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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真相之青海8.18群众被屠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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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早已被当局明确全面否定,文革中最令人诟病的就是那传说中惨烈的“武斗”。虽然当局也好,文人也好,都有无数的文章批判文革的武斗,但由于“文革”的所有资料都属于保密,普通人根本看不到,所有的批判“文革”的文章都是空头批武斗,从来没有一丁点有关文革武斗的具体、可信的翔实资料。个人多年来曾多方查询,希望能得到一些当年的可信的翔实资料。终于得到几个当年文革武斗亲历者所写的青海武斗经历。由于原文都是从每个人自己的角度、某个方面描述文革,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比较完整的镜头,在这里我特根据原著重新整理了一下,写到自己的博客里,给关注文革的人,给后人做点文革研究的注脚。对文革中武斗的认识,对武斗成因的认识,多数人的印象总是深深的印记着官方有意识或偏面的甚至是编造的误导,希望此文能给想了解文革武斗成因的人真实的提示。
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终于走出北京,走向了全国,青海虽然地处偏远的西北,也吹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如同每一件事情总有人先感觉到,有人后感觉到;有人深思熟虑,有人仅靠感性认识;有人深藏不露,有人却迫不及待的自我表现。文革大革命的春风吹到青海时,有些先知先觉的,又迫不及待想表现自己,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好将来混个一官半职甚至梦想混个能呼风唤雨的大官做,但本性却并不怎么会深藏自己的人首先跳了出来。他们自己感到机会来了,自己认为掌握了中央高层的意图。这些人公开站出来造领导的反,贴单位领导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同样有一部分人,本性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紧跟领导,他们根据传统的经验和千古不变的道理,他们不相信高层领导或中央会真的让普通百姓造自己的反,他们认为那只是高层领导人在百姓面前做做姿态,哄哄老百姓,他们坚信跟着领导有饭吃。对于有人公开跳出来造领导的反,贴领导的大字报,他们在领导面前表现的机会来了。当有人跳出来造领导的反,贴领导的大字报时,他们当仁不让的站出来,站在领导的前面,勇敢的替领导挡子弹,而且英勇反击,以求得到领导的赏识,在将来功成名就,更上一层楼,做到人上人。
在毛泽东主持向全国发出文化大革命指示的同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针对文革大革命中出现的有违常理,普通群众站出来批评各级领导的大逆不道行为进行规范。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万——40万右派分子,对于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批示》中指出:“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生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 …。”根据刘少奇的中央指示,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昭在绝大部分省委常委的支持下,和全国其他各省一样把那些跳出来给领导贴大字报,批评领导的造反派及其支持者打成反革命。王昭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
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是文化领域的革命,青海日报社自然就义无反顾的承担起了青海全省文化大革命的传播、领导责任。1966年6月2日,青海日报社总编辑程光远向报社主要骨干传达了中央杭州会议、上海会议情况和《五??一六》通知精神,并连夜赶写了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称为“六?三”社论。社论发表后,又有一些有先知先觉的普通人积极积极响应,站出来批评领导,贴领导大字报,发泄平时想说不敢说的话。针对发生的情况,青海省委及时进行了处置,将“六?三”社论定性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并向青海日报社派住工作组,写社论的总编辑程光远和陈逸被定为“反党集团”隔离反省,成了混进青海日报社的牛鬼蛇神。
