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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振新: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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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邓振新



张再兴编撰的《“贵州事件”资料集》封面



张再兴


“贵州事件”的发生和发现

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贵州省农村发生饿死大量农民的严重事件,被称为“贵州事件”。

1960年2月6日,贵州省副省长、老红军吴实到当时在建的川黔铁路沿线慰问修路民工,到息烽县就发现饿死人现象。次日,在遵义地区副专员何林陪同下,吴实到遵义县的板桥、泗渡后,发现一个大队死了六七十人,有的全家躺在床上不能动。到桐梓县后,又发现类似现象,意识到事件是全省性的、带普遍性的。他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吴实打电话向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汇报,何林也挂电话给地委书记李苏波。因周林在息烽温泉疗养院养病,遵义派人去那里向正在打牌的周林汇报,汇报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周林还说要打完这一圈后再说。听过吴实电话汇报以后,周说:“血淋淋的事,还提它干什么。”

贵工师生针对“贵州事件”兴师问罪

贵州工学院机械系65级学生张再兴,贵州省湄潭县人。“湄潭事件”发生时,他还是个中学生,父母亲和侄儿都被活活饿死。他们村民组(当时叫生产队)总人口75人,死亡近半,其中死绝两家。他家所在的村(当时的大队),穆和清家老小五六个,饿死后埋在一个堆肥坑里,杨银清家四口饿死后,抛在猪圈粪水池内。那时,沟死沟埋、路死路掩随处可见,因为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挖坑埋死人了。

在“文革”初期,1966年12月15日前后,张再兴率先在贵阳市大十字中山西路路口南侧一堵山墙上,针对“贵州事件”贴出街头大字报,列举他家所在的村民组饿死人的数据和名单,认为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是贵州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必须把这些走资派揪出来,为贵州数以百万计的饥魂亡灵申冤。看这张大字报的人很多。

这张大字报也张贴在贵州工学院校园内一份。工学院半数以上学生来自农村,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广大师生中很快引起共鸣,冶金系教师童志权、学生袁昌新、李永复和其他许多师生积极拥护。于是诞生了“遵义事件调查团”,由张再兴任团长,童志权、李永复、袁昌新任副团长。调查团的活动宗旨是“弄清事件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揪出‘事件’责任人以谢贵州1700万人民,挽回党和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调查团铅印了《告全省人民书》,历数了周林、苗春亭不执行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六条,搞高估产、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捉鬼拿粮”、征购农民的过头粮和兴办农村公共食堂,造成全省饿死大量农民的罪行。

“遵义事件调查团”所到之处,民众欢迎,各级文革领导小组及相关单位也大力支持。“遵义事件”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当时觉得“调查团”这个名称还不够“火药味”,又改名称为“贵州事件造反团”。

省地县当事人积极“说清楚”

在饿死人的“五九事件”中,李苏波是遵义地委书记、行署专员。调查团一开始就拿他是问。当时遵义地区共360余万人,死亡60万人左右,是贵州省的重灾区之一,因此认为他的罪恶最大。故要他先来谈“遵义事件”的情况。“文革”时李苏波任贵州省水电厅厅长,听说要他谈“遵义事件”,他二话没说,就坐吉普车跟调查团到了工学院。1966年12月19日晚上7点,贵州工学院一两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念了毛主席语录之后,李苏波就“遵义事件”的情况作了一个小时的详尽介绍。为调查团留下了《“遵义事件”访谈录》第一份资料。后来,李苏波又亲笔写过一次稿,与记录稿相互补充印证。

何林在“五九事件”中是遵义行署副专员,1966年12月24日,何林第二位被调查团请到贵州工学院阶梯教室“说清楚”。同李苏波一样,他说的更多、更为详尽、更具条理性。这份访谈录是所有的《“遵义事件”访谈录》中最具价值的文章。以后,何林还先后三次给调查团提供了亲笔资料。

第三位是苗春亭。苗春亭在1959年时任副省长,实质上的二把手。“文化大革命”时,他还在这个位置上。对于调查“贵州事件”,省财办主任李庭桂特别支持。由他牵线,1967年1月1日,张再兴到花溪碧云窝宾馆找到了苗春亭。次日早餐后,有一辆伏尔加小轿车进城,顺便把苗、张二人带到太慈桥。下车后,从太慈桥到工学院还有4公里泥石混筑的乡村马路,又不通公共汽车,但苗愿意步行,他人矮、腿短,走起来很吃力。走到一半处,就有探矿机械厂的“红卫军”正打着造反旗帜迎面走来,高呼着“打倒贾启允、活捉苗春亭”的口号。好在他们并不认识苗春亭,也就擦肩而过,就这样到了工学院“说清楚”。这就有了苗春亭为调查团留下的一篇《“遵义事件”访谈录》。这以后,1967年6月27日,苗又一次来到工学院,再次谈起了“遵义事件”的情况。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责任不完全在省里,还有更高层次的原因。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够胆大的了。

