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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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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上)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始末(1966·9·10—9·30)

金大陆

一、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

  1966年8月中、下旬,北京红卫兵首次南下上海,下车伊始,深感北京文革与上海文革在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悬殊差异,便以“救世主”的身份,掀动起了冲击上海市委的“8·31”事件和“9·4”事件,结果遭至上海方面的强烈抵制(因关涉运动,容后研究)。霎时,上海的形势扑朔迷离,作为北京红卫兵方面,既不甘雌伏以待,便紧急派出代表回京控告;又感叹“现在在上海人民中遭到这样的孤立原来没想到”,清华、北大等校的学生干部讨论“今后怎么办?”,多数人主张立即回北京,少数人主张继续干下去。9月6日,部份北京红卫兵还在同济大学召开其它省市在沪学生交流会,“了解各地省市委的情况,准备去搞”。正是在这种瞻前顾后、彷徨失措的时候,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的队伍悄悄地集合了(北京红卫兵共有三次南下)。

  如果说北京红卫兵首次南下是以自由、分散的形式结构队伍的;那么,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甚至负有调查“8·31”、“9·4”事件,企图在上海市民中重新塑造北京红卫兵形象的使命。9月9日下午,周恩来会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司令部负责人,全面了解该兵团的准备情况(此前集训3天)。第二天,周恩来又出席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即席发表了讲话。周在告诫第二次南下上海的红卫兵要“开展社会调查”,“不要变成一个工作组,去包办代替人家那个地方的工作”,不要“和北京先去的同学、红卫兵对立”,并叮嘱“上海是最大的进出口海港、码头,有很多外国人”,总不能“去问你是不是红五类”;“就是破四旧,也要找几件真正的,值得做的,而对上海人民又是焕然一新的来破,不是看到什么不顺眼就把它搞掉”之后,就上海的文革运动态势讲了两点至关重要的意见,那就是:

  上海比北京大,那个地方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队伍,那个地方的领导在过去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进行得比较好。

  上海有另外一种复杂的现象,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所以“不仅是打击那些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显然,此中除了在1966年的形势下,必需述说的一套语言外,周恩来关键的态度是力挺了上海“那个地方的领导”,而将矛头引向了上海“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其实,此中的逻辑,此中的分野——一方重点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方强调打击“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在文革初期是十分鲜明而实在的,乃至在整个文革运动时期,两个方面时而侧重,时而并重,都是始终贯穿着,进行着的。事实上,这既是对首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的告知,又是对即将出发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的提醒。

  与此同时——9月9日下午,正为“8·31”、“9·4”事件而处于茫然之中的在沪北京红卫兵,召开了各校负责人会议。会议宣布成立“北京红卫兵联络总站”,推选了清华大学吴某某为首的三位负责人,并制定了“辟谣”、“到工农中去串联”等经改变了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诚然,这种事件结束之后才成立所谓联络机构的举措,不啻是个滑稽,起码说明事件发生时,其人员的鸠集,其行动的进退,完全凭仗现场群体意志的趋动,而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度。所以,当下的这片声张,除了证明首次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中,有一部份人准备“坚持”以外,哪能抵挡得住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轰隆隆的步伐和威势呢!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以大学红卫兵为主,有一百左右的中学红卫兵随队参加。兵团共分十六个纵队,总人数超过两千。在此值得注意,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同时派往新疆的“没有超过四百人”;赴中南郑州、武汉、长沙一线的“三百五六十人”;西进西安、兰州的“只有八十人的队伍”;北上东北的为“三百人”,即总和人数只有上海的一半。由此可见,在北京红卫兵的视野中,上海的地位无出其右,是独特而又重要的,甚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9月11日,南下兵团总部人员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风风光光地进入位于市中心,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安营扎寨(今上海大剧院的位置)。同时,上海市委还要求区、县、局各级党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提供方便。当天,南下兵团即以“全体战士”的名义在上海散发《宣言》,一方面声称这次是“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战斗友谊”而来的;一方面表态第一,我们是战斗队,是旧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反。第二,我们是学习队,要向上海的工农兵、红卫兵,向赴沪的其他红卫兵学习,永远做群众的最恭谨的小学生。第三,我们是宣传队,要让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宣言》多是以最圆满的姿态、最高昂的音调昭示天下,多是响亮而恢宏的。然而,当降临到地上,回复到现实,宣言的姿态和音调又会是怎样的呢?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9月1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分别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40多名劳模,在市学联,与上海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声明“是来上海学习的”,但在现实的提问中,却尖锐地抓住“8·31”、“9·4”事件的情况,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家物资如何处理?),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依据统一的口径)一一作了介绍。最后,北京红卫兵对打人作了解释,强调北京的“阶级报复”很厉害,确实打死过一些“坏人”等。就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开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运动,虽然只是以交流经验的座谈会拉开序幕,但北京红卫兵在身份认知和现场气势上,始终占据制高点,始终强势出击,始终在一系列的追问中,显露着、展示着、张扬着自身的立场和态度,直至公开就“打人”的问题表达了“应允”的意见,确实为他们日后的行动制作了另一篇“宣言”。14日,部份南下兵团成员乘坐有关部门安排的客车,浩浩荡荡地开赴闵行重型机器厂,参观了证实上海工业成就的万吨水压机。

  应该承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因受“派遣”而具有政治的优势;因人员众多,队伍整齐而具有组织的优势;因初来乍到就领受上海有关方面的关照而具有行动的优势。尤其当这几种优势聚焦一体的时候,不论对从五湖四海汇流来的各地串联学生来说,还是对经历了“8·31”、“9·4”事件后的那批北京红卫兵而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的地位,就如同其总部的地理位置一样,不仅因处于中心而惹眼、而显赫;更因处于要冲而威风、而紧要。正是缘于这样的境况,“9·4”事件后设立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草草地宣布解散,包括其负责人清华吴某某等绝大多数“冲进过市委”的北京红卫兵陆续返京,只留下一负责人参与南下兵团的活动。原联络站的一辆宣传车,也正式移交给了南下兵团。

  因之,1966年9月10日以后,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格局存在三种情况:

  首先,是第二次集体南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除了南下兵团总部设在市中心的市体育宫外,其下属十六个纵队,分散在杨浦、虹口、静安、卢湾、黄浦、徐汇、长宁等区域,并在静安区第一师范、杨浦区市东中学、徐汇区五十一中学等布署了联络点。其实,南下兵团各纵队分别是由北京各大专院校为单位的红卫兵组合而成,其风格和特点也存有差异。例如入住华东政法学院的南下兵团20人为北京政法学院学生,他们到达当晚即召开座谈会,以周总理接见时的讲话精神宣传“来上海是为了建立革命友谊”。同时,“对各种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出去都准备一下”。而入住同济大学的南下兵团20人,则立即在学校贴出大字报,指责接待站借被子给外地串联学生,说应学习红军长征精神,“革命的把被子退回”,“不革命的统统滚回去”,引起了外地串联学生的不满。当然,各纵队服从总部的指挥和调遣肯定是一致的。

  其次,是曾参与“8·31”、“9·4”事件后仍留守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因大部份参与者或者巳回京,或者巳流散到广州等城市继续串联,其人员巳为数不多;又因这批北京红卫兵是自由组合南下的,即便在事件发生的当口,相互之间也没有组织构架的关联,其人员处于自然分散的状态。但是,这一小部份北京红卫兵能够不约而同地“坚持到底”,其观点和行动,其意志和态度都是坚定而果决的。例如原住华纺的北京101中的25名红卫兵,于9月9日暂时离开后又返回上海,他们声称:“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没有关系”、“到上海继续造反”。住宿在上海一医的北京育英中学、第八女中等校的红卫兵曾准备回京,后改变主意,表示“要把上海市委搞掉后,回去向毛主席汇报”,并派出代表回京取寒衣。他们还到处联系借用自行车(要求50辆,巳弄到20多辆),不少人骑着自行车外出活动。

  最后,是9月11日以后继续自由组合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此时上海正处于接待工作的“上升期”,据统计,9月10日至9月20日,上海每天接待外地串联学生“六、七百批,四、五千人”;9月20日至9月底,上升到“每天八、九百批,五千人左右”,其中北京红卫兵是主要构成。这批北京红卫兵是以串联学生的身份到达上海的,均按照正常的登记程序进入上海的各接待单位。他们一般与南下兵团没有联系,组合是自由的,行动也是自由的。

  由此,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这三种组合,因背景和境况的差异,第一种是权威和主导的,第二种是尖锐和张扬的,第三种是松散和自由的(而它们的共同处则在于全来自北京,多具有红卫兵的身份)。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为应答,一起演变着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的主题和故事。

二、关于上海体罚人数的解读

  据相关资料统计,上海1966年6月1日至9月30日,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被打和较严重体罚的人数为6665人”,其中6月至8月(三个月)为1037人,9月(一个月)为5616人。

  在此,首先应该承认,这组数据不是涵盖的和完整的,比如上海各高校的体罚人数不在此内。事实上,8月4日在华东师大,8月5日在复旦,8月8日在财经学院,8月9日在同济,8月11日在体育学院和外语学院,8月12-13日在上海一医,8月15日在上海科大,8月25日在铁道学院均发生戴高帽、挂黑牌、罚跪、游街等体罚事件,尤其体育学院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又如8月13日,天马电影制片厂编导徐昌霖、演员白杨等被游斗,这证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武斗行为,在上海文革运动爆发时期就巳在各个系统发生了。

  但同时应该承认,这组数据毕竟来自于上海最主要的四个系统,其统计数与统计数之间的差异,可确切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境况:那就是1966年6月至8月,上海对“牛鬼蛇神”的武斗尚处在平缓的进行过程中,基本属于各单位的自发行为,其绝对数量也不是很高。而进入1966年9月时(8月下旬巳现端绪),上海武斗“牛鬼蛇神”陡然成风——武斗的现场从单位扩展到社会,武斗的手段更增加了残酷的皮带抽打等,遭遇者的数量便直线攀升——请恕直言,这股风潮是从北京刮来的,是来沪串联的身穿军装、臂戴袖章、腰扎武装带的北京红卫兵挟带来的。以9月10日为界,8月下旬至9月上旬由首次南下的红卫兵掀起,例如8月27日,北京28中的三个红卫兵和上海中学、沪闵中学的学生,到梅陇公社朱行大队“把六个地主,一个投机倒把分子,三个地主子女捆绑起来,双膝跪在砖头上,头低下用长板凳压住”,“由北京两个学生带头用鞭子打”。结果打死一地主婆,另二地主分别受重伤。9月1日,北大的几个学生到杨浦卫生学校,拉住“学校负责人就打耳光,用皮带抽。前后打了两个半小时,二人被打伤”。而9月中、下旬更大规模的武斗,则主要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掀动的。

  为了进一步分析上海6月至9月的体罚情况,请看下表:

上海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体罚情况统计表(6月1日至9月30日)

人员分类情况/人数/比例/死亡数/比例/受伤数/比例/被剃头数/比例

四类分子/1517/22·8/5/45·5/117/24·8/115/26·3
资本家/1041/15·6/1/9·0/23/4·9/86/19·7
教职员/1260/18·9/-/-/76/16·1/54/12·4
学生/442/6·63/-/-/44/9·3/15/3·4
干部/179/2·69/-/-/23/4·9/4/0·9
职工/230/3·45/-/-/8/1·7/22/5·0
其它1224/18·4/5/45·5/128/27·1/75/17·2
运动重点对象/772/11·6/-/-/53/11·2/66/15·1
总人数/6665/-/11/-/584/-/1331

(资料来源:1966年10月1日,市委办公厅编《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18号,“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从六月一日以来打人和较严重的体罚情况”(1966年9月30日统计)。所有数据按原始记载登录。
说明:
1,“其它”一栏的人员分类情况为“里弄干部、居民、小业主”等。
2,“其它-死亡数”一栏中的“5人”,具体为“旧官吏1人,反革命子女儿1人,道士1人,职工家属1人,里弄生产组成员1人”。此处“死亡数”为殴打致死。
3,“受伤数”一栏总人数为十个区的统计。分类情况缺少闸北区的数据。
4,“被剃头数”一栏总人数为十个区的统计。分类情况为杨浦、徐汇、卢湾、南市等四个区的数据。)

  由表可知,在整个遭受体罚的人群中,除了运动初期就被各单位定为“重点对象”的,“四类分子”(占受体罚总人数的22·8%,下同)、“资本家”(15·6%)和“社会其它人员”(18·4%)均为重点打击对象,且死亡数、受伤数、被剃头数均为佐证,例如“四类分子”的死亡数为殴打致死总人数的45·5%;受伤数为24·8%;被剃头数为26·3%,在各人员分类中均列高位。

