铭的。要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一去就不会复返的啊!况且,二十四岁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与“虚度年华”、“碌碌无为”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从少年时代便立下的雄心壮志,难道就这样烟消云散、化作一团泡影吗?就让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吗?这不是一种自我背叛吗?——然而,反过来,我又边走边想:此时如果不及时结束自己的生命,又有可能,不,一定会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一顶可怕的“反革命分子”帽子,身上戴着一副有形、无形的“反革命”枷锁,在这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必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反革命分子”又怎样才能够有意义地度过一生,活得有些价值呢?

  我像一个梦游者那样,在逐渐热闹起来的长安街人行便道上,边走边想,所有的人和物,统统视而不见;所有的声音,统统听而不闻,心中痛苦极了,也矛盾极了……

  忽然,脑海中金光一闪,我停下了脚步。我想到,在这是生是死的人生紧要关头,不可以只是由我一个人来决断,而应当听一听他人的意见。而这个人必须正派,是个具有社会常识判断力的普通人,而且,还必须是一个北大军工宣队料想不到的、即便抓到之后也奈何不了的一个普通人,于是,我想起了我在北大附中上高一时的一位同班女生郑金玲。当时,我和郑金玲都是班上的文艺委员,她在高考时,没有考上大学,在海淀区少年之家做音乐教师和舞蹈辅导员,“文革”后转为北京海淀区的一位小学教师。在“文革”中,她多次来到燕园,向我了解运动的情况。她为人真诚、冷静,或许能给我帮助。幸运的是,我还记得她所在单位的电话号码。于是,我又穿过车水马龙的人行横道,回到电报大楼营业厅,拨通了她的电话。

  “是谁呀?”
  “是我。”
  “这么早就来电话,有事吗?”
  “有事,要紧的事,非常要紧。请你赶快来西单电报大楼。我在营业厅等你,要快。”
  “就那么要紧吗?——好吧,我恰好一天没课,就去。”

  一个钟头后,郑金玲便赶到。我情绪激动地向她诉说了事情的经过、目前的处境、生与死的心理纠结。她一直认真倾听,不置一语。我俩从电报大楼沿着人行道朝东走,一直走到中山公园,买了门票,来到公园以西的水榭,落坐在一条三面环有树木和灌木丛的绿色长椅上。

  天气很冷,阴冷阴冷的,是一种侵入人的骨髓那种全身麻冷。郑金玲身穿一件长长、厚厚的紫红色棉猴,头上还裹着一条长长的、深红色的毛围巾。她见我只穿一件御不了寒的绒夹克,没戴帽子,光着头发,双耳和脸颊冻得通红,边说边浑身打哆嗦,便果断地拆下棉猴上的棉帽,侧过身来,把棉帽罩在我的头上。然后,她才坐好,开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口吻对我说道:“你的决定不对!事情也许还会有变化、有转机。他们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吗?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亏你还是个哲学系的学生,你不是坚信唯物主义吗?——你所说的那些‘反动思想’,目前很多人都有。我承认,我自己就有一些,可是,我就不认为自己是个反革命……。”

  她忽然落泪,继而放声恸哭,又仰起头,遥望天空一点,若有所思地说道:“这场运动就是有问题,有许多许多的问题,让人无法理解:批斗,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这叫‘文化’革命吗?全国武斗成风,到处停工停产停业,社会秩序大乱,有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含冤而死的惨事发生啊!你们只在学校里搞运动,哪里了解社会上发生的那些无法无天、骇人听闻、使人不敢相信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总会这样折腾下去,是是非非总会弄清楚,总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一天。你一定要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要想到死。要咬紧牙关活下去,就是开万人大会批斗你,把你投入监狱,带上手铐脚镣,你也要坚持活下去。别人能坚持,全国那么多人能坚持,你就坚持不下来,受不了了吗?”

  可是,也就是在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发觉周围的情况不对。我猛一抬头,突然看到在我面前的正前方,站立着怒气冲冲的工宣队员李元和,而且,我发现七、八个哲学系师生已经包围了我们这个绿色长椅——原来,在我逃离燕园之后,吴允曾先生发现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房间,并没有作声,直到监管所在早饭前排队点名时,红卫兵们才发现我不见了踪影。此事立刻惊动了北大军工宣队的领导,他们下命令,要哲学系军工宣队停止一切活动,发动全系师生员工和军工宣队队员,迅速去燕园内外、颐和园、圆明园、香山、玉泉山、北京火车站、我的母亲家和我的亲朋好友家,总之,要立即到我可能躲藏或自杀的地方进行搜查搜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碰巧的是,恰恰在我独自一人在西长安街人行道上,似乎在悠闲地散步时,一个哲学系心理专业的68届毕业生到西单办事。当他看到一个正在接受“政治审查”的我,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长安街上,旁若无人地自由散步时,感到非常奇怪,蹊跷。他没有让我发现,更没有和我打招呼,而是转身飞快地去打电话,向系里告发……

  就这样,我终于在中山公园里被捉拿归案,又被押回燕园。

第四章 南阁一个月

  自1968年8月军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以来,一场大规模的“清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以致搞得北大师生员工的多数人人自危,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当时,燕园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捧腹却又令人气愤的真人真事:历史系一个男生,因为白天在报纸上乱写乱画,受到了军工宣队的批评,夜里在自己的寝室睡觉还愤愤不平,就在做梦时,下意识地说了“你们军工宣队有什么了不起的”之类的梦话,不料,恰好被走进这个寝室查夜的两个工宣队队员听到,马上,第二天就把这个说梦话的学生揪出,没过几天,凑齐了材料,就在东操场万人大会上展开批斗……

  就这样,截止1969年年初,燕园里竟然忽啦啦一连串揪出四百多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个最可恶的,竟然在不得不交代自己的反革命思想之后,第二天就逃出北大,还企图自杀。军工宣队领导班子经过讨论之后认为,此事充分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他们认为:第一,这个“反革命分子”实际上是至死还要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和反动观点;第二,他是以企图自杀的方式方法挑战,向军工宣队示威;第三,所以,这个反动学生实属罪大恶极,必须严惩不贷。基于这样的一番分析考虑,他们便给北京市革命委会打了报告,把我的问题定为“敌我矛盾”性质,还提出,为了推动北大“清队”运动向纵深发展,必须把我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先在全校大会上批斗,然后投入监狱。据说,这个报告已经上报给公安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而谢富治也批准了,说就这样办了。

  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党的“九大”就要召开。任何人也没有料到,在“九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亲自对北大的“清队”运动表了态。他说:北京大学在“清队”运动中搞了扩大化,抓出来四百个“反革命分子”,把“蚊子”问题夸大成了“大象”问题;他还说:“抓人容易放人难,难也要放”。此真可谓“天命靡常”——我的案情又发生大变化,果然出现了转机。

  在那段时间,燕园里的人们议论纷纷,都在传说,原来的军工宣队因为犯了扩大化错误,准备从北大撤出;而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8341部队、以新华印刷厂工人为主的军工宣队就在要开进北大,在毛泽东和江青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一场新的“斗批改”运动。

