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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帆 (锋凡):1970年代末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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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人物

风帆


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野外显得空旷萧疏。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下午三点二十分,一辆遮篷卡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到一个挂有“地方国营上海三联织造厂”牌子的厂门口,发出尖厉的刹车声后停住,鸣了几声喇叭。大铁门“哗啦啦”地打开来,车子径直开了进去。
停车之后,车上的人纷纷从车尾往下跳,一个个缩成一团,一窝蜂似地拥到不远处的一间屋子里去。这间屋子可容纳一百多人,原先是这个厂漂染车间开会的会场,文革开始后被厂里的造反派占据为活动场所。现在他们在市里参加了一个集会后,回到了这个地方。
厂里的造反队大队长是声名赫赫的卢和全,今年二十六岁。这时他正踌躇满志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屋里人声嘈杂,这时,门外又钻进一个人来,气急败坏地拍着身上的雪,张望了一会,来到卢和全的面前。
“啊呀,你们可回来了,卢大队长,我正有情况要向你汇报。唔,今天上午你们走后,他们赤卫队就显得很慌张,特别是薛志安那个赤佬,还有季根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大概到中午,他们得到了什么消息,就连忙召开了秘密会议,大概商量出了什么阴谋诡计,大概到了三点多钟,就是刚才,他们突然组织很多人冲到厂长室去了,大概是……”那人说到这里,擦了一把鼻涕。
一些造反队队员已经围了上来听着,一个队员把帽子抓到手里狠狠地朝桌子上一摔,说道:“赤卫队还在搞什么鬼,把他们砸掉算了。”
“砸掉!……咳……咳……他妈的×,留着总是一大祸害……咳咳!”这个队员吸了一口烟因急着说话呛得直咳,其他人一听也都跟着嚷了起来。
去年十一月,厂里有两股人群先后参加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简称“赤卫队”)的群众组织。从那时起,两派人马在厂里就较上了劲,当时赤卫队势力较旺,厂里的赤卫队趁此也占尽上风。不料好景不长,风云突变,到十二月“康平路事件”一役,赤卫队被打压成了“保皇派”组织,顷刻间就分崩离析,厂里的赤卫队自然也跟着土崩瓦解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甘心失败,继续拉住一些人,改名换姓,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立了一个叫“红色造反战斗队”的组织,要与厂里的造反派继续斗争下去。但正在兴旺发达的造反派根本不承认他们这个所谓的组织,认为他们是换汤不换药;是狗改不了吃屎,仍然把他们称为赤卫队,叫做保皇派的残渣余孽。
卢和全怔了一会,站起身来:“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他扔掉烟头,继续说:“今天,我们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已宣判了旧市委、市人委的死刑。我得到上面的指示精神,意思是说世界上一切的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我们造反也是为了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运动发展到现在,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干净地、彻底地、全部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根据这一精神及市里大会的情况,我想了想,觉得非常有道理,太好了,好极了,我们厂里也必须这样去做,否则我们还造反干什么。我又想了想,根据我厂的实际情况,夺权是不难的,问题是原来那帮赤卫队的人,这些老保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凭我的经验,他们必然要与我们作对到底。刚才‘木头’所反映的情况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但是我想我们造反派现在已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扫除赤卫队这个障碍,然后让旧的厂领导都靠边站,一切权力归我造反派所有。”
卢和全滔滔不绝的话语,那抑扬顿挫的声调;那充满激情的态度,使周围的群众忍不住轰动起来。大家都被卢大队长的讲话所深深感动,他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一下子表达得那么透彻,大家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惊喜,整个房间里洋溢着一种醉人的气息。
“喂!喂!喂!我的话还没讲完那,……”卢和全右手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在左手的拇指上拍打着:“大家听着,大家听着,‘乌贼鱼’你不要手舞足蹈了;李明强你等会儿再议论,我说现在既然赤卫队那帮子人都到厂长室去了,我们正好也去与他们作一决战,把他们彻底打垮。你们看有什么意见?好!没意见的话现在就行动,徐以正带领二中队马上去控制厂里的交通要道,要注意不要让厂里其他赤卫队的人随便串联;另外两个中队的人都跟我来。”


在厂区的中间有一幢灰蓝色的二层楼房,三联厂的党政科室就设在里面。
厂长室在二楼东南角的第一间房间,面积约有二十多平方米。运动开始后,这个办公室已经是几遭破坏:门的下部被脚踢得开裂;门上的锁被挖掉,只剩一个窟窿;朝南的一排玻璃窗有七块玻璃被打碎;六盏日光灯有四盏没有了灯管;一个搪瓷痰盂看上去是新的,但已伤疤累累;废纸篓四周糊上纸已被当作高帽子使用过;四张写字台的抽屉都被封条贴住,台面上的玻璃板早已不见,有一张桌面上还用墨汁歪歪斜斜写着“走资派小心你的狗头”。现在“红色造反战斗队”的二十多人正盘踞在这间屋子里。
三联厂有一千多名职工,赤卫队在三联厂发展的鼎盛时期曾经拥有过一百七、八十名队员。而造反队在去年刚成立时却只有十九人。只几个月的时间,随着形势的剧变,造反队日益做大,现在厂里的造反队已有一百二十多条好汉。而赤卫队一蹶不振后,尽管厂里的赤卫队改了名叫什么战斗队,按花名册查点也只剩下四十多人,其中真正的积极分子不过二十多人。几个月来,三联厂这两大势力之间的大冲突虽然没有发生过,但小摩擦却经常不断,随着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两边都竭尽纵横捭阖之能事。现在当权力斗争被提到了运动的议事日程之时,矛盾也就更加地激化了。俗话说:当事者昏,旁观者清。据厂里的旁观者认为:赤卫队也好,战斗队也罢,都已是势末力竭,不堪一击,天下铁定是由造反派来坐了。
现在战斗队到厂长室来,这是战斗队的首脑们所策划的一次对形势的适应性行动。他们已经得悉今天上午市里的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对市委、市人委进行了夺权预演,在权衡盘算了一下之后,他们认为时机不能坐失,趁造反派不在厂里的机会,决定在本厂夺权问题上来个孤注一掷、先入为主,随后在斗争形式和内容上来一个明显突破,以期改变别人对他们是“老保组织”的看法,然后再重整旗鼓、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在三联厂掌握大权,或者至少与造反派争得个半壁江山。这是战斗队的头头们打的如意算盘。
战斗队的队长薛志安是设备科的办事员,一张白脸干干净净,衣服穿得也比较讲究;副队长季根生是织布车间的统计员,在聊天吹牛方面有独到的专长。这时,他们正带领着队员们同厂长在进行纠缠。现在情况很明了,战斗队要夺权,厂长则十分为难地推三推四地说要等到造反队回来再商量解决。
厂长姓邝,四十多岁,他这时正用双手抱着头,任凭薛志安他们的大声辱骂,也不松口。他忽而想起自己过去意气风发的时候;忽而想到现在遭受围攻的日子,真是世道变化得太大了,前途如堵。