  其中的缘由,一是在于“四类分子”、“资本家”等早巳成为公开的“专政”对象,而“其它”一栏所指的“里弄干部、居民、小业主”等,则人员情况复杂,有些甚至处于无单位的闲散状态。正是这一明一暗的分布(明的便于广泛打击;暗的利于深入挖掘),呈现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势,便招引了红卫兵们的勇猛出击。实际上这是文革前就巳确立的“阶级路线”的延续,在文革的非常时期表现并演化为“暴力-武斗”。二是说明这种“暴力-武斗”随着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串联大军的来到,很快完成了从单位走向社会的过程,在里弄、街道,甚至在马路上随意而全面地展开。这不仅因为“四类分子”、“资本家”等身份是公开的,即时可以捉拿,更在于当时的社会成为了无政府的空间,里弄、街道基本没有能力来行使有效的管辖(即便在武斗现场,会有上海市民自发形成制止武斗的舆论,终究抵挡不住拳脚、皮带的凶狠),红卫兵们自然就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了。

  同时,相比于“四类分子”、“资本家”等打击对象,在校教职员工和在职职工等遭受体罚的反而为数较少,即便学校中的主要冲击对象“教职员”,也只占受体罚总人数的18·9%,在职“职工”只有3·45%,且没有殴打致死者(9月30日之前)。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上海,发生在单位的武斗(多在6月至8月)少于发生在社会的武斗(多在8月至9月)。且发生在单位的武斗因存有师生、同事及其它诸方面的关系,往往会有所克制、收敛乃至被有效制止;发生在社会的武斗则属陌生人之间的遭遇(尤其对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来说),既没有关系,更没有情分,只有阶级对峙和阶级仇恨,往往会因现场气氛和互动的失控导致惨剧———事实上,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制造的几件打人致死事件(包括上海红卫兵在9月份数次打人致死),均归属于“社会的武斗”。另外,此表还显示:受体罚的“干部”人数极少(2·69%),甚至少于受体罚的“学生”(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鼓吹“血统论”,一些学校的所谓“反动”学生和“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受到体罚)。这说明至1966年9月份,上海各单位的干部仍基本掌控着运动,恰如外地串联同学吃惊地说:“我们从东北到福建,都没有看到运动是由党委领导的”。这应该是上海文革运动不同于北京,不同于全国的一个特征。

  最后,应该承认,上海遭受体罚的总人数是不高的,因为按同期相比,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被红卫兵驱赶出北京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达85000多人,全市被打死1772人高于上海160多倍。缘此,正是从那个血腥的战场上转移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来到了被称为“资产阶级大本营”、“资本主义大染缸”的上海,怎能不在上海大打出手,把上海搅得天翻地复呢!

三、现场之一:面上的行动

  现在回到“现场”。

  9月13日,就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与上海劳模、学联代表举行座谈会,声称“是来上海学习的”时候,北京语言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奔走呼号,在上海的大街上散发铅印版传单《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指认“现在,上海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即一些“黑帮分子”仍然“养尊处优,逍遥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体红卫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高级公寓、别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代;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显然,北京红卫兵的心情和态度是十分激愤的,他们在北京的叱咤和骁勇,骄纵和威风,决定了他们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上海方面对“牛鬼蛇神”们所采取的相对理智和温和的方式。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各路纵队主动与各区联系,广泛查摸“敌情”,反复询问有关人员“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档案和大字报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单等。当晚,南下兵团即以徐汇区为重点,分别在卢湾、虹口、静安、黄浦、闸北等区实施抄家,约查抄五十多户(其中徐汇区四十多户)。起初,北京红卫兵还“注意调查研究,组织得比较严密”,如徐汇区的行动组成了“训话组(对家属)、“讯问组”(对本人)、搜查组、纪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当发现原单位“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过着剥削生活”,便一边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一边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克制只保持了一天。

  第二天(14日晚),在卢湾区,130多南下红卫兵分头搜查了三户。其中资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妇被剪了头发。当时,“红卫兵问其女儿,你站稳立场吗?答:站稳的。红卫兵就叫她用皮带抽打其父亲,她不肯,也被剃了发”。一户被称为“洋奴”的是个八十多岁的瘫痪老头,北京红卫兵“将其儿子、媳妇、女儿绑在浴室里,儿子被鞭打,搜查以后,将东西装了三卡车运到体育宫”。在徐汇区,30多个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在永福路某号陈某家搜查(三青团分队长),将搜查对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头,并用皮带、铁柄阳、长柄锁、火钳、拐拐等打抽”。陈某说:“十六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说“没有打死就是文斗”,把陈“打得头部、胸部、背部打得皮肉裂开,处于昏迷状态(送区中心医院,有生命危险)。当时,“红卫兵在门口把守着,街道干部和群众都不准入内,邻居则在屋外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临走,“红卫兵拿去五只手表、一百多元现金,两辆自行车”。红卫兵在高邮路某号查抄魏某家时,将魏某“夫妇的脸上涂绿漆”。据统计,至9月15日以前,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十个区“共搜查了九十户左右,其中徐汇区搜查了五十八户”,并在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期间“共发生武斗48起,98个对象中82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的”。

  15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行动略作调整,“搜家比较少”,主要是开展“串联、调查、宣传和斗争”,且“黄浦区比较集中”。例如南下兵团第十纵队深入黄浦区的里弄街道,踩点21处,其中对12处进行了调查,主要了解上海市民对市委的看法;街道、里弄基本情况(人数、户数、阶级情况);里弄干部的出身成份、政治情况以及对“黑六类”的批斗等。

  北京红卫兵“差不多每到一个街道里弄都必问此问题”,他们说“我们就是要了解你们贯彻阶级路线的情况”。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广泛介绍北京对黑六类的武斗,认为上海太强调文斗。例如第十纵队在黄浦区的各个活动点上制造舆论,大肆宣扬“文斗是没斗”、“文斗用于辩论会,敌我矛盾就是用武斗”、“打死人没关系,化八元钱”(指火葬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第七纵队在静安区活动时也宣传,北京巳杀许多人“就是要红色恐怖!”,“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具有这般强烈的意识,这般强烈的情绪,据9月15日至17日的三天统计,北京红卫兵打人30起,被打达百人以上。再据黄浦区20日的报告,南下兵团红卫兵在黄浦区的活动中武斗了48人(《动态》第705号记为“46人”),其中有教师、学生、社会青年、游民、阿飞等。武斗往往“利用晚上关门殴打,打后不准被打对象去医院,被打人有血迹的衣服要洗过,而且被打人天天换房间”。由此可见,仅仅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巳经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武斗方式巳经从抄家现场的殴打,演变成私设刑室的摧残。这种归趋的必然性决定了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在上海制造骚动和事端。

  9月20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考虑到上海市民的反应,以及总部所处位置的关系,在市体育宫内贴出了《整顿军纪》的布告。其实,这不是总部放弃武斗、制止武斗的表态,而是在局部、在细节严肃纪律的告诫。从13-14日以徐汇区为重点的抄家前哨战,到15日以后以黄浦区为基点的“调查与宣传”,再到20日的《布告》,事实不仅说明南下兵团总部是有整体策划和部署的,更证明各纵队的行动是对总部指令的有效回应。于是,面对上海“不能容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大势,总部的意志和决策与各纵队行动之间非但不相抵忤,甚至存在高度的默契和协同,至于当事者进入现场后的狂躁(乱)和暴戾,只是次生的问题而已。况且,除了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以外,正在上海进行“革命串联”的,还有“9·4”事件后留驻的和不断抵沪的北京红卫兵。

  下面请看来自“面”上的行动报告(9月10日至9月30日,即以南下兵团抵沪为肇始,以南下兵团返京为结束):

  9月12日,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进入市体委看大字报”,在南京路市体委门口散发传单,张贴“强烈抗议”,并发布“最后通谍”。14日后,北体院红卫兵便联络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连续在市体委门口进行广播宣传,并举行颇具规模和声势的揭发批判会。

  9月14日,北师大附中、北地院附中的一群红卫兵,进入同济大学广播台“和平楼”,声称“、和平'两字没有战斗气味”,便砸掉外墙上的“和平”两字,贴上“要武”的标语,并搜查了广播台的所有唱片。后来,这批北京红卫兵又爬上该校西南一楼楼顶,扬言“要把屋面上的和平鸽统统砸掉”。当他们用大锤砍掉一只和平鸽时,遭遇了同济师生的抵制,他们在楼顶上叫嚷“革命的上来,不革命的滚蛋”。

  9月15日,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进入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某家搜查(陈某66岁,民盟成员、市政协委员),中医学院文革组织闻讯赶到,说明陈家巳抄过五六次,除一间存封古董文物的房间外,其余可再抄,为此双方发生争执。17日,北京红卫兵破门搜查,第二天又借陕西路小学开斗争会,将陈的“老婆、子女、孙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罚站、抄身、鞭打,还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陈多次被“缚住手脚,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带、棍子抽打。经医检,陈腰以下及臀部皮肤呈青紫色,有肿痛,肩部、两肋、脸部、颈部也有伤痕。

  9月15日深夜,上海侨务处红卫兵在一干部家中张贴大字报,路经此处的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红卫兵便进去搜查,不仅用皮带抽打,还把“一架照相机、四块银元、一套军服和一本日记薄往口袋里装,准备拿走”。侨务处红卫兵见状,向北京红卫兵宣讲政策,“双方争论不休,扭到了卢湾区公安分局”。侨务处红卫兵打电话给位于市体育宫内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总部来了六个纠察,说“打坏人活该”,就带着搜查物扬长而去。

  9月15—18日,北京遵义中学十多个红卫兵(住上海蓬莱中学)到沪后三天打了12个人,都是用鞭子打、脚踏、皮带抽,有的“连大便也打出来”。20日下午,他们又抽打一“用手指放在嘴里吹”的小学生(指认“流氓”),被路过的工人、居民、学生围住辩论,最后只得“承认错误,才溜回蓬莱中学”。

  9月16日下午,北京第二十五中10个红卫兵拿着《重炮猛轰上海市委》等五种传单,吵闹着要解放日报社“大量印刷”。报社总编办负责人说明情况,要求大家“体谅报社的困难”。北京红卫兵立即把门关起来,有的解下皮带,一边抽打桌子,一边大骂“不印就是反革命,就是保皇派”,还恫吓说“不解决就弄到楼下去游街”。北京红卫兵把电话挂起来,责令接待人员“只准讲北方话,不许讲上海话”,前后闹了三个多小时。同日,北航附中红卫兵因解放日报少印了两份传单,先后三次冲进办公大楼。有的北京红卫兵手执皮带,将接待人员推来推去;有的手拿传单打接待人员的头;有的要把大字报贴在接待人员的脸上;有的骂接待人员“混蛋”、“狗崽子”、“反革命”。

  9月16日晚,居住在黄浦区市六女中的北京水利学校红卫兵率天津一中、沈阳十中等串联学生,及该校“海燕战斗队”(低年级为主)一百余人,以一教师“撕掉贴在办公桌上的大字报”为由,将一些教师揪到操场上用棍棒殴打。结果,一教师被打休克;一教师被打伤后,还剪了头发,涂了浆糊,挂了黑牌子。17日上午,市六女中有同事准备送伤者去医院治疗,北京红卫兵将该教师关进小屋,用扫帚扫脸,并不给吃饭。当晚,区委干部赶到市六女中,却被拦在门外,北京红卫兵说:“相信同学会自己解决———我们搞好后会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

  9月16—17日,北京航空学校和北京第十五中20多个红卫兵闯进斜士路第一小学,三次殴打该校干部、教师共9人,有的被打成脑震荡、出血、不能动弹,送医院医治。打人时,北京红卫兵派人把守大门,不准外人入内,“附近工人议论纷纷,非常气愤”。

  9月17日,北京五十七中、七中的12位红卫兵,在长宁区民办群联中学武斗31名出身有问题的教师(约占全校73名教师的半数),其中“11人长时间高举双手低头跪在地上,有2个教师还戴上装着砖头的高帽子”,“一位将近临产的女教师也是如此”。每个受罚教师的脖子上都套着一根铅丝,由人牵着,并规定钢丝离地的距离,不符合标准就往下拉。同时,“有三个教师被剃阴阳头,一个女教师被剃成光头;有三个男教师被涂了花脸;有十五个教师受到皮鞭抽打”。下午三时以后,北京红卫兵“栓着一位被剃了光头、赤着脚的女教师游街,一直游到该女教师的家中”。整个过程中,区委联络员一再进行劝说,北京红卫兵非但不听,还宣称“对出身不好的免崽子就是要揍”。

  9月17日下午,因报社宣布停止承印各种传单,以北大学生为首的一群北京红卫兵冲击解放日报大楼,叫喊“不印传单,是压制革命”。正在楼上休息的夜班工人围在楼梯口观看。一北京红卫兵拍照后扬言这是报社“发动群众斗学生的场面”。后来,有北京红卫兵发现解放日报社附近一小印刷厂正在印制葡萄酒商标,便如获至宝,冲进去强令七部机器全部中断生产,取出这些供出口的装璜用纸,到解放日报楼上大喊:“解放日报印、四旧',却不印传单”!直至报社人员陪同他们去该印刷厂调查,才弄清真相。

