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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广州红卫兵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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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正当工作队在各个学校遭到学生围攻,焦头烂额之际,在北京,一副对联出现于北航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几天之内,风靡北京,在全国刮起了一股“血统论”的狂风。

红卫兵这个组织,最初出现于6月初。北京清华附中一群学生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秘密组织。之所以要“秘密”,表明这个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已不承认各级党委的领导,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反映出它渴望成为一支直接听命于党中央、毛主席的“红卫士”、“羽林军”。

7月28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托江青带去《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毛泽东在8月1日复信给红卫兵,盛赞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红卫兵运动瞬间席卷大江南北。

党委的瘫痪、工作队的垮台、血统论的兴起,都与红卫兵的诞生密切相关。在反工作队的事情上,让学生们产生了一种与党中央建立直接联系的幻觉,只要红司令一声令下,他们将“长驱贼庭,一战扫定”。

这样一支直隶于红司令的“羽林军”队伍,要求血统纯之又纯,政治上绝对可靠,对领袖的忠诚要达到愚忠的程度,对领袖的服从要达到盲从的程度。在1966年,青年学生们的许多行动,潜意识里的动机,都可以理解为他们谋求与毛泽东建立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希望红司令的每道命令,都是直接下达到他们头上,而不是通过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

8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了首都群众,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特大喜讯”传到全国各地,有如翻江倒海,一片沸腾。

血统论的盛行,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按一定比例划分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

华附高干子弟甚多,血统论一向很有市场。蔡晓彦等11位同学,已商定要仿效北京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但怎么才能让红卫兵的旗子一亮出,就能造成轰动效应呢?他们策划了一场关于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会,发函邀请广州各校同学来华附参加,以便在辩论会当天正式亮旗。

8月11日,华附同学在操场举行了一场大辩论,时间长达一整天。对血统论,一方赞成,一方反对。主擂台上,个个争着发言;主擂台下,东一簇西一簇,分成无数个“小辩论台”。一位高二女生冲到台上呐喊:“我们天生就是革命的!因为血管里流着的是革命父辈们沸腾的热血,身上有革命先辈人的钢筋铁骨,因此我们就是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红得发紫了!天塌下来我们都擎得住!”台下有学生嘲笑说:“什么天塌下来擎得住!一担粪桶就把你压扁了!”大家都知道这位女生在下乡劳动时,挑不起一担粪桶的笑话。

华附学生黎服兵记述北方红卫兵到来与华附血统论大辩论的情况:



附中比较老成的高三同学本意是引来北京客人,支持他们反对省委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知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主席台成了宣传血统论的讲坛。当时主持辩论会的同学也出身革命家庭,一反校党委、二反工作队,都得到毛泽东支持,连续赢了两盘,正是热血沸腾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不免从心底里认同血统论。更有些激进的同学为了革命,为了进步,对自己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父母(走资派、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心生怨恨,跳上台自称混蛋,竟获得全场一片掌声。

在一面倒的叫好声中,有些冷静客观的意见根本传不出来,偶有不同意见,便是一片叫打声。这时有个初三的同学上台提出一个新论题: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话音未落,即在一派狂热叫嚣声中被推下台暴打,关进教务处楼梯底杂物间。[1]



就在辩论会当天,8月11日,蔡晓彦、李重明等11位高干、军干子弟,在校内贴出广州市第一份“红卫兵成立宣言”:



附中红卫兵宣言



附中红卫兵组织于八月十一日正式宣布成立了!

红卫兵——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战士,它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做到: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重视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每一个红卫兵战士任何时候都不允忘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旧社会的血泪深仇,对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每一个红卫兵战士都要牢记心中。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阶级仇恨化为我们的勇气,先辈的英勇奋斗的事迹是我们光辉的榜样,革命、革命、革命——红卫兵神圣的天职。造反、造反、造反——乃是我们阶级的真理,斗争的哲学。

红卫兵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兵家庭,要说血液里天生就有革命的因素,那就是扯淡!要说在斗争中锻炼成铁骨红心,那是真理!前辈的光荣固然不等于我们的光荣,前辈的革命传统,我们必须继承。革命的担子再重我们也要接!接过艰苦斗争,流血牺牲的担子。

红卫兵中也有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叛子逆孙。他们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斗争中,只要他们敢于和家庭划清界线,努力改造思想,清除剥削家庭的烙印,也一样能锻炼成无畏的战士。

