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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林小仲:磨难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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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难忘的1966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6年是极其黑暗的一年,是空前绝后政治灾难的一年。
从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庐山会议,到三年自然灾害方兴未艾的人民共和国天灾人祸接连不断。1966年,年近73岁的毛泽东主席凭借他在党和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依据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思想,组织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从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到北大聂元梓等人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从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推翻,到批判修正主义,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展开,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都产生着极大的震动。长期极左思想的政治教育,地处首都的政治氛围,干部子弟中的信息来源,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使北京的中学生,特别是海淀区干部子弟较为集中的大学附中很快卷入了这场政治旋涡。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少数学生在圆明园遗址成立了他们参加文革的组织“红卫兵”,宣告文革中第一支红卫兵的诞生,这一组织最先影响波及到北京海淀区的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师院附中、101中学等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
6月7日上课铃响后,如往常一样喧闹的校园马上安静下来,我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突然连接全校各个班的有线广播里传来争斗的声音,有人抢过麦克风高喊,“同学们,有人在抢占校广播室,大家快来保卫广播室,保卫学校党支部”。顷刻之间学校像炸了窝一样,大家涌向楼道,涌向一楼二楼连接处的广播室。等我跑到那里时,一楼至二楼楼梯上、一楼大厅里全站满了同学、老师,口号声、叫喊声连成一片。后来有人喊,到大操场辩论去,人们又涌向了大操场。在围成人墙的大操场中,显然是有人事先筹划组织好这次的事件,几位面熟的高中同学在声泪俱下的控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指责学校领导不突出政治,搞分数挂帅,尤其是迫害了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但是,他们的观点马上遭到其他一部分师生的反对,平静的校园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和对峙。
师院附中很快成立了红卫兵,而且一开始全校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红卫兵,并有人跑出来主张把“师院附中”改成“首都红卫兵战校”。我也学着其他同学从柜子里翻出爸爸、妈妈穿过的旧军装穿在身上。从此铺天盖地的标语、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大字报里经常爆出许多危言耸听的“消息”。1966年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鼓动下,成千上万十几岁的中学生以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在校园里掀起了“造反有理”的浪潮。师院附中司局长级别的女书记被打倒了,15岁参加革命的艾校长也被打倒了,从团市委调来的副校长王浒也被打倒了,他的夫人汪家璆是当时的团市委书记,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学校里一些老师被无端扣上各种的罪名关进了劳改队,受尽凌辱和折磨。数学组田钦老师的弟弟不知什么原因同校红卫兵保卫组发生争执,被他的同龄人们殴打致死。我们生物实验室的喻瑞芬老师,一个被莫须有罪名戴过右派帽子的女老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初中学生用皮带、棍棒活活打死在校园的操场上。她被打死后,我目睹了那副衣不遮体、死不瞑目的惨状。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外语组的一位俄语教师均是女老师,她们被剃成阴阳头,被军用皮带打得遍体鳞伤。一个有着高素质教工队伍、有着优美教学环境、有着良好的学习风气的校园顷刻变成了人人疯狂、人人自危的集中营。一群善良、诚实好学的中学生突然变得失去了人性。
由于红卫兵的举动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顿时身价百倍,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造反有理从学校又冲向了社会。北京郊区一夜之间多少戴着地富帽子的人被打死不得而知,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无端批斗更无法统计。连才华横溢的历史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第一任人民日报总编、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一代文学巨匠老舍先生都没能够幸免于难,更不要说万千热爱这个国家,曾为这个国家辛勤工作的普通人。多少人被游街、批斗、拷打,甚至被驱逐出北京无法统计。顷刻间法律和秩序都被踩在了脚下,共和国的首都到处充满着血腥。
为了稳定局势,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北京的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当时师院附中的工作组来自大庆油田和团中央,而力图恢复秩序的工作组很快同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们发生了冲突。远在外地的毛泽东成功利用着北京的学生运动,他亲自写大字报指责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镇压了学生,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为他打倒自己昔日的战友找到了借口。
1966年,整个中国陷入空前浩劫之中。众多的开国元勋受到迫害,几代知识分子横遭凌辱,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摧残。当时也卷入革命洪流中的我,每天都能见到、听到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在有一次师院附中的学生们在残酷地批斗教导主任赵幼侠时,原本瘦弱的她被连踢带打,我站得离她很近,她在挣扎中无意的抬头和我目光相撞,当时我感到心灵深深受到刺痛。这个我叫阿姨的老师披头散发的惨状使我无法再看下去,我扭头拨开狂怒的人群,一直跑到学校一个安静的地方才停下脚步。我想难道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不是请客,不是做文章的革命?我找不到答案。诚然,在那个年月中我也跟着狂热过,破四旧中我也跟着做过一些得罪邻里的傻事,连我妈妈一瓶漂亮造型的绿色玻璃瓶的雪花膏也被我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扔掉了,多少年后她提起这件事还耿耿于怀。
