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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戚本禹回忆录》中涉及“武汉720事件”发生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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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中涉及“武汉720事件”发生问题的讨论

徐海亮

  今年元旦期间,正好去了深圳,戚回忆录书稿的编辑、出版商敖本立叫我读读将要出书的修改稿,提点意见,也约请正在香港休元旦假的余汝信过来看稿。他拿出有“武汉720事件”和“军队与文革”这两章。我们先睹为快,就在他那里分别翻阅,再交换文本。

  余汝信应该是相当熟悉军队与文革这部分内容的,而且他在他自己的文稿里,前一年也刚刚起草了有关武汉“720事件”这一章,与我交流过。读后,他认为这两章写的很不理想,好像没有发挥出戚应该有的(人们过去印象中的)水平来;我认为书稿中关于“720”这一章,事件的起因和实质,好像还没有点到要害,重点放在去追究王力个人责任了。我们认为这样恐怕会砸了戚本禹的“牌子”。我们把感觉告诉敖本立。午餐后余汝信即返港了,我留了下来,敖先生把业已打印出的书稿中的文革部分让我继续阅读。我又阅读了一天。次日下午,敖先生驱车大鹏湾,去看望住在乡村别墅的戚本禹,我得以同行。尽管戚面带病容(听说腹部不适,人也消瘦了,敖怀疑有绝症),但讲到书稿问题便提起精神来,认真听我们谈对修改稿的印象和意见。

  我委婉地告诉他余汝信和我的感觉。我说读了文革部分,觉得书稿中其他部分,大致属于他亲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接触的人物部分,写的较为流畅,能把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主要大事串起来了,有些我们不清楚内情,有参考和资讯作用;但如武汉事件这种他不在现场的历史过程,效果就要差一些。我觉得好像他尚未把现已披露的史实和事件本质融汇表达出来,而且这两章文字风格也与其他章节有所不同,似乎不像我们熟悉的他过去发表的文字。他倒承认这两章主要是身边的其他年轻的热心者帮他整理的口述和讨论,我感到那么可能是参考综合了别人的回忆,并非他亲历所见。他肯定,已把我们考证的事件主要史实说清了,但我觉得修改稿这一章过分地追究王力的罪责,而戚对王力的反感,大多是该事件前后的,出自个人的看法,更主要是来自于事件之后——特别是文革之后王力媚邓批毛的表现。第一节原来的标题好像就有“王力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出发点是讲王力的问题。

  而实际过程是:有没有王力,只要周恩来拿出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来,在陈再道支持下的独立师都会坚决抵制的。独立师领导挑动战士和群众抗拒的,决非什么王力讲了什么话,而恰恰是周恩来在军区的讲话。这是现在许多人在谈到事件时,几乎都回避或认识模糊的实质问题,乃至许多对文革研究有成效者,也被王力个人举止搅浑了视线,以致判断出现原则性偏移。

  我说如果这一章没有抓住要害,而如文革中和文革后把王力打成“坏人”那样,人云亦云,那就失去了史学研究价值,掉了牌子。我的意见尖锐,没有顾忌作者的感受,不过戚本禹倒是爽快地答应需要修改。只是在我们告别时撂下一句话:“没有想到你对王力的看法还这么好啊”!看来没有真想通。我只有回答“这是在写武汉事件历史,不是写王力个人嘛”。

  现在回忆录全书已经出版,关于“720事件”,作者确实已作了相当程度的修改,原来直接指责王力的小标题也已去掉,加上了“武汉军区的阻抗”,而且在第一小节后面加上一段很关键的话:“但无论是主席或中央文革都不认为王力是‘七二○事件’的主导因素,‘七二○事件’的主导因素仍然是武汉军区对中央处理武汉文革运动方针的反抗。王力的讲话不过是个导火线,没这个讲话,武汉的文革运动照样会爆发大冲突”。(本书650页)

