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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春孝:我记忆中的涿鹿县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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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忆中的文化大革命
                     原创/薛春孝

   一九六六年,我十五岁在城镇高小毕业升初中,考完正等通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投入到这场为时十年的浩劫当中。

                     一、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放假后,我和同学们一样,除给家里干点活外,没事就到学校玩。几天以来发现大多数老师的表情不正常,没有了往常的笑脸,经询问有老师说你们去大办公室看看吧,我们一进办公室,就迎面看见一张大长纸从房梁一直拖到地上,上面用大毛笔写着“革命的跟党走,不革命的靠边站”,四周是老师们的签名,有不少老师的名字上被人打了x,意思是不让这些人革命。再一打听,这些老师大部分是家庭成份高的,有过历史问题或以前犯过错误的。不让这些人革命,不就是反革命吗?这种情况下老师们都吓坏了敢怒不敢言。我们几个学生,在操场上叽叽喳喳讨论了半天,认为革命不革命,不能由那几个人说了算,况且党中央的政策是“有成份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决定给县军管会写一张大字报,把学校的这种做法反映上去,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后来由我起草并抄写了大字报。写好后我们从总务处借来锣鼓,敲锣打鼓列队送到县武装部。县武装部政委。军管会焦主任很重视我们的行动,亲自接下我们的大字报,并说;“同学们你们的行动很好,不亏是新中国的红领巾,你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来办,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说完后还亲自送我们出来。第二天我们到学校一看办公室的大字报不见了,老师们看见我们偷偷的笑了。
                   二、我所参加的造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八月二十四日,县四清工作团,县委在大仓召开万人大会,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吹响了我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从此出现了造反、动乱的局面。
   各色各样的造反组织迅速建立,大街出现了两种颜色的潮流,一是红卫兵的绿军装,二是造反组织旗帜,红卫兵的红袖标,红卫兵手中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两种颜色涌向哪里,哪里就倒霉,不是被造反,就是被揪斗。在县里的“破四旧”活动中,许多珍贵文物、书画遭到破坏,金银珠宝被没收,古建筑牌坊、寺庙大都被拆毁,甚至旧瓦房上的猫头也不放过,被用泥糊住或直接砸烂。
   老百姓家的古瓷器、瓶、碗罐,都不敢用了,然后再买上新的。成份高有问题的人家,有的是自己砸了,有的被红卫兵砸了。我家有四个大花瓶,我奶奶实在不忍心毁掉。后来被我刷上了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才得以幸免。我邻居王庆元珍藏的《御批通鉴》、《古文说义》、全套涿鹿县志也抄走了。前两个没了下落,县志据说被吕复先生拿走了。另一部县志现存台湾图书馆。
   我家住在东关,假期我也参加了东关居委会的造反运动。东关的红卫兵队长姓李,高高个子,斜着一只眼。有一天他通知我们几个人跟他到东关乐胜街一个姓张人家造反。这个人以前是房产的主任 ,非说人家有金元宝,让他交出来,他交不出来,就让他跪在当中地上。我们把枕头弄破倒出荞麦皮,把被褥撕开,把箱子、柜子翻了遍,什么也没找到。张老头跪在那儿不时地捋一下八字胡,捋一下背头。李队长斜看了一下,就让我去找一把剪子,我拿上剪子他让我把张老头的头发和胡子剪了,我手抖的下不了手,他抢过剪子几下就把张老头的头发和胡子剪掉了,然后扬长而去。
顺城街有个姓范的车匠,长的粗壮,两个胳膊的肌肉都是疙瘩。一天有人告他搞男女关系。我们进入他家院子,让他到居委会走一趟,他有点不情愿,几个红卫兵上去推他,他一挣扎,几个红卫兵就跌倒了。这下可不得了。马上派人去城关镇汇报,一会城关镇的王部长来了,他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腰板,标准的军人样,穿一身没有领章的旧军装,腰上挎一把带皮匣子的手枪,他命令把范某捆起来,一会儿就把范某捆了个结结实实,按着头押到居委会,又绑到正房的一把太师椅子上。在那里绑了三天,因为绑得太紧,他不停地叫,时间长了胳膊肿了,后来哭了起来,直到认了罪,才算了事,后来这个人被赶到农村。
   后街有个姓姚的老头儿,有60多岁吧,老婆告他在家里骂毛主席,我们把他绑上,戴上高帽斗了好几天。最后在盐店街李大侉院里开会。我正在干别的,忽然听到一声有气无力的叫声,我转脸一看,只见他被警察重新绑了起来,喇叭里传来了打倒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声,后来不知判了多少年。
   那时三天两头都有自杀的人,我家前院赵老头儿,平常人挺好,后来准备批斗他,他在解放前当过保长,一天上午工作队正在我家开会,跑来一个人说赵某在河滩死了。我就和工作队一起到了河滩,河里根本没水。这个人旁边只有一个水坑,他就死在这里,他仰面躺在地上,脸黑黑的,有一只胳膊高高的举着,也没有家人来看他。