  9月17日下午4时,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和北京一0一中红卫兵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场台上揪斗了厂领导丁一,陪斗的有谢晋、徐昌霖、汤晓丹、顾而巳、黄宗英、蒋天流等13人。北京红卫兵给丁一挂上“黑帮大红伞”的牌子,责令陪斗者“一个个交代罪行”,并不同程度地进行体罚和武斗。

  9月17日晚,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及上海五十一中红卫兵一百多人,将一“资产阶级分子”带到新康花园,并把新康花园一百户左右的居民全部叫喊出来。红卫兵强迫里弄干部指认哪些是知识分子?哪些是资产阶级?并“命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子女,即使是小孩都要把头低下,不低者就用木棍打”。斗争时,红卫兵将该里弄的前后门全部封锁,不准外人入内。

  9月18日,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某中学召开红卫兵大会,宣传“自来红站起来”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并对“黑六类”子弟提出警告。接着,北京红卫兵“斗争了高三(2)班的10个黑六类子弟,要他们一个个交代父亲是否反动?自己是否混蛋?直至都承认才罢休”。19日,北京红卫兵又斗争了高三(3)班的“黑六类”子弟。

  9月18日,正在中山医院治疗的一些外地病员,以抄“四旧”为名,要求取消高干病房。因组织人员冲击,受到院方阻拦,便向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求援。20-21日,第七纵队(北大学生)红卫兵两次到中山医院“点火”,院方再三强调医院“不属串联范围”,七纵队仍“纠缠很长一段时间”。

  9月18日晚9时许,一群佩带“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袖章的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索要报纸。他们发现接待站天花板上有贴封条的孔雀和花卉的图案,便叫嚷着“天花板上是四旧,为什么不砸掉”。接待人员解释:这些图案十分牢固,不搭脚手架是敲不掉的,甚至会影响上层房屋发生危险。北京红卫兵不听解释,“拿起铁管子,跳上台子,爬上楼门”,就撕下封条,动手砸。直至夜12时半才散去。

  19日下午,所属南下兵团第三、第八、第十等纵队的288个北京红卫兵进入金陵中学,声称“要在金陵中学蹲点,要把这个保皇派的顽固要堡垒搞垮”。他们责令党支部交出教职员工名单、职务、工资和出身成份,并和该校少数派结合,“准备先搞党员校长,再搞支部书记”。

  9月21日上午8时至夜11时多,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见隔壁中苏友谊馆传来叫喊救命的声音”。从楼上窗口望去,看见被打的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北京红卫兵边打边问“是不是政治扒手?”。当晚,上图工作人员邀请中苏友谊馆、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属南下兵团十六纵队,“大部份是中学生”。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态度不好者”、“流氓阿飞”、“无执照小商贩”、“说北京红卫兵坏话”等。这批北京红卫兵从17日开始,“打的人巳有十四、五个”。他们“随意出去抄家”,“抄了不打收条”,“有的人身上原来没有手表、照相机、香烟盒的,现在都有了”。22日下午,他们殴打“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晚上又打“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为此,上图群众请来华东师大的三名红卫兵代表与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指挥部总部联系。但23日晚上,十六纵队红卫兵拉上窗帘(从缝隙中看到一白衬衫者“跪在地上),继续在陈设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间里审讯打人,“他们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带抽打”。当晚12时,师大来了七、八十个红卫兵,不仅派出代表与南下兵团指挥部交涉,还强行察看了十六纵队的打人场所,“看到在押的6人巳被打得躺在地下”。师大红卫兵提出“辩论、不再打人、释放关押者”等要求。南下兵团红卫兵拒绝辩论,只承认“打人不对”,“说服不再打人”,以至最后“没有具体结果”。

  9月22日,首都红卫兵听说松江佘山教堂下有地洞,有藏匿枪枝的嫌疑。一百多名红卫兵便赶往佘山教堂,一边挖地,一边斗争神父马风祥,结果东西没挖出,神父马风祥被殴打致死。

  9月25日晚八时,北京红卫兵(住交大)查抄徐汇区永福路某号肖某家(肖某72岁,曾任国民党驻法使馆参赞、外交部秘书。时任市人委参事),责令交出手枪(因其儿子单位抄家时抄出子弹)肖交代“手枪留在法国”。北京红卫兵“将他脱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用皮带抽打得很历害”。凌晨三时,肖死亡。

  9月28日,北京31中、34中和北航的十多名红卫兵尾随被剃光头的外贸学院教师李某,并进入她家(李的公公为沪上大资本家),拿走她身上的“五十元人民币”,骑走自行车,后又有“五、六人住在她家里”。10月5日,这批北京红卫兵准备查抄李家,李申辩财物巳由外贸学院红卫兵贴了封条,因而被“打肿了脸”,李的“公公打得不能动弹”。外贸学院红卫兵闻讯后赶到现场,与北京红卫兵发生争执和扭打。晚上,外贸学院“去了三百名左右学生,围住李家,要北京学生出来辩论”,“北京学生把门关起来”。后经多方劝说,包围的学生才散去。

  应该承认,以上只是在一般层面上被有关“简报”记录的内容,事实的发生却更广泛,更严重。恰如北京红卫兵所宣称的:“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那就是通过“革命”(武斗),清晰阶级阵线,教训阶级敌人。其实,这些“恐怖现象”在一些重点单位的发生,则更加惊心动魄。

四、现场之二:点上的行动

  如果说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在“面”上挑动的武斗,处于一种随机的、散布的状态,即南下兵团、留驻的和新近抵达的北京红卫兵都在参与。那么,发生在“点”上的武斗,则一定是在上海起着“权威和主导”作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制造的。

  下面请看来自“点”上的行动报告(以南下兵团为例证)。

  上音(附中)事件:

  9月1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12名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乘三轮卡、摩托车,带着电影摄影机来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他们在车上高唱“鬼见愁”歌,在大门口、各大楼和行道上写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接着,他们与校内的红卫兵造反派串联(以低年级为主,高年级外出串联),来到接待组,责问该院红五类子弟所占比例?教师队伍家庭出身情况如何?这批北京红卫兵还“斗了贺绿汀,往贺脸上吐沫”,并叫贺下跪,脱鞋脱衣,“为了避免武斗,该院红卫兵把贺押走了”。晚上,这批北京红卫兵提出住在上音(市接待站巳安排在化工学院),表示“住定了,不走了”。

  15日中午,这批北京红卫兵要求学校广播台广播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因遭到拒绝而展开激烈辩论。晚6时多,20多名身穿军装、佩戴袖章的北京红卫兵“一边唱、鬼见愁'、、革命造反歌';一边骂、狗崽子'、、混蛋'”排队进入学校。这批赶来增援的红卫兵对参加辩论的上音附中的学生“又推、又拉、又打”。7时多,将上音附小校长姜瑞芝(贺绿汀之妻)揪来,一阵“抓头发,踢打,打得她嘴边出血”。接着,他们涌进支部办公室索要广播台钥匙,“有的站在台上,有的站在椅子上”,并责问支书等人的成份。突然,一北京红卫兵吹起哨子,叫喊“大家去砸广播台的门”。占领广播台后,他们“又喊又唱,闹到晚上十一时才停下来”。

  16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120人强行住进上音南楼(男二楼、女四楼。主要为北京工学院和北京四中、七中、九中的学生)。他们宣称“上音红五类子弟只占30%,是黑帮统治”。第二天晚8时,第七纵队红卫兵用拖车把贺夫妇从家中拖至附中,到达时,“贺的头被巨布缠绕起来,贺妻姜瑞芝巳被打得披头散发”,斗争中,“贺夫妇被剪了头发,并在脸上涂了墨汁”,还被“打耳光、下跪、爬地、塞嘴”。

  19日晚7时,上音附中红卫兵造反派冲进贺家,抽打贺夫妇后,再将贺夫妇拖到附中楼上,伙同第七纵队红卫兵“一起对贺夫妇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打”,“贺被打倒在地上翻滚”。他们还叫姜瑞芝跪在地上,“在姜的背上放一把椅子,然后就轮流坐上椅子用皮带抽打”(请问:为什么会发明这般的刑罚?如果说抽打是“阶级情感”的泄愤,尚且属于那个时代的通常。此在的“人”,是“敌人”,是“坏人”而巳。那么轮换着坐在背上,作弄地体验着“骑”的感觉。此在的“人”,只有“骑”者是“人”;被“骑”者巳不是“人”,而是“牛马”样的牲口。因之,这便超越了发泄“阶级情感”的界线,成为了“非人”的行径。迫使被“骑者成为“非人”,被“骑”者无奈,是形式的“非人”;“骑”者迫使“人”成为“非人”,是蓄意为之,有心为之,实为“骑”者站在了“非人”的立场和情感上,“骑”者是实质的“非人”。可见,红卫兵幼嫩的心灵中潜藏着“非人”的兽性,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姜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多次打电话给音乐学院,上音师生再三要求他们停手,“他们置之不理,反而越打越凶,贺夫妇一直被打到十一点”。

  20日晚,南下兵团十六纵队70多人开进上音附中,贴“鬼见愁”对联,唱“造反歌”,并高喊“红五类站过来,黑七类滚出去,其它人报成份”,这便在校园里引起“要不要报成份”的辩论。不久,又一卡车首都红卫兵(51人)增援到校,冲进广播台大喊大叫“狗崽子们出来辩论。因无人应承,又冲进支部办公室,将支书等三人拖到楼下,“在拖拉的过程中,两派学生扭成一团”,一直闹到凌晨二点。

  21日晚7时,第七纵队红卫兵撕毁上音校园里经修改的“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的对联,因上音少数民族班学员和新疆等外地来沪串联学生出面制止时,遭到北京红卫兵的谩骂,“三人被打”,“当场有四个学生因气愤而昏倒过去”。事情发生后,上音代表提出交出打人者、将打人者开除出红卫兵、派人到医院慰问伤者、昏倒者等。第七纵队则不承认打人,并排起队伍让上音学生辨认,“当时因灯光昏暗,没有认出”。后经协商进入大礼堂举行辩论,会议由各方领队主持,“双方列队进场,并把非红五类子弟赶出会场”(部份非红五类子弟躲在后排旁听)。辩论中,北京红卫兵一再否认打人,上海及少数民族同学则“纷纷上台揭发”,“并坚持要打人的红卫兵站出来”。为此,双方“言词激烈,气氛紧张”,致使“又有四个少数民族同学昏倒”。此时,一新疆同学指认一北京女红卫兵曾打骂人,该女红卫兵上台后一面勉强表示道歉,一面哭闹着大肆“煽动”。上音红卫兵则坚持“要所有打过人的红卫兵站出来承认错误”。于是“形成了僵持局面”。这时有个北京男红卫兵站起来发言,他大声说:即使我们由于情况不明,打骂了阶级兄弟,那也是“红五类内部的事情”,“今天有人借这个大会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个大阴谋,是有人搞阶级报复。一定要揪出政治扒手!”。(这简直是一个爆炸性的发言。它顺应了是当时主流话语,是主流话语的充分表达。它很策略、很技巧地以“阶级阵营”来划分,实质是软化矛盾,缓解冲突;它很坚决、很威严地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指出这是“阴谋”,实质是上纲上线,转移目标。这个发言不仅震惊了全场,更主导了全场)。接着,北京红卫兵打电话向第五、第八纵队求援,并派人到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派出负责人。清晨5时多,上音红卫兵宣布单方面退出会场,第七纵队“纠缠不放”,声称要揪出“政治扒手”。南下兵团宣布组织纠察队着手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23日上午,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在上音校园贴出《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事件》的大字报,再次指认通宵大辩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下午,第十六纵队又开来一辆宣传车,“引起了四、五百个外地学生的不满”,双方展开了辩论。

  27日,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奉命回京。下午4时,他们突然在上音校园里贴许多对联,现选取两条:

  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八蛋暴跳如雷,反抗党的阶级路线,狂犬吠日没有用。
  上海音乐学院的狗崽子温文尔雅,污蔑首都的红卫兵,笑里藏刀真可恶。
  横批:雪压冬云何足惧

  上海音乐学院的红五类虽然不多,对混蛋们仍应狂镇狠压。
  上海音乐学院的革命者尽管糊涂,与王八蛋仍有本质不同。
  横批:无限风光在险峰

  上音师生立即作出反击,在校园里打起“对联大战”。也选取两条:

  指手划脚,包办代替,犹如第二工作组。
  打人骂人,蛮不讲理,严重违反十六条。
  横批:好好检查

  主席书,十六条,总理话———违反几条?
  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执行多少?
  横批:一清二楚自己知道。

