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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广西文革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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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革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应——读程郁、秦晖文革回忆有感

高潮




广西文化大革命,以血腥杀戳震惊中外。2009年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罗克汉普顿的山顶公园与家人出游时,遇上一英国游客。交谈中,他知我们来自广州,便谈起当年他在香港亲眼见到广西文革大屠杀中丧生者的尸体从珠江口内源源不断地流到香港海域一带的情景。四十多年前的他国事,这位老外记忆犹新,话语中流露出的惊恐神情,仿如事发当前,显得异常强烈。其实,我本人就亲历了那场大屠杀的,并在“解放区”出来“投降”的路上,我和同校(南宁四中)的老教师吴肯,差点被同校的政治教师、联指武斗一个片的“指挥官”,一个叫海滨的人的拉出枪杀。是年我刚30出头,现已过古稀,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40多年前那场派性斗争“获胜”一方大开杀戒,滥杀对立派群众的风腥血雨的日子,横尸遍地和血流成河的惨景,不但终未遗忘,而且有着一种愈来愈强烈的愿意,要把这段经历诉诸于文,公诸于世。作为历史学的工作者,多年以来,我也有打算对有关广西文革大屠杀这一课题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冀求为社会提供点历史启迪,让人们时时警惕防止文革在中国重演,并以此慰籍在广西文革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成千上万民众在天之灵。



最近,读到两篇有关广西文革回忆文章,一是程郁的《我眼中的的广西文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另一是秦晖的《沉重的浪漫--我的红卫兵时代》(徐友渔:《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

这是两篇有关少年时代的广西文革回忆录。

程郁当年是十一岁的小学生,随母亲在1968年武斗时逃离“联指”一方控制的单位大院中的家,躲入“422”派占据的南宁旧城区部份街区——解放路一带。在“422”的“解放区”被“联指”和解放军武装包围和攻占的过程中,小小年纪的程郁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然后是举起双手当了“战俘”,与妈妈一起被关进所谓“收容所”的集中营长达数月。回到单位大院的家后,可怜的小程郁又在备受歧视中生活,因为她妈妈是“牛鬼蛇神”,受到管制批斗。程郁以流畅平实的行文诉说了一个未涉世事的小女孩在广西文革大屠杀中身心受尽折磨的经历,读起来催人泪下。我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她是含着眼泪读完程郁文章的。程郁在文中提到妈妈的同事陈广旭,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到广西不久就遭遇文革,仅仅因为是“422”的成员,从解放路出来时被就地枪杀,事后单位领导对他的生与死从不加以过问,结论也没有一个。一个有为青年,学有所成,刚踏入社会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程郁至今仍痛惜不已,而对当权者漠视生命的冷血,更是令她难以释怀。程郁说到当年,老师以公开宣判枪决“反共救国团分子”的人数为例子对学生进行遣词造句的语文教学,把杀人的血腥带进课堂,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气氛中,有意无意中用杀人为乐的邪恶思想,去荼毒那些年少无知者的心灵。对于这罪恶的一课,程郁说,“我没笑,这个造句令我终身难忘”。辨别人性善恶的是非准则和关爱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程郁经受过血与火洗礼的幼小心灵中己深深扎根了。为此,程郁教授的《我眼中的广西文革》中,远远不是诉说苦难的咏叹调,更是一首旋律高亢的人道主义奏鸣曲。程郁还回忆起,当年大屠杀刚过,学校组织参观被炮火摧毁的解放路城区,老师按照当权的杀戳者编造的政治谎言,把被杀戳者污为杀人放火“十恶不赦”之徒。谎言在亲历者面前,掩盖不了真相,但却可以蒙骗无数不知情的善良百姓,并对我们后代贻害无穷。程郁教授,坚守一个人文学科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良知和历史责任感,在呼唤着当年的成年亲历者起来捍卫记忆,为民族的未来,还原历史真相。

其实,我就是程郁文中所提到的成年亲历者之一,与她妈妈一样,为逃避武斗灾难,从被“联指”占为武斗据点的学校到解放路暂住,“被俘”后,辗转关押,最后被关在“重犯”嫌疑人的广西区交通学校。押回南宁四中后,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我断断续续地遭到长达数年之久的批斗和管制。程郁的呼吁,令我感到不能再迟疑了,下了决心把自已酝酿多年的想法加以实现。从这篇《广西文革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回应》一文开始,不断地做下去。

秦晖,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知名教授,文革当年是南宁四中的初一新生。我们是同校的师生,也同是“422”派的“四中革联”成员。他在《沉重的浪漫——我的红卫兵时代》中叙述的南宁四中文革的简略过程,又是我亲历的;而他回忆当年投入文革的心路历程,也与我们多数的老师学生,投入弱势的“422”派的思想动机大致相同。当年,我却不认识秦晖,近年来常见他的名字出现在有关学术网站,为此,隐约觉得秦晖应是位有成就的学者,直到最近读到了他的此文,方知这位当年南宁四中的学生已成为了享有相当知名度的清华教授。我一方面为当年不认识的学生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更令我欣慰的是,秦晖是南宁四中学生中撰写有关四中文革历史的第一人。



南宁四中,广西南宁文革中的重灾区。由于从1967年初起,就有广西军区派驻的阵容庞大的军训团长期进驻,另外就是秦晖所说,学生中的干部子弟多,其实高中部还有一定数量郊区农民子弟,所以,为军训团支撑的“联指”人数在师生中占优势。“四中革联”从成立开始到最后覆灭,都是处于弱势之中,武斗时在校园无法立足,四散回家或外地。在武斗中,南宁四中又是“联指”的一个重要据点,联指的武斗专业队伍进驻其中,四中的“联指”组织“三七”兵团拥有相当的武器装备,其中一政治教师海滨还充当了联指一个片的武斗指挥官。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表现得相当凶残,毫无人性可言。所以,南宁四中是全市在大屠杀中死人最多的学校之一。其中二位青年教师被枪杀,他两人与我们一样在解放路躲避武斗,1968年8月5日早上从解放路出来“投降”,一位是俄语老师覃连光,他比我们先走一步,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后来听说,当时他被人抓到邕江边枪杀后,尸体推落了江中。另一位是语文老师霍普罗。当时我们是一起出来“投降”的,我们从解放路一步入新华街,在水塔脚下,就被我校“三七”的学生抓住,这几个武装的学生,是高二的,我没有上过他们的课,叫不出名字,他们要我们几个人(吴肯夫妇、我还有霍普罗)跪下,用绳子把我们串缚起来,赶我们往前走,他们便继续冲入解放路去找“四中革联”的学生。我们几人走至民生路广州照相馆前,遇到了海滨。他手中有五四式手枪,胸前还挂着冲锋枪,他先用手枪重重地敲击我的头部,我头上立即血流如注,随后他走开了,当我们行到市政府门口的马路时,有一个武装人员过来剪开串缚我们的绳子,带走了吴肯夫人彭国英(她是广西中医专科学校的老师),我们三人重回被俘人员的队伍,与大家一样跪地等候上“囚车”。这时突然枪声大作,后来听说是联指在广州照相馆对面的废墟上枪杀了20多个被俘的“四二二”人员,枪声过后不久,海滨又出现,他站在被俘人员队伍旁边,高声喊叫我和吴肯、霍普罗三人的名字,要我们出来。同时,队伍中的人群开始骚动,大家都往队伍中间挤迫,以逃避联指人员拉出枪杀,霍普罗因而与我和吴肯老师冲散了,也就此与我们永别了。后来听说当时海滨点名时他站起来出列了,就在路边被人枪杀,冲锋枪朝他背部打了四发子弹,胸部的鲜血象涌泉般喷出,倒地后又被手枪补了三枪。当时,我与吴老师虽不知霍老师死得那样惨,但被海滨点了名,也觉得在劫难逃了,便开始吩咐“后事”,我们对挤迫在人群前面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成员、秀田小学老师梁绍建说了各人的家庭地址,请她以后设法把我们的消息告诉家人,梁老师顿时泪流满面地边听边点头答应。海滨也终于发现了我们两人,喝令我们站起来,正要拉我们出队伍之时,在这生死一刻,市政府里冲出五个解放军,把海滨赶走了,我们总算是死里逃生了。