“我们被造反队包围了,造反队来了。”两个战斗队队员冲进厂长室,紧张地喊着。正当人们惊慌失措时,卢和全率领的造反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厂长室,一些人涌进室内;一些人围在室外。
“参加赤卫队的同志们,现在是你们应该觉悟过来的时候了,希望你们赶快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革命不分先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卢和全神气十足,像背台词那样说完了以上的话。
“卢和全,”薛志安两眼紧盯着这个造反队的头头,声色俱厉地说:“我要正告你,首先我们现在已不是什么赤卫队了,请你不要做蛊惑人心的煽动;其次,既然你说革命不分先后,我们现在就是在对走资派采取革命行动,你们有什么资格前来干涉,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卢和全背着双手,头一斜,带着近乎俏皮的口吻说:“干什么,我想你知道得很清楚。”
“你说的对,我是知道得很清楚,你们的目的就是……”
“下面由我来说吧,”卢和全抢过话头,面向众人说道:“同志们,我们造反队现在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解散你们这个赤卫队的变种组织,由我们造反队来向厂里的走资派夺权。”
“轰”的一声,战斗队方面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卢和全朝身后顾盼了一下,邝厂长慌了神,他以为可怕的混战和殴斗就要开始,急忙战战兢兢地拉住卢和全的手说:“我说小卢……卢大队长……有事好好商量……不要那个……可以商量解决……”他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一层细汗。
“白日做梦!热昏了!不要以为地球是按你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们凭什么就想轻易地解散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难道只许你们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吗?还有,你们凭什么想把三联厂的大权独揽。”战斗队的季根生站上前来,两腿有些发抖,涨红了脸,声嘶力竭地把话好不容易说完。
卢和全推开邝厂长,正要答辩,他身边一个四十多岁的瘦子(他是造反队的队委,因颇有些老奸巨滑和谋略,故被造反派尊为参谋长)抢先开了腔。他阴阳怪气又有些尖刻地说:“群众组织,哼,你们算什么他妈的狗屁群众组织,不要看你们改换了门庭,能骗得了谁啊,你们骨子里还是资反路线的忠实维护者;是陈、曹之流的铁杆保皇派,现在正当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反路线发动总攻击的时刻,你们竟然还这么猖狂,我真佩服你们顽固不化的精神。”
“轰!”造反队这边的人群也开始骚动,嘈杂声中夹着呐喊:“砸烂!”“踏平!”
邝厂长又神经质地环顾着四周的动态。
卢和全上前走了两步,说道:“同志们,赤卫队的同志们,我这里有一些传单给你们看看。”说着就从棉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叠纸片向人群撒去。薛志安连忙大叫:“大家不要看。”但许多人还是捡起来看了。
卢和全等了一会,接着说:“大家看到什么了吗,旧市委已经垮台了,革命的形势空前大好,赤卫队是资反路线的产物,虽然你们已改了名,但你们本质上还是赤卫队,我们现在要解散你们,正是我厂革命造反派向资反路线发动总攻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为什么一切权力要归造反派呢,因为我们是从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的。我们广大的造反战士心最红;志最坚,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我们的大方向最正确,我们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有张春桥同志的关怀,试问,我们不夺权谁来夺权。”
这时,从战斗队这边又跳出一个人来。此人的年龄约四十七、八岁,是络纱车间的党支部委员,也是卢和全当初学做机修工时的师傅,由于他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人称“胡子”。他开口说道:“我来讲一句公道话,这战斗队的事,解散不解散我倒不在乎,但我们三联厂的领导权要由你们造反派来掌握,我们一万个不答应。你们这帮子人,谁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心中有数,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总之我们厂不能交给你们来领导,我们要选举,选我们信得过的人。”
胡子的这番话确实说出了不少人心声,造反队成立的时候,厂里参加的人有三多:思想落后的人多;二流子多;不三不四的人多。而赤卫队成立的时候,厂里参加的人也有三多:党团员多;先进生产者多;老工人多。由此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但形势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造反队越做越大,越做越强,使很多人都被搞得云里雾里。
胡子的一番话很快被造反队里爆发出的一片喧哗声所淹没:
“这老不死的,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讲什么选举,把我的大牙都要笑掉两个。……”
“他奶奶的我们造反派掌权要他们答应什么,简直是不知羞耻。……”
“……这老瘪三,无理取闹,……污蔑我们革命造反派,狗娘养的,要教训教训他。……”
卢和全脸色发青,走到胡子面前,咬牙切齿的说:“你刚才说话的意思我都听懂了,……”
胡子把头一扬,冲着他说:“既然听懂了,那就仔细想想吧。”
卢和全说:“我无须多想,夺权是历史赋予我们造反派的神圣使命。在越来越多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的时候,你大谈什么答应不答应是毫无意义的,再有你所说的我们是代表不了什么人的。”
胡子接过卢和全的话说:“那么你们究竟能代表多少人呢,我劝你还是回想一下当初你是怎样做我的徒弟的。”
“当然了,我过去是你的徒弟,但在今天的形势下,只有革命与反动之分,没有什么师徒情谊存在。”
“我不是来和你说什么师徒情谊,我指的是请你反省一下你的道德品质你的为人。”
“我的道德品质怎么啦,我的为人怎么啦,无非是我过去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这能说明什么?”
“好哇,你既然这么不知廉耻,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说一件你不是鸡毛蒜皮的事给大家听听。”胡子突然亮出咄咄逼人的目光,令卢和全大吃一惊。
“随你的便。”卢和全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胡子深吸了一口气,说:“好,我问你,在前几个月你参加造反之前,你是否侮辱妇女猥亵过小姑娘?”
像是天庭里响起上帝神圣而又富于魅力的宣旨;像是自由女神对隐恶者进行揭露的庄严嗓音,四周一时安静的出奇。“擒贼先擒王。”这下可好了,卢大队长如果是个流氓,造反队怎么还可能理直气壮。
经胡子这么一说,卢和全立即清楚地想起来一件事:去年十月份,他冒充学生与分到车间不久的几个厂工业中学的学生一起到外地去大串联,在去井冈山途中夜宿一小县城,他一时性欲难挡,正好有机会使他得以对一个叫许士玲的女学生下手,但在对方的反抗和挣扎下未遂。卢和全愣了一下,从齿缝里迸出两个字来:“造谣。”
卢和全身旁的参谋长一听,立即高喊:“造谣可耻!”其他造反队员也跟着喊:“造谣有罪,罪该万死!”
胡子走到他们面前,把手一挥,说:“我有作证的人。”
薛志安感到绝处逢生,喜出望外,他赶紧催胡子去把证人带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屋子里谁也没想要去开灯,也许这黑暗对于掩饰许多细微的、复杂的表情,能起着很大的作用。
窗外天空灰蒙蒙的,又有些发暗红色。银装素裹的景物反射出微弱的寒光,许多根电线笔直地伸向远方。大风夹着大雪,有时是斜向的急剧下降、飞速上升;有时则是在水平线上飘忽不定地螺旋式席卷。
卢和全身材不错,但脸部长得不是那么合乎规格,主要是鼻梁太长,而两眼又偏向中间靠拢,因此以前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毛驴太君”。他嘴唇薄薄的,上面是一撮小胡子;和他一说话,细心的人还会发现他的牙齿也排列得不整齐。卢和全感到有些冷,他把棉大衣裹了裹紧。他心里开始慌乱,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他已经认识到这里的局势已经失控,也可以说是出现了危机。他责怪自己太软弱,一开始就应该用强硬的手段来了结此事,根本不用与他们讲那么多废话,以致弄出这等麻烦事来。
现场比较尴尬,人们有的伫立沉思;有的交头接耳。卢和全看了看手表,已是傍晚五点二十三分,他又斜眼瞥了一下战斗队的几个头头,见他们的脸上挂着洋洋得意的神色。卢和全强作镇定地对造反队几个队委说,同时也是说给其他人听的:“他们肯定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识破他们的鬼花招。”队委们一律严肃地点点头,把对方骂了一通,接着又无话可说。


门外人声突然嘈杂起来,只见胡子领着一个青年女工走进了厂长室。好像一个马戏团的演员把一个会表演的动物带进了杂耍场,引得众人都伸长脖子注视着。很多人都认出来这个女子是厂工业中学毕业,分到络纱车间工作的许士玲。她一下子来到这么多人的中间,又被众目睽睽所逼视,神情显得十分紧张,低着头,两眼只是看着地上。
“小许,我刚才都与你谈了,现在你就说吧。”胡子很自信地对许士玲说。
“不要害怕,在正义面前把你心中的不平说出来。”薛志安以保护人的口气说。
“天下是造反派的天下,任何人想要搞阴谋诡计是注定要失败的。”卢和全不卑不亢地说。
“你不要对证人进行威胁恫吓,小许,你镇静一下,把事情真相说出来吧,我们的目的只是不想让他们造反派来领导我们厂。”胡子见许士玲一声不吭,心中暗自着急。
许士玲抬起头,目光恰与卢和全的目光撞到一起,她赶紧又把头低了下去,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卢和全似乎已经看到了他想要看到的东西。
季根生急不可耐地毅然走到许士玲面前,说:“许士玲同志,在现在这种关键场合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我们只要你干脆地回答一句话,卢和全到底有没有侮辱和猥亵过你。”
许士玲嗫嚅地低声回答:“没有。”
卢和全听得真切,双手从棉大衣口袋里抽了出来,声音嘹亮地说:“把灯开了,小许,你把话说得响一些,既然他们让你来作证,你就把事实讲清楚,我相信你是不会受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
许士玲终于抬高嗓音说:“我确实与小卢等人一起出去大串联过,但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一片喧嚣声像决堤一样爆发出来,卢和全感到热了,他把棉大衣脱了一甩,他认为给战斗队最后一击的时刻到了。
薛志安们大失所望,胡子气急败坏地走到许士玲面前,结结巴巴地说:“你不是亲口对我说的吗,……怎么现在说这种话,你……你……”
卢和全一把拽过胡子,“你刚才不是要我不要威胁恐吓证人吗,你现在这样算不算威胁恐吓。”随后他一转身,对大家亢奋地喊道:“同志们,刚才的事情大家都看清楚了吧,那不过是赤卫队的头头们所玩弄的又一出政治把戏而已。他们想以此来挽救自己覆灭的下场,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结果是弄巧成拙,终以失败而告终。现在时候不早了,我们不必再与他们扯皮下去,我现在就代表本厂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勒令所谓的战斗队必须在十分钟内予以解散,否则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好!”“赤卫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砸烂保皇派!”造反队一边群情激奋,斗志昂扬,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战斗队的头头们面面相觑。
三分钟过去了,一些战斗队员举行了起义,要求加入造反队。
“欢迎,欢迎,我刚才就说过革命不分先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卢和全虚张声势地喊道,同时张开双臂去亲热地去握他们的手。
这是战斗队崩溃的开始,一会儿又有一些人也陆陆续续地宣布退出战斗队,有的垂头丧气地把袖章交给卢和全,逃也似地离开了现场;有的则恨恨地把袖章扔在地上,大步走了出去;还有的满含羞愤地把袖章折叠好放进口袋里,正欲退场,却被造反派们拦住,要他们扔掉袖章再走人。
八分钟过去了,战斗队那边就只剩下薛志安等四、五个人,他们沉默地呆在那里,似乎要顽抗到底。卢和全以战胜者的姿态骄傲地走到他们面前:“把袖章脱下来,你们也可以走了,你们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你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薛志安他们用目光和表情以及动作交换了一下意见,就都把左臂上的袖章褪了下来,放在桌子上,带着不肯罢休的神色和想要东山再起的决心,在造反派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厂长室。
“这些净做蠢事的家伙,这回倒是聪明起来了。”卢和全望着他们的背影,嘲笑地说。
接着他派人去把战斗队的队部去给查封了。卢和全如释重负,然后走到邝厂长面前,傲慢地说:“从今以后三联厂的一切权力都归革命造反派所有,你准备一下,这几天把厂里的有关公务移交给我们。”接着卢和全转向大家:“同志们,我们胜利了,……”突然,他的目光又与许士玲的目光碰到一起,话也就中断了,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


