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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沈宁:我所知道的北京八中同学陈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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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reading 从 文革回忆 移动到本区(2018-03-08) —
2018-03-06 12:35 作者: 沈宁

(编者注:此文作于2013年,仍具现实意义,适逢陈小鲁近日去世,特再刊出与读者重温)

前几天,北京友人发来一份电邮,附件是陈小鲁发表迟到的道歉。读罢独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间几次与红卫兵的奇怪遭遇,却是哭笑不得。

我和陈小鲁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学,“文革”发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层楼,斜对门。可我们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泽东的英明教导,隶属两个敌对阶级,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陈小鲁的父亲是共产党元帅陈毅,新四军军长,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我的外祖父是国民党高官陶希圣,委员长侍从室组长,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蒋介石文胆。

因为家庭出身关系,我在学校十年一直努力装孙子,整日默不作声,低头来往,只希望老师同学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同时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泽东亲点的四十三名国民党大战犯,这般家世怎么也瞒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组一个体育大军方阵,参加游行。从九月一日开学,两校男女生每天练队,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专门选我生日那天,学校通知,我不能参加十一游行。全校独一份,再没有脑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么人家子弟了。

陈小鲁那么聪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发生之前,虽然每天上下课,我们在楼道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只会相互点点头,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不过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从来没有觉得他架子大。他那时候嘴唇下面留点小胡子,每天骑个自行车,而且是辆很旧的破车。也从来没见他穿过军装,永远是一身灰蓝色的普通制服,而且总把裤脚卷到腿肚子上,像个打鱼的,很好笑。

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国遭了劫。学校中厅贴出大字报,宣言成立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副对联,看得我心惊肉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可是红卫兵们暂时顾不得我,急着打倒当权派,校长温寒江和书记华锦。温校长剃了阴阳头,每天在校园里扫地。华锦书记受不了侮辱,在监禁室里自杀了,说是把裤带绑在门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学校虽然装孙子,可心里从来没有尊敬过老师,特别痛恨学校领导,他们天天喊叫阶级斗争,强迫学生吃忆苦饭,禁止我参加“十一”游行,批判过多少好人,坑害过多少无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倒点霉,所以现在看到他们挨整,虽说不无同情,但也多少觉得高兴,尝尝挨整的滋味,看你们今后还整人不。

我们班里有好几个木樨地各军兵种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东,进东,小晋,皖平,冀才等等。同学树东,因为家在西山军区,太远,平时住校。每周一和周六,苏制吉姆轿车开到校门口,勤务兵接送。当时吉姆车,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坐,可知其父军职有多高。

这样的同学,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红卫兵。也许他们有更要紧的军务在身,顾不得隐藏身边的阶级敌人狗崽子,我。整个“文革”期间,我在学校里没有挨过骂,没有挨过打,甚至没有遇见过红卫兵让我报出身。我也觉得奇怪,但说不出道理来。

要说红卫兵多少顾及一点同学情谊吧,有一次他们率领全体学生,赶往府右街,冲进一个院门,揪住一个女人,抡着铜头皮带,拼命毒打。我见旁边站个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学,抱着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

后来知道,那个同学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他的母亲被活活打死了,只因为她解放前做过舞女。对那个惨剧,对那个同学和他的母亲,我无限同情,一辈子也忘不了,更觉不能饶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红卫兵们。

破四旧开始后,我们学校红卫兵捉来宣武门的流氓集团紫锦队,在中厅里轮番毒打,说是练习如何打伤人内脏而外部不露痕迹。那天晚上,我从中厅走过,听见一个紫锦躲在楼梯下面哼叫。他被打伤,无法动弹。我看了,实在不忍,便关了电灯,把他扶出中厅,然后拿自行车,推他离开学校。当时心里恐惧得要命,两腿发软。一个反动派狗崽子,救护一个流氓,被红卫兵抓到,两个定要一块打死。从此我就不敢到学校去,好在学校早已不再上课,没人管。

两个月后有一天,我悄悄到学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见陈小鲁。他还是穿着灰蓝布衣,裤脚卷得老高,臂上没有红箍。他说:好久不见。我答:我不常来学校。爸爸妈妈都有病,在家休养,要我照顾。他说:过一个礼拜,红卫兵要在天安门集会,你也来参加。我说:我又不是红卫兵,红卫兵开会,我参加算怎么回事?他说:那天会有很多外地来的红卫兵,不懂规矩,出了事不好,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负责维持秩序。我说:我算干嘛的,去了找谁?没人会理我。他说:就说是我请你来的,有人问,让他们来找我。我是咱们学校革委会主任,我说了算。