红卫兵不是唯成份论,更不是无成份论。老子——革命前辈,儿子——革命下一代,老子英雄儿好汉——长江后浪退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红卫兵组织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组长、副组长的产生由群众选举,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红卫兵贯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术。

内部的问题要摆到桌面上谈,充分发表意见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处理。

红卫兵组织一切活动围绕斗、批、改三大任务进行。目前狠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阶级教育这两条。

红卫兵坚决贯彻党中央指定的一切方针政策。

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



这是广州地区第一个真正冠以“红卫兵”名称的学生组织。虽然宣言中声称欢迎与家庭划清了界线的剥削家庭子女加入红卫兵,但实际上,这个组织是一个红五类组织。附中红卫兵有一个外围组织,叫红卫星,“资产阶级的叛子逆孙”可以加入这个外围组织。

华附还有一群同学成立了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杨小村在回忆录中记述:“同学们推举我,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命名。我说:‘毛主席住在中南海,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叫中南海红卫兵。同时,我们位于祖国的南海,我们红卫兵就叫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吧!’”[2]尽管杨小村声称南海红卫兵比附中红卫兵温和、保守,但从南海红卫兵的一份宣言来看,他们比附中红卫兵更为激进地宣称:“我们都是‘红五类’的子弟,我们是天生的旧世界的造反者!”南海红卫兵也有自己的外围组织叫红外围。南海红卫兵成立伊始,即发出夺权命令:



今天,我们宣布:班内过去的一切组织,什么团支部,班委会、班代表小组、民兵组织……统统解散!

一切权利归彻底革命的“红卫兵”要武小组!

我们从今天起接管一切!我们将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逐步重新建立各种组织。[3]



南海红卫兵的诞生比附中红卫兵稍迟,但一成立就宣布接管权力了。在附中红卫兵成立的第二天,接到来自八一中学的“贺信”。八一中学也是军干子弟萃集之地,当时还没成立红卫兵,但已经跃跃欲试了。



全体“红卫兵”的同志们:

我们来你校听了两方面的意见,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真理永远在革命者一边!天下是我们父母打出来的,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不许我们讲话难道让资产阶级讲话?!不让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难道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不成?!

这办不到!我们革命干部子弟都应向“红卫兵”学习,听毛主席的话,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造一切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全无敌!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平常儿骑墙!

老子反动儿混蛋!

重在表现!

广州八一中学

六六年八月十二日[4]



“八一中学战友们的大字报轰动了全校,红卫兵们十二万分拥护这张大字报!”附中红卫兵在给八一中学的复信中,志高气扬地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革命先辈!儿子——革命后代!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谁咒骂这句话,谁就是站在杜勒斯的立场上去了!这张大字报革了无成份论的命!”

省市委一直最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中学的校际串连开始了,而他们手上却没有什么可以出的牌。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他指出:“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5]林彪号召全国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誓言“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6]

当晚,第一批北京红卫兵到达广州串连,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13名学生。此后,陆续有北京红卫兵南下。据省委文革办公室的一份材料声称:



截至9月7日止,北京和外省到广东来的学生人数先后共达一万二千多人,其中北京来的七千多人……北京一○一中学来广州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28日至9月5日止,陆续来了五批65人,他们分成13队,分散到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活动。[7]



这些北京红卫兵先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等高等院校,进行巡回演讲,介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垮黑帮”的经验。

8月20日,北京十六中的五个红卫兵到达广州,市委安排他们在越秀宾馆住宿,但他们却一口拒绝,宣称他们来广州的目的,是帮助建立红卫兵组织,所以不愿住宾馆,希望能到学校去。市委介绍了几间学校的情况,最后他们选定了到八一中学。

八一中学对北京学生非常欢迎。大家连夜召开座谈会,北京红卫兵运动的风起云涌,听得广州学生们热血沸腾。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就在北京学生的推动下,连夜成立了。

在八一中学红卫兵的成立宣言中,提出红卫兵应以革、干、军、革烈、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为主,但还应吸收一些出身于非劳动家庭的同学,只要他们能背叛剥削阶级家庭,为群众公认表现好的,也可以吸收。

8月22日,二中一批革干、革军子弟在一片“自来红万岁”、“自来红们站起来”的呼号声中,成立了该校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紧接着,从愈来愈多学校里传出红卫兵成立的消息,人心大振,生怕落后。北京红卫兵跨省跨市来串连,我们在市内跨校串连又有什么不可?八一中学是最先走出校园,进行校际串连的学校之一。红卫兵成立后,马上着手筹备全市性的红卫兵联合组织。他们串连了华附、二中、六中、八中、二十一中、执信女中等16间中学,发起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临时总部。