今年初,原来南宁市“教工井冈山”的难友数人聚会,梁绍建老师也在其中。他们打电话给我,互相问好,我与梁老师自68年几乎是生死之别后,四十多年没谋面了,我在电话中问她还记得那时的事吗,她说,那里会忘记呀。前几年,我们四中当年的同事蔡爱梅老师与先生从温州来广州,我们几个调回广州的四中老师与蔡老师夫妇在海珠区滨江路的中海名都茶楼聚会,我与她也是四十年未见面了,我谈到当时险死于海滨枪口之下一事时,她先生说,他正是五个解放军中的一人。他说,那时他在广西军区政治部,攻打解放路时,他被派驻市政府中,广州照相馆前的集体杀俘事发生后,他马上电话向军区司令韩世福报告,韩世福命令他们立即制止杀俘,当他与几个解放军匆匆走出市政府大门时,刚好看见海滨正要强拉我们的一幕,是他们赶走了海滨。天下之事无巧不成书,当日不相识的救命恩人竟是同事的先生,而四十多年后又偶然相会。我当即向蔡老师的先生救命之恩深表谢意,谈到当年大屠杀和死难的覃连光、霍普罗两老师,大家都唏嘘不已。蔡爱梅老师,当年是部队家属,当然是“联指”的成员,但她是一位秉性善良的好人,极赋同情心,她为人呀,是有口皆碑的。我们原来“四中革联”部分老师与远在温州老家的蔡老师至今尚有联系往来。吴肯老师当年大难不死自有后福,现已94岁高龄,退休三十多年,在家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且80高龄后,还与同校曾长灏老师,云游四海,遍访祖国的名山大川,东上长白山,观天池的烟雾,西出塞外,揽天山的美景,美不胜哉,每每与他通电话,话筒传来洪钟般声音和爽朗的笑声,令人感到欣慰,我祝他百岁有期。

海滨此人,解放初期参军,曾在广州军区长治政治学校工作,转业回广西后,先在广西体工学校教书,后调武鸣壮文学校,东调西调的,终未能谋个一官半职,资格虽老而长期不得志,文革前不久才调到我们学校,也是当个普通老师,与我同在政治教研组,大家相处尚可以,他还多次对我的政治进步表示关心,当然出于何种动机就不得而知了。其实,我与他共事时间不长,因1966年初我便离开学校,到郊区农村参加四清了。文革中,我与他也几乎不见面,更没有过任何的正面过节。吴肯老师更与他没有任何私人交往。我们这些与他毫无私仇的人,他都想横加杀害,我至今都想不出其中的真实原因。不过海滨为人凶狠则是学校众人所公认的,文革期间,因买饭票的一点小事,他给驼背的残疾人、学校饭堂管理员张发权,猛抽了几巴掌。还有一次,是海滨调离四中但仍住在学校里时,也是为小事,又动手打一老师的儿子,该老师报警,派出所要拘留他,他竟然在该老师家中跪地求晓,结果他还是被行政拘留十天。可见,他的凶残本性是不假。直到今天,我每每回想起1968年8月5日那天所遭遇的情形,总隐约觉得,南宁四中“联指”一些师生曾密谋,利用攻打解放路的机会,杀光在“解放区”内四中的教师学生的。

“文革”中,还有一位教务处的老职员失踪(此人听说解放前是托派的中央委员,解放初接受中共的统战召唤,从香港回到广西,被安排在南宁四中教务处当职员,平日从不多事,待人友善,是个安份的单身汉)。多名学生死于武斗或被俘后杀害。

文革大屠杀后,海滨、人事干事黄某某、语文老师黄某某等“联指”头目把持的校革委会,对教职员工的政治迫害也是相当残酷,曾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先后达四五十人之多。按“三结合”要求,担任校革委副主任的原党支部书记文行恕也被他们迫走。我们的老校长黄代铭说过,“三黄一海”(一黄姓干事、另一黄姓的教师、工友黄某某、还有海滨)四中之祸,黄校长说得再正确不过了。

顺便在这提一下,文革中,文书记是“联指”观点,而黄校长则靠边站,但与我们参加“四二二”的教工,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文革后,常有往来。我们“四中革联”有几位移居香港的老师,每回南宁都不忘去探访我们两位老领导。而两位老领导于我本人,可是有知遇之恩,我毕业后分配到南宁四中任教,一直得到他们的多方关怀和培养,令我终身难忘。

1983年“处遗”前后,海滨和与他狼狈为奸的黄姓人事干事,偷偷地开溜了,不敢再在四中工作。黄干事此人是复员兵,“文革”中也是坏事做尽,他的不齿所为,至今仍为人数落,如滥用人事工作职权,给“盾牌兵”泄露教工的档案材料,令不少教工受迫害。我本人也是黄干事“抛档案”的受害者之一,文革初期,我一直在出版社得置身于学校“盾牌兵”的“红色恐怖”之外,黄干事大概是不甘心我在外“消遥”,把我在广州高中毕业时的整团交心材料全部内容,以某某战斗队署名的大字报贴出,以煽动“盾牌兵”揪我回校。但不知何故,“盾牌兵”,对他大字报不加理睬,我便仍在外“消遥”。他除了对教工进行种种政治陷害外,竟然还借此勒索一些老教师钱财,有一老师被他强夺了金戒指一只,另一老师被迫“借给”他一笔钱。“处遗”中,这两位老师告发了他,他不得不灰溜溜地上门给人赔礼道歉,至于钱财是否归还就不清楚了。其实,被他趁火打劫,勒索钱财的老师远不止两位,人家不去追究,只为懒得再与此等下作之人打交道而已。听说,海滨在“处遗”中在广西农学院受了处分。后来,这两个四中“文革恶人”鬼使神差的,又住同一间中学的宿舍,两人也先后中风,先是海滨瘫痪在床,接着是黄干事跟上,也瘫痪不起,真是一双难兄难弟也。四中的旧同事一说起海黄两人生不如死的惨状,却是无人报以同情而是说“活该”。

