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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华国藩:“左中右排队”分裂了0363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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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右排队”分裂了03633班

华国藩

  我1963年由北大附中毕业,考入北大化学系,1970年3月跟64届、65届一起被“清仓”毕业。在北大,正经上课读书学习专业基础课(不停地掺合农村体力劳动和中苏辩论九评反修之类政治学习),两年两个月。专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四年四个月。原来学制应该六年,实际上在北大多待了半年,不是大家不想按时毕业,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留着五届在校生,创造“六厂二校经验”,还不管饭,更谈不到工资了。我毕业分配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苦捱十余年光阴。八十年代出国,在美国旧金山,经营一个小小的缝衣作坊,近年退休在洛杉矶安居。

  在北大,毕业前,经历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包括“清理阶级队伍”。飙风卷起尘埃,就跟同学们一样,在北大文革漩涡中见闻乃至参与了北大文革一些事件,对于文革,至今仍有许许多多不知和不解。清华大学文革两派红卫兵斗争,涉世不深的学子老团老四互相掐着脖子争权夺势,都想由体制外进入体制、继承大统、成为当局,民与民斗,两派是非不分明。北京大学文革两派斗争,是体制恶政与反对恶政的斗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老辣官僚权谋势力的斗争,民与官斗,形格势禁,是非分明。最近读到互联网《文革演义》、《文革史话》,方才多多少少知道了文革之宏大惨烈,背景及影响之深远。有见于大量的文革史实被掩藏、湮没、淡忘,现在把一些亲历的事情写在这里,算是一人一本文革的经,用点点滴滴的真实,反映北大的文革历史,以志不忘,并且留给后人。既为过来人,相信:触景有感,秉笔直书史实,以直报怨,不是派性、不是分别心。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毛泽东亲自批发的聂元梓(时任哲学系总支书记,行政十二级高干)“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后,我所在的北大化学系03633班全体学生,从七个月前散布京郊丰台、石景山两区的“四清战线”奉召迅疾回到北大。这时,陆平、彭珮云成为钦点的“黑帮”,被狂飙刮倒、被干掉了。沿习而捍卫校党委的力量,转眼土崩瓦解,消弭于无形,聂元梓成为“天字第一号左派”。

  “国不可一日无君”,6月1日当夜,张承先为首的“文革工作组”奉北京新市委之命进驻北大,秉承大统,接掌校党委的权力,行政各系处和学生各年级都安排了工作组作为领导力量。北大全校停课,我们班学生,每天召集在三十一斋几间男生宿舍学习讨论。我也参加过针对某刊物插图,疑神疑鬼,从一大片风吹芦苇的图画中辨认“反动标语”;也曾搜索枯肠,写过分析批判曹禺话剧《胆剑篇》的大字报。

  文革全国大中小学一齐停课几年,史上罕见。对比抗战紧急关头,日寇将犯四川,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两种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国民教育,不可同年而语。

  张承先工作组在“阶级分析”基础上,按照“亲不亲、阶级分”的路线和“扎根串连”的办法,依靠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在学生各班级建立学生“文革小组”。这个“文革小组”与张承先工作组结合,对于同学进行“左中右排队”。

  03633班当时共有32名同学,经过张承先工作组和班级“文革小组”的唯成分论“排队”,黑手高悬霸主鞭,对学生下手,列出七名“右派”。这七名“右派”中,六名“家庭出身”为“黑五类”、“剥削阶级”,另有一名出身为“中农”的雷同学。雷同学身任化学系团总支委员,“四清”中做过“学毛选讲用报告”,这一回被“文革小组”黑箱操作,搞成“右派”,其中奥妙不为人知。而另外六位同学(其中一位女同学是印尼归侨、共青团员),没有任何言论或者行为,完全无辜地被加罪,搞成“右派”。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03633班学生“左中右排队”的结果不胫而走。“右派”是什么意味啊?1957年“反右斗争”,百万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阶级敌人”,沦为贱民,被开除、被下放、被劳改、被判刑,乃至象林昭一样被残杀,北大五七年反右的“右派学生”在文革中有五名遭枪毙,幸存苟活下来的“右派分子”,尽皆“二十三年弃置身”,受尽人间极致的摧残,牵累全家,甚至祸延九族。03633班在校内文革“风乍起”阶段,就已经被“文革小组”暗箱操作“左中右排队”为“右派”的七名同学,面临万劫不复的灾难,生死悬于一线,岌岌乎殆哉!

  “文革红八月”,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臂戴红箍,头顶军帽,身穿军装,腰扎铜扣皮带,成群结队,嘶吼“造反歌”,在北京城乡横冲直撞,到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惨无人道地斗争、抢掠、残杀,甚至不分老幼的灭门“牛鬼蛇神、黑五类”。03633班王同学的父母,在1944年胶东“和平土改”中划为“地主成分”,自愿交出土地、房屋、财产,空身离乡背井到北平谋生二十多年。“红八月”中,迫于限令,迁移户口,回转乡间土改留存的破屋,保住老命。

  物不得其平则鸣,不在03633班七名“右派”之列、好读闲书而“不求进步”的樊能廷,在班级的政治学习会上提出了疑问。他说入学以来,大家每天背着书包饭盆,宿舍、教室图书馆、大饭厅,三点一线地生活两年多,怎么忽然间,就有七名同学成了“右派”呢?他并没有想(谅他也不敢)反对张承先工作组,只是针对这么个具体事情,提出诘问罢了。