吃了晚饭后,卢和全偷空把许士玲叫到了地下室。这是一间像地堡一样的屋子,高出地面的顶上都长满了草木丛,由于长年累月地荒废着,里面散发着潮湿、霉烂的气味。卢和全打开电灯,把门关紧。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卢和全低沉的声音在四壁之间“翁翁”作响。
许士玲笑了,现出妩媚的神态。
“你在胡子面前都说了些什么?你还对谁说过这些事?”卢和全在昏黄的灯光下,一脸的凶相。
许士玲见状暗自惊诧,但表面不露声色,温和地说:“小卢,你相信我,我只对胡子一个人说过,但是刚才我不是把一切都挡过去了吗。”
“哼,挡过去了!把什么挡过去了。你根本就是在对我造谣诬蔑,你知道不知道!”卢和全咆哮道。
许士玲大为惊愕,愣了一会,说:“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当时……”卢和全狠狠地打了许士玲一个耳光:“你还敢再诬蔑我!”
许士玲手捂着脸哭泣着,卢和全拿出预先准备好的笔和纸放在许士玲面前的桌子上,说:“你马上给我写个材料,说明保皇派是怎样利用你来对我进行造谣诬蔑的。你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许士玲说:“我不写,刚才我已经否定了我说的事,为什么还要我写什么材料。再说我不能造谣诬蔑别人。”
卢和全威胁到:“你不写也得写,我告诉你,现在三联厂已是我们造反派的天下,料你一个无名小卒也反抗不了。你不光要写这个材料,还要写一份调厂申请,我不想在这个厂里看到你。”
许士玲满怀怨恨和羞愧,她朝卢和全大声地喊道:“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什么都不会写的,我要重新向人们揭露你过去的罪恶,揭露你的真面目!”
卢和全冷笑一声:“你没有机会了,你如不写,我就把你一直关在这里,我劝你还是想明白一点。”说罢,他冲出地下室,把门反锁了起来。
卢和全召集造反队的队委们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之后卢和全找了个地方就睡觉去了。
睡觉一直在做梦,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六点多。卢和全放心不下许士玲的事,匆匆起床穿衣,睡眼惺忪地跑到地下室去。打开门,见许士玲伏在桌子上,卢和全过去拍着许士玲的肩膀,许士玲抬起头,卢和全和气地对她说:“考虑得怎么样了,算了吧,我看你不要再固执下去了。你看昨天他们战斗队的下场了吗,你一个人难道比他们一个组织还要坚强?我再次劝你还是放明智一点,我想你是个聪明的人,你昨天的行为不是很聪明吗,怎么后来又糊涂了呢?”
疲惫不堪、备受打击的许士玲朝卢和全看了一眼,眼泪流了下来。……
过了几天,在中央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精神鼓舞下,“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大地。三联厂的造反派成立了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正式掌管厂里的行政大权。
雪后天晴,气温更低了。原来的厂长室现在已成了火线指挥部的办公室,邝厂长等人已被驱赶到车间里下放劳动去了,现在是卢和全坐镇在这里。
卢和全把许士玲写的“情况说明”材料收藏好,之后拿出“地方国营上海三联织造厂”的图章,朝面子上哈了一口气,在许士玲的调厂介绍信上摁下了红色的印子。这是卢和全掌握厂里的印把子后第一次使用权力;也是他处理的第一件公务。他的心头之患终于排除掉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也随之烟消云散。从此以后,他卢和全就是一个正人君子了,他要粉墨登场,去扮演一个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出人头地的角色。
卢和全起身走到窗前,双手叉腰,注视着窗外的景色。此时此刻他在想什么,没人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戏才刚刚开场。

1978.11.15

注:此文上半部曾刊载于《鱼园》第三期,之后《鱼园》即停刊。至一九八0年四月《同学》创刊,全文刊载于《同学》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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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好人

风 帆


A.这个人
隆冬,夜色深沉,朔风怒号。窗户被风鼓荡得“咔咔”直响,使人心寒胆战,以致产生某种恐惧心理。这是一九六七年一月某一天的深夜,赵建伟回家后准备上床睡觉。他今年才十八岁,一双很神气的眼睛常常现出一种富于想象力的顾盼;嘴唇则似乎总是很胆祛地抿着。这个才思敏捷的年轻人被卷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湍湍激流中,于是他原本崇高的理想可怜地破灭了。是的,他曾幻想成为文坛巨匠,但现在他确实地只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刀笔小吏,在那些油印得很糟糕的传单上,进行一些蛊惑人心的宣传。
就在他上床之际,一个念头,一个很重要的回忆,使他迅速地将头伸进床底。在里面翻弄了一阵,拖出一个包裹,打开来,是三本笔记本。这些东西是赵建伟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在文革前夕借给他参阅的,文革风暴乍起,赵建伟在清除家中的书籍及其他“封、资、修”物品时,曾特意将这三本笔记本留了下来,准备不日归还给班主任。不料后来竟也忘了,时隔近半年,现在班主任已被隔离审查,这些东西怎么处置呢?赵建伟坐在地板上又翻看了一下这些笔记本,里面记的是一些读书心得,那文笔凝练;那意气纵横,曾使他深深为之倾倒。但是现在形势变了,笔记本里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很可能成为班主任的又一些罪证。它们一旦被披露,必定是又要闹出些是非来。赵建伟回想起班主任过去对自己多方面的关爱,使得他俩的关系甚为密切。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凭着良心,赵建伟为班主任的处境着想,也为自己的处境着想,他思考了一些办法,最后决定将这些笔记本埋到地底下去。
赵建伟从一个非常浅显的人之常情出发,为着满足自己报恩的心愿,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在那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下,一个红卫兵小将为一个牛鬼蛇神隐瞒罪证,这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B.这个人
许立成伫立窗前,灰暗的天空,阴沉、寒冷。这动荡之年的冬天,放风筝的孩子特别多。在那横贯东西南北的电线上,挂满了断线的纸鹞或是纸鹞折断的尾巴。这景象在许立成的心头竟引起一种莫名的空虚和惆怅的情感。
狂浪般的头发下掩护着一个灵敏的头脑,挺直的鼻梁很骄傲地从脸庞的中部隆起。性情放任,桀骜不驯,处处喜欢自我表现,借以证明世界上还有这么个生灵存在。文革开始后,许立成像头被激怒的小狮子,精力充沛得过剩。对历史进行嘲弄;对“敌人”进行恶作剧,在现实中武断地设计和制造一些“曲折情节”以满足自己在“政治斗争”这件玩具上所能得到的快感。
这个故事之所以要涉及到许立成,是因为这一天他忽然记起一件往事。许立成和赵建伟是同学,他俩在文革前上课坐一张桌子,正是在那个时候,赵建伟曾把班主任借给他的笔记本转借给许立成看过。文革开始后,他俩先一起参加过“上海市红卫兵”,一起去“大串连”,后来又一起加入现在的“红联”。许立成混上了中队长,赵建伟成了摇笔杆的。他俩因种种原因相互看不起,相互闹别扭,以致搞得关系很僵。现在许立成由几本笔记的回忆,很快引起他那种职业性的敏感和习惯上的兴趣。他从窗前蓦然回身,在屋里走了两圈,一个新的动机正在酝酿。

C.这个人
苍白的天底下是一片萧索的景象,淡淡的夕阳从窗口钉满木条的缝隙里溢了进来,给这个屋子带来些许生动的气象。
在这间隔离室里羁押着一个四十六,七岁的中年人,名叫陈宝村。他原来就是赵建伟和许立成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这位一向很注重仪表、雍容大度的先生,现在竟是一幅不修边幅,丧魂落魄的模样。脸色憔悴,松弛的眼敛很悲哀地挂了下来,眼珠呆滞地老是停在一个方位上,这是一个心灵受到重创的人。
当文革兴起后,漫天下的人一下子都不可思议地变得冷漠,残忍起来。相互攻奸,相互诬陷,相互钳制,相互倾轧,搏斗在一起,厮杀在一起,难解难分。而像陈宝村这样的人则只有被辱骂和受批判的份,校园里到处都张贴着指控他们一类的大字报。在一天数次的大小批判会上,一些先前很尊敬他的学生纷纷上台揭发他。这些学生很详尽地,不厌其烦地考证他在某年某月某日于何处说的一句话或一件小事,甚至编造一段很巧妙的,无懈可击的情节来责难他。在这些学生中,许立成的勇猛和赵建伟的沉默,都给陈宝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宝村出身在胶东半岛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在北平念大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积极追求真理。大学毕业后全国已经解放,他被分派到上海来教书。二十多年来,他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先后入团,入党并多次荣膺先进工作者称号;他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一贯兢兢业业地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初始就被打成“三反分子”,经过所谓的内查外调后,现在他又成了“逃亡地主”。

D.场面
隔离室的门很轻地被推开,许立成走了进来。
陈宝村象中了一弹似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移到桌子边上站定。
“陈宝村,”许立成走到陈宝村的面前侧身而立,说道:“我想开门见山地和你谈一个新问题。”
陈宝村象个木偶似的沉默着。
“你还有几本笔记本好像从来没有交代过,你大概忘了吧?”
那木偶的眼皮朝上翻了一下,又冷漠地垂下来。
“我们本来也不会知道的,只是有人揭发了这件事。”
陈宝村神色惨淡,左边的嘴角微微地颤动了一下。
“昨天,赵建伟把你借给他的那些东西都公开了出来,并为此写了很深刻的批判文章。”
“呵。”陈宝村的嘴唇里发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声音。
许立成注意到了这一点,说话停顿了一下。
“赵建伟。”陈宝村嗫嚅着这个名字,眉宇间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是的,赵建伟,你昔日的得意门生,现在他背叛了你。你大可不必为此而痛苦,革命中是什么事都会发生。难道不是吗?特别是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是多么深刻地从本质上改变一个人啊!”许立成怪模怪样地摇摇头,又有力地挥动了一下手臂,“简直可以说是重新塑造。”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上来吧。我们现在暂且保留对那些笔记本的批判,但是你总该先给我们个交代吧。通过这件事,我想奉劝你还是彻底地坦白一切罪行,不要隐瞒什么,因为那肯定是徒劳的,到头来……。”许立成话未完,意未尽,扬长而去。
教学大楼。两天以后,许立成在下楼时正巧遇上赵建伟。许立成站在上一级楼梯叫住赵建伟,赵建伟站在下一级楼梯上充满戒意地看着许立成。
许立成莞尔一笑,将几张稿纸递给赵建伟:“看看,陈宝村的新作。”
“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我的补充交代”
赵建伟认出这是班主任的笔迹。
“我借给赵建伟同学的那几本笔记本,是我××年至××年之间的读书笔记。”
赵建伟看到这里,猝不及防,腿有些打颤。再往下看是陈宝村写自己对读书笔记的认识,什么“反动内容”啦,“妄图变天”啦,“毒害青年”啦,“罪该万死”啦等等。赵建伟看罢,抬起头,慌张的眼神正与许立成狡黠的目光相撞。
“既然陈宝村自己已经交代了这个问题,不知那些笔记本你是否还保存着,我想……”许立成说。
“没有了,我记不起这是怎么回事,反正那些东西是没有了。或许是卖了,或许是烧了,我……”赵建成说。
“你说的可能是真话,不过我认为你总应该为此事向大家表个态吧。比方说对那些笔记本的内容作一些批判什么的。再说,你过去毕竟是陈宝村的忠实信徒,难道你不打算洗刷一下自己的坏名声吗?”许立成说。
“……”赵建伟张口结舌,转过身逃也似地走了。他受不了这种嘲弄,他为自尊心很随意地被人侮辱而深感气愤。