军训团从进驻学校的开始就支持“盾牌红卫兵”。“盾牌兵”在文革初期,由干部子弟和部份所谓的工农子弟的“红五类”学生,效法北京奉行“血统论”的“老红卫兵”组织而成立。他们要把学校的“旧传统”彻底打破,他们的头子在师生大会中声色俱厉地宣告,以后不准用“师生”一词,只能用“生师”。他们对老师进行种种毫无人性的迫害,团委书记杨永安等一批老师被他们关进“牛鬼蛇神窝”,“窝”的门口横拉一条离地面十几公分的绳子,门口的地板上铺满石灰,被关押的老师出入都要象狗一样在绳下爬行,弄得一脸和上下一身的灰白,看守的“盾牌兵”便以此取乐。团委书记杨永安老师不甘受辱,跨绳而出,结果招来了一轮毒打。“盾牌兵”的施暴还殃及教工家属。我曾在往市郊的公共汽车上,见到三位在学校饭堂做临工的教工家属挑着满桶大粪,被骑着自行车的“盾牌兵”用鞭子驱赶往农村分校的方向走,只见她们稍放慢脚步,就遭到重重的鞭打,从位于市中心的学校到郊区的分校,路程有十七八公里之遥,在烈日暴晒下,挑重担,不停地被驱赶着疾走,这种非人的残酷劳役,就象是史书上所述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把奴隶当作牲畜一样折磨的重演。后来听说这三位家属是被当时学校主管人事档案的职员污陷为“逃亡地主婆”,才招来了这番灾祸的。“盾牌兵”还在全校以班为单位开展对出身不好的“黑七类”的学生的批判。出身不好的学生要一个个在会上站立起来,自报家庭成分,接受批判。有的盾牌兵还到同班同学家中进行抄家,以乘机掠夺私财,他们有的人除翻箱倒笼外,竟强迫同学的母亲脱光裤子上下跳动,以为这招可以让藏在私处的金器掉出,一无所获后,恼羞成怒,骑在同学母亲背上拳打脚踢。当时,这种卑劣下流的行为不是个案,“红五类”在“破四旧”中比比皆是。

1967年初,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北京的“联动”被取缔。在南宁四中,以赤裸裸的“血统论”为护身符的“盾牌兵”随之瓦解。但军训团驻校后,在军训团的支持下,“盾牌兵”的成员又重新集结,组成所谓的“三七”兵团。军训团对受“盾牌兵”迫害的师生却实行打压。“盾牌兵”奉行的“血统论”变成了军训团的“革命的阶级路线”。由此,以反动“血统论”纠合起来的“三七兵团”,在南宁四中横行肆虐一时。当时,“三七”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随意殴打伤害“被管制”的教职工以及学生,老校长黄代铭差点就被当作死于武斗的“三七烈士”的陪葬品;语文教师陈名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的妹夫、抗战时期的广西地下党党员),被几个“三七”学生拉到教室,用气枪射击胯部要害处,差点丧命;语文老教师李干才,被一“三七”的学生拳打脚踢,毒打足足一个多钟头,打至严重内伤。事后李老师对我说,他是那个学生的班主任,曾因偷东西被他批评教育。这完全是挟私报复的恶行。李老师被打时,该学生迫我现场观看,我记得该生是瘦高个子,为我校隔壁的区邮电管理局的干部职工子弟。我离开广西前,李老师内伤复发,备受病痛折磨,不久即离世了。“四中革联”的同学刘少平在大屠杀后自觉回校,却遭到“三七”兵的毒打并强灌墨水。“三七兵”此类令人发指的暴行多不胜数。

“四中革联”就是在这种政治压迫中产生的,是受“血统论”和所谓“革命的阶级路线”迫害的师生的反抗组织。我本人在文革初,从郊区农村的“四清工作队”,抽调到广西区党委的文化系统的文革工作队,进驻广西人民出版社,直到1967年初才回到南宁四中。刘少奇派文革工作队,被毛泽东批判为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我在厅处级干部充塞的区党委文革工作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但也觉得自已犯了“路线错误”要“幡然悔改”,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来。回到四中之初,有一次我参加了部分师生举行的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会上揭露了有关“盾牌兵”种种行径。但会后的第二天,军训团团长却是公开表态,指责这个控诉会是反动的黑会。我对军训团长的态度为之不解,为受害者抱不平,进而促使我义无反顾加入了他们的抗争行列。由于受“盾牌兵”“不准革命”的伤害,秦晖回忆说“对‘特权阶层’抱有反感,又没有高贵血统的我,便成了四中革联的一般成员”,“我对四中革联的热情则更多地有了‘正义冲动’的成分”。又如至今一直为秦晖所深深敬重和怀念的“四中革联”领导人之一的喻崇东同学而言,他曾是“盾牌兵”的一员,行为也相当过激,军训团进校后,他完全可以成为“三七”兵团的头面人物,但“盾牌兵”的残酷,使他回归人性,加入受害者的群体,并被推举为“四中革联”的领导人,最后为争取被迫害者的政治平等而献出了年青的生命。1968年8月,我与革联的同学王孟奇(现是上海大学美术教授)在区文化大院收容站相遇,被关在一起。当时王孟奇同学告诉我们,8月6日,他与喻崇东同学一起被俘,喻崇东被一联指的武斗人员当场枪杀。前几年,我在南宁一墓园偶然发现喻崇东的衣冠墓,我将墓碑拍摄下来,并通知了当年革联的学生徐毓坤。他是印尼归侨,刚从澳大利亚回南宁暂住,便组织了几十位当年革联成员,专程到喻崇东墓前举行悼念仪式。事后,他们把悼词和悼念场面的相片寄了给我。在这我把悼词中的大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喻崇东同学是湖北武汉人,生于一九四八年。早年就读于南宁桃源路小学,中学就读于南宁四中,逝世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享年二十岁。
喻崇东同学生前曾任南宁四中高廿四班班长。他以思想进步,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特别是乐于助人而被誉为雷锋式的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所展现出来的口才、文才、非凡的组织能力、远见卓识以及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忘我牺牲精神,使我们这些活着的同龄人每每想起都为之叹服不已。非常不幸的是:他的才干和年轻宝贵的生命,在十年动乱之中被过早地葬送。我们深为失去一个好战友、好同学而万分悲痛,更为国家失去一位潜在的人才而痛心。”