1966年8月底9月初,一批批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从北京或其它发达地区来到青海串联,红卫兵带来不一样的声音,带来了毛泽东的声音,鼓励学生、工人、普通群众站起来向领导挑战,向权力挑战。那些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先知先觉者们重新看到了希望,并且又有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加入到批评领导,贴大字报,造反的行列中去,也有原来支持领导的保守派群众倒戈到了造反派中去。这些早先被打击的革命造反派反击了,这会轮到他们给省委贴大字报了,他们要给“六?三”社论平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保守派都倒戈到了造反派中去,几千年的传统历史,很难让人相信普通群众能成什么气候,更难让人相信毛主席、党中央会造自己的反。相当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原来就跟领导关系走的很近的群众,他们更愿意相信现在正是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的时候,他们坚决拥护各级领导机构。多数的领导们也无法接受被一向恭顺的百姓一夜之间造反的现实,他们对那些支持自己的下属和普通群众组织给予比平时更多的关爱。围绕“六?三”社论的对与错,平反与否,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全省内反复进行着不同层次的较量,并形成了数量庞杂的组织。随着围绕“六?三”社论的激烈斗争,并且发生了几数武斗事件,虽然这些武斗事件人员数量甚多,也造成流血冲突,但并没有过于惨烈的事件,大多都如一般的社会人员流血冲突一样,程度有限,甚至于和我们今天街头上的普通斗殴都无法相比,更不能和今天的黑社会性质的暴力殴斗相比。最后这些数量庞杂的组织最终整合成了全省性的两大组织:一个是要和青海省委省政府、各级党委政府平起平坐的“ 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另一个是要维护省委、省政府、各级党委政府权威的“捍卫队”。
1967年文革发展到高潮阶段,在毛主席夺权的号召和上海一月风暴的鼓舞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股向“反革命”当权派夺权的浪潮。当然这些所谓的夺权,都是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在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名义下,一些普通的学生、工人、普通市民、党政机关干部通过半和平的冲击方式,夺取了地方某些党政权力或舆论媒体宣传的权力。
成立于1966年8月18日的青海“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是青海省最大的群众组织,由最开始的学生发展到包括学生、工人、市民、机关干部数十万人的群众组织。对于造反组织的行为青海当地党、政、军机关也都受到影响,党政军首长们也分成了支持、反对、中间求稳不同的派别。支持8.18群众造反组织的党政军领导都比较积极的配合群众造反组织。反对8.18群众造反组织的地方党政军领导则授意成立了与8.18群众造反组织对立的另一群众组织“捍卫队”,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在那个年代群众就是对的,群众就是合法的,所以这些领导必须通过自己领导的群众组织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才显的具有合法性。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舞下8.18群众组织也试图夺取青海省的最高领导权,并且受到当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支持。但是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等人却坚决反对,并试图压制8.18红卫兵组织,青海省委内部由此发生矛盾对立。在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支持下,“青海8.18革命造反司令部”在1967年1月29日夺了青海省委,省人大的权。而省委书记王昭等人则另外组织另一群众组织“捍卫队”与8.18相对抗,反对夺权。