E.命运
如果说许立成在这件事上是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就太抬举他了。他只不过是借政治斗争的程序来玩弄人世,泄泄私愤罢了。许立成料到赵建伟会采取抵触的态度,这只会增加许立成的斗争兴趣。他将赵建伟与陈宝村的关系以及围绕笔记本而产生的矛盾加以歪曲和丑化,大肆宣扬,从而置赵建伟于火炉之上烤,使其在流言蜚语的包围中,在政治斗争的高压下,惶惶不可终日。
赵建伟有时埋怨陈宝村为什么要将笔记本的问题供出来,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有时也想屈服,但最终他的良心和自尊心拯救了他。外界的压力,许立成的恶劣行径,反而激起他坚定自己的意志,他信奉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不久,赵建伟与“红联”组织脱离关系,成了一个逍遥派。
在六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之前,中学毕业生不是都得分配到外地农村去。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包括赵建伟,被分配去上山下乡。之所以有赵建伟,明显与他的毕业鉴定有关,鉴定上写道:“赵建伟……在运动中政治立场不够坚定。”
六八年十月,当赵建伟离开上海时,他的老师陈宝村已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在黑龙江某种马场里,赵建伟日复一日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在艰苦的岁月中,他对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他看到好些人都具有一张伪善的面孔;一双狡诈的手腕;一副冷酷的心肠。看到好些人都干着出卖灵魂的勾当,其后居然还能官运亨通。
可怕的人生,倘使没有一颗正直的心来照明,那么必定会被社会的阴暗所吞噬。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别人在攫取廉价的幸福,而赵建伟则在发掘闪光的人格。按世俗的眼光看来,他是一个蠢人,至多算个具有“精神胜利法”的人。

F.结局
一九七九年一月,赵建伟历经艰难困苦办妥了病退手续,于是这个身体健壮的年轻人重新回到了上海。世事沧桑,韶光倏逝,赵建伟不相信自己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回首往事,瞻望未来,他不禁“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刚回沪时工作还没落实,赵建伟只得在家闲着。社会上到处都在掀起翻案的热潮,赵建伟听说陈宝村早已平反昭雪,但人已在前几年过世。赵建伟很难过,心里默哀着这个可怜的人。他想:自己总算对得起他,没有辜负他的一番教诲,赵建伟感到莫大的宽慰和自豪。
春节期间,赵建伟到陈宝村家里去看望。景物依旧,赵建伟触景生情,非常伤感。他不知道这种感情是为了一个死者,还是为了自己失去的黄金时代的理想。
“你找谁?”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迎了出来。
这是陈宝村的儿子,文革时他正在大学念书,赵建伟认识他。“你是陈老师的儿子吧。”
“你是……”
“我叫赵建伟,是陈老师的学生,过去我常来你家。”
陈宝村的儿子也记起他:“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我……我想了解一下陈老师的情况,当年我和陈老师关系很好,只可惜被文革中断了。现在他已去世,我很怀念他。”
陈宝村的儿子露出一脸的怀疑,转身到抽屉里去翻出一些稿件,抽出其中的一张递给赵建伟,说:“这是我爸爸写的,你对你当时的行为怎么解释?”
赵建伟接过稿子看去:“……文革开始后,我遭到了空前的背叛,所有人都唾弃我,包括那些曾经与我关系很好的学生。……赵建伟把我借给他看的读书笔记揭发出来,使我又多了一些罪名。……在政治斗争中,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背叛,是多么残酷无情啊!……”
赵建伟看到这些,来时一种延续了十多年的欣慰心情顷刻间崩塌,转变为一种巨大的委屈堵到心头。缓了一会,赵建伟对陈宝村之子说:“我很难对你解释,我只想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陈老师的事。”
离开陈家,赵建伟走在路上,郁闷的心情渐渐舒解。他深感遗憾的是永不能当面向陈老师表白自己,但他觉得这并不会使自己做人的良心失去价值。正确的道德观过去是,今后也将引领他走好人生之路。
想到这里,赵建伟加快了脚步。他拐了一个弯,走出房屋的阴影,走进那洒满阳光的大道上。


一九八0年四月
(原刊载于《同学》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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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星
风 帆