“三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是非成败转头空,哀思依旧在。尽管喻崇东同学曾经舍命为之奋斗的“事业”已被证明不过是一场悲剧,但这仍然不能抹杀他生命中的光辉点。作为曾经与喻崇东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学,我们可以证明和告慰喻崇东的亲人,他不愧为父母的好儿子,我们的好同学和好榜样。
当年兵荒马乱之际,兴宁路、新华街等几条主要街道的大部分商店的商品都被洗劫一空,唯独我们驻守的百货大楼里的各种商品完好无损,柜台和仓库都贴有封条,国家的财产得到妥善的保护。这与喻崇东以身作则,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管理是密不可分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晚至六日凌晨,是我们被困的全体师生面临生与死考验的最后紧急关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喻崇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召集了全体师生(四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作出了自己参加突围,其余师生跟随居民群众出走的二项重要决定。他在临别前深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出去以后,就把一切事情的责任都推到我这个当头头的身上,你们不会有事的,你们一定要活下去……’并逐个与我们拥抱道别……”

“今天,当这些尘封了三十六年之久的历史事实被披露出来的时候,相信大家都会对喻崇东同学油然而产生敬意。一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居然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惊人之举!而正是这种惊人之举,避免了更多的生灵遭无辜涂炭。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最后谱写了一曲凡事处处为他人利益着想的雷锋精神之歌。
喻崇东同学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不愧为一位德才兼备、正直勇敢、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杰出青年。他的为人,他的才干,他的思想品德乃至他的音容笑貌,无不散发出一股感人的人格魅力。如果不是派性的原因,他当堪称为危难时刻舍己救人的英雄!而在我们心目中,他其实就是一位英雄!为什么在他与世长辞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大家仍然从四面八方赶来在他的衣冠墓前凭吊?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十六年过去了,同学们对喻崇东同学,由衷敬佩之心情不减,怀念痛惜之哀思长存。我想,秦晖在这三十六年中和当年革联的同学不会有联系,但忆起喻祟东,心情同样是敬重和痛惜,并不约而同地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喻崇东同学的怀念。坦荡无悔忆当年,生死情谊今仍在,“四中革联”的“正义冲动”的精神纽带使之然也。其实,与喻祟东同学同时遇难的,还有吕予机和蒋达园同学,他俩都是一身正气的年青人,想起他们,我无限伤感。

在这里,我作个比较,当时“三七兵团”有位“知名”领导人金某人,可能是“功高卓著”吧,文革后期留校搞专案,还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多年,“处遗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被调到他校任教师。前年,几个学生从南宁来广州,我们聚会中,谈到这位当年的“三七”名人,刚好其中一学生亲戚的孩子在此人任教的中学就读,学生们问他以前在那毕业和任教,他竟说自已刚从新疆调广西不久,我们听了,哄堂大笑。想来他也实在可怜,昔日“文革的辉煌”成了今日见不得人的所为了,那尴尬人生,他何时了呀。



程郁的文章,人性的情怀寓于叙事中。秦晖文章则以夹叙夹议见长,在文中,他把个人的经历与对“四中革联”的兴衰和“广西四二二”的流变的分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条不紊的加以叙述,试图从社会学的学理层面,开拓广西文革史研究的新视角。秦晖文中的有关观点,我基本认同,并以一已之见略作补充。

(一)

但就广西文革中的两大派而言,就正如秦晖所言,“无疑,正如80年代的‘处遗’结论所说,当时的两大派都是‘极左’思潮下的‘造反派’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可以忽略。”秦晖所言极对,我认为了解广西文革两大派之区别,是我们认识广西文革历史真相和剖析广西文革大屠杀根源的出发点之一。

我们知道,广西文革两大派的分化对立是在1967年上半年,但其形成演变却是渊源于1966年下半年文革发动时期。1966年6月,广西和全国一样,全民造反,官有官造反,百姓有百姓造反,对文革的对象,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则是官有官的解读,百姓有百姓的解读,百姓中不同社会群体又各有各的解读。历次政治运动官从来就是唱主角,只有官整民,而无民反官。而文革,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百姓竟然被伟大领袖“钦准”反官。当然,官不会甘于被民反,他们宁可“抗旨”,仍要唱整人的主角。当时,广西最大的官韦国清则是如此,他掌控着党政大权,拥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培养出来的各级政治骨干队伍。他就是利用了这些强大的政治资源,抢先造反,一反“走资派”,抛出了他的下属,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广西日报》总编辑钟林等作为广西最大的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代表人物,发动全自治区批判斗争,充当他的替罪羊;二反“反动学术权威”,他指令大专院校派的代表到广州听陶铸的文革动员报告,各大专院校停课造反,在高校把大批学者教授打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批斗,加以残酷迫害。此外,在中学,他则放纵干部子弟等“红五类”的学生对老师乱批乱斗,施以百般侮辱和伤害。为此,要说当年广西文革造反派的第一人,韦国清是受之无愧的。可是,此人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之流,对敢于造他的反的或不甘于在他控制下造反的群众,则是打击倍加。其中最重要一招就是派出阵容庞大的文革工作队进驻高校和区直文化系统各单位,抢占文革的前沿阵地,依靠各学校和各单位中的原有政治骨干队伍,直接对那些不听话的“造反派”实行打压。

本人当时从郊区“四清”工作队,调到广西中医专科学校的文革工作队,随即再调区直文化系统文革工作队。文革工作队的总部设在区文化大院,总部的领导多是厅级高干,我记得的一位是区化工厅厅长何子健,还有一位是区党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张黎敏(宣传部副部长贺亦然的夫人)。我由总部分配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文革工作小组。我们这个组组长是自治区人民银行副行长、老八路路明,其他的成员,除了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外,都是区直机关有相当职务的干部,如区银行的处长徐桂林(新四军时期的老革命)、科长傅云龙、区党委农办的处长章罗、后来又增派了一批区党校理论教员章英等和部队干部,如6966师部政治部的一宣传科长。在我们进驻之前,出版社内两派的斗争已相当的激烈。一派是“不听话”造反派,清一色的党外群众,多是青年编辑人员,我记得其中就有著名的画家刘宇一,还有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毛水清和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袁广达,他们思想激进,能言善辩,要“自主造反”;另一派则是听话的“造反派”,由出版社党组织依靠的政治骨干队伍组成,以党员为主,其中有编辑人员,但是以党政干部居多,他们坚持的是“反右”斗争的思路,认为文革的发动是又一次“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并自认要站稳政治方场,按区党委的要求行事。当然,这两对立派都把社长曾霞初作为走资派揪出进行批斗,而社的党组织书记区某人则是“听话派”的重要人物。曾霞初“靠边站”后,天天早上在大院中扫地,他是个慈眉善目的长者,有时与他遇上,我都上前与他聊几句。我们文革工作小组进驻后,全面接管出版社的领导工作,依靠“听话的”以对付“不听话的”,并调来出版社的人事挡案,了解“不听话者”们过去的政治表现,或许是打算从中挖掘1957年的“漏网右派”以作“秋后算帐”之用吧。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出版社文革工作小组解散,但因区文化系统文革工作队总部继续保留,我们小组的章罗、傅云龙和我等三人调回总部工作,而我则作为总部的联络员继续留在出版社,直到1966年年底。联络员是不参与社内文革活动的,但要与“听话”派保持密切联系,并要密切注意“不听话”派的动向,及时向总部汇报。说白了,我这个联络员实在是个“间谍”的角色,我前前后后收集的“情报”记录了七八个厚厚的小本子。可能是我提供的“情报”有价值吧,总部要我协助章罗和傅云龙整理成系统的材料向区党委汇报,用当时文革的语言来说,这是见不得人“黑材料”。