  傍晚,上海徐汇区五十四中、市二女中、黎明中学及上音附中的造反派闻讯后汇聚上音校园,对北京红卫兵表示声援,双方对峙的“形势更趋紧张”。为此,上音党委作出紧急部署,要求“大家不再参与辩论,让北京同学回去”。晚7时多,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集体离开,历时两周的上音事件终了。

  上外附中事件:

  9月15日下午1时,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的北京外语学校学生11人,带着照相机和手提扩音器来到上海外语学校(上外附中),宣称“北京运动轰轰烈烈,资产阶级狗崽子巳威风扫地”,与该校红卫兵一起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该校学生约五百名,红卫兵二百六十名。参与行动的多为高干、革干子弟,动武者约五十人左右)。4时左右,这批红卫兵砸碎窗子,破门进入校长室,有旋凿撬开抽屉,将抽屉板一劈为二,拿走了公章,折走了电话机(装到红卫兵营部)。接着,这批红卫兵又勒令总务主任交出钥匙,打开保险箱,拿走了支票本(后经劝说还回),但公章拒不交还,还说:“这是夺权”。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教师中的红卫兵不敢出来讲话,支书吓得躲在办公室的橱子后面”。当晚,该校红卫兵便分头外出抄家。与此同时,这批制造事端的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骨干召开会议,策划第二天“如何使资产阶级威风扫地”的行动计划,直至深夜。

  16日清晨,该校红卫兵营在校园里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勒令布告。6时左右,教师们陆继到校,“即被红卫兵拦住,逼令填写成份”。随后,红卫兵营广播教师集中,按成份列队,强迫所有成份不好者剪发,“当即有五名女教师剪成、阴阳头'和、花头',男教师都剃成光头。接着再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大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并强令他们相互骂,相互打,谁不打不骂或打轻了,就用脚踢,用木棍、铁的大钳戳、推”。当时有“拉拖车的工人路过该校门口,停车劝告被赶走”,还被指认“他们这些工人一定不是好人”。

  9时许,又一批约20多人的北京红卫兵增援到校,站在一旁“出主意”。一女教师(因转移黄金到校被红卫兵搜出)“趴在长凳子底下,两手举起,这时一学生(一北京女红卫兵)在她背上踩了一脚,头碰在水泥地上,随即地上出现一滩鲜血,几个红卫兵还逼着她把地上的血吃掉了”(“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是血和血的色泽为祭礼,是以“黑五类”、“牛鬼蛇神”及其后人的血来祭奠、来偿还先人的血。血色终究是恐怖的,它的涌出、它的流淌,关系到一条生命。“逼着将地上的血吃掉”,是害怕呢?还是残忍?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残忍);另一女教师因不肯剪发(爱惜自己的女性特征,就是爱惜自己包括面子、审美和生命的尊严。剪发,既是政治的宣判,还是人格的辱没。有时候或者在有些人的感知中,人格的辱没,甚至比政治的宣判更刺伤灵魂),结果“被数十名红卫兵推到在地,用脚踏在其身上,硬是把她的头发剪掉了”。

  中午11时左右,红卫兵强迫“所有的人(被批斗者)赤脚,有的还被迫嘴里衔着一只鞋子、一只袜子进行劳动,有的将鞋子挂在脖子上(此处应指“生活作风”、“男女问题”者),个别还挂着大砖块”。当时,教职员工大多表示不满,却都很怕,“有的躲在教室里,有的躲在家里”。同学们也多不敢声张,非红五类子弟说:“我们讲了话,也要被剃头的”。有同学几次找支部出来讲话,“但没有一个敢出来,全体党员也是如此”,学校支书吓得躲在办公室里,整天在叫:“怎么办?要求市委想办法”。市教卫部有关人员曾三次建议上外党委出面,党委成员一再回避。后党委负责人“于中午去了一次,因准备不足,被这些初二年级同学连问几个问题就讲不下去了”,其它党委成员“也都两手一摊,表示无法可想”。

  下午3时半,红卫兵集中对被批斗者训话,读毛主席语录,然后为被批斗者拍照,“有集体照、个别照,也有将问题严重的一男二女合起来拍”(为什么拍照?拍照为证!既证实牛鬼蛇神的狼狈,更证实红卫兵的威风;既为当下留个影像,更为未来留下纪念。然而,世事流转,真不知这些照片是否还存留于世!)。最后,又逼迫所有被批斗者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晚6时,被批斗者中有9人押送派出所,其余自己回家。过往的工人见一些教师赤着脚走在马路上,这些教师“仅是资产阶级出身”,很不满意,一致认为“这样做是违背党的政策的”,而这批首都南下兵团的中学红卫兵们则兴致勃勃,认为“上海比北京搞得痛快,越搞越有劲了”。据统计,上外附中的这次行动共斗争了31人(占该校教职工的20%)。家庭出身情况为:地主3人、资产阶级5人、小业主1人,职员2人。政治情况为:中共党员3人,共青团员7人。有关材料认为“仅4人问题较严重”。31人中,有怀孕者、哺乳者、高血压症患者各1人,还有一人准备当天结婚,因参加运动而来校。

  17日早晨,被斗教师陆继到校,“问题严重的罚跪,地主家庭出身的半身弯腰,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低头站立”。一女教师罗某未到校,该校红卫兵派人去她家搜寻。下午,这批被批斗的教师再次“穿着涂写墨水字的衣服回家”。当天,市教卫部有两联络员到校。上外党委便召开附中党员大会,要求党员深入学生中去,宣传十六条,并决定采取“做红卫兵营部负责人工作,肯定革命积极性,要求坚持文斗”;“组织学校工人纠察队”;“有重点地做学生家长工作”等措施。

  20日,上外附中部份教师在四川北路等处贴出《直至今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大字报。上午,十多名北京红卫兵赶到上外附中辩论,强调“大方向没有错”,对做法问题则避而不谈。下午,附中召开初一年级家长座谈会,一些北京红卫兵与上外附中红卫兵闻讯后,包围了会场,责令支书交出讲话稿,要到会家长一一留下地址。因大字报上街,当时上外附中事件在上海产生较大的震动和影响。

  沐恩堂事件:

  9月14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九纵队(北京体院学生,部署在虹口区)20余人,路经黄浦区西藏中路沐恩堂时,与看守教堂的上海贵州中学的红卫兵接洽,宣传“对牛鬼蛇神就是要打”,“打死人国务院不管”等,接着,便进入教堂,对居住在教堂里的牧师和市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孙某某家的保姆进行罚跪、殴打(该保姆为地主婆,后遭遇剃发后于15日晚自杀)。16日晚,这批北京红卫兵又从马路上抓来9个“游民”,“打了一夜,剃了头发,并把长裤剪短”。

  18日上午,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副指挥吴某某的带领下,第十六纵队一百余人(系清华附中、人大、北外学生)开进沐恩堂。这批北京红卫兵首先打电话给黄浦区委,说因扫“四旧”需要一百余件工具,接着,便“在堂内掘地道、敲墙壁”,撬开原上海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复旦大学红卫兵查封的档案室,将市三自爱国会副主席谢某某、秘书长孙某某等6个牧师和4个传道的头发全部剃光,“把白漆涂在这些人的头上、脸上,背部写上、汉奸'、、洋奴'字样”,然后关到房内用鞭子抽打。北京红卫兵使用的鞭子有三种:三根电线合成的、五根电线合成的和最厉害的钢丝鞭。“牧师们被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关的五天中,有四天挨打,每天至少二十鞭,多者五十鞭。他们抽打时问牧师疼不疼,牧师答疼,他们就打得狠些,说、看你还敢不敢讲疼';牧师改口说不疼,他们打得更凶,说不疼再打重些。他们还叫牧师、传道们互相抽打,谁不打就打谁。有的被打得不能走,只好爬行;有的背部、屁股打得发青,出现血斑”(皮带抽打,即使用武装带,以求军容的威严即刻成了威严的武器。如果说那还是缘于穿着军装的便利,那么用电线编织三股、五股的鞭子,则是特别的凶具。尤其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其制作和使用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不是展览,不是恫吓,是打人!于是,一边是拿鞭子的人,一边是徒手的人;“拿鞭子的人”打人,“徒手的人”被打——鞭子不仅成了打人之手的延长,更成了打人之手的武装——对一个徒手的无反抗的人来说,这是何等的疼痛和残忍!中国1967年的两派武斗是暴力对暴力。中国1966年的武斗是暴力对非暴力!)。同时,这批北京红卫兵还剪去一家属的半边头发,并“搜去手表、金戒等物品”。

  19日晚,和平电影院散场,北京红卫兵以“男女一起走,疑为行为不端”,从观众中捉进20多人(一男子因赶着回家“走得很快,被疑为盯梢”,也被捉来)。经询问,除“感觉不对头,当场打出教堂6、7人外”,其余均被剪裤管、剪头发和抽打,“有4、5人交代态度不好,被关在四楼房间里”。午夜,北京四十一中和上海浦江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在苏州河边捉了7个“阿飞”,经剪发处理后送至沐恩堂抽打(沐恩堂巳远近闻名)。

  20日,十六纵队红卫兵开着一辆卡车从马路上捉来一批“阿飞”。一20岁左右的女青年“上着白衬衫,下穿一条打破绽的黄卡其裤子”,被指认为“这是个穷阿飞”。花鸟商店的一女艺徒因谈恋爱被剪开裤管,撕破上衣,剃掉头发,该艺徒哭丧着说:“我天天要上班,剃掉头发怎么见人”。北京红卫兵回答“剃掉头发更好看”(北京红卫兵热衷于在上海街头上捉拿“阿飞”,并带回据点审讯体罚,从政治上说,是对上海“破四旧”不满;从思想上说,是对上海人的生活作风不屑。都“革命造反”了,都“红海洋”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马路上、岸堤边,怎么还会有携手的男女。在上海人的眼里,这份温存和浪漫本属于个人的正常的生活情调;在北京红卫兵看来,这却是污染社会氛围的丑陋,是属于上海“资产阶级大染缸”的证实,所以深痛恶绝,坚决打击。其实,从心理上说,这又是北京红卫兵既萌发又压抑的性意识的表达。毕竟都巳是中学生以上年龄了,性意识的萌发乃至冲动是正常而必然的,但来自于政治的禁锢和思想的暗昧,赋予它极端卑劣、恶浊的意味,于是只有通过反弹性的追逐、打压行动,来舒缓和发泄扭曲的心态)。

  当时,北京红卫兵不许任何人进入沐恩堂,“从大门口到他们住的四楼前后设了三道岗哨”,有两个职工进去看看,“被当作坏人打了一顿”,湖南大学一红卫兵听见教堂内传来打人的呼叫声,就冲进去宣传十六条,北京红卫兵要打他,他指着胸前的校徽说:“我是湖南大学的红卫兵,红五类子弟,你们打吧”。结果,这个湖南籍大学生“被扣留了两天”。

  据统计,南下兵团十六纵队共在沐恩堂打了六十多人。为此,“群众议论纷纷”。住在沐恩堂附近的大庄里治保主任向街道“四清”工作队反映:“我每晚都听到打人的叫唤声、呼救命声。我们要到市委去请愿,到首都红卫兵总部去请愿,这批北京的红卫兵为啥这样打人?”附近的居民群众则不断自发地到沐恩堂门口,与十六纵队的红卫兵辩论。24日晚,共二百多群众围在沐恩堂门口,与十六纵队的红卫兵辩论至清晨,“有的人还到公安局,到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告他们不遵守纪律”。25日下午,在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十六纵队撤出了沐恩堂。临走时,“拿走了18只手表,2千多元现金,沐恩堂房屋建筑结构蓝图和其它重要资料等”。

  上音(附中)事件、上外附中事件、沐恩堂事件,两件发生在学校,一件发生在教堂,均是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通过踩点,而重点进入、全力投入的,其中上音(附中)事件从起始到末后历经两周(9月13日-27日),牵涉到第七、第十六等数支纵队,基本反映了南下兵团在上海活动的全过程。

  至于南下兵团的行动为什么会落实在这三个“点”上?确实,南下兵团第七纵队中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第十六纵队中有北京外语学校的学生,他们到沪后自然会去上海的同类学校串联。沐恩堂则地处人民广场东侧,与南下兵团总部市体育宫隔街相望。如果说在上海成千所学校和几十座教堂中,因专业相同、距离相近而导致北京红卫兵的抵达,最终演变成南下兵团施展身手的地方,是属一种偶然的情况。那么,在北京红卫兵的视域中,艺术类的上音(附中)的红五类只占30%,“阶级阵线”模糊而混淆;外语类的上外附中一潭死水,“牛鬼蛇神”相安无事;宗教场所沐恩堂经上海红卫兵搜查后巳趋于平静———这就是上海“资产阶级右派”的境况,这就是上海文革形势的缩影,这怎能不提振起来自“革命中心”的北京红卫兵的巨大愤慨呢!这怎能不应该在上海掀动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呢!正是从这个逻辑上推演,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音(附中)等三个点上的行动,又属一种必然的选择。在此,偶然的因素是随机性的;必然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况且,就实际情状而言,南下兵团不可能在复旦、交大等著名大学中制造动静,有所作为;也不可能持续地在一般的中、小学校中投入重兵(1966年9月,与工人造反派的结合尚未提上日程,那是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的任务),由之,将上音(附中)等三个单位列为重点炮轰的“封资修的堡垒”,恰是适宜而典型的。