无论历史的前进或者倒退,对于你个人来说,如果不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随机应变,那么你可能成为某一出悲剧的主角。
大雾,雾气弥漫的世界。“今天天气……”,天气谈论者认为:这雾若散得好,天就晴;散的不好,则准下雨。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早晨。
在某机械厂的集体宿舍,在底层的一间房子里,新住上了一位年轻人,他是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道微笑而来的。“好大的雾啊。”他用手帕擦了擦脸,和周围几个同宿舍的人寒喧了一阵,将一张陈旧的、积满灰尘和蟑螂屎迹的空床收拾一新。床头挂起一幅油画,画里那日头高照下的皑皑白雪好似正在融化。一扇小窗的窗台上落着白霜,那前面是园地,草木萧索,落叶在腐烂。到春来,这里定是姹紫嫣红一片,无疑的。
这个年轻人——唐栋,年龄二十四五岁。他六四年毕业于某美术学院,曾一度留校工作,不久调到上海某出版单位搞美术理论的研究,最终他下放到这个机械厂。据说是他自己的请求,可能是为了逃避那里的政治运动;又说是为了逃避沙龙里某些丑恶的追逐等等,本文在此不作详细考证。他不是党员不是团员,他说:“我只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他曾公然宣称:我之所以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只是因为艺术在招唤。
栋作画的时候总是这样:胸脯前挺,健美的脖颈支着高昂的头卢;左手总是放在上衣的斜插袋里,右手捏着画笔不可一世地画面上运行;浑身有时战栗着,穿着一双旧皮鞋的脚不时在地上磨蹭。他的眼睛能很敏锐地捕捉生活之美,而整个社会的庸人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能达到这个高度。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这个“阳春白雪”式的人物来到“下里巴人”麇集之地完全是明珠暗投。当他在宿舍里竖起了画架,竖起了画板时,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业余时间他大量作画,画风景,画人像,潜心钻研艺术,以及心理学与色彩、构图等的关系。艺术中的对比关系无所不在;所谓意境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为人所认识的;如果从感觉出发,那么三度空间不复存在等等。他搜集了大量素材搞创作,画面逐步展开,流畅的笔触总带着许多含混的意念;忽然一两点思想火花,引发灵感爆炸,于是明确的、主要的东西被揭示出来,理想之画面从无数个神经质的冲动,无数次精神的抒发和释放中诞生了。画到疲劳时,他总要站起身来,跳跃两下或像河马似地大喝茶水。他的头脑像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火山口,那里沸腾着理想的狂热,沸腾着智慧的熔岩,时而喷薄绚烂的色彩,时而释放变形的线条。天下大乱,一方面他又是在画中避难。
栋是个自然主义者,他性格直率,但不鲁莽;举止随便,又不放浪;情绪热烈,但不轻佻。他最反对矫糅做作、教条主义,无端地小题大做、大惊小怪。他在绘画上欣赏浪漫派的观点,富于幻想,主张艺术反映生活;又很注重印象派对光和色的追求。启明星、五彩的露珠、奶牛、蛙鸣、蒲公英――自然,就是这个大千世界的存在。艺术家肩负的是为人类创造美的责任,自然应当成为他们唯一的女神。自然风光熏陶了栋的艺术气质,从岳阳楼头低徊凝望洞庭白帆;自泰山绝顶驻足俯瞰齐鲁昏晓。“柴门临水稻花香”,“野渡无人舟自横”,他爱自然,爱艺术,爱生活,爱生命。
运动是什么?艺术上的所谓运动是指从这个姿态到另一个姿态的转变。那么政治上的运动怎样解释呢?六七年的春天,机械厂的造反派得势。不久,他们发现了栋这个人才,于是便命他专门搞宣传工作。那时候全民都在接受“洗礼”,尚且都有着几分热度。自从横扫了“三包一尖”,于是便男理平头,女剪短发,着清一色的服装。这是一个大军营,人人都得拿起笔,作刀枪,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火药味将空气的成分都改变了;这是一个大教堂,人人都得早请示,晚汇报,时时还须狠斗“私”字一闪念。百分之九十九的书都禁了,人们只得去看大字报。劫夫谱的语录歌风靡一时,独占了中国乐坛的半壁江山。栋手捧五彩缤纷的调色板,想给这个灰调子的社会抹上一二块明亮的颜色。但是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已陷入了一个政治泥潭而不能自拔。
栋先是在厂里画宣传画,写标语,后来被借到别的厂,请到学校里,请到里弄里去画,去写。所有的路口要道都矗立着宣传牌;在一切空出的墙壁上都画上宝像,写上语录或标语。尽管栋没日没夜地画,没完没了地写,光荣的政治任务总是源源不断。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画“大海航行靠舵手”、画“葵花朵朵向太阳”、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画紧握拳头的工农兵,画批判刘、邓、陶、谭的漫画,画百丑图及至画杨仲池,陈卜昌的罪行录。他每每为此废寝忘食,有时竟也想入非非,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有时,他劳累一天于深夜回家后还要抓起笔来为自己的“真正的艺术”而奋斗。日长天久,终于体力不支,“真正的艺术”也就难以顾及了。政宣任务愈加繁重,许多的聘请书纷至沓来。这好像一场竞争,只是为了表明谁比谁更革命。栋毕竟也拥有了那么多的崇拜者,人人都赞叹他的神手妙笔。在里弄里,儿童们像小天使般的围着这位传播福音的圣者。栋从心里感到乏味,而大众竟会如此欣赏这令人厌恶的形式,实在是可悲。据此,栋怀疑过自己所谓“真正的艺术”是否已超脱凡尘了。应当承认,栋在一开始投入这个宣传工作时曾充满热情,但当他看到他所画的那些巨幅宝像下面时时出现一队队的请罪者和宣誓者;当他看到宝像艺术已经取代了其他一切艺术的时候,他才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一方面是社会的艺术事业在荒芜;一方面是社会的蒙昧在蔓延。
盈耳的知了声,分成三种声音鸣叫。小南货店的老太婆趴在柜台上睡着了。一只懒洋洋的花猫卧在地下,看着蚂蚁列队而行。“哗”的一声,一叠传单撒向高空,然后像雪片似的飘下,行人趋之若鹜,份份去抢,伸长的手臂像芦苇在天空摇曳。栋扔下画笔狠狠地坐到地上骂道我情愿过十个冬天,也不愿过这一个夏天。他擦了一把汗,惆怅地将手中的颜料捏来捏去。鲁本斯在哪里,门采儿呢,《希阿岛的屠杀》,《草地上的午餐》,《青铜时代》。
“真的,我简直不能忍受,我是个艺术家,艺术家!”有一天,遇见一个老同学,栋向他大发了一通牢骚。“而我现在成了什么了,成了一个工匠,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工匠!整天临摹像片,临摹那些不伦不类的“艺术品”,遍布整个世界都在画一个主题,画一个形象,枯燥之极,绝没有一点点艺术情绪。够了,什么风格、结构、色调、层次,都是妄谈而已,艺术家的创造力,艺术家对艺术关系的认识能力,以及艺术家的某种属于未来的愿望在这里都受到可怕的遏制和窒息,这一切又像水汽一样地被蒸发着,被蒸发着。”
“哈哈,”那老同学说:“你的思想太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要害问题是你还不能同那种个人奋斗的思想彻底决裂,还不能真正自觉地为革命现实而服务。”
“但革命现实应该允许艺术的存在和发展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只是对艺术的扼杀。正因为如此,你叫我怎么为这个“革命现实”服务呢?”
“真混乱啊,这不是现实在扼杀艺术,你所追求的艺术,是一个超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产物,对于这种混淆阶级矛盾的艺术,扼杀它是革命的必然嘛。”
“你们总是有理,你们对什么都有批判的借口,反正随你们的便,最终落得个茫茫大地倒也干净。”
“嘻,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真奇怪,这也是封资修,那也是封资修,那么到底什么是革命的艺术?难道那种大红大绿满墙壁涂的东西就是的吗?米开朗基罗被教皇的“订件”大大损坏了他的艺术发展,但他毕竟还创造了西斯庭壁画等伟大的艺术品。而我呢,革命现实的“订件”重压在身上,我终将没出息。真奇怪,我常想:过去说神创造人,而现在我们人在创造神!”
“嘻,我过去也有这种想法,通过学习与批判,觉悟提高了,我看你呀,思想也要开开窍,不要死钻牛角尖,要正视现实,立足现实。一切从现实出发,现实怎么样,你也怎么样。现实是一个无情的、铁的大机器,而你呢,只是一个有情有血有肉的小动物。你们两者不要过意不去,否则你会被碾得粉碎。”
“未来派说得好:现代生活即是钢铁,狂热速度生活的旋涡,必须一扫一切泄气的陈腐的主题。”
“嘘!说这话不要超过二十分贝,现在是什么形势,你想坐牢啊。我劝你把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改一下作为座右铭:脑袋丢了,艺术还有什么用。”
那时候人的思想转变过来特别容易,一个学习班,一个讲用会,一个天天读,一个谈心活动,滞塞的思想立即就豁然开朗了,冤家对头马上就握手言和了。栋通过社会的感染和自身的反省,居然也能够违背自己为艺术而生存的信条,勉强地活下去了。
继安亭事件之后,又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王洪文勇卧铁轨;潘国平口舌如簧,一时传为美谈。徐景贤于市委后院“纵火”;聂元梓抵沪号召必须大乱。因为首次“炮打”行动流产,声名赫赫的“红革会”从此一蹶不振。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不出一个月,就更名革命委员会。戴立清一次在文化广场开会说了二十一个错别字;陈阿大指挥“工总司”在踏平“联司”之后又捣毁了“支联站”,于是,上海市革委会的地位才始告稳固。
那时候的造反派,真是够令人羡慕的,耀武扬威,招摇过市。栋看不惯这些新权贵,算什么东西,神气活现的。坐不雅观,站要抖腿,走路没正形;眉毛凶恶地拧在一起,咬肌条条绽出,脖颈僵直,眼睛鼓起,百分之九十八的眼白;开口“国骂”,出手就拧别人的腮帮,混混噩噩还搞什么“革命”,最可恶的是竟将艺术革掉了。栋心中恨恨地想,但表面上对这些人却很敬畏,这种矛盾的现象本不应在这位自然主义者的身上出现,只是因为“形势比人强”,他进一步理解了变色龙为什么会变色;黄鼠狼为什么要放屁。
有个人来看栋作画,这个酒色淘虚的中年人是本厂造反队的显要人物,分管政宣的。他咂了一下嘴,哼了一阵粗气,将双手抱在胸前,又放在背后,这么来了几个回合。栋局促得慌了神,大气都不敢透,怯生生地一会拿错了笔,一会儿用错了颜色;一会儿闻到鸡的香味,一会儿闻到了汗的臭味。
“这是青色,”那人突然指着调色板上的群青色对栋说:“你为什么把这种颜色涂在林副主席的脸上?你不用抵赖,我刚才亲眼看见,那青颜色我也认得,我懂,只有魔鬼的脸上才用青色,你说,为什么?啊,居心何在?”
“……没什么居心何在……因为……。”栋语无伦次。
“你狡辩!”那人吼叫道。“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的脸都是红的,你不懂吗?我警告你,以后不许乱用政治色彩,如果再发现,就把你算作反革命,记住!”他用手指着栋的鼻尖,唾沫直射到栋的脸上。
红的,玫瑰红与金黄色的变体色调及其绿、蓝与黑色对这个色调的强调,雷诺阿的细腻而又层次丰富的漂亮色彩,曾经使栋深深感动,他无时不在想建立自己的色彩世界。政宣头头的那一番训斥,使栋很气愤。那种只有魔鬼的脸才用青色的理论显然是荒谬的,谁见过魔鬼,反正栋没见过。绘画的颜色成了“政治色彩”,说不定到哪一天栋在调色板上用那种颜色也要拿到造反总部的常委会上去讨论呢。栋后来想:既然自己的色彩世界已不能建立,那么就不要让那些残存的色彩关系来勾引自己了。把雷诺阿忘掉吧,现在要研究的是怎么样做一个“现实主义的工匠”。
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栋被叫到了厂造反总部。
“我看你是个逆种,天生的!”肥硕的造反队副队长见了栋,昂起头便骂将开来:“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啊!他妈的,这——”他拿起一张领袖像给栋看。原来栋在作画时,将斑驳的颜色沾到了那宝像上面。一些革命群众发现了这件“亵渎圣明”的事,就把他告发了,那时候人人都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我有罪,我罪该万死,可是,陈队长,我这是无意的。”栋心中害怕,低声下气地说。