我的文革工作队的亲历,见证了文革伊始广西政治裂变的产生仍源于韦国清把参与文革的群众分为“听话的”与“不听话的”,给前者扶持,对后者打压,以后广西“联指”和“四二二”两大造反派对立的形成也由此而萌发。

1966年8月,中共中央文革《十六条》的出台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公开,广西与全国一样,形势骤变,“革命造反”由学校等文教系统蔓延到党政机关、工厂企业、街道等各行各业,并突破单位藩篱冲向社会,造反狂潮席卷全广西,到处都在肆意揪斗“牛鬼蛇神”和“走资派”,这些疯狂的造反派,以后在两派中皆有之。当时,韦国清不但控制不了局势,连他本人都未能免受“戴高帽”、“挂黑牌”之辱,特别是当时一部份造反派揪住他的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不放,并要清算他主政广西多年的错误。

在疯狂造反之中,派性组织纷然群起,派性斗争激烈展开。从现在看来,当年的所谓派性组织,实质上是不同社会政治群体的一种特殊的组合形式,而派性斗争则是在所谓观点之争掩盖之下,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在争夺合法的政治资源方面的斗争。

我们知道,我国在文革前,一贯以阶级斗争理念为治国之本,国民之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政治经济利益享有的多寡均以阶级出身和政治身份为基本依据,社会被撕裂,形成种种对立的社会群体。

第一种类是工农阶级、革命干部及其家属子弟等,这一政治群体在文革中自称为“红五类”,平时他们享有种种政治的特权,如就业升学、提干当官、入党参军,以及与这些关联的实际利益,他们的精英是党政官员和以党团员为主的政治骨干队伍,而所谓的政治骨干又多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养成的,所以政治运动是这些人施展“政治才华”的最好时光,他们可以靠整人积聚政治本钱,获得升迁和入党入团受到重用,所以“搞运动”是他们的特长,更是他们的“专利”,绝不允许其他群体指染的。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初师毕业后一直在党团部门任职,每逢政治运动都被抽调在“运动办”工作,他曾戏言自嘲,平生一无长技,干部履历表“特长”栏,要不是空白,就只能填“搞运动”。开放改革之初,周扬因提倡人道主义精神被胡乔木、邓力群打击,因而大彻大悟,与同在文革中九死一生的陆定一,谈及他们文革前主持的中宣部的工作时说,就是“整人”两字可以概括。

另一社会群体是在中国特色的“种姓制度”中最低等级的“首陀罗”,他们当中有完全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分子,还有相当多的的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以及上述各种分子的子弟和亲属。这一社会群体在文革中被污以“黑七类”的恶名。平时,这些人被剥夺了好多应有的社会权益,并不许“乱说乱动”,在政治运动中,则是当然的“运动员”,只有挨整的资格,而没有任何申辩的权利,而他们的子弟在政治上被歧视,前途一片灰暗。这种中国的“首陀罗”还被“世袭”,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永无出头之日。

还有一种不红也不黑的“灰色”群体,是些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他们对“红五类”的优越社会地位既羡慕又妒忌,又庆幸自已没有沦落到“黑七类”一样的田地。平时,他们做人处事,谨小慎微,只求无过不求有功,苟且人生,运动临头,胆战心惊,总怕一觉醒来被推落“黑七类”的深渊。他们当中多数对“黑七类”之处境虽有所同情,但却时时记住划清界线,为恐沾边,而其中一些品行不良者则是见风使舵,百般钻营,充当打手,以求捞点政治油水,这种面目可憎的小人,本人可谓屡见不鲜,尤其在文革之中。

文革前,中国社会这种政治生态及其流变,已成为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定势格式了,无人认为是可以改变的。但文革开始,高调提倡“反潮流”的伟大领袖却出人意料地一改政治运动的传统定势,“恩赐”了全体百姓(当然,被专政的“四类分子”除外)一个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暂短机会,号召百姓大造党政官员的反。这样,一向备受政治歧视、种种社会权益受剥夺的平民百姓和中国式的“首陀罗”(印度的种姓制度中的第四等级,贱民也)们的子弟便趁机蜂拥而起,在大造党内走资派之中,以表达要争取自已应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益的诉求,并通过建立派性组织以集合力量,与不准他们造反并一向在政治上打压他们的““红五类”抗衡。而那些一向以“搞运动整人”视为其“专利”的政治骨干们和自视高贵的“红五类”子弟,更是不能容忍“黑七类”的“贱民翻天”,指染他们的政治特权,为了维护既得政治利益,他们同样联合起来,也打着造反的旗号,建立了有大批党政官员作后台的、更为有系统的的派性组织。所以,在当时派性山头林立,形形式式的派性组织聚散无序、分合无常的此起彼伏过程中,实际上是以上两股政治势力在搏奕中的分化和组合,代表享有政治特权的既得利益社会群体的广西“联指”和代表在政治上一向受歧视和被打压的社会群体的“四二二”两大派的雏形也在这其中逐渐显露分明了。经过“一月夺权”的厮杀,两派对立终成定局,并在争夺《广西日报》的控制权的短兵相接中,两大派的总指挥部正式产生,各自亮旗竖帜。一方是“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四二二”;另一方为“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

(二)