注释(略)

□ 原载《史林》2008年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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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下)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始末(1966·9·10—9·30)

金大陆


五、现场之三:联合行动

  事实上,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所采取的行动(不管是在“面”上,还是在“点”上),均遭遇到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抵制。例如前述中上海侨务处的红卫兵为处理查抄财物,与北京红卫兵“争论不休,扭到了卢湾区公安分局”;上海图书馆的群众不忍发生在隔壁的残酷武斗,频频地向外界呼唤;在上音校园、在沐恩堂门外更是发生集体性的辩论。这种态势和趋动,使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强烈地意识到:上海的情绪,上海的氛围,更本质的是上海关于“阶级路线”的贯彻(当下就是对“武斗”、“红色恐怖”等口号的看法),与北京方面存有很大的歧异。因而,要顺畅地推进南下兵团的行动,就必须理念先行,即大张旗鼓地宣传北京的观点、做法和形势,以便通过了解、理解,进而扭转上海的舆论。

  于是,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策划了“革命串联大会”和“南京路统一宣传日”。

  “革命串联大会”。这是南下兵团与北大华东联络组联合采取的行动———之所以由北大的红卫兵来担当,缘于北大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声誉响亮,其文革运动过程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9月16日晚7时,北大华东联络组率先在中医学院食堂举行“革命串联会”,介绍北大的文革情况。到会的约五十人左右,多为中学生。其实,这只是一次预备,一次演习。

  9月18日下午2时,由南下兵团搭台,北大华东联络组主演的“革命串联大会”在体育宫广场召开,议程为“控诉陆平迫害工农子弟”、“介绍北大文革情况”等。大会正式“邀请上海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参加”,结果到会的“大部份是外地的中学生和本市的中学生”,“也有少数的工人和干部”,共约三千多人。由于到会的学生递了很多纸条,大会执行主席在“控诉陆平”的议程结束后,便安排回答了六十多个现场提问。提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毛泽东主义”、“炮打司令部”等原则问题。回答者一般依据中央首长讲话精神诠解;二类是关于“对上海市委的看法”等敏感问题。回答者非常谨慎地“不轻易表态”,多次追问下才回答:“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今天不谈,以后有机会再谈”。只是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如:“市委不支持工作组回校澄清事实怎么办”?),回答者会表态“市委不满足群众要求就不对”。三类是关于运动中的实际问题,回答者便充分表达看法。如问“如何看待学校党组织领导?”等,回答者轻巧而干脆地说“北大就没有党组织领导,完全由聂元梓为首的文革组织来领导”,“群众组织只要是造反的就是革命的、合法的”。有问“、红色恐怖万岁'口号对不对时?”,回答者坚定地说“肯定是革命的口号!”。当会议进入“介绍北大运动情况”的程序时,因介绍者的发言“内容比较琐碎,次序比较零乱”,约三分之一人退场,会场秩序顿时变得混乱。最后,主持人只得“喊了几声口号,领唱了、大海航行靠手舵'的歌”,于五时四十分宣布会议结束。

  对北京红卫兵来说,第二次“革命串联大会”是失败的。尽管此前组织了人员,布署了会场,筹划了议程,但最后的退场和混乱,不仅在结局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甚至在主办者的心理上蒙罩着舛错的阴霾。北京红卫兵痛定思痛,振刷精神,历经十天的精心筹备后,于9月28日下午,在文化广场召开了第三次“革命串联大会”。当天近两万人的会场“全场满座,连走道里也坐满人”。当台上举例控诉“陆平迫害工农子弟”,“欠了我们血债”时,台下便有人领头高呼“为阶级兄弟报仇”等口号,整个会议过程“情绪高涨,气氛热烈”。为了突出会议主题,发言者还不断冒出煽动性的话语,“今天我们打了他们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对黑帮就是要打,革命是暴力,就是要造成恐怖”。最后,大会照例回答群众提问,其中直接表达北京红卫兵思想和态度的对话是:

  问:“文斗、武斗关系怎样?”,答:“我们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反对文而不斗”。

  问:“‘红色恐怖万岁’有人说是反动口号,你们看法怎样?”答:“这是革命口号!”。

  显然,第三次“革命串联大会”是成功的。它通过改变发言模式,渲染会场气氛,达到了宣传的目的。然而,此时关于北京红卫兵集体返京的指令巳正式下达了,北大华东联络组完成这档任务后,也就匆匆离沪。正是这种时间上的偶合,使第三次“革命串联大会”具有了喜剧的色彩。

  “南京路统一宣传日”。此次行动正式发生在23日,但此前有些行动计划的变更颇引人注意——9月18日晚7时多,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印制了五千份《最最最紧急呼吁》(通过同济大学印制,申请数为一万份),全文如下:

  全体在上海进行革命串联的北京红卫兵战友们:我们决定于九月二十日(明天)开展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十六条,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群众运动。请首都红卫兵战友们于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在人民广场集合,统一行动。可以事先带好“武器”,如主席语录、十六条及推子(理发工具)和剪刀等,如有困难,请向有关单位联系解决。欢迎其它各地红卫兵积极参加。

  显然,这是一项准备在上海市中心采取集体行动的通知,尤其标树“大破四旧”及要求带上推子、剪刀等,更是明确告知了行动的内容。19日晚,南下兵团红卫兵二、三十人为在南京路上占据制高点,来到国际饭店,因与饭店交涉借用广播未获同意,便大骂国际饭店是“帝国主义的乐园”,职工是“洋奴”后,悻悻而去。一场由南下兵团发动的街头造反行动即将爆发了。然而,第二天早晨(20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却在人民广场贴出布告,紧急宣布“统一行动”改期,理由是“各校来不及准备”;“因筹备国庆活动,人民广场不好借用”等。或许确因准备不周;或许还有更隐讳的秘密,总之,箭在弦上的事态骤然停息了,即一场即将发生的街头武斗终于向着“统一宣传日”的目标回归,只是北京红卫兵与国际饭店之间的颉颃仍在继续。

  20日晚7时半,一卡车属南下兵团第四、第十四纵队的红卫兵到达国际饭店。他们利用安装在卡车上的两个喇叭,不断地向南京路上的行人广播:“国际饭店不许住外宾”,“不要见外宾就鼓掌,谁知是帝国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8时半左右,法国航空公司的人员到达国际饭店,北京红卫兵勒令“下车、下车”,并高喊:“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奴为什么不能走路”。一带臂章的红卫兵陡然上前拉开车门,指着外宾大骂。外宾“非常紧张,低着头,举着手,从人群中挤进饭店”。宴会完毕,因国际饭店门前仍挤满了人,“外宾看也不敢看,都从后门出去”的。

  21日上午10时半左右,又一卡车北京红卫兵来到国际饭店。当一日本旅行团到达时,因领队机智地高呼“向红卫兵致敬!”、“毛主席万岁!”,日本旅行者也跟着喊,才没有惹出事端。至晚9时半,一百多名第四纵队的红卫兵继续围住国际饭店,高唱“鬼见愁”歌,并再次向饭店借用广播器材,一直闹到深夜。

  22日下午,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在闸北区新中中学召开会议,正式布署第二天“南京路统一宣传日”的任务。上海一些中学的红卫兵也列席参加。例如上海时代中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回校后,即向全校发出通令:限令黑六类子弟“狗崽子”(笔者按:此时的用语亦巳“北京化”了)交出自行车,否则“要采取行动”;上交的自行车“由红卫兵总部调配”(损坏则由原车主负责)。据统计,当天即有黑六类子弟的七十余辆自行车被集中起来,听候处理。同时,时代中学红卫兵总部还宣布:学校25名牛鬼蛇神的月票“一律没收”。自然,这些交通方便都是为了配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而筹措的。

  23日清晨,首都南下兵团红卫兵和部份上海中学生红卫兵“陆续集中到南京路上”。因为是“统一行动”,现场“比较有秩序”。有的每队约三、五十人列队行进,北京红卫兵在前,上海中学生随后,齐声高唱“造反歌”和“鬼见愁”;有的张贴对联、大字报等宣传品,并沿街散发传单,主要内容是“论红色恐怖万岁”、“自来红站起来”等。7时半左右,几十名北京红卫兵冲上国际饭店三楼,在正门沿街口的窗上贴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后又爬出窗口在外墙上贴了、反帝反修大楼”六个大字(笔者按: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中,19日至22日北京红卫兵一直没有贸然进入国际饭店。在学校,在街道,北京红卫兵可以一往无前,为什么恰恰在这座上海最高的建筑面前怯步了呢?这是因为国际饭店是上海的象征和地标,它敞开门户,正面对世界往来的客人。它的运作,它的权威,标志着一种属于国际城市的秩序仍在进行。这种秩序不仅具有威迫的效力,更是难测深浅的。所以,尽管北京红卫兵心犹未甘,愤愤不平,只能在外面叫喊和闹腾。23日,北京红卫兵终于乘行动之机闯入国际饭店,在外墙上贴完对联、标语后,旋即退出)。整个南京路“霎时满街都是大字报”,据统计,“从外滩到上海图书馆这一段,墙上和地上贴了对联一百三十多幅,以及漫画多幅(再见附录)”。同时,北京红卫兵利用设在南京路上的宣传站,广播传单和大字报的内容,有的还攀高宣读传单,并提出谁反对“红色恐怖”等观点,可以到国际饭店门口辩论。但“来往行人和串联学生停下来看大字报和听他们宣传的不多”,只有一副对联上有人写了不同意见,“路上也没有辩论的人群”。

  上午10时左右,“人群自东向西,尤以大光明电影院周围到王家沙一带最为集中”。此时,北京红卫兵的“宣传”活动渐渐变成了“斗争”行动,从南京西路999号到石门路口的一段路上,“有五个四类分子被南下兵团揪住斗争,挂牌低头”,“一个老太婆头发巳剪掉”。同时,南下兵团的红卫兵指挥上海学生拦下三轮车,责令乘客报成份,叱喝年轻人一律下车步行。北京红卫兵还在许多商店门口贴上“红五类欢迎进来,黑六类不准入内”、“进店一律报成份”的标语,并在新泰百货店、霞芳服装店、博步皮鞋店、伟康棉布店及新华书店门口设岗,“逐个询问顾客成份,凡是红五类可进店买东西,黑七类均不能进店”。

  真实地说,尽管“南京路统一宣传日”中也发生了武斗,却是相当克制的,即整个行动有效地维护并实现了“宣传日”的主旨,那就是北京红卫兵针对上海的情况和形势,通过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大批量地张贴对联、标语、漫画和大字报;大规模地举行游行、集会、宣讲和辩论,集中而又广泛地张扬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其内容主要是:一、“阶级路线万岁”,因为“没有阶级路线,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切”。二、“红色恐怖万岁”,因为“恐怖是人民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一个阶级的专政”,这是“红卫兵的历史使命”。三、关于十六条和武斗,因为“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条只剩下、要文斗'一条,而且是文而不斗,稳斗、温斗”,尤其“奇怪的是资产阶级乌龟王八蛋、狗崽子,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在大讲、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简直是形革命实反动”,所以“要坚决粉碎这个阴谋”。北京红卫兵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决的,它直指一个方向——“上海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盘踞的老窝,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必须有一个极大的革命热潮”。由此可见,“革命串联大会”和“南京路统一宣传日”确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的精心部署,它以“非武斗”的行动方式为“武斗”辩护,为“武斗”伸张,既是为了驱散周遭的指戳和责难,更是为了搭建往后的台阶和进路。这就是说,北京红卫兵正试图通过收缩而张放,一边摈弃前期的莽撞,一边立足于标树理念,稳扎稳打,长期作战,以求彻底打开上海的局面。