1967年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8.18群众组织。会后不到三小时,一些反对8.18群众组织的青海省军区机关干部聚集召开会议,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群众造反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受到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支持。赵永夫授意省军区机关干部造反司令部的“捍卫队员”和省军区外的“捍卫队员”包围、围攻了青海省军区党委。“捍卫队”群众组织把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们拉到一起,强迫常委们表态反对8.18,并野蛮地动手撕掉了不答应支持他们的常委的领章、帽徽,有的还强迫罚跪。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捍卫队造反派欢迎,而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1月24日司令员刘贤权再次召开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为了稳定局势,常委将原来支持8.18的提法,改成了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这个提法并不被捍卫队所接受,1月25日军区内的“捍卫队”造反派抄了刘贤权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副司令员赵永夫实际接管、主持了青海省军区的一切工作。
分属于“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青海日报社造反组织,在67年1月27日也夺了青海日报社的权,称为“新生的青海日报社”。文革是文化革命,自然要控制舆论,控制了青海日报社就等于控制了青海省最高舆论阵地。
赵永夫接管青海省军区后,青海省军区由支持8.18变成了支持“捍卫队”,由此引起8.18群众组织的强烈不满。8.18群众组织每天都开着宣传车到青海省军区大门口喊话、宣传、叫骂。赵永夫多次请示上级单位兰州军区,要求武力接管青海日报社,均遭到兰州军区拒绝。赵永夫又派另一名副司令员刘xx率领十几名省军区机关的“捍卫队”造反派到兰州军区静坐、绝食、请愿,但均遭到兰州军区主要领导人拒绝和批评。赵永夫与总后勤部在青海兵站、驻军205部队联手,在67年2月3日联合举行了一次武装示威游行,明确支持“捍卫队”,并喊出镇压反革命的口号。2月14日由赵永夫主持召开了青海省军区和驻军205部队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并派军管小组进驻青海日报社。8.18群众组织闻迅也立即行动起来,成千上万的 8.18群众也迅速涌入青海日报社,8.18群众组织依仗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把进入日报社的军管小组赶了出去,甚至有军管人员被8.18群众从墙上扔了出来。为了保住青海日报社不再被赵永夫的的部队占领,8.18群众组织开展了一场“保卫新生青海日报”的人海战,8.18群众组织上万人进驻青海日报社,并在青海日报社周围搭起了帐篷,日夜轮班守候,吃住在青海日报社及周围,时刻防止赵永夫的“捍卫队”、青海省军区、205部队攻击抢战青海日报社。
赵永夫则调集青海省军区的部队和总后驻青海兵站、驻青海205部队,从外面包围青海日报社和印刷厂,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南面的城墙、东面的宾馆顶层、西面的民房房顶都架起了机枪,报社北面的湟水河桥也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占领。虽然军队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杀气腾腾,但是8.18群众组织却不依为然,他们认为军队不会真的对他们开枪,总认为部队是在吓唬人。8.18群众组织依然是披着棉衣棉被、住在帐篷、烤着篝火、啃着冷饭、唱着红歌、日夜轮班守候着青海日报社,怕赵永夫的军队或“捍卫队”的人偷袭占领报社,怕失去自己的舆论阵地。甚至有些学生、工人、市民一次次的靠近军队的驻扎地,企图劝解士兵们,势图取得解放军战士的同情和支持,把解放军战士团结到自己这一边来。
赵永夫在被兰州军区一再拒绝的情况下,于2月23日,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1967年2月23日上午11点钟左右,从青海日报社的南面、东面、西面三个制高点上用机枪和冲锋枪同时向在青海日报社、印刷厂周围蹲守的8.18群众组织开枪射击。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8.18群众组织,说什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会真的向他们这些文革大革命的群众组织开枪,他们被打懵了,他们慌乱的向日报社、印刷厂院内逃跑。与此同时北面湟水河桥上的士兵们也冲着群众开枪。士兵们端着冲锋枪边打边冲,随着冲锋枪的嗒嗒…嗒嗒…声,前边逃跑的8.18造反派的人群纷纷扑面倒在地上,一片片殷红的鲜血随即从倒在地上的躯体流出,染红了一片一片的雪地。也有人被枪打伤后,仍能拚命跑掉的,在雪地上染出一道道的长长血线。个别也有被枪击倒地后还在雪地上拚死挣扎,象刚被割断脖子的鸡,在雪地里拚命的乱扑腾,把红红的鲜血和白白的白雪扑腾的漫天飞舞,掺合了鲜血后的白雪,红红白白的抛撒了一大片。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棉帽子、棉鞋。好多人是在烤着篝火时被突然击毙的,随势就倒在了火炉或火盆里,脸部、身体被盆火烧的烂乎乎的,散发出焦糊味。