  为了全面探索该事件,我在2007年第一次访问戚本禹,提的首要问题就是“720事件”前中央高层的有关决策究竟是什么。该回忆录第25章第一小节第一自然段简单叙述了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提出南巡武汉,在汪东兴随主席南下之时,由戚任中办代主任。对比2007年戚亲口回答,我觉得不论是2007年,还是这里书面的叙述,都过于简单。特别毛泽东对形势和任务有什么交代,没有提到。这一点,研究者多从杨成武的回忆里参考。而中央是否对武汉问题有一个研讨和共识?没有明确提到。戚当时回答我13号下午的会议,就没有讨论武汉的问题,而且中央文革在此前,也从未正式讨论过武汉的问题。这点很重要,对于了解事件前的大背景确实很有作用。戚本禹和杨成武仅仅是在6月下旬武汉暴力冲突升级时,商量给军区一个立即制止暴力的电话,仅就暴力冲突升级问题交换了意见;对照王力和其他人亲历者的回忆,确实如此。而主席试图坐镇武汉,对指导全国运动有所作为,且在会上提出戚代理中办主任,是已有考虑的。但参加这天会议的最后生在者戚本禹和汪东兴都已故去,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会前的6、7号、9号就文革重大问题、武汉问题、军队问题做过什么交谈、研究,暂无新材料予以证实。惟有主席在12号和挚友周世钊交谈长沙运动〔陈明新,《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4号专列路过郑州,曾就当地两派的对立冲突,已经提出过群众组织问题,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重要概念。这对于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基本倾向是有参考意义的。

  戚本禹在这里根据后来的资讯,特别是他后来整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认为“不是支持一派去压倒另一派了。这实际上是个战略实现的大转变”(本书666页),回忆道:主席“想继续推广上海模式,解决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不过他在思路上有所调整,不是打算让造反派一统天下,而是希望在避免武斗的情况下实行两派大联合”。(本书,648页)进而,戚分析:主席“不是简单地把‘百万雄师’扶上来或打下去……主席是想以军队为主来搞两派的大联合,这个方案与年初解决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王力对主席解决武汉对立两派群众组织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的变化没有理解”(648页)“毛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新的战略思想”(666页)。现在看,从毛泽东到武汉前后的讲话,直至“720事件”发生,毛泽东的策略确实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戚本禹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最高层实际情况的。而这一点,并非武汉地区的军队领导和各派群众都心领神会,甚至至今缺乏理性认识的。诚然,这里戚的表述也过于简单化。

  不过戚本禹接着在下面分析谢富治和王力7月14日晚见过主席就“先去大学造反派中发表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他们很可能是看到张春桥在上海签字承认工人造反派以后,中央文革发了几个电报,就把那里的‘赤卫队’搞垮了。所以他以为他在武汉也可以这样把问题解决”(648-649页)。这一段分析带有较大的主观推测,谢、王回京后并未这样对文革小组和戚本人这么去说,也流于事后那种泛泛的对谢、王的指责。因为毛、周都刚到武汉,周恩来并未指令要谢、王解决问题,他们还不致于狂妄到这一步——要主动去按自己理解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们当晚去湖北大学,初衷也就是去看看大字报,从现场接触的记载看,也不存在他们对造反派表示了什么支持,周恩来事后也是从积极方面来看待的——“倒可以掩护主席”。在15日毛泽东与谢、王谈话后,他们当晚去了华中工学院,与“新华工”造反学生对话,17日,去了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二司司令部,和那里的二司、三司学生对话,从当时造反派小报及时刊载的谈话内容看,谢、王两人讲话的主题,都是要求停止武斗,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正处》,正确对待不同派别和认识,团结大多数。整个讲话是批评和引导造反学生群众的。今天心平气和地说,谢、王去湖北大学、华工和测绘学院,公开讲话没有超出或违反毛、周处理武汉问题的原则精神,而且主要内容就是批评和引导造反派的。到现在来看,这些意见本身仍然符合毛、周当时旨意的,也是正确的。

  不过本书阙失了一个重要史实,即16日晚谢、王去“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和保守派的头头接触,气氛很不好,王力严肃地也是不耐烦地批评了保守派集聚据点搞武斗,但“百万雄师”头头没有接受,谢、王没有意识到与“百万雄师”接触的重要性,也失去了一个与他们交心谈心,了解他们和做思想工作的机会。我访问“百万雄师”头头时,他认为如果谢王不是那种态度,后来事态不致于发展成那样严重。见面后,他们对于和中央文革交流、反映要求,彻底失望。