  然而,恰恰就在这个转捩点上,中央以“参与维护国庆游行秩序”为理由,下达了“南下兵团集体返京”的指令。

六、返京

  “8·31”、“9·4”事件后,中共上海市委于9月6日发布公告《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公开要求全市革命群众、北京红卫兵等发扬“五敢”精神,“揭发市委问题”,并表态“市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只有在这次大风大浪中由革命群众来检验”。固然,这是顺应潮流的态度,其内中对北京红卫兵的造反行径并非是理解和顺服的。在9月13日召开的市委常委会上,曹荻秋说:“要查这些人成份”(笔者按:在此,怎么曹的思路和用语与北京红卫兵是一致的呢?看来,“阶级和阶级路线”巳成社会的习惯性思维,关键在于何人、何时、何地掌控着话语的主动权和解释权),“要打电话给北京文革办公室,叫北京学生都回去”。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抵达后,尽管对上海的文革形势大失所望,因事先有所默契,始终没有公开地将矛头指对市委。曹荻秋也于9月19日接见了南下兵团,声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都是在市委组织下写的,以证实上海的各项“任务进行得比较好”。但南下兵团红卫兵在上海掀腾起的武斗浪潮,不仅便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交通、生产,甚至在一些敏感和关键的问题上(如党的领导问题、常溪萍问题等),巳紧逼市委坚守的原则。于是,一面借助群众的情绪和反应,例如9月23日,上海打浦中学二百多师生致电毛主席,反映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胡作非为”,介绍北京的经验是“白刀进,红刀出”,故“十万火急要求中央派首长来上海处理这些问题”;一面考量全局的状态和处境,9月24日,由曹荻秋签发,中共上海市委给中央拍发电报,提出大串联巳使上海的“生产上出现了若干比较严重的不健康因素”,不能再“任其继续发展”。

  9月25日,中央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并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发来“关于北京学生国庆节前回京”的电报通知。市委一面“与兵团协商”,一面立即布署在全市各接待站进行传达,并迅速落实各项准备(包括铁路局增加开往北京的车辆)。第二天下午,市委接待部门派车组织南下兵团红卫兵参观万吨水压机和手表厂,晚上又集体观看了电影(有说是芭蕾舞剧《白毛女》)。但是,因“不让其它外地同学坐车”,招惹了一片反感和指责。当晚,一些外地串联学生涌向市委接待站,责问有关领导是不是北京红卫兵“闹得凶”,强烈要求“与首都红卫兵一视同仁”。不言而喻,市委有关部门对北京红卫兵的优先,既是招待,更是欢送,总之是要小心翼翼地以温和轻柔的姿态,将这批北京红卫兵送出上海。相比之下,外地串联学生的情绪和举动,只能成为一种表达,一个插曲而巳了。

  以南下兵团为主的北京红卫兵听过传达后,多数表示拥护,据黄浦、杨浦、虹口、卢湾四区统计,“大部份北京学生表示愿意迅速回北京”;住在市教育局直属中专航校、机校、冶校和轻校的近二百名北京红卫兵甚至表态“党中央号召我们回去维持秩序,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今天就走”。在此,响应号召,表达忠诚固然是道理;长期疲惫作战,且在效果和评价上不见起色,亦属重要的原因。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住在师院、复旦的部份北京红卫兵认为上海的运动“盖子没有揭开”;南下兵团联络部部长说:北京红卫兵来上海的“任务没完成”。新近抵沪的北京红卫兵则证实“北京国庆游行的准备工作已完成”,住在上海工学院的北京红卫兵大惑不解,因为在北京“没事干才来的,怎么一下子又叫我们回去了?”。少数北京红卫兵更持怀疑态度,申饬“市委搞阴谋”,反复追问“回北京是否限定时间?是否一定在国庆前?”,“其他城市的北京学生是否也回去?”,有的当场要求看电报稿,有的走访市委接待站,有的甚至直接打电话给华东局和中央文革。然而,北京红卫兵面对的毕竟是一份公开而权威的通知,据居住在交大的553名北京红卫兵统计,“269人表示立即返京,71人表示不愿回京”。住在复兴中学的21名北京红卫兵中,11人表示立即回京,“前天刚来的12人不肯回去,说要到广州去”。有些中学红卫兵索性要求“介绍到其它省市串联”并“希望发少量钱供路上使用”。

  正是在这种依违不决的瞻顾中,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遭遇了丁子祥事件。

  丁子祥,上海自行车三厂艺徒,十六岁,四代工人家庭出身。因斗蟋蟀被南下兵团红卫兵殴打受伤,引起该厂工人的激愤。9月26日晚,丁子祥在人民广场等闹市地段贴出披露真相的大字报(有传抄),“市民看了之后就冲进了体育宫。上海人多,看的人越来越多,完全是群众自发的”。为此,市委马天水、王少庸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说服群众退出,“但群众不听,又冲破第二道门”。马、王肯定“北京红卫兵成绩很大,要搞好团结”。同时,市委有关部门也安排部份自行车三厂的工人到体育宫现场做工作。直至凌晨一时左右,群众才散去。

  9月27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给丁子祥写了《慰问信》(用大字报张贴在南下兵团所在的市体育宫),代表南下兵团全体战士向丁“致以亲切的阶级兄弟的慰问”。《慰问信》称:因少数人“勇于斗争,但不善于斗争”,“不善于区别真与假”,才“发生了打伤自己阶级兄弟的事情”。为此,感到“万分痛心”,并表示吸取教训,以肃军纪。最后,《慰问信》还坚定地相信,丁子祥“会了解我们全部的思想和行动,会谅解我们”。(笔者按:在北京红卫兵的逻辑中,打人本身是可以的,是对的。只是现在“打伤的是自己人”,是对象弄错了。所以,这不是“大方向”的错误,而属行动的失误。同时,北京红卫兵的《慰问信》针对的是上海市民,面对的只是丁子祥个人。此中的机巧和软中有硬的态度,昭然若揭)。同日,市委有关部门专程派人到自行车三厂,肯定三厂工人“是听党的话,顾全大局的”,并张贴、宣读了北京红卫兵给丁子祥的《慰问信》。为此,三厂工人的“情绪基本上平静下来”,认为“我们都是红五类,一根藤上的瓜”,“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检讨就行了”,并充分肯定了北京红卫兵的大方向(笔者按:世上划分阵营的法宝一是宗教,二是种族,三是阶级。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以“阶级”来划分阵营,此法宝一呼百应的灵验,成为了文革的重要特征)。最后,双方“互赠了礼物”,北京红卫兵组织去三厂参观,三厂写了《给上海工人的信》公开散发。丁子祥的皮肉之苦以引发一场市民冲突为肇始;以成全一桩政治交易为终了。当然,也有少数工人难平义愤,在南下兵团返京的时候,围追到车站去,以至“住在62中的(北京红卫兵)没有进站,从一个军用车站上车的”。

  自26日起,在沪的北京红卫兵即开始撤离,例如住在市东中学、五十一中学的南下兵团红卫兵均人去楼空,部份回京,部份去杭州。设在静安区第一师范的南下兵团联络点也于27日贴出告示,宣布“停止办公”。住在航校的北师院、外交学院等54人“多数今明可以回去”。就连27日下午4时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大打“对联战”的南下兵团第七纵队,也于当晚7时集体返京。

  当时,第七纵队在上音校园贴出大字报《警告上海资产阶级的狗嵬子》,声称“这次是有任务而走的,国庆节后会再来”,“狗嵬子不要高兴太早”等,并就返京一事张贴对联:

  战斗学习,宣传造反,成绩很大,那管狗崽子痛恨
  来此串联,回去革命,光明磊落,不怕王八蛋咒骂
  横批:狂犬吠日

  上音学生立即针锋相对地写出一批对联:

  猪八戒照镜子,何必自吹自擂
  做错事不检查,还说问心无愧
  横批:恬不知耻

  打肿脸,充胖子,不知羞耻
  脸儿红,脖子粗,满口骂娘
  横批:黔驴技穷

  想当初来势汹汹,不可一世
  看今朝灰不溜秋,做贼心虚
  横批:自食其果。

  截止当晚(27日)7时整的统计,居住在全市29所高校的4283名北京红卫兵,巳回去2123人,占49·6%。至9月30日,除了少量执意留下准备与上海市委背水一战的,以南下兵团为主体的绝大多数北京红卫兵已离开上海。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回京后即宣布解散。

七、辨析与思考

  围绕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在上海的活动,可引出一系列的追问和探究,其中有事实的辨析,更有问题的思考。

  第一、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残忍的武斗?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行动中,不论是在“面”上,例如9月25日,北京红卫兵殴打一国民党旧外交使节致死;还是在“点”上,例如南下兵团十六纵队在沐恩堂打了六十多人,致多人重伤,均发生残忍的武斗。这就引出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为什么文革运动初期(1966年6-9月份)会发生以“暴力”对待“非暴力”为特征的武斗?且以北京红卫兵为典型?

  关于“武斗源”:中国文革运动初期的“武斗源”在北京。1966年6月18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即发生游斗、殴打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的武斗事件,北大工作组曾出面制止。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便三次在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结果,当着江青等人及上万北大师生的面,北大红卫兵将斗争对象揪上台,演示了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等。就此,武斗不但合法化了,而且迅速地向北京和全国普及。同时,6月23日,北京著名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武斗了该校副校长卞仲耘,卞在事后写给上级要求保护的报告中说:“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但是,这种呼救并没有停歇北师大女附中的武斗。8月5日下午,卞在批斗中被乱棍打死,成为中国“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

  针对社会上越演越烈的武斗情况,8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谁知在听取了各方的汇报发言后,毛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逄先知、金冲及评论说: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此后,北京的“暴力进一步升级”,“每天被打死的人数在八月下旬迅速从两位数发展到三位数。当时官方的内部统计是1772人被打死”。例如“从8月22日至27日,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三人”。在此,之所以确认“武斗源”在北京,一是强调北大、北师大女附中等名校最早、最剧烈地制造武斗,自然在北京、在全国产生最大、最强烈的影响,继而形成广泛而显著的示范效应。二是强调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默许和护持,非但不能在初始阶段,有效地制止这种人身攻击,更是推涛作浪,使之在政治上合法化,在形态上规模化,在手段上残忍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红卫兵从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如火如荼的现场,来到上海相对冷清、和缓和克制的现场,必定要移植北京的武斗来打开局面,来显扬和证实一切。如果说对“武斗源”的确认属事实性的判断,即它在事由的层面上解说了发生的来路,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北京红卫兵面对“非暴力”的徒手的对象,其崇尚暴力、施展暴力的思想理路是什么呢?内心冲动是什么呢?人性承担在哪里呢?

  首先,是“暴力传统”。

  按照北京红卫兵的自白是:“革命前辈冲锋陷阵前赴后继杀逼三山五岳,红色后代挥刀造反横扫妖魔威震五湖四海”。这就是说,今天红卫兵的“挥刀造反”,是昨日老前辈“冲锋陷阵”的继续;今天红色后代掀动的“红色恐怖”,是对昨日革命先辈遭遇“白色恐怖”的反动。今天与昨日,前辈与后代正是通过“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路勾联一体——就此,生发出一条必然的逻辑——昨日的革命是暴力,昨日的胜利是暴力的胜利,即昨日的中国共产党是造反的党,是革命的党,是通过暴力夺取了政权;然而,当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基本路线没有与时俱进地注入现代政治和现代文明的要素,不仅认定“阶级与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甚至更趋紧张和激烈了。基于这个判断,红卫兵(取“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卫兵”为旨意)为承负不断革命的使命,自然接续造反的传统、暴力的传统,自然模拟父辈的实践。所以,红卫兵的武斗实际上是父辈暴力革命的习得和再现,这也是武斗的参与者多为革干、革军子弟的缘故所在。

  其次,是“教育缺失”。

  阶级分野是政治性质的,附着于此的武斗以暴力摧残异己者终究是“恐怖”的手段。然而,与父辈的遭际不同的是,施暴的红卫兵并没有亲历的疼痛和伤害,即与被施暴者之间没有直接和现实的仇恨(有的还是同辈人),那么这种仇恨是如何滋生、建构和喷发的呢?除了阶级属性的遗传,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对此应负重大的责任。诚然,十七年在数理教育方面确有成效(笔者按:大批判中,归罪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在政治教育方面,它既没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良知、慈爱、宽厚、温良、中庸、和谐等义理,给青少年以道德的熏陶;又没有宣扬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博爱、人权、慈善等精神,给青少年以文化的启蒙。尤其临近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整个教育的主题不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诉苦把冤伸”的阶级教育;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结果,青少年们的思想、情感被一种仇恨的意绪所浸沉;意志、欲念被一种战斗的渴望所振刷,以至当文革爆发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自然衍变成武斗的行动了。更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教育缺失”还往往使红卫兵的武斗夹杂着作弄和戏侮。如果说“革命的武斗”是被时代托举着,更多的是时代的催促和造就;那么具体执行时的作弄、戏侮甚至残忍,以满足一种流氓式的颠狂和发泄,则证实这批“革命者”作为“人”的内在品质和素养中,存在着“非人”的要素。

  再次,是“广场效应”与“现场心态”。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标志文革运动巳突破单位和地域的界限走向了全国。当百万红卫兵在广场上山呼“万岁”的时候,一种只有通过广场才能啸聚而起的领袖与大众的互动关系达到了极致。由此,大众被领袖指引着;领袖被大众抬举着,风樯阵马,极天际地,浩浩荡荡,唐哉皇哉!领袖成为了大众的神明,成为了大众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源头;大众则簇拥着、呼喊着,要把广场上沸腾的激情转化为行动。正是这种喧嚣的“广场效应”,一旦被武斗的火种点燃,就必然构成一台社会暴力的发动机。于是,当大众星散般地进入武斗现场,又因有“广场效应”的熏染和笼罩,就一定要在“现场”兑换“广场”的主题和气势。如此你追我赶,此起彼伏,即各个具体的“现场”呼应着、印证着社会的“现场”,致使整个社会的“现场”处于了颠狂的状态。首都南下兵团的红卫兵从北京的“广场”上走来,把“广场效应”带到上海的“现场”,也就成了必然的路径。与此同时,因“广场效应”的盛大和神圣,以至经历者均相信心中的信念千真万确,而丧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正是这种崇奉使大众进入武斗“现场”以后,即便发生差失也不会有所怀疑和动摇。何况,现场多为一种群体行动,不仅个人不必偿付任何代价,就连责任都是模糊而流散的,这怎能不使现场的武斗一发而不可收拾呢!