  也就在两支军工宣队承前启后、相互交接和换岗的那段时期,燕园中自“文革”发生以来几乎所有被关进“牛棚”和监管所的领导干部、师生员工,都分期分批地被释放了;只有两个教员、一个学生没有被释放——这三个不幸之人都来自哲学系,显然,属于问题格外严重之列:一个是原哲学系的副系主任邓艾民;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去了的郭罗基;那个不幸的学生,就是在下、本文的作者。这三个人都被转押至燕园里十分秀丽、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南阁”里。南阁和北阁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相对而立,中间只隔着一条幽静的小路,两个建筑物都呈黑褐色,都分楼上楼下两层,每层都有若干精致的小房间,过去,曾经是燕京大学阔小姐们居住的阁楼。到了这时,南阁便用来充当关押哲学系三个师生的临时监管所。郭罗基被关押在南阁楼上,邓艾民和我被关押在楼下,楼上楼下分别有红卫兵们值守。

  关押我和邓艾民先生的那个房间,“文革”前是哲学系的系办公室兼资料室。在这个房间里,摆放有两张木床,两桌两椅,靠西墙立有几个大文件柜,柜子里装满哲学系的教学档案和资料,其中有马哲史专家黄楠森先生主编的《列宁〈哲学笔记〉注释》,还有一套《列宁全集》。我和邓艾民先生就在这个房间里朝夕相处,师生真可谓亲密无间,度过了非常难忘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邓艾民先生可不是北大哲学系里的一个普通教员。他仪表堂堂,身宽体胖,也带着一付金丝眼镜,人长得有派儿,相当帅气。他很高傲,凡人不理,只有对经过考察、自己信得过、认为品味相投的人,他才会放下架子,敞开心扉,与你进行推心置腹的深谈。他原籍湖南,西南联大生物系转哲学系毕业。上大学时,邓先生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曾经动员自己的母亲,变卖自家的田产若干,上交给组织,支持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他先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调入北大哲学系任副系主任,因为任哲学系主任的康德专家郑昕先生是位民主人士,所以,哲学系的教学科研工作,实际上是由邓艾民先生主持。在哲学系相当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邓先生也是个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他在“文革”前北大“四清”运动中,本来站在反对陆平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一边,很为聂氏器重;但是,到了受到江青坚决支持的聂元梓在北大掌权的“文革”时期,邓先生因为看不惯聂氏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便与聂氏等人分道扬镳了——从此开始,聂氏等人便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把邓先生打成“漏网地主”和“阶级异已分子”,几次抄家、关进牛棚、批斗,甚至对邓先生多次进行毒打,对这位昔日的老战友展开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专政”;乃至军工宣队进校以后,聂氏一伙因为仍然得势,所以,仍然死死地揪住邓先生不放,把他从别人的“牛棚”转押进新设立的监管所南阁里。

  在南阁楼下那间系办公室兼资料室里,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邓先生多次泪流满面,对我讲述聂氏打手们对他实施的令人发指、可以戴入史册的、典型的法西斯暴行。例如,十几个打手把邓先生围在一块空地的中央,这边几个打手几拳把他打到另一边,另一边几个人再踹几脚把他踹到另一边,拳头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地落下,金丝眼镜的镜片破裂,头部、脸部被玻璃片划破,鲜血直流,视物模糊;胸部、腹部被几只脚蹬踹,踹得他上气不接下气,疼痛难忍,人不知东南西北,两眼冒金星……如此这般,无止无休,直至他滚倒在地,昏迷、昏死过去。而类似的肉体折磨又不是一次,而是遭遇多次……

  最痛苦的还是精神折磨。在与邓先生同室相处的那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夜里都睡不好觉,被他在睡梦中的呻吟声和惊叫声惊醒。有许多次,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令人恐怖的声音,于是披衣下床,把他唤醒,劝慰一番,接着二人上床再睡。有一天夜里,邓先生不知为何,在床上放声大哭,那哭声忽高忽低,十分怪异、瘆人,令人毛骨悚然,以至惊动了值班的红卫兵,前来连续敲门。我赶紧跳下床,把邓先生叫醒,一再地说:“老邓,老邓!别这样!别这样!快醒醒,快醒醒!”就在那天夜里,邓先生坐在床上,双手拉着我的一只手,抽抽噎噎地说道:“对不起,真对不起——我是觉得为革命奋斗这么多年,太不容易,太不容易……我看不到前途,两眼一抹儿黑……我自己倒没什么,50岁的人了,但我还有两个儿子,他们还小,他们没有罪过。可是,他们现在既上不了学,又参不了军,就那样耽误着,耗着……是我连累了他们……”那天夜里,我们握着手一夜没睡,直到天明。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邓先生很爱他的两个儿子,他处事也谨慎、老练,考虑问题周到、细致,有时,到了过分的地步。举个例子能够说明问题:

  在南阁时,我们都是手拿着饭盆儿,到未名湖北岸的一个教工食堂打饭,身后有红卫兵跟随。有好几次,我发现在教工食堂以东的一片假山上,有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脑门儿和脸蛋儿长得圆圆的,很像邓先生,总是站在两块山石之间探出身子,目光忧愁、可怜巴巴地朝我们这个行进中的队伍张望。接连好几天都是如此。而邓先生看到那个男孩后的反应也奇怪,只要远远地看到那个男孩,邓先生就马上缩起身体,低下头去,一副小心翼翼的羞愧样子。我就逗弄老邓,拿他开心,在队伍中小声说:“老邓,老邓,快看,快看呀!你儿子又来看你来了——来一趟不容易,你应该抬起头来。”而邓先生每次听到我这样说时,都拒不抬头,同时,紧张而严肃地小声回复我道:“去你的,别胡闹。那不是我的儿子——真的不是。”多年后,我从河北衡水考回北大,做1978届中哲史研究生,除张岱年先生等几位导师外,邓艾民也是我的导师。有一次,在邓先生家里闲聊,回忆起在南阁度过的那段日子,我忽然想起未名湖畔假山上的那个小男孩,于是质问他道:“老邓,老实回答,当时假山上的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子?”邓先生听后,起初一愣,而后,又开怀大笑,不好意思地回答:“你的眼睛真毒!——那确实是我的儿子,是家里的老大。可是在那种时候,我不敢认,怕父子一旦相逢相聚被红卫兵发现,发生不测之事,儿子受到牵累……。”

  1969年1月到2月,在与邓先生共处南阁的那些日子里,窗外经常下雪,而且,每隔一些日子,窗外便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声和人群的欢呼声、口号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那是因为毛泽东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军工宣队带领北大师生员工们在庆祝。有时,我和邓先生从窗内可以看见抬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匾的游行队伍。