  “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造就两个被压迫、被剥削人群——六亿农民名为社员、实为农奴,几千万“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及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构成贱民。实际上,按照社会地位和官阶品级,整个社会不知道被人为划分为三六九等多少个阶级。

  北大学生的录取,当然要审查考生的“家庭出身”,这叫做“政审”。“阶级斗争”鼓噪的越起劲,“政审”越“严格”,甚至在考生的材料中充塞“出身不好”、“不宜录取”、“不宜保密专业”之类的政治标注。1958年,“大右派”钱伟长之子钱元凯由北京四中毕业,报考清华大学,高考成绩为华北第二名。蒋南翔亲笔批示“不予录取”。当年9月份,钱元凯服从分配,到首钢当工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创办人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1965年报考大学,受她辅导的两位巴蜀中学同学(干部子弟)被大学录取。卢晓蓉志愿报考北农大,却被巴蜀中学阴险地加盖公章,把报考志愿变改为北大化学系,报名表中又赫然标注“此生不宜录取”。卢晓蓉落榜,下乡当农民。

  1960年,北大新生平均成绩为75分(理科76.5分、文科72.7分)。1961年,北大理科平均录取分为80.9分,文科平均录取分为79.5分。1962年,北大新生平均成绩83.92分,其中理工类平均85.1分、医农类平均83.6分、文史类平均81.9分。1963年,北大新生平均录取分数80.2分。1964年,北大新生录取总平均分为73.9分(文科73.7分、理科74.2分)。1965年,北大新生录取总平均80.4分(理科80.8分、文科79.7分)。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年困难时期”行将结束的1962年,“阶级斗争松一松,录取分数冲一冲”。而在1964年,“阶级斗争号角”再度嘹亮的时候,北大新生平均录取分数,明显跌落了。

  能够被北大录取的学生,无疑都是考前考后“政审”通过的,03633班绝不会例外,文革“风乍起”,怎么就骤然冒出七个“右派”学生?

  一石激起千层澜,在当年的极左氛围下,樊能廷对于班级“左中右排队”的质疑,电光石火,自然在同学中引起各种反响。对于“排队”,赞同或反对,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

  有一位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自来红”女同学,“革军”出身,抄录一首樊能廷蚊帐中的“反动诗”,持至工作组告发,陷害樊。工作组倒是不那么武断处理,叫了“被告”询问,这首无题诗,查验为鲁迅作品:“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究其实,文革前多年,除了“毛著”,也只有鲁迅的东西允许阅读了。雨花台在南京,樊是南京人,只有鲁迅的东西允许阅读,如此而已。忿忿于该女生卑劣的政治陷害,樊能廷年轻气盛,在三十一斋一楼楼道堵住她,当众瞋目指斥其鬼蜮行径是邀功心切,用无辜者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恶人拉着“革命”大旗作虎皮行恶,管窥这桩“揭发检举”,北大文革前由来已久的左祸之烈,可见一斑。“左”在北大的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左派”在北大处于主动和决定的优势。这位“自来红”女同学,自身没有任何值得钦仰的优秀特质或德能,庇荫于稀贵“革军”家庭出身,担任0363年级“先进民兵连”连长,曾经挎着小手枪、挺着胸脯,在五四运动场率队接受民兵师、武装部首长检阅。其父投诚前为国军军官,“文革”中,在单位被贴了大字报,她偶变投隙,立即发表声明,灭人伦,与其父“脱离关系”。这么一来,她顷年受人三分敬畏的“骨血优越”,彻底垮塌了。洞见其表里,任凭她再怎么努力表现,徒惹鄙弃和撇嘴,再也难得“组织上”的重用和群众的相信了。

  1966年7、8月,北大东操场三次万人大会,“中央文革”掌握会议,康生、江青拍案痛批张承先工作组,上纲到“反革命”段位。江青拥抱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用皮带抽打“低头哈腰骑马蹲裆”满头大汗的张承先,随后,工作组撤出北大。依附张承先工作组的班级“文革小组”迸解冰散。

  “大串联”结束之后,03633班在校32名同学自主重新选举班级“文革小组”(从中国到美国,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最“乐从”的投票活动),16人投票给樊能廷,使之当选,另外16票分散投给三五个候选人,投票结果表达了大家心底真实的观照。其时北大尚未分派,樊能廷当选,切促首要之事,就是和同班同学们一起,在“案掾”不肯移交材料的情况下,撬开前“文革小组”的抽屉,找出七份“排队”为“右派”同学的牛皮纸卷宗袋,不开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黑材料在三十一斋南门外的空地上烧掉,地地道道的“纸船明烛照天烧”。李国俊同学在场,含义悠远地说,“但愿不会死灰复燃。”那位“革军出身”在三十一斋楼道内贴大字报,怀疑投票结果。笔者当即用大字报回击她:“既然是民主选举,就要承认民主投票的结果,不要输不起!”