  最后,是“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

  文革标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实际上是破除法律、道德、纪律和规则的正常管束,放纵了批判和斗争的自由。然而,当这种批判和斗争披挂着革命的旗幡,成为阶级斗争的展开时,实际上也就放纵了暴力。由此,文革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构造了一个“非常时代”。作为这个“非常时代”的前驱者,红卫兵不仅满怀着战斗的冲动,更在“精神世界”里搭建了攀援理想之国的梯架。这个理想之国就是“彻底铲除帝修反”,“创立一个毛泽东主义光辉灿烂的红色新世界”,实质上即是对“封资修”武斗的同时,又向着以“万岁”、“万寿无疆”为特征的“朕即国家”的回归,以至这个理想是炫耀的,却是虚拟的;是博大的,却是空洞的。尤其当它附丽于对领袖的景仰,更被一种梦幻般的神秘主义所至缭绕(神秘主义往往成为大型群众运动的精神源泉,而导致集体性地狂热和错乱),所以,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充斥着为理想所蛊惑的激情。然而,这种理想是要通过革命造反来达到的,是要通过武斗来表现的,这便是一条充满刺激和疯狂的理想之路,以至这种理想并不旷远,而很狭窄;并不宽厚,而很尖利;并不和谐,而很激荡。正是这种虚幻的情怀和僭妄的情绪的混合,红卫兵的群体人格在“非常时代”中背离了求学期的生态(学生身份),完成了向战士身份的突变。应该承认,1966年时的红卫兵武斗是少有功利的(1967以后的两派武斗则与权利和利益相关联),如果说仅此一点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还沾染了理想的色彩,那么它的主义之上的执迷,它的现场之中的暴戾,它的天理之下的忤逆,恰恰是正常人格发生解体的确证。因之,红卫兵在“非常时代”崇尚武斗就不是偶然了。

  综上所述,“武斗源”是事实判断;“暴力传统”是政治历史的梳理;“教育缺失”是文化素养的点破;“广场效应”与“现场心态”,“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则偏重于社会运动和社会心理的剖析,正是这些因素的交融和汇聚,共同构成了本命题的答案。至于红卫兵处于青春“狂飙期”,尤其部份女红卫兵的疯狂具有癔病的特征,就不作赘述了。

  第二、北京红卫兵与上海红卫兵的武斗存在差异吗?

  尽管1966年上海的武斗从单位走向社会,从校园走向街头是由北京红卫兵挑动的,且皮带抽打等残酷的手段也是由北京红卫兵率先使用的,但上海红卫兵的政治身份及其立场认同、精神世界等,因属于同一源流、同一阵营,也就不会在本质上存在差异。这既表现为部份上海红卫兵追随、参与了北京红卫兵的武斗行动,又为上海红卫兵在同一时期也制造了武斗致人死亡的事件所证实。请看几件事例:

  其一,9月17日晚9时,驻扎在人民广场新大楼的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人员六人(为上海中学、淮海中学学生),到黄浦区龙门路派出所要求提供阿飞名单。当时派出所提供了周某等三人,三人被押往总部后,即遭到拷打(笔者按:在非常形势下,派出所非但不能提供保护,还给予协助,这是专政机关屈从于群众暴力的例证)。至18日清晨3时,市红卫兵总部将三人送回派出所时,派出所见周某伤势十分严重,即通知家属领回送医院。周某在送卢湾区中心医院途中死亡。

  其二,9月17日晚,因接报肇家浜路某号有“反革命分子黄某不老实”,徐汇区五十四中学红卫兵便采取行动。他们将黄捆绑,用带铁钉的棍子打黄妻,拔黄妻的牙。这时黄的女儿回家(在地区废品站工作),因她曾几次带过《参考消息》回家,又“讲不出”父亲的罪行,遭到了拳打脚踢和棍打,直至昏迷。五十四中红卫兵便“将黄女儿的头包起来,揿在地上用冰水浇,用茶壶往嘴里、鼻里灌水,灌了两面盆”,“有的红卫兵“还在她肚上踏”,直至“没有了声音,嘴里吐血水、白沫,连大便也打出来”。凌晨1时,红卫兵感觉不对,报告里委会,待送中山医院时巳死亡。

  其三,9月22日,上海海运学院、泾南中学红卫兵去川沙造反,四类分子瞿某装鬼吓唬红卫兵,便被红卫兵带到沪东其昌栈尼姑庵斗争。瞿某“十分嚣张,抓起地上的木头扔红卫兵”。红卫兵将瞿的手绑起来,瞿用脚踢;脚被绑住后,又用头撞屋柱。后红卫兵“将她手脚反吊在梁上”,为了不至荡空,在她胸下搁一凳子,瞿某不住挣扎把凳子撞翻,人荡空吊着,如此多次,从下午一直吊到次日早晨三时死亡。

  其四,9月23-24日,闸北区第七中学红卫兵搜查了长寿支路某号两个道士的住地,并组织了斗争。次日上午,第七中学13名红卫兵继续催促两道士交代反动身份和罪行。中午12时50分,6男生外出吃饭,两道士乘机操起铁棍挥打女红卫兵,致6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较重送医院治疗(一头部伤口长3·8厘米、深0·5厘米;一脑震荡,头晕、呕吐)。此为当时少见的“现行反革命事件”,“红卫兵和周围群众愤怒异常”。闸北区红卫兵总部、上钢八厂等二千多人,将两道士押至延平路某弄斗争,“开始吊起来用皮带、木棍打,后放下来一边斗争,一边打”,到下午7时,一道士死亡,一道士半死,被群众拖到区公安分局关押。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例在时间上均发生于9月中下旬;在地点上均发生于街道里弄(非学校);前两例中的武斗者,为革干子弟较集中的上海中学、五十四中学的红卫兵;后两例中的被武斗者,则有不服和反抗的行为。其各项要素和结果,与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采取武斗行动的情况大体一致。缘此,不仅可推断上海红卫兵的武斗行动是对北京红卫兵的摹仿、呼应和配合,更可在性质上认定两者的一致性。

  当然,就两地的整体情况而言,以同为截止9月30日的统计——北京殴打致死(非自杀)1772人;上海殴打致死11人(其中数例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便可证明两地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和惨烈度存有霄壤之别。这固然与“武斗源”在北京相关,如果这属于地域政治的因素,北京与上海,北京人与上海人地域文化的差异也是应该稍作辨析的。

  一般而言,北京的政治地位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品格,更多地注重政治文化,尤其早期红卫兵的骨干分子多为高干、革干子弟(多为“政治中人”),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各类信息通达,对高层传出的“中国出修正主义”、“亡党亡国”之类的训告略知一二。正是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优势,不仅使北京红卫兵满怀政治抱负,更具有傲视四方的英雄气概和领袖风范。同时,北京人的集体性格多表现为热烈、豪放、豁达、粗犷;行为特征多表现为勇敢、洒脱、诙谐、善辩,加以北方民风素来雄悍强劲,慷慨豪壮,以至,在一个“非常时代”,在一个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集聚起来的广场上,在一个至高至圣的号召下,北京的红卫兵怎能不表现出舍我其谁的气势,怎能不冲锋陷阵,而采取激进的行动呢!

  反之,上海经济(工商业)、文化的发达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气质,更多地具备理性、精巧、圆融、时尚的特征,尤其它的市民生活,注重现实,注重当下,讲究合理性、正当性,勤俭之中有实惠,殷实之中有计算,还不忘时时炫示些考究和奢华。正是这种生活态度,使更多的上海人避忌意识形态,恰如熊月之教授所断论“从总体上说,上海人政治热情不及京城人高。他们更崇尚个人本位、实际利益”。同时,上海人的处世强调情理化、规矩化,稳健之中有圆通,谨慎之中有乘巧,你来我往中刻意保持着一份尊重和客气。即便发生龃龉和冲突,大多动口不动手,先是互为讲理,再是招呼评理,理不通达,可以愤怒,甚至可以咒骂,却不允许攻击对方的躯体。因为在上海人的公共舆论中(集体意识),动武即是失理,伤及他人即是最大的非理。缘此,上海人既因重实务,而缺乏政治激情;又因尚理性,而贬责武力暴行,加以江南民风素来纤细柔弱,灵敏机巧,上海的红卫兵怎能会大张旗鼓地拉起队伍,大打出手地进行武斗呢!

  在此,还值得补充的是:在北京,因为政治关怀始终是社会的主导,父辈的革命事业与儿辈的继承、捍卫之间息息相关,一如既往,以至当父辈打下的江山面临“变色”的危险时,儿辈自然奋勇而起。反之,在上海,因为城市的经济(工商业)、文化的定位,且屡屡遭遇建国以来改造和运动的冲击,以至父辈的事业多半断裂了、停息了,父辈与儿辈之间没有了身份上、功业上的承续关系,儿辈只有通过读书,通过学本领、学技术来换取明天,哪会有参与暴力行动的冲动呢。当然,这不是说北京没有经济、文化的“定位”;上海没有革命政治的“主导”,而是指两座城市的侧重点对青年人的影响不一样。北京红卫兵到达上海,因身份和角色的关系而高傲,而显示优越感,甚至满怀指点江山、创造历史的激情。但当他们直面上海的繁华和精致,直面上海人的聪明和灵巧,睥睨之中也会暗含些许妒嫉、计较乃至称羡,这既有可能催化北京红卫兵武斗的烈度;也有可能缓解北京红卫兵武斗的戾气。其实,除了部份观点相近的上海人,会对来自首都的红卫兵保持一份神秘的敬重,会尾随北京红卫兵摇旗呐喊,冲冲杀杀。多数上海人还是骄傲的,他们害怕北京红卫兵的武斗,又轻蔑北京红卫兵的野蛮。所以,当北京红卫兵所向披靡,在社会上疯狂武斗的时候,上海人会小心躲避;一旦“天时—地利”允许,上海人立即就会围堵北京红卫兵。前述现场中的许多案例可谓证实,若是在北京,这般情境是难以想像的。

  再则,上海人的阶梯型社区是历史形成的,即工商业者、高级职员、文化人与小职员、小知识分子、小业主与广大劳工者等,一般均居住于不同的区域(上海人称“上只角”与“下只角”)。所以,当北京红卫兵进入里弄街道(多在徐汇区、静安区、卢湾区等“上只角”。“下只角”里也有“四类分子”,则多是当年逃亡、流散的),对某些户主采取革命行动时,周遭的居民或许因为同类,或许因为邻居,或许因为上海人的习性,一般不会支持和配合,胆小的躲避;胆大的围观,时时还会有人站出来或劝解、或辩护,甚至直接与北京红卫兵发生辩论。这般情境在北京也是难以想像的。

  第三、1966年9月上海的阶级阵线清晰吗?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抵沪后,针对上海的文革运动,起码在态势和行动上,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于是,围绕着北京红卫兵的立场和观点,形成了相当复杂的阵线划分。

  首先,北京红卫兵的飞扬跋扈和暴力行动,招致了许多上海市民的抵制,其中既有思想上的舛互;更有情绪上的怨艾,以致纷纷质疑“北京红卫兵怎么可能了解,怎么可以插手上海的运动呢?”。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的颐指气使和处处受到的优待,也使不少外地来沪串联的学生忿忿不平,甚至在一些局部形成冲突,例如在同济大学,在上海一医均发生相互指责,相互张贴大字报的事情。其次,北京红卫兵的革命造反,毕竟代表了主流的趋动。所以,当他们喝令上海的文革运动“温良恭俭让”,必须实行“红色恐怖”,并将矛头指对“基层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的时候,也分别得到部份上海籍红卫兵、外地来沪串联红卫兵的追随和响应,例如在北京红卫兵发动“南京路统一宣传日”时,就有上海红卫兵积极配合;在市委召集的外地学生座谈会上,也有意见认为上海运动不彻底,对各级党委继续领导运动感到“惊讶”。