  自从被关进南阁以后,红卫兵虽然命令我们继续交代问题,只准我们看《毛选》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但是,他们看管得并不严,我们的时间也富裕。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我就翻阅文件柜里的各种教学资料和《列宁全集》、黄楠森先生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有不懂的地方,就问邓先生。邓先生虽然搞的是中哲史专业,但对马哲、西哲也很熟悉,又因为主抓过哲学系的业务工作,所以,对系里无论是年老、年轻教员的业务特长和学术经历都门儿清。他曾经连续几天,给我做过这方面的情况介绍。这是更高级的学问,在一般的课堂上学不到。在中哲史领域,他推崇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认为这三位都是大家,有真学问,为中哲史这门学科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后来,我考回北大,硕士论文的题目与胡适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受到邓先生的影响。

  当然,作为那个时代、那种社会环境中的一个意识形态工作者,一个领导干部,邓艾民先生对于现实的政治问题也颇有兴趣和独到见解,只要得空,他就无所顾虑地与我探讨有关问题。他对我经过独立思考,能够形成有系统的“文革”见解很欣赏,认为这很不容易,对我的观点也表示基本赞同。可是,他几次直逼我的双眼,严厉地说:“今后你少参与政治!”他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太真诚,性格太实在,不是个搞政治的料儿——知道吗?搞政治也需要有一定的天赋。搞政治与搞学术不同,各有各的规律……。”

  我记得在南阁时,邓先生有些政治观点还有点儿超前。例如,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民族、地理环境和时代条件有关,不是人为任意设定的;而西方世界并不像我们的报刊上宣传得那样差劲儿,英美治国多年,有不少正确的治国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他还多次说过,他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这样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他很早就立志“立言”,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另一方面,他又想“立功”,身不由己地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而结果并不妙。所以,他劝告我,如果我的问题将来能够得到解决,还是要搞学术,少搞政治,要像胡适所说的那样:“首先要把自己造成个‘器’”,否则,什么也谈不上。邓先生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也有矛盾:一方面,他对这场“文革”运动抱悲观态度,不知道中国要往哪里去;但另一方面,他又坚信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从长远看,人民群众确实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历史必然规律是任何个人也改变不了的。他对我这样说过:“荀子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的话才是客观真理。”

  正是在与邓艾民先生同甘共苦的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在一个窗外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写了一首《钗头凤·在南阁》,给邓先生过目,受到他的赞许。那首词是这样写的:

  青剑冷,愤血凝。漫漫雪夜听远铃。
  史书吼,笳鼓竞。沉思良久,心自不平。静,静,静……
  江锢封,山危倾。旗舞冰飞风尚猛。
  多痴情,实非病。一行南雁,万里群莺。醒,醒,醒……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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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3-08

难忘的燕园·1969年(下)

吴琼


第五章 回到38楼的半年

  燕园里,南阁是个美丽而迷人的地方。这里静谧而略显神秘,似乎躲藏有不少生命力充沛、欢乐的小精灵。在我和邓先生居住的那个房间的窗外,高大的松树和柏树身披斑驳白雪,一声不响地傲然挺立。各种各样的树木和灌木丛勾肩搭背,错落有序,悄然地把南阁和北阁环绕起来。小巧的灰喜鹊,黑白羽毛相间的大黑喜鹊和三五成群、机灵的小鸟们也害怕寒冷,无论白天还是晚间,它们都喜欢光顾这里,在一起团聚、玩耍、嬉闹或者睡一会儿觉。有时候,胆子大一些的麻雀或喜鹊,一两只或者两三只,看到我们在房间里谈话或走动,还会好奇地飞到窗户外面小台子上驻足、行走、跳跃,甚至有时还会像演杂技那样,在窗棂子上勾足倒挂,窥视窗内的动静。我只要在房间里大声咳嗽一下,它们就会惊慌失措地展翅飞开,一会儿就飞回到积雪的树杈上,立图站稳脚跟,从脚底下抖落出一串串亮晶晶的雪花,一阵阵白烟似的雪雾。它们站在树杈上,还会掉转过头来,用大惑不解的目光默默地注视你……

  一天清晨,我像往日一样,按照监管规定,手拿一把笤帚,低头清扫南阁一层的地面,老邓和红卫兵们还没有起床,忽然,看见我家的老六、上北京二中的大弟弟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冷不防到来给了我一个惊喜,他还立马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我挣开他说:“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这种地方可不能久留,有什么话,你快讲。”

  弟弟讲:就在我逃离北大的那一天,军工宣队不但兴师动众地搜查了我家,而且,还搜查了我的女友马明明的家和男友梁宝璟的家。他们像清乡、围剿那样,团团封锁住附近的街道和几条胡同,甚至攀登上平房住户的房顶,一时搞得惊天动地,搅得左邻右舍住户们惶恐不安,一连几天都在议论纷纷,不断来到我家,打听我的生死消息。

  弟弟还讲:因为母亲不知道我在北大出了什么事情,是死是活,所以心急如焚。她在被搜查的第二天,就焦急地乘公交车赶到燕园,好不容易才找到军工宣队办公室,开始询问情况,谁知军工宣队的接待人员,却给了她这样一番答复:“吴克思的母亲来啦?噢,您就是吴克思的妈妈吗?幸会幸会。您放心吧,吴克思没有死,他还活着。但是按照我们的规定,今天不能让您和他见面。还有,您一定要做好精神准备——准备过些日子到监狱去和他见面吧……”母亲听到这样的答复,立刻号啕大哭,是痛哭流涕离开燕园的。

  最后,弟弟还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讲:我的未婚妻马明明原来一直在作我赴宁夏隆德工作的准备,还奇怪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拿到毕业分配的派遣证。北大军工宣队搜查了她家之后,她才知道我在燕国里出了大事……她怀疑我已经自杀,不在人世,从此日夜伤心哭泣,心脏病发作……她现已住进阜外医院重症病房,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病情相当凶险,医生已经下了两次病危通知单。

  自从弟弟来南阁探望之后,我总是挂念明明的病情,从此心烦意乱,神不守舍,坐立不安……

  1969年3月,果然,原来的军工宣队撤离北大,以8341部队为首的、新的军工宣队开进了燕园。此后没过多少天,郭罗基、邓艾民就被释放,可以回家了,可是,我却依然处于被监管状态,不能毕业分配,也不准回家。新的专案组安排我回到了38楼食宿,一晃儿就是半年。

  回到38楼后我才了解到,在我被关押在东语楼和南阁的那几个月,哲学系师生员工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都被集中到了38楼集体食宿,按年级和班次划分为连、排、班,过起军事化的生活,每天军训、跑操、立正、稍息,在各个寝室中读毛著,学习文件,讨论大好形势,“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活动。除了患重病不能动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身体状况如何,家中有无困难,一律如此。而以8341部队为首的、新的军工宣队来到以后,虽然给师生员工们在一定程度上从身体上松了绑,不再要求大家一律食宿在38楼,但是,在精神上并没有给大家松绑。新来的军工宣队按照“斗批改”运动的需要,把全系人员重新排列重合,新老搭配,组编成许多军事化的学习、战斗小组,小组里主要的战斗力构成是69届、70届的学生,然后“掺沙子”,加入几个领导干部和教员,以及有问题的教员学生。每个小组,当然要由一两个军人或工人牵头、领导。师生员工们就这样被组织起来,彼此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形成一股股新的战斗力,开展一场又一场深挖并斗争暗藏的阶级敌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旧思想,改革旧教育体制和创建新教育体制的“斗批改”运动。