除上述三人外,被采访者还有:

第四位,张玉环,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贵州事件”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时间:1966年12月21日,地点:贵州省农林办公室。

第五位,李庭桂,时任贵州省财办主任。1959年被打成“常、夏、李反党集团”成员。时间:12月24日上午,地点:贵州工学院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参加者:“321111”尖刀兵团、红卫造反团、“九一五”红卫兵战斗团爆破筒战斗队等共20余人。

第六位,杨用信,时任贵州省监委副书记。时间:1967年元月3日21:30~23:30,地点:贵州省委一楼接待室,采访人:贵州工学院教师赵安国、陈昭琼、廖昌明。

第七位,叶谷霖,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贵州工学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时间:1967年元月3日,地点:贵州工学院5902学生宿舍三楼5号,采访人:“遵义事件调查团”团员童志权、张再兴等十人。

第八位,谢兆生,时任贵州省粮食厅计统处长。时间:1967年元月7日,地点:省粮食厅统计处,采访人:赵安国、陈昭群、廖昌明、华国庆。

第九位,杨绍荣,时任贵州省供销社副主任,“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副书记。时间:1967年元月7日,地点:贵州省供销社二楼办公室。采访人:赵安国等四人。

第十位,鸣跃忠,时任贵州省人民银行行长,“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时间:1967年元月11日下午,地点:省人民银行办公室,采访人:赵安国等三人。

第十一位,欧阳元,时任贵州省人委秘书处工作人员。时间:1967年元月13日下午,地点:省人委值班室,采访人:赵安国、华国庆。

第十二位,张一樵,时任贵阳市市长。时间:1967年6月29日,地点: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5902-325室,采访人:矿业学院东方红、人民大学三红等3人,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等数人。

1967年1月5日左右,调查团分为金沙分团、湄潭分团、遵义分团及遵义总部,各赴其地。这些地方都是“五九事件”的重灾区。到这些地方去的目的就是向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宣传,饿死人的事件主要由周林、苗春亭、徐健生等人负责,不要记在党和毛主席的身上。这对挽救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确实是有作用的。当时,不少干部、群众为调查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遵义分团还在三合公社逐家统计了死人的情况。

“遵义事件”调查团总部,由遵义市文革领导小组安排在丁字口遵义饭店215号等四五个房间,又给了一套广播喇叭,安放在丁字口百货大楼三楼,天天广播《“事件”真相》和《告全省人民书》。

1967年1月22日,原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一大早就来到遵义饭店215房间。与调查团总部人员见面后,第一句话还未说完,他就哭了。他说,我亲自砍死了当汉奸的堂叔干革命,而到头来在我手上死了那么多人,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结果吗?当时,张再兴和何传训做记录,王卿臣的动情,也使他们眼泪汪汪。王卿臣说,来之前曾到过地委,地委不同意他同调查团见面。然而,他还是找上门来了,看来他是冒了点风险的,一定是心中有话要说而且是不吐不快,故而也就不顾风险了。

袁昌新率领的分团到金沙以后,去找1959年时在金沙任县委书记的赵广玉算账。赵这时候还在黔西农场。不想此举正合他的意。自“五九事件”发生以后,赵广玉受到开除党籍、判刑劳改的处分。他觉得处分他是应该的,但各账应各清。饿死人的事情是全省性的,省里一个人也没有处分,到底是谁的责任,在贵州省还是一笔糊涂账。旧省委以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手法,让下面的人全部把责任担了起来,而省委主要负责人一个也没有处理,逍遥法外,于理不公。因此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申诉。周林见他不听话,又是打、又是诓,手法使尽了,赵广玉还是不听话,非要省委说个所以然、分清是非不可。1964年“四清”以后,周林到西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就没有人管他的事了。贾启允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又顾不上跟他扯这些,所以赵广玉是有话没处说,心情十分烦躁。“遵义事件调查团”的同学找到他以后,其实是为他安排了一次说话的机会,也就一吐为快。他先后两次写了10多万字的资料,又把1965年给党中央的《申诉信》也给了调查团。