当时青海日报的总编室主任陈均和记者孙正荃在商量报纸版面事宜,楼下的李家瑞慌慌张张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今天情况有些异常,小桥(报社北面湟水河桥)那边的部队硬是要往前逼过来,已经和守报社的群众发生冲突… … 。话音末落,已是枪声大作,三人不约而同的跑到窗前向外边的操场观望,看着疯狂残杀的血醒场面三个人都吓傻了。还是见多识广的总编陈均老成沉着,陈均吩咐两人说:别站在窗口,——快,把门打开!同时嘱咐孙正荃和李家瑞:要是听到门外有人喊话“有人吗!”、“出来!”之类的,就赶紧答应,举起双手往外走。正是陈均的吩咐救了三个人的命,几分钟后三个人都做了解放军的俘虏,被押到操场上。
操场上密密麻麻的跪满了刚刚被俘虏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工人、学生、记者、编辑、普通市民,有一位年青妇女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缨儿跪坐在雪地上。周围是端着冲锋枪的解放军士兵,也有些士兵在跪着的人群里走来走去,对那些个半蹲不跪的顾固分子用军用大皮鞋狠命的踹到,对虽然跪着但没有低头的顾固分子用枪管猛戳头顶,或是用枪托狠砸腰背部。被戳者登时血流满面,却不敢乱动,这时候乱动很可能就会被立即枪毙。被砸者被砸倒地后,再慢慢的挣扎着跪起来,疼痛使得被砸的人的脸和身躯都扭曲的变了形。
天下起了大雪,雪花越飘越大,大约天擦黑的时候在操场上跪了一天的人们,一个个被五花大绑起来,喉咙被绳子勒的紧紧的,然后再用一根绳子“串”起来。被绑的8.18群众被解放军士兵吆喝着,被枪管戳着、枪托砸着走出报社,在厚厚的积雪上,嘎嘎吱吱的走走停停,每当停下来,端枪的士兵就吆喝:“跪下”或“蹲下”。被打的早已心理崩溃、头破血流的俘虏们,就立即跪下、或蹲下,再也不敢对解放军战士的命令有任何保留了。这些俘虏后来又被押上大卡车,大卡车载着这些满脸是血或瘸或拐的8.18的人们,在死寂的马路上“呜—呜—呜”的开着。漆黑的雪夜里,被押解的8.18俘虏们想想白天那些个惨死的同伴,心里都升起不祥的预兆:该不会是押解到某个地方枪毙吧?一种绝望的心情不由的由心底升起。然而恐惧造成的心理漰溃让他们再也没有勇气敢于反抗,就是去死,也只能乖乖的认命了。
最后这些俘虏们大难不死,被押解到劳改厂暂时关押,几千人被同时关押进了劳改厂,一时间劳改厂人满为患,劳改厂每间能用的房子都用上了,黑乎乎的屋子里挤的满满的,全是8.18的俘虏。
其实当天下午2时北京总参也不知道从那里就感觉到了青海有什么不对劲的,下午2时总参作战部就打电话到兰州军区问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兰州军区在直接联系青海省军区末果的情况下,通过兰州空军系统好不容易联系上了青海省军区,接电话的青海省军区副政委王文志称不了解情况,经与赵永夫联系后称:“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在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当天就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称8.18反革命武装暴乱,开枪打死解放军战士,青海军区被迫自卫反击,平息暴乱。23日晚上8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直接给赵永夫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青海省军区只是个军级单位,受兰州军区管辖,既使与军委有联络也是与普通值班人员联络,赵永夫也没想到他这个级别的人物竞能享受军委领导直接打电话的待遇。原来因为惹了祸,内心忐忑的赵永夫有了这位军委领导的明确支持后心里有了底,胆气壮了起来。赵永夫放下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赵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赵的追随者听说得到林副主席支持,也都底气十足。
第二天,也就是2月24日上午兰州军区打电话告之青海省军区,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副政委王文志、55师师长陈如意接到兰州军区让他们汇报情况。由于前一天夜里得到军委领导的明确支持的赵永夫,根本就不把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委冼恒汉等人放在眼里。赵永夫不但不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坚称8.18群众组织是反革命暴动,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还威胁张达志、冼恒汉等人,说自已的革命行动是得到军委领导同意的,让张达志、冼恒汉站稳自己的阶级立场。听说赵永夫是得到军委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后,张达志、冼恒汉都觉得荒唐。张达志、冼恒汉和兰州军区的其他领导反复商量后,向军委发电报求证赵永夫所说一事真伪,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得到军委某领导明确支持的赵永夫底气十足,为了证明自己暴力镇压8.18群众组织的革命行动,震慑青海的反革命群众造反派,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24日进行了镇压8.18反革命暴乱成果展览。