  彼时倒是没提过什么“肃清工作组流毒”,因为明摆着,短命的工作组是临时拼凑来北大的,没从北大之外带着“右派”名单来。他们带来的“阶级斗争”病毒,与03633班本体病灶结合,急性发作,硬生生,生出七名“右派”。若说“流毒”,那就源远流长了——“文革”始于“文革”前。实际上,还没轮到我们“觉悟”,起来向张承先工作组斗争,中央文革大员就亲自操刀,以雷霆霹雳之势把张承先工作组轮番痛骂以致“暴卒”了。

  聂元梓校文革“红色政权”成立,继承大统,完整地接受北大政权(党政财文,连同武装部、保卫组、校卫队)。体制内的聂元梓,不脱窠臼,接受体制内移交的政柄,成为“当局”。她野心膨胀,向外伸手攫取更大的权力,到处伸手夺权、到处树敌,为千夫所指。对内则是玩命压制批评、压制不同意见,不惜与任何人翻脸,掌权仅仅三个月,把张侠、杨勋、孔繁、杨克明等“左派战友”打成反革命甚至送进监狱,继而建立武斗指挥部和专业武斗队,并且使用保卫组(时称“二组”)暴力维稳、秋后算账,为人神所共愤。

  从此直到毕业,经过“拥聂、反聂”分派和针锋对麦芒的争持,03633班16人对16人的两派格局,再也没有丝毫变动。一派是“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恃势“自来红”,坚持“血统论”,矛头始终对准同班同学中臆想的“阶级敌人”,屡屡寻机,把整人进行到底。一派是“井冈山兵团0363慨而慷”,自力摆脱“家庭出身”桎梏,拼力反抗“血统论”歧视压迫,坚决抗争政治贬斥、打压。所以,究根诘底,我认为按照“家庭出身”置人于死地的“左中右排队”分裂了03633班,而各人内在的政治利害支配其“站队”取向。幸亏文革只塑造“独一神圣”,别的东西就不能神圣啦。文革运动数年,多年的“党支部专政”、“党员光环”陛槛崩塌,一去不复返,天怒人怨的“血统论”式微了。

  1968年6月14日星期五,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第四版,刊出署名为“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的通栏标题文章,全文用楷体字辑录如下: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冲破了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及其黑后台所设置的重重阻力,把三·二九刺杀聂元梓同志打伤李钟奇同志的反革命凶杀案的凶手主犯樊能廷揪出来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凶杀犯樊能廷是一个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却恶毒地说:“谁掌权,谁就是真理。”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我们学习林副统帅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光辉著作时,他竟然狗胆包天的叫嚣:“什么人民战争,反正老百姓倒霉,当官的都不往前!”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真是恶毒之极,反动透顶!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对广大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比仇视,他恶狠狠地说:“你们学毛著,还不如我讲一堂课。”为了发泄他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刻骨的阶级仇恨,他还经常用下流无耻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甚至和几个混蛋一起用极下流的语言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属。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去年三月十八日,我们纪念“六·一八”九周月的时候,这个反动家伙按捺不住他的反动本性,居然把二十九楼前花台边上“谭震林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的大标语的前六个字完全盖掉,造成了一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反革命气焰嚣张已极!
  樊犯就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他无比留恋旧社会,对社会主义制度恨之入骨,他胡说“中国农民的生活不如西方”!早在中学时期就勾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和学校中的反动落后学生,多次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经常流窜南京,马鞍山一带,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个家伙不但消极怠工,而且勾结投机倒把分子和坏分子,经常在一起喝酒密谈,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樊能廷一直死心踏地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死保刘邓司令部,死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咀脸暴露无遗!
  当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亲自批发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鼓舞下,直捣陆家王朝时,这个反革命小丑吓得胆战心惊,他惶惶不安的给家里去信说:“我现在的态度是不说话,尽管如此,我还担心运动后期要把我当成白专典型批判!”真是不打自招!
  当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批判反革命工作组时,他找上门去咒骂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是“投机”,是“发了疯”,当工作组面临彻底崩溃的时刻,他歇斯底里的叫嚷:“张承先,你膀大腰圆可得顶住啊!”一副十足的保皇丑象。
  樊能廷恶毒攻击红卫兵运动,甚至在蚊帐里都贴满了咒骂红卫兵小将的诗和对联。他咒骂“军训是培养奴隶主义”,在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他拚凑了臭名远扬的“慨而慷”战斗队,疯狂的向工农同学反攻倒算,说什么:“陆平拉拢的大多数是工农同学,过去工农同学压制了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学”,要把工农同学“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公然为陆平黑帮开脱罪责,他还刷出“要周培源”的大标语,直接对抗主席教育革命最新指示,渴望陆平黑帮卷土重来。
  去年七、八月分,他死心踏地地追随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极力制造大抓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舆论,妄图毁我长城。
  樊能廷还是一个流氓成性的打人凶手,罪恶累累的阶级复仇分子,在3月29日,他又跳了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同志,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是樊能廷反革命阶级本性的大暴露,是井冈山兵团反动统治小集团及其黑后台直接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咀脸的大暴露。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现行反革命分子凶杀犯樊能廷已经落入广大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追捕归案!井冈山兵团反动统治小集团及其黑后台也难逃灭顶之灾!

