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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胡鹏池 但燊:清华大学727事件 (1-6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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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727事件(一)

胡鹏池 但燊


◇ 毛如何策划“清华727行动”?

  毛泽东的作息习惯一般是凌晨睡觉,午后起床。然而,1968年7月24日这一天却与往常有点不一样,可能在上午9点左右就已经起床了。这些日子来,面对着严峻的武斗形势,老人家有心思啊!

  毛确实是一个有无比宏大抱负的政治家,这辈子几乎从未有过“倦政、厌政”的时候。说起来“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其实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小权”就演变为“大权”了;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毛每天都会处理大量工作,批阅大量文件,时刻关心着文化大革命,每隔几天就会来上一段“最新最高指示”;每隔一段日子就会来上一个“伟大战略部署”。毛如果在耄耋之年真能放下心来外出游山玩水,该多么多么地好啊!大家都好。

  7月24日这天,他做了两件“彪炳史册”的大事情:

  ⒈批示“照办”《七二四布告》;
  ⒉开始亲自策划“清华727行动”。

一、7月24日上午10点前,毛审阅《七二四布告》

  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拳是打不死的。“制止武斗”也需要连续的重拳出击。

  《七三布告》颁发后,广西武斗不但没有制止,相反加剧了。陕西也一样,出现了专业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这些坏消息雪片般地飞来,于是毛授意中央再发一个针对陕西的布告。

  7月24日一早,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布告稿,批示“照办”。这个“布告”于当日发出,史称《七二四布告》。

  《七二四布告》规定如下: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后来,毛在“728谈话”中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所说“再发一个全国性布告”,后来没有做。因为“清华727行动”和“728谈话”已经起到了并超过了“全国性布告”的作用。

二、7月24日上午10点,毛对谢静宜面授机宜

  我们猜测毛审阅批准《七二四布告》的工作上午10点前就完成了。也许在他将稿子交给工作人员去具体办理后坐在大沙发上喝茶、抽雪茄时,仍然心事重重、放心不下。他或许想“七二四布告”会不会也落下“七三布告”一样的结果?而对于眼皮子底下的北京高校武斗,尤其是愈演愈烈的清华、北大武斗又该如何下措施?如果仍然采用一般的办法,显然是不能快速见效的;如果派军队去“三支两军”,军队有“五不政策”,革命哪能这样文质彬彬?

  有没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办法呢?

  蓦然之间他想出一个新主意:派大批的工人、农民去学校,用人海战术包围那些武斗的学生,捅他们的“马蜂窝”,效果会怎么样呢?

  再往深处想一想,觉得这个新主意不失为是“妙计”,可起到“迅雷不及掩耳”与“泰山压顶”的奇效。

  毛泽东在房间内踱来踱去,越想越兴奋,眼前仿佛出现了工人进驻清华日,师生们“箪食壶浆”的场面。

  派谁去实施这一“妙计”呢?“妙计”之所以“妙”,就在于要让所有的人都想不到,所以也需要用所有人也想不到的“奇兵”。

  蓦然间他想到了小谢与迟群两个“小人儿”。于是立刻让护士长吴旭君女士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找小谢同志来面授“锦囊妙计”。

  “小谢”即谢静宜同志,河南人,是年33,面容姣好,口齿伶俐。她从1959年起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一个有应变能力、会“动脑壳”(湖南话)的女娃子。几个月前,这个小谢同志被派往“新华印刷厂”去搞“三支两军”,并在刚成立新华厂革委会中担任要职。

  说是“灵机一动”,其实也不是凭空“拍脑壳”,仍然是有来历的。

  “妙计”的来源也许与“清华414”的简报有关。前文我们已经披露414有一个简报组,经常用“简报”的形式,向中央、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反映清华情况,呼吁中央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这个“简报组”是由414总部委员尹尊声同学负责的。7月26日还给一些“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汇报与建议”,其中“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其内容与毛泽东的决定不谋而合。

  事实上从7月初以来,清华园武斗进一步迅速升级。蒯大富一派所组织的武斗队伍装备精良,拥有30多支各式枪支及大量的手榴弹、地雷等,凭籍武器优势已经用“铁血”手段严密地封锁了414的老巢——科学馆的一切进出口,接连三天真刀真枪开枪射杀3名414派的人员,又放“燃烧弹”烧毁了科学馆顶层。科学馆内100多名414人员和若干名团派俘虏的生命危在旦夕。团派面对大好形势,信心爆棚,认为攻陷科学馆指日可待。而414方面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不断有人向毛泽东及党中央反映情况,提出过这类大同小异的建议。

  有一位参加414的老师叫傅正泰,是414总部委员,他也曾给毛泽东拍过这样的电报。2015年6月4日下午,本书两作者在拜访他时,已经80多岁的傅老师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说:“68年7月中旬,在死了人后,我就去上访,没人理我。我到电报大楼打电报给毛主席、中央,说:依靠学生主导文化大革命已经不行了,要让工人阶级出来主导文革。”

  当这样一些“十万火急”的简报与电报放在书案上时,只要毛泽东偶然之间的惊鸿一瞥,“灵感”就产生了。

  “奇兵”的来源也与报告有关。不久前,谢静宜与迟群(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被派到新华印刷厂搞军管,他们搞出了一个《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毛看了后非常满意,并于5月19日批示说:“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中央于5月25日将此件批转全国。

  迟群之所以能在文革中崭露头角,以一介匹夫被老人家看中,提拔于行伍之间,其最初的原因即来自于这份极左的报告,迎合了老人家自己的极左思想。

  由此,毛认为谢、迟这两个小家伙搞得不错,这次就用他们作“奇兵”去实施自己的“妙计”。

  上午10点左右,谢静宜接到吴旭君电话,一刻也不敢耽搁,放下电话就回去见毛泽东。毛向她面授机宜,要点如下:

  1、关于形势:

  毛泽东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们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

  2、关于任务:

  毛泽东说:“北京有100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3、注意事项:
  
  ⒈ 行动要快:毛泽东交代小谢:“你别吃饭了,快回去告诉你们厂的领导,联系好工人和部分农民,让北京市和8341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

  ⒉注意保密:毛泽东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⒊警惕流血:毛泽东还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谢静宜的回忆中特别强调了毛的精神状态。她说:“主席像指挥打仗那样精神振奋,语言激昂。”

  当然啦,毛之所以精神振奋,说明了对这一策划的得意与自信。

  这就是震撼世界、彪炳历史的“清华727事件”的最初由来。

三、谢静宜如何传达毛的指示?

  毛泽东急急如火,谢静宜事不宜迟。虽然已到了吃中饭的时间了,但既有老人家明令在先,小谢连中饭也没敢在中南海吃就赶紧回到新华印刷厂,立即将毛的指示向相关人员作传达。

  第一时间:24日中午,向在新华印刷厂支左的8341部队副团长、时任厂军管会主任的张荣温同志以及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时任新华印刷厂军代表、革委会主任的迟群同时作了传达。

  第二时间:下午,谢与张、迟一起回8341部队向团长杨德中传达。

  第三时间:下午,杨德中带着张、迟、谢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传达,汪表示大力支持,要人有人,要车有车,并要求他们立即去向北京市委传达。

  第四时间:当日下午或晚上,杨德中带着张、迟、谢三人向北京市委传达,听取传达的有北京市委、市革委会及北京卫戍区有关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刘绍文等人。

四、北京市委与工宣队如何落实毛指示?

  当年落实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即使在半夜里传来消息,也会敲锣打鼓地满世界地去游行。散兵游勇们没有锣鼓,敲敲洗脸盆、洗脚盆、饭盆、搪瓷茶杯也都行。这样的游戏,笔者也曾参加过不止一回。当年就不一定很虔诚,现在想想真是笑死人了!

  所以,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委领导在听到谢静宜的传达后立刻闻风而动,随即进行一系列的落实与布置。他们做了如下几件事:

  1、确定首选目标。北京市委与杨德中等人商量结果是先进清华。大家一致认为“清华大学武斗最严重,科学馆被烧,压在科学馆下面的人既没有吃的,也断水、断电,快困死在里边了,先进清华好”。征求毛的意见,毛也说好。

  2、7月25日—26日,张、迟、谢等与北京市委及卫戍区有关领导会同下属有关单位确定参加行动的单位名单,一一打电话通知于26日晚在新华印刷厂开会。

五、北京市委及工宣队如何落实毛的“保密”指示?

  毛泽东对谢静宜面授的机宜中有一条:“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我们将其称之为毛泽东的“保密指示”。

  毛一生的习惯都十分重视保密,认为“保密”是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既然毛如此重视保密,那么市委及工宣队领导当然会更重视,他们围绕着这条指示作了一系列部署。

  1、按照毛的要求精心挑选参加工宣队的工厂单位。

  7月25日,在市革委工交口、支左办的帮助下,联络了大联合、三结合搞得比较好的61家工厂组成共约两万八、九千的产业工人、农民的队伍。(以后统称3万人)

  2、由市革委会亲自部署迷魂阵。

  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那几天,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回来。

  25、26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不断地组织一些工厂的工人专门去清华大学附近游行,呼口号,造声势。大多数情况连校门都不进,只在周围呼口号,但也有一次进了校门,一度到达清华毛主席塑像(即二校门)附近。

  3、甚至到了27日上午,工宣队还在继续摆迷魂阵:

  “(27日上午工宣队)到后,仍像前两天一样,先在学校周围游行,麻痹他们一下。”

  看来,谢静宜对毛的“保密”指示,以及如何落实的印象很深刻,在书中“制止清华大学武斗”的前一节就是“毛主席很注意保密工作”。

  在蒯大富、韩爱晶先后出狱后,谢静宜曾三次见过蒯大富,一次见过韩爱晶。蒯韩都有可能向她提出“727行动”究竟是谁策划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她的明确答复。谢静宜心中明白,毛泽东的“保密指示”正是“727事件”的关键所在,所以她也一直保密至今。也许她正是想利用新书出版的机会向他们作回复,也向历史作个交待。

六、7月26日晚,61个工厂负责人在新华厂开会

  7月26日下午2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召集身边的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大手一挥,指着清华平面图,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

  参加这次会的应该包括张荣温、迟群、谢静宜等人。

  所以,参加“727行动”的8341部队的指战员们全都知道这一行动是毛主席亲自布置的。这与后文中的有关情节相呼应。

  7月26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由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召集有61个工厂单位参加的工厂领导人会议。

  张、迟、谢等刚刚参加了毛泽东的会,又带着毛的具体指示赶来参加了这个会。

  在这个会议上,为了落实毛泽东的“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指示,市委决定由北京巨山农场的农民代表参加,随即发出通知。

  会上,将宣传队分为8个团,对每个团进行了分工。显然,这是一个“分片包干”的方案,而不是“层层推进”的方案。工宣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采取“分片包干”是合理的。

  市委领导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温玉成等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研究,布置行动方案。此外还有直接参加行动指挥小组的市委副书记、卫戍区政委刘绍文、还有市委支左办公室的同志。

  会议一直开到26日晚11点多,当各项工作安排就绪后又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作了汇报。但是并没有散会,与会者需要等待汇报的结果,就地休息,往单位打电话,预作布置等等。新华印刷厂为他们准备了免费夜宵,也不收粮票。

七、7月27日凌晨2点,毛批准“727行动”

  在得到新华厂会议情况汇报后,周恩来认为还有必要再作一次汇报。于是周立即与毛住处联系,在得知毛尚未休息后,周恩来就夹着公文包要去汇报。

  可就在此刻,江青却从卫生间或休息室跑出来说她要去。

  遇上这种情况,周当然不会与江青争。周既没有说“谁去都一样”,也没有说“我们一齐去”,就让江青一人去了,自己坐在会议室干等。江青请示汇报了什么内容?历史没有记载。历史不负责记载老夫老妻私房话,只记载了江青这一去将近两小时,回来后也只是说毛同意了。

  江青回来再转达给周恩来,周随即再向新华厂会议的负责人转达。负责人再向与会人员传达。

  这样一来一去一耽搁,新华厂会议开至27日凌晨两点左右才结束。各单位负责人就回单位去组织、布置了。他们需要落实的事情太多了,人数、分组、汽车、干粮、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标语等其它宣传品。因为事情突然而急促,食堂来不及给工人准备馒头与花卷,许多单位给工人们准备的干粮是临时采购的面包、粉肠,还有北冰洋汽水。

  对于他们而言,今夜无人入眠。
  中南海那边,江青走后,毛泽东洗洗睡了。
  请读者诸君注意,这时是27日的凌晨一点多钟,毛泽东才开始睡。真是很辛苦!
  而周恩来呢?他还捞不上睡。

  当时间过去了整整24个小时,又是一个凌晨一点多钟,已经睡下了的毛泽东却被周恩来的电话吵醒了,刚听了电话另一头周恩来的几句汇报,毛泽东惊道:“造反派,真的反了!”


转自【华夏文摘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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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3-01

清华大学727事件(二)

              ·胡鹏池·但 燊·

◇ 蒯大富召开总部会,杨余傅黑后台指向谁?

一、蒯大富召开临时总部会

  刘才堂前脚溜进明斋,蒯大富后脚回到静斋。在727整整一个大白天,蒯与刘居然就没有机会再见面。

  中午12点多,蒯大富一行回到清华西门。西校门内外全是工宣队,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蒯等只好弃车、绕道从西南门附近进了学校。

  当年的西南门其实只是一个小便门,如同房门一般窄小。当天西南门里外全是人,没有发生踩踏就不错了。鲍长康回忆是从西南门附近爬墙回的清华,蒯大富回忆是从工人队伍旁边走进了清华。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会认为两者有矛盾,其实当年的西南门附近的围墙确实是有一个缺口的,“走进来”与“爬墙进来”的区别并不大。本书两作者当年都曾许多次走过西南门,因为从那里斜穿马路,再由农田小路到北大最近了。

  在蒯书中,韩爱晶写到这一段时感叹道:很多工人坐在地上,把静斋也围起来了,但控制不严。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和司机回到团派总部所在地静斋,蒯大富还登上屋顶观看,看到市革委会常委、市工代会的鲁文阁和徐凯在下面。这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蒯大富还不醒悟,也不打听打听,根本无视这些市革委会常委、工代会朋友,简直盲动到了发昏的程度!蒯大富还大声斥责前来“包围”的工宣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四派占据的主楼而来静斋。

  鲁文阁是北京市第二机床厂(笔者记得这个厂位于宣武门附近,主要产品是“牛头刨”)的造反派头头,徐凯是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二七红色造反团”头头,他们也率本厂的工人队伍参加了“工宣队”,参与了围楼,但此时还没有开始攻楼。同时他们都是蒯的造反派朋友,于情于理,他们都会劝说蒯大富停止武斗,放下武器。

  韩爱晶痛心疾首地说:蒯大富“简直盲动到了发昏的程度!”。我们理解韩的这段话表明了蒯再一次面临了“停止抵抗”的机会,然而他再一次放弃了这个机会。

  人有时是会“盲动”的,有时也会“发昏”,但那往往是“一阵儿”。蒯在727的全天行为能否用“盲动到发昏”来界定,我们是不相信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与一些清华文革研究者的主要分歧也盖源于此。我们认为蒯727的行为是他极端极左思想的惯性延续及淋漓尽致的大暴露,而决不是他头脑发昏时的“梦游”。

  据清华校史记载:“蒯大富12时后回校在静斋召集团派总部头头开会,指责(工宣队的)这一行动是‘杨余傅和黑后台背着中央搞的阴谋’,‘是来支持老四(414)压老团的’。会议决定:⒈紧急请示中央,问清情况;⒉坚守已有据点,不让工人进楼,如果工人硬攻,就抵抗还击。团派通过电话、广播以命令方式将第二条决定向武斗据点下达。”

  校史用极为简洁、极为准确的文字揭示了蒯大富对“工宣队进校”所采取的总路线与总方针就是“抵抗还击”这四个字,这才是造成“死亡5人,受伤731人的血案”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也无法否认的。

  这次会议可能没有原始记录,有关的回忆也很少,需要详细探讨。

  1、会议时间:中午1点左右。

  蒯12点多回到静斋,加上在楼顶“观山景”,下来后打电话的时间,将会议开始时间确定为中午1点左右,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2、与会人员:蒯大富、任传仲、陈育延、段永基等十余人。

  与会者中没有刘才堂,此时他在明斋;也没有崔兆喜,他上午去了北大,此时虽然已经回来了,也许正行进在回明斋的路上;散布在各据点的总部委员参加的也不多,因为他们不能轻易地走出被包围的据点,也不能轻易的进得了静斋总部。

  以上情况大致都不出所料,但有一个新情况却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也是推理所推不出来的。

  我们原以为刚刚与蒯大富一起从市里回来的鲍长康一定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参加者,然而新近在微信群中鲍长康却断然否定他参加过这次会。鲍并且说有陈育延的记录为证。

  如果鲍说谎,我们找不出他说谎的动机与理由,所以应该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那么接下来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一个问题:鲍长康放下如此重要的会议不参加,他去哪里了呢?他又去干啥子要紧事呀?