1966年8月17日晚,那是我在师院附中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黑压压的同学站满了操场。第二天8月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大家都期待着能参加那个盛大节日,我们在等待着公布明天去天安门的名单。晚七时左右校红卫兵头头们在学校有线广播里宣布了去天安门的名单,还宣布全校“非红五类人员被开除出红卫兵”。按照他们的标准,我和许多同学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个晚上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当时这对在政治上狂热追求上进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而经受这种歧视打击的不过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这也为首都中学红卫兵分道扬镳,各立山头、誓不两立留下了伏笔。
1966年8月18日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起点,这一天毛泽东亲自带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登上天安门的红卫兵代表中,师院附中就有几十个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幸福地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张著名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中,有多位开国部长、开国将军的子女依偎在毛主席身边,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师院附中我的同学。做为当时党的副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发表了煽动性很强的讲话,从此红卫兵运动席卷全中国。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悲剧给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给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给善良的中国人民带来整整十年巨大的灾难。
那些作为天之骄子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们何曾想到,他们幸福的欢笑也未能在那一双双充满稚气的脸上停留许久。没有用多长的时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也大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无端被打倒,他们又从天上回到地上,动乱年代变化使人惊叹。


二、大山中的清水涧
1966年八、九月的北京,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愈演愈烈,几十万串联的学生涌进了北京。中学红卫兵中的掌权者们,把一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做为精神支柱和组织纲领,他们对同学中的绝大多数人加以排斥,以红色龙子龙孙自居的他们,开始登上他们叱咤风云的政治舞台。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他们冲击党政机关,冲击学校,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广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教职工,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横加迫害,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着北京的中学,笼罩着整个北京。
为了远离政治迫害,1966年秋天以帮助秋收为名,我随学校几十名初高中同学乘火车开进了北京的西山。北京百花山下,有一个叫门头沟清水涧的地方,村子建在山坡上,四周群山环抱村前是通往北京城的铁路,再往前是一座高高的大山,村东鹅卵石河滩中间有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村西边山坡梯田上种着柿子、黑枣等果树,还种着玉米、谷子等庄稼,我们到那里时正赶上秋收季节。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住在老乡家,山村由于闭塞,虽然也开始在闹革命,村里人把一位年长的村支书当作走资派赶下了台,换上了两位年轻人。但一切远没有城市里那么激烈,那些乡亲们对那位下台的走资派平日也是有说有笑的,也许这些老实的庄稼人压根就不懂得什么叫“走资派”。
在那疾风暴雨的年代,清水涧一个大山里不富裕的山村,热情接待了我们这些城里来帮助劳动的学生。十四、五岁的我们早上试着用扁担挑着两个不听话、而又沉甸甸的水桶在山道上为老乡家挑水,当时我个子不高,水桶常碰到地上,那副狼狈样出了不少笑话,村里孩子像看马戏一样跟在后面看热闹。早上扫院子、挑水我们是从演八路军的电影上学到的,但这些真诚使得我们同村里男女老幼都处得非常融洽。我们吃的是派饭,每天吃饭时村里的干部就把我们轮流安排到指定的人家去吃饭。清水涧是山村,土地贫脊,物产单一,加上那时候农村普遍都很穷,而我们每当吃饭派到哪家时,哪家做饭的大娘、大婶总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做点好吃的。开始在人家吃饭时,主人总是炒个鸡蛋,做两个菜摆在桌子上让我们先吃,而他们的家人却先不吃。我们很奇怪,不明白其中的原故,时间久了才知道,给我们端上桌的饭菜都是他们顷其所能的最好吃的东西,而他们自己吃的仅仅对付填饱肚子的粗粮咸菜。
在清水涧劳动活不轻,我从小没有干过什么力气活。如那里翻地,一个人扶着铁犁,几个人拉着犁,扶犁的活是技术活,我们能干的就是拉犁。原本拉犁是牛、马干的,而他们买不起牛、马,山里只有驮东西的驴。上山时我们一般都用背篓(一种背在背上的筐)往山上梯田里背粪,而下山时一般都把收获的玉米等果实背回村里。劳动很艰苦,但同学中无论男女、无论大小,大家表现都很出色。每天夕阳西下,大家排着队,背着筐下山时,看着远处村庄炊烟缕缕,近处牛群和羊群撒着欢儿往村里奔去,确有农家乐的感觉,但田园风光和这四周高高的大山却无法放下我们对北京的惦念。
学校那么混乱,许多老师被横加迫害送进劳改队,早晚有人押解着劳改队的老师们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而我妈妈受到的冲击相比之下要小得多,她历史清白,又是当兵转业回来的,但在那个没有法制的年月,谁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同来的同学都有难念的经,有的人已被红卫兵抄家,有的人父母早已被打倒,大家惦念着在充满血腥味运动中的亲人们,谁都不轻松。
到清水涧劳动前我还背着妈妈,去看望已和妈妈分手多年的爸爸。他在文化部中影公司工作,文革前常为国家领导人当英文翻译,我见过他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翻译时的照片,现在他仍是一个人住在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一栋居民楼里。他倒是很乐观告诉我没事情。他在志愿军中工作五年,还立过功,从解放军总政敌工部转业到文化部,他家在土改划成份时仅仅是个中农,所以也没有人理他。他在单位基本是一个逍遥派,他看不惯眼前的一切,但也无可奈何,他尽量离运动远远的。我去看他时,他特意把在邢台四清时部队战友送给他的那件卡矶布斜纹、肩膀上带着挂肩章绊的军上衣送给我,要知道在那时这是珍贵的礼物。但在那个年月里,好人、正直、清白都没有什么用,到处是飞来的横祸,被惨遭揪斗,受迫害的哪有真正的坏人呢?爸爸怎么样,我也在担心。
我们这个群体,在文化革命北京中学血统论猖獗最恐怖的日子里,躲进了北京的西山,在那里劳动了近两个月,受到了那些善良的乡亲们的照顾和保护。我们一起去劳动的同学原来虽然在一个学校,但由于班级不同,大多不认识,共同的命运把我们拴在一起,大家感到群体力量的伟大。一派田园风光的清水涧,它的秋天更加迷人,沟里山上长满了树木庄稼,红叶绿树,美不胜收,山村秋色,宁静祥和,微风轻拂河水,泛起轻轻涟漪。人在危难时才知道,乞求一份平静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百花山顶峰是北京境内燕山山脉中的最高峰,夜晚看着高矗的大山,看着天上的满天星斗,对于我们这些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们来说,暂时的轻松愉快,多少忘却了那些被划作政治异已带来的压抑和烦恼。然而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月,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连个平静的校园都没有了,谁又知道等待着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命运是什么呢?