  由此,按照当时流行着的“革命”还是“保皇”;“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话语标准,可见阶级阵线的划分,正处于相当复杂的境况,即种种的人群,种种的观点叠合着、交错着。

  其中有北京人与上海人源于地域政治的差异;有北京红卫兵与其它外地串联学生源于身份遭遇的差异,如果说此两种差异尚属于间接的关联,那么,由面对“基层当权派”的斗争,是“革命”还是“保皇”的抉择;面对横扫牛鬼蛇神,横扫“四旧”,冲击资产阶级右派的形势,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评价,则是直接的政治观点的差异了。然而,复杂的情况是:在前者方面认同“革命”的,并非在后者方面一定赞同“糟得很”;反之,在前者方面认同“保皇”的,也并非在后者方面一定赞同“好得很”。以至1966年9月上海阶级阵线的划分,表面上存有以地域为特征的差异,实质上仍是立场、观点的对峙;表面上显得模糊茫昧,实质上仍是阵营的对垒——只是这种阵营的对垒正处于流变、聚合的过程中,尚未形成稳定的组织构架。

  第四、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与上海市委有默契吗?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沪时间约二十天,种种迹象表明:该兵团与上海市委之间存在默契关系,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默契在悄悄地解体,直至中央来电指令北京红卫兵“国庆返京”。

  9月10日,周恩来曾在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誓师大会上说:“每个红卫兵纵队、兵团到什么地方定下后通知我们,中央会通知他们对你们好好接待,给你们便利”。如果说这是一支尚方剑的话,那么它确实打通了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之间的门径。以至南下兵团抵沪后,市委不仅开出车子,腾出房子,给予高规格的接待,还指示各区、县、局党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提供方便。由此,北京红卫兵才可能迅速而顺利地进入徐汇、静安等区查摸情况,并对某些对象实施抄家;第十六纵队进入沐恩堂后,因怀疑有地道,才可能直接通知黄浦区委,送来工具一百余件;第七纵队与上音红卫兵的辩论进入胶着状态,才可能派人到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负责人到场;因丁子祥事件引发上海群众冲击南下兵团总部市体育宫,马天水、王少庸等才可能紧急到达,缓和矛盾,疏解人流,并派干部深入自行车三厂做了大量引导工作。

  与此同时,尽管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承担着调查“8·31”、“9·4”事件的使命,却没有在任何场合公布调查的结论;尽管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对上海文革运动普遍不满,并公开而广泛地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观点,却没有任何直接攻击上海市委的言论;尽管南下兵团各纵队在许多单位实施了暴力,却一直没有将行动的矛头指对上海市委。

  显然,此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且在这种默契的基础上立定了一条界线。那就是对上海市委来说,你不攻击我,我提供方便,甚至提供庇护;对南下兵团来说,我不攻击你,你给予关照,甚至帮助解脱困境。然而,这种互为功利的机会主义的默契,在一场政治运动的交锋中,哪能牢固而持久呢!

  其实,南下兵团与上海市委对上海文革局势的看法存在着相当的分歧,双方之间也是不满的。这就是南下兵团一再强调上海的破“四旧”不彻底,对资产阶级过于宽容。同时,各级学校的党组织继续领导运动,贯彻阶级路线不坚决,红五类没有扬眉吐气;黑五类没有胆战心惊。甚至有些关键问题(如常溪萍问题等),仍处于遮掩之中,整个局势温和而平庸。南下兵团深知其中的要害和责任在于上海市委,但因为先前存有一份默契,也就克制着、回避着,以至在9月18日召开的全市“革命串联大会”上,许多提问追究南下兵团“对上海市委的看法”,南下兵团发言人一直“不轻易表态”,最后不得不支吾其辞“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今天不谈,以后有机会再谈”。只是在回答具体问题时会表态“市委不满足群众要求就不对”。

  同时,上海市委也了解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是有背景和来路的,自然希望这份默契不仅不招致冲击,还能引出有利的评判。9月19日,曹荻秋代表市委接见南下兵团,反复强调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文章,“都是在市委组织下写的,经过市委讨论修改的”。但南下兵团一直恪守着默契的底线,除了不在公开场合抨击上海市委,也从未给出有利的评判。此时,有一件很蹊跷的事发生了。9月20日,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调查团抵沪(16人),入住长乐路某号一资本家家中,占用上海民主党派办公机关作联络点,并很快就“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的冲突”等作出了《内部结论》。应该承认,《内部结论》是小骂大帮忙。其所使用的“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见了世面,经了风雨”等语言,也会令经历过文革的人思绪万千。至于这支神秘的小型调查团,是受派遣而来,还是受邀请而来;是为了掣肘南下兵团,还是为了匡助上海市委,均不得而知。此后,市委又召开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云南、辽宁、山西等来沪串联学生座谈会(笔者按:注意此处回避了北京红卫兵),得到了多数认为“上海政策掌握得稳”、“南京路上再也吹不到香风”、“北京红卫兵高傲粗暴”;少数认为“上海运动不彻底”的利好结论。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加以考虑南下兵团在上海的武斗步步升级,随时有可能突破互为默契的界限,上海市委便背着南下兵团向中央报告,大串联巳使上海的生产出现了“不健康因素”。待中央向南下兵团下达“国庆返京”令后,上海市委与南下兵团之间危如累卵的默契也就不复存在了。

  综上所述,查考北京红卫兵三次南下与上海市委的关系,第一次为松散型地冲击;第二次为功利性地默契;第三次为组织型地冲击。

  第五、北京红卫兵私分抄家财物吗?

  在一些简报材料中,隐约可见一种数落,如说北京红卫兵“随意出去抄家”,“抄了不打收条”,“带着搜查物扬长而去”等,甚至“有的人身上原来没有手表、照相机、香烟盒的,现在都有了”,即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有乘抄家之机搜刮财物的嫌疑。其实,这个说法证据不确。它记录的只是表层现象,若武断地臆测有失公允。

  同样据简报材料记载,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徐汇区组织抄家的过程中,曾组成训话组、讯问组、搜查组、纪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在静安区,北京红卫兵“提出要将搜查的箱子、衣物等统统搬到财政局”,连区委建议封起来,也不同意。这是因为在北京红卫兵的概念中,查封只是使财物处于中间状态,只有上交财政局才是充公。同时,北京红卫兵还公开在主要抄家地段的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在此,进一步引证南下兵团第五纵队与上海中医学院文革小组,针对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大年抄家财物的处置予以说明。当时,北京红卫兵曾在陈家开启了被龙华医院红卫兵抄封的一只皮箱,因双方纠缠,便被重新封存。9月27日下午四时,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三名红卫兵进入陈家(“国庆返京”令巳下达),“命令不准任何人进门”,随即上楼打开皮箱。 不久,静安区卫生局派人到达现场,认为北京红卫兵系“临走之前来取财产”,便退出打电话给有关方面。北京红卫兵见状,搜走了陈家200元左右现金(陈自述),将箱子绑在自行车上匆匆离去。静安区卫生局、龙华医院红卫兵即前往五纵队驻地(市西中学)交涉,在静安寺附近路遇带走皮箱的三位红卫兵,因拦住询问不得结果,便判断北京红卫兵“拿走如此巨额钱财,既不与我们联系,而且千方百计避开我们,又不留清单,应给予必要的怀疑”。晚9时许,再次赶往市西中学时,第五纵队“巳赴北站返京”,后经“市委劝告,没有继续追赶他们”。第二天,龙华医院等“外出设法寻找,先后到里委会、市委、外地同学接待站、静安区公安分局均无着落”,最后在区人民银行办事处找到了皮箱。经初步核对“箱内财物略有变更,但大致相符”。银行反映当要求现金以“存款形式储存”时(帐号4196),北京红卫兵又从口袋里“拿出50多元加入”,故存入的现金比清单上多。由此可见,尽管北京红卫兵的种种行迹遭至猜疑,终究没有占抄家财物为己有,而是处心积虑地乘临走之际把它送进了国库(笔者按:这缘于北京红卫兵也存有一份悬揣,那就是上海的抄家财物会不会有所旁落?)。

  确实,在具体的抄家过程中,北京红卫兵会出现不守纪律的情况,尤其将抄家财物当作“战利品”炫耀,以满足心中的虚荣和矜夸,在年轻气盛的人群中更会有自然的发生(甚至也不排除存在个别的作弊)。但在北京红卫兵处置抄家财物的总体判断中,应认为是诚实而干净的,这不仅仅在于始终没有直接的证据,更源于对北京红卫兵参与“行动”的意义阐说,那就是满怀着革命的冲动,要对资产阶级分子采取强制的手段,剥夺不义之财产。其愤慨的情绪可以允许搜查、没收甚至砸烂;可以允许谩骂、叱责甚至武斗,却不会容忍流氓性质的贪占和藏掖。

  1966年9月10日至30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在上海行动廿天,上挂中央和市委;下联基层和群众,在上海文革史上划下特别的一笔。或许这一笔不属大关节目,却是不容忽略和缺失的。

注释(略)

附一:1966年9月2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南京路上张贴的对联20条

⒈老子为革命抛头洒血创江山,儿子为革命造反有理定乾坤
横批:代代红

⒉老子造反闯江山,儿子革命掌大权
横批:世代相传

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鬼见愁

⒋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⒌是好汉欢欣鼓舞,是混蛋暴跳如雷
横批:真假分明

⒍父母创江山粉身碎骨在所不计,儿女保政权赴汤蹈火心甘情愿
横批:世代革命

⒎老子革命枪林弹雨力战众魔,儿子造反披肝沥胆横扫群崽
横批:造反万岁

⒏为革命纵一死又有何惧,捍专政复永生血染山河
横批:赤胆忠心

⒐我老子英雄南征北战,我这代横扫牛鬼蛇神
横批:我是好汉

⒑老子干革命闯天下出生入死,儿子举红旗保江山披荆斩棘
横批:老子英雄儿好汉

⒒红五类听抄家兴高采烈欢欣鼓舞,黑六类闻抄家魂飞魄散屁滚尿流
横批:抄家有理

⒓先烈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后代为革命上刀山下火海无所畏惧
横批:革命到底

⒔老前辈跟着毛主席猛杀猛打洒尽碧血创江山,红后代跟着毛主席冲锋陷阵翻江倒海换新天
横批:红心向党

⒕忆当年老前辈雄师北上抗日寇,看今朝后来人精兵南下扫四旧
横批:代代红

⒖革命前辈冲锋陷阵前赴后继杀逼三山五岳,红色后代挥刀造反横扫妖魔威震五湖四海
横批:前赴后继

⒗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者保江山掏出红心
横批:前赴后继

⒘揭字当头斩草除根妖魔难逃政权永保,保字当头留下祸根后患无穷政权变色
横批: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⒙你娘放屁你放屁臭气冲天,老子革命我革命事实如此
横批:本性难移

⒚老前辈打江山不畏枪林弹雨,红卫兵保红旗不惧火海刀山
横批:前赴后继

⒛你爹有罪你不斗活该倒霉自来黑,我父革命我继承誓保革命自来红
横批:事实如此

此外,北京红卫兵还在南京路上贴了一条标语:不懂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大笨蛋,不讲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大混蛋,反对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大坏蛋。

附二:部份居住在上海高校的北京红卫兵对9·25中央通知的反映

居住高校/人数/传达时间/情况

音乐学院/一百四十人/25日/属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决定27日集体返回,同时宣布“因有任务才走”,“国庆后立即再到上海来”。
华东师大/四、五百人/26日上午/传达中有部份中学红卫兵起哄,有人提出要去问市委。
复旦大学/三百二十人/25日晚/大部分想得通,个别有追问。提出购买上海的毛主席像章。
交通大学/六百多人/26日上午/事先巳从南下兵团总部得到消息。反映较好,有的巳动身。
戏剧学院/三十多人/25日晚/多数表示要贯彻中央决定。个别住“革命楼”的表示不回去。
体育学院/十五人/26日早晨/多数认为中央决定正确,应该回去。个别有怀疑。
财经学院/八十八人/26日/情绪正常,提出参观万吨水压机和上海手表厂,中午巳落实。
工学院/二百多人/26日/多数人情绪较好,同意回去,个别人认为是市委告状的结果。
外语学院/七十五人/25日晚/多数人反映较好。也有一些人态度不好。

资料来源:《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第267号“部份北京来沪学生对中央指示的反映”

附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一文的相关摘录

(见本刊zk0806e,2008年6月,此处略)

□ 原载《史林》2008年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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