在参与筹备的学校中,没有广雅中学。广雅的情况一直比较特殊。8月初,各校的工作队已成“过街老鼠”,忙着准备撤退了,但广雅工作队8月2日还在召开核心小组长会议,布置斗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8月5日、6日连续两天召开批斗老师的大会。直到撤走前夕,工作队还主持筹组“广雅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甚至声称自己即使撤退,也还会担任“参谋”角色。

学校内已纷纷传言,工作队待不长了。直到市委宣布撤走所有工作队之后,学生马上分裂为支持工作队与反对工作队的两大派。反对一方贴出《十六问工作队》《我们的看法》等大字报,要求改选广雅文革委员会,清算工作队的错误。支持一方贴出《替工作队翻案》的大字报,认为工作队成绩是主要的,不能恶意攻击。双方8月10日在高三乙班课室进行了通宵的大辩论。

关于工作队的大辩论余音未消,关于“自来红”的大辩论,又接踵而来。当时在广雅中学内也贴满了那副血统论对联,8月中旬,新四级四位学生首先贴出大字报,支持对联。但马上遭到高三乙班一男生贴出大字报《自来红有点黑》,反击“自来红”论。高三甲班男生还敲锣打鼓,要求支持对联的“自来红”同学站出来辩论,但无人应战。有人在食堂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重在表现”。

支持对联的学生组织“自来红战斗队”贴出了大字报《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声称校文革会不能否定,向校文革会提意见的人“是别有用心、要夺权,对他们要实行专政”。随后又贴出大字报《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全民团》,要求团员不要佩戴团徽。在开大会时,公开勒令黑七类“滚出会场”。

直到这时,广雅还没有成立红卫兵,8月22日,工作队正式撤出广雅,同一天,有学生开始佩戴自制的红卫兵袖章,他们在校园里一亮相,马上吸引了无数艳羡、敬佩的目光。他们是一批“自来红”的革干子弟。

8月23日,广雅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中学红卫兵(后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成立,规定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必须是出身红五类。第二天,思想兵在礼堂敲锣打鼓,公布红卫兵名单,约有500人,骨干大部分是高二级的原团干部和班干部。思想兵一成立,就在校内贴满了“顺自来红者存,逆自来红者亡”的大标语,气势凌厉,触目惊心。思想兵也有一个外围组织叫红警卫,不戴袖章,而是戴一条三角形的黄带子。不是纯正红五类的学生,只能参加红警兵。

9月上旬,广雅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这是与思想兵观点不尽相同的组织,以革干子弟为主,开始是海军的几个子弟当头,后来高干子弟退出,改以工人子弟梁**为头。

红卫兵组织一经出现,就像燎原之火一样,在广州的中学迅速蔓延开了,到9月份,广州市已有一百多间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已呼之欲出。



[1]黎服兵《风眼:文革初期的华南师院附中》。载“黎服兵的博客”,http://blog.voc.com.cn/lifubing/

[2]杨小村《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伟确华粹书务有限公司,2010年版。

[3]华师附中大字报均见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学闯道》编《大字报选•广东省东方红学校》(第一集)。1967年3月10日。

[4]东方红学校教工毛泽东思想小组《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华师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7月。

[5]《毛主席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振奋全国》。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6]转引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

[7]中共广东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北京一○一中学南下部分同学活动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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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2-02
广州红卫兵的诞生(下)
8月31日,发生了一件令省委十分担忧的事情。北京清华大学南下学生给广东省委贴了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内容大致称:



广东省的司令部——省委大有问题,要炮打司令部。

一、广州的文化革命冷冷清清,很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二、赵子扬说,广东省派出的工作队虽有问题,但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没有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现象,那么华南工学院出现群众对抗现象,责任由谁负?