五道巷不远有一个姓喇的大院,有一天这个院里一个人跳了自家院子里的井里.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警长,我去看时人已经捞了上来,头上撞了几个大疙瘩,家里人站在边上呆呆的看着也不敢哭。盐店街路西,住着一家,这家的女人长的很白净漂亮,街上贴她的大字报,说她搞破鞋,一天晚上她自己用菜刀割了脖子自杀了。我和李队长去看,她窝在靠墙的地上,脸色比平常更白,炕上、墙上、地上溅满了鲜血,满屋的血腥味惨不忍睹,这件事多少年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三、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冬,县委发出了《关于机关中小学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开始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批判用的笔、墨、纸张都由教导处给各个班发放,后来老师们管不了了。因我在学校一直是干部,个子又高,在学生中有点威信,就让我给发放。没几天斗争的锋芒指向了县委常委,开展了“炮打司令部”,想点谁的名就点谁,想斗谁就揪出来,成串的党政领导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据估计全县多达1347人。
   学校开始批斗校长,我们高小的王校长,是个老革命,解放前就参加工作了,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刘、邓、胡、葛.解潜在我县的爪牙。上午这个班批斗,下午那个班批斗。有时还把县里主管教育的县领导,文教局长一块揪来批斗,高帽子越戴越高,脖子上的牌子一天比一天大,不开批判会的时候,老校长就在院子里厕所打扫卫生。一九六八年实小的校长李志德,是我县数一数二的好校长。因为迫害,斗争的无法忍受,跳井自杀,后人在他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上写到:
                         文革动荡多冤情,   教育萧条小将行;
                         内斗哓哓国违顺,   耄耋说与少年听。
   后来城关学区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由几个根正苗红的老师组成,我被选为唯一的学生代表。这时除了批斗走资派以外,开始了乱揪乱斗,今天贴这个人的大字报,明天贴那个人的,今天揪出一个叛徒,明天揪出一个特务。人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哪一天揪到自己头上,有些老师什么问题也没有,他们就给安上扒手,小爬虫的罪名拉出来批斗。
文革小组的这些老师在学生中的威信比较低,因为学生们更佩服、尊敬那些讲课好的、字写的好、多才多艺的老师,慢慢我们学生和这些领导产生了裂痕。有一次整党,那几个领导不让几个老师过关,而学生就非让过关。开了一天的会,最后表决学生们人多,最后这几个老师顺利过关。通过这些事,我在他们眼中已不是一个好学生了。
六七年一月二十六下午五时,城关学区小学教师红色造反联合团,夺了县教育局的权,强迫局长交出大印,并通过广播向全县广播了所谓“宣言书”、“第一号通令”。但是没几天由于内部意见分歧,自动解散,夺权宣告流产,为我县夺领导机关的权开了坏头。
   二月十六日,全县十几个造反组织夺了县委、县政府的权,从此全县到处夺权,更加混乱。夺权没几天,四六二八部队,县武装部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开始主持全县的工作。我们校也来了两名支左的军人,开始组织各个班学习“老三篇”,宣传上大联合的指示。级县里则连续办了几次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学校也请来为我们做报告。
在学校复课闹革命中,原高小改为红旗战校。六八年恢复招生,采用推荐选拔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红旗战校成立了附中班,我们的毕业班本来有六个班,在这运动中,家里成份高或家长有问题的学生,都被随着大人被迁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村户口的学生,干脆不上学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去了。市民户口的同学因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就弃学,去当小工去,也有的学木匠、泥匠等手艺。初中只招了两个班,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静下心来上课学习。大部分时间是学毛著、学报纸、写批判稿、大字报。参加各式各样的批斗会、批判会。到地里帮助社员干农活,我们先后参加挖大渠,插水稻,收玉米等农活,还参加了拆城墙,为桑干河大桥工地拾石子的劳动。有时候低年级老师挨斗靠边站,就让我们初中班的去看护,组织学习批判。
   后来不知来了什么政策,学校全归所在地的生产队,老师们也不挣工资了,改成挣公分了。我们学校的最高领导成了生产队派来的贫下中农代表。运动中我们原办主任老师因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至今仍住在精神病院中。好容易盼到毕业,我们两个班的学生,大部分被保送升了高中,一小部分和他们闹不来的就让上山下乡。
  