“这明显地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我说你是有意的。你对运动不关心,对革命心怀不满,因为你以前看不起我们工人,现在轮到我们看不起你啦。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股傻劲,一股酸气,一股霉味,我早就看不起你们这些喝墨水的。你看你,小眼睛,尖鼻梁,生就一副狐狸相。满肚子的狡猾和阴谋,所以你要反扑,你要跳出来,发泄你的不满,你……你……。”
栋只感到一种嗓音在耳边震荡,自己的头脑彷佛正由肉的变成楠木的。后来栋被批斗了两次,检查了三次,请罪五小时,背诵十遍“老三篇”,接受警告和勒令十二次,读最高指示一百条,这事才告结束。
所谓请罪,通常是在画有宝像的墙壁面前举行的。栋惊恐地发现自己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主啊,请罪什么呢。艺术已经抛弃了,现在竟连活着也提心吊胆,看来,生下来就死去才是真正的幸福是对的。那些着火的三角形挤在一个圆圈里,旋转中心,热灰色的投影,波光粼粼,郊外的炊烟,淡蓝的,紫绛的,一缕缕,一丝丝,飘上去,飘上去,真有个世外桃源就好了。若到别处隐居也可以,栋曾这样想过,有一个晚上他确实曾在地图上寻找过子陵台。
从那以后,栋受过折磨的头脑,总是神经质地约束着自己的行动。他变得繁琐和迟钝起来,他的性格和艺术风格曾经是相互影响的,豪放、洗炼,但现在都改变了。
青海的军队干部门合因公牺牲了。在六八年的夏天,社会借助这个亡灵又掀起了“三忠于、四无限”的热潮。一时间领袖宝像及效忠的标语遍布天下,汽车里,餐桌上等一律标上象征忠诚的红心和向日葵;脸盆、热水瓶等实用图案和商标大抵都用大红旗和万年青。书包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人人背起语录包。顾阿桃扬名天下,学“老三篇”发展为学“老五篇”。像章越造越大,形同面盆一般;宝书越印越小,如火柴盒一样为奇。全民可以比做“染上了基督教病症而日形僬悴的偶像崇拜者”。
“三忠于”活动使得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都得布置自己周围的环境,栋为了许多公家的和私人的这种布置活动忙得近乎发疯,他怀疑自己象这样下去是否还能活五年。他劳累过度,苦恼的情感已不像以前那样强烈了,现在高涨的欲望是想休息。他曾有过的伟大志向是要用艺术传播美和爱,可是现在他那颗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心灵已蜕化成一缕机械的、麻木的灵魂。
像高速运转的齿轮一样生活着,栋有了病。一次,他向厂革会某领导提出要求,不搞宣传了,愿去干别的事,扫厕所也可以。这个新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听了陈述之后,摇头晃脑地说:“什么?扫厕所去?那是牛鬼蛇神干的事,你还不够格呢。搞宣传不是很好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这也是发挥你的一技之长嘛。身体不好,拿出些革命毅力来,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轻伤不下火线。一车间小黄贴标语把腿都摔断了,在医院里他还和革命的医护人员一起投入“三忠于”活动。你要向他学习,在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工作嘛,要干一行,爱一行,这可是忠不忠看行动啊。特别是像你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要注意用实际行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你说对不对呀?”
栋很失望,他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并为此深受感动,但他最终没有勇气横冲直撞地去征讨社会的与艺术的谎言。他现在认为社会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挥舞堂•吉珂德式的长矛去攻击骡夫、小吏和磨房的风车是毫无意义的。对现实的不满,只有在忍耐中才能找到归宿。忍耐吧,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忍耐。
尽管栋在这一两年来也逐步地想学得乖巧些,但那时政治上的飞来横祸使一些倒霉蛋总是防不胜防。
就在“三忠于”活动的高潮中,栋又在画一幅宣传画。那画面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有一天,他画到中途忽然心中一阵恶心,脑袋沉重得要载倒在地。于是他只得咬咬牙,爬下脚手架,走进医务室。
有三个人来到宣传牌前,看了一会儿,没有走,左顾右盼地议论着。
十二分钟内,又来了七个人,把宣传牌看了一会儿。走了二个人,余下的又加入了先前三个人的议论,其后又陆续来了一些人。
不多一会儿,厂造反队头头,厂革会第二把手接到报告,亲自赶到现场。只见那里似集会一般,议论纷纷。果然,那幅宣传画上,林副主席的脸只被油彩涂到一半,上半部着色后还像个人样,下半部只是一个棕色的轮廓。远远望去,那脸的下部好似被野猪一口咬掉了;稍近看,那脸给人一种阴阳面的感觉。光天化日之下,竟会发生这等事,影响极坏。那头头咆哮一声“恶毒的反革命!”转身就向栋的宿舍里冲去。
栋吃了药正躺在床上呻吟。“你还唱歌!”那头头旋风般地进了宿舍,将栋从床上一把拽起来。
“怎么啦……这是为什么……我……”栋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弄得莫名其妙,又惊恐万状。
“你!先跟我去,走!你到底走不走!”那头头怒气冲冲只管恶恨恨地拖着栋来到那宣传牌前。
栋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啊呀!这真真是不得了的事,怎么自己糊涂到这个地步。栋后悔万分,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长官的喝斥声中,他赶紧战战兢兢地爬上最高一层脚手架,将油彩往林彪的脸上涂去。由上往下看,只见下面黑压压地站满了群众,一致地抬起头龇牙咧嘴地朝上看。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林彪的面貌精神焕发、笑容可掬的时候,这位由艺术家演变而来的工匠已是一身虚汗,两腿痉挛,昏厥在脚手架上。
栋醒来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了。极好看的鹅黄色,紫罗兰色,橘红色和花青色配合成了一幅和谐、辉煌的晚霞,似写意图案装饰在西天。只几分钟就忽然地暗谈下来,变成了一片蓝灰色,于是整个世界渐渐地又归月亮统治。全民在灯下开始朗朗地进行晚汇报。趁这个神圣的时光,栋爬在竹排上忏悔自己的罪过,但他不敢为自己祝福。他愈加自卑,这种自卑感的加剧不是因为受到少数人的非难,而是因为整个社会都不同情他的处境甚至幸灾乐祸。栋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历史舞台上已成了一个拙劣的丑角,或是一个无聊的玩偶,而原先他一向自以为是龙种,原先。
出了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后,根据革命群众的揭发,造反总部整理出了栋的十大罪状,其中要点有:
追求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妄想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散布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消极对抗政治运动。
留恋旧学校的生活,为修正主义教育黑线招魂。
喜欢封、资、修腐朽、没落的东西,思想反动、下流等等。
差一点,栋就被关进公安分局。幸好造反队队委里有人为他保了一下,加上栋的痛哭流涕,认罪态度尚好,于是就把他留在厂里,以观后效。栋又经历了一番靠边站,批斗,监督劳动。先后写了七十二页交代,作了五次思想汇报,历时两个月又十七天,栋终于被放下来,继续作画,借以赎罪。
这是经常发生的――晚上,红色电波忽然传来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特大喜讯,于是一瞬间大街小巷人声鼎沸。马路上车水马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报喜的欢呼,奏乐,万岁!人们的头脑就象被安上了一个统一的集成电路,一旦通电后,他们都像机器人那样的兴奋。
栋如果能有效地将自己的脑神经换上那种集成电路,那么他可能会少吃许多苦。现在他大致上明白了,政治上的运动,就是解释为:使艺术家变为工匠,使戏剧家变为五金店营业员,使一条草狗能跳过一米九十高的墙,使蝙蝠从此改为白天飞行。
已是六九年的早春时节了,东风胆怯地刮了几场,枯黄的草地勇敢地泛起一层新绿,那鲜艳,那生动,其勃勃生机足以使那些活力不济的人为之震惊。
只有栋是一个例外。他躺在床上,胸口根根肋骨时时剧痛。病魔缠身,他面容憔悴,神色惨淡。两年前栋刚来的时候,怀有一颗立志成材的雄心,他决没有想到仅是两年后的今天,他的生活和精神会在迅速的逆转之后变得如此潦倒。他看着窗外,春雨正下着。“梧桐更帘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弟怎一个愁字了得。”后来他难得地憧憬了自己的结婚美景,心中才引起了一阵快意。和爱人俩一起漫步在布满青苔的林萌道上,那一定是在运动后期了,一切都将变得好起来。身心健康,礼拜天就去写生,对着湍湍流水,对着天光异彩,生活之美诱导着人们热爱生命。肠胃在一阵绞痛后使得栋最终意气消沉下去,每一次幻觉之后,栋总是加倍地感到什么理想、憧憬,全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这就是生活给这个年轻人的经验。
那时正是迎“九大”的时候,“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歌声响彻祖国大地。青年们在赶排忠字舞;各厂矿企业正别出心裁地扎彩车。人们的政治狂热达到最高峰。在前一段时间,当迎“九大”的宣传工作布置下来之后,栋就被正式淘汰了。一方面他身体有病,确实需要休息;一方面厂里又涌现出一些青年人也会画画写写什么的,于是就将他取而代之了。栋就这样像榨干了汁的甘蔗一样被唾弃了,这对于他来说倒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解脱。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来压迫他的精神和肉体,这就是他的病体久不见好。医院里的医生对其病因说法不一,一半的医生医术不精,一半的医生心不在焉。栋就这样来回跑医院,吃药,打针,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他想到自己最终毫无建树,近期几乎浑浑噩噩,不禁长叹一声,那曾经不可一世地挥动的手臂死一般地垂到地上。他看着那些崭露头角的新“画家”们生龙活虎地工作着,心中不无嫉妒地却也幸灾乐祸地预测着他们的未来,这些可悲的“艺术家”只是临摹了一些宝像画;临摹了几次《毛主席去安源》;临摹了几幅漫画,此外他们或许还知道费多托夫是赫鲁晓夫的远房侄子;苏里可夫是勃烈日涅夫的美术学院院长。
在文革取得伟大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在全民欢呼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和闭幕的狂喜日子里,石蜡红开了,绣球花开了,紫藤花开了,鸢尾花开了,栋却死了。既没有钟声,也没有焚香祈祷,这就是这位不信神的人寂静的悲哀的末日。
他死在医院里,死因鉴证只是用这样一个模糊的结论,认为他是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文革运动使他失去了从事艺术的条件;失去了创造的智慧;失去了崇高的权利;失去了远大的抱负。病魔则使他失去了活的愿望;失去了生命。栋那个曾经充满热望,充满线条和色彩的艺术才赋的头脑,现在像一个通黄干瘪的葫芦,陷在白色的枕头中间。眼睛紧闭,嘴唇微张,皮肤松弛,只有鼻子像纪念碑似地傲岸高耸。
“死,是跨进伟大光明境界的第一步。”
社会的文明长期培养了一个才子,又被社会一时的蒙昧所吞噬。现代迷信和红色宗教的祭坛上又多了一个牺牲。人们在清除栋的遗物时,发现一块画板还裱着一张空白的画纸,那上面只留有一根自上而下的、有力的、迅速地划过的线条。直到十年后,即一九七九年,某个人回想起当时这一情形,权威性地认为:那根线条象征着一颗流星的天象。