  我所在的那个小组在38楼一层一个寝室里活动。小组主要由70届的十几个学生组成,由新华印刷厂的两个工人为领导,小组成员中还有中哲史教授张岱年先生、副教授朱伯昆先生,西哲史讲师朱德生先生和李真先生。人人都必须过五关斩六将,向大家披露个人隐私,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经历,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还要经常“斗批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

  此外,当时最有时代气息的小组活动,就是人人必须参加、绝对不可以拒绝的“早请示”、“晚汇报”和“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毛主席语录》须臾不可离身,毛主席像章绝不可以忘记挂在胸前,否则,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众目睽睽之下的异类,一定会受到军工宣队的怀疑和质问。尽管早在1965年“文革”发生前,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便承认中国存在对他“个人崇拜”的现象,后来,他也说过对这类现象“讨嫌”,但是,当时林彪和江青却把“个人崇拜”煽动得达到无以复加、狂热、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各地大跳“忠字舞”,燕园内也如此。在38楼下面,在一棵大树底下,以一块大石头为中心,就有不少哲学系和外系的人跟风,围起一个大圈子跳起来,舞起来。那些虔诚、可笑又离奇古怪的舞蹈动作简直不堪入目!我每每在小组寝室里学习、讨论时,听到外面传来的这种宗教般的歌舞声和跺脚声,就感到恐怖,常常紧张地抬起头,打量一番在场的小组成员,同时,头脑中不由得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发誓要一生追求真理的、我的同学们,还是熟谙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王充、范缜,熟谙西方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哈、爱尔维修那些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我的老师们,为什么会容忍这种新的宗教迷信呢?——是的,我想,他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确实有难言的苦衷。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错误的政治,必然需要有精神方面的错误形式来加以配合,如果要反对这些错误的精神形式,一定会受到政治的高压、严惩。当时,在我们这个小组里只要有一个人敢于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这样做不对!这是丧失理智!这是搞宗教迷信,是愚昧,是反动”,那么,完全可以预料到,这个大智大勇之人,立刻就会被颠倒是非地打成“反革命”,甚至会被“专政”、枪毙,而且,连尸体也不会保留。

  在我回到38楼那半年里,新来的军工宣队所领导的“斗批改”运动,仍旧是原来的军工宣队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继续,只不过与原来的军工宣队相比,这次军工宣队在“清队”工作中更讲究谋略和策略,显得更有步骤,更有章法。在这次新的“清队”运动中,第一阶段,军工宣队先把清华大学一些已被清理的“阶级敌人”,“叛徒”、“特务”、“走资派”用大汽车拉到燕园,在东操场全校大会上现身说法,其中,就有“中国有三钱,不怕没有原子弹”的“三钱”之一钱伟长教授。在大会主席台上,在迟群和谢静宜的亲自监督之下,钱教授在发言中一直不敢抬头,战战兢兢地交代自己是怎样在改策的感召之下,向军工宣队坦白交代自己严重的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第二阶段,就该轮到深挖燕园里躲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了。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在东操场又开了一次全校大会,开得真可谓轰轰烈烈,令人目瞪口呆。在这次大会上,竟然揪出了一个“中统特务”,而且,这个“特务”就在哲学系,是个副教授。在场的哲学系师生当时纷纷站起身来,伸长了脖子往台上看,大吃一惊!原来,哲学系的这位副教授,居然是和我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共同战斗多日的中哲史教员朱伯昆先生——可是,令人大可回味的是,过了一些年,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些在当时“清队”运动中被打成“阶级敌人”,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各种政治帽子的人,绝大多数又被平反昭雪。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确实发人深思,值得各方面认认真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当然,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和政治高压下,包括燕园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是无可奈何的,只能三缄其口,或者,言不由衷地采取应付态度,因此,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了一些人处理问题的主要依据;当然,也有极少数个人利益熏心的小人,利用这种非常时机,投机取巧,堕落成为两面派、阴谋家和野心家,为人们所不齿。

  回到了38楼那半年,我就是在这种时代气氛中,而且是在“群众监督”之下,参与燕园里各项政治活动的,可以说没有丝毫快乐可言,也正像屈原在《离骚》里所说的那样:“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我异常痛苦地度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大约是在我回到38楼之后两个月的一天,军工宣队专案组终于允许我走出燕园,去市区看望亲友了;但是,每个月只能回去一天,次日一早必须返校。就在那一天,我回家看望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到了晚上,又到阜外医院,看望了病危中的未婚妻马明明。

第六章 未婚妻之死

  亲爱的读者,在这一章里,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文革”时期凄惨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包括其中的种种细节完全是真实的。它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它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每每回忆起来便格外伤心……

  马明明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但是在三年高中时期,也就是在1961年—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那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与现在不同,由于家庭和学校的严格要求,所以,我和明明只是一般要好的同学,两人之间并没有男女爱情可言。

  但是,男女之爱的种子是那样的奇特和神秘,它仿佛很早便钻入了少男少女的心田,然后,才慢慢地发芽、成长并经受多次风霜雪雨的考验,进一步成熟起来。

  那还是1961年的10月初,我从北京市区的北京五中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北京郊区刚刚建立起来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因为我还不习惯北大附中的集体住校生活,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我忍受不了那时刚刚开始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天天遭到的腹中饥饿的折磨,所以,我找个理由,从北大附中转学,转到了市区离家较近的、故宫和沙滩附近的北京65中。当我到65中报到入学的第一天,放学回到家里后不久,就有两位65中的同班女生,手拉着手来看望我这个新同学,其中一位就是马明明。马明明不解的向我道:“你为什么从那么好的学校转到65中呢?”我如实回答:“因为回到自己的家里,吃饭可以吃得多一些。”明明又问:“你在北大附中学的是俄语,转到我们班后要学英语,可有困难?”我见她态度诚恳,长得样子又好看,就厚着脸皮说:“那就请你以后多加帮助。”当两位女生离开我家,挥手同我告别时,我和母亲把她们送出胡同口,母亲抬起手来,指着明明的背影,似乎无意地对我说:“那个女孩子长得好美!红毛衣,长辫子,雪白的皮肤,修长的身子,说话也温柔得体——你不觉得她是个好姑娘吗?”