  周总理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做工作,本书交代过于简练,没有让后人知晓其实从15日到18日,军区领导一直抵触,没有接受总理的批评意见,戚概括了18日总理的三条原则性意见,其实,这里仅仅是根据王力的一些回忆转述的,而且戚没有展开他说的记录中总理总共讲的八点意见。周总理18日在军区的讲话原则,是武汉事件发生时肇事人最为抵触,执意要追究的问题,本书没有引述和展开,是十分遗憾的事情。戚本禹并不知道,直接肇事人直到1978年为该事件平反后,还对周恩来解决武汉问题耿耿于怀。

  周恩来在军区师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是这样讲的:

  “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全文见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引用,37-40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而笔者2016年元旦期间询问过作者,是否全部看过和记住涉及“720事件”一些重要对话、讲话的资料,阅读过我出版的实录文集,戚说全部看过,也采用了。实际上他没有参考和采用这些重要资料中最关键的内容,似乎也没有理顺事件发生、发展的主要脉络。

  所以在本书649页,讲述谢、王受“总理讲话的鼓舞”,到武汉水院与二司总部在场学生见面,接着到水院体育馆对数千学生、工人发表讲话,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响彻全场。这一系列记载,似是而非。他们如何受总理的鼓舞?纯属作者臆测。所谓打倒口号响彻全场,也很不准确。当晚在体育馆现场,绝大多数发自群众的口号都还是正面的情理之中的,笔者直接的感受,谢、王依然是与在华工、测绘学院一样,批评了造反派当时的一些“左”的倾向和错误,要求首先停止武斗,要坐下来学习,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即周八点意见的第8点。当然,王力在说到武汉问题可以解决得好,特别强调了“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笔者当时的感觉:王力怎么这么像个知识分子,太激情了。他还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不允许他存在了,这大概就是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吧。但也没有超出周八点意见中的1、2、3点范围。〔谢富治和王力在武汉水院讲话,全文见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46-52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作者接着就记述谢、王讲话录音在全市播放,“这引起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等人的愤慨与不满,他们回到师部,向师部各级领导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传达了总理和谢、王的讲话,开始策划和布置人,准备到东湖宾馆冲击和抓斗王力、谢富治”。(649页)这里,首先弄混了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谢、王在水院讲话,是19日凌晨,此录音播放,在19日上下午。总理讲话,按军区规定再三交待是暂不向下传达,而独立师政委早在18日晚就向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请示传达总理18日下午在军区的讲话,获得钟允许后,当夜独立师就将总理原则讲话精神传达到师部机关领导和团级干部(师常委会原决定19日传达),次日传达到排级干部及以下,并将在各处支左指战员召回,扩大到基层,19日上午已经扩散到战士。独立师后来整训揭发,师政委蓄意加快传达进程,也加大了传达范围,故意点火煽动指战员情绪。19日下午已有独立师战士到军区造反,要求澄清是否中央有这个传说的“四点指示”。实际上,在19日全天,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群众,并未就街上播放的谢、王讲话闹事,而是独立师煽动部分指战员,假以“王力‘四点指示’”名义,散布似是而非的、所谓总理谈话原则(当时流传的内容大致与周恩来八点意见的前4点接近)。甚至独立师蔡政委专门要求肇事人员在外面不要讲是周恩来说的,说成是王力讲的,假以王力充靶子,意在公开怀疑、抵制中央精神。这是多数议论事件的人乃至研究者始终不愿讲明的历史事实。文革后的主流舆论、文字,总是说王力挑动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反弹。而王力的主要问题,是19号下午在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讲话时,居高临下,傲慢地教训这些军队领导,激起不满。独立师领导决定造反与这次讲话大有关系。这点戚回忆录讲到了点上。