三、徒步长征去延安
1966年11月,我和十几名同学结伴而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几千里路,从北京穿越太行山,途经山西,翻过吕梁山,从军渡过黄河,一直途步长征走到延安。
毛泽东八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后,大串联开始席卷全国,不但学生开始了串联,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部队院校学员都卷入了这场全国性免费旅游。原来就非常困难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革命是压倒一切的年代人们似乎也顾不得这些了,也许最大的苦衷只有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最清楚了。
我们从大山里的清水涧劳动回来,校园里除被北风吹残的大字报、标语,被破坏的门窗教室外,已是人去楼空,多数学生已到外地串联去了。经过商量我们选定了座落在黄土高原的革命圣地延安为目标,响应徒步串联的号召,十几名男女同学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我们的长征。
在文革前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演唱节目,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再有就是《长征组歌》了。《长征组歌》的作者是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红军在江西苏区时他和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十几岁的红小鬼。《长征组歌》把红军不畏艰难险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气概艺术地表现给了我们,激励着我们开始了自己的一段长征生活。
我们的长征仅仅靠着一本中国地图,一开始大家像舞台、电影上看到的红军那样排着纵队,举着旗子唱着歌行军。后来人困马乏,疲于奔命的远征再也顾不上什么队形了,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咬紧牙关地朝前奔,遇到老乡不断问:“还有多远?还有几里路?”我们离开师院附中后,沿着一个大概的方向先朝西走,走来走去走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山里,天就渐渐黑下来了,四下望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时年纪小不知天高地厚,我们找了一个当地农民在山上用石头圈起来圈牛羊的地方露宿。羊圈石墙有半人高,大家从周围地里抱了些麦杆铺起来做床。安育中背的锅派上了用场,大家把背着的面熬了一锅香喷喷的咯嗒汤,那顿夜炊吃得真香。晚上大家也不管什么男生、女生打开各自的背包,一个挨一个躺成一排,和衣而睡,在星星和月亮的陪伴下在羊圈里渡过了我们离开北京城的第一个夜晚。
十一月中旬的北方已开始进入寒风萧萧的季节,我们走过了河北的任丘,跨过了拒马河,途经林彪在抗日战争中指挥115师聚歼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平型关。平型关两面山势陡峭险要,我们登上城楼环顾四周,黄土地的枯草上有一层薄薄的早霜,给人一种荒芜凄凉的感觉。由于林彪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加上平型关大捷也的确是一次振奋民族抗日精神的伟大胜利,来参观的红卫队伍络绎不绝。
太行山里的行军,经常是些羊肠小路,使我们这群人吃了不少苦头。记得离开北京后没有几天,我因扁桃腺发炎,发烧到39度多,在一所由学校教室开辟的红卫兵接待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又硬撑着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强行军一天,走了100多华里,在月色朦胧时分走到了山西的紫荆关。紫荆关这座当年的要塞边关,城墙、碟楼完好,夜色下关前的流水哗哗淌过,一轮明月挂在城上的夜空中,很有边塞雄关的气势,一天长途跋涉下来,我的高烧居然奇迹般的退了。
我们的队伍翻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后日子好多了,去太原、去延安串联的队伍逐渐增多,行军的路也大都是较为平坦的公路,那时公路上汽车很少,沿途不远就有当地政府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方便多了。我们背着的锅、汽枪、药箱,甚至举旗子用的旗杆都扔了,大家开始了轻装,扔掉了一切能扔的东西。虽然十分疲劳,但无论男生女生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晚上还要在灯下用针挑去脚上的血泡,躺下时觉得两条腿酸麻得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这对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天徒步100多里的路程走得我们精疲力竭。经过半个月的长征,队伍走到山西省会太原,我们住在山西政法干校的宿舍里,大家决定在太原休整几天。去延安的路大概还有一半路程,这时队伍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不如改乘汽车走完后一半路;另一部分人主张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走到延安。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分道扬镳。大个子安育中和几个女生改乘汽车走了,死心眼的我跟着其他人继续我们的长征。但我至今不为当时的决定后悔,一个人做事的毅力也许是从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中开始。
在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中,使我十分难忘的是在太行山、吕梁山和陕北黄土高原看到那些贫困的乡亲们,那些地方大都土地贫脊,可耕地很少,交通闭塞,许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在太行山的一个山村夜宿时,我看到那里的人们平日只喝一些菜糊糊,人人面带菜色,孩子们大多无缘上学,割资本主义尾巴和人民公社的体制给农民更是雪上加霜。我们从山西军渡,渡过了漂浮着冰块的黄河后到达陕北,多次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窑洞中除了一铺土炕,其它一无所有。有的地方饮水十分困难,要用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但黄土高坡的人都有一种特有的热情和豁达。村里的年轻人十分活跃,他们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唱着陕北的信天游。当年的共产党人以陕北为革命根据地,打跨了强大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统一了中国,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亿万朴实、热情,知恩图报拥护共产党的农民。共产党使他们翻了身,有了土地,但没有能为他们根治贫困,从北京到延安的一路上我感觉到农村太穷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历经艰辛终于走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革命圣地延安。我从小熟记贺敬之的诗《回延安》,当时的心情如同诗中写的那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住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对于我们这些追求革命的孩子们来说是那样的亲切。延安也向我们张开了热情接待的臂膀,从毛泽东住过的枣园到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杨家岭,从中央大礼堂到凤凰山,延安对我们是那样神奇亲切。一张我们一行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合影常使我想起那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四、首都中学红卫兵
1967年初,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分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不同时期利用着不同学生组织派别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而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和对革命理想狂热追求的北京中学红卫兵,无论哪个派别都无法逃避在不同时期成为工具的命运。