一九八0年六月

(原刊载于《同学》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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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荡

风帆

一九六六年,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
炎热的夏天,狂热的八月,新兴的红卫兵运动从北京城蔓延到上海滩。
郑桂英的大儿子阿弟今年刚满十七岁,他显然参加了最近的政治运动,整天简直比职业活动家还忙。
一天傍晚,阿弟回家后立即把既是装潢又是糊壁用的两张年画—— 一张是龇牙咧嘴的钟馗;一长是和蔼肥硕的老寿星—— 连剥带扯地撕了下来。他母亲正在张罗晚饭,见此情形,非常惊异,忿然问道:“好好的东西把它撕掉干吗?”阿弟一本正经地解释说:“这是‘四旧’,迷信,你不看见外面现在到处都在破‘四旧’么!”说罢微笑着。
四旧是什么怪物?近来居然连一些刻薄的女人谈到这里也都把笑脸藏起,由此可见这四旧想必一定是很可怕的东西。郑桂英想着,无言以对,迟疑地转过身去。阿弟似乎忽然记起一件事来,说:“妈,你有一副银的手镯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哪个东西不准再拿出来,被人家看见要充公的。”手镯也是四旧?郑桂英猛然回头,惶惑地看着儿子,仿佛要从他脸上发现什么神秘的东西来。一副雪白闪亮的手镯叮当作响地闪现在郑桂英的眼前,那是祖上传下来的,它虽然不值多少钱,但是它包含着多么深沉的骨肉情义和浓重的乡土气息啊。郑桂英这时才领悟到外面乱哄哄的,原来是如此这般,心里恨恨地不平起来。
郑桂英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她的脸膛黑里透红,这和她的职业有关,她是个野外作业拉板车运输的临时工。她的前额留着风吹雨淋的痕迹;她的眼神反映出她劳累后的迟钝;她的嘴角显示出她困苦的情感;她从鼻梁到下额的单调线条象征着她的简朴,她是属于那种没有经过文化教养,保持着村野传统风习的人。
她的丈夫叫刘福山,是某机械制造厂的工人。解放前没学过文化,解放后虽说是做了主人,但他不求上进,一路浑浑噩噩地混过来。本来这个家庭生活的重担应当是由他来挑的,但是刘福山是个对世道非常冷淡、浪荡的人。拿的工资有一多半是自己挥霍,除了上班外就是吃喝玩乐,毫不顾及妻子儿女的处境。于是郑桂英不得不承担起维持这个家庭的重任。他们有三个孩子,郑桂英自己的收入毕竟有限,她每天都被繁重的体力劳动;被琐碎的家务事情;被苦恼的经济问题弄得精疲力尽。
刘福山虽然也只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却很老气,黑黄干瘦的脸像是有病,腮帮两边的肉都有些松弛地挂了下来。他从来没有哪天是衣冠整洁的,每天下班回家后总是以那副猥琐的样子坐在屋子一角的暗处喝些酒。他坐的那把竹椅因年长日久,已呈古铜色,许多重要的关节处虽然用铜丝和铅丝扎了起来,但坐在上面一动,仍不免“吱呀、吱呀”地响。面前放着一张小桌子,他一个人吃酒的时候,老婆孩子是不准来干扰的。有时吃到哼起小调,用筷子在桌子上有节奏地敲,大家便知道是他高兴的时候。于是老婆过来搭讪几句,孩子们也趁机踅过来夹几块爆鱼和排骨之类往饭碗里放。有时他则是吃着吃着,在昏黄的灯光下睁大了浑浊的眼睛,哆哆嗦嗦地把烟往嘴里送,自言自语地骂着什么,这时候,孩子们都悄悄地溜了出去,郑桂英也心情沉重起来,坐立不安。
各种各样的私人房屋拥挤在一起——有新翻造的小楼房;有陈旧低矮的破瓦房,彼此衔接、参差不齐的建筑,组成一幅杂乱无章的图象。在上海,象这类住宅区还是不少的。郑桂英的家就坐落在这种区域里,在一排简陋的平房当中,有一间房子用木板拦成朝南和朝北的两间,朝南的是别人家的,郑桂英一家五口就住在朝北的那间二十平方里。屋里放着大小三张床,还有桌子,条凳,箱子,碗橱等等,墙壁四周则挂满了诸如衣服,毛巾,篮子,书包之类的东西。这间既混杂又拥挤不堪的屋子,到夏天就热不可耐(南北不通风);到冬天就冷得像个冰窟(永远不见阳光);到雨天则更加阴暗潮湿。门口的左侧是新搭出的灶披间,柴门被熏得发黑;门的右侧是砖墙,青苔都快侵到了窗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没有什么人来光顾,有时只有刘福山单位里的领导来找他谈谈心,要他在厂里做个守纪律、劳动好的工人;要他处理好家庭经济问题,安排好生活等等。但刘福山并不听信那一套,领导刚走,他马上就在背后把他们奚落、辱骂一番,郑桂英每见此状,总感到失望和难过。
九月来了,郑桂英更觉得在她周围的人们都处于一种情绪骚动之中。她是不大加入别人的议论中去的,偶尔听到什么,总不太理解。处在象她那样地位和特性的人,精神上总是比较麻木的。天气是凉爽多了,郑桂英吃完晚饭,收拾之后,就坐在门口歇一会。她疲惫不堪的身躯靠在椅背上,一条手臂垂了下来。粗壮的大手在略微衰老的皮肤包裹下,青筋条条绽出。嘴微微张着,眼睛出神地望着地面。这时候,一个亲热的招呼声伴随着一个亲热的人体挨到了郑桂英的身边坐下。郑桂英忙侧脸一看,见是住在后面那家的刘大嫂。这是个把发现、追究、传播所见所闻以为自己快意,热情得有些过份的妇人。她俩像往常一样寒暄之后,照例是刘嫂侃侃而谈,郑桂英终于被她感染,也提起精神来。刘嫂先是毫无层次地说些闲话,然后露出庄重的神色说:“郑大姐,现在红卫兵越来越厉害,要搞抄家了。”
“抄家是什么?”
“抄家就是把一家人家屋里的好东西,值钱的东西统统没收。啊呀,我原来是不相信的,今天在前面那个大楼底下看到了,真的。一部大卡车停在那里,被抄的那家住在二楼,许多红卫兵有男的,有小丫头,都跟你家阿弟差不多大,胳膊上一律都戴着红袖章。他们冲上去搬了好多东西下来,放在卡车上,然后又冲上去搬了好多东西下来,放在卡车上。”刘嫂用双手做着大幅度来回的手势,使郑桂英的眼睛也跟着划着大弧度线。
“那楼上不准上去看,但装东西的卡车边上是可以看的。那里围得人山人海,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去看了一眼,哟!我光看那衣裳就多得不得了。有毛货的,丝绸的,高级料子的;红的,绿的,咖啡色的;长的,短的,大衣是皮毛的,都是上好的,看都没有看见过,真稀奇啊。”刘嫂说着,时而挤眉弄眼,做出各种夸张,惊讶的神态和动作。她咽了一口唾沫,又说:“许多的红卫兵都忙得满头大汗,有一个箱子很重,他们三个人从楼上抬下来,我们都猜这里面肯定装的是金银财宝。”说到这里,刘嫂显得神秘,把双手一合,放在胸前。“在这大楼下面的楼梯口,有两个红卫兵看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女人,这两人就是被抄家的主人,老头倒不声不响地站着,只是那女人哭得很伤心,把头低下去,低下去。”
怎么扫四旧继而又抄起家来了?郑桂英默不作声地听着,自然又联想起白天在马路上看到许多斗人的情形。比如有的人被用草绳牵着,脖子上挂着很大的牌子;有的人被装在卡车上,头上带着纸糊的高帽子,足有三尺长,有时帽顶上还插一根大鹅毛。郑桂英起初看到腿都有些发软,她心想,真作孽啊!红卫兵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她从心里同情那个哭得伤心的女人。
晚上,郑桂英躺在床上没有睡着,她奇怪自己的头脑里终于挤进了一些毫不相干的庞大物体来扰乱她的思想。阿弟已忙到整天整夜不回家的地步,这个捣蛋鬼在外面是要闯祸的。等丈夫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郑桂英鼓足勇气向他提出要他管教一下阿弟,不要让他在外面胡闹。“妇人之见!”郑桂英话还没说完,就被刘福山截断了。他训斥道:“要你多管什么闲事,真是的,你把这个家管管好就够了。”
灯光熄灭了,黑暗中,郑桂英又想起丈夫近日来也变了。每天晚上总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直到很晚才回家。吃酒的时候常常左手握酒杯,右手捏香烟,呆呆地想着什么。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窗外或看着炉膛,一闪一闪的炉火辉映着他的脸,郑桂英总觉得有些不详,心中难免湍湍不安起来。
过了几天,阿弟像夜猫子一样窜了回来。郑桂英盯住他胳膊上的红袖章看着,温和地问道:“怎么这许多天都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
阿弟脱下外套一笑了之。
“你也去抄家斗人吗?”
“经常去。”
“那么……为什么?”
“他们是地主,资本家,没收他们剥削得来的东西是应该的。他们这帮家伙过去欺压人民,不要说抄家斗他们,就是枪毙也活该。”阿弟轻描淡写地说。
郑桂英愣了一下,又问:“除地主资本家外,别的人家都不抄?”
阿弟正待回答,刘福山突然从角落里用沙哑的嗓子挑衅般地问:“你们抄家抄得那么起劲,自己拿了多少东西?”
阿弟支支吾吾地答道:“自己拿?……不可以的,规定不允许的,万一被人看见,那……”
“你这个蠢猪!你拿东西为什么要被别人晓得,像那种金条珠宝之类的东西,就这样悄悄地往腰里一塞,有谁看见,值千百元哪。你不拿,你知不知道别人都像你这么老实,他妈的混帐东西!”
郑桂英在旁想:阿弟人倒蛮很,但笨是笨一点。既然是到地主资本家屋里去拿点东西算得了什么,记得解放那年,闹土改,地主老财家的财产还不都分给了穷人。
一天下午,天阴了下来。郑桂英休息在家,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准备洗一大盆衣物。刚洗到一半,有人来报告说居委会在开会斗人。于是周围的人们都闻风而动前去观看。郑桂英决心也去看一回,把手揩干,就去现场。老远就看见一个人站在桌子上,周围聚集着观众。走近一看,是个妇人,弯腰低头,头发蓬乱地散在她的脸上。再细一看,郑桂英猛然觉得血液都涌到了脸上,她认出这是居委会的陆阿姨,她为什么也会到这个地步?!郑桂英想起自己又一次得急病,幸亏了她把自己送到医院,而且一直服侍在身边。这样的好人竟也被批斗,郑桂英心中充满着怜悯和悲伤。她定神看着陆阿姨,见她脸色死一样灰白,鼻尖上挂着一条鼻涕,越拖越长……。
“打倒……!”站在被斗者边上的一个中年男人在经过一番慷慨陈词后忽而引颈高呼。郑桂英吓了一跳,她看见围观者都扬起手臂跟着喊起来,也慌忙举起手臂喊:“打倒……!”多么奇怪的举动。
亵渎行为的本身往往就是神圣。
郑桂英家的小儿子今年十二岁,此刻他骑在一棵柳树的树丫上,鸟瞰地面的一切。嘴里正含着一颗甜橄榄。后来他把橄榄核吐在手里,朝被斗的妇人扔去。这是一个开端,其他顽皮的孩子也都用石子什么的扔了起来,引起了一阵哄闹。
郑桂英逃也似地离开了那里。她感到阿弟欺骗了她,斗地主,斗资本家,难道陆阿姨也是地主资本家吗?想不通。