  这是一个悬念,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探询。

  3、定调子:

  这里所说的“定调子”,就是给工宣队定性,确定工宣队是敌还是友?确定团派与工宣队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结果在这次会上将工宣队确定为:“杨余傅的黑后台背着中央搞的阴谋”,“是来支持老四压老团的”,这就确定了确定了工宣队与老四是一伙的,团派与工宣队是“敌我矛盾”,

  4、无论是谁定的调子,蒯大富都是第一责任人。

  这个调子究竟是谁定的?有没有经过分析与讨论?我们始终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但无论是谁最早提出来的,无论是谁定的调子,蒯大富在会上都是同意的或者默认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蒯大富是团派的“法人代表”,是责无旁贷的第一责任人。

  从蒯屋顶喊话及此后的讲话,及会上通过“两点决定”的理由,即使直接说成是“蒯大富定的调子”,也是理由充分,完全可以成立的。

  5、 两条决定:

  第一条决定:紧急请示中央。这是蒯大富与极少数人的事。
  第二条决定:抵抗还击。这是各方要办的事,需要下达与落实。

  6、下达方式:

  校史记载:“‘决定’通过电话、广播以命令形式将第二条向团派各武斗据点下达”。

  其实有多种形式,如专人负责、派具体人去作具体通知。唐少杰书中说:“团派头头们已意识到团派到了生死关头,打电话和派不易识破的小孩穿过工宣队重重包围队伍,把抵抗命令传达到团派各武斗据点。”

  有一份材料记载具体负责通知的是总部委员陈育延。本书作者对此不置可否。时过境迁,这个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反正“决定”是存在的,而且下达了。

  7、隐瞒了上午的吴蒯会,也隐瞒了吴德通知。

  对于蒯大富在上午10点左右在北京市革委时,吴德受谢富治委托向他传达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以及蒯大富本人在市革委会所作出的承诺之事,会上只字未提。除了吴德的书外,也从未见载于其它任何资料。

  8、另有一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可以进行合理推测:

  除了会上两点决定外,蒯大富在会前会后有没有私相授受的“密令”呀?有没有私下里对个别亲信或重要人物进行“路线交底”、“任务交底”呀?

  尤其是鲍长康居然没有参加会,是不是蒯大富对他另有指示呀?是不是另要他去办什么要紧事呢?

  又尤其当蒯大富下午2点半钟离开清华时,他有没有什么临行前的“悄悄话”要对战友说?按常理是可能有的,所以可以推测,并用后来发生的事实进行分析与证明。

二、广播基调变化的过程

  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明斋广播台如何将工宣队定性为“受杨余富黑后台操纵的”?似乎是胡里胡涂、鬼差神使般出了笼。

  我们只能排列一下广播基调的变化过程:

  1、工宣队刚进校时,工宣队“继续麻痹一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团广播台按照惯性思维以为这天来的工宣队与前几天一样,无非是在校园内外挥挥小红书、舞舞小彩旗、喊喊口号,唱唱语录歌或“临行喝妈一碗酒”、“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之类的样板戏,然后就会“忽然一声哨声响”走得无踪影了。所以广播台的宣传口号与前几天一样,仍然是“热烈欢迎宣传队来校宣传毛泽东思想”。

  2、很快,团总部发现这一回的工宣队与前几天的是大不一样的:一是人数非常多。惊骇之中的团派负责人(包括蒯大富在内)将3万左右的工宣队夸张为10多万;二是也不是吃素的。表面上看虽然是手无寸铁,但“手无寸铁”也并不等于没有“暴力手段”。他们从进校第一时间起就受到任传仲长矛队的严阵以待,受到刘才堂的鸣枪示威,受到小老团们的辩论指责,到处是“闭门羹”的接待,所以他们不可能产生像东区工宣队那样的好心情和好态度,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弃“肢体暴力”,不仅重重包围了团派武斗据点,也拉走了从据点中走出来“讲理”的团派小头头与一般群众。说起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其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成立。只要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双方就没有调和余地,必然越演越烈,最后是你死我活。

  于是广播台的宣传基调就改变了,“热烈欢迎”改为“紧急通知”。

  3、中午12点多,蒯等回到清华西门。蒯在《岁月流沙》中说:“开始,清华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呢就不一样了。”

  2015年1月14日,我们在宝安看望蒯大富时,蒯主动告诉我们:当他进入学校时“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才不一样的。”

  蒯的说法有点蹊跷,显然表明调子不是他定的,但又没有说是谁定的?那么,他想暗示什么呢?

  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正是在这个时间点,刘才堂从静斋溜到了明斋,蒯莫不是在暗示是刘才堂定的调?有这个可能性,但不能下结论。

  4、蒯书第343页蒯大富回忆说:“工人得到了指示,凡是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当场就被拉走了,我们思想上特别敏感,自我感觉特别美好,认为这个工人指挥部里面有人要激化矛盾。”

  这又是一段莫名其妙的话。“莫名其妙”的话的背后一般都有矛盾、复杂的心理。

  对于“学生都拉走了”的现象,蒯大富的心中“特别敏感”也就罢了,为什么还会“特别美好”呢?老蒯究竟在“得瑟”什么呀?

  我们再三琢磨这段话,原来蒯大富心中有一个“三段论”:大前提:黑手的方法总是激化矛盾;小前提:工宣队抓学生就是激化矛盾;结论:工宣队是黑手操纵的。

  那么黑手是谁呢?蒯大富一口咬定是“杨余傅的黑后台”,后来在“728召见”时,蒯大富又告状告到了毛泽东面前。

  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
  谁知道毛泽东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韩爱晶在一旁说:“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仍然说:“不可能!”

  蒯大富的推理很合理,毛泽东给出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对于毛给出的这个结果,蒯没有胆量接受了。

  事实上他当时就不相信毛主席的话,事后仍然不相信,直至7月30日,他还继续同意抓“黑手”。

  蒯大富的推理究竟错在哪里呢?原来是“大前提”出了错。因为“激化矛盾”的不仅仅是“黑手”,“红手”也常干这样的事。所以谢富治在“728召见”时插话说:“是一只大红手”;后来迟群讲:“我们后面不是黑手,是一只大红手,你揪吧!”

  于是,我们理解了蒯大富的“特别美好”是指他“特别敏感”到新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终于到来了,他要在这个新一轮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再立新功。

  那么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指谁呢?就是指“杨余傅的黑后台”;而“杨余傅的黑后台”又指谁呢?蒯大富的心中是早有结论的,那就是周恩来。

  文革中的清华两派有一种相当普遍、私下里也很流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新文革”的代表人物是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旧政府”的代表人物是周恩来。周恩来身后有旧政府中12个副总理除谢富治之外的11个副总理,还有十大元帅、十大将中绝大多数的开国元勋。而且周还有新的同盟军,在1968年的夏天,周的新同盟军中有林彪、康生与半个陈伯达。毛虽然站在江青身后,但大多数的情况下他必需装扮成不偏不倚,处于仲裁位置。

  江青自称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让她咬谁就咬谁。江青帐下的张春桥与姚文元、王关戚只是江青找来的狗,由此形成一个“四人帮”。“四人帮”其实就是一个咬人的“狗帮”。蒯这类极少数极端极左造反派自称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其实他们的地位又要比“江张姚”低一档次,只能算是“狗的狗”。他们坚定地站在江青领衔的“新文革”一边,潜意识中盼望着向“旧政府”开炮的时机。

  刘少奇被打倒后,蒯大富活学活用“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教导,认为旧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结束后,新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又产生了。就在10天前,7月18日的“清华—北航黑会”上,蒯大富还在向全国造反派兜售他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的内心深处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

  5、下午1—2点钟,午睡中韩爱晶被北航常驻红代会的代表陈良唤醒,与陈一起从北大去了清华。他们看到在清华大学西门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都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韩爱晶听到“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正声嘶力竭地喊着:‘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韩爱晶说:“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韩听到的正是727那天团派的经典广播。从中午12点多到晚上10点多,团派广播就是这个调子,这是团派“727”全部行为的注脚。

  但是韩爱晶没有指出,定这个调子一定是经蒯同意的,更没有指出这个调子的出台表明了蒯大富已经公然地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韩与蒯有大同也有小异。在“打倒刘少奇”战役中,韩并没有什么特殊功劳,所以他不会产生蒯那样“特别敏感”与“特别美好”的感觉。

三、727第一谜:为什么没有人通知蒯大富?

  清华文革中存在着许多历史之“谜”,仅“727事件”就存在不少“谜”。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有“三大谜”:

  第1谜:工宣队进校,为什么没有人通知蒯大富?
  第2谜:72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里了?
  第3谜:“杨余傅的黑后台”是指谁?

  关注第1谜的人有很多,所以有普遍性。

  首先是蒯本人。几十年来他始终耿耿于怀,喋喋不休,似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弗洛伊德情结”的中国版:“祥林嫂情结”。

  其次包括当时的清华两派的大大小小的头头与上万名普通学生与教职员工,还包括外校人韩爱晶,414曾经的二把手孙怒涛,以及几乎所有研究“清华文革”的人,如现职的清华教授唐少杰、秦晖等。

  韩、孙、唐、秦四大“高手”都在各自著作中对此作了分析、推测或猜测。他们的分析虽然都有或多或少的意义,但从一开始就缺少准确的判断,最终都因缺少有力的证据而不可能为各方信服。他们都没有预测到唯一的原因只能来自于毛泽东本人的“保密”指示。

  有的认为这件事一定是周恩来做的,只有周才有这样大的能量与能力;有的断定是迟群与谢静宜,认为只有这两个小爬虫才有取代蒯大富成为文革新标兵的野心。

  老实说,这个谜对于本书两作者从来就不存在。我们从一开始就坚信,能做这件事的只能是毛本人。

  我们虽然坚信,但也没有证据,为此与一些校友在校友网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辩论。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了谢静宜的新书《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这个谜底才算揭开了。

  谢书中有一句极为关键的话:“毛泽东又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我们将此称作为伟大领袖的“保密指示”。

  正因为有了这个“保密指示”,所以当时活跃在政坛的大大小小的风云人物才没有一个人去通知蒯大富,大到党内大佬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小到“小八答拉子”的迟群、谢静宜;亲到老婆江青;还有不大不小、不疏不亲、不尴不尬的谢富治。

  他们中大多数人之所以不“通风报信”是因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蒯大富!他算老几?他的生死存亡与我们何干?

  大多数人同时也“不敢”。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谁敢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谁敢干扰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呢?

  有的人“不敢”还要加上无奈,如江青,以及谢富治。从主观上讲,江、谢对蒯还是有点小感情的,也有利害关系,他们想通知,但不敢。

  有的人的“不敢”,刚好自已也“不愿意”。如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也包括吴德在内的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领导。他们对蒯的态度在中央高层7月25日凌晨接见广西代表团时的讲话中表达得非常明显。他们看透了蒯的本质,看穿了蒯的野心,“清华—北航黑会”使得他们更反感。毛的“保密”指示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乐观蒯大富去猖狂,去发颠、去出丑、去暴露、去自取其辱,去走向灭亡。

  有的人则可以乘机表现自己,崭露头角,如迟群、谢静宜等,他们本来就与蒯没有任何交往,没有任何交情,却有重大的利益冲突。

  至于林彪,他从一开始对蒯大富就没有好感,“414战歌事件”更加深他的反感、轻视加蔑视,他不屑于去趟这趟混水。

  但是,历史证明这件事最终是通知了的,是谢富治交待吴德通知的。谢富治为什么敢“违抗”毛泽东的“保密”指示?无非是三种可能:毛泽东改变了保密态度,私下对谢的指示;江青私下要谢向蒯打招呼;谢自己打的“擦边球”。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仍然是毛泽东对谢富治亲自下的指示。

  关于这一点,吴德在728召见时所作的插话就是有力的证明。

四、727第二谜:72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里了?

  48年来,人们并没有发现这里存在一个“谜”。

  这个“谜”是本文两作者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通过时间排序、逻辑推理,开始怀疑这里可能存在着“猫腻”。继而,有两位热心的清华校友周忠荣与樊程先后提供了那个年代的火车时刻表,经进一步时间排序,竟然发现727上午蒯大富有两个多小时的“神秘失踪”。最终,又通过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与《清华蒯大富》两书的反复比照,所以我们确认:吴德在上午9点多钟在北航找到了蒯大富,10点钟左右吴德在市革委会将工宣队进清华的决定通知了蒯大富,要他服从与配合。

  这个“谜”是具有一定爆炸性的。

  蒯大富曾有一句颇为著名的话“要讲出历史的真相其实很难”,所以我们从一开始起就没有指望他能接受。

  蒯的第一反应是揶揄:恭喜胡鹏池作出一个惊天发现,他说:48年前,蒯大富撒了个弥天大谎,不仅欺骗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而且欺骗了一万多清华精英。

  我们郑重声明,这并不是个人发现,而本书两作者的共同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蒯接着说:“胡鹏池做出以上发现的主要根据是吴德的口述回忆。”

  这也说对了。尽管我们发现蒯在727上午有两个多小时的“神秘失踪”,但如果没有吴德的这段回忆,我们也不可能想到这一点。

  应该坦率承认,吴德的这段回忆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明确注明时间。也许是他疏忽了,也许他认为没有必要。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吴德这段回忆中的每一句话都表明:这件事发生在727上午。

  正因为吴德回忆中的缺陷,给蒯大富提供了一点点否认的空间。

  但如果没有这个“缺陷”呢?蒯大富也会寻找其它理由与借口否认的。因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不仅仅是面对历史的问题,还有面对如何面对活着的战友们的问题,蒯当然不甘心给历史留下一个“谎话专家”的负面道德形象。

  (一)蒯大富陆续发表《答胡鹏池》

  胡鹏池于2016年6月下旬在微信上陆续发布了胡、但合写的《72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儿了?》后,蒯于6月27日、7月17日、7月27日分三次发微信《答胡鹏池》。后来,蒯将前两篇微信整理成文,以《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的行止去留——关于胡、但编造的“蒯大富7·27上午见了吴德”的海外奇谈》为标题发表在2016年8月15日《记忆》第164期。

  该文约1800字,其中大部分内容文不对题,甚至是废话,与想要说明的问题有关系的内容仅只300多字:

  “那天一早我和鲍长康去北京站接陈继芳,但没接到,在车站等了一会儿就走了。在路上找了一家饭馆吃了早餐,然后就一起回清华了。……我回到清华时至多10:30。已看到大批工人进清华。我从西南门进来,后到静斋。马上开了紧急会议,决议两条:(1)紧急请示中央,问清情况;(2)守住各楼,不让工人进楼。以上过程鲍长康一直在场。 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当时工人还未包围静斋,所以我得以顺利进楼。当时开会有鲍,陈育延,任传仲等。”
  “下午1:30左右,任传仲带领一伙人冲破了工人包围。我想到市革委去问问情况,就拉着段永基出静斋……如果我在上午就和吴德见过面,已了解情况,怎么会有我再冒险出去找市革委这件事呢。”

  我们原来担心的是:

  1、火车有没有晚点?(要知道文革时期的火车晚点是常有的事)有没有没接到这一列再等下一列?