首都中学红卫兵中一派称之为“老红卫兵”,这一派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组织上带有浓厚的血统论思想,文革初期他们积极追随中央文革造反,把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各个学校的当权派。他们带头冲向社会,在文化界和社会上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他们以极其野蛮的方式“破四旧”,对知识分子和所谓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学搞“红色恐怖”。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文革打击对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也成为了革命对象。他们惊呼“三十余年廉颇将,如今拜倒茶花女”,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们,要一个个拜倒在当过女演员的江青阿姨脚下。他们中的一些骨干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开始了他们悲壮的反戈一击之路。在它成立之日,1966年12月5日,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在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上,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首都中学红卫兵中另一派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他们中大多数文革初期受过老红卫兵的伤害,他们以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家庭出身的人为主,还有许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也有不少是不同意“老红卫兵”观点与他们分道扬镳的干部子弟。他们强烈反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特权思想,他们要求同龄人有相同的生存权利,反对封建特权。因而本能的站在与“联动”斗争的对面,在后期也客观成为中央文革推进文化大革命,炮打莫须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一轮力量。当时造反派红卫兵排练了一场大型红卫兵组歌,叫做:“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黄埔滩头我们曾昼夜苦战,造反的吼声响彻了嘉陵江畔,武汉三镇战歌嘹亮,三司的战旗飞舞在内蒙的草原。”足以表现他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势。
北京中学这两派红卫兵共同特点是在多年的政治教育下,对毛泽东的权威和绝对正确深信不疑,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形成、变化、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狂飚为我从天落,然而历史会告诉未来,责任和罪过并不在那些当时还只能称之为孩子的中学生们。
师院附中成立了“造反派红卫兵”的组织“井冈山兵团”,并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井冈山兵团、京工附中红旗、101中的毛泽东主义公社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起来,成为一股颇有实力的力量。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这之后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已同清华、北航等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联成一片,我们在北京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还成立了“三司中学部”。我曾在那个古香古色的大院子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刻蜡纸,印传单忙得不亦乐乎。随后红卫兵运动的主导位置开始从中学转向大学。
从1966年12月26日到1967年1月,首都的中学红卫兵们连续多次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大辩论会。大剧场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全场齐声高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年轻人的狂热和激情地动山摇,双方的辩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一些老红卫兵中的“联动成员”为了证明自己血统高贵,身着呢子军大衣,臂带红缎子或红呢子袖章高叫狂呼,很是无奈和扎眼。台上台下到处都是辩论的人群,十几岁的男女中学生一下在这座俄式殿堂中成为互不相让的政治家,他们就文革中的各种问题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批驳对方的意见。但那时双方各抒已见,尽管情绪激昂,言辞激烈,却极少发生暴力。
很快斗争从北京展览馆演变到了长安街,中央文革和公安部抓了一些联动骨干,老红卫兵纠合起来冲击公安部要求放人。华灯初放的长安街,天安门城楼凝重庄严,夜色中成百上千穿着各式军装的男女红卫兵骑着自行车沿着空旷的长安街呼啸飞驰而来,他们时而整齐的喊着口号,时而还放响了鞭炮,但在专政机关和众多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围攻下,他们还是落荒而去。
“联动”做为红卫兵时代一种特殊产物很快垮了,做为亲身经历了那场红卫兵运动的人,回顾首都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我认为不管是哪一派红卫兵皆是那场错误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老红卫兵中的一部分人运动中的愚昧和残忍更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悲剧。想到他们我不由回忆起与中南海相邻的北京男六中,老红卫兵的好汉们把《红岩》中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子洞监狱搬进了校园,四周的墙上架着铁丝网、探照灯,教室里摆放着令人恐怖的各种刑具,他们用这些来对付自己的老师、同学们。经历和目睹过这些的人就不难知道“联动”一产生,为什么就处于在京城人人喊打的孤立境地。
师院附中的红卫兵也分成“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两派,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后来又分为“四三派”、“四四派”。学校里除一些大字报相互攻击,无限上纲外,基本上势均力敌,相安无事。
随着文革的深入,文革的组织发动者们,已经陆续完成了打倒党内有不同意见领导人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对他们来说也越来越不重要了。而对于中学红卫兵中各派中有识之士来说,文革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困惑和不解。“二月逆流”后,连大家平日尊敬的老帅和副总理们都受到了批判,汉朝开国功臣韩信说过,“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看到许多为创立人民共和国奋斗一生的老干部被打倒、被批斗,看到广大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都被做为革命的对象,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开始有了种种疑惑。越来越多的人不来学校,不参加政治运动开始当“逍遥派”了。
此后,北京的中学开始军训,复课闹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官方指定的红代会,再以后,我们这一代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始了1700多万人离乡背景的上山下乡生涯。文革初期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中学红卫兵”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湘江边上的日日夜夜
1967年的夏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中学生南下取道长沙,准备去江西井冈山。队伍中的男女同学分别来自师院附中、北大附中和男四中。
那是文化大革命激烈冲突升级到全面武斗的年月。在武汉的汉口车站,我们偷偷扒上一列南下的货车,沿着京广线向长沙进发。上车后,发现这是一列运煤的货车,抵达长沙站后,我们一个个面目皆非,除了白牙,男女全成了黑人。
长沙市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把我们这些首都中学红卫兵安置在长沙六号门附近的一所小学里。那时的长沙两派割据,市内以“湘江风雷”为主,湘江对岸,岳麓山下以“长高司”为主。双方都有数万之众,且都与湖南各地市造反派组织遥相呼应,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毛泽东家乡也成了武斗的战场。
湖南人素以强悍著称。清朝末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定都南京。而使太平军走向失败的主要对手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元帅、大将、上将中有许多人都来自湖南。