  身在海外,这篇强横霸道、必欲置樊能廷于死地的文章,我是2015年才看到的。文章中乱棍齐下,把当时所有能制造的、他们认为“该杀”的罪名,都编造凑合到樊能廷头上。我不知道“和几个混蛋一起用极下流的语言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属”何所指,也不知道这些“攻击”发生过没有,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又是怎么落到“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耳中的。说樊能廷“无比留恋旧社会”,真不好懂:从他出生到新朝兴替,正巧四周岁,不晓事的黄口孩提,怎么就会“无比留恋旧社会”?挨得上吗?即便樊说过“中国农民的生活不如西方”,那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恨之入骨”吗?直至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不如西方”仍是铁的现实,云壤悬殊天地可鉴。说他“多次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经常流窜南京,马鞍山一带,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不对了!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的年代,十三四岁的樊能廷常常跟着母亲到城外郊野去挖野菜。也曾随同换上便衣的派出所年轻户籍警,去芜湖米市买米,以济家中无米之炊,苦渡长年饥馑,以求活命。早上空着肚子离家,在芜湖米市买两块五毛钱一斤的“议价米”,没有粮票吃不上饭,背着二十斤米,走一天的路,下午四五点钟,进南京中华门的时候,实在饿得走不动,买一块不要粮票的烤山芋搪饥。如果江南四大米市的芜湖“闭籴”,难料两江省域还要再添多少饿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饿死几千万人,不是樊能廷的罪过,是紫禁城的桀纣恶政!说他“刷出‘要周培源’的大标语,直接对抗主席教育革命最新指示,渴望陆平黑帮卷土重来。”实在是事实不清、栽诬樊能廷。刷出“要周培源”大标语的是我,樊能廷对此毫不知情。周培源先生在文革后担任北大校长,莫非就算“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一语成谶的“卷土重来”?说樊能廷“拚凑了臭名远扬的‘慨而慷’战斗队”,又说错了。如同井冈山兵团不是周培源拼凑的,“慨而慷战斗队”十六个人,是民主选举的时候,自己选择,投票定乾坤,走到一起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说到底,是张承先工作组卵翼下班级“文革小组”打压、迫害一部分同学,这些同学不甘心束手就戮,义无反顾,奋起抗争的结果。“慨而慷战斗队”诸人,在文革1967年5月份,把成都现场拍摄万人参与的“川棉白刃大武斗”和十万人参与的“132厂开枪大武斗”数百帧黑白照片自力洗印放大,在大饭厅一隅举办图片展,客观报道四川文革惨烈的流血斗争(同时报送中央文革一份)。该图片展在北大,是独一无二的“创举”,观者人头攒动,轰动一时。另一方面,无论说是“阶级观念模糊”或者说是秉性使然,“慨而慷战斗队”对于文革中凄苦无依的杨文治、钱尚武、郭正谊等老教师的亲和、接纳、执礼甚恭,对于周培源、黄子卿等老教授的始终照拂、保护,都是有目共睹的善举、人性温良的表现。“慨而慷战斗队”从来没有“炮打”这个、“炮打”那个,“揪出”这个、“揪出”那个。诚然,如果归之为派性,“慨而慷战斗队”在反对并且撼动聂元梓残暴悖逆的“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波澜迭起斗争中,自觉自愿地煽动蝴蝶翅膀、尽了微薄之力。短短的一年,“井冈山兵团”因为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暴政而勃兴,虽遭残酷的武力围剿而矢志不屈,工宣队进校后,随着校文革政柄的消失,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在人数上和新北大公社旗鼓相当的井冈山兵团,自然结束历史使命。

  细看“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这篇险文,以暴虐为德,字字句句毁谤乖谬、杀气腾腾,笔者无暇一一扳驳,留待他们自己纪念并咀嚼回味他们“湖南农民运动”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盛大节日六·一八”和“坚决镇压”同班同学的快感吧。也留待他们当中良心不泯者,对镜自照,扪心自问吧。

  文革前,谁被当局杀了,就叫做被“镇压”了。回顾“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这篇捏造不实、十三不搭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没巴鼻文章,令人鄙笑,当年却非无稽之谈,而是“战斗檄文”,是磨刀霍霍、磨牙吮血的杀人宣言。北大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为文理科综合大学,一波接一波不停歇的运动,使得政治空气进入左道,渐行渐速,渐行渐远。1957年“反右运动”更其催化这一进程,谁左谁沾光,不左就遭殃。竟至天天“竞左”,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登峰造极,人性也异化到极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党外,概莫能外。我国出现的领袖崇拜,就是用专政力量强迫人们相信领袖的话、接受领袖的思想,用“反毛、反共、反革命、阶级敌人”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强迫人们对领袖崇拜,用“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胁迫,以专政包括监狱、死刑强逼人们对领袖崇拜。文革中,表圣颂圣飙发,领袖完全神化,群众彻底愚忠,迷信崇拜高涨,血腥斗争盛行,中华数千年文化遗产和道德人伦被全面毁灭。一方面崇尚赤裸裸的暴力,另一方面又要“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祸国殃民,生灵涂炭,文革受害者不下两千万人死于非命…。

  樊能廷在张承先工作组时期,被“革军子弟”拿着鲁迅的诗,栽诬为“反动学生”;1968年被《新北大》刊文《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并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全国“通缉”,组成专业“缉捕组”寻踪缉拿;63军军宣队统治时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4个月;2005年被《聂元梓回忆录》点名诬栽“刺杀”;直至近日,仍有新北大公社头头具文说什么“行刺”;一切俱皆望风捕影、以假作真,小子何幸,获此殊遇!“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发在《新北大》的文章《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要杀人、先发声,就当时北大的语境说,也算“勿谓言之不预也”。樊能廷2014年在文革校刊《新北大》拍到此文照片,通过电子信箱和微信遍告03633班全体同学。直至2016年5月,一位昔“红旗”成员告知樊,“红旗”没有写过这篇文章。樊能廷说,哈哈,见过不知羞耻的,没见过像“红旗”这么不知羞耻的!“红三团红旗”当年署名发表的文章,时至今日,背着牛头不认赃,居然面对着这份《新北大》报纸不认账!人格之低下,无以复加。