  可是蒯大富明确的说“没接到,在车站等了一会儿就走了”,根本没有这一列火车晚点和再等下一列的回忆。不仅蒯没有,鲍也没有,可见这列火车基本上没有晚点,而他们也没有在火车站耽搁。

  2、有没有其它琐碎事:如汽车有没有抛锚?路上有没有塞车?有没有乘机在城里理个发或洗个澡?有没有什么人跑肚拉稀上医院?既然都没有这方面的回忆,说明这些都没有发生。

  所以,当我们一看到蒯的答复时,我们立刻感到我们的推理站住了。

  (二)胡鹏池、但燊质询蒯大富:四大点

  蒯大富《答胡鹏池》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制造了一个“回到清华至多10:30”、“肯定10:30前回静斋”的新口实,我们断定这是一则拙劣的“新谎言”。

  刑侦常识告诉我们,案件要素有三点:有没有作案时间?有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有没有作案动机。

  如果(只是如果)将此比作是一件案件的话,吴德无疑是原告,蒯大富则是被告。我们设想一下原告的主诉与被告的申辩可能是这样的:

原告吴德主诉:市革委在作出了“派工宣队于7月27日进驻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当面承诺“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说一定执行”。蒯大富回去后却出尔反尔,违背承诺,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作出了“抵抗还击”的决定,使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五个前来制止武斗,手无寸铁的工宣队员,同时打伤了731人,重伤149人。被告应对“清华727事件”中“5死、731伤”的大血案承担相应的直接责任。

  被告蒯大富申辩:我于“10:30前回静斋”,没有与原告吴德见面的时间,也不可能在原告所声称的见面现场。所以原告方所声称的事前通知及我的承诺是不能成立的。

  吴德早已经死了,但这件历史疑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

  表面上看我们是站在吴德的立场上重提旧案,实际上我们的身份始终是、仍然是当年的清华学生,如今的清华文革的研究者。研究者重提旧案的目的是搞清楚历史真相,谁有道理听谁的。

  蒯大富究竟是“中午12点多”还是“10:30前回静斋”的确是关键,涉及“嫌犯有没有作案时间”、“在不在案发现场”的重大问题。如果吴德的说法成立,那么蒯大富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空档;如果蒯大富的说法成立,那么“作案时间与地点”都不成立,本案就应该立刻撤消。

  蒯大富要想证明后者,不能仅凭48年后提供的一面之词,必须对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第一个问题:《清华蒯大富》第342页已经明确记载“中午12点多,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回到清华。”

  ⒈蒯大富可能辩护说:书是韩爱晶写的,我不负责。
  我们举出言证与物证说:蒯大富早就多次说过“史实部分,我和韩爱晶共同负责。”

  ⒉蒯大富可能辩护说:即使是共同负责,也是疏忽。
  我们答辩说:疏忽是可能的,但你们在选择这个时间点时不仅根据回忆,而且对回忆的合理性是经过思考的。

  何以见得?

  在米鹤都、张琦采写的《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中,蒯大富曾说“回到清华大学快11点了”,可是在成书晚得多的《清华蒯大富》中却将其更改为“中午12点多”。既然存在着“更改”,这就说明了有一个重新回忆、思考、选择的过程,“疏忽”的可能性就小很多了。

  第二个问题:清华校史292页明确记载“蒯大富中午12时后回校在静斋……”。

  校史成书时间远在《清华蒯大富》之前,它是根据各方面资料综合研究的成果,而且又与蒯大富自已书中陈述的时间完全一致。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根据蒯大富现在的证词改变校史的结论。作为证据,校史记载比蒯大富现在的证言权重大得多。

  对此,蒯大富只能哑言。

  第三个问题:刘丰“电话门”。

  《清华蒯大富》342页说:“十一点半钟,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三支两军办公室负责人刘丰打电话到团派总部找蒯大富。正巧蒯大富到火车站接陈继芳了,刘丰要总部其它人转告蒯大富……”刘丰打电话的时间与蒯大富回校的时间存在清晰的逻辑关系。蒯现在再三说“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接到刘丰的电话呢?

  蒯大富在《答胡鹏池》中辩护说:“刘丰也正在找蒯大富,可惜没找着。刘丰老将军90多岁了,还话着,精神很好。去年我到北京时他还请我吃东来顺涮羊肉。当时刘丰与吴德在市革委会的同一层楼办公。如果吴德正同蒯谈话,刘丰能不知道,还用到处找?”

  我们反驳说:请不要将话题扯远了。2015年刘丰请你吃涮羊肉与1968年刘丰打电话有什么关系吗?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你的辩护毫无意义,纯粹文不对题,答非所问。

  我们还要告诉蒯:“刘丰11点半打电话”这件事不仅在你自己著作中有,校史中有,而且40多年来从未有人提出过质疑。你现在编出“10:30前回静斋”的瞎话,却解释不了你为什么没有接到刘丰的电话。

  仅凭这一点,你的“新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第四个问题:在“728召见谈话”中有一段对话:

  毛主席:“……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这是召见现场毛泽东与吴德的对话,那时你已经到了现场,请问你听见了吗?如果你认为吴德是当着毛泽东的面说谎,为何当时不站出来和吴德对证。

  蒯大富也许会说:那么大的一个场面,谁敢哪?

  我们说:当康生说错话时,韩都敢当场起来顶,你怎么就不敢顶;你比韩爱晶的胆子谁更大一些?

  (三)胡鹏池、但燊质询蒯大富:四小点

  说完四大点,再说四小点。

  几乎在所有的细节方面,蒯大富全都不能自圆其说:

  1、你说“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可是与你同时回校的鲍长康却说他回来时静斋在开饭。按照常识,“12点多”包括在开饭时间内,而“10:30”距开饭时间至少还差半个小时。

  2、你说“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当时工人还未包围静斋,所以我得以顺利进楼。”可是你的书中说:“回到学校附近,看见工人队伍正浩浩荡荡往校园里开……鲍长康回忆是爬墙回的学校,蒯大富回忆说当时是在工人队伍旁边走进清华的。”所以所谓的“顺利回校”也是不成立的。

  3、你说“当时开会有鲍,陈育延,任传仲等。”可是鲍长康回忆说他没有参加会,而且还说有陈育延的日记为证。

  4、你说:“如果我在上午就和吴德见过面,已了解情况,怎么会有我再冒险出去找市革委这件事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清华蒯大富》343页,你本人已经将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正如你说的,你上楼并不是为了找吴德,而是为了找谢富治。只是因为没有找到谢,遇到了吴德的秘书才顺便找了吴德。

  而且书中的对话部分纯属你单方面的记录,所以你没有记载吴德对你“出尔反尔”行为的批评与指责。

五、727第三谜:“杨余傅的黑后台”是指谁?

  在728召见现场“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在《岁月流沙》中蒯的陈述更夸张、更肯定。他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

  由此可见,蒯大富即使是在毛泽东面前,仍然咬定工宣队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

  我们强调:毛泽东于7月24日起开始部署的“清华727行动”是造成“清华727血案”的前提条件;

  我们强调:蒯大富们对工宣队采取“抵抗还击”四个字的总方针是造成“清华727血案”的直接原因。

  我们强调:蒯大富判断“工宣队进校”是“杨余傅的黑后台背着中央搞的阴谋”;继而将主观上的“判断”上升为性质上的“界定”,再将性质上的“界定”上升为行动上“抵抗还击”的决定;

  我们强调:蒯大富的“杨余傅黑后台”并不是无稽之谈,既有“特别敏感”的政治基础,又有“特别美好”的期望值,心中实有所指,指的就是周恩来。

  48年前,这在清华园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团四两派的圈中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从1966年8月初周恩来亲自到清华开大会为蒯大富平反,到1967年5月底周恩来用一张香烟盒一般大小的“纸条子”使得蒯大富成立一派掌权的“革委会”的梦想破灭到永远,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蒯大富对周恩来的感情与态度有一个从感激→有限感激→不满→怨恨→反对的复杂演变过程。其原因固然与蒯大富自身的文革经历,以及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了江青的影响。

  在整个文革期间,真正有“篡党夺权”野心的无疑首推江青,而江青始终将周恩来视作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江青的“反周”之心路人皆知;蒯大富作为江青与中央文革的“鹰犬”(蒯自称是“马前卒”),始终死心塌地站在江青一边。可以说蒯大富就是江青的“包衣奴才”这样的一个角色,蒯大富的“反周”之心和他的主子江青同样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蒯大富所说的“杨余傅黑后台”是指谁,但这不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战略部署,所以故意没有正面回答蒯大富的“杨余傅黑后台”问题,而转化为“黑手就是我”。

(一)沈如槐的“三大奇迹”与蒯大富的“三大恶梦”

  如果要更进一步说清楚蒯大富们的“杨余傅的黑后台”是指的周恩来,需要回顾清华两派斗争的全过程,以及中央高层对清华两派的联系和影响;需要说清楚蒯大富对周恩来的认识与感情变化的复杂过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个简单方法有助于读者对此有个初步的、简单的了解。

  沈如槐书中最后部分有一段话:“530革委会被迫流产,1227陈楚三胜利返校、727工宣队开进清华,这三件事可以称为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大奇迹。每当414面对绝境的时候,清华就会出现奇迹,414总会绝处逢生。谁能说得清这是机缘巧合,还是历史必然?”这是沈作为414一把手的亲身经历与切身体会所作出的概括与总结。

  这三件大事在沈如槐看来固然是“三大奇迹”,可是在蒯大富看来呢?当然只能是“三大恶梦”。蒯同样也会想到:每当414濒临绝境,总会有一只无形的手伸出来挽救414。每每好事将成,总是横生枝节,“快要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已有一,一而再,再而三,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727那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了。冲动是魔鬼,他这一冲动,他就完蛋了。

  无论是蒯还是沈,他们全都明知这样的事实:从1966年7月29日到1968年7月27日的整整两年时间里,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亲自过问清华文革,即使后期不来了,也始终关注着清华。“三大奇迹”也好,“三大恶梦”也好,都与周恩来有“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

  (二)杨继绳、韩爱晶、蒯大富、沈如槐的评论

  著名作家,校友杨继绳在《从清华大学看文革》一文中说:“毛泽东支持蒯大富,不喜欢“四一四”。周恩来是同情“四一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两派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的。”

  蒯大富在530成立革委会破产后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他们的态度都不一样。江青、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他们是比较明显的偏向我,批评414的,周恩来就从来不对414说一句批评的话。”

  40多年后,蒯大富在书中的话是说得比较平淡的,其实表现了当年他对周恩来深深的怨恨与愤懑!尤其是“周恩来就从来不对414说一句批评的话”这句话。

  蒯大富的亲密战友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说:“周恩来在处理清华问题时,大多数情况下与毛泽东存在差异,甚至明显不一致。这种情况伴随着清华内部矛盾斗争,直至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人间。”韩爱晶的话不仅仅是一个外校人对清华文革的客观评论,也体现了蒯大富的心声。尤其是“伴随着……直至”,也算是“看透了”。

  沈如槐断言:“虽然我们无从了解周总理在工宣队进清华这一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蒯大富要抓的“黑手”肯定是指周总理,因为在当时代替中央书记处行使中央大权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里只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杨、余、傅“黑后台”的人,那就是周总理。而蒯大富一直都将周总理视为414的黑后台、二月逆流的‘黑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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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727事件(三)

              ·胡鹏池·但 燊·

◇ 五颗手榴弹,东区大血案

  “大不溜先生”在727下午5点左右,站在10号楼顶,往西北方向看到的情景如下:

  “从西边,五号楼和六号楼之间有二、三十个人手持长矛冲了过来,又传来一声爆炸声,工人象潮水一样向东大操场退去。我们几十个人从楼顶下来追击向东大操场逃跑的工宣队员,又传来两次爆炸声。”

  这段90个字的叙述中共出现了3次爆炸声。

  从工宣队死伤人数推断,可以肯定“团派武装”及混在“团派武装”中的“外地人武装”在727傍晚的东区所扔的手榴弹远远不止3、4颗,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查找出有一点情节与实据的也只有5次(包括这3次在内),所以我们只能以这五颗手榴弹为线索,一颗一颗往下排,对727傍晚的“东区大血案”进行梳理与排查。

一、五颗手榴弹,炸死三个人

  (一)第1颗,9号楼南的小马路上

  时间:下午5点半左右;
  地点:9号楼南面的小马路上;
  后果:重伤一人,轻伤多人,但没有炸死人;

  东区有八幢学生宿舍楼,分两列5、6、7、8与9、10、11、12排列,其中5、6是原女生宿舍。727时,每幢楼都有人住,有的是团派守楼人员与逍遥派混合居住,只有10号楼全都住着外地造反派。

  9号楼的地理位置特殊而重要,它是东区宿舍楼群中最东、最南的一幢楼。东南方向,与宏大的主楼后背倚角相望;正东方向,宽阔的东大操场尽收眼底;向西经8号楼前小马路连接大礼堂区;正南方向,楼的东侧有一条东区宿舍区通往主楼区的必经之路。

  9号楼是团派在东区经营较久的一个重要据点,守楼单位是团派无线电系分部的武斗队伍(9号楼原来就是无线电系男生宿舍)。分部负责人孙某并不直接指挥武斗,只是往来于总部与据点之间,上传下达;具体负责指挥的是无九的吴某,另有无0字班的邢晓光同学。

  当年的守楼者中有一位校友在多年后曾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描写的是他在9号楼守楼及逃亡途中青涩的爱情萌动,背景就是“727事件”,也描写了9号楼的状况:

  同学们陆陆续续差不多走光了,九号楼里剩下不多的二十几号人。学校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文化大革命”已经扯下了“文化”的褂子,打起“革命”的赤膊了。

  八饭厅还有饭吃,可是夜里睡觉要留点神儿。低年级的一个同学叫做邢晓光的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说要轮流值班放哨。还有一个小个子的同学叫“小广西”,曾经光条汉子跑到越南去跟美国鬼子干过仗,也跟我们在一起,大家心里才踏实一些。“小广西”的脑门上有一个半月形的伤疤,可他脸膛又不像包公那样黑,显得挺滑稽。

  工宣队围楼后照例都会先喊话,喊话内容当然不会是“缴枪不杀”那样简单,而是号召撤除工事,走出据点,类似于“大不溜先生”在10号楼听到的那样:“你们下来,就没事了。”但由于团派广播台的广播已将工宣队定性为“杨余傅的黑后台操纵的”,所以喊话一般都不起作用,在9号楼同样没有得到响应。

  9号楼与10号楼的情况大不同。10号楼住的毕竟是外地人,他们并没有修筑坚固、复杂的工事,楼口也没有坚固的路障,所以工宣队能够不太费劲地直接进入10号楼内。

  9号楼的工事则相对完备得多,楼口有坚固的路障,楼内有重叠的工事,地下还有通往八饭厅的地道,楼顶有广播用的大喇叭及一个瞭望台,东南角有一个地堡,地堡上有4个射击孔,9号楼的东山墙还有两个射击孔,正对着主楼后背与工物系馆。守楼人员不仅有长矛,而且还配备有不少手榴弹。

  工宣队的喊话没有收到效果,下午3点多后就开始发动围攻。

  这时,有一名分部委员站在北窗大声地吓唬工宣队:“这楼里埋有地雷(是骗工宣队的),你们进来发生伤亡我们不负责任。”也许围困9号楼的这支工宣队缺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又搞不清这位小头头说的是真还是假,也就始终没有对9号楼进攻。

  727下午9号楼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从某种意义讲应该归功于这位小头头。这位小头头虽说是小头头,却是大脑袋,头脑是灵光的。

  正因为9号楼没有受到直接进攻,守楼者们可以相对悠哉地看动静,哪边响声大,就往哪边看热闹。

  5点半左右,9号楼的守楼者站在南边窗户前也看到有许多工人沿着9号楼前的小马路由西向东逃,估计有成百上千人;也看到在人群的后面,沿着8号楼的方向正有一支自己的长矛队在追赶。

  这名分部委员回忆道:“后来我看到有许多工人沿9号楼南面的马路从西面向东面跑。逃命啊!后面有老团拿着长矛在追赶工人。估计有成几百上千人拼命地跑,非常壮观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这时有一个老团从9号楼南面窗子,向工人人群中扔出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立刻就在工人人群中爆炸了,我见到有4、5个工人就倒下了,后来有人拉起来两、三个工人,估计工人的腿已被炸断了,流着血,我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炸死人。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老团自制手榴弹由于工艺及材料上有缺陷,杀伤力不算大。

  (二)第2、3颗,10号楼一楼过道楼梯口,死者王松林

  时间:下午5点半左右;
  地点:10号楼一楼过道楼梯口;
  死者:王松林;
  凶手:至今不知道。

  唐金鹤书359页: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男,36岁,下午5点半左右,在学生宿舍10号楼一楼楼道内,被团派人员扔出的手榴弹炸死。

  蒯书345页:下午5点半,在10号楼一楼楼道内,王松林被团派人员扔出的手榴弹炸死。

  韩丁的书:

  一颗手榴弹飞进来,落在楼梯拐弯处。第二机床厂的工人王松林用自己的身体扑上前去,手榴弹在他身下爆炸了。他被炸得很厉害,当他用两只手支撑着起来,看有没有人受伤时,一个长矛手冲向他并刺穿了他的胸膛,他倒在血泊里。
  王松林,36岁,共产党员,是他们车间的党支部副书记。因为他的妻子就在那天要生产,所以同事们都劝他不要跟大家一起来清华。但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参加这次行动。就在他死去的几个小时后,他的孩子就诞生了。

  韩丁书中将王松林描写成黄继光、罗盛教一样的英雄,这是工宣队进校后宣传工作的需要,也符合那个年代描写英雄人物“高大全”的套路。但是“王松林被手榴弹炸死了”这个主体事实是成立的,至于其它细节是不是真实,我们无从考证,也没有考证的必要了。

  (三)第4颗,12号楼西北场地,死者潘志洪

  时间:下午6点左右;
  地点:12号楼西北场地;
  死者:潘志洪;
  凶手:赵德胜。

  唐金鹤书359页:“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男,30岁,下午6点左右,在撤退至12号楼西北面空地时,被追赶的团派人员用手榴弹炸死。”

  蒯书345页:“下午六点,撤至12号楼西北场地的工人潘志洪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韩丁的书:第三个牺牲的工人是在宿舍楼外面,当他捡起一颗进攻者扔过来的手榴弹向没人处扔去时,手榴弹脱手了,一块弹片射穿了他的眼睛。他的名字是潘志宏,30岁,是北京供电局的工人,一个有经验的干部和党员,他的小女儿在他死后的22天,8月18日出生了。

  (四)第5颗,东大操场的南端,死者张旭涛

  时间:下午6点左右;
  地点:东大操场南端;
  死者:张旭涛;
  凶手:至今不知道。

  唐金鹤书359页:北京541厂工人张旭涛,男,39岁,下午6点左右,从10号楼撤退至东大操场,被追赶的团派人员用手榴弹炸死。

  蒯书345页:“下午六点,……从10号楼撤退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工人张旭涛被追赶的团派人员用手榴弹炸死。”

  韩丁的书:愤怒、悲痛,但仍然遵守纪律的工人们冲出了10号楼。攻击者拿着长矛从楼上下来,在后面追赶他们,又刺伤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个人流血过多,送到医院就死了。这是30岁的工人张旭涛,他的81岁的寡母为了养活她的孩子做了一辈子的佣人,当她听到儿子的死讯时她哭干了眼泪。

二、凶手与嫌犯;知情人与可能知情人

  (一)往9号楼南小马路上扔手榴弹的人

  九号楼前的小马路上扔的这颗手榴弹有没有炸死人?
  我们的判断是:没有!