我们到长沙后发现自己被困在战场,南下去江西井冈山的株洲一带武斗比长沙还要险恶。北上回武汉的武斗也在不断的升级,京广线多次断路。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大女孩商量许久,只好在长沙住下等待局势变化,谁知道我们在美丽的湘江边一住竟是一个多月。在长沙一个多月中所见所闻,有许多事情随着年华已经忘却,而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
有一次两派组织在长沙北站附近一所学校挑起大规模武斗。攻方属于“湘江风雷”,守方属于“长高司”。“湘江风雷”依仗在市内人多势众,调集许多单位武斗队助阵。只见卡车上的驾驶楼顶架着机关枪,卡车上站满带着柳条帽拿着钢管制成扎枪的战斗队员,驾驶楼两侧踏板上站着一手扶着车门,一手挥舞手枪的头头们。这真是让我们这些见多识广的首都中学红卫兵都惊诧不已,但也似乎在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电影中依稀见过,但这军不军、民不民的武斗场面还是让人震惊。长长的卡车队伍,在高音喇叭和刺耳的鸣笛当中,在城市的街道上呼啸而过,市民纷纷避让。
“湘江风雷”中工人居多,而“长高司”以学生为主。驻守那所学校的学生红卫兵们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居然有一种“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他们困守孤楼,那座四层的楼,一、二层门窗被用砖头和桌椅堵死,他们一百多人守在四、五层和楼顶,用棍棒和石块还击。估计他们也有枪,偶尔也有子弹从楼内射出。最让人称奇的是学校楼内广播站,尽管被断水断电,但他们居然用柴油机自己发电,直到大楼被攻克前仍然不断广播。
学校孤楼的楼顶几个角都架着大分贝的高音喇叭,喇叭里传出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声音圆润高昂,是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很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的气势。至于说播音内容,两个敌对方都大致相同,都在说自己的组织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在指责对方是资产阶级走狗,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保皇卒。
这场围困战进行了三天,“长高司”的增援部队多次救援未成功。被困楼内的学校女广播员用广播向围困他们的人宣战,不断鼓舞着坚守孤楼战友们的士气,向全市人民证明他们的存在。学校楼顶的高音喇叭被围攻者用枪打了许多洞,但却无法阻止她激昂的播音。播音的同时,还不断播放《国际歌》、《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等革命歌曲,许多人都被感动。
由于断水断电、缺粮缺水,且寡不敌众,三日后的一天上午,孤楼被攻破,双方多人战死,百余人负伤。
有知情者告诉我,围攻者一层层攻占学校,而守卫者多是十几岁的男女学生,许多人宁死不屈,死于非命。围攻者最后攻占的是四楼广播室,在广播室前进行了激烈的生死博斗,围攻者是踏着年轻守卫者的尸体冲进广播室。当他们端着步枪、长矛冲进去时,那个穿着一身国防绿军装,带着红袖章的女孩还在昂首挺胸面对话筒,用尽最大力气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想念毛主席。”这座被上千人围攻的教学楼被攻陷时已千疮百孔,形同一片废墟。胜利者冲上楼顶将对方的战旗拔掉,插上自己的旗帜,并在那里雀跃欢呼。
守楼的学生们被持刀枪的围攻者押出楼的情景更是惨不忍睹。由于断水断电和不间断的战斗,被押解出来的俘虏大都弱不禁风,许多人靠同伴的搀扶才能免强行走,有的浑身血迹只能靠背和担架抬出。而那个女广播员却衣服被撕破,五花大绑被几个彪形大汉押着,那散发着青春气息稚嫩的脸上却是一付傲然的英雄气派。围攻者也付出了多人死亡,数十人负伤的代价。
接下来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疯狂报复。守楼一派的几个头头大都在私刑中丧命,被俘者多人被打成终生残废。最骇人听闻的是他们对那位只有十六岁的女广播员疯狂折磨,使她在私设的黑牢里受尽凌辱,最后竟被强暴致死。
这种残暴镜头在文革时期不胜枚举,一代文豪老舍先生被老红卫兵的皮带打得鲜血直流,最后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冤屈投湖而死。毛泽东的湖南湘潭老乡,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彭德怀,1967年7月被北航和地质学院造反派多次污辱批斗,最后在被打断两根肋骨后含恨而死。共和国煤炭部长张霖之被中央文革支使的矿院造反派活活打死。解放战争时华东野战军虎将,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被军内造反派害死在一口枯井中。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的多数人都受到冲击和迫害。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一场血腥的大灾难。
湘江奔流不息依旧北流去,岳麓山枫叶点点,桔子洲头美丽宁静,愿那场历史的大悲剧永远在中国大地不再重演。


六、炮火硝烟中的清华园
清华大学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始建于1911年。清华园内苍松翠柏,水清木华,环境优雅。清澈的万泉河水从校内蜿蜒而过,连通着校内一处处湖泊。朱自清先生著名的散文《荷塘月色》就是对这一美景的赞誉。
清华大学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国家造就了大批科学家、学术大师、文坛泰斗、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
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清华大学也一度成为了文革灾难和风暴的中心。蜚声海内外、风景优美、中西合壁的清华园在武斗中变成炮火硝烟的战场。
1968年6月,我们一群中学生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住了十天,目睹了清华大学武斗的场景。文革开始后,清华园大礼堂前被开辟成大字报区,用木板钉成的大字报专栏,贴满了各种危言耸听的大字报,传递着文革中的各种信息,展示着各派意见的观点,散布着各种谣言和诽谤。清华园在1966年年底至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清华,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地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涌进清华园,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在这里搜集文革动态。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蒯大富,文革爆发时他只有21岁,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他成为了文革的风云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1966年底控制了学校。原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退出了历史舞台。我还记得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中有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刘涛(刘少奇主席之女)、刘菊芬(刘宁一副委员长之女)等许多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
在蒯大富领导下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在文革中做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情。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他们将矛头直指工作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成立了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1966年12月率先在全北京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和标语。一时间清华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风向标。
1968年初,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内部,在如何评价建国十七年,在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对待老干部和阶级斗争,甚至对待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派和井岗山兵团四一四总部派各成体系,双方在清华园内各踞一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我们在清华园内看到的是工事林立,铁丝网、沙袋随处可见。昔日文质彬彬的理工科大学的大学生都变成战斗队队员,钢盔、柳条帽下,许多人还戴着眼镜。到底是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大学生,武斗中也有许多发明创造,除了自制的钢管长矛、扎枪等冷兵器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真枪真弹。他们还自制了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和土燃烧弹。最让我们一行开眼的是他们将学校的推土机和拖拉机改装成土坦克,土坦克驾驶楼用厚钢板焊死,只留一个观望口。土坦克用于向对方坚守的阵地进攻时在前面开道,掩护手持长矛的“步兵”前进。武斗中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略占上风,他们还有清华大学工人组成的“工总司”的支持。但四一四总部也不甘势弱,英勇抵抗。清华园内枪声四起,炮火硝烟弥漫,两派高音喇叭高分贝的对骂,时有武斗伤亡信息传出。