  独立师是始作俑者,率先开出宣传车上街的当事人之一朱学诗回忆〔参阅朱学诗,“武汉‘720事件’起因”,网络“朱老总朱老总朱老总的博客”发表〕,19日晚餐时演出队议论“那半信半疑的‘总理指示’。议着议着,大家越来越不服气,饭也吃不下去了。‘总理怎么不听听部队的意见呢?总理也应该听听我们战士的心声嘛!’”遂写下“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周恩来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众人情绪失控,宣传车呼啸上街了。可见起事的当事人并非针对王力个人。而且当时肇事的独立师指战员和一些“百万雄师”群众,怀疑、斥责的对象,针对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和整个中央文革,实质是针对中共中央。较为典型的是:支左办公室卫兵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这是没法否认和回避的严峻事实。作者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在整个回忆录中都特别维护了文革小组整体和文革初期的基本路线,维护自己在文革运动中的作为,但对于发生在他权倾一时之际的武汉事件,却回避不谈武汉军区主官陈再道上将当面顶撞周恩来讲话,不谈军区政委同意独立师破格地传达周恩来在军区的讲话加速挑起部队反弹,不谈当时军民对中央精神的反弹决非旨在炮打王力和谢富治——而是指向中央。从而避开了问题实质,把注意力引向王力个人。史学研究首先要寻求“有什么”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并非作者治史的缺陷,而是带有一种淡化事件价值判断和政治性质的有意之为。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询问他有关武汉的问题,他说在与杨成武起草“6·26电话”通知之前,文革小组从来没有正式研讨过对武汉形势的看法,但他个人从所知信息看,还倾向于军区一些(杨成武倒不是),我询问为什么,他说他妹妹是部队家属(上海空四军的家属),他听到军队方面来的消息多。我当时以为他是有意表示——自己与“反军”的极左思潮没有关联,而坊间的流传、文革中后期的批判,多将戚与反军极左联系起来。

  记得笔者与戚第一次谈到事件的深刻背景,谈到事件是否有大背景,他说当时确实认为有黑手操纵促使,仓促中也追查了,但没有查出来;因为运动中心很快就转向其他问题,接着又反过来追查王力、关锋了。不过,中央军委当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举办了军队干部的学习班,在湖北班上,军区原来主要领导同志对事件的发生做了揭发和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做了口头和书面检查,一些内幕也已披露,戚本禹对此好像没有印象。在9月之后,流传出王力导致事件爆发,是罪魁祸首,人云亦云,也影响了1967年不在武汉现场的戚本禹,后来他也似乎没有认真研究全部史实。况且他在本事件前后、文革之后对王力个人举止言行有很不好的看法,以致在记载历史中显示出来带倾向的情绪。这个原则问题,笔者在大鹏湾与作者一再说明,但现书基本按原稿的思路处理,没有做出主要的修改。或许作者想维护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权威与声誉,维持中央对于王力的清查批判,故意不去讲武汉事件是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一种反动?这一点文革研究中的自由派右翼为了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倒是非常关注,公开表明的。

  事件发生之后,周恩来的态度是很有说明意义的。7月25日声援武汉的大会之后,周恩来接见河南省军队干部时,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2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7·20”事件,周恩来一开始就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周恩来当年的这些概括是完全准确的。

  诚然,选择和采用史料是作者个人的权利。对于“720事件”发生的这一段叙述,作者生活到了当代,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更多的历史细节问题,但他没有如一位学者或史官那样专注细节、归纳纷繁,他没有超出毛、周对事件当年的判断、评价和处理来做历史分析,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即便是知道了更多细节或事件背后的隐秘,在1967年7、8月也只能做出那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他们毕竟是政治家,而非史学家。而且戚本禹对于武汉事件的研讨,也没有超出毛、周去世以后中共高层重新评价与否定文革(毛、周处理的武汉事件则首当其冲)的基本评估,尽管他主观上是要坚持文革理念和路线。看来,对作者过高的纯史学要求是不实际的,戚本禹在中枢机关工作多年,文革中更是一度处于特殊位置,他在武汉事件问题上,也只能和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样,主要从政治或政治学上来看问题了。这里,他看重宏观的政治判断,而非微观的史实辨别。

  戚本禹的回忆录出版以后,因为他坚持拥戴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的文革,作者本人受到两种极为对立的政治评价:或者是对全书史学价值与意识形态倾向的全盘否定,或者是对戚本禹忠贞于毛泽东思想和事业的全面肯定。而戚本禹本来就是个实实在在的文革人物,毕竟还不是史学的圣人或政治的恶魔,在对“720事件”发生的具体认识与评述上,他可能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我们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是难以全面概括的。

2016年11月25日

□ 原载“红色中国”网

http://hx.cnd.org/2016/12/05/%E3%80%90%E5%8D%8E%E5%A4%8F%E6%96%87%E6%91%98%E5%A2%9E%E5%88%8A%E3%80%91%E7%AC%AC%E4%B8%80%E2%97%8B%E4%BA%94%E5%85%AB%E6%9C%9F%EF%BC%88zk1612b%EF%BC%89%EF%BC%88%E4%BD%9C%E8%80%85%EF%BC%9A%E5%B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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