                    四、两派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县有多少个造反组织,恐怕谁也说不清,三个人就是一个造反兵团,五个人就是一个造反司令部,小单位有两三个,大单位有五六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造反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涿鹿成立了支左办公室,驻军四六二八部队和县武装部介入,主持全县的工作,经过支左部队做工作.九月全县多数造反组织实现了大联合,逐渐形成两大派,一派是由县农、林、水为主的联总派(机关干部为主),一派以学生、工人、农民为主的卫东派。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派斗争阶段,省会保定河北军区支持一派,三十八军支持一派,引发了持续几年的真刀真枪的武斗,成为全国的重灾区之一。张家口的支左部队支持一派,793部队支持一派,也引发了几次不同规模的武斗。我县 “联总派”得到了支左的4628部队的支持,与卫东派相互攻击,他说他是造反派,他说他是造反派,在街头、大礼堂 、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相互攻击。城墙上、街面的墙上、马路上都贴满了互相攻击的大方块。
        六七年七月,武汉的造反派屡次冲击军政机关,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宣布为非法组织,逮捕了两名坏头头,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中央责成谢富治 、王力 赴武汉解决此事,他们违背了毛主席、 周总理的指示,按照林彪、 陈伯达的授意,到武汉后到处发表演讲,拉一派打一派,激起了武汉军民的义愤,他们包围了谢富治、 王力的住所,向他们讨说法,并把王力扣了起来,组织了上千辆汽车,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游行活动。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被林彪、陈伯达定为“720兵变”,王力回北京,他们组织了三万人在北京接机,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声讨陈再道,通报全国.从此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借机打倒了不少将帅,为自己抢班夺权铺平了道路。
六七年九月间,一位来自武汉姓田的造反派来涿串联,联总派得知后让卫东派交出此人。先是贴大纸报,和大方块,大喇叭喊话,卫东派坚决不交。僵持到10月21日下午,联总派纠结大批人马,包围了卫东总部的所在地县食品厂。他们站在墙上、房上用喇叭喊话,见无人理睬他们就把砖头 瓦块 扔向院内的人群中,卫东派纷纷躲闪,也有的人拿起砖头扔向房上,胆小的女学生纷纷跑向屋里。
   联总派的人还在大街上抓住卫东派的头头胡某,把他拽到房上,让他宣读他们提前写好的投降书,只见他把那份东西一扔,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对下面的人说到“同志们,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正确的。我们两派的共同敌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务之急是停止内战,共同对敌等等,不等他说完就被推了下去。他的话鼓舞了卫东派和看热闹的群众,获得了一阵掌声,人们振臂高呼,打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这下激怒了联总派的头头,他们下令发动了更大的袭击,砖头 瓦块像下雨一样落到院内,有打破头的,有打伤胳膊的,后来一声令下联总派纷纷跳到院内,西二堡乡武装部长手拿一根木棍见卫东袖标的人就打。一部分卫东派在老乡的帮助下从老乡院逃了出来;那些走不了的被赶到屋里大打出手,打断了一个姓张学生的腿,打伤了一个农民的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共打伤了三十一名卫东派。
   我那年十六岁是卫东派的一个小头头,全程参加目睹了这一事件,我的脸颊也被砖头打伤流了一些血,过了好几年才退去伤痕。武斗完后,联总派扬长而去,看热闹的群众跑了过来,将两名伤重者送到下花园煤矿医院治疗。剩余的卫东派还有三四十人吧,打着撕坏的卫东派旗帜,举着“血债血还”的横幅,拿着毛主席像,相互搀扶着走向大街,举行游行,获得了市民的同情.
   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联总派策划了更大的阴谋,他们把卫东派的头头抓起来,挂上坏头头的牌子游街批判。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看我的弟弟,学校里来了几个联总派说让我到学校去,我说我妈妈开会去了,你们先帮我看小孩,我妈回来我跟你们走。我出门后觉得不对头,就跑到我的同学家,说明了情况,他们用梯子把我送到他家后院的城墙上,我跳下城墙直奔周堡我二姨家,天还没亮,我二姨夫就用自行车把我送到下花园煤矿我大姨家,待了一个星期后。我爸来说没事了,上边来了指示不让斗学生,我才回来躲过了这场批斗。
       十一月二十二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联总派的头头都当上各级部门的头头,而卫东派的头头有的被开除了党.团,有的被开除了公职,下放农村。学生们不让继续上学,有的被开除,有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高中生毕业也不给安排工作。直到邓小平出来工作后拨乱反正,不少联总派的人被拿下了领导岗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理三种人,这些人才被彻底拿了下来,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受到行政处罚,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卫东派的人都被平反落实了政策,重新安排了工作,学生们也被陆续安排了工作。全社会都走向了正规,步入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正确道路.