我们住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十几米的房间,两侧都是上下床,中间摆着一溜桌子,既是书桌又是饭桌。为了防止枪弹进入,窗子多被木板钉死。我在武斗前沿的楼,还见过用窗框做弹弓架,用自行车内胎绑在窗框两侧,一块大石头被弹向对方,对方被击中的窗户瞬间被打得稀烂。研究高深物理理论、机械制造、自动控制的大学生却成为祖先冷兵器复制的发明人,我内心不由得感叹,清华人,就是清华人。
文革之后,我曾经想,即便是文化大革命,理工科大学涌现出的“杰出人物”都要比文科大学的多。清华大学出过那么多如杨振宁、华罗庚、竺可桢、梁思成那样的杰出科学家,也出过陈寅恪、朱自清、吴晗、钱钟书那样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朱镕基、胡锦涛、习近平等人也毕业于清华大学。而在文革期间他们也不乏风头浪尖的领导者。
清华园的武斗不过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内战的缩影。清华大学的武斗者多是二十几岁,充满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学生。这场悲剧的制造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们。
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清华大学四一四总部的生死斗争在全国普遍存在。如河南的“二七公社”和“河造总”,成都的“川大八二六”和“红成”,长沙的“湘江风雷”和“长高司”,武汉的“百万雄师”和“工造总”,哈尔滨“炮轰派”和“山上派”,北京中学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其实何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不过都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下产生的分裂和悲剧。多少人惨死在派系争斗中,多少人因此致残,饮恨终身,多少家庭的悲剧由此而生。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公墓”,埋葬在那里的青年男女都是那个动乱年月的殉难者。我记得清华井冈山有一个叫李磊落的男生,我在清华井冈山报上见过他的遗像,年轻英俊,20多岁的人生匆匆逝去。如果他活到现在说不定又是一位两院院士,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而那时候他们却为了现代迷信制造的动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奉命开进清华园制止武斗。第二天,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深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大学学生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这次谈话宣告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退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
巴金先生生前曾建议建设一座文革纪念馆,将中国现代史上这黑暗的一页警示国人,否则多年之后生活在清华园里的天之骄子们怎么会知道学兄学姐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有那么悲惨的清华百日武斗岁月。


七、“逍遥派”的日子
1967年7、8、9月,文化大革命混乱到毛泽东也难以控制的局面,各地武斗中的各派组织厮杀得难解难分,相比之下北京的中学到显得平静。
我们几十名一个组织的同学住在学校里,那一段篮球水平提高得很快,尤其是中距离投篮水平。师院附中有打篮球的传统,其中也归功于一位叫李明忠的体育教师,他是篮球国际裁判,文革前在他调教下的师院附中男女篮球队在北京很有名气,男队在北京市中学里始终保持前三名的荣誉。因此学校体育运动中,篮球成为校球,一花独秀。师院附中文革前的校队成员黄频捷后来一度成为国家队的队长。那年月年轻人没有追星的习惯,但校队中的男女主力队员可都是学校里抢眼的人物。每次练球时,篮球场外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师院附中那时还有不少从东南亚回来的华侨学生,有一位只有一米六几的印尼归侨却在篮球上有惊人的天赋,他速度快,又出奇的灵活,一般在他突破时两个人都防不住他,他后仰跳投的动作让人惊叹,篮球随着他的跳投、压腕动作,唰的一声干净利索入网。
在1967年秋至1968年9月下乡前这一段,我们与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渐行渐远。打篮球、游泳、一群人骑车出去到高校看大字报,坐在校园里一群人海聊,成为我们打发日子的内容。师院附中游泳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西边有条京密引水河,南边不远便是玉渊潭和八一湖。事隔三十年后,我见到我们文革中曾是一个组织的安育中,那时他已是中共廊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酒过三巡,他突然拉着我的手的激动的向他的同事们介绍说,在文革中京密引水河中的一次游泳,我曾救过他一命。
安育中当时是师院附中高三(3)班的学生,我们班的辅导员。由于他有思想,又愿意表达自己思想,文革中多次被整。1967年后,我们的组织翻了身,安育中的境遇也好了许多。那年夏天,我们一齐去京密引水河去游泳,那条河大概有近百米宽。他看我们一群傻小子像鱼一样在水里翻腾,也穿上游泳裤从岸上步入水中,安育中个子很高,他身材清瘦,不像现在二百多斤。他回忆说,他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水,当水没过腰时,他竟学着我们的样子一头扎在水里,准备横渡过河。但这位未曾学过游泳的书呆子,发现水一旦过肩之后,便手脚悬空,完全失去了控制。接下来由于呛水,无法换气,越挣扎越往下沉。我们那时的同学差不多都会游泳,一开始我觉得安育中在戏弄我们,后来发现不对,便游过去连拉带推把他弄到岸上,其他同学也围过来帮忙,安育中好在就喝了几口水,无大碍,从此吓得他再也不敢下河了。
这件事几十年过去了,我几乎忘掉了,经他一提,我笑着对他说,当年如果你像现在这样二百多斤,我肯定也救不了你。如果真出现不测,这个世界岂不又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思想天才。
那年的夏天很热,也没有什么空调。我们十几个男生,半夜十二点后还成群结伙翻校院墙跑到河里游泳。比着从十几米高的铁路桥上轮番笔直往河里跳,这种跳水方法又叫跳冰棍,谁不跳大家一拥而上抬起来往水里丢。我那时一次游上万米是件很轻松的事。打篮球、游泳是暂时忘掉文革给我们和家庭带来压力和烦恼的放松办法。
闲来无事,学校的广播站也基本哑巴了,大字报栏也凋敝了,学生之间懒得再斗了。老红卫兵成了昨日黄花,“四三”、“四四”两派的争论随着复课闹革命也少有人提。这时教师队伍中的争斗倒大有升温之势。我们一个组织的人很团结,在校内也保持很大影响力,除少数“革命家”还在做革命工作外,我们的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北风呼啸,校园里路灯昏暗。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拿着三个手电筒,溜上教学楼东侧的二楼。这里是师院附中的图书馆,在文革前北京中学图书馆中,无论是规模和藏书,师院附中的图书馆都是名列前茅的。一排排整齐高大的书架,摆满琳琅满目的中外书籍,书散发着特有纸张和油墨的书香。图书馆中藏书和阅览室紧邻,记得从小学开始,在师院附中教书的妈妈就常在晚间带我到这里,她翻书备课查阅资料,对我早点完成作业的奖励是可以看一会儿课外书,我的许多课外书就是在这里读到的。
文革开始后,学校图书馆被定为封资修而被查封,加上学校几派组织轮番查抄,好端端的校图书馆已经是一片狼藉。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借助手电筒的灯光,从已破损图书馆大门下侧的破洞钻进了图书馆。
图书馆如同文革中被抄过的家一样,书架东倒西歪,架子上是书,地上也到处扔着书。我们三个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去找自己喜爱的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在那书荒、文化荒、知识荒的年月里,每一本熟悉的书使我们那么爱不释手。尽管光线昏暗,这个被破坏得惨不忍睹的图书馆,对我们几个傻孩子来说,如同进入一座装满珍宝的殿堂,拿起这本,又看上那本,如同到了传说中的太阳山一样,同行的小四眼提醒我们,快点别有人来。
我们抱了二十几本书出来,其中几本唐诗、宋词一直跟着我上山下乡。《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多本苏联作家的小说,在我们这群人中传看,最后不知被谁偷偷收藏。
“逍遥派”的日子是文革中相对轻松的岁月,也是我们无奈地打发日子的岁月。


八、温都尔汗的震撼