  校文革连体魔怪新北大公社,杀人如草不闻声,面对面、近距离,残忍杀害了温家驹、刘玮、殷文杰这三个赤手空拳被绑架的无辜青年,肉体摧残了陈一谘、樊立勤一众人等。恶人依仗罪恶的校文革政权作恶,罪恶的校文革政权也确实依仗他们、庇护他们。罪孽深重的杀人者大都“苗红根正”,至今死不认账、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致使血案真相不见天日,欠着历史一笔笔孽债。

  十多年来,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涉及北大文革的文章,其中一些地方涉及到樊能廷。在北大同窗寒暑六年半,我算是和他很接近的同学,闭阁反思,就我所知,写一点我所知晓的事情。

  我骑自行车,樊能廷也骑自行车。樊能廷会骑也会修,包括掰叉子、拿龙。他骑一个二八男车,可以在车子左侧,左手扶左车把,右手提着东西,比如书包、饭盆、暖水瓶,自如地活上活下。还可以在右侧,右手扶右车把,左手提着东西,自如地活上活下。会“超乘”——扶着把跳上车、跳下车。他曾经从大饭厅骑自行车,双手撒把、端着饭盆吃饭,不扶车把,骑回三十一斋,03631班吕成信不骑车,看见这个情景,惊诧感叹不已。

  我俩从北大结伴骑车出行,常去城里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看小说,午间到隆福寺小吃档吃午饭,然后再回文津街图书馆看书。

  1964年暑假,“男儿志四方,万里若比邻”,骑车出去游历,我俩结伴到塘沽去看大海。途中空手上门,投止武清同学龚德兴运河边的农舍,吃贴饼子锅的咸疙瘩熬小鱼。路过天津,则是空手上门,食宿在和平区河南路陈子明同学家的小楼里。慈爱的“解放脚”陈妈妈在饼铛上烙出软软薄薄的热烙饼,卷着韭黄炒鸡蛋给我们两个江浙人吃,色香味形涵手泽,情意和味道标异,此生仅此一遭,回味无穷。忘却了人生无数的大事小情,这一段经历,记得牢牢的。

  1965年暑假,出门游历得更远,我和樊能廷结伴,骑车到北戴河、山海关,观山海。书包里带着扳子、钳子、改锥、木锉、胶水、手打气筒、雨衣、地图、120照相机,从北大三十一斋出发,经过通县、三河、邦均、玉田、丰润、榛子镇、野鸡坨、滦河大桥、卢龙、榆关,一路完全是砂石公路,晓行夜宿,单程四百里,谈笑宏阔,骑行两天半,到达北戴河。途中在已经放暑假的乡镇中学校借宿,拚几张课桌,就是“卧榻”了。北戴河海滨的一幢幢别墅,没有院墙、门禁,无人居住,无人看管,门窗虚掩,跨过高可齐膝的女贞绿篱,随便出入。室内外没水没电,但是有家具,宽宽大大的床,藤簟棕绷,掸掸灰尘,立刻可以睡在上面。没有淡水,洗脸就用海水。刷牙就惨了,海水又苦又涩,牙膏遇到海水,根本不起沫,只得马马虎虎凑合。海滨极目无人踪,既无仙山蜃楼远景,也无鳌波巨浪近忧,免不得碧涛中裸泳扑腾一番。是时,汉语中还没有“观光”、“旅游”等词汇,我们也算“遨游开风气之先”。记忆犹新,北戴河渔村船夫,捧着大海碗,水煮海杂鱼代替粮食,碗里堆得尖尖的,捣蒜泥椒盐为作料。家徒四壁,沿着小街,蹲在街边的蓬门外用膳。看他们左手端碗,堆高的鱼虾“鱻餐”遮没脸面,右手持箸进食,虎虎有生气。渔村卵石小街,空中充溢浓郁积年的鱼虾腥气,我们推车屏息疾行而过。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壮观最是海上日出。我们用120相机互相拍照,从太阳出水,渐至没膝,渐至齐腰,渐至等身……。1968年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武装齐备的武斗队,突袭夜阑人静的三十一斋,我们仓惶出逃,所有的书籍、衣服、行李、生活用品等等,损失净尽,北戴河、山海关、孟姜女庙的珍贵留影,兵劫中化为乌有。痛哉!从此校内两派,由盎盂相敲到操戈相向,兵刃相见,互为仇雠。痛哉!