三、拍照斗争牛鬼蛇神的场面,使他们颜面扫地,遗臭万年,这本是一种革命行动,但在这里却遭到意外的攻击。

四、……(大字报已丢失)

五、最近赵子扬提出,选举筹委由各派代表组成。但筹委一定要由坚定的革命左派组成,决不能搞议会制。这样做,实际上就是要把保皇派、守旧派保留在筹委内阻碍运动。[1]



北京学生是最令省委头痛的一群人,他们千方百计把火引向省市委,如果让他们操纵了广州的运动,局面一定会更加混乱,更难以收拾。省委一直考虑怎么对付这群北京学生。早在8月下旬,开过多次会议研究应付办法,最后决定尽快建立全市性的红卫兵统一指挥机构,名义上是为了解决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省市委为了掌控广州红卫兵,想利用广州红卫兵对抗北方红卫兵。

因此,当八一中学提出组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临时总部后,官方是积极支持的。李尔重从中南局带来了王任重的指示,把红卫兵定位为“阶级队伍,民兵组织”,明确红卫兵的任务是:维持社会秩序;做好保卫工作;调解纠纷;宣传党的政策。

红卫兵要在中山纪念堂开成立大会,市委二话不说,立即答应;红卫兵要求印制袖章、印宣言,市委统统予以解决;红卫兵希望有党政军领导参加大会,市委承诺陈郁、赵子扬、吴芝圃、郭成柱、焦林义、李尔重等领导会出席;红卫兵提出不能让区梦觉、王阑西来,这两人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市委马上同意不请这两个人。

其实,党政领导们都乐见总部的成立,中南局、省市委的有关人员还亲自在中南局礼堂和主义兵开过筹备会议。大会前一天,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还专门打电话给市委,催问请帖发到省委去没有,很担心红卫兵不请他们。

9月3日上午9时许,广州地区四千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临时总部。中南局、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陈郁、赵子扬、郭成柱、焦林义等到场,并发表讲话,赞扬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陈郁说:“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我们一定要分清敌友,注意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斗争中,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才能最有效地把敌人斗臭、斗垮、斗倒。”

陈郁又说:“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你们敢于向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宣战。你们红卫兵的组织诞生不久,就显示了极大的威力,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旧世界。”

赵子扬穿了一身军装出席大会。他说:“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要注意斗争方式,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向解放军学习,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人民利益,保卫国家财产。把红卫兵建设成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纪律性战斗队伍,成为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强大后备军,永远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红卫兵为他们戴上了红袖章。大会通过了广州红卫兵宣言:“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敢反对党中央,谁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革他的命,专他的政,夺他的权,造他的反,就要和他刺刀见红。”这个宣言是八一中学的人起草的,事先给过中南局农委主任李尔重(在广州市委担任顾问)看,李尔重建议删去宣言中“狗崽子”一类字眼,但后来宣言中,只把“狗”字删了,仍称“崽子”。

不过,大会还在进行中,会场内外的本地红卫兵与外地红卫兵,已发生争执。广雅中学的思想兵100多人从外面冲击会场;北京一○一中学八人,串联广州市二十一中部分红卫兵20多人,不听劝阻,直闯上讲台,声称“我们要造大会的反”。李尔重劝他们到后台商量,他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硬冲上台,秩序大乱。这些人抢过扩音器,迫令大会主持人请参加大会的中南局、省委、市委负责人先退场,红卫兵留下来和他们辩论,称“大会是失败的”,“是一次修正主义的大会”。[2]

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成为能否参加这个组织的重要条件。主义兵总指挥是华附的蔡晓彦,副总指挥杨秋元、王长林、詹和平。但后来因为蔡晓彦一直不到总部视事,实际由杨秋元主事。陶瑞、黄春阳、黄春义负责纠察队,曾克南负责政治宣传部。在总部工作的还有华附的陈立波、陈立泽,王继鸥、白少华等。总部最初设在八一中学,很快就迁到中山二路东较场旁边。

当时在市委与主义兵之间担任联络员的市委干部,后来写了一份材料,详细介绍了市委对主义兵是如何重视的:



临时总部筹建期间,本来只有一个干部负责做联络工作,临时总部一成立,(市委)书记处就决定成立红卫兵联络组,调来一名局级干部以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身份兼联络组组长,还配备两名处级干部任副组长。这个组直属专管财贸战线的书记杜祯祥亲自领导,要钱要物,只要他大笔一挥就马上办到。

9月中旬,总部在东、南、西、北片成立分部或指挥部,为了对口控制,杜祯祥指定各片接待站(由原分团改头换面而成)也相应设立红卫兵联络组,并由原来的分团长任组长。

为了取得控制红卫兵的经验,9月底还专派一名干部陪同总部组成的北上参观学习团到雍文涛那里取经。10月初取经的干部回来,书记老爷仿效北京的“经验”,把各片的接待站改为红卫兵联络站,并拨给一批物资和现款,以便“接待”红卫兵。[3]