“联指”骨干力量,由各级党政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原有的政治骨干,就是如上面所提到的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听话”的造反派一类组成,而其领导核心则是由自治区党委的一些干部担当,如区党委组织部的廖炜雄等。另外,“联指”已不象文革初期的“盾牌兵”和“赤卫队”等保守派组织那样讲究成员的出身成份了,连那些过去他们不屑一顾的出身不好或本身有多少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都拉拢入派,以壮大派组织。在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阶段后,“联指”拥有的各行业的相当庞大的武斗专业队伍,以南宁为例,如南宁的“建司”、“汽司”、南宁人印厂和糖纸厂的民兵高炮连,还有街道青年的“沥血兵”等(以凶残著称的“沥血兵”在1967年七、八月左右,曾在南宁市和平桥一带的铁桥头集市抢掠商贩时,对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无辜市民七人,死者的遗体曾在新华街“造反楼”侧门的人行道陈放,这是我当时所亲见的),广大农村的民兵更是“联指”可以随时调动入城参加武斗的后备武装。“联指”虽为群众派性组织,但其武斗专业队费用和武斗“军费”支出,全是动用国家财力物力以支撑,并有广西军区和六九六六部队(原广西地方的独立师)以佯装“抢枪”的形式,源源不断地供给各种轻重武器。文革时期的群众派性组织,象广西“联指”那样,发展为全区(全省)规模,而又与地方各级原有的党政系统、后来的各级军管小组、革筹小组、革命委员会等浑然成一体,实行有效的统一的指挥和调动的,这个全国各省是绝无仅有的。广西文革的大屠杀就是“联指”当中的一些头头和武斗干将--韦国清的“党卫军”去加以实施的。这些人挥舞着屠刀,踏着被他们杀害的群众的尸体堆成的阶梯往上爬,在文革后期盘踞了各级革委会和党政机关的要职。

“联指”还是当时文革的当权者韦国清等迫害部份党政领导干部的得力打手,对所谓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有历史问题的、还有支持“四二二”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管制批判和所谓审查,就是由联指的骨干分子去执行,手段也是相当残酷。1968年在血洗“四二二”后,便开始对曾表态支持过“四二二”的领导干部伍晋南等进行疯狂的报复。如对被污为所谓“伍修集团”主要成员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原区党委的领导人用武装押送到全自治区八个专区、四个市、三十多个县内进行“巡回大游斗”,时间长达五个多月之久,先后批斗四十九场,参加批斗的人数达三百三十多万人次,被陪斗的县以上的干部达一千七百多人。我们知道“批斗”是历来的政治运动的整人手段,“文革”中更是滥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方,但象广西那样,对一批级别相当高的省厅级而年老体弱的老干部实行长达半年之久惨无人道的身心摧残,则是空前未有的。实施这一暴行的,虽是当时由原“联指”的头头、骨干充塞的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但绝对是经韦国清首肯同意的。韦国清是老红军,当年随红七军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时,正是王明的“左倾”统治时期。红军和党内部的酷烈斗争及其对革命事业的祸害,韦国清不是不知的,几十年后,他竟以长时间大规范的“巡回大游斗”的新发明,把当年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69年又借“清理阶级队伍”之机,对文革前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如“广西地下党案”、区直的武鸣学习班等(从1970年到1973年在广西武鸣县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由,将区直单位一百多名厅局级干部实行关押,进行审查,实行变相劳改),都有宠大的专案人员队伍,其成员除了少数部队人员外,大部分是原来“联指”的头子和骨干人物,这些人以“有功之臣”自居,个个心态卑劣,手段卑鄙,企图把受审查的老干部统统打下去,以取而代之。1934年入党的老革命、区人委秘书长兼区党委统战部长的林克武在回忆武鸣“学习班”时说当时“某最高管理人员找我谈话,说我是走资派是完了的,没有什么可幻想的,要在这里劳动改造。将来取得宽大,翻身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林克武提及的“武鸣学习班”的最高管理人员某人只能是原“联指”的重要人物。我有一高中同学,在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是“联指”的积极者,就曾对我炫耀,她当过“武鸣学习班”的专案人员。当时,她说这番话时,文革时期还没结束。

(三)

广西“四二二”则完全是自发的群众派性组织的组合。其中有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还有文教事业单位和党政部门一些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上面提到的广西人民出版社的“不听话”的造反派就属此列,他们虽多是非党团员,但也不乏“根正苗红”的。这些政治热情有余而缺乏政治实践年青人,是从正面去解读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目的和意义的,他们认为伟大领袖号召整党内走资派,主政广西多年的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是不能置之例外的,同样应接受群众揭发批评,他们造区党委和韦国清的反,是革命行动,是捍卫伟大领袖的革命路线的体现。这些造反派的激进分子在伟大领袖提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下,对压制群众运动而死不肯公开认错的韦国清揪住不放,穷追猛打。当时,我在区直文化革命工作队总部,就听说在处理桂林事件中,韦国清获知“桂林老多”等造反派要抓他游斗的消息,便连夜乘车逃离,但终被“老多”途中追赶堵截,“押回”桂林游斗。总部人员,上上下下,包括我本人,对“桂林老多”的所为感到义愤填膺,有人当场就高叫,以后非算账不可。

这些“不听话”的造反派,颠覆了历来政治运动“官整民”的传统,大受无权无势的平民子弟青睐,也为受尽政治歧视的“黑七类”子弟们所亲近,他们当中有胆量起来造反的,不少人都加入了“四二二”。另外,“四二二”还有从“听话”的造反派“倒戈”的,如我们南宁四中革联的领袖人物,上面提到的喻崇东也曾是“盾牌兵”,还有俄语老师覃连光,中共党员、出身孤儿,曾当选为南宁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真正的红五类了,1967年两派武斗开始后,他对我说,对两派群众自相残杀很想不通,要离开南宁,随后去了梧州那边,投奔远亲,但1968年大屠杀中,他遇害,听说是我们学校的联指某人把他拉到江边枪杀的。还有曾与我一样当过人民出版社文革工作队队员的章英、李延龄等后来都加入了“四二二”,他们两人都是自治区党校的教员。章英还是我1964年在党校中教班学习时的班主任,是一位一表人才的理论教员,1968年初,章英在四二二总部担当要职,大屠杀后,被关进了看守所,文革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华侨补校当领导,我离开广西前曾专程去探望过这位老师、工作队同事、“四二二”难友。李延龄年纪与我相近,是广西西林的少数民族子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也是“红五类”,是个正直善良的人,在人民出版社时,我们关系很要好,他回党校后,我曾多次去看他,当时他的孩子刚出世。他加入“四二二”后,在1968年中央最后一次接见广西两派时,他是“四二二”的赴京代表之一,和我一样,经历磨难,文革后分配到自治区农科院,不幸患鼻咽癌,英年早逝。

1966年底、1967年初,工人起来造反,以熊一军为首的“南宁工总”是“四二二”的发起组织之一。文革前,所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只是个空洞的政治概念,领导权的拥有者是党政官员,作为一种职业的工人,只是“做工食饭”,社会政治地位同样是低下,当然极少数的工人政治骨干除外,所以,这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所谓领导阶级的一般成员也有不少加入“四二二”,并成为了“四二二”的主力。