  樊能廷说他亲眼看见遭受非刑搒掠、熬刑不屈的反聂舌辩之士樊立勤,孤零零仰卧在北医三院门诊楼门外(柱廊里)直接贴着水泥地的帆布担架上,颜面土灰、脉息全无,全身刷白、形同死人。看到樊立勤手指被新北大公社用钳子夹断并用竹签钉伤,淤血结痂,膝盖被钉碎、肿胀,赤身裸体(只穿个棉织、带花点的三角裤衩),骨瘦如柴,肚腹及大腿根儿被烟蒂烧伤六七十个黑疤,惨不忍睹。后来听樊能廷如是评说樊立勤:新北大公社两天两夜毒刑拷打,没死;在北医三院光着身子冻半天,还是没死;有志节、嘴硬命更硬!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王大宾回忆录》167页记述谢静宜回忆1969年3月,毛泽东对聂元梓的评鉴:“你老佛爷伸手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1967年初,中央精神,报纸、电台喧嚷,全国自下而上开展“把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我和樊能廷不知道什么机缘,被北京汽车修理五厂邀请,不知就里,到那个厂子去“夺权”。

  汽修五厂地址在东郊朝阳区左家庄,距离燕园路途约三十公里,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那时节,北京还没有二环路、三环路,记得是从海淀路(今中关村大街),过动物园进西直门,然后出朝阳门,到左家庄。大概十点钟到厂子,厂子已停产,工人不多,车间一片空寂。厂长、总支书记、中层(科室及车间)干部,出勤齐全,各自在办公室等待。我们到厂,放下自行车,有人引导到二楼一个大间的会议室。然后有人通知各屋干部到会议室集合,总共十几个人到会。这时有人介绍,这两位小将来自北大,是来汽修五厂夺权的。大家鼓掌欢迎如仪。跟着,有人送来两套崭新的浅驼色涤卡工作服,还各有一顶崭新的黑色人造革(带汽眼)解放帽,让我二人换装,大家又鼓掌如仪。会上当场举手投票,选举出来三个中层干部,组成“夺权小组”。“夺权小组”宣布:夺权开始。由“夺权小组”领着,全体与会人员簇拥,一间办公室一间办公室串门子。挨次到了哪间屋,屋主就开抽屉,把他掌管的图章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夺权小组”成员验看一下,收进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白布口袋中。一大圈转下来,也不过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大家回到会议室,再次入座。“夺权小组”一位为首的成员,从会议桌上提起装着二三十个图章的白布袋,向大家宣布,祝贺汽修五厂“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夺权成功,还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之类的套话。我们嗫嚅片刻,结结巴巴,记不得说了几句什么样得体不得体的答辞,完成汽修五厂这桩温和安恬的“夺权大典”。

  接着,厂子职工食堂开饭,庆祝“夺权”胜利,午餐加了一道红烧肉。餐后,我们就告辞了。厚实挺括的涤卡制服,一举一动,因摩擦而刷刷作响,骑车出厂不远,就给脱下来,把衣服携回北大。因为样式和颜色太各色,再也没上过身。厂子里的工人送别我们时,说他们平时舍不得穿这身衣服,星期天上街或出客,才穿上它,都管它叫做“逛服”。次年北大三·二九事件中,三十一斋宿舍楼失陷,“逛服”被歹人剽掠。笃尊“天地君亲师”,樊能廷在整个文革期间,没有参与伤害或斗争任何一个干部、任何一个老师的活动。北京汽修五厂“和平夺权”的这段经历,也被北大文革汹涌的波涛淹没得无影无踪。

  1968年秋冬,北大文革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03631班李橦《我的文革记忆·隔离审查的日子》对于这一阶段北大0363年级的政治生态,据实叙述。李橦被隔离审查,产生绝望,与此同时“二班的朱重远就比我有决心。有一天,他把写的材料全都撕个粉碎,从窗户跳出去,准备一死了之。那只是个二楼,他不过是摔个屁股墩,站了起来,什么事情没有。拍拍屁股,从楼梯上了楼,推开宣传队的门,低头认罪,罪该万死。……但是这一切决不能阻挡宣传队、专案组前进的决心和脚步。他们在二教召开了李人杰批判大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对抗文化大革命”,义愤填膺,鞭尸问罪。我是在被隔离后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戏的一部分也是演给我们这些人的。

  斗争无休无止,打击面越扩越大,过了一些日子,我参加了另一个批判会,对象是三班的陈子明。

  陈子明是井冈山“慨而慷”的成员,我唯一的天津老乡。因为是工人出身,大联合后被结合到三班领导小组,成了井冈山仅有专案组成员。宣传队在他们班审讯的重点樊能廷,是个啃不动的硬骨头,总是被他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毫无进展,于是怀疑有内奸,通风报信。”