                      五、 待业的日子
   毕业后,因为我是卫东派,又与革委会的几个领导弄不来,就让我下乡。但因为我家人口多,生活比较紧张,经过商量后,征得了东关居委会工作队队长的同意,我没有下乡。这时正值秋天,我就和同学们去地里弄柴禾,弄好一大捆就背回家,有时太多背不起来,就互相帮一下,直到把我家东胡同弄满,够一冬天烧为止。有时我也参加街道的批斗会,参加每天晚上的学习,给居民念文件,组织学习。
那时候到处都是毛主席像。我爸他们单位革委会主任是我爸原单位的书记,他知道我会画,非叫我去给他们单位门口画一幅,画好后大家都说好。张主任说就在我们这里上班吧,好不好?因为当时不下乡的学生不给安排工作,没法办手续。就让我去南大寺土产仓库当临时工,主要是给下面供销社来交货的人过磅。我去一看高兴极了,满屋全是交来的书,什么内容都有,没有活我就看书,在方便的时候就往家里拿几本,干了一冬天,我觉得比我念了两年初中学的知识都多。增加了不少知识。因为念了两年中学什么也没学,就是学会写大字报和批判稿了。
   第二年开春,我县的隆伏寺渔场,要挖几个大鱼池,任务分配给几个居委会。居委会就让四类分子和有问题的人去挖,工作队问我去不去?我就高兴的去了。我们扛上铁钎,拿着干粮,大人们有自行车的骑车,我和几个同学和一些大人没车就步行走。去了以后领工的人带我们划了线,干了半天。临下班时代班的说,咱们的铁钎太笨,今天回去换灵巧点的,钎把长点的好往上甩泥。干了一个月我就开了一百多元,家里人高兴极了,因为我爸那时才挣三十八元,县委书记、县长才挣一百多元。
   由于挖鱼池干的是计件工资,干活的人谁都不偷懒,干一会休息,喝水吃干粮。那些四类分子也露出了笑脸,尽管晚上还得挨斗。干了几天以后,我发现这些人并不怎么坏,有些人还挺有学问的。我拼命干活,最多一个月挣三百多元钱。一开始胳膊肿了,非常痛。夏天背上、肩上都晒起了皮,打了水泡。但是在物质的刺激下,精神非常好。换季时我从头到脚换了新装,新做的劳动布裤子,雪白的白洋布衬衣,新绿胶鞋。家里的细粮也不换粗粮了,细粮都给我吃。晚上回来吃了饭,换上衣服就高高兴兴地上街玩去了。有时晚上也参加居委会的学习会、批判会,还参加了挖地道义务劳动。
   一九六九年,省里给我县一个建化肥厂的指标,筹建处正好在渔场办公。认识我的领导对我说,我们这厂正做规划,设计,你文化好,来我这里吧,可以定合同,后来我就参加了化肥厂的筹建工作。开始与大学生们搞预算、设计。我干不了别的,就给他划表格、抄写、描图、晒图,学会不少知识、技能。一九七一年化肥厂的指标给了怀安孔家庄,化肥厂这伙人办起了砖厂,我负责写黑板报,抄写文件等工作。这时县印刷厂建了个塑料车间缺人手,我爸正好认识印刷厂革委会的李主任,我就调到了印刷厂。

                   六、在印刷厂的日子
   七一年十一月,我和另外四位同志一起来到印刷厂上班。我和一个同志被分配到装订车间,这时各个单位相继传达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开始批判陈伯达、林彪,逐渐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每天晚上在车间开会,学习报纸文件。这时我的写作能力就发挥出来了,有师傅写不来的,我就给他们写,写完再交他们念,尽管这样他们也有念错的。有一次批判孔老二,原话是旧社会孔老二把我们妇女推到火坑里,被他们念成“推到火炕上”听的人也不敢笑。当时印刷厂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印“最高指示”,每天晚上新闻联播一发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师傅就开始排版、印刷、裁断,然后敲锣打鼓,打着旗帜送到县革委会,再由县里送到各个单位。白天干的活大部分是印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会议文件等,还有稿纸,信签,账簿。
   在批林批孔高潮时,塑料车间搅拌车间出了一个事故。刚开始生产塑料,拌料没有拌料机,师傅们用做饭的大锅,由于温度掌握不好,连续烧爆了两口大锅,有的工人写了一幅对联:“塑料工业大发展,塑料工人真危险”,横批是“两口大锅飞上天”。这下可了不得了,革委会李主任,召集中层干部会布置批判,车间主任也被停职写检查。过了几天听汇报,各个车间班组没把这事当回事,于是召开了全厂大会。把毛主席批判林彪的一些词语都用在此处,说批林批孔半个月来,你们根本不批x。人们感到事情非常严重。车间负责人也吓得够呛,后来县工业口的领导做了一些工作,将这个主任调到别的工厂才算了事。
   七二年,县机关党委理论组,抓了工业系统的五一厂,印刷厂.塑料厂等单位为学理论、搞批判的重点,县里的广播站轮流播送这几个单位的批判文章,我们在西楼底下百货公司的墙上定期出批判专联,那时我们厂的墙报办的最好,有漫画,有文章。这时厂里推荐我参加宣传部.工会组织的理论学习班,张家口日报还刊登了我写的《历史是人民创造》一篇小文章。我还参加了文化馆举办的写作培训班,培训完在文化馆举办的《工农兵文艺》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一首《我为祖国印画卷》的小诗。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主持全国工作后,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全国开始抓生产。我县这一年开通了从涿鹿饭店到汽车站的大街,我们印刷厂开始在现帝鑫商厦处建设新厂,并上了一条水泥袋生产线。七三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开始了全国大整顿,我县先后建立了化肥厂、吉庆堡铁矿等工业项目,农业兴建了十万亩园田建设。县城铺设了南关大街、鼓楼南北街、东风大街的油路。在抓革命方面,县里召开了“批林批孔”广播大会,约有十万人参加了大会,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周总理。