  自那时起,我对明明便产生了好感。是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缘分”、“命运”。

  明明的家离我家其实相距不远,一个在东四12条,一个在东四13条。高中三年,我们经常一起乘坐公交车和无轨电车上、下学。她是回族,出生在一个无忧无虑、温暖和睦、有教养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兵工厂的中层干部,母亲是特级中学数学教师。明明是家里的长女,下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长有一双明亮、和善、动人的眼睛,言谈举止大方而娴静,比今天央视一台的播音员李修平还显得文雅。记得上高中语文课,班主任女老师在讲授汉代乐府民歌《焦仲卿妻》时,曾经在讲台上这样讲过:“古代焦仲卿妻兰芝长得真美呀!就像你们班在座的马明明同学。”

  明明的学习成绩也相当好,文理科都名列同年级六个班女生的第一名。她在参加1963年的高考时,选择的作文题目是《五一日记》,获得北京市高考作文第三名。可是,令人惋惜的是,她5岁时患猩红热,发高烧,转成心脏病。因此,她虽然也参加了高考,但是在体检复查时,医生认为她的身体情况无法适应紧张的大学生活,所以,她最后竟未被大学录取,有关方面安排她到一所教师进修学校教语文,明明从此走上了工作岗位。

  高中时,有三件发生在我和明明之间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事发生在高一时,一部分同学在放学后还上晚自习,我也没有回家吃饭,在教室里做作业。明明那时在学校入伙吃饭,发现天晚了我还饿着肚子,就从学校食堂买来几块红薯,放到我的课桌上,立即引起了几个坏男生和一两个嫉妒明明的女生哄堂大笑和议论。我抹不开面子,担心同学们认为我和明明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就把那几块红薯胡噜到教室的地面上。明明见我这样不领情,趴在课桌上啜泣,从此不爱搭理我。第二件事发生在高二时,全班同学参加“十·一”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群众歌舞晚会,晚会结束后,同学们仨一群俩一伙儿地分头回家。当我和明明等几个同学走到灯市口时,明明的心脏病忽然发作,手扶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一副很难受的样子。天已很晚,同行的几个同学陆续离去,只有我陪伴着她。后来,明明的父亲和母亲前来寻找,接她回家。明明在父母的搀扶下回到自己的家门口时,回过头来非常感激地对我点了点头。第三件事是在准备高考、最后冲刺那一个月,明明和我相约,一起到北海公园西面的北京图书馆复习要考的功课。每天我俩都是一早就乘公交车和无轨电车,来到北京图书馆那个绿树成荫的大院子里,分别找个最安静的角落,中午各吃各的从家里带来的盒饭,直到黄昏时分,看不清书本上的文字为止,这时,我和明明才一个人找到另一个人,催促着回家。

  是的,凡是真挚的爱情,总是以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为思想基础,一般也会经历一些曲折,甚至经历一些情感的痛苦折磨,最后才能达到心心相印、灵肉一致的美好境界。

  自从我踏进燕园,开始紧张的大学生活以后,同明明的来往就很少了。但是当“文革”发生以后,在1966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回家后又到张自忠路中国人民大学分校看大学报,遇到也在看大字报的明明。她邀请我到她家,介绍北大和全国形势。此后几个月,每逢星期天我从北大回家,又往往去明明家里,和她一起看有关“文革”的动态资料和小报,同时,议论时政并交流思想。我认为,正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担忧,把两个高中同学的心联系起来,使我们有了思想感情基础。在这种越来越有吸引的交往中,我发现明明与高中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她的外貌具有一种青年女性的成熟之美,而且,她的头脑也聪明睿智。人们常说,患绝症的人也有过人的智慧;见到此时的明明,我对这句话才真的信服。例如,明明对于“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难以理解的事往往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力,能够一语破的,洞察到主要矛盾所在和问题的实质。她很早就通过综合分析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材料和自己看到的大字报内容,对那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抱怀疑态度;她多次表示担忧,担心“舵手”导航会出现重大失误。现在回忆起来,我认为,也正是在与明明交心交往的那段时期,才促使我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社科书籍,顿开茅塞,石破天惊,形成了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系统的观点。

  就这样,在那段时期,在我和明明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也渐渐萌生出了一种新的感情。两人单独相处时,自然也谈到了男女之爱,谈到了《西厢记》、《红楼梦》,以及《简爱》、《红与黑》和《安娜·卡列尼娜》。但是起初,我们俩几乎一致认为,青年男女之间不一定非是爱情关系不可,像古希腊柏拉图所讲的那种“精神恋爱”也很不错。但是,此后在我和明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以上这些想法和说法,只不过是对我们之间已经发生爱情的一种掩饰,是我们已经步入爱河的一个序幕,一首前奏曲。

  1967年5月1日,明明提出,两人一起去北海公园,参加当晚在公园里举行的游园活动。我很高兴,认为我们的关系就要前进一步,我有一些心里话可以单独在游园时对她好好讲了。但是,到了公园北门发现,她是带着妹妹小颖一起来的。这使我感到很不舒服,认为她的这个做法似乎说明她对我和她一起游园还有所顾虑,甚至有所防范。我的兴奋心情一下子转化成烦恼。“五·一”的游园活动虽然还是在“文革”时期,但是游园的人仍旧不少。五光十色、耀眼的礼花穿破夜空,从沉静屹立的白塔后方升腾起来,照亮了波浪起伏的北海海面,也照亮小颖妹妹欢乐的脸,但是,我和明明都笑不起来,心里都交织着很复杂的思想感情。一行三人缓步走在公园北岸,都很少说话语言。我们还没有走到五龙亭,就觉得这次游园索然无趣,从那里折回。可是,在回家乘坐的13路公交车上,在非常拥挤的人群中间,而且,就在妹妹小颖的身旁,明明似乎是为了对我表示一种歉意,为了给我一个弥补,也是为了表达她心中积蓄已久的爱意,突然,一下子挽起我的左臂,而且,把我的左手按压在她那高耸、柔软又发热的胸脯上,使我惊喜万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倾慕已久的姑娘的肉体,当时屏住气,像被闪电击中,一动也不敢动,眼望车窗外,不敢和她四目相对。正是她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表达爱情的方式,使孕藏在我内心已久的爱情种子,一下子彻底苏醒、萌发了。

  就在“五·一”次日,我拿到两张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行的歌舞演出票,下午,马上去明明家找明明。但是,她仿佛已经料到这天我要去找她,仿佛她对前一天晚上自己的举动感到后悔、害怕,仿佛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一旦突破的前景感到担心,她去了姥姥家,很明显,她是有意回避我。我不甘心,于是,让明明的小弟把我带到明明的姥姥家,把明明唤出来。明明心慌意乱地靠依在姥姥家的半扇大门上,表示不大想去。但是,她拧不过我,于是,晚上终于陪我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厅里,两个人亲密地坐在一起。音乐厅的舞台上,上海歌舞团在演出当时流行一时的革命舞剧《小刀会》和《红灯照》,几十个男男女女演员,手举着金光闪闪的红灯笼和银光闪闪的义和团、太平天国的大刀和长枪,舞来舞去。台下,在嘈杂的歌舞声中,我握住明明的一只白皙、细长、微微抖动的手,非常诚恳地向她倾诉了多年来对她的爱慕之情,同时,表达一生只爱她一个人,将来一定要与她结合、灵肉一致的决心。