既然人家这么看得起我,话说到这分上,我如果坚持不去,就太不识相了。于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这个出身反革命大战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门,站在金水桥前。身后的红卫兵,看见毛主席登上城楼,胸膛鼓裂,泪流满面,挥舞手里的小红书,喉咙喊哑。我看着他们的模样,觉得又好笑又可怜,但我什么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毛主席,胸膛里好像冻了一层冰,丝毫激动不起来。那个时刻让我来天安门,占去一个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位置,真真的不该。

“八一八”之后,由陈小鲁建议,成立起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男八中红卫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长眼,北京那么大的地盘,西纠偏偏到西四颁赏胡同的九三学社机关安营扎寨。我家住在颁赏胡同十三号外文出版局宿舍,刚巧跟九三学社斜对门,于是便成了西纠的邻居。院门外面墙上,贴满大字报,陶希圣和母亲姓名都倒写,打红叉。我们家人走在胡同里,邻居大人孩子指指点点的手指头,能在我们脊背戳出洞。可也许八中红卫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家什么麻烦。

西纠没顾上抄我家,可不知那里什么野鸡学校的红卫兵却突然打上门。我扶着腿残的母亲,躲出院子,隐身门洞,瑟瑟发抖。刚巧这时,一批西纠队员骑车到九三学社门口。我们班树东看见我,便问:你在这儿干吗?我不敢隐瞒,答说红卫兵正在抄我家。树东一听就火了:妈的,我们不抄,轮得到他们么?嘴里骂着,把车一摔,就往我家院里走。西纠里面我们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丢了车,冲进院去。我闭住眼,心想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们班那几位公子爷,天不怕地不怕,发起脾气来,真敢往人群里扔手榴弹。

还算好,没几分钟,刚才凶神恶煞来抄我家的那些红卫兵,垂头丧气走出院门,匆匆忙忙跑了。树东他们随后跟出来,对我说:别怕,以后再有人来抄你家,就过来找我们。我听了,心里很感动,连连点头道谢,扶着母亲回进院去。胡同里邻居们围着看见,都觉奇怪,怎么红卫兵西纠会保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狗崽子呢?他们以后再欺负我们家人,还得留个心眼才是吧。

后来虽然各处红卫兵还是来抄了我家好几次,我也从来没敢真去找西纠求援。后来西纠离开了九三学社,树东他们都当兵走了。后来我们又搬家到东单,再后来我到陕北插队,离开北京。可树东他们解救过我家一次,我终生不忘。到美国之后,我曾想方设法找到地址,给树东写过一封信致谢,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一九六六年底,红卫兵们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学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胆子,时不时到学校观望一下。像我这样的反动派家庭出身,参加不了红卫兵,当然也没有外出串联的资格。有一天我去学校,碰见高二四班的红卫兵头目三猛和伯宏。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什么出身,却顺嘴问:你怎么还在学校,没出去串联?我无话可对,又不愿自报家门,便反问:你不是也还在学校?他们说已经出去串联过了,现在回来值班。然后又说:想出去玩玩吗?他们手里有大印,可以给我开介绍信。我说:出去玩,谁不想。

万没有想到,两位红卫兵头头二话不说,随手就给我开了个路条:我校同学沈宁,非黑五类出身,请沿途红卫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会。然后盖上八中革委会大红印章,交到我手里。我看了,诚惶诚恐。我是非黑五类出身,我是黑五类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类,国民党顶级战犯。可我什么话也没说,带了还读小学的妹妹,赶紧上路串联去了。

“文革”是中国空前(但愿能够)绝后的一大劫难,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怎么都记录不完。我家十年,历尽磨难,四分五裂,母亲被折磨致死。我对“文革”的愤恨,无以言述。但时隔近五十年,读到陈小鲁的道歉声明,回想起来,我与学校红卫兵的几次直接遭遇,却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我在学校没有挨打挨斗,已属非常。居然还被陈小鲁请去参加“八一八”天安门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可谓天方夜谭。人都说西纠是恶中最恶,可西纠确实赶走抄家红卫兵,救过我家一命,实出意外。而且八中红卫兵,竟然给我开路条,让我享受一次只有红卫兵们才能够享受的串联特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至今说不清楚,只好把这几件事记录下来,也算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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