我1968年9月到东北的呼伦贝尔下乡。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夕阳西下,知青们在东北的青年点炊烟缕缕,那时正是农村秋收大忙季节,劳累一天的知青们个个筋疲力尽,整整齐齐靠在炕上的被褥卷上,有人在望着顶棚发呆,有人在议论着一天里的趣事。那时已混上大队采购,经常到外面出差的白静中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大家都很奇怪,他早上才乘早车去扎兰屯,怎么晚上就赶回来了。
白静中是我们青年点中第一个当大队干部的人,后来离开阿荣旗投奔他在大庆油田的大哥,现任华北油田计划处处长。他进屋后急忙关上了门,他把大家召集到炕桌旁的油灯周围,十分惊愕的说,出大事了,他在扎兰屯听人讲,林副主席乘飞机投奔苏联,飞机爆炸身亡了。这一消息对我们这些从中国政治中心北京来的知青来说,太让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和确立林彪为接班人这两件事吗?林彪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那个年月里,亿万中国人每天都在挥动着《毛主席语录》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毛泽东无比英明伟大,毛泽东是神的化身,既使是我们响应他的号召,在农村饱尝艰苦磨难时,也对他的政治伟大深信不疑,而这个消息使我们困惑之余惊呆了。
为了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肖庆平赶紧打开了他的七管收音机。那时呼盟与苏联一江之隔,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发展到争夺黑龙江、乌苏里江上一些岛屿的武装冲突,在呼盟听“莫斯科广播电台”比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清楚。我们这些关心着国内政治变化的知青常从“敌台”中获取一些消息,知道一些大山外面的事情。大家屏住呼吸听着收音机里“莫斯科广播电台”那熟悉的却又怪腔怪调的汉语广播,播音员果然在反复播送关于林彪事件的报道。因为距离9.13事件发生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讲得很具体,而且还有评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彪9.13事件”开始向社会公布,后来中共中央也就此下发了传达文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仓惶出逃,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三叉戟256号专机爆炸,机毁人亡。
一声震惊亿万狂热投身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维的巨响,宣布中国现代迷信神话的破产。毛泽东的英明、正确、伟大在忠于他的人民心目中,特别是正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发生了巨大的动摇,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章里规定的接班人竟然背叛了他,要杀害他,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政治上敏感的人开始反思。
我从小在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中知道一些党史、军史,对林彪的历史有所了解。
林彪17岁考入黄埔军校,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20岁参加南昌起义。
林彪24岁时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
林彪30岁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领导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平型关大捷。
林彪40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在1945年至1948年的短短三年中,东北野战军由初到东北时的十万干部战士,发展成百万大军,四野麾下20个军,林彪统帅着一百三十多万人的大军,参加了辽沈大捷,解放平津的两大战役。四野在林彪指挥下,从中国最北方的黑龙江畔一直打到最南方的海南岛。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42岁。
林彪48岁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是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
林彪1958年51岁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并于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64岁时与毛泽东决裂,1971年9月13日乘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身亡。
一位战功赫赫的著名军事家,一位党章上规定了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位与毛泽东一起在文革中受到亿万人民崇拜的伟人,为什么会突然与毛泽东兵戎相见、分道扬镳呢?在传达林彪罪行和他的“571工程纪要时”,我们注意到这个纪要攻击毛泽东是秦始皇,攻击当时的社会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纪要里提到干部去“五七”干校和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是变象劳改,前一条提法我们感到茫然,而这后一条与我们这些人命运相干的问题,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党的副主席林彪外逃事件,对我们这些曾狂热参加文化大革命,狂热拥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知青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政治震撼。政治狂热、政治盲从开始从这一代人身上消退,人们逐渐从事件本身,回顾党的历史,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表示怀疑,开始从对毛泽东神一般的崇拜中恢复到理性思考和判断中来。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寒风拍打着窗纸哗哗做响,村里不时传来犬吠,劳累一天的我们谁也不觉得困,可怜的小油灯的灯油加了一次,又加一次。大家在远在北大荒的山村里七嘴八舌发表自己的议论,有的人问,如果毛泽东不把与林彪有相同战功的老帅和部队中许多杰出的将军或打倒或排斥,何来林彪独掌军队,又怎么可能发动武装政变呢?有的同学在当时很大胆的说,“9.13事件”揭露出林彪要害毛泽东,但看看林彪的历史,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岂不是功成名就,辉煌一生?也有的人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谈了他们的想法。更有人把这种打完天下后便开始相互争斗残杀归于中国封建制度影响根深蒂固。他们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内讧谈到文化大革命自毁长城,但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是那时我们这群二十几岁的知青解不开的迷。第二天青年点的知青们大都没去上工,村里老乡们搞不清楚青年点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文革时,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的崇高和伟大远非现在的人能够想象。温都尔汗的震憾,使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步步走下了神坛。“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是巨大的。虽然毛泽东制造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人间悲剧,虽然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有过伟大的辉煌,他们结束了中国的四分五裂,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使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站起来了,毛泽东仍然是一位历史伟人。或许我们这些曾追随过他的人也许不该苛求他的失误,但是他的过失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太沉重了,对我们的民族太沉重了,对我们的祖国也太沉重了。
呼伦贝尔盟阿荣旗北京知青茅舍中的煤油灯在那个让人震撼的历史关头彻夜未熄。远离北京,远离政治中心的知青们从“林彪事件”中思考着自己和祖国的未来。


九、插队九年的知青岁月
1968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两年了,他的发动者似乎也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的收场比开场还要难。
我与上千万城市学生的命运一样被卷到上山下乡的巨流中。9月7日,我们一千多名北京知青乘火车到内蒙(1969年划为黑龙江)的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告别了北京、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弟弟、妹妹,谁知道这一去竟是九年。