已是深秋时节了,气象台预报北方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南下,将逐渐影响本市。飒飒的秋风把落叶先是吹得盘旋起来,继而又是呈直线地向前推进。又一片梧桐枯叶被虫咬得千苍百孔,从树上落下,在空中飞舞,像一片孤帆在狂风大浪里漂泊。
这些天刘福山一早去上班,总要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使郑桂英狐疑满腹。有一天深夜,刘福山回家后情绪激动,对妻子说他要造反了。郑桂英听罢顿时心神恍惚,预感大祸即将临头。她绝没想到丈夫会走这条路,这一举动会把这个家给毁了。她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惶恐、焦虑,难过地流着泪,劝丈夫回心转意。刘福山这时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双目紧闭,喘着粗气,从喉管里发出声音:“不要害怕,不要紧的,现在造反是不犯法的。……我们的人多着呢,……现在造反是好事,造反……时候不早了,快睡吧……睡吧,把灯关掉。”
郑桂英忐忑不安地睡不着,迷迷糊糊地挨到天亮。她好比是在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尽管屋外产生了一片奇光异彩,但凭着一颗安分守己的心,她既不想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愿意卷入到那里面去。她只想在那间黑屋子里求得一个安宁,而现在丈夫和儿子的行为太令人担忧了。
天气骤然变冷,到傍晚的时候下起了小雨,远景都模糊地呈淡灰色。从江面上传来两三声汽笛声,低沉含糊地萦回着。刘福山又是三天不回家了,郑桂英惶惶不可终日。也就在这天,郑桂英失业了,她所在的临时工组织瘫痪了。人们都去造反了,不愿造反的郑桂英只得迈着沉重的步伐失望地回到家中。满心的苦楚和凄怆无法倾吐,她仿佛失去了最后的活力,觉得一切的挣扎都是徒劳的,她把头靠在墙上,眼睛是那样的惨淡无光。
诗人如果有这段经历,一定会给文坛留下悲秋的丽句;郑桂英当然什么也没留。
天暗下来,雨声淅沥。孩子们都出去玩了,郑桂英一个人留在屋子里。从忙得非常到闲得无聊;从生活的热闹到空虚的孤独,这几个月的时间真是变化得太多了。
看着这屋子,此刻显得多么的冷寂和空旷。那破旧的马蹄表怎么听不到它的“滴答”声了,大概是停了。郑桂英没有开灯,慢慢地让黑暗包围自己,淹没自己。她开始回想丈夫身上的优点,一片温情,盼望他早日安然无恙地归来;她思念起大儿子阿弟,他一个多月前就到外地去大串连了。(这几个月新名词层出不穷,郑桂英根本弄不清楚。)他年纪小,又很冒失,更怕他在外闯祸,做母亲的心里很不安;她又想到女儿和小儿子,学校里竟然不让读书了,他们只好在家呆着。虽然生活艰苦,但他们还算长得壮实,再过几天就是女儿十四岁的生日了。
刮起了北风,雨飘了进来,郑桂英关上门。两个孩子已经回家躺在床上,此刻正在斗嘴。郑桂英也摸上床,倚在床栏杆上。隔壁的一家大约聚集了许多人,正在叽哩哇啦地争论着什么,其中还掺杂着其他人声:“赤卫队有八十万大军……造反有理……十六条……活该……非要这样不可……统统打到……吃的穿的都不要钱……妈妈我要拉屎……”
郑桂英以前或许是太忙得缘故,无暇想些什么,现在她脑子里居然经常东想西想了。一个家庭虽然贫穷些,但只要安定,郑桂英相信经过努力是能够逐步变好的。她曾为家庭情况的好转感到快乐;她从孩子们的成长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但就在最近几个月里发生的变动,把她的安定生活击碎了,使她难以把这个家庭再维持下去。她花了千辛万苦,结果还是到了这步田地,令人伤心,令人心碎。
现在只有靠丈夫的一部分工资来挣扎地过日子,进一步地节约,想方设法地刻苦,但这一切都是有限度的,郑桂英苦恼得头都疼了。她不懂外面为什么会发生那些怪事,她坚定地仇视阿弟胳膊上那块红袖章,艳得那么妖气!郑桂英想:在最近外面的混乱中,自己家里就有两个人参加了进去,这说明自己家庭的败坏是应得的,但丈夫和阿弟的发昏一定是那块像鬼符一般的红袖章所引起的。郑桂英觉得生活总是不如意的时候多,这也许就是命。她胡思乱想,有时泪流满面,有时长吁短叹。很晚了,窗外屋檐的滴水声均匀地响着,更显得夜的宁静,郑桂英渐渐地入睡了。
突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郑桂英惊得从床上直坐了起来。等她把灯拉亮,昏黄的灯光下只见四五个男人已挤进屋来。(晚上睡觉时没把门闩好)除一个青年外都是中年人,穿着雨衣,水流满地,他们的目光一致射向郑桂英。
“你男人回来了吗?!”一声大喝,那嗓音清晰嘹亮。
郑桂英见此气势和派头,吓得几乎要昏倒。她觉得自己的身子要升腾上去,赶紧用手紧抓住床沿。
来的人们看到这个乱七八糟的家庭,一个昏沉惊恐的女人,两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话来:“不在家。”“我说这家伙不可能在家,你们偏要来白跑一趟。”“啊呀,这件雨衣漏的,我背后的衣服都湿了。”“走走走,不要在这儿多呆了。”“这雨怎么下不停了。”
这群人中有的已走了出去,其中一个人走到郑桂英面前,还算和气地说:“你丈夫回来,叫他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再外面东跑西跑的。”
郑桂英这时清醒了些,说了声:“好。”嘴唇颤动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来人都已消失在夜幕里。门没关严,被风吹开了,一阵细雨随风横扫进来。吊着的电灯被风吹得摇摆着,郑桂英望着自己诺大的身影在墙上晃动,骂了一句:“活受罪。”
过了几天,刘福山回来了。从外表看上去他是显得那样的仓皇:长长的头发乱的厉害,嘴唇上长满了密密的胡须,衣衫不整,除布满皱褶外,还沾着不少雨水、泥浆的污渍。但他的脸上却现出异常安详的神色。他坐在椅子上,眼睛望着妻子,觉得她一下子憔悴了许多,动作也不像从前那样利索了。
郑桂英对丈夫的回家是又惊又喜,尽管她第一眼就瞧见丈夫的左臂上也缠上了红袖章。她连忙张罗着给丈夫更衣,一会儿,她对刘福山低声说:“有天夜里许多人来找过你,……”
“哦?!他们来干什么?说了些什么?”
“嗯,……没说什么就走了。”
“他妈的,这帮家伙还想来搞我吗,保皇派,形势不看,我刘福山可不比从前了!”说罢,从坐椅上站起身,脖子一歪,双手往裤袋里一抄,跨了几步。
当刘福山重新和颜悦色地坐在椅子上的时候,衣服换了,胡子刮了,脸也洗了,只是头发还没剃,但梳得整整齐齐。两眼比以前有神得多,他吸了一口烟,舒畅地吐出去,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有节奏地弹击桌面,问道:“家里生活,怎么样?”
郑桂英大为惊讶,因为以前他是从来不问这种事的。郑桂英先是感到对于这样一个笼统的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后是感到这个问题勾起了她的伤心之处,她呜咽着说道:“我的工作没有了,……前天又跟隔壁阿四他娘借了十块钱,……菜价很贵,……”
“啪!”的一声,刘福山把一叠纸币扔在桌子上,“这五十块钱先拿去用。”
郑桂英更加惊讶,局促地说:“三十块够了,还有二十块你自己用吧。”
刘福山笑了,露出两排通黄的牙齿。他又点燃一支烟,说道:“都拿去,都拿去,我告诉你,以后咱们的生活会好了。我现在,嘿嘿,在厂里当上造反队大队长了。你工作的问题,我来想办法。”
郑桂英迷惑地望着丈夫从鼻孔里喷出的两条烟柱,半信半疑地听他继续说:“……要到北京去告状,结果火车刚到安亭就被他们拦住了,害得我们吃了不少苦。……有一天晚上太厌气,酒又没有,后来还是到附近农民家里去搞了一点来。……和走资派谈判以后,我们就回来了。虽然算我们赢了,但好戏还刚开始,我们要与他们斗到底。……”
年终岁末,天寒地冻。新年伊始,雪花四飘。
到处是旋转奔涌的人流;到处是激动放浪的情绪。
“一月革命”——上海市委、市人委寿终正寝,大夺权的狂飙自天而降。
就在春节快到的时候,刘福山趾高气扬地回到家中。他向妻子儿女们说了两件事:第一,他已为郑桂英在厂里找到工作了;第二,他在一个地方弄到了新的住房。“嘿嘿,双喜临门!”刘福山故意带着拖腔用高八度的嗓门结束他的捷报,大家都被他的怪腔调逗得哈哈大笑。郑桂英虽然笑得极不自然,但心中狂喜,端在手中的一杯水被泼掉一半。这个家庭第一次笑得这样舒畅,笑得这样尽情。
在大家的笑声还没停歇的时候,刘福山继续说:“今天是礼拜几?嗯,礼拜四了,你……”他指着郑桂英,郑桂英顿时现出犯人静候大赦时的神态,“明天就到厂里去报到。”郑桂英窘迫地想问什么,刘福山没有理会,目光在房梁上扫视了一番,自言自语地说:“搬房子的事嘛,……下个礼拜一,对!下个礼拜一一定得动手搬。他妈的,这个烂房子,简直象个地牢。”
刘福山从橱里摸出酒瓶,对郑桂英说:“那间房子我去看过了,漂亮得不得了。地上墙壁,雪亮滴滑,抽水马桶汏浴缸样样有。从那个阳台上看下去,嘿嘿,……”他用手摸摸下巴,表示美不胜收的样子。“原来是资本家住的,把他们赶走了,这帮家伙,哼!现在轮到我们享享福喽。”一仰脖子,一杯酒下肚。
郑桂英只有在这个时候才领悟到自己在丈夫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对他怀有旧怨是多么可羞;对他持有怀疑又是多么的可笑。如果说她以前心怀不满而又不得不屈服于丈夫的经济权威之下,那么这一次是心诚口服地拜倒在丈夫的人格魅力之下了。郑桂英拿着刚才从丈夫换下的脏衣服袖管上褪下的红袖章,掸了掸上面的灰,细心地端详着,心想:这东西真是了不起,你瞧,鲜艳得多么好看,放出吉祥的光芒。
刘福山吃酒正起劲,没刮干净的胡子上沾着油末。他第一次以这个家庭救世主的神气哼了起来:
“一条小河从村东绕道村西,
河水哗啦哗啦地流个不停。……”
几天以后,搬家了。阿弟早已从外地回来了,此刻正忙得汗流满面。刘福山只穿着一件破旧的但缝补得很好的棉马甲,吆喝着指挥人们的行动。郑桂英则敏捷地收拾些小东西,阳光普照,郑桂英觉得冬天的太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暖和,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活得像现在这样充满信心。
老房子搬空了。郑桂英欢喜之余,看着这个充满回忆和情感的地方,想到即将就要永远离开它,那么熟悉的门窗,那么熟悉的砖墙,郑桂英不由地伤心起来。

1978年8月

(原刊载于《鱼园》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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