“四二二”派源于广西首府南宁,发展到全自治区,但这个民间结社,更多的是靠观点认同以维系,而不是象“联指”一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各地“四二二”组织多是各自为战的,没有组织上的统属关系。在1968年中,“四二二”的头头之一、广西医学院学生黄达声曾想建立“野战军”,以组织全自治区“四二二”的有生力量反抗韦国清和“联指”大屠杀,但因组织形式的松散、统一指挥系统的缺乏、没有联络各地的渠道,势单力薄的组织在与强敌进行殊死搏斗中却是表现得相当顽强不屈。

就南宁而言,“四二二”也得到普通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四二二”立足之处就是市民聚居的旧城区,在1968年武斗期间称之为“解放区”,而“联指”则控制了更为广阔的党政机关区。文革期间,一省之首府城区一分为二,楚河汉界,二大派各据一边,这可能也是全国唯广西所特有。究其缘由,这又是与建国后南宁的特殊城市格局有关,南宁的城区一大特点是政府机关区和市民区是泾渭分明的。城东是政府区,马路宽敞笔直、路边绿树林荫,各个政府机关的办公楼与干部宿舍都在高墙环绕的大院内,自成一体,里面大小楼宇映掩在绿树花丛之中,宛如别致优雅的园林庭院。而城西则是民国时期的旧城区,那里的居住环境则是另一番的景象,马路弯曲狭窄,还有不少路面是凹凸不平泥地,到处污染水横流,而市民居所多为破旧简陋砖木结构房子,还有不少还是木板房,屋内光线昏暗、空气混浊,且一家独居一屋的甚少,以多个家庭挤迫蜗居于大小不一的杂院之中的居多。这些居住于环境恶劣的“平民区”的市民,除工厂商店的普通职工外,还有小商小贩之类和下层的体力劳动者,如拉木车、赶马车等搬运工和一些靠挑泥方(工地余泥)为生的无固定职业者。广西首府南宁的城市布局以物化的形式,毫不掩饰地显露了以党政官员为主体社会群体所享有的特权,自然引起了长年累月居住于环境越来越恶性劣的旧城区的普通平民群体内心的愤愤不平。这些艰难度日的下层市民平时远离政治,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他们对“四二二”的同情和支持,并非出于对文革的热情,仅是一种痛恨社会不公的群体心理的本能反应,所以他们当中多数人都没有直接参加到派组织中来。即使这样,他们却因此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1968年大屠杀中,他们赖以栖身之地遭到“联指”的重炮射击、炸药包轰炸,然后是放火焚烧、泄洪淹没,变成了一片片的断壁残垣废墟。有些无辜的居民惨死于“联指”的狂轰滥炸之中。当时,参与围攻“解放区”的联指各县民兵中的钦州民兵,他们从援越抗美的部队中学会了用小炸药包送大炸药包的轰炸技术,从1968年6月开始,就经常向“解放区”盲目地发射巨型炸药包,炸死炸伤的几十人之多,且基本都是无辜的居民。当时,我激于义愤,每有炸药包爆炸造成人员伤亡时,当即赶到现场进调查登记死伤人员的详细资料,以准备日后向中央控诉。记得当时记录的有关人员伤的亡事件累计有二十多起,其中最惨不忍睹的一起是正在吃饭的一家人被凌空投下的炸药包当场炸死多人,死者当中还有一位孕妇。这些记录“联指”罪行的资料,在我被俘的当天早上塞在路边的瓦砾堆中了。近年,与我学生役人同学谈及当年文革事,才知道当时那一家几口死于非命的原来是他太太黄吉凤家。吉凤写了有关此事的回忆给我,现在全文转录如下,作为真实的历史佐证:

“我于1949年农历正月初八,出生于广西省南宁市邕江河边的一条叫“石巷口”的小巷内,姓黄,取名凤吉,用我母亲的话说是:解放那年出生的。父亲是在解放前从乡下横县来到石巷口这里,在巷口租下一块地,搭了一个木屋(实行地址门牌管理后,被称为:石巷口1号),上面住人,下面作工场,开了一个家庭木工作坊,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石巷口是一条只有3米多宽的小巷,巷内住的大多是象我家一样的普通人家。我母亲除了操持全部的家务外,还常常抽空去巷口邕江边上的,名为民生码头的码头上,为上下船的旅客挑行李,赚取些挑脚费,以补家用。家中的生活,应是较艰苦的。而这石巷口却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悲欢离合的难以磨灭的记忆。其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发生在1968年6月间的那件事。

1968年6月的南宁,全城被一种莫名的战争恐怖笼罩着。按当时的说法是,支持韦国清的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指”,对支持伍晋南的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422”进行武力围剿。而当时两派分歧的焦点,表面上是集中在支持掌有广西党、政、军实权的韦国清或支持无什么实权的伍晋南的问题上。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导致了一场血腥的战争。战争之前,“422”占据了南宁市的老城区及老城区内的商业街区,主要为解放路,民生路,兴宁路,当阳街,新华街,高峰路,西关路,布新街,水街,南宁百货大楼,及当阳街至水接的邕江河北岸一带的街区。老城区的主要居民多为平民百姓,我家就在邕江河北岸的石巷口。战争一开始,联指就对422占据区实行了全面严密的封锁,进出422占据区的道路出入口,均设检查岗哨,严查出入人员。后来,就开始响起了零零星星的枪声。住在422占据区的居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照样过着他们的生活,包括我的一家人。不过,就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能躲到那里?我们家的一大家子人,就那么一间,一个人走动,全屋都咿呀作响的木屋。一天早上,从梦中醒来,就听到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大家都知道是422占据区的边缘,又发生战争了,而且不时还听到轰轰的爆炸声,听街坊邻里说是联指开始攻打422占区了,攻打422占区的武装人员不是南宁市的联指人员,而是市郊及邻近几个县的农民民兵,这些民兵,不但有枪,还有炮,有土坦克,还会用小炸药包把大炸药包准确的送到对方阵地去炸对方。但枪声及爆炸声听起来还是离石巷口蛮远,大家除了惶惶恐恐地谈论外,根本不去想这场战争会对街坊邻里的老弱病残及孕妇带来什么危险,只认为是给日常生活上带来许多不便而已,谈论后,还是该干嘛的干嘛去,该煮饭的煮饭去。