   七六年一月八日,我们从广播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家里人、街上人、厂里人都无比悲痛,不少人主动戴上了黑纱,白花。十五日我们收看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大会实况。听说县里也准备设灵堂,开追悼会,后来由于上边的干扰没有开成。七六年清明节,北京发生因悼念周总理,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我和厂里的人一样,每天收听,收看天安门广场的一举一动。一天我从《参考消息》报上看到新加坡华人写的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我就拿到排版车间自己排了一块版,又跑到印刷车间自己印了十几张。拿到家里后,把我最爱的一幅周总理的丝绣像,放在一个镜框里的上边,把那首小诗放在下边,装到相框里挂在墙上。
   四月八日晚上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同时播放了《天安门广场是反革命事件》的全文。从此全国开始抓参加天安门悼念的人,查抄《天安门诗抄》的运动。一天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去我家(我妈是居委会的小领导),看到墙上的周总理像和我印的小诗,就问我妈这是谁写的,我妈说是我们老大弄的,那个警察说还有没有,我妈就找了一张送给他。第二天下午我们革委会的田主任,急怱怱的找到我,说你这几天干了什么啦?你可捅了大漏子啦。到了他的办公室里,我说没事,那首诗是我从报纸上抄的,不是从北京弄的。后来我从宿舍里找上那张报纸给了他。第二天他从县里回厂,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没事了,你要是从北京弄来的,今天非抓你不可。后来他又批评了我私自排版印刷的错误,并对我说今后绝对不能私自排版印刷了,我们是特种行业,一出事就是“政治的大事”。
   九月九日,收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家里,厂里,街上的人们都流下了悲痛的泪,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十一日县里在大礼堂设置了毛泽东主席的灵堂,我们和全县人民一起去吊唁,并送了鲜花。十八日全县在大仓人民广场举行空前规模的追悼大会。这些日子,人们都在私下议论,周总理,毛主席两个人都没在了国家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一片迷茫。
   十月十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逮捕了四人帮,从十月二十一起全国人民走上了街头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十月二十五日我县两万多人齐聚人民广场举行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会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游行。
   一九七七年,中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七八年十二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我县和全国一样开始解放被打倒的干部,落实政策,取消了四类分子制度,大批被错误处理下放到农村的人陆续返城,各级革委会被撤销,恢复了县委,县政府,各局,公社,学校开始招生,工农生产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在此我向文革命中,被我造反、批斗的人们、领导、老师,表示深深地歉意,说声对不起!
   对于文化大革命亲历的一代,大都已经退休,即将离开历史舞台。后人将不知文革为何物。反思文革,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后机会和责任,我们这一代最年轻的文革人,把亲身经历的史实,讲给后人,留给子孙,更有说服力。总比后人将来凭想向,靠查资料,去权释要强的多。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和右的干忧,坚定移走的改革开放的路子,避免折腾、动乱,全党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跟着习主席把今天的事情办好,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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