1967年1月,原开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尹震环张贴“大字报”申述他在“贵州事件”中的遭遇。尹震环先后给中央写的两封信被转到省、市委以后,周林在省三干会上点他的名:“开阳有个办公室主任,来了没有?你胆子不小,写信到中央告市委!”贵阳市委夏页文书记说:“朱庚申、尹震环你们串通起来和市委作对,哼,我倒要看看你们是啥子了不起的人物。”真是如临大敌。尹震环等在省三干会期间被斗了一二十天。回开阳县后又被斗了一二十天,最后给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劳动锻炼。

尹震环给中央写信不仅为自己惹了麻烦,也给原开阳县委闯了大祸,也给区、社、队的干部都闯了祸。县委书记朱庚申因此调离开阳,开阳县委改组。全县被斗被处理的各级干部不下1000人。

尹震环给中央写信虽然挨了整,但还是起到了好的作用,促成了干部们随后少犯错误,其结果是开阳县饿死人的情况不算很严重。

中央文革、省委和省文革先后打招呼叫停

“贵州事件”是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在“文革”中过问这件事颇有干扰大方向之嫌,因斗争矛头对准的是“死老虎”,而不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人们后来发现,“文革”中为大大小小走资派罗织的罪名中,都不见有饿死人这条罪名。

因此,遵义市(现在的红花岗区)夺权,就没有让当时驻遵义的“贵州事件”调查团总部的代表参加,说他们是中间派组织。因为中央文革认为他们造反过头了。

中央文革对“贵州事件”调查团的活动非常关注,除了由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员打电话“打招呼”外,1966年12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给“贵州事件”调查团写信,叫“不要去翻作了结论的老案”。1967年元月19日下午2时在省长李立住地,贵州省文革小组组长李立又接见了“贵州事件”调查团联络员刘福一、廖昌明,当面“打招呼”,说是做了结论的历史,不要翻了。再翻就要犯错误了。1959年李立在河南洛阳任专员,他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例,说吴也是在出了这事后调离工作的。李立还希望“贵州事件”调查团能改个名字叫“农村文化革命造反团”。

上面一再打招呼之后,“贵州事件”调查团的工作随后也就终止了。

贵州饥魂亡灵有《墓碑》

针对“贵州事件”,贵工师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做了大量调研工作,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记录了人祸、黑暗和罪恶,由张再兴编撰,昆明陈安民先生印刷,形成了一本包括《“遵义事件”访谈录》在内的《贵州事件调查资料集》,51万字。这是凝固的记忆,可称之为贵州饥魂亡灵的《墓碑》。

《墓碑》是杨继绳先生写的一本书,其副题是“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2002年12月也到贵州省档案馆查过贵州“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并开列出一张30份资料的目录清单,拟带出但未获准许,他把这张单子也列入了《墓碑》书中。此书以“黑色的贵州”为题介绍了贵州。

花溪新建“601工程”的不解之谜

1964年贵阳市“四清”运动中,贵州大学组织学生就近参观了“四清”中停建的“601工程”,包括301宾馆(现花溪迎宾馆)、302别墅和万人大礼堂(现贵州省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些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完工,装饰工程已在进行中,302别墅小歌舞厅水磨石地坪伸缩缝中已嵌入铜条。没有谁告知学生们,这些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花溪的豪华建筑物是为谁而建的。当时花溪景区已经有了西舍宾馆和碧云窝宾馆,在饿饭之年为什么还要修这么豪华的楼堂馆所,同学们看后心中充满疑问。参观时有规定,不准照相,不准记录,不要议论,成为不解之谜。但放眼全国,看看下面这段文字,就知原来如此。

1962年,在北戴河为毛泽东专修了新的别墅,把原来的别墅让给江青专用了。几乎与此同时,在紧挨老人家故宅湖南省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厅、卧室、办公室、运动室、防原子弹洞等应有尽有的别墅。此前此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南宁、成都、郑州、长沙、南昌、济南、大连、青岛、庐山等地,也都建有他的别墅;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座别墅。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给他砌了别墅。昆明别墅的图样也设计好了,派专人送请他过目是否合适,他认为设计得很好,那又是个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海拔较高,不去,省下了一笔银两。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田家英奉命带了一些人去湖南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共产主义大食堂”等生活情况,首先看到了几乎与滴水洞别墅同时落成的省委宾馆大楼,十分惊讶,他避开省里的陪同者在调查组的同志们面前撇撇嘴悄声说:“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爱享受了!”


(作者为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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