北京的红卫兵有着一种本能的政治敏感,马上嗅出主义兵有“御用工具”的味道。9月4日,首都东方红大学(原科技大学)“南下革命造反队”,散发了一份题为《揭穿一个大骗局》的油印材料,指广东省委利用红卫兵大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利用毛主席的莫大威望,利用红卫兵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施放烟幕,迷惑群众,转移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掩护省委过关”。

他们质问,为什么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大会,且接受红卫兵的袖章呢?“广东省委想把自己与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自己是代表党中央,代表党的领导”。他们发出震撼人心的号召:“广州的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应该走出学校的大门、机关的大门,炮轰司令部,火烧广东省委,火烧广州市委,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4]

他们说的也不完全是捏造。主义兵临时总部确实从省市委得到许多支持,包括金钱与物资的支持。主义兵前期的整个活动费用,包括租金、活动经费以及汽车、摩托车、单车等(据称有近二十辆单车,十几辆摩托车和几辆汽车),全部都由市委拨的。甚至有些军衣,都是他们从军队里拿来给他们的。他们的所有开支费用,全部找市委定时报账。临时总部成立后,市委专门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组,负责协调与红卫兵的关系,协助解决红卫兵的问题。在市委干部的材料中记载:



红卫兵联络组成立以后,并没有按照总理提出的三项任务办事,即支持帮助、爱护保护、宣传解释政策,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物质供应站。杜祯祥先后拨给红卫兵联络组三万元,都花完了,其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和各分部共花了四千三百九十元(包括印刷袖章、房租、水电、办报纸、办公费用等等,他们自己从破四旧仓库借用的物资未计在内)。当时为了讨好总部,凡提出的要求都予以满足,在国庆节期间,还前后借给摩托车十五部(有六部因无灯退回原单位)。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议论,杜祯祥不引为教训,不顾干部反对,在去年(1966年)秋季交易会时,又借给摩托车及电动单车各一辆。为了给总部找办公用房,书记们还专门研究,由联络组组长四出奔忙了三天。[5]



这份由联络员写的材料还说,市委并不是对主义兵才如此慷慨,对其他群众组织亦复如此。11月份以前成立的中学生全市性组织,一般的都给解决房子、自行车、电话、办公用具和现款。11月份以后,由于有干部反对,才只解决袖章、印章、宣传用品了。

但如果市委希望通过建立全市性组织,对中学的红卫兵运动予以控制,那么,很快就会发现此路不通了。因为事实上,临时总部控制不了各个中学的红卫兵,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总部,召集各校主义兵开个大会,组织个游行示威什么的,还是可以的,但各个学校、各个小组织的行动,它就鞭长莫及了。



省委在中学成立主义兵临时总部后,希望把这个方法推广到大专院校。9月14日,赵子扬把高等院校的一些红卫兵负责人召集到省委开会,商谈成立红卫兵联络总部的事情。赵子扬在大学生中,看中了两个人,一个是华工的高翔,一个是广工的易作才,觉得这两个人有号召力,有组织力,是把高校红卫兵统一起来的理想人选。

高翔的态度是摇摆不定,他由于经历过《北京来信》事件,对省委有一些看法,至今还没完全从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易作才没有经过高翔那种风波,他是一位学生党员,思想十分正统,对上级、对组织毫不怀疑的人。当初他在广工造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郭大同的反,也是听从工作队的安排,属于典型的“奉命造反”。他的老朋友王树群评论他:“易作才这个人是比较守规矩的,赵子扬不倒,他就相信省委;省委不行了,他相信军区。他心目中总是要有一个领导。”[6]因此,他把赵子扬的要求视为“党的需要”,马上答应。

两人的性格、经历与思想如此不同,合作筹建联络总部,肯定话不投机。高翔的态度若即若离,没有实际参与,易作才独力把它勉强建起来了,9月13日,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联络总部成立,设在泰康路一幢旧楼里,但基本上空置的,平时没有人上班,也没人当它存在。不过,经过筹建联络总部,易作才与其他院校的红卫兵有了更广泛的接触,产生了建立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想法。

在中医学院事件中,广工与广医、中医学院本来就有一段“战斗情谊”,大家一商量,都觉得这事意义重大,表示愿意共同进退。于是,由易作才联合了广州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中南林学院、中山医学院等高校,在联络总部的基础上,筹备成立“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