  这种判断只需运用简单排除法即可。

  ⒈在东区死亡的3个工人都是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的,却没有注明有哪一个是在9号楼前被炸死的?

  ⒉工宣队进校后对“命案”的清查虽然是很下功夫的。但在“727事件”中的5名死亡者最终也只找到3名对应的凶手。如果从9号楼窗户扔的手榴弹也炸死了人的话,凶手的名单里就会包括这一位,但没有。

  但是,敢于向如此密集的工人、解放军的人群里扔手榴弹,这是需要多么贼的“贼胆大”!多么黑的“黑心肠”!这位极端分子是谁?

  对此,9号楼的守楼者们大多数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说;那位大脑袋的小头头也是清楚的,他甚至说扔手榴弹的人当时就站在他身边。但是他点到为止,闪烁其辞,始终不肯说出具体的人名来。

  当年不说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保护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显得有一份“担当”与“义气”;40多年后为何还不肯说?据说是揭开“旧伤疤”仍然会感到痛。

  知情人不肯说,清华档案馆中的文革资料不开放,我们一直找不到直接记录。最近一位朋友在微信聊天中得到一些进展,说是“(无线电系)O字班姓王的同学朝几十米外的人群扔了一颗手榴弹并爆炸了。”

  (二)“王松林之死”的知情人

  我们从《魂断清华园》里并不能判断王松林究竟死在哪层楼?出自虚拟描写的需要,作者将四层楼的10号楼,写成了七层。然后描写工宣队如何一层一层往上攻,外地人如何如何一层一层退守。

  韩丁的书明确讲到王松林死在一楼楼道,还指出王松林首先是被手榴弹炸伤的,炸伤后又被长矛捅死的。

  如果根据韩丁书中的情节判断,致死王松林的直接凶手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扔手榴弹的人,另一个是捅长矛的人。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至今却并没有能查明。

  《魂断清华园》中的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上来两个带着清华井冈山红卫兵袖套的红卫兵,他们从身上摸出两颗木柄手榴弹,拉断了引信扔了下去。”“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在五楼迸发出来,五楼顿时开了锅。‘炸死人啦!炸死人啦!’”

  正如蒋南峰校友所指出的:“这是明显的为自己脱罪,嫁祸于人。两名身背手榴弹、带着袖套的老团,如何能穿过王文所说的几千工人的包围,进到楼道已被封死的十号楼?王先生自知解释不了,只好连说两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糊弄读者。”

  “王松林之死”的知情人可能是什么人?

  第一层次:那些当年进入10号楼的工宣队员们。韩丁所叙述“王松林之死”的细节正是从这一层次中的人群间接得来的。但是这个层次的人不可能了解楼上扔手榴弹的凶手是谁?

  第二层次:当年住在10号楼的外地人。其中尤其是贵州411的人,他们是有组织的,还有一个有名有姓的司令袁昌海在统一指挥着。这一层次的人群可能有四、五十人,不仅有知情人,凶手也在其中。这个人群的人是铁杆弟兄,一般情况下不会互相揭发。何况他们从728凌晨撤出清华后,很快就各奔东西、远走高飞,不久又离京回乡了。新环境对他们在清华的行为形不成社会压力,他们有条件将此事一直隐瞒下去。反正追诉期也早过了,只要心理足够坚强,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过着“幸福晚年”。

  第三层次:就是当日在10号楼的两名清华人:“大不溜先生”和颜同学。

  他们不是凶手,因为在工宣队进校后,他们虽然经过了严格的审查与追问,结果都被排除了。

  但他们可能是知情人。因为他们从中午到下午再到傍晚始终在现场,他们听到了楼内的手榴弹爆炸声,又听到了楼下“死人啦!”“死人啦!”的喊叫声。

  (三)“潘志洪之死”的凶手赵德胜

  资料披露,凶手是电机系电93班(后改为企92班)学生赵德胜。

  我们前面讲到在5号楼附近的分岔点比较多,其中⒊有一部分工宣队沿5号、12号楼的方向一直向东溃退。而赵德胜所在的长矛队正是追赶的这支工宣队。他在12号楼西北面的空地上扔出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潘志洪。

  在清华文革中,这位赵德胜同学一身兼负两条人命。

  胡鹏池曾与赵的同班同学贺先生通过电话,贺先生认为赵有一条人命之说是可靠的,另一条人命则并不太可靠。但是贺先生并没有说出有什么根据,我们当时将信将疑。现在看了韩丁的文章才觉得贺先生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韩丁书中说:潘志宏是在捡起一颗进攻者扔过来的手榴弹向没人处扔去时,手榴弹脱手了,这才炸死了他。

  虽然这个情节完全不能排除赵德胜是凶手,但罪行会小一点。

  赵的另一条人命是在1968年的7月6日,414的周家琮同学开着土坦克从焊接馆出发往动农馆送粮菜,车上坐着负责搬运的两个人。在动农馆卸完粮菜后返回马路转向东行,就在快上动农馆前的桥上时,在校卫队附近地堡内的赵德胜用穿甲弹向土坦克连发数枪,穿过车后部10毫米厚的钢板,击中了坐在司机身后的动农系汽车拖拉机试验室实验员杨树立的右后背,送医院后当日死亡。

  1973年5月,赵被正式逮捕,判无期徒刑。他在监狱里大概呆了17年,1990年前后有人曾经见过他。赵一生有三次婚姻,2002年冬,他同第三任夫人在北京超市购物时,突发心脏病离世,死时57、8岁。

  (四)“张旭涛之死”的可能知情人

  请注意:

  ⒈资料明确记载:张旭涛是从10号楼撤出的工宣队员,且是北京541厂的工人。

  而在前面“大不溜先生”与楼下工宣队有这样一段对话:

  “大不溜先生”问:你们都是哪个厂子的?
  下面的工人有的回答是二机床的,有的说是医疗器械厂,还有的说是541厂的、低压电器厂的等等。

  按说,时隔40多年了,对当时工宣队员自报的厂名是很难记忆的,可是“大不溜先生”却能准确地记得“541厂”。

  张旭涛是“541厂”的,“大不溜先生”记得攻打10号楼的就有“541厂”的;

  张旭涛是从10号楼退出去的,“大不溜先生”也是从10号楼追出去的。

  他是不是可能的知情人?

  ⒉杀害张旭涛的凶手始终没有被确定,可以推断也可能是外地人;

  ⒊10号楼的外地人是参与了追赶的,而且他们已经在10楼炸死了王松林。那么炸死张旭涛的是不是同一拨人呢?甚至或是同一个人呢?

  ⒋“大不溜先生”如是说:“和我一起追赶工人的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颗手榴弹,我朝他要,他没给我。当时如果给了我,我再扔了出去,我的人生轨迹只有天知道了。”

  后来他又说:“在东大操场向东追时,我见一个小孩,说是小孩,因为他个子不高,一米五的样子,满脸稚气,一手一个手榴弹,我朝他要,他不给,当时他真的给了我,我会不会扔出去,只有天知道了。”

  不难看出,后帖对前帖作了两点纠正:

  ⒈所谓的“一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而是一个“个子不高,一米五的样子,满脸稚气”的青年。

  ⒉所谓“手里拿着一颗手榴弹”也不是,而是“一手一个手榴弹”。

  在东大操场,这个可疑“小孩”手中的手榴弹有没有扔出去呢?他如果扔出去了,那么在那么密集的人群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有理由怀疑:“张旭涛之死”与这个“小孩”手中的两颗手榴弹是不是有联系?

  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大不溜先生”不仅对“王松林案”,而且对“张旭涛案”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三、且往深处想一想

  (一)赵德胜是如何炼成的?

  在清华文革中,一人身背两条命案的唯有赵德胜。

  赵的其人其事在唐金鹤书288页,叶志江书《走出文革》(自印版)167、179、184页都有简单记载。

  据一位参加过武斗的团派学生回忆,赵开枪打死杨树立后,曾眉飞色舞地向不少人讲述他消灭“四匪”的骄人战绩。

  一般的杀人犯一旦成为“杀人犯”后都有一种紧张、后怕、恐惧的心理。如前文提到的黑胖子在枪杀了朱育生后就产生了犯罪感,心情紧张得“吃嘛嘛不香”。黑胖子的心态是一般文革凶手的正常心态;而像赵德胜那样杀了人后还“眉飞色舞”的,就很罕见了。

  后来当工宣队清查武斗案件时,赵德胜并没有再次表现出英雄气概来,而是惶恐不安地请求同学们忘却他曾经讲过的话。

  叶志江《走出文革》167页写道:“我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当我和姚永宁在逃离重庆时,他决定‘甩’掉赵德胜。事后他对我说:‘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正因如此,也就有人分析赵德胜在文革中的疯狂表现出于“阶级报复”。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不准确的,解释“赵德胜现象”应该将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结合起来考虑:

  ⒈当时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阶级路线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愈演愈烈。凡出身不好的同学都长期承受沉重的政治压力,其中又以“被杀户子弟”最沉重。他们一方面长期承受着令人窒息的超强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却仍然要努力表现自己,追随革命,寻求自己的人生前途。他们的人生十分艰难,前途十分渺茫,有的人表现为消沉,有的人则会在政治运动中以极端革命的姿态来表现自己。

  ⒉据赵的同班同学贺先生告诉胡鹏池:赵德胜同学身高1米75以上,相貌堂堂一表,性格极其内向。

  这种内向性格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在后天的长期政治压力与生活压力下逐渐形成的。赵在1963年入学时报考的是工程物理系,工物系是造原子弹的保密系,政治条件相当高。他既然能被录取,说明也是通过了政审。大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感恩”的情绪。但是当时的阶级路线一天比一天抓得紧,所以在入学后,学校经过二次政审,又将一部分学生调配至非保密系非保密专业。具体到哪个系哪个专业则可以自己选择。赵德胜选择了电机系。这时候,“感恩”的情绪就会消失,容易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绝望的情绪又会转化为仇恨的情绪。当时全校进行这样专业调整的共有50多名,赵德胜只是其中之一。

  赵德胜在班上表现比较平常,学习成绩也一般,平时沉默寡言,与同班同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往。

  正是由于受到长期政治压力,内向的性格就会更内向。表面上沉默寡言,内心世界却波涛汹涌;一方面自暴自弃,另一方面寻求发泄的机会。这样的人在文革这样的大运动中得到了情感渲泄的机会,不仅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也拿别人的生命找刺激。

  这都是人性扭曲的表现。

  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都会有这样一种经验:即使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一旦遇到外来的强大刺激,或在长期的外部压力下,精神会一朝崩溃,变成神经病。但在确诊为“神经病”之前,其实早已经不正常了,处于“半神经”或“接近神经”的状态。

  文革中的赵德胜就是处于“半神经”或“走向神经”状态的一个人。

  阶级路线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使出身不好的人走极端,也能使出身好的人走极端。虽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各有各的不幸,但出身不好、性格内向、极端思维的人则往往是极端的不幸。

  赵德胜固然是杀人犯,阶级路线则是制造杀人犯的“杀人犯”。

  (二)为什么说“大不溜先生”吃面包的情节“碜得慌”?

  且说“大不溜先生”与外地人走出了10号楼,混在长矛队中往东往南继续追赶工宣队。他们追赶工宣队有什么收获呢?

  ⒈抓了很多俘虏。东大操场的工宣队就像季节里的红鲑鱼一样,密密麻麻。只要是只灰熊,一抓一大把。不大一会儿,“大不溜先生”与外地人一下子就抓了几十名工宣队员。

  ⒉得到很多物资。《魂断清华园》中写道:“这些逃走了的工人、解放军们在广场上丢下了印刷好的五颜六色的宣传品,数百令新闻纸,数万瓶‘北冰洋’牌汽水以及几个汽车都装不完的面包、粉肠……”

  “大不溜先生”则写道:天色昏暗了,下了一场雨,我们在七饭厅的东面休息。雨停了,两个人押着一个女工人过来,女工个头很高,有一米七吧,脸上都是血,不时喊着“毛主席万岁”,校医院的一位女医生给她包扎伤口。旁边有几十个被抓来的“俘虏”,一个个低着头不说话,问他们来清华干什么,回答说“我们受蒙蔽了”。有人抬过来一大笸罗面包给大家吃,我拿着分发给“俘虏”,旁边一位年纪大约四十多岁的女士声色俱厉地说,不给他们吃,干了坏事还想吃饭!我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对国民党兵还优待俘虏呢,大家就不说别的了。

  “大不溜先生”显然至今还在对他在七饭厅的“人性”表现很得意,但是我们读了这样的文字却感到“碜得慌”!

  这10号楼的外地人究竟有多少人?有多大的能耐?怎么能一下子抓了几十个俘虏呢?难道你们是英勇的志愿军?面对的是不堪一击的李承晚伪军,一下子就活捉了几十个俘虏;难道你们是进村扫荡的鬼子兵?面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像赶鸭子似地将几十个村民赶在了七饭厅。

  他们究竟干了什么“坏事”?难道王松林是工宣队自己炸死的?

  “大不溜先生”与外地人混在长矛队中追赶工宣队,除了抓俘虏外,你们还干了什么“好事”?

  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记载:“17时许,10、11、12号楼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并破坏停放在那里的工宣队车辆,抢走工宣队的一些食品、物资等。”

  破坏车辆,抢人食品这样的坏事是谁干的?

  得胜班师的“大不溜先生”和外地人聚集在七饭厅东面的场地上吃着“面包与粉肠”,喝着“北冰洋汽水”,这些食品是从哪里来的?不都是从工人那里抢来的吗。

  笔者当年在7号楼住了5年整,在这块场地走过几千遭。想想那天“大不溜先生”与外地人在这儿吃着从工宣队那儿抢来的面包,又以施舍者的傲慢心态扔几个面包给被俘的工宣队员吃,心中真是“碜得慌”!