呼伦贝尔盟在内蒙的最东部,以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为界与苏联有漫长的边境线。呼伦贝尔盟有中国最好的草原——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有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大兴安岭林区。我们插队的阿荣旗是呼盟的农区,背靠连绵的大兴安岭,嫩江在它的面前蜿蜒流过。这里与黑龙江三江平原相连接,东北老乡们管这片黑土地都叫做北大荒。
我们青年点有二十多个人,男生多,女生少,住在一起分在一个屯的两个生产队劳动。我们那个屯叫兴旺屯。我们到阿荣旗的季节恰逢深秋,各种树叶变化出不同的颜色,斑斓多彩,山坡上成片的柞树林如同北京香山枫叶,红彤彤层林尽染,再加上与之呼应的蓝天白云美不胜收。更让人心动的是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和分布在田间的农舍村落,这就是迷人的北大荒。
生产队临时把三间紧挨着马圈、歪歪斜斜的队部腾出来,清扫后给我们当青年点宿舍,中间的一间是灶房,垒着四个烧柴的大灶,灶上安放着几口大铁锅,灶间还放着水缸、碗橱。一东一西两间分别为男女生宿舍,每间宿舍都是对面炕,我们十几个男生挤在两铺炕上实在挤不下,同来的傅中高风亮节睡到了两个破炕桌拼起的床上,睡在了地下。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几年后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后方才结束。
这里的农民大都是从山东、辽宁闯关东老乡投奔老乡,落脚在这块北大荒的土地上。东北农村的农民大都豪爽、热情、大方,我们很快就彼此熟悉了。兴旺屯是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一、四队所在地,有百十户人家,村子建在小山坡上,村后有一片美丽的树林,屯前面有一个开满野花和青草的大甸子,往西翻过一道山梁是通往旗政府(县政府)所在地的公路。村里的地大都在附近的山坡上。我们插队的图布新是死亡率很高的克山病(地方性心脏病)和大骨节病的高发地区,当地的知青下乡都远离这里,而我们却责无旁贷的这里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漫长劳动生活。
这里的劳动量很大,地多人少,地里的垅五、六里地长。秋收是很艰苦的活,我们刚到的时候年纪小力气单薄,又不懂得干活儿的要领,所以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力气,收割时被落得老远,干着急也追不上。青年点的伙食开始也很差,插队前几年,天天吃的都是玉米、小米,年节时能有少量的白面。最早生产队派人给我们做饭,后来很快换成我们同学之间轮流做饭,手艺好点的还凑合,手艺差点的大家就惨了。另外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青年点吃的就是一天三顿的玉米渣子和小米饭,菜是土豆、白菜,又缺少油水,做来做去也做不出什么花样。刚下乡的两年很少能见肉腥,过年时杀口猪很快就吃完了。记得有一次青年点用肉末炒了点咸菜,那天早上我起得早怕惊动别人,放轻脚步走到厨房,一看我们青年点的副排长冯洁正趴在放咸菜盆旁挑肉吃,她眼神不好,高度近视,要想从咸菜里挑肉末,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见状在她背后大喊一声吓了她一跳,很快这件事成为我们的笑料。她现在在美国定居,不知道她是否还爱吃炒咸菜肉末。
艰辛、枯燥的生活使有的同学精神越来越压抑,我的同班同学陈韶山原来在学校是位好学生。他在市委工作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下乡后又常郁郁寡欢。下乡后第二年的春天便出了事,一天夜晚老乡井边打水,摇辘轳时发现冻成窄窄窟窿的十几米的井下有人抓着铁索链悬在那里,忙呼喊人来援救。早春的北大荒零下二十来度,井台上到处都结满了厚厚的冰,他的手已和井链冻在一起,那种情况真有些惨不忍赌。将他抢救上来后,我们千方百计费了很大劲,在大队公社帮助下,说服旗知青办把他送回了北京,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回北京的知青。过后得知,他是自己跳的井,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中最严重的一种。
阿荣旗虽然是边远的山乡,政治运动也没有放过它,当呼盟行政区划归内蒙时,这里开展了翻天覆地的整“内人党”运动。运动的组织者说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粉碎四人帮后担任过国家副主席)是“内人党”,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一夜之间内蒙的共产党全成了“内人党”,共产党员的家属全成了“内人党”的家属。从内蒙广大的牧区到农区,从城市到乡村冤狱四起,逼供的手段令人发指,许多干部、党员被批斗,被关押,被整死。经历过北京运动的知青们,再没有红卫兵时的狂热,大都冷冷而无奈的注视着这场人间悲剧。
当呼盟划归黑龙江省后,这里又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从哈尔滨的各机关抽出干部向这里派出了工作组,在那个特别严寒的冬天,白天劳作一天的农民晚上还要开会。有趣的是一次忆苦会,我们村里有一位好出风头,用东北人讲话又有点虎的赵老二,自告奋勇从炕上跳到地上发言,看他要发言了,原来睡觉的人也伸长脖听他讲些什么。赵老二清了清嗓子带着哭腔开始了控诉,他说:“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让我们到大草甸里夜战挖大沟,让我们白干活,剥削我们不给我们工钱,家里没粮食,大人小孩饿得像大眼灯一样,还不如我在满洲国时给老财扛活,那时候还有大白馒头可劲造”。赵老二滔滔不绝的发言让人越听越奇怪,这是控诉旧社会吗?工作组组长也开始听明白了,他气急败坏地打断了赵老二的发言,恨恨的说:“住口,你控诉谁呢?”赵老二摸着脑袋不解的看着工作组组长,委屈地说,“我没说错,不信你问他们。”但赵老二几代贫农,工作组拿这位大老粗又怎么办呢?原来赵老二在说解放后大跃进年代的事,顷刻满屋哄堂大笑,一个严肃的忆苦思甜会草草收场。
青年点分配上一开始我们自己搞“小共产主义”,大家挣工分年底队里分的钱都由青年点统一管理。粮食、衣服青年点统一买,出工多少,工分挣多少都一样,实行三年多便实行不下去了,小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流产了。青年点大部分成员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同命相怜,在漫长的插队岁月里,大家彼此关心,互相照顾,共同度过我们最好的青年时代和最艰苦的人生岁月。
北京知青自始至终得到村里乡亲们的照顾,青年点中午做饭没有菜了,随便那个知青拿着两个脸盆到村里转一圈,没多久一盆大豆制成的黄酱,一盆白生生的鸡蛋就端回来了。有两个冬天我没有回北京,留在东北过年,乡亲们怕我孤单,一个月当中居然没有让我在青年点做过饭,这家请完那家请,在好心的东北乡亲们的炕头上,他们轮流用北大荒最好的东西招待我,猪肉炖粉条,酸菜白肉,小鸡炖磨菇,鸡蛋炒木耳,还有东北特有的炖菜,烫好的烧酒,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
我从1968年9月去插队,1977年7月返回北京。整整在北大荒度过了九个年头。插队的后几年,青年点有路子的人都走了,招生、招老师、招工又走了不少人,但我因为下乡时档案中被军代表塞进去许多关于父母莫须有的黑材料,只能在那里沉重的修理地球。我23岁时开始在兴旺一队当生产队长,指挥着百十来口人,村里的人喜出望外,发现北京知青不仅能吃苦,还有当好干部的本事,他们哪知道北京的红卫兵运动也锻炼出我们的组织才干。我们青年点梁大虎在四队当生产队长,当时加上在大队当副书记的肖庆平,我们青年点在同一时期出了三个“村干部”。
我们的大队书记邱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十几岁参加革命,为人耿直,对知青像自己亲人一样爱护。他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如不是他放手启用我们,又怎么会有我们展示指挥才干的机会。公社党委书记胡福元一班人顶住“左”的压力,相继把我们几个知青干部接纳为中共党员。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上千万城市的中学生发送到偏远的山村,造成许多人间悲剧。我在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农村生活了九年。我能在插队九年后乘未班车返城,应当感谢两个人。一是粉碎四人帮后复出的邓小平,他们拨乱反正,为知青返城政策上亮了绿灯。再就是我的爸爸,他从五七干校返城恢复工作后,千方百计运用在北京的各种资源,为我开出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特困调动证明。
十年一觉插队梦,我记得离开兴旺返回北京的那天,队里用马车送我去阿荣旗,村里的老老少少依依不舍把我送到村口。我在北大荒度过了九年插队生涯,我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呼伦贝尔盟,献给了北大荒,献给了黑土地。
作者简介:林小仲,生于北京,共和国同龄人。1968年下乡呼伦贝尔盟,1977年返城。曾先后在北京市羊绒衫厂、团中央青工部、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深圳海上世界、北京华鹏大厦、中国蓝星集团任职,现任北京雨霖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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