中午时分到了,我们一家子九人,围在与街巷只有一木板墙之隔的家里吃饭,此时,外面的枪声炮声时而密集时而稀稀落落,且又时远时近。对这一切,大家似呼是惯了还是麻木了,谁也没有一点表情表露,只是夹菜、吃饭。吃完饭的大哥正和家住对门的一位绰号叫“瘦姨”的阿姨聊家常;一个只有7岁大的外甥就跑到门口去和我家养的一只小狗戏耍。突然一声巨响,只觉一阵气浪猛的推了我一下,我眼前一黑,瞬间昏蒙过去。当我稍有意识时,我的第一本能反应是爬起来向爆炸声源的反方向跑,当我冲出的硝烟,跑进后屋的厨房,再回头看时,硝烟还未散尽。但却可透过朦胧的硝烟,看见人们躺满一地,随着硝烟慢慢散去,有些人也慢慢的爬了起来,而我已有四个月身孕的大嫂,我外甥的爸爸,还有“瘦姨”是再也起不来了,我大嫂的头被炸破了,任凭我大哥怎样呼唤,她都没有一点儿反应。死去的已经死去了,但活着的人里却没发现我那7岁大的小外甥,大家一面呼唤一面找,才发现小外甥和那小狗已被炸到身首四肢分离,连尸都找不全了。就在我家惊魂未散时对门的两家也分别传来了噩耗,同一颗炸弹(或炸药包)的轰击下,对门的一家死了两姐妹,另一家死了一男主人。到这时,石巷口的居民们才意识到,死亡一直在威胁着他们,此时,他们才相信,联指一方是会将他们作为反对韦国清的人而对他们进行屠杀的。他们觉得好冤。就这事后,他们就这件死了七个人,去了八条命(一个有四个月的腹中生命),还死了一只小狗的事,作了个小结,叫作“七尸八命狗沉冤。”算是对死者的悼念,亦或也算是为石巷口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

(四)

广西“四二二”运动,由其酝酿之始就是处于被打压的劣势之中进行抗争,一直到最后覆亡于血泊之中。究其惨烈结局的缘由,主要的并不在于其派性斗争的对手--广西“联指”人多势众、财力物力之雄厚,而是在于“联指”的总后台韦国清的镇压。

韦国清因曾有功于援越抗法和当时援越抗美的需要,1967年初,周总理让他出任广西军管会主任,当时还广传有关“韦国清是好同志”的伟大领袖最高指示。从此开始,伟大领袖光环罩顶的韦国清在文革乱世十年中,先后出任军管会主任、革筹小组负责人、革委会主任,一人独掌了广西的党政军大权,并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执行者的精神领袖自居,利用“文革思潮”从意识形态上,控制广西强大的派性组织“联指”的广大群众,并建立了一支由联指中嗜血成性的武斗骨干组成的准军事组织,这是一支可不经中央批准由韦国清本人直接指挥调遣的“党卫军”。这个集广西党政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掌控大权于一身的地方极权主义者(土皇帝)韦国清于文革十年中,竭尽全力、不择手段、不惜动用国家最大财力物力去镇压文革的反对派、弱小而宁死不屈的“四二二”,由政治打压到暴力杀戮,用心之狠毒和手段之残忍,远远超出了起码的道德、人性的底线。当时,为群众冲击批斗的各省党政第一把手中,以后对群众进行全省规模长时间的残酷清算的,韦国清是仅有的一个,对他冠之“广西文革屠夫”不为过也,“四二二”运动的成员以及其同情者成千上万之众就是惨死于他的屠刀之下。

还有,“四二二”运动的悲剧还在于,他们误读了伟大领袖有关文革战略思想。伟大领袖让群众起来,大造所谓党内走资派的反,其真实的目的是把党内斗争扩大至全社会,用民粹主义情绪煽动百姓,代他打击党内反对派,其用心借刀杀人而已,丝毫也没有为百姓伸张正义、反对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还民众以公平民主的意图。民众造反替他收拾了党内反对派后,他就回过头来收拾造反的民众。谙熟伟大领袖的文革方略的韦国清,效法当年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的手法,泡制了“反共救国团”和“抢夺援越军用物资”等假案,从伟大领袖手上取得“尚方宝剑”,去剿杀那些天天还在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的“四二二”运动的抗争者。“四二二”中不少死难者临死之时可能还以为自已是为捍卫伟大领袖的正义事业而献身的。说到此事,我本人也不例外呀。1968年8月5日,我和同校的吴肯老师与从“解放区”被俘的人群在南宁市市革委会门面等候上车押往收容站时,差点被同校的政治教师、“联指”的武斗指挥官海滨拉出枪杀,当时,我们竟相约临死前要高呼毛主席万岁。如当时我们真的“从容就义”了,便成了受骗上当的冤鬼。

(五)

伟大领袖的“文革”被否定了,被视为一场民族的浩劫。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只是一场疯狂的闹剧。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衔,争个你死我活的广西两大派的群众都是这场民族浩劫的受害者。

从文革层面来看,广西两大派都是盲目的领袖迷信和“文革极左思潮”的产物,为此当年的两派派性斗争,今天可以认定,是既无是非之分,也无输赢之别了。

但从社会发展过程的更为广阔历史视野中来看,两大派的内在本质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并大有可以深化研究之余地。

“广西联指”,其精英的组成是从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获取了政治特权和既得利益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他们要保守捍卫的是阶级斗争治国理念之下的社会成员的政治不平等和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封建血统观念。一句话,逆历史潮流而动,即可概括了这个组织的本质了。同时,这个组织又被韦国清用作血洗“四二二”的工具,他们中一些成员本来就是天性凶残的人,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又使这个群众组织沾上了永远洗脱不了的血污,他们当中好些人的人性一时受扭曲,曾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喝彩叫好,这个组织因而充当了冷酷无情的角色。与残酷政治压迫和血腥杀戳的暴行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人多势众、声势浩大的“联指无产阶级运动”,在摧残道德人性、湮灭社会良知方面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当时,南宁相当流行的一句用以诅咒和威吓人的口头禅:“收你米簿”(文革前粮食定量供应,要用粮簿购口粮,“收米簿”,即取你的命也),足说明那时视人命如草芥的邪恶风气之盛,且其流毒遗祸至今不息。

“广西四二二”,则是崛起于社会的下层,其振臂一呼的领头人,有大学生,也有普通工人和机关干部,多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他们为伟大领袖的“四大自由”所激励,不约而同的奋起表达其在阶级身份歧视下被压抑和剥夺的政治、社会权益的诉求。他们反对在阶级斗争的治国理念之下的政治不平等、挑战政治特权阶层的压迫歧视、反击血统论狂热分子血腥暴行,并与一向视“搞运动整人”为“专利”的政治既得利益群体进行实际的对抗。我们知道,建国以来,乐于与人斗的伟大领袖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强化和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折腾,以及沉渣泛起的封建血统论的猖獗,社会不但被弄得分崩离析、充满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且面临着历史倒退的大灾难。“四二二”运动在客观上是在冲击这种祸国殃民的潮流。文革被否定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被取消,社会终获或多或少的进步。“四二二”运动虽败犹荣,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在和平的年代,为我们国家民族小小的社会进步,竟然要成千上万的民众流血牺牲,付出再沉重不过的代价。这样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古话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此,为了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去反对和阻挠文革的深入反思和研究,都是千古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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