  说他们吃的是“人血面包”,真是太轻描淡写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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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727事件(四)

              ·胡鹏池·但 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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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3血案”改变了历史

  工宣队从白天到深夜10点钟,虽然曾经攻下了不少团派据点,但是全都得而复失了。至傍晚“东区大血案”发生后,工宣队在与团派争斗中除了拿下了9003大楼外,其余几乎无一胜绩。而团派也除了失去9003这一据点外,其它据点全都失而复得了。

  于是9003必然成为团派的下一个目标。

一、414的战略决策:放弃9003

  (一)414的两项战略决策值得商榷

  9003大楼是“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简称“精仪系”或“机械系”)新系馆,位于中央主楼的西南方向。

  1968年5月中旬,清华两派武斗已经不可逆转。414核心层连续召开总部会议详细讨论战略布局,最终作出了建立以主楼为中心的“414根据地”的决策。

  主楼区域有当时清华傲视全国高校的最为雄伟、现代化的教学楼群,文革以来一直空空荡荡,武斗发生后更是冷冷清清,414因此得以在5月中旬迅速地和平占领。团派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老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及至明白过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四天,414的战略大本营已经初步建成。

  在清华两派武斗中,414毕竟处于劣势,领导层的一些“政策”又人为地扩大了劣势。比如“三不政策”:不得向团派的据点发动进攻;不得主动袭击团派队伍;不得把团派的人往死里打,并且特别叮嘱414战士千万不要打死团派的人。沈如槐的书中将此称之谓414的“三条禁令”沈如槐、但燊等不断地对大家讲:文革总是会结束的,杀人是要偿命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适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防御”本身就是“消极”战略,从来的“防御”一般都是“积极防御”。414坚持“防御”战略,还要加上“三不政策”,真是“消极”到家了,所以必然会在“防御”方面考虑得比较周密。

  站在414立场上看,建立“主楼根据地”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所作出的另两项重要决策却值得商榷。

  一、坚守科学馆

  科学馆位于大礼堂区,既然已经处于团派层层包围与严密封锁之中了,按形势应该果断放弃。但头头们考虑到科学馆是414的象征,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放弃科学馆无异于宣布414退出清华政治舞台,所以作出了“与科学馆共存亡”的决策。尽管随后也作了人员、物资、通讯等诸多方面的充分准备,但仍然造成了日后极其困难、被动的局面。如果没有陆续抓了6、7名团派人员作为“人质”关押,很难说团派不会纵火烧楼,甚至炮轰。事实上团派也已经纵火烧楼了;团派也已经准备了大炮与炮弹。如果没有727工宣队进入清华,科学馆内的100多名414人的生命安全很难保证不出大问题。

  二、放弃9003

  9003大楼离主楼区有400米左右,与主楼形成犄角之势。既已决定建立主楼根据地,那么占领9003就成为兵家之必要,它将使得整个“主楼根据地”更完整、更安全。

  但在研究方案时,414总部委员、精仪系负责人等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说:9003大楼里有大批精密仪器,还有全国高校唯一的恒温实验室,如果因为我们的占领遭到损坏,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414总部采纳了这个意见,果断地作出放弃占领9003的决策。

  团派总部没有这层顾虑,随即占领了9003,派遣重兵把守。

  团派占领后,不仅利用楼内的机械设备与金属材料将9003大楼建成了最大的武器制造、贮存、发散基地,并且用热武器武装守军,将9003建成了控制、封锁414主楼根据地的前哨阵地。7月18日枪杀自控系学生钱平华,727深夜枪杀工人李文元的罪恶子弹都是团派武装人员从9003射出来的。

  414是一个在文革中存心要立“牌坊”的群众组织,虽然一些重大决策既有前瞻性,也展现了人性的理性思考,但像“坚守科学馆”、“放弃9003”这两项决策很难说不流于“迂腐”。

  (二)老朋友的回答,罗征启的喟叹

  本文两作者2015年夏天在北京时曾两次与当年驻守在科学馆及其它据点的部分414人员座谈,我们每次都提出这样两个问题:

  请问大家:在那样一种困难的形势下,科学馆内的414人员有没有发生人性塌方的现象?

  请问大家:你们认为据守科学馆是不是414总部决策层的失误?

  我们的每次“请问”都遭到参加座谈的414校友们的尖锐反对。他们甚至说你们所提的问题是对他们的污辱,甚至怀疑这样的提问是居心不良。这让我们很是震憾。

  2016年4月底,胡鹏池在上海与几位老朋友聊天时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一位老朋友说:在我看来,据守科学馆的决策不仅仅不是失误,而且是414领导层最正确的决策之一。你们要好好想一想,当清华文革进行到百日武斗阶段,往日的青春激情、往日的忠诚信仰全都大为褪色,无论是在校内或校外,无论是参加武斗还是没参加武斗的,无论是414内部的鸽派“三七战团”与鹰派“东方红战团”,还是其它各种不同人群的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这时候也全都淡化了。在这个特殊时期,科学馆的存在不仅仅是414的标志,而且是414人心、道义、力量的主要凝聚点,甚至是唯一凝聚点,一切为了营救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100多名战友。正是为了这个目的,414内部几乎没有任何杂音,空前团结,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如果不是为了科学馆100多名战友生命安全,有的人就会借口母亲生病,有的人也会借口自己身体不适,任何感冒发烧都可成为离开的理由,人心早就散了,队伍早就散了,414也早就垮了。

  他又说:垮了也就垮了,清华大学将整体划入“四人帮”的势力范围,蒯大富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将发挥更大的坏作用,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将会是怎样的后果啊?

  胡鹏池思忖良久说:受教了!

  2016年5月,胡鹏池与但燊在深圳拜访罗征启,但燊提到了414内部某个人的“瑜亮情结”。罗老师说:他怎么还会有“瑜亮情结”呢?他不是早就回家了吗?要不是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414也早就垮了。

  年迈体衰的罗老师在说这话时,一双眼睛就像雾一般迷蒙,显然想起了那遥远的过去,悠悠地嘟嘟囔囔:垮了也就垮了,垮了也就垮了,哪有今天……

  (三)蒋南峰与胡鹏池的两条微博

  2016年6月,在某微信群里又涉及到如果414垮了,蒯大富一统清华后又会怎么样?

  蒋南峰说:很简单!蒯大富一统了清华,清华就将是没有迟群、谢静宜的迟谢路线,林彪仍是名义上的接班人。蒯将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大显身手。这就没有“王盆子”(指王洪文),而是“蒯盆子”。他一死,蒯至少能挣个无期。如果能万岁,将率领蒯等去赤化全球,蒯最后将在人防工事中与他的爱娃殉情而死。

  胡鹏池说:如果蒯大富一统清华,饶慰慈剩下的半拉屁股也没有了,文学宓的满嘴牙齿全拔光,罗征启重新被抓回三堡,贾春旺被罚站九天九夜(此前,他还只被罚站五天五夜),全校召开“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批斗大会,起码也得开上三次。孙怒涛之流将陪斗,最后落实政策,下放去青海芳草湖农场。“12人反党集团”的成员们,半数将疯掉,有三个人会自杀成功,作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载入史册。

二、727下午,工宣队攻下9003

  工宣队是如何攻下9003的?

  唐少杰《一叶知秋》记载:“约13时,工宣队包围该楼后,开始拆除楼外工事、障碍,并破开门障,进入楼内。团派30多名守军不得不逐一楼层拼斗,打伤10多名工人后,退至楼顶。”

  唐少杰先生的这则记载如同他的其它诸多记载一样都来自于清华档案,而其它各书又大多采自唐先生的《一叶知秋》。

  唐少杰的这则记载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团派守军打伤了10多名工人,但工宣队也抓了数量不明的团派守军,并将他们关在一楼,退至楼顶的只是一部分。

  当工宣队占领9003后,势必会撤除工事、收缴武器。但以“制止武斗,撤除工事”为目的的工宣队却不可能“自食其言”去重建工事。

三、晚9时左右,团派作战会议决定攻打9003

  (一)任传仲召开作战会决定攻打9003

  一方面,任传仲、刘才堂、崔兆喜这几位团派大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另一方面,蒯大富对任传仲“要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把工宣队赶出清华”的“会后密令”始终阴魂不散的发挥着作用;于是他们不计后果地作出“反攻9003”的决策。

  而工宣队对蒯团“红卫兵政权的残暴性”始终没有充分估计,他们派出了一部分力量守卫在通往楼顶的窗口,其余大部分人员散布在大楼内的各个房间避雨、休息,靠在墙角打盹,躺在办公桌或地板上睡觉。

  晚9时左右,任传仲在静斋一楼的一间会议室内召开作战会议,参加者有刘才堂,崔兆喜、周大卫,邢晓光,庄来佑(电8),张士杰等十几个人,其中也有不是总部委员的团派骨干参加了这次会。

  任传仲主持会议,他从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形势。

  ⒈727工人是如何组织到清华来的?
  ⒉所谓抓我们的人(即刘才堂提供的那张纸);
  ⒊军代表身上的笔记抄出好几本内容都差不多;
  ⒋联系到727前一些迹象。

  这四点分析不伦不类,但来自于内部材料。

  任传仲的结论是:清华园的这次行动一定是有黑手操纵的。

  任传仲强调了攻打9003的理由和目的:9003是团派最大的武器试制、生产、存储基地,楼内仅手榴弹存量就有数百颗,是团派“可持续武斗”的生命线。与会者还误以为9003已经成为工宣队临时指挥部,进攻9003才能达到“驱贼先驱王”的效果。9003原有30多名守楼者,处境危险,生死不明,无论如何要救出战友,防止战友被工宣队交给老四,成为老四的俘虏。

  鉴于这些理由,会议作出了“反攻并夺回9003”的决定。

  接着,与会者盘点了可用以参战的兵力,决定动员一切能动员的力量形成优势兵力攻打9003。会议还讨论了行军路线与具体战术。

  要点有:

  ⒈ 马上组织好“洋枪队”(有真枪的人)走在最前面;
  ⒉ 商定战术:不可纠缠恋战,直冲上四楼,然后逐层往下赶人,以取回大楼为目的。

  (二)蒯大富有没有与会?有不同的记忆

  有一名与会者以不肯定的口气说:我记得蒯大富也参加了这次会。

  我们对他说:晚9点至10点这个时间段,蒯大富正在市委大楼与迟群、谢静宜等谈判;或者蒯与迟、谢等人正在回清华的路上;也可能在清华园中学的一间教室里继续谈判。蒯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但他说:反正我有这个印象。

  这名团派与会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有相当了解,他既不是那种善于说谎的人,也没有说谎的理由。

  另一名团派总部委员则肯定蒯大富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却将会议地点说成是强斋。他说:“727晚9点或10点左右,在强斋二楼开了一个总部会,约有20人参加。蒯大富主持,分析了形势。蒯大富提出要马上派人攻打9003大楼,以救出被围在其中的团派人员。在场人员都是同意的,我也是同意的。以任传仲为主作了具体布暑。……会后,邢晓光带人打了9003大楼。”

  尽管存在着这两则记忆,我们不会“听风就是雨”,仍然认为蒯大富没有参加这次会。唐少杰《一叶知秋》也指出蒯并不在会议现场。

  记忆和推理同样都有可能失误。为慎重起见,我们暂作存疑处理。

四、团派武装攻打9003的过程

  多种资料载明:邢晓光同学是这次行动总指挥。

  内部资料:“邢晓光,男,无线电系0字班学生,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成员,清华东区武斗队头头之一。1968年‘7·27’袭击工宣队进驻的9003大楼,邢任总指挥,造成两死一伤的严重后果。……”

  工物系9字班的顾跃文同学原住1号楼,6月份工物系团派大部队调防到“乙所”。

  727晚10点左右,顾跃文和他的战友们,工物系和电机系100多人集结在“乙所”前接受总部的一项紧急任务:夺回“9003”。

  指战员在战前动员中分析了形势,强调“9003”对团派的重要意义,指出团派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指战员:现在我们还有30多名战友被困9003,有的被抓,有的被工宣队赶在楼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大家说我们能坐视不管吗?
  在没有月光的雨夜里,大家举起手中的长矛呐喊:不能!不能!
  路灯映照着黑夜中的一小片场子,雨丝亮晶晶,长矛明晃晃!
  指战员:重新夺回我们的9003,大家有没有信心?
  在没有月光的雨夜里,大家举起手中的长矛呐喊:有!有!
  指战员:将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工宣队赶出清华去,有没有信心?
  在没有月光的雨夜里,大家举起手中的长矛呐喊:有!有!
  年青的顾跃文同学的血也是热的,他也被搞得“热血沸腾”了。他说:“为了救人,更要防‘黑手’把它交给老四,当夜一定要将其夺回。我‘义无反顾’参加了这一回武斗。”

  这100多人的长矛队从乙所出发,沿清华附小的旁的林间小道到达9003,这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长矛队到达9003的时间大约是10点多。

  “当夜月黑风高,清华园里清寂无声,百多人扛着长矛,悄无声息,沿通往清华附小的林间小道,婉延蛇行,来到“9003”前五十米的铁丝网下。“9003”在东区校园以外,四周围有铁丝网,楼前五十米开阔地带停着工宣队几十辆车,楼前的大台阶直达二楼,总共楼高四层。当时商定战术,不可纠缠恋战,直冲上四楼,然后逐层往下赶人,以取回大楼为目的。一声令下,形如脱兔,猛扑过去。”

  姑苏才俊顾跃文同学的文采很好,他的描述让人耳边响起《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飞行军……我们都是神枪手……”

  团派武装不费力就攻上了四楼。顾描述道:“发现来袭,楼前几十台车突然大灯齐明,如同白昼,直晃人眼。顷刻间人已冲上台阶,那情景与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进攻冬宫无异。一二回合把零星的抵挡者逼回一边,没几分钟就上了四楼。”

  进攻部队冲上四楼,楼顶上的战士顺势下楼,战友们胜利会师了,兴奋之情不可莫名。他们顾不上拥抱,顾不上庆祝,首要的任务是清楼。

五、“9003血案”是怎样酿成的?

  顾跃文接着描述了“清楼”的情况:发现各室一片漆黑,悄然无声,室门紧闭。撞开房门,骇然发现每室都有一、二十人聚成一团。我们高喊“请大家出来!出去就不会伤害你们。”于是,屋里的人成群手挽手簇拥着走了出来,有的还高唱“国际歌”,作大义凛然状。

  唐少杰《一叶知秋》中写道:“待深夜团派的60余人增援队伍赶来时,迅速冲下,用长矛刺死在三楼一房间里休息的韩忠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打伤许多工人。”

  被加强了兵力的团派守楼者一部分人端着长矛守在楼前,另一部分人在楼门口赶紧重筑工事。

  从楼内撤下来的工宣队及原在楼外的数千人队伍又在楼外重新包围了大楼。

  工宣队的外围还有外围,那就是团派的武斗队伍。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数形成反包围,只能在树林里和玉米地里偷窥着。

  在9003楼顶上,或在大楼里某几个窗口,或在树林或玉米地里偷窥的团派队伍里都有可能隐藏着枪手,正伺机进行偷袭与冷射。

  约23时20分,枪手开了枪。枪声响起,一名在玉米地边上站岗的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应声倒地,一粒子弹射中了他的胃部的动脉,当他被抬到海淀医院时,已经来不及抢救了。李文元也是36岁,共产党员,民兵,橡胶厂的模范工人。

  枪声响了不止一次,另外还打伤了两个工人。“一死两伤”,全都有名有姓。

  枪声再次震惊了那些工宣队领导,他们想不到团派在晚上开枪了。黑暗中,既不知枪手在何方?也不知有多少枪?枪一响,人倒地,非死即伤。枪手在暗处,工人在明处,包围9003的数千工人在路灯下成了任人宰杀的目标,这太恐怖了!

  工宣队不敢再蛮攻,团派也没有再开枪。在没有月光的苍茫夜色中,9003大楼的攻守之势维持了暂时的平衡。

  后经查明,用长矛捅死韩忠现的凶手是冶金系0字班学生廖光黔。据他的同班同学说,后来在清队运动中,廖同学一开始不承认有这事,但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隐藏得了。

  后经查明,开枪打死李文元的是精仪系学生孙镇井。被枪击受重伤的是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邓广志、刘孝林,资料显示凶手也是孙同学。

  1973年5月,廖光黔与孙镇井同时被判刑15年。

  顾跃文在叙述“9003事件”的文章中只字未提“韩忠现之死”与“李文元之死”,就像“大不溜先生”叙述“10号楼事件”时也只字未提“王松林之死”一样。顾同学说他当时不知情,事后也不知道,直至他看到我们的网文后才第一次知道在9003“死了两个人”。

  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而且我们也相信。

  但是“大不溜先生”的叙述则不可信。两则现象相同,但区别很大。

  顾同学回忆了当年既是感慨、又是兴奋的心情:“总觉得是在看电影,其实人生不就如一场电影,如梦如幻如光如影吗?不到一小时,夺回大楼,与被抓的同学相逢,兴奋之情不可名状。发现工宣队留下成箱的面包,点心,水果,香烟,够吃上一星期的,连夜构建工事,把楼梯都用家具堵死。就在那晚我试着抽了第一支烟。”

  可见,文革在制造“血案”的同时还制造了“烟民”,笔者抽的第一支烟也是在文革中。所不同的是,顾同学是在武斗现场,而笔者是在几个月后的学习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需领导一切》的学习班里。学习班前后有两、三个月,嘛事也没有,嘛事也不干,整天就是学姚胖子的这篇“狗屁洋文”。笔者一边发牢骚“越学越糊涂”,一边就向身边同学要了一支“恒大牌”香烟叼在嘴上了。

六、为什么说“9003血案”改变了历史?