  那场节目还没有看完,我和明明就走出了剧场。一个在剧场外面等演出票的小青年伸手要我的入场券,我在掏票给他时,把衣兜里买好的一包糖果也掏出来,五颜六色的糖果撒了一地。明明“咯咯”地笑着,一手提起花裙子的下摆,弯下腰,一手在地上摸索,一一捡起那些糖果,带着羞涩和兴奋之情,把糖块交给我。我们选择了公园的一个安静、有灯光的角落,双双坐在一条长椅上。明明扬起容光焕发的脸,略带歉意、恳切地对我说:“这可是人生大事,马虎不得。你要考虑好——我的病,很可能不允许我们有后代。”我回答她说:“我的决心已下,决不动摇。既然我们都知道人生的意义不在长短,而在于怎样度过、有无应该追求的正确价值,那么,爱情的意义也不在于有无后代。如果我们将来实在想要个孩子,可以从兄弟姐妹那里过继一个。”我和明明肩膀相依走出中山公园,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真大,真开阔啊!长安街上一盏盏高大的街灯灯光映照着我们幸福洋溢、年轻的脸。五月的晚风清爽而舒适,空气是那样新鲜而醉人。明明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天真高兴,像是在做梦,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孤独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我说:“我也是,好像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新生。”

  我回到燕园没过两天,便收到一封用小小的、秀丽的字体写来的信。这信是明明写来的,信中只有不多的30个字:“亲爱的琼:我好幸福。我知道,从此以后,我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它属于了你。”

  可是,过了几天,我又收到明明寄来的一封信。信纸显然带有泪痕,信是这样写的:“琼,我亲爱的朋友。我不得不又给你写这封信,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原谅,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把我们的决定向父母讲了,他们表示反对,坚决不同意,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很难过。但经反复考虑,我想,还是应当尊重父母的意见,他们有人生经验,也是为我们好。从今以后,就让我们做最好最好的朋友吧。我至死都会珍重你对我的这份难得的情意。请允许我做你的好妹妹,我今后永远把你看作我的好兄长。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像过去那样经常来往。”

  接到这封信的当天傍晚,我就乘坐公交车赶到明明家。明明的父母为我做好一桌丰盛的回民饭菜,但是,我和明明都吃不下去。饭后,伯父跟我做了一次严肃而诚恳的谈话,他的主要意思是: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不是明明和我结合的障碍,惟一的障碍是明明患有心脏病,不能结婚;如果结婚,遇到不测之事她就会早亡,所以,希望你们之后只做朋友,这样对她好,对你也好……但是,听了伯父的话,我表示反对,双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发生争吵。这次谈话,伯母没有加入,但明明一直在场,谈话持续得很晚。最后,还是明明把谈话打断,批评我的态度不够冷静。我垂头丧气地回到燕园。

  此后则是一段很难过、令人难熬的日子。尽管我也曾去过明明的家,可是,两个人见面的情形已全然不同。有两三次,当我刚刚走进她家那花草簇拥、收拾得干净利落、宁静的小院时,听到明明正在屋里忧伤地轻声歌唱格鲁吉亚民歌《苏丽柯》和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再以后,明明便第一次入住阜外医院。她出院后,想不到伯父和伯母主动把我请到她家,做了一次长谈。他们竟然同意我和明明相爱,而且,同意我们订婚!这真使我和明明感到意外!

  原来,明明当初虽然给我写过中断恋爱、只做一般朋友的信,但是在父母的面前,她始终未退让一步!她明确告诉父母:“生命属于我自己,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爱他,是真爱,不是可有可无的那种爱。即使将来发生不测、不幸之事,付出生命的代价,粉身碎骨,我也绝不后悔!”只因担心这样继续下去会加重明明的病情,危及她的生命,明明的父母才不得不作出妥协。当明明出院后,边落泪、边向我讲述这些时,我深受感动,也不禁落了泪。我第一次感激、深情地抱吻了她,领略到她那鲜红、美丽的嘴唇是甜的,醉人的……

  再以后,就是我临近毕业分配的时候了。经过反复商量,我和明明选择了我去宁夏隆德。这个选择不仅是因为我去那里能够得到锻炼,也因为那里是回族自治区,适合明明的生活习惯。再者,明明有几个亲戚在宁夏,我和明明以后在宁夏生活,可以得到亲戚们的照顾、帮助。

  不过,就在我已经报名去宁夏工作之后,有一天,我在和明明见面时,谈及军工宣队开进燕园展开“清队”运动后发生的不正常情况,也谈及我的一些顾虑。我对她说,现在北大揪出许多“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揪出了许多“反动学生”。我还对她说,如果我也被揪出来,恐怕经受不了那样可怕的批判斗争和人身侮辱;也许,就活不下去了。记得明明是这样劝慰我的:“不要多想。那种可怕的事不会落到你的头上。即使真的落到你的头上,你也要活下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我。我现在能够没有你吗?你如果不在人世,我也就无法存活了……”

  然而,我哪里会料到,种种不幸的事情果然真的发生了呢?

  1969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也就是北大军工宣队第一次批准我回家探望亲友的那个晚上,我忐忑不安地走进阜外医院的一间重症病房。病房中只有明明一个病人。她躺在病床上,头部被枕头垫得很高,发着高烧,还处于昏迷状态,漆黑而卷曲的长发遮掩了她一部分雪白的额头,裸露出来的那部分额头和脖颈上,不断冒着亮晶晶的汗珠。从她的一个嘴角处,不时流淌下一股股红色的血水。她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在忙碌,有的用浸湿的纱布,揩她嘴角留下的血水;有的在观察“嗡嗡”作响的几种医疗仪器;有的蹲在床边,用一个扁平的便盆为她导尿。伯母俯身握着明明的一只手,对昏迷中的她说:“明明,明明,你看谁来啦?你睁开眼看看谁来啦?你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呀!”可是,她没有醒,仍旧处于昏迷状态。忽然,我看到明明在病床上开始扭动身体,而且,喃喃地说起不连贯的胡话。她说的是:“不白之冤啊!不白之冤……牛虻……保尔……一个丽达,又一个丽达 ……是个好姑娘……红毛衣,长辫子,雪白的皮肤……修长的身子……一只天鹅,像一只天鹅那样美……”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扭动身体,发狠似地说:“该死的!你这该死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是死还是活着……”

  听到明明在昏迷中说的这些胡话,我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心中不禁涌出一阵阵酸楚,眼中涌出一股股热泪。我把握住她的一只手,焦急地说:“明明,明明,我来了,我还活着。你睁开眼看看我,快醒醒,快醒醒!”但是,她一直没有醒,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夜已至深,我徒步回到母亲家,次日一早返回了燕园。

  1969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又走进阜外医院的病房区,在进入那间重症病房之前,伯父把我拉到一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已经醒过来了。病情有所好转,但仍不稳定。你见见她可以,但是不可久留,免得引起她情绪过于激动,病情发生反复。我先回病房去,说说你的情况,让她有个精神准备。过半个钟头,你再进去和她见面……但你也只能呆半个钟头。”