  在六十三军宣传队独揽大统,施行依靠一派打击另一派的稗政和在在多有的八疵之徒(摠佞谄谀谗贼慝险)不遗余力地陷害下,0363年级一百一十名学生,有二十二人列为“清理对象”,多被隔离审查,“清理对象”清一色是井冈山成员。03631班李人杰1968年冬天被隔离,1969年2月,“专案组”对他又一次逼供,他说:“你们别逼我了,我都想死了”。“专案组”说:“你拿死来威胁我们?你想触电,这儿有电门。你想跳水,大河没有盖儿。”李人杰乘着雪夜,逃到清河一个乡村,用羊毛围巾上吊自杀,时年23岁。死后被军宣队组织全年级大会批判声讨,着意不让死者灵魂安息,同学中甚至有“人”用脚踢他已经僵硬的尸体唾骂“你这个死反革命”。李人杰的“反革命罪行”是什么?据同班同学回忆,最“严重”的一条是,中央电台广播毛泽东“知识青年要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指示,校内敲锣打鼓游行“欢呼最新指示发表”(彼时常常有这种“例行庆祝”),他不参加,而是躺在床上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因此他“该死”——文革其时专制制度的横暴吃人何其惨烈!逼他走上死路的专案组成员,人性何在?李人杰之死留给我们存活者多少憾恨?0363年级另有自杀未遂者如朱重远同学等,非止一人,兹不详述。“清理对象”齐菊生同学被“隔离审查”六年多,才毕业上班。“清队”中,暂时没被搞到头上的井冈山成员,也是人人“八公草木”。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樊能廷就被“隔离审查”,总共隔离四个月,耗费公家不少稿纸抄录毛选,日书万字,习字不辍。军宣队指派张生和韩生与樊同住一屋,昼夜看管。一天午后,樊对面上铺的张生入梦,右手的烟头烧着了身下的棉褥子,燃烟惊醒了樊。樊一骨碌起床,摇醒张生,张生垫褥青烟袅袅,已被阴火烧毁碗口大小。撤出褥子,迅速地扑灭了这起小小的“火警”。樊的“学习会帮助”,望空凿影围攻十数次,军训队和“专案组”尽占大好“术、权、势”,可怜没有任何人拿出任何“钢鞭材料”来对阵。一遍遍“对敌喊话”《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屡攻不克,徒惹厌烦。僵持对峙,疲马鞭箠,奈何樊没的可交代?樊能廷拒绝自诬诬人,又当众张狂放言“士可杀不可辱、犯我者死”,六十三军军宣队和专案组把他当作“顽固不化”的典型。幸亏“专案组”只敢逼视示威、没跟他动武,不然,困兽犹斗,说不定谁把谁打出人脑子来。不挖出反革命决不收兵的军宣队和“专案组”,在03633班“清队”,“斗争中创造敌人”的宏图伟业,不光彩地破产,费时四个月,对樊“打态度”这个坎儿就没过去。

  后来樊能廷告诉笔者,“隔离审查”期间,三十一斋男生宿舍某一次“学习会”,一位“地主兼右派家庭出身”的女生,特意与樊并坐,她向樊告知自己订婚的消息,展示夹在塑料皮“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里的订婚合照,瞬间传示照片背面铅笔字“什么材料也没有”。樊能廷毕生把这位女同学视作巾帼侠士感戴,始终萦怀。笔者从中看到人性的坚守、看到古道犹存,感想至深,当作北大“文革”中绝响的故事,写在这里。

  关于北大0363年级“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有红头文件为证:《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 中发[1970]1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由于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造成扩大化,客观上起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作用,致使两派群众在思想上的对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派掌权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对立面群众组织里的许多人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去年宣传队进校后,从十月至今年二月的清队工作中,继续了这个错误,造成了扩大化。搞了许多群众,特别是搞了学生。先后立了大量的专案,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许多人。有的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还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问题也被牵连进去,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外围”和“外围的外围”,有的被当成“同伙”和“知情人”打击了,有的毕业后还给转去了所谓“反革命”材料。所以有的同志说:“打击了一批,牵扯了一串,压制了一片”,使很多人背上了包袱。如原“井冈山”派的一个骨干支队,原来对立面组织就想搞他们,宣传队进校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点了这个支队的名,又搞了逼、供、信,把个别人的问题上纲,逐个进行审查,最后在这个六十多人的支队中搞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冲击了二十多人。”……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不暂息的历次政治运动,在“阶级斗争”旗帜下恣行人性之恶,历练出一支谙通整人长技的打手队伍(高海林、刘国政、陈乃斌、倪永康、蒋其宝之流),他们总是运用“阶级斗争”法宝打击、残害别人,良知的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遍体鳞伤,而打手们总是毫发无损。化学系所见,只论红不红,不管专不专,成为留校任教的取向,越演越烈。比我们高几届的有一对夫妇,业务上没有任何造诣,唱起阶级斗争高调、整起人来毫不手软,称为“永不红脸的左派”。再以我们03633班为例,毕业分配时,顾同学等人,都是出身贫下中农,在文革前两年多上课学习阶段,分数面前,是补考和留级的边缘人物,竟然留校任教。没过几年,他们这个种群,在北大被称为“鸡毛”,寓意是“鸡毛哪能飞上天”。等到文革后77、78级新生留校,凭仗“苗红根正”而昂首的“鸡毛”们,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已经强撑不住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沧海桑田、造化弄人!文革前,北大已经形成人整人、人吃人的生物链,陆平校党委、张承先工作组、聂元梓校文革、六十三军宣传队、八三四一宣传队,一脉相承,大统相传。生物链中一部分,抡着“阶级斗争”利器,始终不渝地整人,什么伤天害理、没人性的事情都做,而那些先天或后天的倒霉蛋,始终挨整,成为各阶段政治运动的基本格局。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独立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蔡元培先生掌校期间作育的优良校风,光华璀璨,在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早已荡然无存。现在谁还动则拿着这些不复存在的东西标榜,实在是不顾现实的自我贴金,或者对美好往昔的痴情向往。

  北大文革前,每年整出一批“反动学生”,由学校对他们“劳动改造”,或者交由公安部门处理。这种事情,在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中几无记述。