  7月28日凌晨1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刚刚发生的流血惨案,毛泽东听后惊讶至极,大为恼怒,脱口而出道:“造反派,真的反了?!”

  紧接着就发生了没有前例的大规模的“728召见”。

  对此,我们要问几个为什么?

  ⒈ 一般情况下,周恩来都不会在毛已经入睡时去打扰毛,因为毛主席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毛主席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这里的“我们”可用“全中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置换。可是在728凌晨1点半钟左右,周却让毛的身边人叫醒刚刚睡下了的毛起来接电话,这是为什么?

  ⒉ 毛泽东的睡眠情况一贯不是很好,需要吃点安眠药,所以一旦睡下了也就睡下了,一般不会中途罢睡,披衣而起去开什么会;毛一生经历无数大事情,算无遗策,策无虚发,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大事情能让他感到不安,也没有什么大事情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可是当周的电话打来的时候,他只略略地听了几句汇报,竟然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

  擅于“四两拨千斤”,擅于“无影剑法”的周恩来究竟说了什么话,竟让“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伟大领袖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应呢?

  (一)周恩来为什么子夜后还要叫醒毛泽东?

  显然,起因是“9003血案”发生后,工宣队在午夜向周恩来汇报了清华发生的新情况,请示怎么办?工宣队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要求(或称“新想法”)。

  1、这个“新情况”是什么?

  ⒈ 继傍晚“东区大血案”打死3个人、打伤数百名后,深夜又发生了“9003血案”,又打死了2个人,打伤很多人。
  ⒉ 与白天不同的是,团派武装竟在深夜开了枪。开枪不开枪,性质大不同,后果也大不同。这是常识。
  ⒊ “东区大血案”发生时,工宣队与团派毕竟还没有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可是在晚上10点45分签订了“协议”,而且公开广播了,“协议”墨迹未干、广播员话音未落,就又发生了“9003血案”,难道蒯大富真的造反了?
  ⒋ 团派重新占领9003大楼,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工事,楼顶架着望远镜,楼角架起土炮,窗口放着燃烧瓶、手榴弹、暖气片,将这个重要的武斗据点搞得“众志成城、固若金汤”。虽然仍然有数千名工宣队围困了该大楼,但手无寸铁,打又不能打,撤又不能撤。

  2、这个“新要求”是什么?

  ⒈ 团派武装打死打伤了这么多工人,工宣队处于群情激愤中,人人义愤填膺,个个摩拳擦掌,大家一致要求突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界限;突破“手无寸铁”的界限,也要拿起长矛,以更坚决的决心、更严厉的手段制止武斗,严惩凶手,与“蒯匪”来一场“血战”。这时候的工宣队将“团派”叫做“蒯匪”了。

  工宣队请示周总理:行不行?只等中央给句话。

  ⒉ 事实证明靠手无寸铁的“人海战术”已经不能迅速有效地制止武斗了,靠铁棍、长矛也胜负难料,代价太大,工宣队要求直接从卫戍区调动解放军,武力剿灭蒯大富。

  工宣队请示周总理:行不行?只等中央给句话。

  ⒊ 工宣队进校一整天了,不仅伤亡惨重,也疲惫不堪,完全得不到休息,许多人衣服都湿透了,也没有吃饭,在哪里吃饭?在哪里过夜?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是暂时离开清华呢,还是坚持下去连续作战?

  工宣队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请中央给指示。

  饶是像周恩来这样经验丰富、阅人无数、炉火纯青的政治家,也想像不到蒯大富居然丧心病狂到这等程度。所以这些新情况是周没有想到的;工宣队提出的这些新要求也是周无法同意与批准的。

  周必须请示毛。而且事在千钧一发,不立刻请示还不行。如果不请示就作某种决定,周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如果等到毛睡醒了再请示,只怕黄花菜都凉了,谁能预料到在这个没有月光的黑夜,蒯大富还会做出什么血腥的事情来?周恩来与蒯大富打交道两年了,蒯是周亲自为他平反的,可是自从蒯攀上了江青的“高枝”后,就“基因突变”坏了良心。对于这样一个蒯,他还有什么事是不敢做的呢?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一反常态地在子夜后叫醒了毛泽东。

  (二)周恩来说了什么,毛泽东有如此反应?

  清华发生的这么多的新情况,工宣队这么多的新要求,周恩来在电话里不可能一下子说得清。可以推测在电话这一头周恩来一开头只说了短短的几句话,就将电话的那一头毛泽东的心缭到嗓子眼。

  那么周说了那几句话呢?周只需说:主席,刚刚接到小谢汇报,清华那边蒯大富动枪了,又打死了两个工宣队员。

  只需这两句,就将毛泽东的火点着了。毛睡意全消,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

  然后,周才在电话里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清华发生的新情况,汇报了工宣队的新要求。周最后说:主席:工宣队要求卫戍区派部队去解决问题,你看行不行?

  这时的毛才冷静了下来说:这样吧,还是先开一个会,将蒯大富这个小王八羔子叫来,问问他究竟想干什么?你将在京的中央领导全叫来一块儿听听。

  (三)为什么说“9003血案”改变了历史?

  按照“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的思路一路写下来,写到这里,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就突兀地显现在笔下,也同时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9003血案”改变了短期的历史!

  虽然毛泽东在睡前已经知道蒯大富在下午打死了2至3名工宣队员,也知道伤了数百名工人,但他仍然没有往心里去,他那大海般的胸怀容纳得了如此的惨案。他并不认为形势有多么严重,以为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既没有估计到蒯大富会如此之愚蠢,更没有估计到蒯大富会如此之凶残,他对蒯大富仍然寄于希望;所以毛泽东还是睡了。他在睡前也没有吩咐工作人员有事叫醒他,这说明他完全没有半夜三更再爬起来开会的打算,一丝这样的打算也没有。

  正因为发生了“9003血案”震惊了毛泽东,他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这才有了“728召见”。

  在“728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说:“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仅仅只是说“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没有说他们是犯罪。再后来就再也没有谈死伤多少人的事了。这说明他的心里确实也并不在乎死了几个人,伤了多少人,他在乎的是蒯大富居然开了枪,而且撕毁了刚签订的协议,继续不罢不休地打死了工人。

  他当然很失望,失望的是蒯大富如此蠢,搭了梯子让他下台阶,蒯大富蠢得不领会,丝毫不配合。

  他于是真的担心了,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公开亮明态度,蒯大富还会继续行凶杀人。

  蒯大富下场会怎样?并不是他担心的事,无非是“挥泪斩马谡”。

  马谡本来就该斩,关键是算无遗策的诸葛亮自己丢了面子,在工宣队面前、在全国人民面前无法交待了。所以才有了“728召见”。

  可见召见的直接原因是“9003血案”引起的。如果仅凭傍晚的“东区大血案”而没有“9003血案”,那就肯定不会有“728召见”了。

  当然,没有“728召见”也会有“729”、或者“730”的召见,甚至会拖后至8月份的某一天。总之,那是以后一个不确定的日期了。谁能说得清换了日期的“召见”会是什么内容与什么形式呢?

  所以,我们这才说:“9003血案”改变了短期的历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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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03-01

清华大学727事件(五)

              ·胡鹏池·但 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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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谈话”中的“毛泽东之问”

一、“728谈话”中的明显失误

  毛泽东说:“……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在“728谈话”中,毛只有这一处提到了“727事件”中的伤亡情况,而且所引用的数字也不准确。更令后世诟病的是三位最高领导人竟极为罕见地运用“彪式语言”,在庙堂之上联袂演出了一段“最小最小最大最大”的“三人转”。

  在蒯到会后,毛还有一处提到工宣队:“工人是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打伤工人。”

  从韩爱晶的文本看,在“728召见”中,毛及中央高层中没有一个人对死难工人表示哀悼,也没有对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及其家属表示关心与抚慰。相反却吩咐:“蒯大富你没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

  对比强烈,反差太大。这是“728谈话”中的明显失误,当然不仅仅是“失误”。

  在728当天及接下来的日子里,工宣队员们自发地、本能地表达了不满。他们说:“打死人的蒯大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死了人的工宣队却没有受到毛主席接见。”工人们纷纷提出质问:“工人阶级到清华制止武斗到底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工人们不仅用语言表达不满,也用行动表达愤怒。他们将怨气与怒气发泄到团派群众身上。在28日及其后几天,工人们看见老团就打,只要是从楼里出来的学生,工人们就将其围住,问是老团还是老四?是老团就揍一顿。有时揍完了才知道是老四,只好说声“对不起”或“误会了”。这样的例子发生过很多起。韩爱晶说:“要不是靠毛泽东的威望维持着,那些工人真会把蒯大富等人打成肉饼。”

  毛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失误”,他当时与“五活宝”们谈得颇兴奋,召见结束前又回答了韩爱晶提出的“怪问题”,感觉不错,兴致很高。临走时只是重新走回来吩咐“不要反过来又整蒯大富”,但他似乎忘了工宣队死人的这档子事了,所以没有吩咐什么部门、什么人去负责处理死伤工人们的善后事宜。

  过了几天,最早也许就在当天下午,最晚是在7月31日下午,他意识到了这个失误。这个发现有可能是看工宣队“简报”引起的。

  他看到关于工人们不满情绪的报导,包括那些“怪话与牢骚”;他还看到关于“9003三条大标语”的报导,意识到又是蒯大富手下的那帮“混小子”在歪曲、利用他的“召见”为自己涂脂抹粉、开脱罪责;意识到自己的谈话中缺少了对工人安抚的内容。于是他在7月31日对刚从清华回来的谢静宜说“看来我是要接见了,我是要接见工、农宣传队,接见他们的代表”,接着又于8月5日向工宣队送芒果。

  毛的这些言语与行动,是对工宣队迟到的抚慰,虽然是政治作秀,但也算是纠正失误的具体表现吧!他这样的伟大领袖怎么可能用明确的语言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呢?他只是“送芒果”!现在的芒果满大街都是,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连芒果的名字也没听说过。无知、愚昧与好奇造成了好长一段时间对芒果的拜物闹剧。芒果送到了,意思也到了。工人们的情绪呢?除了死难者的家属之外,则是“给点芒果就灿烂”了。

二、“728谈话”中的“毛泽东之问”

  (一)包含“毛泽东之问”的四段话

  在“728”清晨七点多蒯到场后,毛对蒯反复说了四段话:

  ⒈“你们想想,几万人去(清华),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

  ⒉“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少天,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⒊“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⒋“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如此密集的四段话表达了他对蒯深深的失望、遗憾与不理解:蒯大富啊蒯大富,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怎么能这样?你这个小王八羔子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原因?什么动机?什么目的?

  我们将这一系列疑问称之为:“毛泽东之问”。

  对于这样的“毛泽东之问”,在414那里是不存在的。正如高晋占同学所说:414即使用脚思考,也会欢迎工宣队。

  对于这样的“毛泽东之问”,在蒯团那里也不存在。他们既不用脚思考也不用脑思考,他们根本就不思考,而是本能地、惯性地反抗工宣队。

  对于这样的“毛泽东之问”,在工宣队那里是不是存在呢?在“727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工宣队也没有估计到“414反而欢迎工宣队,团派反而反对工宣队”,但是在经历了“727”的血与火,他们亲身感受了414的理性与人性,亲身领教了蒯大富的残暴与匪性,大多数工人与军人已经不存在这样的疑问了。

  对于这样的“毛泽东之问”,只有在毛泽东那里才存在。因为他的极左路线,因为他的官僚主义,因为他的严重脱离实际,因为他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过清华两派,所以他原先的预测与计划落空了。

  有的校友说他脉是号对了,方子开错了。其实是脉也没有号得对,方子也是开错了。播下去的是龙种,长出来的是跳蚤。他能不失望吗?

  “毛泽东之问”的核心是:大家都没有通知,为什么我不喜欢的414反而欢迎工宣队?而我一向看好的蒯大富却反而用武力对抗工宣队?

  由此联想到:蒯大富真蠢!井冈山很蠢!你为什么怎么这样蠢?是偶尔这样蠢,还是一向这样蠢?

  由此联想到:414究竟是个什么组织?沈如槐究竟是个什么人?我原以为他们可能不会欢迎工宣队,为什么欢迎的反而是他们?

  沈如槐究竟是个什么人?其实,毛泽东的心中是有数的。

  414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沈如槐的出身找不出什么毛病。贫农、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在那个动辄讲阶级、讲成份的年代,沈如槐的政治身份比非党员的蒯大富过硬。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早就掌握了,江青、中央文革也是掌握的,毛泽东同样也是掌握的。

  所以,毛每次提到蒯大富当校长,都必定会提到沈如槐当副校长;
  所以,毛每次批判414的理论家周泉缨,却从来没有批判过414的一把手沈如槐;
  所以,毛每次提出北大井冈山后面坏人多,却不提414的坏人多。

  即使是在1968年4、5月份后,当蒯大富们将沈如槐划入《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一勺烩,声讨“沈-罗反革命集团”的大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刊登“沈-罗反革命集团”材料的“井冈山”报出了一期又一期,用“逼供信”得来文字材料与录音材料上报了一次又一次,毛泽东当然早就看过的,但始终不为所惑,不予理睬,站稳了基本立场。

  (二)沈如槐认为是工宣队解答了“毛泽东之问”

  由于“728谈话”并没有在群众中完整传达,所以当年的清华广大师生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毛泽东之问”,但大家都是有感觉的。

  团派弟兄们感到,虽然团派在727闯了大祸、犯了大错,但毛主席仍然支持我们这些老团儿,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414弟兄们感到,虽然我们在727的表现如此之好也没多大用,毛主席仍然不支持我们,天大地大没有一块地方是讲理的!

  团派的感觉很快消失了,毛主席派来的工宣队表面上“一碗水端平”,实际上再也端不平这一碗水,他们在感情上再也接受不了蒯大富;

  四派的感觉也不好,因为毛主席从来没有对414说过一句中听的话。“让四一四欢迎工人”,这叫什么话?一个“让”字,两个“反而”,这几个汉字力透纸背,让人寒彻心肺!

  几十年来,沈如槐除2004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外还另有两篇著述:一篇是2006年12月发表的《史实与断语》,另一篇是2007年4月发表的《回忆与思考》,后者与陈楚三合撰,借“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对“四一四思潮”作了系统的回忆、整理与反思。

  在《史实与断语》一文中,沈如槐说:

  请听毛主席7月28日是怎么说的吧:“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做?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
  “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
  “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再请听谢富治8月2日是怎么说的吧:“现在工人都说414好,团派不好。因为他们414没打工人,缴枪快,没抓工农宣传队的黑手。”

  沈如槐接着说:“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是为了向人们说明:团派和414在1968年7月27日那一天截然不同的表现实在是“出人所料”,出乎工宣队的组织者指挥者之所料,出乎中央文革之所料,特别是大大出乎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料。”

  沈如槐结论道:“正是这个‘出人所料’才使得工宣队对清华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有了符合实际的认识,并在毛主席认为414是‘右倾保守组织’的情况下,改变了毛主席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并最终促使毛主席抛弃蒯大富、抛弃五大领袖。”

  “这是解读清华文化革命727之后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也是解读红卫兵运动终结的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

  请注意:沈如槐在这里用了四个“出人所料”。我们也正是由此得到启发,提出在“728谈话”中存在着一个“毛泽东之问”。

  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达方式。

三、工宣队如何解答“毛泽东之问”?

  (一)有没有工宣队的调查研究?

  沈如槐认为正是这四个“出人意料”导致工宣队对清华两派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将结果陆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促使了毛泽东对蒯大富所代表的这类极少数极端极左造反派从认识上到感情上发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变化。

  那么,工宣队进校后究竟有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呢?

  初看起来似乎不可能有。工宣队进校时间仓促,还没有站稳脚跟,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之类的事情刚开始,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哪有时间做所谓的调查研究呢?