对屠杀现场作了一些安排之后,把西宁市的那些除被打死、被关押之外的人8.18群众造反组织的人们;把那些劫后余生的、逃跑的,当时没在现场的8.18群众组织成员;把那些被宽大为“受蒙蔽的”群众,这其中还有不支持他们的群众和部队干部都押到现场,参观他们的平暴成果,接受阶级斗争思想教育。近二百具尸体堆积如山,横七竖八的躺着、或堆着,干枯的血迹凝固在尸体的脸上、身上、棉衣上,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煤堆上,到处血迹斑斑,有些尸体还被碳火烧焦了。由于是冬天,尸体都冻僵了,并没有散发出尸臭味。院子里到处是散落着皮的或棉的帽子,棉袄,鞋子,有的还带有斑斑血迹。恐怖的现场让人心惊胆颤,普通的百姓都没有见过这种血醒的杀戮场面,胆子小一些的人吓得浑身上打直打哆嗦。有的人被强迫看展览后,回到家就不断的呕吐;有的人整天整夜的睡不着觉,不敢闭眼,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到遍地的死人和鲜血;有的人造成终生的心理负担。“捍卫队”的队员们还特意把被他们关押了的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政委张江霖及其家人押到现场接受教育。
残酷的杀戮发生后,有些8.18群众造反组织的成员跑到了北京中央文革告状,指控赵永夫滥杀无辜革命群众。与此同时赵永夫等人也在事件发生后立即组织对事件的全面宣传,并即时上报中央,赵永夫等组织了大量的材料,指控8.18群众造反组织为反革命暴乱,指控8.18群众组织首先开枪打死3名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战士才被迫自卫反击,镇压了反革命暴乱。并把整理的镇压反革命的材料送到北京。北京方面则由周恩来、林彪、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等组织了最高规格的事件调查组,专门调查清海赵永夫事件。
1967年3月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电话通知已经被实际夺去职务,并被关押的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政委张江霖去北京。青海方面当然还不敢违背总政治部的命令,只好派人武装押送刘贤权、张江霖去了北京,但并没告诉刘、张是北京方面召唤他们,被关押的刘、张自然也不知道外边的形势发展成了什么样子。刘、张到北京后暂时住在京西宾馆,刘张两人在京西宾馆忐忑不安的住了十多天,终于等到3月24日才被召去开会。
事件的调查关键是谁先开了第一枪?8.18群众群组是不是真的有枪?有多少枪?于是寻枪就成了关键问题。也许他们认为几千人的造反队伍里不会一支枪也没有,要知道那个年代枪支的管理并不是很严格,各单位民兵都配有枪支,枪支管理也不象现在这样严格,几千人的队伍总应该能找到几支枪吧。赵永夫等人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赶快找到“反革命组织隐藏的枪支弹药”。参加镇反的解放军战士在青海日报社、印刷厂不大的院内象梳篦子一样,梳了一遍又一遍,从所有的办公室到库房,再到家家户户的每一个角落都翻了个底朝天,甚至连人家家里的宿棚(纸糊的天花板)都给撕开了,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他们所希望的枪。其中总后205部队政治处主任陈郁文在查找枪支的一次会议上曾有过这样一段讲话:“有人说,我们在捞稻草,难道你们真的连稻草也捞不到?”在赵永夫等领导的一再驱赶、逼迫的压力和一次次的诱导下,终于有下级的解放军军官和战士把一麻袋一麻袋的枪支送交到了指定的地方,终于找到了8.18群众反革命组织有枪的证据。随后赵永夫他们在青海全省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示威游行,找到的大量枪支自然而然的放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做为8.18群众反革命组织的一大罪证。但是在中央调查组进行调查时,很快就查明这些枪是临时从各民兵组织收上来的枪支,并非8.18群众组织使用。
关于枪的问题在北京赵永夫曾接受过调查询问,官方这方面的资料至今是个秘密,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解密。这里有事件处理后,被中央肯定的8.18群众造反组织印的一份《中央首长关于青海问题谈话纪要》中有一段1967年3月24日周恩来接见青海代表时一段关于枪支问题的对话。
… …
周恩来说:“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现场有没有?”(赵永夫回答含糊)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永夫:“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但没搜出来。”
周恩来:“现场上怎样?”