  愧行万里路、未破万卷书,我生活在海外,心系故土,每天必看的、关情的是故国消息。“曾经沧海难为水”,国内生活三十多年,只因“家庭出身剥削阶级”,饱受种种歧视、压制,长期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得不到公平的发展机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去国,久屈谋伸;时也、命也、运也、数也。检视03633班32名同学中,除我之外,相类情况的还有“慨而慷”方、韩、周、刘、吴、姚、张诸同学,求学并移民北美(移民北美的知识分子,大概数以十万计)。贪官出于白屋,“红三团红旗”成员李同学,露面“北大百年校庆”后,贪渎案发、自经于沈阳某高校党委书记高位。

  03633班同学陈子明说:“章诒和说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差的是人性,我深有体会。我有个堂兄叫陈子光,比我大二十多岁,坑蒙骗齐全,解放后基本在坐牢。但我堂嫂没离婚,家中无进项,我父亲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来送去给他们当生活费,十几年如一日。我父亲从不和我们谈起,后听我母亲讲,我父亲敬佩我堂嫂不离婚维持这个家、人性好,才帮忙的。我父亲1962年去世后,他的徒弟每月来家看望师娘,帮助处理家务,变卖旧物以维持生计。我父亲老友果大伯带妻子住我家,每月给房租20元,帮我们渡难关直至我大学毕业。果大伯本人成份工人,挣了钱在房山买了地,家中无劳力,雇人种地,所以他老婆是“富农”。因为这些,我从小就阶级观念不清,也与此有关。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比不上上一代。”

  我的“阶级观念”也很模糊,陈子明提到父亲,我有同感。我父亲出身赤贫,从小就失去父母,一个十几岁的孤儿,几乎光着脚丫从萧山来到杭州。他从一个童工学徒开始做起,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立下脚来,而且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凭着勤劳的双手,超人的毅力、智慧和胆识,这个大字儿不识几个的农民生意越做越大,二十年的功夫,居然成为垄断杭州市粮食业的巨商之一。成功之后,他不忘感恩社会,在余杭买了几百亩良田给贫穷的农民耕种,从不收租,是谓“善田”。所以解放后他虽有大量土地,却没评上地主,只是评为“资本家”而已。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进城,自立创业,勤劳致富的故事。结局大家也许都知道了,1950年他被判十年徒刑,一切财产充公,包括他名下的“胡庆余堂”旧居。于是回归从前的赤贫。

  年近古稀,隔洋西望故乡月,月光如水洒杭城。看看我们03633微信群,满载沉甸甸的话题:反右、饥荒、文革、血案、整人、被整,亿兆人民百罹种种不幸的遭遇。我们上了北大,作为过来人,这个最高学府却留给我们如此不堪的回忆。虽然出国三十多年,好像始终没走出北大,也没走出文革。我们这一代人成天感时忧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几乎无以自拔。而下一代人抱怨我们毁了文化接着又毁了环境,他们说的也许是对的,但他们实在不知原委。该诅咒的是我们经过的那一整个蒙蔽、恐惧、经济凋弊、不得温饱的时代,那个“制造敌人以斗争之”的时代,只有当那个民主阙如、法制不张的时代,真正过去,这个社会才会真正地前进一步。

  抚今思昔,我痛恨“顶峰”思想“宝光四射、包举宇内”的愚黯,无比痛恨陷八亿人民于饥寒、暴力喋血“文革”的反人类罪行、痛恨使我们赤县神州充斥戾气的“阶级斗争”霸论邪说,感念八十年代国内的一度清明春风,消除人为的“阶级对立”,城市农村,几亿农奴、贱民获得身份和思想大解放,焕发活力,真真切切地推动了“改革开放”。

  今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聂元梓95岁,天幸大分。为聂元梓计,年迈力衰,即使不肯幽居思愆,那也应该康居颐养才是。可是,她在寤寐不忘的5·25前夜,墨鸦嚣浮“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可叹如今你失去了权柄、失去了“上边有人”、失去了你那个残忍霸道的“红卫兵组织”臂助,你还能真的“回黄转绿、春光重来”?樊能廷在微信“03633群”和“未名湖畔群”发表《叹文革聂元梓》:舞旗赤膊弄潮头,作恶多端扰庙谋。承宠君恩如象箸,坠渊佛驾似屏筹。燕园应有和衷路,学府岂容夜袭楼。风烛老妖痴说梦,浪言纪念独萦愁。

  在此特别引用化学系65级诗人王智钧同学2016年3月6日七律《祭遇罗克》和五律《出身论》结束此文:

  《祭遇罗克》:海啸山呼万岁喧,人分类别两重天。红墙大院金汤地,牛鬼蛇神血海渊。成分出身谁议论,牺牲时日孰哀怜?古轩亭口英灵在,血蘸馒头华老栓。

  《出身论》:镇压五行山,终生血泪斑。英雄儿圣殿,反动子荒蛮。老将凶神相,新兵恶煞颜。出身成分论,炼狱鬼门关。

□ 原载《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四)》

http://hx.cnd.org/2016/11/20/%E5%8D%8E%E5%A4%8F%E6%96%87%E6%91%98%E5%A2%9E%E5%88%8A%E7%AC%AC%E4%B8%80%E2%97%8B%E4%BA%94%E4%BA%94%E6%9C%9F%EF%BC%88zk1611c%EF%BC%89%EF%BC%88%E4%BD%9C%E8%80%85%EF%BC%9A%E7%8E%8B%E5%9B%BD%E7%BB%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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