  但是,从广义上理解,这样的调查研究不仅是有的,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中。所谓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指工宣队工作进展的日常汇报,以及日常所见所闻的整理、归类、据实汇报。这就是谢静宜的回忆中所提到的:“之后,宣传队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放出被造反派关在生物馆里的大批所谓‘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等等人物。”

  其实,工宣队的调查研究难度并不大,蒯大富一伙的罪错朗若白日,俯拾皆是,实在早已经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工宣队一边处理着日常工作,一边随时随地做着这样的调查研究,材料层出不穷。

  (二)工宣队的汇报内容:三大类

  “727”前,毛泽东对清华文革的了解是多渠道的:中央文革的汇报、江青的耳边风,团派《井冈山》报及两派的小报、简报,市委、市革委、卫戍区的汇报等等。虽然多渠道,但主要是为蒯大富说好话的。

  “727”前后,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对蒯大富都已经极其反感,江青也不敢瞎掺乎,团派原有的汇报渠道无形之中就被掐断了,只有来自工宣队的汇报才是最畅通的,也是毛泽东最关切的。

  毛泽东对清华的信息来源突然由多渠道变成了单渠道。

  工宣队的汇报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大量的密集的简报;二是小谢的电话汇报与当面汇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小谢的当面汇报。小谢的每次当面汇报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前面提到的7月31日小谢向毛泽东的告谢富治的状,一告一个准。

  工宣队的汇报内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一、“727事件”中的蒯大富们如何“抵抗、还击”工宣队?
  二、“728谈话”后的蒯大富们如何对毛泽东指示阳奉阴违?
  三、蒯大富们在清华制造的冤案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法西斯暴行。

  第一类:727中蒯大富们如何对抗工宣队?

  其中必然包括:蒯大富是如何将工宣队定性为“杨余傅的黑后台操纵”的;727中午回校后召开的临时总部会上的两点决定;在与工宣队谈判中的表现及谈判后的出尔反尔;727的几起严重血案:“东区大血案”与“9003血案”;整个727的死伤人数统计。

  其中还可能包括团派主要头头在“727事件”中的具体表现及细节:鲍长康如何冒充解放军;刘才堂如何对空鸣枪、拒绝谈判;任传仲如何一人剌伤七名工宣队员等;外地造反派在“727事件”中的作用。

  我们虽然没有看当年工宣队的“简报”,所以不知道具体内容,但从后来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端倪。

  例如,作为工宣队指挥者之一的迟群不久后是这样讲述“727”的:

  (宣传队)进去以后,我们有个指挥部,找他们两派来谈判。告诉他们,我们工人同志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是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来的,现在找你们两派来谈判。当时他们不谈。开始他们拖延时间,并且造谣说,你们都是受蒙蔽的,你们的后台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杨、余、傅,你们在受一只大黑手操纵着。他们要揪黑手。后来,我们就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后面不是黑手,是一只大红手,你揪吧!(笔者注:“大红手”的说法已经非常明确的透露了这次行动是毛主席支持的)但是他们造谣还是要造的,后来造谣也不起作用了。工人队伍一直往里走,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停止武斗,交出武器,拆除工事,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他们不听,有少数人还是煽动,在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下,污蔑谩骂工人,说你们都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你们是牛鬼蛇神。他们还搞了电网,搞了带刺的铁丝网,上面挂上牌,写上“电网,小心触电”等字样。(笔者注:西校门进来的大路上,电厂及许多据点的门口都有这样的电网与铁丝网)后来他们向工人扔石头,动用长矛、匕首,刺伤了工人。他们把工人抓到屋里去打,工人手里只有两样东西,一件是毛主席像,一件是毛主席语录,别的什么也没有。他们对工人、解放军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把解放军的帽徽、领章撕下来,(笔者注:在明斋、静斋、土建基地都发生了撕解放军帽徽、领章的事。)把工人打伤。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同志也没有还手,还是继续热情宣传。后来,他们向工人队伍开枪,扔手榴弹。有的工人进楼后,他们向楼里扔手榴弹(笔者注:这就是指的十号楼与明斋),所以当时工人是付出了代价的,工人同志和军队同志是有伤亡的。但是工人、解放军坚定不移,牺牲的同志手里还紧紧握着毛主席语录。受了伤的同志流血不止,还是不走,继续在那里宣传。他们说,不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不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坚决不走。当时,天下着大雨,他们来的时候都未带雨衣,就淋在雨里。有的同志来的时候很仓促,小孩子锁在家里,天晚了还未喂奶,他们也不回去。他们说:这些人这样不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不能走,一定要把“七·三”“七·二四”《布告》宣传落实好。几万人就坚持在那里。那时,连续下了几天大雨,三万多人一直没有撤退、没有动摇,就是在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读着毛主席语录,向红卫兵小将、向学生们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

  一小撮阶级敌人,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挑动,妄图挑起武斗。当时我们对这种形势做了充分的估计,做充分的准备,(笔者注:这是迟群吹牛皮。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充分估计,也没有充分准备)规定了几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气,不动手。即使到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工人同志用武力还击他们。(笔者注:这是夸大。工人也不是吃素的。不能说是“没有一个工人”,只能说是“绝大多数工人”。也不能说没有武器就是不用武力,拳打脚踢也是武力。到了下午,少数工人手中也有从学生手中夺过来的长矛,但没有枪和手榴弹。)

  ……

  当时他们造谣污蔑,耍两面派,7月27日晚达成协议,停止武斗,让工人同志进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当面说的很好,达成协议以后,工人宣传队广播了,他们回去不广播,搞两面派,给工人宣传队造成很大困难。就是这样也没有难倒工人阶级。

  当我们举出这段资料,有人会责问:迟群的话你们也信?

  对于“四人帮”小爪牙的迟群的言论,哪些话可信,哪些话不可信?必须要有清晰的判断。迟群是坏人,但不等于他的话完全不可信。这段话中虽有夸大、隐匿的成分,但其基本内容是可信的。

  第二类:728后蒯大富们如何歪曲毛泽东谈话?

  1、坚持“接见”的说法

  在“728谈话”过程中,并没有明确是“召见”还是“接见”。在“五活宝”整理的材料中仍然写的是“接见”。工宣队员获悉后说“打死人的蒯大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死了人的工宣队却没有受到毛主席接见”,工宣队员的牢骚与不满引起了上面的重视。728下午,丁国钰分别给“五活宝”打电话说:“你们整理的稿子原来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改成召见,好不好?”五活宝们当然只能说:“好。”

  对于这“一字之改”的意义,“五活宝”们都是心知肚明的。韩爱晶说:“我明白,我们是受毛主席批评的,并不是光荣地被接见。”

  但是,蒯大富在传达中忽略了这一点,仍然用“接见”的说法。直至7月31日出版的《井冈山》报154期头版标题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无限关怀红卫兵小将,亲切接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同志》。文中说:“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接见中,毛主席询问了‘七二七’事件的经过,并对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对我们清华井冈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鞭策。”同期《井冈山》报《伟大的战略部署》的社论中说:“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英雄的红卫兵代表,……这是红卫兵的最盛大的节日。”

  当工宣队在9003大楼劝告团派武装放下武器、撤出据点时,他们居然说:“毛主席接见蒯大富的时候已经批评你们了,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当工人说是毛主席不是“接见”而是“召见”时,守楼者们说:“完全不对,毛主席是接见了蒯大富。”

  2、歪曲、拼凑毛主席讲话

  蒯大富在传达“728谈话”时这样说:“十万工人进清华,414高兴,团派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但是召见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话,是蒯用了毛的几句话加上自己的话拼凑而成。这样的传达会造成错觉,毛对自己派出的工宣队是不满的,毛的立场是站在团派一边。

  3、毛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蒯却放任9003坚持守楼。

  毛泽东在“728谈话”中再三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这一点表达得很清楚,谁都能理解。但是在728后,9003的蒯团武装继续加强工事,将9003的防御工事搞得固若金汤。

  4、毛不让揪黑手,蒯却继续同意揪黑手。

  毛主席说:“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毛泽东关于“黑手”的表态是极为明确的。可是直至7月30日晚上,在蒯大富于北航主持召开了团派的“流亡政府”会议上,有人利令智昏的提出“继续抓黑手”,蒯居然也利令智昏的同意“继续抓黑手”。

  5、毛主席说要“斗批改”,蒯大富们却要斗“沈—罗反革命集团及其黑后台”

  在“728讲话”后,蒯大富们表面上不得不表态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了。在《伟大的战略部署》的社论中说“现在我们就是要立即停止武斗,要大搞斗批改。”可是怎样“大搞斗批改”呢?社论接着说:

  “特别是要斗倒刘邓陶的反革命地下复仇军,例如在反动派414中隐藏的沈—罗反革命集团及其黑后台,就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危险的敌人。不打倒这种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刘邓的代理人就会重新上台,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那是多名严重的情景啊!”

  蒯大富们实际上就是将清华文革引向新的两派斗争。

  第三类:蒯大富们所犯下了的法西斯罪行

  其中必然包括:蒋刘反党集团、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十二人反党集团三大冤案。团派一共设立了多少专案组?非法拘捕了多少人?专案组规模有多大?组织机构如何?如何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后果如何?死了多少人?伤残多少人?刘冰、吕应中、罗征启、饶慰慈、文学宓、贾春旺、楼叙真、张琴心、黄安妮、谢引麟等人的遭遇,刘承娴之死、罗征敷之死等典型案例;学校党委委员、著名的年轻的核物理学家吕应中是如何被逼打成招,居然作出“炸毁200号”的伪供,文学宓、贾春旺如何被拔牙?饶慰慈如何只剩下半拉屁股?刘承娴如何遭受人格污辱?被迫自杀?哪些人自杀了?哪些人自杀未遂?尤其还包括“727”后团派如何继续搞逼供信?包括这些“案犯”走出“集中营”时瘦骨嶙峋、伤痕累累、神情麻木的状况。

  我们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虽然是主张阶级斗争的,但他也是一贯反对“逼供信”的,也是一贯反对“虐待俘虏”的,一贯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关”的。当载着一桩桩、一件件蒯团血腥罪行的简报飞往毛泽东的书案,铁石心肠的人儿也不可能不动心,毛泽东也不可能不动心,不可能不发怒。不过,他一时半时真是说不出口啊!

  迟群在同一讲话中对团派专案组的“逼供信”做了这样的讲述:过去有一派组织,为了把对方搞垮,从对方抓来人以后,搞了一套恶毒的东西,叫他去念,给他录上音。实际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不讲,不念就打。把木头棒子上钉上钉子打。现在我们要回来一个人,只有半个屁股,那半个屁股被打没了。再一个是罚站,罚站5天5夜,把大腿站的上下一般粗。有的用拔牙齿的刑罚,不讲就拔牙齿,拔掉。有的把人给打死,这是犯罪。用这种办法搞的一些人,工宣队进校后,没有一个不翻案的。有的人痛哭流涕说,我当时屈服了,按照他们的要求办了。如果在敌人的法庭上我有办法,顶得住,但是在学生面前我屈服了。

  迟群的这段话也是可信的,可惜的是太简略了。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毛对清华发生的大量“逼供信”的直接表态,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对聂元梓的表态中看出他对这类事的基本态度。毛泽东说:“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的,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

  正因为有工宣队简报与谢静宜口头汇报,毛的态度逐渐地变化了。变化总是渐进的、积累的,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质变就发生了。

四、蒯大富被抛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陈育延给叶志江的信中说:“这个严重的错误,是他被毛主席抛弃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太不听话了。”

  我们认为陈育延的信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的说法也不能算错。但是蒯被抛弃的“重要原因”太多了,“重要原因之一”的说法掩盖了“根本原因”。

  我们认为蒯大富被抛弃的根本原因有两条:

  第一条:蒯不仅干扰了,而且直接破坏了毛的战略部署。毛部署清华“727行动”的本来目的就是要“捅这个马蜂窝”,现在“马蜂窝”虽然被捅了,但是飞起来这300多只马蜂却咬死了5个人,咬伤了731人。毛泽东怎么可能容忍呢!

  第二条:蒯氏政权作恶多端,必然“见光死”。

  工宣队进校后,蒯氏政权的那些欺骗性、残暴性,那些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再也包不住了,陆陆续续见光了。

  我们相信:对于团派极少数极端极左分子的这些“法西斯暴行”,当年的广大团派群众也都是不知情的,他们一旦知道了真相,也一定会起来反对、抵制、抛弃这些坏家伙。

  我们相信:毛泽东本人也不可能容忍这些事。

  所以蒯本人和他的蒯氏政权必然“见光死”。

  毛泽东最终认识到:蒯大富一类红卫兵思潮的极端极左性,比他自身的“极左”还要更“极左”;毛泽东也最终认识到蒯大富一类红卫兵政权的残暴性,比他所想象的残暴还要更残暴;毛泽东还认识到蒯大富一类的红卫兵造反派对他的战略部署不仅仅是干扰,而且是直接破坏,所以毛泽东必然抛弃蒯大富。

  正因为毛泽东陆续掌握了大量材料,思想上才会不断发生变化,才会最终决定抛弃蒯大富,抛弃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红卫兵造反派。

  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8年夏秋之际发生的转折是文革的客观规律,既是毛泽东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蒯大富一类的极少数极端极左造反派“自作孽”的必然结果。完全不需要用什么“阴谋论”、“阳谋论”解释,所有用“阴谋论”、“阳谋论”解释都是不合理的、不恰当的,都是没有触及本质的皮毛之论。

  清华大学现职教授秦晖先生就是用“阴谋论”来解释“清华727事件”的一位学者。他说:毛“派三万大军进校就是去弹压造反派的,只不过他明显是要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事态、人为地增加三万大军与千余学生发生冲突的机率。”“其实现在看来,毛如果真讲了那句话(指“造反派,真的反了?!”),恐怕也不会是意外惊讶,而是计谋成功后的惊喜语气。”

  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在对“清华727事件”的整体认识上,这是我们与秦晖一类专家学者的原则性的分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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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727事件(六)

              ·胡鹏池·但 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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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变化,大转折完成

  邓小平说:毛在,毛说了算。这句话准确而精辟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只要毛在世一天,中国的事情全都得看他的脸色,中国的天空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阴晴圆缺。

  一、心态变化:从小骂蒯大富到大骂聂元梓

  (一)变化体现一些谈话及批示中

  毛泽东当然不可能告诉你,他看了简报,听了汇报后有哪些新发现、新体会和新变化;更不会告诉你,他认识到过去哪些做法是脱离实际的,哪些是片面的,哪些是错误的。

  毛泽东心态及认识上的变化体现在一系列谈话及文件的批示中。

  8月8日下午,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等谈话时说:“清华两大派打,有什么自由?……他们都是武斗集团,不知有多少个中心。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们,学生不信任他们,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们,只有几百人能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当了什么委员、副主任,就不得了喽!”

  显然,这里所说的“什么委员”指的正是蒯大富、韩爱晶等所担任的“北京市革委会委员”;所说的“副主任”指的正是聂元梓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显然,毛认为“五大领袖”的“红卫兵政权”已经成为“武斗集团”,是具有独裁性质的“独立王国”,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蒯聂一类的极少数极端极左的造反派领袖统治一切,毛的指示被肆意歪曲,毛的战略部署被弃置不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不到那里。

  所以毛的结论是:必须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

  什么是反动的“多中心论”,就是指清华的“蒯大富中心”,北大的“聂元梓中心”、北航的“韩爱晶中心”等等。“蒯司令”可以叫,“老佛爷”也可以叫,但谁也不能成“中心”,只能是“爪牙”。谁想将自己搞成“中心”,那就“爪牙”也当不成。

  8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时毛泽东说:现在中国红卫兵有一种思潮,旧的东西一概要否定,这种思潮是不对的。马克思不是这样。

  这段话表明毛对以“彻底砸烂旧清华”这两句口号为代表的蒯大富一伙“极左思潮”的批判。而就在几天前的“728谈话”中,毛还曾为“彻底砸烂旧清华”作了一段毫无说服力的辩护。

  我们列举这些讲话并非用于堆砌,而是从这些材料中去分析毛思想变化的路径与过程,他在什么时间变化到了什么程度了?