  半个小时后,我走进那间病房,只见伯父、伯母分别站立在病床左右,两个人一个人拉着明明的一只手。明明仍然躺在床上,新剪的头发整整齐齐。她的双眼格外明亮,显然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望穿秋水般地等待我的到来。当她看到我真的出现在她面前,是个活生生的人时,万分激动地左看身边的父亲一眼,右看身边的母亲一眼,双眼闪耀着泪花,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好像在说:“这难道是真的?他还活着?”我奔向前去,和她轻轻地拥抱了一会儿,仿佛隔世后又重新团聚。我和明明仔仔细细地彼此打量对方,都落了泪,激动不已……过了一会儿,伯母对明明说:“该吃药了。这次就这样吧。以后他还会来常看你的……”伯母在送我走出病房时,在楼道对我说:“唉!真是个痴心的孩子!”伯母还告诉我:在这次给明明修剪头发时,明明说她两耳旁的鬓发不能剪,因为琼一直喜欢……

  1969年7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走入阜外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房间里虽然有两张病床,但是只有明明一个病人,明明的妹妹小颖在陪护。不知道什么缘故,这次明明接待我的态度显得矜持而有些冷淡,她坐在病床上和我谈了一会儿话,询问过北大的情况之后,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严肃口吻,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看来,你的事情可能不像我们原来估计的那样坏,你也许能够顺利毕业。可是,我的病情却很难说,很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你一定要有精神准备。现在,我只有一件事想求你答应:我万一不幸去世,你不仅要孝顺伯母,也要孝顺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弟弟还小,今后你要尽可能给予帮助。——还有,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我们的爱……”我听到这样的话,热泪夺眶而出,但又尽力抑制住了悲伤,也许是过于乐观,一再劝慰她不要多想,同时,也答应了她的要求。上午10点,明明的母亲来到病房,替换下小颖妹妹。我临走时,深情地亲吻了明明的额头,又抚摸了一下她的左脚。伯母送我时,说明明的病仍然不好,危险。我还宽慰她一番。

  不料,这就是最后一次探望,竟然是和我心爱的未婚妻子的诀别!

  1969年7月24日,天气闷热,外面默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燕园里一派昏暗。我攀上38楼寝室一个双层床的上铺,正准备开始午睡时,突然听到有人猛敲寝室的门,叫唤我的名字,要我去38楼二层军工宣队办公室接紧急电话。我知大事不好,忙跳下床,冲出房门,在38楼一层与二层楼梯拐角的窗台上,看到一只小麻雀被雨水淋湿,身体缩成一团,正在悚悚发抖。我拿起电话,听到明明的父亲在电话那一端,用一种异样的声音喊道:“快来阜外医院!明明不行了……”

  我顾不得穿衣打伞,只穿一个挎篮背心,冒雨赶到医院,在太平间,看到明明的父母、妹妹和弟弟们正围在已经死去的明明周围,伤心地哭泣。明明的遗容虽然安详而坚强,但是,还在睁着双眼,她死不瞑目,仿佛在幽怨地质问上苍。“为什么?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次日上午,天气非常非常热,盛夏的毒日灸烤着大地和城市。一个头戴回民小白帽的中年汉子,双脚蹬着一辆载有明明遗体的黑色灵柩的三轮车,行驶在前;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骑着一辆自行车,汗流浃背,跟随其后,陪伴着死去的明明从阜外医院出发,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四、府右街,路经我和明明高考前复习过功课的北京图书馆,再经过中学时代我俩经常搭伴儿行走过的东四,到朝阳门;从朝阳门外再往东南,最后,到达日坛附近的一个清真寺。在清真寺一个偏僻的小屋里,按照回民的宗教习俗,几个中年妇女把明明的遗体清洗干净,又在遗体外裹上一层又一层雪白的尸布。大胡子阿訇念了《古兰经》。亲友们鱼贯进入小屋,围起死去的明明放声恸哭。一位中年妇女并不知道我和明明的关系,在众人的哭声中叹惋道:“可惜,真可惜啊!一个多么年轻、美丽、纯洁的姑娘。主啊!还是个处女呃……”

  众人又簇拥着柩车,头顶烈日,踏着长长的、尘土飞扬的土路往东走,再往东走,拐了个弯儿,还往东走,最后,来到一片四周长有黄澄澄麦子的空地上,把明明的遗体土葬,推上一个长方形的坟头,但是,并没有竖墓碑。我留意到,在埋葬明明的坟地附近有一条小河和一个小水坝;远处,还有一个简陋的游泳池,隔着一些树丛,从这里可以听到孩子们在游泳池那边传来的一阵阵欢乐的叫声和无忧无虑的大笑声……

  自此以后,我从外地只要有机会回到北京,就一定要到这里来一次,在明明的坟前凝神伫立一会儿,心中充满难言的哀伤和针扎般的痛苦。

第七章 别了,燕园

  不能毕业分配,仍旧在北大38楼接受“政治审查”和“群众监督”,如今,未婚妻又因我被“政治审查”、受到精神刺激而病故,我感到十分内疚,情绪更加低落,在燕园里过着惶惶然不可终日的生活。好在燕园中,像我这样不知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人不在少数,就是所谓的“反动学生”也不是几十个,而是几百个。例如,那位曾经自我揭发批判、又揭发批判我的“井冈山”战友,以及他又向别的人散布“反革命言论”、其他人又被他揭发,从而受到了牵连的一个个男生、女生。这些学生在早晨集体跑操,在食堂三餐打饭,晚上在未名湖畔散步时,几乎都能遇到。大家都不晓得过了今日明日又如何,不晓得这种受压抑、令人烦恼的日子何时才能告结束。

  白天上、下午,我总是在38楼一层那个寝室中,同学习小组里的工人、师生、干部在一起,周而复始地学毛著、讨论、“斗私批修”、“活学活用”、参加“清队”运动;只有到了晚上,回到自己住的寝室,才有条件看些自己想看的书,同时思考一些自己想思考的、有价值的问题。

  在那段即将离开燕园的两、三个月里,我阅读了外面包上《毛选》的封面,而里面的内容却不同的书籍,例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多雪的冬天》、《州委书记》,还有从家里带来的几本内部发行的蓝皮书;也翻看了几大本非法出版的、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言论著作。我读这些书籍时,主要思考过这样一些问题:列宁说过,历史喜欢和人开玩笑,人们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立志通过革命、专政而消灭剥削、阶级、压迫的共产党人,难道在取得政权以后,真的在党内滋生出了一个“新阶级”、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从柯切托夫小说所描写的苏联社会的情况看,在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阶级”;而从“文革”运动中各地人民群众张贴大字报所揭发的大量情况来看,中国高层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也相当严重,远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想象。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思索,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造反有理”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系列“最高指示”不难理解,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从“文革”发生发展的种种情况看,从毛泽东落实他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的实践结果来看,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很不利。总之,“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甚至是逆历史潮流发展的一种倒行、反动。那么,究竟孰是孰非?中国要到哪里去?这确实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再者,从毛泽东青年时代便树立起来的社会理想看,可以发现,其中早就含有一些封建社会小农“平均主义”的思想,从他后来未公开发表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和已公开发表的《五七指示》看,其中确实有些违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如果中国真的取消了社会分工、取消了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流通,演变成古代斯巴达那样的一个军事化的“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演变成另一个“太平天国”,那么,很难想象中国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子。那种国家和社会形态难道是我们应该效法、追求的吗?