10月28日,以广东工学院红卫兵为首,联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南林学院总部、中医学院三○一总部、广州人民教育学院红卫兵、中山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队、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广东艺专东方红等10个组织,联合成立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一司”),人数约1.5万。以广东工学院学生易作才、中南林学院黄朗秋、中山医学院学生洪祥发等七人为常委。总司令下设宣传部、组织部、指挥部、联络部、中学部和办公室。刚成立时在泰康路原红卫兵联络总部的地方办公,后搬到广东工学院内。

“当时,”身为一司常委的王树群说,“成立的宗旨就是,第一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就是揭开广东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个盖子,是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省委可不可靠,要经过大揭发,大批判,找出答案。”[7]当时盛传一司开始筹建时,高翔的华工红旗是有参与的,但省委觉得高翔没那么听话,暗中叫易作才把高翔排斥出去。于是,易作才“借着广工当时在社会上的地位,暗中拉了一批人,操纵会场,竟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把华工红旗驱逐(出)一司”。[8]

王树群在后来的回忆中,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不是踢了高翔出局,而是华工想自立门户。当时《北京来信》不仅仅在华工引起很大的反响,而且整个广州的大专院校都受到影响,人们对高翔还是很敬佩的,不可能主动把他踢出去。

11月4日,一司在东较场首次召开揭发批判赵子扬大会。据一司自称:“11月4日下午,赵子扬‘主动要求检查’,在会上我们发现赵子扬是在假检查,故我们上台造其反,不让他再‘检查’下去了,把这个会变成揭发、批判赵子扬罪行大会。”[9]

一个星期后,11月12日,一司又串连广州三司、首都三司,在东较场召开有四万人参加的“广州地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揭发批判广东省委。11月25日,在自办的小报《广州红卫兵》上,发出了“炮打广东省委,火烧赵子扬”的动员令。一司自称,“这是广东省最早向赵子扬开火的。”

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比一司晚了两天成立。二司是以中山大学红卫兵兵团、华工红卫兵心向党大队等组织为核心,负责人是原广东学联主席、中大学生会主席卓凤仪。其观点是保省委、保赵子扬的,认为对工作队不能完全否定。总部设在六榕路。由于原学联成员分布很广,二司一度号称是广州最大的红卫兵总部。

卓凤仪的个人经历是一出悲剧。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卓凤仪作为广州代表上天安门,陶铸与他相识,安排卓凤仪把红卫兵袖章献给刘少奇。他没有宋彬彬幸运,献袖章之余,还被领袖赐名“要武”,刘少奇被打倒后,卓凤仪莫名其妙成了“刘少奇的马前卒”、“保皇派”,受到各种攻讦,一直郁郁不得志。二司保省委立场过于鲜明,当省委被夺权后,二司便陷于被动,不得不宣布解散了。

11月1日,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由华工红旗牵头组织成立。人数近两万,本部下设10个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联络部、接待部、工人部、农民部、中专部、中学部。属下兵团、战斗队等组织50多个,14个大专院校学生组织,8个工人组织,1个农民组织,26个中专学生组织,10个中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是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曾在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还有广东工学院学生曾涛、华南工学院学生陈新伟、吴开东、华南农学院学生李东、暨南大学廖才泉等人。

至此,广州红卫兵的各大总部,都相继成立了。这个夏季似乎格外漫长,虽然立秋已过,但气温仍如燃烧般火热。舞台已经搭好,灯光已经亮起,红卫兵,以他们独创的时代形象——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臂带红袖章,挟着风雨雷电,挟着青春烈火,正式登上舞台,开始谱写它的历史了。





[1]中共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接待组《群众来访来信情况反映》第14期,1966年9月6日。

[2]中共广东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北京一○一中学南下部分同学活动情况的汇报》。

[3]广州市委机关遵义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经过以及黑市委企图控制他们的事实真相》。1967年6月26日。

[4]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接待组编《群众来访来信情况反映》,第14期。1966年9月6日。

[5]广州市委机关遵义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经过以及黑市委企图控制他们的事实真相》。1967年6月26日。

[6]叶曙明访问王树群谈话记录。2015年7月24日。

[7]叶曙明访问王树群谈话记录。2015年7月24日。

[8]《易作才是怎样上台的》。载《新广工》第2期,1967年9月20日。

[9]《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一司)革命造反简史》(1966年10月-196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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