  (二)对清华两派不再坚持2比1

  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金沙水拍云崖暖——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话:“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这段话表明在毛的心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想通过重复、加强,而越来越鲜明了。而在“728谈话”中,工宣队还只是一个“制止武斗”的工具,“领导一切”的思想还没有出现,更谈不上清晰。

  8月15日,毛泽东大规模地接见工宣队代表并听取他们的有关汇报,授意工宣队管理清华大学。

  这些举措给了工宣队极大鼓舞,同时也更加明确了要由工宣队来“亲手”结束清华井冈山兵团及两派的“寿命”。

  8月15日又是重要的一天,毛泽东接见工宣队与《人民日报》社论这两件事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心意的变化,他已经不再坚持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了,不再坚持“井冈山出两人,四一四出一人”,也不再提及:“蒯大富是偏左的……四一四右的。”当工宣队将清华大联委16比15的方案报上去时(当然,这样具体的方案,工宣队也不一定会汇报,但在事后,毛泽东一定是知道的),毛泽东已经不再坚持二比一了,他对为蒯大富争名额已经毫无兴趣了。

  8月16日,清华两派红卫兵组织解散,成立大联委。大联委的委员名额按16:15分配。经过整整一年的斗争,414最终争取到了一个“对等”的比例,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胜利,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

  (三)从“小骂蒯大富”到“大骂聂元梓”

  毛泽东关心清华的同时没有忘了北大,他对北大也作了很多指示。

  1969年3月,毛泽东指示说(工宣队)“可以进了”。于是于3月24日派了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85人的宣传队开进北大,并指示他们在两个月内只做调查,不吭气。

  在这两个月内,8341部队派去的简报组以及市委三支两军办公室的同志将调查研究的情况不断地形成材料向毛泽东呈送。

  两个月后,毛泽东指示说(工宣队)“可以表态了”。于是先由负责人王连龙在全校大会上狠批了一通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的极左行为。而聂元梓与北大“校文革”的一些头头和727、728后的蒯大富一样,总是死到临头不服气。聂元梓拿出过去的小本本来寻找并宣传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谁谁曾支持他们,谁谁讲过什么话等等。

  谢静宜说:“每天的简报不断上送,主席都看了”。毛泽东从简报及谢静宜的汇报中获悉聂元梓的态度,立即将她叫回去,当着小谢的面大骂、臭骂了一通聂元梓,并让小谢将他的话完完整整地记下来:

  主席气愤地说:“你‘老佛爷’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的,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
  主席越讲越气愤,声音也越大,怒不可遏。主席稍停,歇息片刻接着说:“你们今天,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压人。人家一批评,你们就翻开小本子(过去的记录本)说,谁谁讲话肯定过你们,这个人承认过你们,那个人承认过你们,我就没承认过。翻那个小本子干什么?若是你们有理,得人心,不翻小本子人们也自然会承认你们。现在又翻起过去的本子来,说明群众对你们不满,你们做的事不得人心,无非拿过去谁谁讲话压人。现在群众对你们干的事不满意,不得人心,翻本子也没用。”
  “即使过去谁谁肯定过你们,那是肯定你们以前做得对的地方,没有肯定你们的错误。”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指当时北大‘校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好一顿大骂、臭骂!酣畅淋漓、雷霆万钧!骂得好!骂得痛快!

  可是他也不想想,这样的聂元梓又是谁制造出来的?

  毛泽东骂完了,尚觉未尽兴,明确指示谢静宜回北大,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她自己的话在大会上去骂聂元梓。

  “主席当时气愤地从坐着批评,到站起来批评。他在厅中来回踱步,坐下对我说:‘小谢,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北大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由你去讲。’
  我吃惊地抬头望着主席说:‘主席,这是你老人家的话呀,我怎么能去讲啊?’
  主席说:‘能讲的,你变成自己的口气说就是了。’”

  毛泽东大骂聂元梓的内容有三点:搞武斗;逼供信;不承认错误。

  请大家仔细看一看:如果将上述讲话中的“北大”置换成“清华”,将“聂元梓”置换为“蒯大富”,那么“大骂聂元梓”就成了“大骂蒯大富”。除了第三点有点对不上号,其余两点的具体内容,清华蒯大富都超出了北大聂元梓。

  “大骂聂元梓”发生在1969年的5、6月份,那时距“728”已经八、九个月了。此前,毛泽东有没有骂蒯大富啊?

  早在1968年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召见谢静宜时已经就是这样一种骂法了:“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们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

  “728谈话”中也骂了蒯大富,骂他“蠢”,骂他“全身膨胀,害浮肿病”。

  但比起这次“大骂聂元梓”,那几次只能算是“小骂蒯大富”。

  人的思想变化是有过程的,人的情绪也是慢慢积累的。毛泽东“大骂聂元梓”所表现的愤激情绪正是从“小骂蒯大富”开始积累的。

  “清华727事件”也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伤了蒯大富,同时也伤了毛泽东。

  蒯大富“一气毛泽东”在先,聂元梓“再气毛泽东”在后,一个是“我们的老佛爷”,一个是“我们的蒯司令”,这一男一女、一老一少的两个“大活宝”让“我们的老人家”伤透了心,失透了望,气得他忍无可忍,他也要渲泄,他也要“吐槽”,终于暴出了“大骂聂元梓”。

  (四)决心将清华抓在自己的手里

  8月17日晚上,毛泽东听取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工作。当汇报到清华两派巳经联合起来时,毛泽东说:“清华联合起来是大势所趋,不联合不行。清华这个学校,我们一定要占领,搞到底,搞到它斗批改为止。”

  从此,在毛的直接领导下,迟群、谢静宜掌控清华长达八年的时代开始了。这一男一女两个“新活宝”在清华又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清华悲剧、教育悲剧。不要以为这是毛泽东的终极思考,只要他活着,他还会在思考,其必然结果也一定会让老人家又一次伤透心,失透望的。不过没有等到那一天“我们的老人家”自己走了。

  二、理论上的创新:姚文元文章的修改与发表

  (一)精心布置,精心修改,顿生林啸之风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随后,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

  8月22日,姚文元写成《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送给毛泽东审阅。

  8月22、23、24,毛连续三天三次审阅修改。不仅在内容上作了精心修改,而且在文章题目、署名及发表程序,全都作了精心布置。

  毛泽东首先大笔一挥,将题目改成《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真不愧是中国白话文的第一高手,标题这么轻轻一改,整篇文章顿生林啸之风,不仅气势如虹,而且权威无限。

  一百年后,谁还记得姚胖子的这篇文章,但是老爷子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永垂不朽。

  毛又批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二)五点修改

  1、核心内容:工人阶级是永远的、唯一的领导

  姚文的核心内容就是毛泽东为文章所确定的标题“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以及文中所公布的最新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直至此时,毛泽东这才明确工宣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而在此前,虽在727派了工宣队,但对于工宣队的去留问题是没有预案也没有预测的。如果727那天工宣队制止武斗顺利的话,他们当天就可能会回本单位,只会留下少数领导与骨干处理后续事宜。正是因为蒯大富们的“抵抗还击”的行动与造成的后果,不仅使得工宣队骑虎难下,也使得毛泽东骑虎难下了,最终使得工宣队留了下来。

  强调了“永远”还不够,还要强调“唯一”。

  毛将原文中的“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改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将原文第四段,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改为“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

  2、“惊天动地”也是“史无前例”

  接着,毛泽东又为“工人进驻学校”写上了一段委婉的理由: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这一段是毛加写和改写的,显然动了不少脑筋。从“自古以来”讲起,经过“解放以后,好了一些”的过程,又经过文革开始时的“沉重打击”,但“随后不久”的曲折与反复,自圆其说地说明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段话在发表时用着重号标明,虽然没有用“史无前例”,实际上当然是“史无前例”。

  3、再次痛斥红卫兵造反派

  毛泽东在“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这句话中的“一切”后面,加写“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在这段话之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又一次宣泄了心中愤怒。在他愤怒的笔下,蒯这一类造反派原来就是“口头上说说,骗骗人”;而这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原来都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他们所搞的仍然是“独立王国”,“多中心即无中心”。他还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成堆的知识分子”。从此知识分子又多了一个紧箍咒:“成堆”。

  4、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毛为文章加写了第三段:“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这样一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就与马克思主义挂钩了,与“无产阶级专政”挂钩了。而知识分子的地位再次下降成“有可能改造的”。而“有可能”就是比“可能”更小的可能。

  5、放弃“史无前例”的提法

  毛泽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删去,并批注道:“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那么“我们的革命”是什么呢?毛没有讲。总之他是谦虚了一回,这也是晚年的毛泽东思想中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

  三、大转折完成

  (一)大转折过程:十节点,第2根函数曲线,

  许多文革研究者认为“清华727事件”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其实这是一种正确而不准确的说法。

  之所以说它“不准确”,有下列四点理由:

  ⒈毛泽东的“728谈话”虽然对蒯大富的表现很失望,但同时也很呵护。毛泽东并没有严厉的批评与指责,相反却说“错误不要再提了”。这不仅表明他对蒯大富“旧情未断”,而且也是想将蒯包庇过关的。

  ⒉毛泽东仍然说“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并具体地指明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蒯与沈都是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这表明毛不仅看重“出身”,而且仍然看重“造反”。

  ⒊毛泽东对工宣队的伤亡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切,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工宣队还没有占据主导的地位。

  ⒋毛泽东在“728谈话”结束时委托谢富治、吴德制止清华武斗,说明毛还没有将大权直接交给工宣队。

  之所以说它又是“正确”的?

  因为毛泽东最终抛弃红卫兵造反派仍然是由于“727事件”中的动因与后果的持续发酵而形成的。

  我们认为:所谓的“红卫兵运动终结”并不是一朝一夕、一天一事的事,而是经历了一个时期。我们将此称之为“转折期”,完整的表达是:“从红卫兵运动终结到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舞台”的大转折时期。

  我们认为:将“七三布告”的发布看作是这个“转折期”的起点是比较恰当的;同样,将8月25日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发表看作是终点也是比较恰当的。在起点与终点间相隔54天(又一个“50天”!),期间有10个节点:

  ⒈7月3日,“七三布告”的的颁发及广西等地武斗的加剧;
  ⒉7月17—19日,历时三天的“清华—北航黑会”;
  ⒊7月24日,“七二四布告”的颁发及“清华727行动”的策划;
  ⒋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代表,标志着中央高层意见统一;
  ⒌清华727事件,红卫兵政权残暴性与欺骗性的集中、彻底暴露;
  ⒍毛泽东“728谈话”,毛泽东举棋未定,但倾向性日趋明显;
  ⒎毛泽东“85送芒果”;工宣队站稳脚跟,毛泽东倾向性明显;
  ⒏毛泽东“815接见工宣队”;方向已确定。
  ⒐8月16日,全国红卫兵造反派标志的“清华井冈山”消亡;
  ⒑8月25日,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

  十件大事,十个节点,描绘出了“大转折期”的一根平滑、连续、斜率不断变化的曲线,此未落而彼又起,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直到8月25日姚文元文章公开发表,这个大转折期才缓慢地、沉重地落下了一个句号。

  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大局已定,“造反派”彻底完蛋了;以“造反派”为标志的“红卫兵运动”结束了;以“红卫兵运动”为标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终结了。

  这是本书所列出的第二根y=f(x)的函数曲线,第一根是时间曲线,第二根曲线既有时间,但侧重是事件曲线。第二根才是最重要的。

  (二)大转折条件:两要素:

  1、行动上有了新常态

  8月25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通知》一开始就摘录毛泽东8月15指示,指出根据这一指示及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的显著成效,在全国发生的巨大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决定“抽调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向全国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派出领导各个学校文革的工宣队,“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

  “727事件”一个月后的8月29日,全北京59所大专院校(包括10所艺术学校)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指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联合发布通知,向军事院校派驻工人,并对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

  9月5日,毛泽东又批示“照办”北京市革委关于选派工宣队的几条规定。

  9月6日,中央又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从此,“宣传队”代替“红卫兵”成为文革“新介体”,派驻宣传队成为文革新常态。大学派,中学派,小学派,教育文化单位都要派;城市派的叫工宣队,农村派的叫“贫宣队”。

  2、理论上有了新套套

  有人说:毛泽东办任何事先讲主义;邓小平则是先要搞饭吃。

  搞任何运动都得有理论,这确实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新理论就不能说旧运动的结束;没有新理论也不能说新运动的开始。

  毛泽东通过姚文元文章确立了文革新理论。这个新理论是什么?我们当初就不清楚;当初我们在工宣队领导的学习班专门学习姚文,整整学了几个月,一直学到毕业分配,天天就干这一件事,有什么收获吗?一句话:越学越糊涂。

  但是,你可以什么也记不住,也可以什么也不理解,记住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句话,这就行了。

  有了这句话,工人阶级就成为“永远的”、“唯一的”领导阶级,工人们在一切领域都可以昂首阔步;知识分子正式成为“臭老九”。

  在后八年的文革中,“造反有理”不再是经典,“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再是经典,“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才是新的经典。

  什么叫做“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说学逗唱”。

  所以说,姚文的发表确实标志着毛泽东从行动上、思想上、理论上完成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开始。

  人们习惯于说“思想要落实在行动上”,“理论要落实在实践上”,这仅是对群众而言。在毛那里,这种习惯说法就不能成立,因为他本身就是理论的创始者。在毛那里,先有思想倾向,包括灵机一动与心血来潮,有了思想倾向就会有行动;但当思想倾向仅仅是倾向时,行动就不是得力的,甚至会有反复;只有当“思想倾向”上升为“思想定向”时,措施才会得力,行动才会利落;而当行动有了比较明显成果,毛泽东才会将其上升为理论;理论一旦形成,转折期才算完成。以后的事只是在新理论指导下的新实践,直至下一个“转折”出现。

  四、大转折后的大进展

  (一)727后40天,全国山河一片红

  727前形势差强人意,727后形势强如人意,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快。

  1968年8月10、14、20,28、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相继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9月7日,新疆、西藏革命委员会同一天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全国山河一片红”了,1968年这一回是又“红”了一次,红了一次又一次。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说:“天山南北凯歌嘹亮,西藏高原阳光灿烂”,“标志着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而这个所谓的“斗、批、改”阶段规定是在本单位、本部门的封闭式的“被窝里”的阶级斗争,全社会的群众性的运动从此结束。

  (二)727后70多天,八届12中全会召开

  毛泽东立刻提出:“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

  当然,要召开九大先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于是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八届12中全会召开了。

  全会确认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以及所有的、全面的“正确”: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正确的;“十六条”是正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是正确的;“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舞台”当然也是正确的。

  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及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是江青坚持,毛泽东经过一夜的思考才勉强同意的。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看不出江青的建议是毛泽东授意的;也看不出这是所谓的“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勾搭成奸、相互利用的结果。

  1968年10月31日,十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对于刘少奇“问题”的性质认定及对刘少奇的处理结论,充分体现了一个人的反复无常与刻薄寡恩。

  在文革发动阶段,他在1966年8月虽然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然将刘少奇的“错误”一步上升为“路线错误”,但毕竟仍然是在党内。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还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在谈到选九大中央委员时仍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到了1967年3月份,毛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在这个时间段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此时的江青控制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仅仅是在4个月后,毛泽东的口风就全变了。1967年8月,毛泽东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1968年5月20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

  “差不多”的结论一下,接下来的过程就是走程序。

  “八届十二中全会”树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定刘少奇为“叛徒,开除党籍”这一立一破两个亮点外,“关于知识分子”在全会决议中如是说:“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关于工宣队”如是说:“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三)727后8个月,九大召开

  八届12中全会中本来就是为九大做准备的,12中全会所解决的各项问题都比较顺利,并没有产生原则性的大分歧。但是“九大”就大不一样了。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

  1969年4月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115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

  毛泽东主持开幕会议并讲话。他说:经过八大到现在,对一些人的政治历史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历史证明:九大并没有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后也没有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还记得本书第一篇第一节所引用的毛泽东的那句话吗?

  毛泽东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那是毛泽东在1965年11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讲的。

  三年过去了,经过了三年的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血与火里闯荡了三年,这个“修正主义尾巴”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啊?

  解决得很好呀!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已被打倒了,而且也已经被再踏上一只脚,在人世间就被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标签的刘少奇注定永坠“阿鼻之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人世间的接班人已经换上了“万寿无疆”的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彪了,而且还被写上了党章。“传位诏书”不是安放在“光明正大”的匾额后,而是已经诏告九洲万方了,千秋万代,一统江山,稳稳当当。

  老百姓全都以为“尾巴”的问题已经是彻底解决了,只有伟大领袖心中有数,他知道这个问题并远远没有解决啊!

  所以仍然“我不干”。三年过去了,离见马克思又近了三年,时间紧迫得紧。

  只是我们的这本书也只能写到这里了。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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