  但是,毛泽东关于人类社会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那段著名的论述,关于“有压迫就有反抗”以及“造反有理”等等论述,我认为还是正确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和将来遇到的种种问题,又必须抱乐观的态度。这也正如老黑格尔所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始终存在,虽然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会遇到一些特殊、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积累起经验,人民群众总会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最后也必将会胜利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至于国家社会中的许许多多的个人,那就正如苏东坡所说的:“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每一个个人,只不过是茫茫宇宙和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的小米粒;每一个个人,只要顺乎、而不是逆乎历史发展的潮流,只要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不是为反动事业尽一己的微薄之力,那么,人生就是有价值的,就是值得肯定的。而当国家社会遇到时代难题的时候,个人有时既无法逃避,也无法反抗,有时,最好的方法只能是等待,因为,解决这类问题常常需要条件的成熟和一定的历史机遇……

  已经到了1969年的10月。

  一天傍晚,我走出燕园,到中关村31路公交车站附近散步,巧遇刚刚下车、冬季我逃离北大时曾经给予我帮助的郑金铃。她主动和我打招呼,问了问我目前的情况,还挽起我的手臂,一起到中科院那树影斑驳的林荫路上散步。我向她诉说了明明去世的情形和目前的郁闷心情。她劝我不能这样消沉,还是要积极乐观起来,同时,她提出愿意作我的朋友。我答应了。

  但也就在我和郑金玲巧遇的第二天下午,军工宣队把全校师生员工集中在大饭厅,召开了紧急大会。会上,军工宣队传达了“副统帅”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和“一号命令”。随后,在一周之内,北大各系师生向外地疏散。哲学系教师大部分去了江西鲤鱼洲。学生们去了北京房山。燕园里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路上很少有行人,一派萧落的景象。

  一天晚上,北大军工宣队学生专案组的几个负责人,把七八个系的十几个所谓问题最严重的“反动学生”(其中还包括有研究生),集中到哲学楼的一间教室里,传达了对这些人的处理决定:第一,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第二,揭发材料全部销毁;第三,先去河北宣化4630部队军工厂劳动锻炼一年,一年后,分配工作。……此后,又过了两天,就在38楼哲学系军工宣队的办公室里,在专案组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我亲自点火,烧掉了揭发我的全部材料。在焚烧那些材料时,我注意到,那些揭发我的材料并不多,全部材料只装在一个“卷宗”袋里。

  1969年10月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一辆深绿色的车用卡车驶出北大的东南校门,驾驶室里有两位司机,他俩都是河北宣化4630部队的现役军人。军用卡车上站立有不到20位终于获得解放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和大学生。这辆卡车向中关村西北的方向驶去。当这辆卡车正开始加速的时候,站在卡车上的我,忽然看到前方马路旁的人行道上,迎着卡车正在行走上班的小学教师郑金玲。她穿着一身浅黄色的毛料衣裤,她居然看到了站在卡车上的我,于是边微笑、边向我挥了挥手。我也边微笑、边向她挥了挥手……

  别了,燕园。

第八章 尾声

  我在河北宣化军工厂劳动锻炼一年之后,被分配到河北衡水地区师范专科学校任教8年,32岁时才结婚,妻子是一个北京知青、衡水地区医院的护士。改革开放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1978届中哲史硕士生,三年研究生毕业后,又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工作8年。因为感到我国的军事基础理论和战略学基础理论薄弱,我在任教期间,开始研究德国近代克劳塞维茨撰写的世界名著《战争论》。1989年,因妻子患脑瘤不治去世,女儿幼小,我转业回到北京,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同时,继续研究《战争论》和战略学。我1998年退休后,并没有中断研究工作,近20年来,一直给北京大学和深圳华为公司等院校和企业讲《孙子兵法》、《战争论》,以及英国现代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和美国当代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多年以来,我总觉得未婚妻马明明每天都在天上关心、注视着我,所以,我没有理由休息,只有理由尽心尽力地工作。

  吴允曾先生已于1987年去世,终年69岁。我在北大做研究生期间,曾经多次到未名湖北岸的备斋,向吴先生请教逻辑学问题。有一次,我还陪同在地矿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工作的哥哥,一起到备斋,请吴允曾先生解决哥哥所在单位的一个理论难题。

  邓艾民先生于1984年去世,只活了64岁。记得在我研究生毕业、赴大连工作的前夕,邓先生曾经在友谊宾馆为我饯行,喝的是红酒,吃的是红烧大虾。我到大连后,邓先生还几次给我寄来他撰写的宋明理学书稿,希望我和他合作,完成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令人遗憾的是,我到部队院校工作后的环境条件完全变了,无法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这是使我非常内疚的事。

  在我危难时曾经给予我帮助的郑金玲老师,后来嫁给了一位在水利水电部门工作的高级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是清末爱国名将左宗棠的后代,人很正派。可惜的是,郑金玲夫妇没有孩子;但是,郑金玲把小学里的所有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在教育战线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她现在也已退休。

  我的母亲于2011年去世,活到94岁。她老人家从小是在旧社会天主教“仁慈堂”即孤儿院里长大的。母亲一生经历坎坷,多灾多难,但她的性格坚强,有毅力,从不服软,困难面前决不低头!她是我学习的榜样。在她生前,我对她很孝顺,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

  现如今,在北京东郊有一片美丽、宁静的园地,园地中有一处不为人所知的角落,这个角落,就是近五十年前埋葬明明的地方。这片美丽的园地现在已经属于北京朝阳公园的一部分。在这片园地的附近,有一座装修得很正规、漂亮的游泳池,还有一道流着潺潺溪水的小河,河流上有一个新建的小水坝。我每年隔些日子,便会独自一个人来到这里,在原来埋葬明明的那个地方停留一会儿,沉思默想。

  放心安息吧!明明。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和养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我们没有虚度青春年华,没有碌碌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我们的爱。请你高高兴兴地等候我们在天上幸福重逢的那一天。

写于2016年春节前后

http://hx.cnd.org/2017/02/05/%E3%80%90%E5%8D%8E%E5%A4%8F%E6%96%87%E6%91%98%E5%A2%9E%E5%88%8A%E3%80%91%E7%AC%AC%E4%B8%80%E2%97%8B%E5%85%AD%E4%BA%94%E6%9C%9F%EF%BC%88zk1702a%EF%BC%89%EF%BC%88%E4%BD%9C%E8%80%85%EF%BC%9A%E5%A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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