赵永夫:“有弹壳”
… …
周恩来:“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那么多群众。”
… …
周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除非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 …
周恩来:“到底打死多少人?”
赵永夫:“死伤二百六。”
周恩来:“你到现场看了吗?”
赵永夫:“没有。”
周恩来:“这么大惨案,你身为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吗?”
… …
(《中央首长关于青海问题谈话纪要》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井岗山兵团印,1967年4月)。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有三名解放军战士被枪打死,另有一些解放军战士被打伤,中央调查组通过各方面调查发现,这些解放军战士都是被从背后飞来的子弹打死、打伤的。通过进一步调查查明,原因是2月23日,冲突发生时,先头进攻的解放军部队已经攻入8.18群众组织人群后,后边制高点上解放军的轻重武器还没有停止射击,在打死8.18组织群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解放军自己的伤亡。不要说是对于手无寸铁的普通人民群众,就是在敌对的战场上也是不许允的,从另一个侧面看出,2.23事件过程中指挥的混乱。
青海赵永夫事件共造成8.18群众组织169人死亡,171人受伤;解放军战士3人死亡,46人受伤。
3月29日晚9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和副司令员康健民,青海省军区刘贤权、张江霖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亲自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确认赵永夫反革命政变,篡夺军权,残酷血醒镇压革命群众组织,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并当场对赵永夫隔离审查,总后205部队主任张晓川、青海省委书记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随即由北京卫戍部队将赵永夫等人押走(后赵永夫被判处无期徒刑,张晓川交待彻底,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7年)。同时宣布8.18为革命群众组织,宣布筹备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委任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具体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副司令员康健民协助刘贤权处理青海具体问题。
然而青海事件并没由此画上句号,九年后也就是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先后两次找到还在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让冼恒汉去给青海的同志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冼恒汉认为赵永夫事件实事清楚,证据确凿,性质极其严重,又是周总理亲自处理,况且当时叶剑英也在场,叶当时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这时叶却让他去做青海省军区的工作,把背有169条人命的赵永夫放出来。冼恒汉非常不理解,但叶剑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做为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感受到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冼恒汉非常为难。在叶剑英的两次催促之后,冼恒汉无耐将叶剑英的原话向时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的张江霖、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张江霖、宋长庚也深感压力重重,但张、宋还是坚持了原则。他们认为:赵永夫事件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找谁去负责?
1976年夏天,叶剑英再次派遣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两名干部来到兰州军区,找到冼恒汉。冼恒汉被迫将张江霖、宋长庚召到兰州军区,由总政治部的人向张江霖、宋长庚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然而小小的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并没有买叶剑英的帐,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剑英同志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冼恒汉也顺势提议让总政治部的人先回北京向叶剑英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叶剑英个人不通过正式渠道给赵永夫平反的事情再一次受阻。
1977年6月,在中央取得了绝对话语权的叶剑英亲自挂帅处理甘肃问题,叶剑英多次点名批评冼恒汉“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肖华、韩先楚等人也以此大做文章,将冼恒汉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冼恒汉被撤职,按地、师级待遇交地方安置,限期搬家。冼恒汉不服气,拒绝搬家,被停水、停电、停暖。水停了,冼恒汉的孩子们就自己去把水管接上;电停了,就自己另扯根电线;暖停了,只好自已在家里生起煤炉子取暖。张江霖则被当成“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张江霖被“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虽然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纪委、兰州军区等部门都认为洗恒汉、张江霖的处理太过分,但由于叶剑英的口喻,无人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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